| 明清史 |
试论盖莱克“高速发展战略”的失败及其教训
刘邦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2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6年05期第62-67页
【作者简介】刘邦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1970年至1980年为盖莱克在波兰当政的10年。对盖莱克本人及其所推行的社会经济政策的得失，在波兰政界和学术界的书刊文章中有褒有贬，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本文不准备对盖莱克的历史功过作全面评价，仅就其推行的“调整发展战略”谈谈个人看法，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同仁。
一、“高速发展战略”产生的背景及其内容
1970年12月，爱德华·盖莱克接替哥穆尔卡，当选为波党最高领导人。盖莱克出生于矿工世家，他13岁起就开始当矿工，后随母亲移居法国，不久加入法国共产党。后又赴比利时当矿工并加入了比利时共产党。1948年，盖莱克回到阔别22年的祖国，第二年即1949年当选为波兰煤都——卡托维兹省委书记，1956年起当选为波党中央书记，并兼任卡托维兹省委第一书记达13年之久，成绩卓著，成为全国知名人物，被认为是波兰面向现代化的政治家。盖莱克与其前任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贝鲁特、哥穆尔卡和奥哈布均出生于波兰经济文化落后的东南部地区，是土生土长的政治家，而只有盖莱克是第一位来自波兰经济文化较为先进的西部地区，且是一位在西欧居住了22年之久的领导人，是在不同的文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这一切无不对他的领导作风、思想意识和工作方法产生很大影响。他比较开明、敏锐、联系群众和易于接受新生事物。他深知波兰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与西欧国家的差距，力图在最短的时期内赶上西欧发达国家。
1970年盖莱克走马上任波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波兰国家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原来的农业工业国变成了工业农业国，非农业就业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1970年的工业产量为战前1938年的17倍，为1949年的8倍。1970年的国民收入为1949年的3.3倍。波兰同西方的差距缩短了。从人均收入方面来看，战前波兰同法国相比1∶5，到1970年变为1∶2.5。但是，20多年来，在外来的压力下，波兰领导人在经济建设上不顾本国的实际条件，一味照搬苏联的模式，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重工业，以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受到严重影响，在群众中出现了日趋高涨的不满情绪，结果导致了两次大的危机——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和1970年十二月事件的爆发，导致了领导层的更换。在这种情况下，新上任的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本应总结前几次波兰危机的经验教训，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走一条适合波兰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调整产业结构，使其不断优化合理，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和轻工业优先发展起来，同时改革集中过多过死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放权于企业，调动广大工人群众和企业的积极性。但盖莱克没有这样做，他走了另一条发展经济的道路。他为了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成就，缩小波兰与西方经济发展的差距，使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尽快使波兰工业现代化，迎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为此，盖莱克提出了超越波兰实际国力的“高速发展战略”。
在1970年12月6日至11日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波党制定了波兰经济的“高速发展战略”，即所谓的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的“三高政策”。盖莱克不顾波兰的经济力量和条件，提出了既要高速发展重工业，又要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发展方针。
根据“高速发展战略”而制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规定：国民收入将增长38%—39%，工业生产将增长48%—50%，农业生产将增长18%—21%，实际工资将增长17%—18%，投资总额增长45%，出口将增长55%，就业人数将增加200万。[①a]这些增长数字的确是令人振奋的。
1973年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实行中的五年计划又进行了调整，再次提高了许多部门的生产指标。会议宣布波兰“向建设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过度”，提出了建设“第二个波兰”的口号，继续实行所谓“三高”的战略方针，以使波兰经济尽快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英国和联邦德国的水平。
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前3年，由于内外因素有利，执行的较好。内部因素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由于计划的鼓舞人心，所以生产积极性较高，加上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外部因素是世界市场上有利于波兰的行情。70年代初期，东西方关系趋向缓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不景气，向西方国家借贷的条件比较优惠，国际市场上石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低廉，有利于波兰利用外资。波兰的对外贸易出现了顺差（同1970年相比，1971年和1972年波兰贸易条件的指数分别是104.3和106.2），从而使波兰有可能扩大日用生活消费品的进口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年内职工工资增长了24%，国民收入增长近1/3，工业生产共增长36%，农业生产增长了近19%。可以说，70年代上半期是波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最快的年代，消费水平接近了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波兰在肉、牛奶、食糖的消费方面已超过意大利，在牛奶和食糖的消费方面超过了法国。
波兰在家用电器和轿车方面的消费水平同其他国家比较，如下表：（每百户拥有量）
材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77》，第304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轿车一项外，波兰在其他各项消费水平方面都不低于发达国家。
但是，盖莱克的“高速发展战略”的基础是薄弱的。因为高投资和高消费没有建立在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有利的国际市场行情和外国贷款的优惠上。一旦这些条件发生变化，一旦国内农业生产歉收，这一“高速发展战略”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高速发展战略”的失败
如上所述，建筑在脆弱基础上的“高速发展战略”是不能持久的。早在1972年，头脑清醒的波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就提出“我们跑得太快了！”要求削减控制、压缩基建规模、减少借贷、降低消费，以避免危机的产生。但这种正确的呼声却遭到左倾冒进者的反对。
1973年开始，世界经济中出现了危机征兆。当年爆发了国际动力和石油危机，造成美元下跌，通货膨胀，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的产品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关闭外来商品市场，提高原料特别是燃料的价格。这对与西方联系十分密切的波兰经济影响很大。国际上的不利形势，加上从1974年开始的农业歉收，更加深了波兰经济的困难。波兰无充分利用新的生产技术，不能明显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延长了资金周转的周期，加剧了生产的混乱，产品价格上涨失控，出现了消费过剩和积压的现象，借贷由于不能迅速利用以发挥效益而成了国家的沉重负担。在出口方面主要靠原料和农产品，而工业品出口完不成预定计划。
以盖莱克为首的波兰领导人无视上述严重情况，继续向外借款，扩大投资规模，盲目建设象卡托维兹钢铁厂等这样的大型企业。他们被第四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仍然坚持“高速发展战略”，醉心于以往的表面成就。他们不听有识之士的批评和忠告，并继续大力宣传“大好形势”和“伟大成就”。在谈到社会主义民主时，越来越不考虑公众的舆论；在党的工作中，官僚主义和专断作风盛行，积极进取精神逐渐减少。
1975年12月8日，波党举行“七大”。大会总结了党和国家的成就，提出了继续高速发展经济、科学、文化的纲领。为“胜利”而陶醉的盖莱克决定，按既定方针办，决不后退。他在会上做了题为《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高速发展——为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奋斗》的报告。提出了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的主要指标。报告要求在新的5年里，投资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37%—40%；实际工资将增加16%—18%；农业生产将增加15%—16%；国民收入将增加40%—42%。[①b]
波兰的“高速发展战略”生产出来的工业品打不进西欧市场。部分商品出口转内销被退回国内（1974年约占12%），另一部分被压价出售，往往是赔本生意。此外，按照西方的技术建立起来的工厂和加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西方的管理方法、甚至原材料。而波兰由于资金短缺不得不继续借贷和进口原料，以维持生产。这样，波兰连年借贷，国债猛增，成了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和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连续5年（1974—1978年）的农业歉收和1978至1979年的严冬使波兰的经济形势更趋恶化，原定计划难以实现。波兰领导人企图通过所谓的“经济手段”来解燃眉之急，克服上述困难。波兰领导人打算通过增产节约、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对农业和加工工业的投资、缩短资金周转周期、加速建筑工业的发展速度，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平息人民中日趋高涨的不满情绪。但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这种设想是无法实现的。
三、“高速发展战略”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
盖莱克的“高速发展战略”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其主要有：第一，唯意志论的失败。盖莱克上台后，不顾波兰的基础和条件，不顾后果地借贷，盲目追求“三高”，追求大型项目，轻率地购买数百项许可证。他不遵循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没有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偏重于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的扩张。他单纯追求速度，而忽视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人们知道，农业的落后是波兰国民经济的致命弱点，不改变农业的落后状况，波兰的经济不会有翻身之日。然而，盖莱克当政期间，继续照搬苏联模式，仍然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管”的过“宽”，“统”的过“死”，“包”的过“全”，直接捆住了企业的手脚，使企业失去了自主权，没有了灵活性，大大挫伤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使它难以适应人民生活、市场供应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人们知道，苏联模式是指30年代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和战争威胁的条件下，为了打破了这种包围，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并迅速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据苏联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制定的通过突进的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模式曾起到迅速增强苏联国力，以保卫国防、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模式毕竟有时代的局限性，而且，对不同国情的其他国家未必适用。绝不能把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种模式，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作为一种万古不变的教条予以推行。斯大林曾正确地对哥穆尔卡说过，把苏联模式强加于东欧国家，如同“给牛套了副马鞍”。波兰是一个具有民主传统和强烈民族意识的国家，他是一个在文化上接近西欧、属于西欧文化圈的天主教国家。把30年代在苏联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建设国家的模式，强加在二次大战后50—70年代的另一个国家——波兰身上，是一个严重的时代错误。盖莱克在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长期忽视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农业生产的需要，轻视轻工业，违反了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规律和目的。结果，不仅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和“农、轻、重”关系的严重失调，市场日用品的匮乏，货币不稳，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怎能满足人民的这一需求呢？盖莱克当政的10年，工业增长1.3倍，农业仅增长30%，能源和原料供不应求，技术、管理和交通运输的落后等，造成资金的积压浪费和生产力的下降。由于盲目追求高速度，造成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经济效益低，建设周期长，致使国民经济困难重重。
盖莱克没有处理好利用外资和自力更生的关系，没有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主要放在本国力量的基础上，而是一味地依赖外资。盖莱克的“高速发展战略”主要靠的是借贷，这在顺利时可能也的确取得一些成就，但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国际借贷行情不好、利率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依然不回头，继续向西方大举借贷，并以此求得波兰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不能不遭致失败的命运。靠借贷来实现自己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无异于“建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是不可能持久的。盖莱克的如意算盘是，借贷在波兰建厂，然后用自己生产的产品出口来偿还外债，但结果由于波兰产品质量低劣而打不进西方市场，从而造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连年入超，外债越来越多，包袱越背越重。从下表可以看出波兰欠西欧贷款增长的情况。
波兰欠西欧贷款增长表（单位：10亿美元）[①c]
一般认为，债务的安全界限是，外债的清理费用（即还本和利息）占当年商品和劳务出口收入的20—25%。上表所示，波兰于1975年的外债为80多亿美元。这一年，波兰的债务（还本付息）已达到出口外汇收入的26.3%，已经超出了债务的安全界限。到1980年底，波兰光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就达230多亿美元，即每个波兰人欠700多美元的外债，更是大大超出了债务的安全界限。债台高筑的波兰，陷入了长期无力偿还的境地。
第二，高积累引起了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下降。在哥穆尔卡当政的60年代末期，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接近最高界限——30%。盖莱克上台后，不仅没有降低积累的水平，而且为推行他的“高速发展战略”，突破了30%的界限。他没有把“开源”和节流结合起来，没有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而是片面强调积累，结果，高积累引起的高投资，超过了波兰当时的施工力量、技术水平、电力和原材料的供应和运输的承受能力，致使成批的项目不能按时投产。有些企业由于没有积累或积累不够而无法扩大再生产，从而降低了建设速度，造成国民收入的下降。1971—1975年间，国民收入每年增加10%。1976年，国民收入增加6.8%，1977年增加5%，1978年增加3%，1979年下降为2.3%。[②c]
第三，高消费引起了供求比例的失调。
盖莱克当政的1971—1980年，职工的实际工资增加55%。农民也增加了收入。在10年内，社会购买力增加了两倍，而商品供应量仅增加不到1倍，形成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严重矛盾。波兰当局因工人抗议而被迫冻结食品价格，使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国家不得不承受沉重的财政补贴。仅1980年，这项补贴就占国家预算的40%。由于人民群众已经膨胀起来的消费欲望没有受到抑制，总需求同总供给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排队购买商品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排队已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盖莱克提出的高消费，是脱离波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消费，是无米之炊，必然要遭到失败。
第四，理论和实践脱节，缺乏民主作风。
盖莱克上任之初，还具有联系群众、能听取不同意见的作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成就的取得，他渐渐失去了以往的作风，盖莱克的“高速发展战略”，脱离波兰的实际，改革草率，有些诺言无法兑现，有的项目操之过急，有的措施失当。面对失误，他不仅不认真予以纠正，扭转建设方针，而且还文过饰非，推诿责任。以他为首的波兰领导人从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经济上的失误。无论在正式文件中，还是在群众集会和电视讲话中，盖莱克一直大吹大擂自己的“伟大成就”，一味夸大“成绩”；他不想也不愿意谈到在经济上的困难，而是竭力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更有甚者，谁如果讲话或撰文评论这些问题，那么他就要被谴责为“悲观主义者”、“进行敌对的宣传”，就要被调离或被排挤出自已的工作岗位。正如有的作者所描述的，“哪怕是窃窃私语，都会被认为是对党政领导人或者整个决策集团的攻击。……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谁是他的后台？”[①d]波兰领导人经常用种种保证来安抚民心和社会，说什么“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他们还为自己的错误作种种辩解。例如，当市场上物品供不应求，买东西排长队，人们对此发牢骚、闹情绪时，有人就提出了“排队情绪”这一说法。波兰领导人和宣传部门对此寻找“理论”根据，甚至说什么：“第一，排队确实存在，但这不是70年代才出现的新现象，50年代和60年代也有过这种现象；第二，现在的排队是‘更高水平’的排队，因为人们排队是为了购买诸如自动洗衣机、高档冰箱、建筑材料、电器设备、家具等商品。”[②d]言下之意“排队是由繁荣产生的，真是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这种“独创性”的理论不符合事实。因为人们排队不只是为了购买上述高档商品，更主要的是购买肉类、奶制品和牙膏、鞋油、玻璃杯、干电池等日常生活用品。领导人不从主观上找原因，说什么“对我们的挫折应负责任的是外国，是我们传统的落后（运输业和农业就属于这种情况）、气候、波兰人民不守纪律等等。”[③d]力图以此证明当局的“高速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是“最正确的”，从无失误。
盖莱克的“高速发展战略”，有过成就，也有过失败，有过光明面，也有过阴暗面，但到后来，失败和阴暗面占了主导地位。欲速则不达。盖莱克的“高速发展战略”最终不仅没有使波兰的经济高速发展，而且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乃至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最后导致了1980年波兰战后那场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后果最严重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高速发展战略”的制定者盖莱克被解除波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1981年12月13日，波兰实行战时状态，当局除对团结工会和反对派组织的头头实行拘捕外，还拘捕了在“70年代对导致国家深刻危机负责任的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其中包括盖莱克和前总理雅罗谢维奇）。”[④d]更为严重的是，几经曲折反复之后，1989年波兰发生剧变，从而使执政40多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了执政地位，不久，该党自行宣布“停止活动”。社会主义的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变了颜色，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一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注释：
①a《波兰》，华沙1985年版，第129页。
①b波兰《新路》月刊，1976年第5期。
①c安·楚宾斯基：《波兰现代史（1914—1983）》，华沙1987年版，第392页。
②c瓦·古拉：《人民波兰（1944—1984》，卢布林1986年版，第560页。
①d米·拉科夫斯基：《跨入80年代的共和国》，华沙1981年版，第31页。
②d米·拉科夫斯基：《跨入80年代的共和国》，第20—21页。
③d米·拉科夫斯基：《跨入80年代的共和国》，第27—28页。
④d雅努什·罗利茨基：《中断的十年》，华沙1990年版，第231—233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2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6年05期第62-67页
【作者简介】刘邦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高速发展战略”产生的背景及其内容
1970年12月，爱德华·盖莱克接替哥穆尔卡，当选为波党最高领导人。盖莱克出生于矿工世家，他13岁起就开始当矿工，后随母亲移居法国，不久加入法国共产党。后又赴比利时当矿工并加入了比利时共产党。1948年，盖莱克回到阔别22年的祖国，第二年即1949年当选为波兰煤都——卡托维兹省委书记，1956年起当选为波党中央书记，并兼任卡托维兹省委第一书记达13年之久，成绩卓著，成为全国知名人物，被认为是波兰面向现代化的政治家。盖莱克与其前任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贝鲁特、哥穆尔卡和奥哈布均出生于波兰经济文化落后的东南部地区，是土生土长的政治家，而只有盖莱克是第一位来自波兰经济文化较为先进的西部地区，且是一位在西欧居住了22年之久的领导人，是在不同的文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这一切无不对他的领导作风、思想意识和工作方法产生很大影响。他比较开明、敏锐、联系群众和易于接受新生事物。他深知波兰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与西欧国家的差距，力图在最短的时期内赶上西欧发达国家。
1970年盖莱克走马上任波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波兰国家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原来的农业工业国变成了工业农业国，非农业就业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1970年的工业产量为战前1938年的17倍，为1949年的8倍。1970年的国民收入为1949年的3.3倍。波兰同西方的差距缩短了。从人均收入方面来看，战前波兰同法国相比1∶5，到1970年变为1∶2.5。但是，20多年来，在外来的压力下，波兰领导人在经济建设上不顾本国的实际条件，一味照搬苏联的模式，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重工业，以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受到严重影响，在群众中出现了日趋高涨的不满情绪，结果导致了两次大的危机——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和1970年十二月事件的爆发，导致了领导层的更换。在这种情况下，新上任的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本应总结前几次波兰危机的经验教训，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走一条适合波兰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调整产业结构，使其不断优化合理，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和轻工业优先发展起来，同时改革集中过多过死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放权于企业，调动广大工人群众和企业的积极性。但盖莱克没有这样做，他走了另一条发展经济的道路。他为了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成就，缩小波兰与西方经济发展的差距，使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尽快使波兰工业现代化，迎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为此，盖莱克提出了超越波兰实际国力的“高速发展战略”。
在1970年12月6日至11日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波党制定了波兰经济的“高速发展战略”，即所谓的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的“三高政策”。盖莱克不顾波兰的经济力量和条件，提出了既要高速发展重工业，又要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发展方针。
根据“高速发展战略”而制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规定：国民收入将增长38%—39%，工业生产将增长48%—50%，农业生产将增长18%—21%，实际工资将增长17%—18%，投资总额增长45%，出口将增长55%，就业人数将增加200万。[①a]这些增长数字的确是令人振奋的。
1973年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实行中的五年计划又进行了调整，再次提高了许多部门的生产指标。会议宣布波兰“向建设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过度”，提出了建设“第二个波兰”的口号，继续实行所谓“三高”的战略方针，以使波兰经济尽快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英国和联邦德国的水平。
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前3年，由于内外因素有利，执行的较好。内部因素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由于计划的鼓舞人心，所以生产积极性较高，加上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外部因素是世界市场上有利于波兰的行情。70年代初期，东西方关系趋向缓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不景气，向西方国家借贷的条件比较优惠，国际市场上石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低廉，有利于波兰利用外资。波兰的对外贸易出现了顺差（同1970年相比，1971年和1972年波兰贸易条件的指数分别是104.3和106.2），从而使波兰有可能扩大日用生活消费品的进口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年内职工工资增长了24%，国民收入增长近1/3，工业生产共增长36%，农业生产增长了近19%。可以说，70年代上半期是波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最快的年代，消费水平接近了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波兰在肉、牛奶、食糖的消费方面已超过意大利，在牛奶和食糖的消费方面超过了法国。
波兰在家用电器和轿车方面的消费水平同其他国家比较，如下表：（每百户拥有量）
项目 捷克 法国 民德 苏联 波兰 匈牙利 1974年 1973年 1975年 1975年 1975年 1972年 冰箱 75 87 85 61 73 46 收音机 165 96 79 124 75 电视机 89 79 82 74 93 61 洗衣机 105 66 73 65 92 61 轿车 27 62 26 9 10 |
材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77》，第304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轿车一项外，波兰在其他各项消费水平方面都不低于发达国家。
但是，盖莱克的“高速发展战略”的基础是薄弱的。因为高投资和高消费没有建立在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有利的国际市场行情和外国贷款的优惠上。一旦这些条件发生变化，一旦国内农业生产歉收，这一“高速发展战略”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高速发展战略”的失败
如上所述，建筑在脆弱基础上的“高速发展战略”是不能持久的。早在1972年，头脑清醒的波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就提出“我们跑得太快了！”要求削减控制、压缩基建规模、减少借贷、降低消费，以避免危机的产生。但这种正确的呼声却遭到左倾冒进者的反对。
1973年开始，世界经济中出现了危机征兆。当年爆发了国际动力和石油危机，造成美元下跌，通货膨胀，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的产品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关闭外来商品市场，提高原料特别是燃料的价格。这对与西方联系十分密切的波兰经济影响很大。国际上的不利形势，加上从1974年开始的农业歉收，更加深了波兰经济的困难。波兰无充分利用新的生产技术，不能明显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延长了资金周转的周期，加剧了生产的混乱，产品价格上涨失控，出现了消费过剩和积压的现象，借贷由于不能迅速利用以发挥效益而成了国家的沉重负担。在出口方面主要靠原料和农产品，而工业品出口完不成预定计划。
以盖莱克为首的波兰领导人无视上述严重情况，继续向外借款，扩大投资规模，盲目建设象卡托维兹钢铁厂等这样的大型企业。他们被第四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仍然坚持“高速发展战略”，醉心于以往的表面成就。他们不听有识之士的批评和忠告，并继续大力宣传“大好形势”和“伟大成就”。在谈到社会主义民主时，越来越不考虑公众的舆论；在党的工作中，官僚主义和专断作风盛行，积极进取精神逐渐减少。
1975年12月8日，波党举行“七大”。大会总结了党和国家的成就，提出了继续高速发展经济、科学、文化的纲领。为“胜利”而陶醉的盖莱克决定，按既定方针办，决不后退。他在会上做了题为《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高速发展——为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奋斗》的报告。提出了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的主要指标。报告要求在新的5年里，投资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37%—40%；实际工资将增加16%—18%；农业生产将增加15%—16%；国民收入将增加40%—42%。[①b]
波兰的“高速发展战略”生产出来的工业品打不进西欧市场。部分商品出口转内销被退回国内（1974年约占12%），另一部分被压价出售，往往是赔本生意。此外，按照西方的技术建立起来的工厂和加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西方的管理方法、甚至原材料。而波兰由于资金短缺不得不继续借贷和进口原料，以维持生产。这样，波兰连年借贷，国债猛增，成了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和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连续5年（1974—1978年）的农业歉收和1978至1979年的严冬使波兰的经济形势更趋恶化，原定计划难以实现。波兰领导人企图通过所谓的“经济手段”来解燃眉之急，克服上述困难。波兰领导人打算通过增产节约、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对农业和加工工业的投资、缩短资金周转周期、加速建筑工业的发展速度，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平息人民中日趋高涨的不满情绪。但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这种设想是无法实现的。
三、“高速发展战略”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
盖莱克的“高速发展战略”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其主要有：第一，唯意志论的失败。盖莱克上台后，不顾波兰的基础和条件，不顾后果地借贷，盲目追求“三高”，追求大型项目，轻率地购买数百项许可证。他不遵循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没有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偏重于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的扩张。他单纯追求速度，而忽视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人们知道，农业的落后是波兰国民经济的致命弱点，不改变农业的落后状况，波兰的经济不会有翻身之日。然而，盖莱克当政期间，继续照搬苏联模式，仍然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管”的过“宽”，“统”的过“死”，“包”的过“全”，直接捆住了企业的手脚，使企业失去了自主权，没有了灵活性，大大挫伤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使它难以适应人民生活、市场供应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人们知道，苏联模式是指30年代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和战争威胁的条件下，为了打破了这种包围，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并迅速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据苏联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制定的通过突进的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模式曾起到迅速增强苏联国力，以保卫国防、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模式毕竟有时代的局限性，而且，对不同国情的其他国家未必适用。绝不能把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种模式，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作为一种万古不变的教条予以推行。斯大林曾正确地对哥穆尔卡说过，把苏联模式强加于东欧国家，如同“给牛套了副马鞍”。波兰是一个具有民主传统和强烈民族意识的国家，他是一个在文化上接近西欧、属于西欧文化圈的天主教国家。把30年代在苏联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建设国家的模式，强加在二次大战后50—70年代的另一个国家——波兰身上，是一个严重的时代错误。盖莱克在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长期忽视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农业生产的需要，轻视轻工业，违反了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规律和目的。结果，不仅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和“农、轻、重”关系的严重失调，市场日用品的匮乏，货币不稳，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怎能满足人民的这一需求呢？盖莱克当政的10年，工业增长1.3倍，农业仅增长30%，能源和原料供不应求，技术、管理和交通运输的落后等，造成资金的积压浪费和生产力的下降。由于盲目追求高速度，造成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经济效益低，建设周期长，致使国民经济困难重重。
盖莱克没有处理好利用外资和自力更生的关系，没有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主要放在本国力量的基础上，而是一味地依赖外资。盖莱克的“高速发展战略”主要靠的是借贷，这在顺利时可能也的确取得一些成就，但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国际借贷行情不好、利率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依然不回头，继续向西方大举借贷，并以此求得波兰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不能不遭致失败的命运。靠借贷来实现自己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无异于“建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是不可能持久的。盖莱克的如意算盘是，借贷在波兰建厂，然后用自己生产的产品出口来偿还外债，但结果由于波兰产品质量低劣而打不进西方市场，从而造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连年入超，外债越来越多，包袱越背越重。从下表可以看出波兰欠西欧贷款增长的情况。
波兰欠西欧贷款增长表（单位：10亿美元）[①c]
年代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70 1981 数量 1.1 1.6 2.8 4.8 8.0 11.5 14.0 17.8 21.1 24.5 24.5 |
一般认为，债务的安全界限是，外债的清理费用（即还本和利息）占当年商品和劳务出口收入的20—25%。上表所示，波兰于1975年的外债为80多亿美元。这一年，波兰的债务（还本付息）已达到出口外汇收入的26.3%，已经超出了债务的安全界限。到1980年底，波兰光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就达230多亿美元，即每个波兰人欠700多美元的外债，更是大大超出了债务的安全界限。债台高筑的波兰，陷入了长期无力偿还的境地。
第二，高积累引起了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下降。在哥穆尔卡当政的60年代末期，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接近最高界限——30%。盖莱克上台后，不仅没有降低积累的水平，而且为推行他的“高速发展战略”，突破了30%的界限。他没有把“开源”和节流结合起来，没有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而是片面强调积累，结果，高积累引起的高投资，超过了波兰当时的施工力量、技术水平、电力和原材料的供应和运输的承受能力，致使成批的项目不能按时投产。有些企业由于没有积累或积累不够而无法扩大再生产，从而降低了建设速度，造成国民收入的下降。1971—1975年间，国民收入每年增加10%。1976年，国民收入增加6.8%，1977年增加5%，1978年增加3%，1979年下降为2.3%。[②c]
第三，高消费引起了供求比例的失调。
盖莱克当政的1971—1980年，职工的实际工资增加55%。农民也增加了收入。在10年内，社会购买力增加了两倍，而商品供应量仅增加不到1倍，形成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严重矛盾。波兰当局因工人抗议而被迫冻结食品价格，使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国家不得不承受沉重的财政补贴。仅1980年，这项补贴就占国家预算的40%。由于人民群众已经膨胀起来的消费欲望没有受到抑制，总需求同总供给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排队购买商品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排队已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盖莱克提出的高消费，是脱离波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消费，是无米之炊，必然要遭到失败。
第四，理论和实践脱节，缺乏民主作风。
盖莱克上任之初，还具有联系群众、能听取不同意见的作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成就的取得，他渐渐失去了以往的作风，盖莱克的“高速发展战略”，脱离波兰的实际，改革草率，有些诺言无法兑现，有的项目操之过急，有的措施失当。面对失误，他不仅不认真予以纠正，扭转建设方针，而且还文过饰非，推诿责任。以他为首的波兰领导人从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经济上的失误。无论在正式文件中，还是在群众集会和电视讲话中，盖莱克一直大吹大擂自己的“伟大成就”，一味夸大“成绩”；他不想也不愿意谈到在经济上的困难，而是竭力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更有甚者，谁如果讲话或撰文评论这些问题，那么他就要被谴责为“悲观主义者”、“进行敌对的宣传”，就要被调离或被排挤出自已的工作岗位。正如有的作者所描述的，“哪怕是窃窃私语，都会被认为是对党政领导人或者整个决策集团的攻击。……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谁是他的后台？”[①d]波兰领导人经常用种种保证来安抚民心和社会，说什么“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他们还为自己的错误作种种辩解。例如，当市场上物品供不应求，买东西排长队，人们对此发牢骚、闹情绪时，有人就提出了“排队情绪”这一说法。波兰领导人和宣传部门对此寻找“理论”根据，甚至说什么：“第一，排队确实存在，但这不是70年代才出现的新现象，50年代和60年代也有过这种现象；第二，现在的排队是‘更高水平’的排队，因为人们排队是为了购买诸如自动洗衣机、高档冰箱、建筑材料、电器设备、家具等商品。”[②d]言下之意“排队是由繁荣产生的，真是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这种“独创性”的理论不符合事实。因为人们排队不只是为了购买上述高档商品，更主要的是购买肉类、奶制品和牙膏、鞋油、玻璃杯、干电池等日常生活用品。领导人不从主观上找原因，说什么“对我们的挫折应负责任的是外国，是我们传统的落后（运输业和农业就属于这种情况）、气候、波兰人民不守纪律等等。”[③d]力图以此证明当局的“高速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是“最正确的”，从无失误。
盖莱克的“高速发展战略”，有过成就，也有过失败，有过光明面，也有过阴暗面，但到后来，失败和阴暗面占了主导地位。欲速则不达。盖莱克的“高速发展战略”最终不仅没有使波兰的经济高速发展，而且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乃至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最后导致了1980年波兰战后那场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后果最严重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高速发展战略”的制定者盖莱克被解除波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1981年12月13日，波兰实行战时状态，当局除对团结工会和反对派组织的头头实行拘捕外，还拘捕了在“70年代对导致国家深刻危机负责任的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其中包括盖莱克和前总理雅罗谢维奇）。”[④d]更为严重的是，几经曲折反复之后，1989年波兰发生剧变，从而使执政40多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了执政地位，不久，该党自行宣布“停止活动”。社会主义的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变了颜色，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一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注释：
①a《波兰》，华沙1985年版，第129页。
①b波兰《新路》月刊，1976年第5期。
①c安·楚宾斯基：《波兰现代史（1914—1983）》，华沙1987年版，第392页。
②c瓦·古拉：《人民波兰（1944—1984》，卢布林1986年版，第560页。
①d米·拉科夫斯基：《跨入80年代的共和国》，华沙1981年版，第31页。
②d米·拉科夫斯基：《跨入80年代的共和国》，第20—21页。
③d米·拉科夫斯基：《跨入80年代的共和国》，第27—28页。
④d雅努什·罗利茨基：《中断的十年》，华沙1990年版，第231—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