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史坛内外
写作《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1917—1982）》的前前后后
马龙闪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1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1996年03期第92-96页
【作者简介】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随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华大地拂起改革的春风，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苏联体制问题的研究上来。在我国学术界，对苏联文化体制的研究比之于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研究，要滞后若干年。记得1984年秋，当苏联东欧学会在兰州大学举行“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研讨会”，在苏东学界正式拉开这项研究的序幕时，我国在苏联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还是荆棘丛生，荒漠一片。如果说已着手拓荒的话，那只是向纵深辟出了一条羊肠小道。记得正是在那次学术研讨会上，不少学者向苏东学界发出了研究苏联文化体制的呼吁。但呼之者众，应之者寡。何其是“寡”，简直如卵坠深谷，不闻回声。这也是必然的，预料中的事。因为我国学术界本来就很少有人从事苏联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而文化体制史作为一门专史，作为文化史、思想史和政治体制史三者交汇的一个交叉课题或交叉学科，必须是建立在这三者研究基础上的产物。而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苏联政治体制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对苏联文化史、思想史上有关问题的综合研究从80年代上半期也才着手。在这种状况下，希望有多少人去响应苏联文化体制史的研究，无疑是很不现实的。但是为适应我国改革的需要，配合学术界启动的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研究，却极需要将苏联文化体制的研究提上日程。作为一个苏联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者，笔者为使命感所驱动，深感这一研究课题之重要，同时也深知这一课题的难度。因为资料缺乏，问题复杂，加上涵括时段较长，这个课题由一个人承担，说实在，是不胜其难的。可是就当时国内研究苏联思想文化史的状况而言，笔者实在找不到恰当的甘当此务的合作者。需要就是召唤，但要一下子定下独担这个课题的决心，还是难以做得到。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犹豫，最后才选定了这个课题。
那么，怎样着手这个课题，写出一部《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来呢？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确经历过一段苦苦的思索；对于这种难度的课题，我也曾不只一次动摇过。加上缺乏应有的理解和支持，出版的前景并不曾给我提供应有的鼓舞和动力。
但把握这个课题的思路当时是对头的。我首先从确定文化体制的内涵、概念和课题所包含的体系等问题着手，以期在此基础上拟定专著的框架体系。
说实在，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对上述问题还很少研究。究竟什么是文化体制，对其概念、内涵如何界定，当时尚无清楚说辞。在当时的学术文献上有种种提法，诸如“意识形态管理体制”、“思想文化体制”、“文化管理体制”等等，说法不一。有人甚至对“文化体制”这一提法能否成立，也曾表示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体制这一研究课题甚至连立项仍面临困难，还有可能进行研究么？我没有被这些疑团、迷雾所困惑，还是坚持着自己的研究方向。经过研究国内外文献，经过同政治经济体制诸特点、要素进行对比分析，也通过在有关学术研讨会上与一些学者研讨、切磋，我终于对文化体制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所谓文化体制，就是依据有关文化理论和发展文化的指导原则，通过执政党和国家的一系列决策机制和程序，制订文化建设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再经由党和国家各级职能机构和社会团体加以贯彻，这一整个体系即称之。文化体制作为政治体制的派生物或衍生物，其内涵应包括各类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新闻广播、出版发行、档案事业等精神文化部门的领导管理体制。由于“文化”是比“意识形态”更广泛得多的概念，所以文化体制可以包容并取代意识形态管理体制这一概念。
这样，将文化体制的内涵、概念等问题确定下来以后，《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的框架体系也便随而有了眉目。这是我着手这部专著写作的第一步。
在确定专著框架体系的同时或者稍后，我采取了第二步：突破苏联文化体制史上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抓住有关苏联文化体制产生、形成、转轨变型和确立、演进、僵化过程中的重大关节问题，集中加以研究。在这中间，结合上级下达的任务、集体项目和个人自选题目，我主要攻下了下述几个难点问题：
（1）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文化运动与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
十月革命后和几乎整个20年代，是创建苏维埃文化的探索时期，也是苏俄文坛派别林立，思潮叠起，竞相提出纲领、学说，以期为新文化包装、注塑的时期。特别是20年代思想活跃，政策宽松，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以其丰富的内容为布尔什维克党创建和发展新文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就是对这一革命文化运动的马列主义的科学总结。研究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文化运动，特别是1923—1925年的文学大辩论，对于深刻理解这一决议，阐发俄共（布）领导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方针、政策及其提供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意义。抓住20年代苏俄文化运动和这一决议，就等于抓住了20年代苏联文化体制的牛耳，便于深入理解该时期文化体制的根本问题。在完成上级下达的一项任务当中，我进行了这一问题的研究。
（2）布哈林对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文学政策决议的理论贡献。
上述提到的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不仅在整个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而且在国际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也不仅仅是一个文艺政策文献。正如上述，由于它是对十月革命后到20年代中期整个历史时期苏联革命文化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总结，因此，它提出并科学地阐明了苏联党和国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整套总路线、总方针和总政策，从而成了为20年代苏联文化体制奠基的重要文件。我国《人民日报》在1951年1月28日年曾全文刊登过这一文献，以期作为我国思想文化工作的借鉴和指导。然而，就是这一重要的马列主义文献，其理论渊源和制订过程的真相，却长期遭到掩盖和歪曲，仅仅把它同伏龙芝的活动联系在一起。
在研究20年代苏联思想文化史的过程中，通过对布哈林1925年1月在中央文学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他的其他思想言论同决议的思想加以对比分析，我发现布哈林的思想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学说同决议的思想极为相近，经过进一步研究，对照同时代苏联文化界领导人和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沃隆斯基等人的文艺主张，我断定主要是布哈林依据列宁思想，创造性地奠定了该决议的理论思想。同时，经过对布哈林、伏龙芝、卢那察尔斯基等领导人在党内地位和职务等一系列问题的考证，进一步确定，正是布哈林在制订这一决议的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以前所谓伏龙芝主持制订这一决议的说法，只是苏联官方长期用来掩盖布哈林同这一决议的真实关系的迷障。
我在1988年春，值苏共中央为布哈林正式平反之际，写了《布哈林与俄共（布）1925年文学政策的决议》一文（见《世界历史》1990年第1期），涉足此前苏联学术界无人敢于涉足的禁区，以独立的结论揭示了这一问题的真相。
（3）二三十年代之交苏联意识形态的“大转变”以及它对苏联文化体制转轨变型的影响。
30—40年代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体制何以不同于20年代，其主要原因在于，二三十年代之交苏联适应政治、经济领域的“大转变”发生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大转变”。这场“大转变”的要害是，斯大林通过当时的一系列斗争，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和晚年思想，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20年代俄共（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一“大转变”对苏联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至为重要，它深刻影响了以后苏联的社会意识和文化的发展。
1986年，我在《苏联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意识形态“大转变”》一文（见《欧美史研究》论文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中，第一次提出了“二三十年代之交苏联发生意识形态‘大转变’”这一论断。第二年我在莫斯科大学进修期间，在有关场合申述了这一论点，一苏联文化史学者当场驳斥我说：“我国学术界从来没有这一提法。”这一反驳倒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观点，了解到这一重要问题在苏联学术界仍然是个“禁区”，尚无人涉足过。于是，我在苏联独立收集了这一课题的资料，回国后在80年代末，又为南宁斯大林问题学术研讨会撰写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大转变”与斯大林思想文化领导体制的形成》一文（见《苏联东欧问题》1990年第4期），在进一步阐述这一论断的同时，又论证了意识形态大转变”对斯大林文化体制形成的影响问题。也大体是在80年代末，苏联学术界终于打破禁区，开始提出“大转变”问题，但主要是指政治经济领域的“大转变”。
90年代初，苏联学术界公布了一批重要档案资料，以确凿的史实和有力的论据证明了意识形态“大转变”这一论断。这里，最重要的一件档案要算“米丁笔记”。米丁是20年代末反“右倾”斗争中的“理论尖兵”之一，也是30年代初苏联哲学界发动批判德波林学派的主要人物。在批判德波林的关键时刻（1930年12月），以米丁为首的一批人受到斯大林的接见，米丁在“笔记”中真实记录了斯大林在接见中的谈话。
斯大林在谈话中首先表露了他对论敌一方（布哈林、德波林）在思想理论方面优势地位的担扰。他说：“他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应当善于理解这一点。”又说：“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展开批判。向各方面展开攻击，在没有攻击过的地方展开攻击。”他号召把意识形态方面“积攒的粪便（！）全部翻摊和捣腾一遍，应当把德波林派所写的东西全部翻摊出来，摧毁全部错误的东西。”还说：不仅仅是德波林，也“应当揭露普列汉诺夫，揭露他的哲学观点”；“还应当把布哈林好好捣腾一遍”，同时提醒，也“不要忘记梁赞诺夫、瓦连廷诺夫、巴札洛夫等等”。最后，斯大林还着重地说，“如果这项工作在某个地方涉及到恩格斯，那也不是坏事”。斯大林的这一谈话，成了30—40年代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指针，30年代曾多次对这个谈话举行“周年纪念会”，但会上仅限于传达“谈话”精神，从来没有公布过一句带直接引语的话。90年代初公布“米丁笔记”中记录的这一“谈话”，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第一次。斯大林的这一重要谈话，有力地证明了意识形态的“大转变”。
在“大转变”的过程中，不仅联共（布）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而且改组了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及其干部队伍，同时也解散了绝大多数社会团体和学术文化机构。这就使苏联的整个体制在“大转变”中发生了转轨变型。
（4）“大转变”后苏联哲学社会科学的演化。
“大转变”以后，苏联的意识形态和哲学社会科学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苏联思想文化史也是文化体制史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我在承担《20世纪世界文化》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苏联文化篇”的写作时，列入了“苏联哲学社会科学的演化”一章，集中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涉及文、史、哲、经济和法学、语言学等各人文社会科学部门的理论问题。借助苏联文学史、哲学史、史学史和经济思想史上的有关资料，我对3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各学科的发展变化和主要理论成果作了考察，从中理出了如下演化脉络：从30—50年代初，苏联哲学社会科学沿着僵化和衰退的趋势变化，有建树的学科和研究成果为数不多，大都做着注释性的工作；50—60年代，苏联哲学社会科学冲破个人崇拜的羁绊，开始打破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涌现出了一批新成果，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5）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及其经验教训。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也相当大的题目。在过去的国内外文献中，只有散见于各处的零碎资料，星星点点地涉及到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过系统的研究著作和文章。我在参加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当中，系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整个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经历了三次批判运动的高潮：第一次是在二三十年代之交，就是上述讲到的意识形态“大转变”；第二次发生在30年代中后期，可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清洗”；第三次贯穿于整个战后时期，其高潮阶段在1948—1952年。这三次大规模的批判，涉及范围之广，包括几乎所有哲学社会科学部门和大多数自然科学学科，甚至连一些技术科学也受到了猛烈冲击。我在《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及其历史教训》一文中，对这三次批判高潮的起因、过程、后果及经验教训，作了较为系统、深入的阐述。文章利用了“米丁笔记”和其他第一手资料，其中一些是第一次介绍到我国学术界。
除了对上述问题做集中研究外，我还对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和教育科技体制改革，以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持不同政见运动，一一进行了探讨。
这样，通过对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这些重大关节问题的研究，可以说从整体上大致把握了“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这一课题。
然而，上述重大关节问题的解决，并不等于就占有了写作专著所需要的全部材料。事实上远非如此。因为《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涵括的时段较长，包含从十月革命到80年代初的各个历史时期，而每个时期的内容除意识形态斗争问题外，还包括：（1）文化理论问题；（2）苏联党和国家关于发展文化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3）党内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机构及其沿革；（4）政府的文化机构及其沿革；（5）社会文化团体和主要学术机构的兴衰变化。——这一切，都需要具体而翔实的资料。可是，前苏联和俄罗斯学术界并没有为上述问题提供现成的研究材料。这里的研究状况是：对20—30年代各部门的文化体制（如教育体制、科学体制等）研究较多、较细，但对文化体制综合研究不够；有关40年代以后的情况，虽然自80年代末以来披露了不少资料，但散见于各处，缺乏应有的整理和研究。我国学术界自80年代中期始，在积极推进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研究的同时，虽曾不断呼吁加强苏联文化体制研究，可是响应者寥寥，所以这方面的工作不可能有大的进展。收集资料是写书面临的最大难题。1989年当我动笔写书，写到30年代初的有关章节时，再也写不下去了。几乎查遍北京图书馆的书目，再也找不到我所需要的资料。这样，只好搁下笔，停工待料。
怎么办？能不能将这个课题坚持下去？有一段时间我曾发生严重动摇。国内实在找不到所需要的资料，只能申请到国外学术出差。但正式交流项目的名额又没有了，再次面临一个“怎么办”。这样拖延了一年多，最后才不得不采取个人途径赴苏收集资料。以个人途径踏出国门，其艰困之状是难以想象的。食宿和联系学术单位，全靠个人之力。好在我对莫斯科还算熟悉一些，在那里得到一些国内外朋友的帮助，困难逐步得到了克服。学术方面的事情，光凭上图书馆还远解决不了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走访苏联学者，不仅向他们请教，有时还得直接从他们手中索取资料，包括尚未发表的打印稿。可是，对于深层次的资料，这样做也是无济于事的。比如，30年代联共（布）中央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机构的设置及其领导成员状况，以及它们同政府相应机构的关系问题；还比如，苏联最高层决策有关文化大政方针的机制和程序问题，等等，这是只有从档案馆发掘资料、寻找答案，此外别无途径的。所以，苏联学者规劝我说：“研究这个课题，必须上档案馆！”从档案馆中查找资料，恰如开掘金矿。最大量的是砂石废料，极少量的才是宝藏。时间短，性子急是根本不行的。我在档案馆一蹲就是七八个月，这才搜索到了极为需要的一些关键性资料。
在突破苏联文化体制史上重大关节问题的基础上，收集了各个时期文化体制诸侧面所需的资料，将这一切系统地形诸文字，相比之下就是较为容易的事了。这样，又拣起几年前中断的文稿，用了相对不算太多的时间，将苏联文化体制的沿革续写到80年代初，即勃列日涅夫时期末期，这样，才最终完成了涵括时段达65年的《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1917—1982）。
这部专著从酝酿到成书，前后用了七年左右的时间，其中绝大部分都花在重大关节问题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上了。真正用在专著本身的写作上，前后加在一起也只不过一年多一点儿时间。酝酿这个课题和写作这部专著时的情况，以及其间所尝到的酸甜苦辣，我在书的《后记》中作了一些记述，其中有这样两段文字：
“当笔者确定以本书题目为研究课题的时候，就深知自己选定的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尽管有过这样的预想，在按照预定目标走下去，沿着人迹罕至的山间小道攀援、寻觅之际，所遇到的艰辛困惑之状，却实为始料所不及。”
“这部书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宏篇巨制，但写成这本书，我才终于体会到了一种喜悦，一种全靠自力，从绘图设计，到挖方奠基，从捡砖备料，到层层垒砌，直到最后建成一栋完整建筑时的喜悦。这种喜悦，类乎一个农夫在旷野里用亲手采来的石料和原木，营造成一栋陋舍，可以小息时的那种心情；这喜悦，也仿佛是蜜蜂飞遍山野，采集群花，酿成蜂蜜，可以一食时的那种感觉。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这里的一砖片瓦，一椽一木都是自己搜集的，这里的点滴蜜糖都是自己酿造的。‘汗滴禾下土’，方知个中苦。这苦中也含着些甜蜜。”
这便是我在这部书完稿时内心所产生的真实的感受。^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1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1996年03期第92-96页
【作者简介】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那么，怎样着手这个课题，写出一部《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来呢？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确经历过一段苦苦的思索；对于这种难度的课题，我也曾不只一次动摇过。加上缺乏应有的理解和支持，出版的前景并不曾给我提供应有的鼓舞和动力。
但把握这个课题的思路当时是对头的。我首先从确定文化体制的内涵、概念和课题所包含的体系等问题着手，以期在此基础上拟定专著的框架体系。
说实在，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对上述问题还很少研究。究竟什么是文化体制，对其概念、内涵如何界定，当时尚无清楚说辞。在当时的学术文献上有种种提法，诸如“意识形态管理体制”、“思想文化体制”、“文化管理体制”等等，说法不一。有人甚至对“文化体制”这一提法能否成立，也曾表示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体制这一研究课题甚至连立项仍面临困难，还有可能进行研究么？我没有被这些疑团、迷雾所困惑，还是坚持着自己的研究方向。经过研究国内外文献，经过同政治经济体制诸特点、要素进行对比分析，也通过在有关学术研讨会上与一些学者研讨、切磋，我终于对文化体制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所谓文化体制，就是依据有关文化理论和发展文化的指导原则，通过执政党和国家的一系列决策机制和程序，制订文化建设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再经由党和国家各级职能机构和社会团体加以贯彻，这一整个体系即称之。文化体制作为政治体制的派生物或衍生物，其内涵应包括各类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新闻广播、出版发行、档案事业等精神文化部门的领导管理体制。由于“文化”是比“意识形态”更广泛得多的概念，所以文化体制可以包容并取代意识形态管理体制这一概念。
这样，将文化体制的内涵、概念等问题确定下来以后，《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的框架体系也便随而有了眉目。这是我着手这部专著写作的第一步。
在确定专著框架体系的同时或者稍后，我采取了第二步：突破苏联文化体制史上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抓住有关苏联文化体制产生、形成、转轨变型和确立、演进、僵化过程中的重大关节问题，集中加以研究。在这中间，结合上级下达的任务、集体项目和个人自选题目，我主要攻下了下述几个难点问题：
（1）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文化运动与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
十月革命后和几乎整个20年代，是创建苏维埃文化的探索时期，也是苏俄文坛派别林立，思潮叠起，竞相提出纲领、学说，以期为新文化包装、注塑的时期。特别是20年代思想活跃，政策宽松，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以其丰富的内容为布尔什维克党创建和发展新文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就是对这一革命文化运动的马列主义的科学总结。研究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文化运动，特别是1923—1925年的文学大辩论，对于深刻理解这一决议，阐发俄共（布）领导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方针、政策及其提供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意义。抓住20年代苏俄文化运动和这一决议，就等于抓住了20年代苏联文化体制的牛耳，便于深入理解该时期文化体制的根本问题。在完成上级下达的一项任务当中，我进行了这一问题的研究。
（2）布哈林对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文学政策决议的理论贡献。
上述提到的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不仅在整个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而且在国际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也不仅仅是一个文艺政策文献。正如上述，由于它是对十月革命后到20年代中期整个历史时期苏联革命文化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总结，因此，它提出并科学地阐明了苏联党和国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整套总路线、总方针和总政策，从而成了为20年代苏联文化体制奠基的重要文件。我国《人民日报》在1951年1月28日年曾全文刊登过这一文献，以期作为我国思想文化工作的借鉴和指导。然而，就是这一重要的马列主义文献，其理论渊源和制订过程的真相，却长期遭到掩盖和歪曲，仅仅把它同伏龙芝的活动联系在一起。
在研究20年代苏联思想文化史的过程中，通过对布哈林1925年1月在中央文学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他的其他思想言论同决议的思想加以对比分析，我发现布哈林的思想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学说同决议的思想极为相近，经过进一步研究，对照同时代苏联文化界领导人和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沃隆斯基等人的文艺主张，我断定主要是布哈林依据列宁思想，创造性地奠定了该决议的理论思想。同时，经过对布哈林、伏龙芝、卢那察尔斯基等领导人在党内地位和职务等一系列问题的考证，进一步确定，正是布哈林在制订这一决议的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以前所谓伏龙芝主持制订这一决议的说法，只是苏联官方长期用来掩盖布哈林同这一决议的真实关系的迷障。
我在1988年春，值苏共中央为布哈林正式平反之际，写了《布哈林与俄共（布）1925年文学政策的决议》一文（见《世界历史》1990年第1期），涉足此前苏联学术界无人敢于涉足的禁区，以独立的结论揭示了这一问题的真相。
（3）二三十年代之交苏联意识形态的“大转变”以及它对苏联文化体制转轨变型的影响。
30—40年代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体制何以不同于20年代，其主要原因在于，二三十年代之交苏联适应政治、经济领域的“大转变”发生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大转变”。这场“大转变”的要害是，斯大林通过当时的一系列斗争，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和晚年思想，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20年代俄共（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一“大转变”对苏联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至为重要，它深刻影响了以后苏联的社会意识和文化的发展。
1986年，我在《苏联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意识形态“大转变”》一文（见《欧美史研究》论文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中，第一次提出了“二三十年代之交苏联发生意识形态‘大转变’”这一论断。第二年我在莫斯科大学进修期间，在有关场合申述了这一论点，一苏联文化史学者当场驳斥我说：“我国学术界从来没有这一提法。”这一反驳倒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观点，了解到这一重要问题在苏联学术界仍然是个“禁区”，尚无人涉足过。于是，我在苏联独立收集了这一课题的资料，回国后在80年代末，又为南宁斯大林问题学术研讨会撰写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大转变”与斯大林思想文化领导体制的形成》一文（见《苏联东欧问题》1990年第4期），在进一步阐述这一论断的同时，又论证了意识形态大转变”对斯大林文化体制形成的影响问题。也大体是在80年代末，苏联学术界终于打破禁区，开始提出“大转变”问题，但主要是指政治经济领域的“大转变”。
90年代初，苏联学术界公布了一批重要档案资料，以确凿的史实和有力的论据证明了意识形态“大转变”这一论断。这里，最重要的一件档案要算“米丁笔记”。米丁是20年代末反“右倾”斗争中的“理论尖兵”之一，也是30年代初苏联哲学界发动批判德波林学派的主要人物。在批判德波林的关键时刻（1930年12月），以米丁为首的一批人受到斯大林的接见，米丁在“笔记”中真实记录了斯大林在接见中的谈话。
斯大林在谈话中首先表露了他对论敌一方（布哈林、德波林）在思想理论方面优势地位的担扰。他说：“他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应当善于理解这一点。”又说：“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展开批判。向各方面展开攻击，在没有攻击过的地方展开攻击。”他号召把意识形态方面“积攒的粪便（！）全部翻摊和捣腾一遍，应当把德波林派所写的东西全部翻摊出来，摧毁全部错误的东西。”还说：不仅仅是德波林，也“应当揭露普列汉诺夫，揭露他的哲学观点”；“还应当把布哈林好好捣腾一遍”，同时提醒，也“不要忘记梁赞诺夫、瓦连廷诺夫、巴札洛夫等等”。最后，斯大林还着重地说，“如果这项工作在某个地方涉及到恩格斯，那也不是坏事”。斯大林的这一谈话，成了30—40年代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指针，30年代曾多次对这个谈话举行“周年纪念会”，但会上仅限于传达“谈话”精神，从来没有公布过一句带直接引语的话。90年代初公布“米丁笔记”中记录的这一“谈话”，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第一次。斯大林的这一重要谈话，有力地证明了意识形态的“大转变”。
在“大转变”的过程中，不仅联共（布）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而且改组了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及其干部队伍，同时也解散了绝大多数社会团体和学术文化机构。这就使苏联的整个体制在“大转变”中发生了转轨变型。
（4）“大转变”后苏联哲学社会科学的演化。
“大转变”以后，苏联的意识形态和哲学社会科学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苏联思想文化史也是文化体制史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我在承担《20世纪世界文化》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苏联文化篇”的写作时，列入了“苏联哲学社会科学的演化”一章，集中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涉及文、史、哲、经济和法学、语言学等各人文社会科学部门的理论问题。借助苏联文学史、哲学史、史学史和经济思想史上的有关资料，我对3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各学科的发展变化和主要理论成果作了考察，从中理出了如下演化脉络：从30—50年代初，苏联哲学社会科学沿着僵化和衰退的趋势变化，有建树的学科和研究成果为数不多，大都做着注释性的工作；50—60年代，苏联哲学社会科学冲破个人崇拜的羁绊，开始打破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涌现出了一批新成果，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5）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及其经验教训。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也相当大的题目。在过去的国内外文献中，只有散见于各处的零碎资料，星星点点地涉及到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过系统的研究著作和文章。我在参加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当中，系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整个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经历了三次批判运动的高潮：第一次是在二三十年代之交，就是上述讲到的意识形态“大转变”；第二次发生在30年代中后期，可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清洗”；第三次贯穿于整个战后时期，其高潮阶段在1948—1952年。这三次大规模的批判，涉及范围之广，包括几乎所有哲学社会科学部门和大多数自然科学学科，甚至连一些技术科学也受到了猛烈冲击。我在《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及其历史教训》一文中，对这三次批判高潮的起因、过程、后果及经验教训，作了较为系统、深入的阐述。文章利用了“米丁笔记”和其他第一手资料，其中一些是第一次介绍到我国学术界。
除了对上述问题做集中研究外，我还对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和教育科技体制改革，以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持不同政见运动，一一进行了探讨。
这样，通过对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这些重大关节问题的研究，可以说从整体上大致把握了“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这一课题。
然而，上述重大关节问题的解决，并不等于就占有了写作专著所需要的全部材料。事实上远非如此。因为《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涵括的时段较长，包含从十月革命到80年代初的各个历史时期，而每个时期的内容除意识形态斗争问题外，还包括：（1）文化理论问题；（2）苏联党和国家关于发展文化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3）党内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机构及其沿革；（4）政府的文化机构及其沿革；（5）社会文化团体和主要学术机构的兴衰变化。——这一切，都需要具体而翔实的资料。可是，前苏联和俄罗斯学术界并没有为上述问题提供现成的研究材料。这里的研究状况是：对20—30年代各部门的文化体制（如教育体制、科学体制等）研究较多、较细，但对文化体制综合研究不够；有关40年代以后的情况，虽然自80年代末以来披露了不少资料，但散见于各处，缺乏应有的整理和研究。我国学术界自80年代中期始，在积极推进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研究的同时，虽曾不断呼吁加强苏联文化体制研究，可是响应者寥寥，所以这方面的工作不可能有大的进展。收集资料是写书面临的最大难题。1989年当我动笔写书，写到30年代初的有关章节时，再也写不下去了。几乎查遍北京图书馆的书目，再也找不到我所需要的资料。这样，只好搁下笔，停工待料。
怎么办？能不能将这个课题坚持下去？有一段时间我曾发生严重动摇。国内实在找不到所需要的资料，只能申请到国外学术出差。但正式交流项目的名额又没有了，再次面临一个“怎么办”。这样拖延了一年多，最后才不得不采取个人途径赴苏收集资料。以个人途径踏出国门，其艰困之状是难以想象的。食宿和联系学术单位，全靠个人之力。好在我对莫斯科还算熟悉一些，在那里得到一些国内外朋友的帮助，困难逐步得到了克服。学术方面的事情，光凭上图书馆还远解决不了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走访苏联学者，不仅向他们请教，有时还得直接从他们手中索取资料，包括尚未发表的打印稿。可是，对于深层次的资料，这样做也是无济于事的。比如，30年代联共（布）中央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机构的设置及其领导成员状况，以及它们同政府相应机构的关系问题；还比如，苏联最高层决策有关文化大政方针的机制和程序问题，等等，这是只有从档案馆发掘资料、寻找答案，此外别无途径的。所以，苏联学者规劝我说：“研究这个课题，必须上档案馆！”从档案馆中查找资料，恰如开掘金矿。最大量的是砂石废料，极少量的才是宝藏。时间短，性子急是根本不行的。我在档案馆一蹲就是七八个月，这才搜索到了极为需要的一些关键性资料。
在突破苏联文化体制史上重大关节问题的基础上，收集了各个时期文化体制诸侧面所需的资料，将这一切系统地形诸文字，相比之下就是较为容易的事了。这样，又拣起几年前中断的文稿，用了相对不算太多的时间，将苏联文化体制的沿革续写到80年代初，即勃列日涅夫时期末期，这样，才最终完成了涵括时段达65年的《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1917—1982）。
这部专著从酝酿到成书，前后用了七年左右的时间，其中绝大部分都花在重大关节问题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上了。真正用在专著本身的写作上，前后加在一起也只不过一年多一点儿时间。酝酿这个课题和写作这部专著时的情况，以及其间所尝到的酸甜苦辣，我在书的《后记》中作了一些记述，其中有这样两段文字：
“当笔者确定以本书题目为研究课题的时候，就深知自己选定的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尽管有过这样的预想，在按照预定目标走下去，沿着人迹罕至的山间小道攀援、寻觅之际，所遇到的艰辛困惑之状，却实为始料所不及。”
“这部书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宏篇巨制，但写成这本书，我才终于体会到了一种喜悦，一种全靠自力，从绘图设计，到挖方奠基，从捡砖备料，到层层垒砌，直到最后建成一栋完整建筑时的喜悦。这种喜悦，类乎一个农夫在旷野里用亲手采来的石料和原木，营造成一栋陋舍，可以小息时的那种心情；这喜悦，也仿佛是蜜蜂飞遍山野，采集群花，酿成蜂蜜，可以一食时的那种感觉。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这里的一砖片瓦，一椽一木都是自己搜集的，这里的点滴蜜糖都是自己酿造的。‘汗滴禾下土’，方知个中苦。这苦中也含着些甜蜜。”
这便是我在这部书完稿时内心所产生的真实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