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关于希罗多德史学方法评价的两个问题
杨俊明/李枫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2期
【原文出处】《湖南教育学院学报》(长沙)1996年04期第53-56页
【作者简介】杨俊明 李枫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410081
摘要：希罗多德的史学方法并非岔笔过多或仅仅忠实记录逸事传闻。他的《历史》整体不凌乱，岔笔多与主题有关，他首创社会与文化史概念，功不可没；他记录史实，也以自己的知识为依据判断其真伪，即便在无法判断时采取的“有闻必录”的作法，也对今天之研究颇有益处。
关键词：希罗多德 史学 方法 枝节 实录 判断
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24年），是西方史学的奠基人，也是“创立历史研究的模范。”[①]从古罗马时代开始，他就被人们尊称为“历史之父”。对希罗多德在史学上的巨大成就，国内外史学界有不少专文作过详细评价。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关于希罗多德史学方法的评价，有两个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愿就这两个问题略陈浅见。以期加深对西方史学发展史的理解和认识。
一
希罗多德的《历史》开创了一种编篡历史的新体裁——历史叙述体，从而奠定了西方历史编篡学的基础。英国史家伯里指出：“希腊人虽不是记录人类历史的第一人，却是批判史实的第一人。换句话说，他们首创了史学。”[②]柯林武德也认为：“传说的笔录之转化为历史科学，并不是希腊思想中所固有的，它是公元前五世纪发明，而希罗多德则是它的发明人。”[③]
所谓历史叙述体，基本上与我国古代史学中的纪事本末体相仿。它的特点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纪事系统连贯，叙事生动有趣，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等。希罗多德创立的这种体裁经过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这以后，历史叙述体久演不衰，在西方极为盛行。正如有的论者所云，记叙体历史著作作为学者与公众交往的纽带，具有异常重要的作用。”[④]虽然历史科学已经提出了更高的问题，但这种叙事史却永远不会被废弃，永远不会死亡。它存在的理由，是因为它能满足永远存在的需要。”[⑤]
希罗多德所写的《历史》，虽然主题是希波战争，但实际上写的却是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所知世界范围的历史。作者视野所及，不只是古希腊人的方寸之地，而是古代社会的广阔世界。他笔下的世界，除希腊本土外，还包括了西亚、北非、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意大利等许多地方，笔锋所指，遍及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的生动图景。他虽然盛赞希腊文化，但也尊重“蛮族”的文化。正如狄奥尼修斯所说：“希罗多德把历史提高到更高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都结合到一起。”[⑥]这种视野开阔，具有通史特点的著作，在当时来说确属首创。因此，绍特威尔认为，是“希罗多德将地理史记与考订学与史学相联系。于是历史学开始在艺术与科学中开始占有一独立地位。”[⑦]
有人认为希罗多德《历史》“史料庞杂，枝节蔓生，岔笔过多”[⑧]笔者认为，此看法需商榷。
希罗多德的时代，史学处于萌芽状态，没有形成什么传统体裁。因此，希罗多德写作《历史》是在摸索中探求史学的发展轨迹。尽管他在《历史》中花了一半的篇幅来记述西亚、北非、希腊诸国的情况，但这些并不是岔笔，而是作者为叙述希波战争这个主题组织史料的一种方法。有的学者认为，为了论证希波战争发生的原因和希腊取胜的原因，希罗多德有必要对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和在大陆上的战争背景有些了解。因为希腊人对他们自己土地上的早期历史不可能比对波斯早期的历史有多得多的了解。[⑨]同时应该看到，希罗多德的一些离题话从艺术上来说是允许的，而且从效果上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些是他听众所欢喜的；他仅投希腊人所好，并且我们必须牢记神话学，民间的传说和叙事诗，皆为他所不得不脱离的。”[⑩]伯里也强调：“希罗多德懂得，如果喋喋不休地专谈一个题目，描述得很冗长，无论如何总会使人生厌的；但如果在适当的地方停顿一下，夹以他语，就会使人觉得妙趣横生。于是他就想模仿荷马，使他的著作显得丰富多彩。因此我们读起他的书来自始至终都觉得津津有味，而且越读越想读。”[①①]人们说作者“史料庞杂，枝节蔓生”是因为希罗多德大量记载了与希波战争无直接关系的一些情况，这与我们所习惯的政治军事史是格格不入的。然而，是“希罗多德首先发觉了文化史之意念”。[①②]他对上述情况的叙述恰恰是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史传统。在西方，这种传统经久不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至于18世纪伏尔泰等人又重新提出了“回到希罗多德去”的口号。考虑到上述因素，我们就不会对希罗多德提出非议。《历史》集中写希波战争，中间的一些岔笔与主题多数是有联系的；整体并不凌乱，结构还是比较紧凑的。希罗多德首创社会与文化史概念，其贡献不可忽略。
二
希腊人专心于考察，证明和批判，希罗多德便是一个范例。“历史家面前必须有凭证，而凭证必须是可以理解的。”[①③]在搜集史料，考订史料方面，希罗多德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态度谨严又善于存疑。因此，人们称赞他“是极其正直和诚恳的”。有时，为了弄清一些史实的详细情况，希罗多德经常改变既定的旅行路线，特地去某个地方考察。就这样，他躬身实践，实地调查，亲自采访。从中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他的《历史》的写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希罗多德这种注重实践的精神，为西方古典史家所纷纷效法，并发展成为后世西方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但也有人认为：“希罗多德只是逸事传闻的忠实记录者。他没有对材料进行考订和批判”。[①⑤]“希罗多德对于史料可以说是毫无批判地一概接受。”[①⑥]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尽管希罗多德有些地方失于轻信，但就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来说，他还是“精明而富有批判精神”[①⑦]的，并且“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倾向和批判能力”。[①⑧]柯林武德就认为：希罗多德并不是“毫无批判地相信目击者所告诉他的任何事情。相反地，他在实际上对他们的叙述是严加批判的。”[①⑨]事实也确实如此。希罗多德在编篡《历史》时，尽量利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文献纪录。如史诗、碑铭、档案以及他人的作品。此外还加上“个人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的结果”。[②⑩]他已注意到了考订史料之真伪，并最先采用了历史批判方法，从而使历史学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
“历史”一词，是希罗多德首先使用的。在希腊语中。“历史”的原意是“调查”。因此，希罗多德一开始就作好准备，仔细研讨他所听到的一切。他写道：“至于我本人，则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认为都是适用的”。[②①]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十分赞赏希罗多德记述历史的态度，他在介绍希罗多德的主张时写道：“一、应当整理记录，寻出正确的实事；二、应当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②②]
希罗多德的引语，足以说明他的思想倾向，一个记述者的责任感，以及他选用实证材料时的认真态度。然而，在他的时代，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非常之多，而人们所真正知道的东西极其有限，可信与不可信之间尚无明确的界线。假如我们以什么能够发生，什么不可能发生作为根据，探讨希罗多德接受这一个事物，否定那一个事物的理由，往往不可能获得任何结果。他曾经十分肯定地说过：鸽子绝对不会说话，尽管神圣的多铎那的妇女们声称它们能讲话。但是，他不怀疑母马生产兔子的真实性。不管埃及的牧师们如何断言，凤凰能够把它的父母的尸体，用末药树脂包扎起来，从阿拉伯半岛送到黑里欧波里斯的太阳庙去埋葬，希罗多德十分肯定地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利比亚有一种动物，没有头，眼睛生长在胸部，埃及有一种猫，它的生活习惯十分特别，喜欢跳入熊熊燃烧的火焰中去。这一切对他来说，似乎都不奇怪。希罗多德对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有，有一套自己的标准。这套标准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所以也就失传了。总之，不管他到什么地方，他都看到了许许多多奇异古怪的东西，这就容易使他相信，在辽阔大地的远方，存在着更加奇异古怪的事物。
但是，凡是他所知道的情况，他以自己的知识为根据，判断它的可信与否，这时候他是一个精明审慎的裁判。例如：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说波斯王克谢尔克谢斯乘船归国，海上遇到狂风暴雨，全船的人危在旦夕。此时，掌舵的腓尼基人说唯一可救的办法是把一部分人投到海里去。克谢尔克谢斯这时要波斯人表示对他的爱戴。于是便有许多波斯显贵纷纷投海自尽，以表明对国王的忠心。后来船到码头，克谢尔克谢斯下令赏赐舵手一顶金冠。因为他救了国王的身家性命。但由于他使许多波斯人丧生，因而又下令将他斩首。[②③]对此，希罗多德认为：“关于波斯人的遭遇的说法，以及这一说法的其他任何部分，我都不相信，因为，那舵手果真若向克谢尔克谢斯说了上面那样的话，那么我想，在一万个人当中也不会有一个人怀疑国王会采取下述的办法，他会命令甲板上的那些波斯人，而且是第一流的波斯人下到船仓里面去，并把和波斯人人数相等的腓尼基桡手投到海里去。不，实际的情况乃是：克谢尔克谢斯是象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做的。他是率领着他的军队从陆路返回亚细亚的”。[②④]这表明“希罗多德并不特别相信那些传说，他只利用传说作为艺术手段，使自己的叙述生活活泼，色彩鲜明，引人入胜”。[②⑤]李大钊高度评价了希罗多德这种刻意求真的精神，指出“发明历史的真义是马克思，指出吾人研究历史任务的是希罗陀德（希罗多德）。”[②⑥]
当没有任何论据足以使他相信一条史料的真伪时，希罗多德的态度是把几种说法都列举出来，不对它们妄加评判。例如：在描写伊奥尼亚人抗击波斯入侵时的不同表现时，希罗多德写道：“哪些伊奥尼亚人英勇战斗，哪些伊奥尼亚人临阵怯懦，我这部历史是说不确实的。”[②⑦]希罗多德的这一做法，显示了对读者的负责精神。也说明他是一位态度严肃的学者。
有时，希罗多德采取“有闻必录”的做法，把一切在他看来值得记载的事情都作为历史的材料，借以达到传授知识的目的。由于他的“有闻必录”，希罗多德有时容易失之于轻信。因此其书也不无谬误之处，但我们不能同意某些古典作家对他的过于苛严的评价。甚至称他为“谎言之父”，这是不合事实而且有失公允的。英国文学家吉尔伯特·默雷的下述见解大体是正确的：“若干史实的真正不可靠原因，不在于这样那样的谬误或不确凿，更不在于他的故意杜撰，而主要的在于他以别人的回忆，不自觉地对过去的事实作出浪漫主义的幻想，并把所有的历史解释成一切都是神意活动的结果。”[②⑧]这就不难解释他书中会不时出现神示、灵验、预言等记载了。希罗多德也这样声称：“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朕兆的。”[②⑨]但我们认为。“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希罗多德有些轻信，但在批判精神方面，他还是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③⑩]希罗多德这样做的结果，就把许多在当时人或他本人都视为不可信但实际正确的传说保留下来，对我们今日的研究颇有益处。近代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发展，不仅证实了他学识渊博，而且说明他所提供的资料，具有相当大的可靠性。可以说，希罗多德在估价史料时，是有一种求真的历史感在引导他；这种求真存疑的批判精神，经修昔底德的继承和发展，终于成为古希腊史学的优良传统。它为古罗马史家所仿效，也为日后严肃的西方史学家所遵循。
注释：
①⑩[美]桑戴克著。陈延璠译，《世界文化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上册，第175、177页。
②[美]伯里：《古希腊历史学家》（Bury.Ancient.Greek Historians New York.1950）第48页。转引自：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③、①⑦、①⑨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36年版，第21、25、28页。
④沙费尔编：《历史方法手册》，1982年英文版，第48页，转引自：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第80页。
⑤、③⑩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0、35页。
⑥、①④芦里叶《希罗多德论》，见《历史》中文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128页。
⑦[美]绍特威尔：《史学史》（，Shotwell.The History of History.New York.1930）第176页。
⑧参见黄英贤：《评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华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张广智：《希罗多德》，《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上册。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80页；林加坤：《希罗多德和〈历史〉》。《外国史学名著选介》。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⑨鲁斯：《古典作家》（Tuce:Ancient writers.New York.1982）第二卷，第213页。
①①[美]彼得·盖伊等编《史学家的业绩》，1972年纽约版。见《外国哲学历史经济摘译》1975年第9期。
①②班兹：《新史学与社会科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2页。
①③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6页。
①⑤王晴佳：《论修昔底德对西方史学的贡献》。《华东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
①⑥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译者序言第26页。
①⑧汉默顿编，何宁、赖元晋译：《西方名著提要》历史学部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页。
②⑩、②①、②③、②④、②⑦、②⑨希罗多德著，王以诗译《历史》。Ⅱ，99；Ⅶ，152；Ⅷ，118，119；Ⅵ，14，27页。
②②、②⑥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5、678页。
②⑤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二卷，第107页。
②⑧吉尔伯特·默雷著，孙席珍等译：《古希腊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2期
【原文出处】《湖南教育学院学报》(长沙)1996年04期第53-56页
【作者简介】杨俊明 李枫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410081
关键词：希罗多德 史学 方法 枝节 实录 判断
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24年），是西方史学的奠基人，也是“创立历史研究的模范。”[①]从古罗马时代开始，他就被人们尊称为“历史之父”。对希罗多德在史学上的巨大成就，国内外史学界有不少专文作过详细评价。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关于希罗多德史学方法的评价，有两个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愿就这两个问题略陈浅见。以期加深对西方史学发展史的理解和认识。
一
希罗多德的《历史》开创了一种编篡历史的新体裁——历史叙述体，从而奠定了西方历史编篡学的基础。英国史家伯里指出：“希腊人虽不是记录人类历史的第一人，却是批判史实的第一人。换句话说，他们首创了史学。”[②]柯林武德也认为：“传说的笔录之转化为历史科学，并不是希腊思想中所固有的，它是公元前五世纪发明，而希罗多德则是它的发明人。”[③]
所谓历史叙述体，基本上与我国古代史学中的纪事本末体相仿。它的特点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纪事系统连贯，叙事生动有趣，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等。希罗多德创立的这种体裁经过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这以后，历史叙述体久演不衰，在西方极为盛行。正如有的论者所云，记叙体历史著作作为学者与公众交往的纽带，具有异常重要的作用。”[④]虽然历史科学已经提出了更高的问题，但这种叙事史却永远不会被废弃，永远不会死亡。它存在的理由，是因为它能满足永远存在的需要。”[⑤]
希罗多德所写的《历史》，虽然主题是希波战争，但实际上写的却是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所知世界范围的历史。作者视野所及，不只是古希腊人的方寸之地，而是古代社会的广阔世界。他笔下的世界，除希腊本土外，还包括了西亚、北非、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意大利等许多地方，笔锋所指，遍及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的生动图景。他虽然盛赞希腊文化，但也尊重“蛮族”的文化。正如狄奥尼修斯所说：“希罗多德把历史提高到更高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都结合到一起。”[⑥]这种视野开阔，具有通史特点的著作，在当时来说确属首创。因此，绍特威尔认为，是“希罗多德将地理史记与考订学与史学相联系。于是历史学开始在艺术与科学中开始占有一独立地位。”[⑦]
有人认为希罗多德《历史》“史料庞杂，枝节蔓生，岔笔过多”[⑧]笔者认为，此看法需商榷。
希罗多德的时代，史学处于萌芽状态，没有形成什么传统体裁。因此，希罗多德写作《历史》是在摸索中探求史学的发展轨迹。尽管他在《历史》中花了一半的篇幅来记述西亚、北非、希腊诸国的情况，但这些并不是岔笔，而是作者为叙述希波战争这个主题组织史料的一种方法。有的学者认为，为了论证希波战争发生的原因和希腊取胜的原因，希罗多德有必要对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和在大陆上的战争背景有些了解。因为希腊人对他们自己土地上的早期历史不可能比对波斯早期的历史有多得多的了解。[⑨]同时应该看到，希罗多德的一些离题话从艺术上来说是允许的，而且从效果上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些是他听众所欢喜的；他仅投希腊人所好，并且我们必须牢记神话学，民间的传说和叙事诗，皆为他所不得不脱离的。”[⑩]伯里也强调：“希罗多德懂得，如果喋喋不休地专谈一个题目，描述得很冗长，无论如何总会使人生厌的；但如果在适当的地方停顿一下，夹以他语，就会使人觉得妙趣横生。于是他就想模仿荷马，使他的著作显得丰富多彩。因此我们读起他的书来自始至终都觉得津津有味，而且越读越想读。”[①①]人们说作者“史料庞杂，枝节蔓生”是因为希罗多德大量记载了与希波战争无直接关系的一些情况，这与我们所习惯的政治军事史是格格不入的。然而，是“希罗多德首先发觉了文化史之意念”。[①②]他对上述情况的叙述恰恰是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史传统。在西方，这种传统经久不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至于18世纪伏尔泰等人又重新提出了“回到希罗多德去”的口号。考虑到上述因素，我们就不会对希罗多德提出非议。《历史》集中写希波战争，中间的一些岔笔与主题多数是有联系的；整体并不凌乱，结构还是比较紧凑的。希罗多德首创社会与文化史概念，其贡献不可忽略。
二
希腊人专心于考察，证明和批判，希罗多德便是一个范例。“历史家面前必须有凭证，而凭证必须是可以理解的。”[①③]在搜集史料，考订史料方面，希罗多德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态度谨严又善于存疑。因此，人们称赞他“是极其正直和诚恳的”。有时，为了弄清一些史实的详细情况，希罗多德经常改变既定的旅行路线，特地去某个地方考察。就这样，他躬身实践，实地调查，亲自采访。从中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他的《历史》的写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希罗多德这种注重实践的精神，为西方古典史家所纷纷效法，并发展成为后世西方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但也有人认为：“希罗多德只是逸事传闻的忠实记录者。他没有对材料进行考订和批判”。[①⑤]“希罗多德对于史料可以说是毫无批判地一概接受。”[①⑥]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尽管希罗多德有些地方失于轻信，但就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来说，他还是“精明而富有批判精神”[①⑦]的，并且“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倾向和批判能力”。[①⑧]柯林武德就认为：希罗多德并不是“毫无批判地相信目击者所告诉他的任何事情。相反地，他在实际上对他们的叙述是严加批判的。”[①⑨]事实也确实如此。希罗多德在编篡《历史》时，尽量利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文献纪录。如史诗、碑铭、档案以及他人的作品。此外还加上“个人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的结果”。[②⑩]他已注意到了考订史料之真伪，并最先采用了历史批判方法，从而使历史学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
“历史”一词，是希罗多德首先使用的。在希腊语中。“历史”的原意是“调查”。因此，希罗多德一开始就作好准备，仔细研讨他所听到的一切。他写道：“至于我本人，则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认为都是适用的”。[②①]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十分赞赏希罗多德记述历史的态度，他在介绍希罗多德的主张时写道：“一、应当整理记录，寻出正确的实事；二、应当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②②]
希罗多德的引语，足以说明他的思想倾向，一个记述者的责任感，以及他选用实证材料时的认真态度。然而，在他的时代，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非常之多，而人们所真正知道的东西极其有限，可信与不可信之间尚无明确的界线。假如我们以什么能够发生，什么不可能发生作为根据，探讨希罗多德接受这一个事物，否定那一个事物的理由，往往不可能获得任何结果。他曾经十分肯定地说过：鸽子绝对不会说话，尽管神圣的多铎那的妇女们声称它们能讲话。但是，他不怀疑母马生产兔子的真实性。不管埃及的牧师们如何断言，凤凰能够把它的父母的尸体，用末药树脂包扎起来，从阿拉伯半岛送到黑里欧波里斯的太阳庙去埋葬，希罗多德十分肯定地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利比亚有一种动物，没有头，眼睛生长在胸部，埃及有一种猫，它的生活习惯十分特别，喜欢跳入熊熊燃烧的火焰中去。这一切对他来说，似乎都不奇怪。希罗多德对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有，有一套自己的标准。这套标准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所以也就失传了。总之，不管他到什么地方，他都看到了许许多多奇异古怪的东西，这就容易使他相信，在辽阔大地的远方，存在着更加奇异古怪的事物。
但是，凡是他所知道的情况，他以自己的知识为根据，判断它的可信与否，这时候他是一个精明审慎的裁判。例如：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说波斯王克谢尔克谢斯乘船归国，海上遇到狂风暴雨，全船的人危在旦夕。此时，掌舵的腓尼基人说唯一可救的办法是把一部分人投到海里去。克谢尔克谢斯这时要波斯人表示对他的爱戴。于是便有许多波斯显贵纷纷投海自尽，以表明对国王的忠心。后来船到码头，克谢尔克谢斯下令赏赐舵手一顶金冠。因为他救了国王的身家性命。但由于他使许多波斯人丧生，因而又下令将他斩首。[②③]对此，希罗多德认为：“关于波斯人的遭遇的说法，以及这一说法的其他任何部分，我都不相信，因为，那舵手果真若向克谢尔克谢斯说了上面那样的话，那么我想，在一万个人当中也不会有一个人怀疑国王会采取下述的办法，他会命令甲板上的那些波斯人，而且是第一流的波斯人下到船仓里面去，并把和波斯人人数相等的腓尼基桡手投到海里去。不，实际的情况乃是：克谢尔克谢斯是象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做的。他是率领着他的军队从陆路返回亚细亚的”。[②④]这表明“希罗多德并不特别相信那些传说，他只利用传说作为艺术手段，使自己的叙述生活活泼，色彩鲜明，引人入胜”。[②⑤]李大钊高度评价了希罗多德这种刻意求真的精神，指出“发明历史的真义是马克思，指出吾人研究历史任务的是希罗陀德（希罗多德）。”[②⑥]
当没有任何论据足以使他相信一条史料的真伪时，希罗多德的态度是把几种说法都列举出来，不对它们妄加评判。例如：在描写伊奥尼亚人抗击波斯入侵时的不同表现时，希罗多德写道：“哪些伊奥尼亚人英勇战斗，哪些伊奥尼亚人临阵怯懦，我这部历史是说不确实的。”[②⑦]希罗多德的这一做法，显示了对读者的负责精神。也说明他是一位态度严肃的学者。
有时，希罗多德采取“有闻必录”的做法，把一切在他看来值得记载的事情都作为历史的材料，借以达到传授知识的目的。由于他的“有闻必录”，希罗多德有时容易失之于轻信。因此其书也不无谬误之处，但我们不能同意某些古典作家对他的过于苛严的评价。甚至称他为“谎言之父”，这是不合事实而且有失公允的。英国文学家吉尔伯特·默雷的下述见解大体是正确的：“若干史实的真正不可靠原因，不在于这样那样的谬误或不确凿，更不在于他的故意杜撰，而主要的在于他以别人的回忆，不自觉地对过去的事实作出浪漫主义的幻想，并把所有的历史解释成一切都是神意活动的结果。”[②⑧]这就不难解释他书中会不时出现神示、灵验、预言等记载了。希罗多德也这样声称：“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朕兆的。”[②⑨]但我们认为。“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希罗多德有些轻信，但在批判精神方面，他还是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③⑩]希罗多德这样做的结果，就把许多在当时人或他本人都视为不可信但实际正确的传说保留下来，对我们今日的研究颇有益处。近代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发展，不仅证实了他学识渊博，而且说明他所提供的资料，具有相当大的可靠性。可以说，希罗多德在估价史料时，是有一种求真的历史感在引导他；这种求真存疑的批判精神，经修昔底德的继承和发展，终于成为古希腊史学的优良传统。它为古罗马史家所仿效，也为日后严肃的西方史学家所遵循。
注释：
①⑩[美]桑戴克著。陈延璠译，《世界文化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上册，第175、177页。
②[美]伯里：《古希腊历史学家》（Bury.Ancient.Greek Historians New York.1950）第48页。转引自：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③、①⑦、①⑨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36年版，第21、25、28页。
④沙费尔编：《历史方法手册》，1982年英文版，第48页，转引自：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第80页。
⑤、③⑩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0、35页。
⑥、①④芦里叶《希罗多德论》，见《历史》中文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128页。
⑦[美]绍特威尔：《史学史》（，Shotwell.The History of History.New York.1930）第176页。
⑧参见黄英贤：《评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华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张广智：《希罗多德》，《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上册。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80页；林加坤：《希罗多德和〈历史〉》。《外国史学名著选介》。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⑨鲁斯：《古典作家》（Tuce:Ancient writers.New York.1982）第二卷，第213页。
①①[美]彼得·盖伊等编《史学家的业绩》，1972年纽约版。见《外国哲学历史经济摘译》1975年第9期。
①②班兹：《新史学与社会科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2页。
①③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6页。
①⑤王晴佳：《论修昔底德对西方史学的贡献》。《华东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
①⑥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译者序言第26页。
①⑧汉默顿编，何宁、赖元晋译：《西方名著提要》历史学部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页。
②⑩、②①、②③、②④、②⑦、②⑨希罗多德著，王以诗译《历史》。Ⅱ，99；Ⅶ，152；Ⅷ，118，119；Ⅵ，14，27页。
②②、②⑥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5、678页。
②⑤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二卷，第107页。
②⑧吉尔伯特·默雷著，孙席珍等译：《古希腊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