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海外来稿 马志尼的政治思想
马斯泰洛内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1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1996年03期第58-63页
【作者简介】马斯泰洛内 [意]
拿破仑被击败后，占胜国聚会于维也纳，并于1815年6月9日签署了维也纳和会最后文件。这一文件确定了对意大利半岛的政治划分。主要的意大利国家包括：撒丁王国、伦巴第—威尼托王国、托斯卡纳大公国、教皇国及西西里王国。
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四王朝的君主制复辟得到了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支持。他力图控制意大利半岛的政治进程，防止建立立宪式的自由制度。
为了反对1815年维也纳会议强制建立的这些反动政权，出现了一些秘密社团。它们希图组织武装起义来改变政治制度。其中有些秘密社团以君主制为目标，另一些以共和制为目标。自由君主主义者要求自己的君主模仿英国的两院制模式或西班牙的一院制模式颁布一部宪法。特别是在意大利南部，许多自由主义者加入了烧炭党。1820年7月和1821年3月，那波里和都灵先后爆发了立宪运动。那波里波旁王朝的费迪南多一世和都灵萨伏依的卡尔洛·阿尔伯特准许颁布了一部以西班牙宪法为模式的宪法。但是奥地利军队对那波里王国和皮埃蒙特进行的迅速的干预使这一立宪时期转瞬即告终结，并重新建立了君主专制主义。
以共和制为目的的秘密社团关注的是美国革命或法国革命。路易吉·安杰罗尼1818年在巴黎发表的《论意大利》一文中认为，“最适合于意大利的政府制度应是美国的联邦制”。相反，邦纳罗蒂在1828年发表的《巴贝夫为平等的密谋》一书中却赞扬了罗伯斯庇尔和1793年的法国统一宪法。
1830年7月，巴黎爆发了革命。它标志着支持反动势力的查理十世王朝的终结和路易·菲力浦的上台。后者发誓将忠实于一部自由主义宪法。法国王朝的更替受到温和派们的欢迎，把这看作是君主立宪政体的胜利。空谈主义者和折中主义者把君主立宪式的两院制制度描绘成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的拼合，反对与革命的拼合。对立宪君主制的这种自由主义的解释被法国共和党人所拒绝，他们中的许多人参与“人民之友社”支部的活动，并在《百科全书评论》和《论坛》报上阐述了他们的政治思想。
1831年初，被皮埃蒙特政府指控为烧炭党分子的热那亚一个年仅26岁的年轻律师跨过边境到马赛避难，这个流亡者便是朱塞佩·马志尼。
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统一作为一种思想和行动是在1831—1870年这40年间实现的。在这期间，主张君主立宪制的两个主要人物是切萨雷·巴尔博和卡米洛·加富尔，主张共和制的是马志尼。但马志尼是失败者，因为政治上得到统一的意大利是作为君主制而诞生的。在《欧洲民主史》和《欧洲政治思想史》中，我曾分别以一章的篇幅论述过马志尼。现在这两本书都已译成中文。
应该请注意的是，当意大利军队1870年9月开进罗马的时候，作为民主共和派的代表人物，马志尼尚关押在监狱之中。该年8月初，马志尼认为有利于采取革命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因此他从热那亚秘密启程前往巴勒莫，以便支持由他的几个朋友筹划的一次革命密谋。但8月12日他刚一上岸便被逮捕并被一艘军舰押往加埃塔城堡，一直关押到1870年10月14日。被释放后，他仍未接受君主制的解决办法。当温和派占上风的意大利为从佛罗伦萨迁都罗马而欢呼雀跃的时候，马志尼在1871年4月的《人民的罗马》报上写道：“今天的意大利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他在谈到当政者们时指出：“他们难道以为一场民族革命能够在狭小的政治范畴内完成而不在社会生活的范围内产生重大的变化吗？”马志尼拒绝君主制政治制度是因为正如他所写到的那样，“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社会下等阶层”被排除到了民族政治生活之外。
从马志尼选择流亡生活直到1872年3月10日在比萨去世，他的这种坚持共和主义反对派立场的活动一直持续了40年。这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反对派活动，其目的就是要实现他的政治“乌托邦”，即共和制理想。这一活动开始于1831年，当时他在马赛建立了“青年意大利”协会；第二年，他又在马赛创办了一份同名的期刊。在该刊第一期上，他不仅阐述了共和制是统一纲领，而且表达了他的革命信念。他写道：“革命应该是由人民进行并为着人民的，如果革命像我们今天这样，只是成了某一个社会阶级的世袭财产和垄断物，变成了一种贵族政治对另一种贵族政治的替代，那我们是绝不会为之欢呼的”。1832年，马志尼最初的密谋败露后，镇压便开始了。欧洲各国的警察竭尽全力地严密监视马志尼和他的朋友们：欧洲警察为这位意大利革命者名扬四方可谓出了不少力。尽管监视不断，他还是组织了一次对萨伏依的征讨行动。行动失败后，他被迫逃往瑞士，1837年又到达伦敦，并在一段时期的失望沮丧之后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意大利劳动者协会，并出版了面向意大利工人的《人民信徒报》。在《人民信徒报》上，马志尼进一步深化了他关于社会关系的思想，并成了对革命斗争的阶级合作主义观点。他在该报写道：“工人一词没有任何阶级的含义……有一天，我们大家都将变成工人，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将以我们的劳动报酬为生。”他坚信，“期望参与政治生活和铲除少数人特权的广大民众的日益蓬勃壮大的运动”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不容否定的事实，一个全欧的事实。
当1848年巴黎爆发革命时，马志尼正在伦敦：这场革命扩展到了维也纳，并随之爆发了米兰起义（3月18—22日）。米兰的这场革命使马志尼在1848年4月得以在时隔17年之后重新踏上意大利的土地。5月，意大利共和运动的第一份日报《人民的意大利》创刊。一年之后的1849年3月，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宣告成立，马志尼应邀与萨菲、阿尔麦利尼共同组成了3人执政团。罗马共和国仅仅生存了几个月的时间。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倒台和威尼斯抵抗斗争的终结，革命斗争时期也告结束，马志尼又重新流亡国外，先是在瑞士，后又到英国。1860年，当他得知加里波第在筹备千人团远征，以便把意大利南部从波旁王朝下解救出来的消息后，马志尼即前往热那亚，但他在5月7日，即加里波第已启程前往马尔萨拉两天之后才抵达。在热那亚，他被迫秘密活动，只有在夜间才能与朋友会面。当加里波第以胜利者的身份到达那波里的时候，马志尼前往这个前波旁王国的首都，与这位已经变为君主主义者的原共谋者会见，并要求他拯救人民主权的原则。但他的这一意图遭到失败，1860年11月，他又启程返回英国，1866年，统一了的意大利政府终于给他以特赦，但是他庄严地拒绝接受这一赦免，并在随后前往洛桑，因为从这里更容易秘密去往热那亚。从1831—1872年，即在40多年的时间里，这位民主共和制的代表人物在意大利度过的时间总共才两年多一点。马志尼和意大利共和派的历史是一部流亡的历史。
马志尼的志向是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制。但这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上的简单变更。马志尼希望民主地解决意大利的问题，以便使意大利社会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他力图通过共和制、以结社原则的名义完成一场革命，即实现最贫困阶级的解放。
对马志尼的政治活动进行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主张的三个不同阶段，即密谋、起义、革命。密谋是秘密筹划的阶段，目的是使共和派分子可以为起义行动起草有关指示。起义是在确定好的时刻爆发，并通过组织武装部队来实行。马志尼把起义阶段与革命阶段区别开来，认为“革命将在起义获胜之后才开始进行。把起义与革命区别开来，意味着一种不同的行动方式”，起义时期，即从发动起义到解放意大利领土的整个时期，应该由一个集中于少数几个人之手的临时权威来领导。革命则是实现青年意大利协会的目的，首先是宣布成立共和国。一旦国地解放，一场权力都应在全国大会这一国家权威唯一源泉面前归于消亡。革命的目的就是建立人民制度。
马志尼的活动近似于一种政治社会革命，因此从理论的观点看，马志尼1832年至1870年的所有起义尝试均属于起义艺术的范畴。但是，如果说按照马克思的思想，阶级斗争式的起义应该走向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马志尼在理论上阐述的起义则应避免形成某种军事独裁的危险。马志尼的共和理想是民主的，因为他排除了军事独裁，而且从本质上说，他对君主制的敌视之所以如此之深，正是因为君主制尽管有它某种合理性，但它却接近于军事独裁。
在民主派的马志尼看来，共和制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消除任何贵族政治和任何特权”。马志尼把占统治地位的个人主义视为资产阶级制度的主要罪责，并提出了一种建立在义务学说基础上的新的社会观，以便改善社会生活。这种社会生活是从民主意义上被理解的，但民主的任务并不是推倒权威，而是以一种新的权威取代已经衰败的旧权威，这种新权威把进步视为不可违反的准则，这样就永远不会坠入僵化和不宽容。它应该具有首创精神并受到多数人赞同的认可。因此，义务作为个人和集体的一种职责，能够使权威和人民这个方程式得到破解。
关于马志尼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我想提请注意意大利学者亚历山德罗·莱维撰写的《马志尼的政治哲学》这部有价值的著作。莱维指出，马志尼没有把阶级斗争视作解放无产阶级之必要手段，而且拒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尽管社会主义可以从马志尼的政治思想中提取丰富的教益并融汇到其自身当中去。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马志尼留下了似乎是由马克思的笔尖写出的清晰透彻的话语，不是因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进行了严厉的剖析，而是因为马志尼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以变革社会为目的。
马志尼还是一个欧洲运动的领袖。1834年4月15日，他在远征萨伏依失败之后在瑞士创建了一个新的协会，即“青年欧洲”。青年欧洲的公约是由代表青年意大利、青年德意志、青年波兰这三个协会的17名年轻革命家签署的。12个月之后，又相继成立了青年瑞士和青年奥地利。这些年轻人的志向是解放被压迫民族和组建一个民族联合的欧洲。他们认为，民族问题可以通过废止1815年维也纳条约和改变欧洲地图来解决。
我们应该承认，青年欧洲是一个新的、独特的事实，因为它是“旨在于创建一个全欧洲有效民主组织的第一个系统尝试”。烧炭党曾扩展到许多国家，但是它的各个分支机构是相互隔绝的，邦纳罗蒂普试图创建一个国际烧炭党，但是他失败了。而这一次，波兰、德国、瑞士、法国的流亡者们参加了对萨伏依的远征：这种合作转变成了对“青年意大利”的政治原则的一种认同。
马志尼与青年波兰协会罗达·波尔斯卡的合作从1834年一直延续到1837年莱勒维尔及其朋友创建“波兰移民联盟”为止。但是应该指出，在“波兰民主社”的纲领宣言中，马志尼的思想，如民族的使命、人民联盟等，又得到恢复，平等、友爱等马志尼的提法又被重新启用。青年德意志也接受了马志尼的思想，而且该协会按照青年意大利的模式被视为旨在于准备起义行动的密谋工具。
马志尼关于民族的思想是什么样的呢？他于1832年写道：“民族是操着同样语言，具有平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力量和这些社会力量的活动的共同目的而结合起来的公民整体”。这种民族性使人变成人民，马志尼在他的一生中一直捍卫民族的事业，努力支持欧洲不同民族性的确立。但马志尼与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他是民主主义者。在马志尼那里，“民族”一词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人类一词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限度，这一限度便是其他民族的自由。马志尼是阐述民族问题的理论家，但他反对那种主张霸权和种族优越的民族主义。马志尼认为民族主义是“狭隘的、充满忌妒心理的、仇视他人的。”他同样也反对帝国主义，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某个国家自身能量的扩张，这种国家除了自己力量的权限之外不承认任何其他限度。马志尼认为，各国人民不应该违反道德法则，而应当为全人类的进步使命而联合起来。正是基于这些原则，他反对1815年在维也纳确定的政治制度，并为在尊重民族特性的前提下改变欧洲版图而斗争。他以预言家的眼光注意到，土耳其帝国和奥地利帝国必将不可挽回地走向衰亡，欧洲合众国将在欧洲人民的合作中而宣告诞生。
马志尼力图以他的关于义务的理论唤醒意大利人的觉悟。自库科以来的意大利自由主义作家一直坚持主张对意大利人既进行智力教育又进行文明教育。马志尼则提出了进行社会教育的概念，主张各个人都应积极参与共同的社会生活，这种参与是一种政治性的活动，但更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他的《论人的义务》是对意大利人进行社会意识教育的为数不多的著述之一。在1861年至1946年漫长的意大利王国期间，所有否定“国王”法律价值的人总是援引马志尼的言论和教导，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由于这位热那亚流亡者的功绩，“共和党人”一词在意大利历史上是指那些具有道德操守、内心正直的人；在君主制度时期，“马志尼分子”一词则是诚实、不妥协的同意语。习惯于退让妥协的人们总是以讥讽的眼光看待这种品质，但公众舆论在内心深处却总是尊重这一品质，如果说共和的理想在19世纪的意大利得以传播而来，这要归功于马志尼的宣传、著述及信念。关于马志尼的思想与活动，现在已有极多的论著，他的生活及思想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人们的研究。马志尼当时公开出版和未公开未出版的手搞、著作不下百卷。但几个多月前，我的名为《马志尼的政治设想》一书还是出版了。
马志尼在他的《自传笔记》中曾浪漫地叙述说，1831年离开意大利之前，他在被关押的萨窝纳城堡的牢房中眼望大海和蓝天，构想了他自己的政治纲领。但事实上，人们经认真研究他的著述发现，马志尼是在1831年至1846年的流亡时期内、即在居住于法国、瑞士、英国的15年时间内制定其政治计划的。按照时间顺序来跟踪研究这一理论建树过程，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样就能把马志尼置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当中，并更好地理解其思想的独到之处。
在马赛，马志尼在与法国共和党人进行讨论时，认为孟德斯鸠传统的政府形式分类法，即专制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体现了进步的观念。在1831年11月青年意大利联盟第一份通知中，作为“政治道德原则”的第一点，人们就强调指出：世界受到一种道德法则的指导，这就是进步的法则。马志尼认为，从专制制度过渡到君主立宪制，从君主立宪制过渡到共和制，是与欧洲社会的文明进步相关连的一种历史的必然；君主立宪制是一种过渡性解决办法，而过渡体制的时代已经结束。
1840年，欧洲开始了关于民主的一场大辩论，在这一年，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二部分及路易·布朗的著作《论劳动组织》出版发行；P·勒鲁和普鲁东分别在他们的著作《论人道主义》和《什么是所有权》中谈论到民主问题，傅立叶分子和圣西门分子如卡里和孔德等也在讨论民主。1842年，布鲁厄姆的《政治哲学》在伦敦出版，把纯粹的民主与立宪民主进行了区分。自1837年起流亡伦敦的马志尼与卡莱尔家交往密切与斯图亚特·密尔相熟识，但他更是普尼齐的朋友，并从他那里了解到最新出版信息。
在关于民主的这场欧洲辩论中，马志尼发表了6篇题为《关于欧洲民主的思考》的文章，以图使自己的共和方案具有民主的含义。马志尼在第一篇文章的开头写道：“人民阶层的民主倾向”是由于追随不断进步的法则而在欧洲出现的一个伟大的事实。他认为自己就属于这一民主运动，因为他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工作，“反对不平等，反对压迫”。
如果说民主是一种政府形式，那么应该怎样建立民主共和国呢？马志尼提出的范式是进步主义民主政府的代议制共和国，因为“民主原则与代议制政体的结合是一个完全现代的事实”。这样，他就重申了他对以“资产阶级个人为基础的”美国的政治共和制和对诉诸恐怖行动，具有“独裁倾向”的法国雅各宾式的共和制的那种反对态度。
马志尼认为，民主是由最优秀、最有智慧的人们自由组成的，为了反对特权、争取公民进步而努力的政府。代议共和民主制支持“劳动与知识和资本的结合”，反对某一民族的特权，因为政治的目的是以人类的名义建设一个人类的共同体。
民主作为代议制政府形式应该考虑进行社会教育，以便使公民进行一种有意识的公民活动，“选举权应该使每个个人参与对政界的控制”。在马志尼看来，社会问题与其说是与财产权问题相关联的，不如说是与对一国人民进行教育的问题相关联的。恰恰是由于马志尼不仅仅考虑物质利益，因此他反对主张给最高层领导的控制职能、因而走向社会专制主义的那些理论，因为这样一来，会在劳动者大众之上形成一个“主子阶层”。
马志尼捍卫了结社主义运动，并认为，人们结合在一起，就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并努力遵守义务。他谈到了各种各样的结社组织，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经济的和慈善救济性的，文化的和生产的，地方的和全国性的，意大利的和欧洲的。我们在马志尼那里看到的是一种结社性民主。但是，某些学者不是认为马志尼曾主张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强有力政府，以便把权力集中起来吗？在伦敦，马志尼曾在1843年9月31日的《人民使徒报》上写道，“我们是统一论者，但同时也承认，意大利半岛的所有地区在关系到地方利益的一切问题上有权进行自由选举。”
1848年，欧洲和意大利爆发了革命，但自1848年至1872年（即他去世的那年），马志尼在其著述中一直忠实于他自己的政治计划。但这种政治计划不仅仅是思想的构想，因为马志尼为了充实这一计划，使之具备有效性，他总是投身于行动，从不顾忌自已面临的风险。因此这是一种思想和行动的计划，随着路易·菲力浦的君主制的垮台，这一计划已成为他行动的前提。1848年2月以后，他支持“行动党”，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计划和建立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在以后的20多年当中，欧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导致了人们态度、立场、前景、目的的变化。但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马志尼却无疑一直忠实于自己的政治纲领。在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过程中，有些年轻的鼓动家变成了君主制的“仆从”，有些温和派分子装扮成了革命者，雅各宾派的一些理论家站在了改良主义者一旁，联邦主义的一些维护者改称为统一论者，某些狂热的民主派转而呼吁人们向君主提供帮助。但马志尼至死依然是一个“青年意大利”和“青年欧洲”的坚定一员。他不断重申自己的原则，反复阐述以前论述过的定义，不断提及自己的理想的前提，重申过去的提法，这些不仅表明他对这些主题的持久关注，而且也表明他对自己政治计划的不变的忠诚。遗憾的是，本世纪的意大利政治家并没有怎么把思想上的这种忠诚性作为自己遵循的榜样。
（黄华光译）^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1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1996年03期第58-63页
【作者简介】马斯泰洛内 [意]
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四王朝的君主制复辟得到了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支持。他力图控制意大利半岛的政治进程，防止建立立宪式的自由制度。
为了反对1815年维也纳会议强制建立的这些反动政权，出现了一些秘密社团。它们希图组织武装起义来改变政治制度。其中有些秘密社团以君主制为目标，另一些以共和制为目标。自由君主主义者要求自己的君主模仿英国的两院制模式或西班牙的一院制模式颁布一部宪法。特别是在意大利南部，许多自由主义者加入了烧炭党。1820年7月和1821年3月，那波里和都灵先后爆发了立宪运动。那波里波旁王朝的费迪南多一世和都灵萨伏依的卡尔洛·阿尔伯特准许颁布了一部以西班牙宪法为模式的宪法。但是奥地利军队对那波里王国和皮埃蒙特进行的迅速的干预使这一立宪时期转瞬即告终结，并重新建立了君主专制主义。
以共和制为目的的秘密社团关注的是美国革命或法国革命。路易吉·安杰罗尼1818年在巴黎发表的《论意大利》一文中认为，“最适合于意大利的政府制度应是美国的联邦制”。相反，邦纳罗蒂在1828年发表的《巴贝夫为平等的密谋》一书中却赞扬了罗伯斯庇尔和1793年的法国统一宪法。
1830年7月，巴黎爆发了革命。它标志着支持反动势力的查理十世王朝的终结和路易·菲力浦的上台。后者发誓将忠实于一部自由主义宪法。法国王朝的更替受到温和派们的欢迎，把这看作是君主立宪政体的胜利。空谈主义者和折中主义者把君主立宪式的两院制制度描绘成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的拼合，反对与革命的拼合。对立宪君主制的这种自由主义的解释被法国共和党人所拒绝，他们中的许多人参与“人民之友社”支部的活动，并在《百科全书评论》和《论坛》报上阐述了他们的政治思想。
1831年初，被皮埃蒙特政府指控为烧炭党分子的热那亚一个年仅26岁的年轻律师跨过边境到马赛避难，这个流亡者便是朱塞佩·马志尼。
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统一作为一种思想和行动是在1831—1870年这40年间实现的。在这期间，主张君主立宪制的两个主要人物是切萨雷·巴尔博和卡米洛·加富尔，主张共和制的是马志尼。但马志尼是失败者，因为政治上得到统一的意大利是作为君主制而诞生的。在《欧洲民主史》和《欧洲政治思想史》中，我曾分别以一章的篇幅论述过马志尼。现在这两本书都已译成中文。
应该请注意的是，当意大利军队1870年9月开进罗马的时候，作为民主共和派的代表人物，马志尼尚关押在监狱之中。该年8月初，马志尼认为有利于采取革命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因此他从热那亚秘密启程前往巴勒莫，以便支持由他的几个朋友筹划的一次革命密谋。但8月12日他刚一上岸便被逮捕并被一艘军舰押往加埃塔城堡，一直关押到1870年10月14日。被释放后，他仍未接受君主制的解决办法。当温和派占上风的意大利为从佛罗伦萨迁都罗马而欢呼雀跃的时候，马志尼在1871年4月的《人民的罗马》报上写道：“今天的意大利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他在谈到当政者们时指出：“他们难道以为一场民族革命能够在狭小的政治范畴内完成而不在社会生活的范围内产生重大的变化吗？”马志尼拒绝君主制政治制度是因为正如他所写到的那样，“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社会下等阶层”被排除到了民族政治生活之外。
从马志尼选择流亡生活直到1872年3月10日在比萨去世，他的这种坚持共和主义反对派立场的活动一直持续了40年。这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反对派活动，其目的就是要实现他的政治“乌托邦”，即共和制理想。这一活动开始于1831年，当时他在马赛建立了“青年意大利”协会；第二年，他又在马赛创办了一份同名的期刊。在该刊第一期上，他不仅阐述了共和制是统一纲领，而且表达了他的革命信念。他写道：“革命应该是由人民进行并为着人民的，如果革命像我们今天这样，只是成了某一个社会阶级的世袭财产和垄断物，变成了一种贵族政治对另一种贵族政治的替代，那我们是绝不会为之欢呼的”。1832年，马志尼最初的密谋败露后，镇压便开始了。欧洲各国的警察竭尽全力地严密监视马志尼和他的朋友们：欧洲警察为这位意大利革命者名扬四方可谓出了不少力。尽管监视不断，他还是组织了一次对萨伏依的征讨行动。行动失败后，他被迫逃往瑞士，1837年又到达伦敦，并在一段时期的失望沮丧之后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意大利劳动者协会，并出版了面向意大利工人的《人民信徒报》。在《人民信徒报》上，马志尼进一步深化了他关于社会关系的思想，并成了对革命斗争的阶级合作主义观点。他在该报写道：“工人一词没有任何阶级的含义……有一天，我们大家都将变成工人，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将以我们的劳动报酬为生。”他坚信，“期望参与政治生活和铲除少数人特权的广大民众的日益蓬勃壮大的运动”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不容否定的事实，一个全欧的事实。
当1848年巴黎爆发革命时，马志尼正在伦敦：这场革命扩展到了维也纳，并随之爆发了米兰起义（3月18—22日）。米兰的这场革命使马志尼在1848年4月得以在时隔17年之后重新踏上意大利的土地。5月，意大利共和运动的第一份日报《人民的意大利》创刊。一年之后的1849年3月，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宣告成立，马志尼应邀与萨菲、阿尔麦利尼共同组成了3人执政团。罗马共和国仅仅生存了几个月的时间。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倒台和威尼斯抵抗斗争的终结，革命斗争时期也告结束，马志尼又重新流亡国外，先是在瑞士，后又到英国。1860年，当他得知加里波第在筹备千人团远征，以便把意大利南部从波旁王朝下解救出来的消息后，马志尼即前往热那亚，但他在5月7日，即加里波第已启程前往马尔萨拉两天之后才抵达。在热那亚，他被迫秘密活动，只有在夜间才能与朋友会面。当加里波第以胜利者的身份到达那波里的时候，马志尼前往这个前波旁王国的首都，与这位已经变为君主主义者的原共谋者会见，并要求他拯救人民主权的原则。但他的这一意图遭到失败，1860年11月，他又启程返回英国，1866年，统一了的意大利政府终于给他以特赦，但是他庄严地拒绝接受这一赦免，并在随后前往洛桑，因为从这里更容易秘密去往热那亚。从1831—1872年，即在40多年的时间里，这位民主共和制的代表人物在意大利度过的时间总共才两年多一点。马志尼和意大利共和派的历史是一部流亡的历史。
马志尼的志向是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制。但这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上的简单变更。马志尼希望民主地解决意大利的问题，以便使意大利社会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他力图通过共和制、以结社原则的名义完成一场革命，即实现最贫困阶级的解放。
对马志尼的政治活动进行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主张的三个不同阶段，即密谋、起义、革命。密谋是秘密筹划的阶段，目的是使共和派分子可以为起义行动起草有关指示。起义是在确定好的时刻爆发，并通过组织武装部队来实行。马志尼把起义阶段与革命阶段区别开来，认为“革命将在起义获胜之后才开始进行。把起义与革命区别开来，意味着一种不同的行动方式”，起义时期，即从发动起义到解放意大利领土的整个时期，应该由一个集中于少数几个人之手的临时权威来领导。革命则是实现青年意大利协会的目的，首先是宣布成立共和国。一旦国地解放，一场权力都应在全国大会这一国家权威唯一源泉面前归于消亡。革命的目的就是建立人民制度。
马志尼的活动近似于一种政治社会革命，因此从理论的观点看，马志尼1832年至1870年的所有起义尝试均属于起义艺术的范畴。但是，如果说按照马克思的思想，阶级斗争式的起义应该走向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马志尼在理论上阐述的起义则应避免形成某种军事独裁的危险。马志尼的共和理想是民主的，因为他排除了军事独裁，而且从本质上说，他对君主制的敌视之所以如此之深，正是因为君主制尽管有它某种合理性，但它却接近于军事独裁。
在民主派的马志尼看来，共和制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消除任何贵族政治和任何特权”。马志尼把占统治地位的个人主义视为资产阶级制度的主要罪责，并提出了一种建立在义务学说基础上的新的社会观，以便改善社会生活。这种社会生活是从民主意义上被理解的，但民主的任务并不是推倒权威，而是以一种新的权威取代已经衰败的旧权威，这种新权威把进步视为不可违反的准则，这样就永远不会坠入僵化和不宽容。它应该具有首创精神并受到多数人赞同的认可。因此，义务作为个人和集体的一种职责，能够使权威和人民这个方程式得到破解。
关于马志尼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我想提请注意意大利学者亚历山德罗·莱维撰写的《马志尼的政治哲学》这部有价值的著作。莱维指出，马志尼没有把阶级斗争视作解放无产阶级之必要手段，而且拒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尽管社会主义可以从马志尼的政治思想中提取丰富的教益并融汇到其自身当中去。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马志尼留下了似乎是由马克思的笔尖写出的清晰透彻的话语，不是因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进行了严厉的剖析，而是因为马志尼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以变革社会为目的。
马志尼还是一个欧洲运动的领袖。1834年4月15日，他在远征萨伏依失败之后在瑞士创建了一个新的协会，即“青年欧洲”。青年欧洲的公约是由代表青年意大利、青年德意志、青年波兰这三个协会的17名年轻革命家签署的。12个月之后，又相继成立了青年瑞士和青年奥地利。这些年轻人的志向是解放被压迫民族和组建一个民族联合的欧洲。他们认为，民族问题可以通过废止1815年维也纳条约和改变欧洲地图来解决。
我们应该承认，青年欧洲是一个新的、独特的事实，因为它是“旨在于创建一个全欧洲有效民主组织的第一个系统尝试”。烧炭党曾扩展到许多国家，但是它的各个分支机构是相互隔绝的，邦纳罗蒂普试图创建一个国际烧炭党，但是他失败了。而这一次，波兰、德国、瑞士、法国的流亡者们参加了对萨伏依的远征：这种合作转变成了对“青年意大利”的政治原则的一种认同。
马志尼与青年波兰协会罗达·波尔斯卡的合作从1834年一直延续到1837年莱勒维尔及其朋友创建“波兰移民联盟”为止。但是应该指出，在“波兰民主社”的纲领宣言中，马志尼的思想，如民族的使命、人民联盟等，又得到恢复，平等、友爱等马志尼的提法又被重新启用。青年德意志也接受了马志尼的思想，而且该协会按照青年意大利的模式被视为旨在于准备起义行动的密谋工具。
马志尼关于民族的思想是什么样的呢？他于1832年写道：“民族是操着同样语言，具有平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力量和这些社会力量的活动的共同目的而结合起来的公民整体”。这种民族性使人变成人民，马志尼在他的一生中一直捍卫民族的事业，努力支持欧洲不同民族性的确立。但马志尼与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他是民主主义者。在马志尼那里，“民族”一词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人类一词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限度，这一限度便是其他民族的自由。马志尼是阐述民族问题的理论家，但他反对那种主张霸权和种族优越的民族主义。马志尼认为民族主义是“狭隘的、充满忌妒心理的、仇视他人的。”他同样也反对帝国主义，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某个国家自身能量的扩张，这种国家除了自己力量的权限之外不承认任何其他限度。马志尼认为，各国人民不应该违反道德法则，而应当为全人类的进步使命而联合起来。正是基于这些原则，他反对1815年在维也纳确定的政治制度，并为在尊重民族特性的前提下改变欧洲版图而斗争。他以预言家的眼光注意到，土耳其帝国和奥地利帝国必将不可挽回地走向衰亡，欧洲合众国将在欧洲人民的合作中而宣告诞生。
马志尼力图以他的关于义务的理论唤醒意大利人的觉悟。自库科以来的意大利自由主义作家一直坚持主张对意大利人既进行智力教育又进行文明教育。马志尼则提出了进行社会教育的概念，主张各个人都应积极参与共同的社会生活，这种参与是一种政治性的活动，但更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他的《论人的义务》是对意大利人进行社会意识教育的为数不多的著述之一。在1861年至1946年漫长的意大利王国期间，所有否定“国王”法律价值的人总是援引马志尼的言论和教导，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由于这位热那亚流亡者的功绩，“共和党人”一词在意大利历史上是指那些具有道德操守、内心正直的人；在君主制度时期，“马志尼分子”一词则是诚实、不妥协的同意语。习惯于退让妥协的人们总是以讥讽的眼光看待这种品质，但公众舆论在内心深处却总是尊重这一品质，如果说共和的理想在19世纪的意大利得以传播而来，这要归功于马志尼的宣传、著述及信念。关于马志尼的思想与活动，现在已有极多的论著，他的生活及思想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人们的研究。马志尼当时公开出版和未公开未出版的手搞、著作不下百卷。但几个多月前，我的名为《马志尼的政治设想》一书还是出版了。
马志尼在他的《自传笔记》中曾浪漫地叙述说，1831年离开意大利之前，他在被关押的萨窝纳城堡的牢房中眼望大海和蓝天，构想了他自己的政治纲领。但事实上，人们经认真研究他的著述发现，马志尼是在1831年至1846年的流亡时期内、即在居住于法国、瑞士、英国的15年时间内制定其政治计划的。按照时间顺序来跟踪研究这一理论建树过程，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样就能把马志尼置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当中，并更好地理解其思想的独到之处。
在马赛，马志尼在与法国共和党人进行讨论时，认为孟德斯鸠传统的政府形式分类法，即专制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体现了进步的观念。在1831年11月青年意大利联盟第一份通知中，作为“政治道德原则”的第一点，人们就强调指出：世界受到一种道德法则的指导，这就是进步的法则。马志尼认为，从专制制度过渡到君主立宪制，从君主立宪制过渡到共和制，是与欧洲社会的文明进步相关连的一种历史的必然；君主立宪制是一种过渡性解决办法，而过渡体制的时代已经结束。
1840年，欧洲开始了关于民主的一场大辩论，在这一年，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二部分及路易·布朗的著作《论劳动组织》出版发行；P·勒鲁和普鲁东分别在他们的著作《论人道主义》和《什么是所有权》中谈论到民主问题，傅立叶分子和圣西门分子如卡里和孔德等也在讨论民主。1842年，布鲁厄姆的《政治哲学》在伦敦出版，把纯粹的民主与立宪民主进行了区分。自1837年起流亡伦敦的马志尼与卡莱尔家交往密切与斯图亚特·密尔相熟识，但他更是普尼齐的朋友，并从他那里了解到最新出版信息。
在关于民主的这场欧洲辩论中，马志尼发表了6篇题为《关于欧洲民主的思考》的文章，以图使自己的共和方案具有民主的含义。马志尼在第一篇文章的开头写道：“人民阶层的民主倾向”是由于追随不断进步的法则而在欧洲出现的一个伟大的事实。他认为自己就属于这一民主运动，因为他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工作，“反对不平等，反对压迫”。
如果说民主是一种政府形式，那么应该怎样建立民主共和国呢？马志尼提出的范式是进步主义民主政府的代议制共和国，因为“民主原则与代议制政体的结合是一个完全现代的事实”。这样，他就重申了他对以“资产阶级个人为基础的”美国的政治共和制和对诉诸恐怖行动，具有“独裁倾向”的法国雅各宾式的共和制的那种反对态度。
马志尼认为，民主是由最优秀、最有智慧的人们自由组成的，为了反对特权、争取公民进步而努力的政府。代议共和民主制支持“劳动与知识和资本的结合”，反对某一民族的特权，因为政治的目的是以人类的名义建设一个人类的共同体。
民主作为代议制政府形式应该考虑进行社会教育，以便使公民进行一种有意识的公民活动，“选举权应该使每个个人参与对政界的控制”。在马志尼看来，社会问题与其说是与财产权问题相关联的，不如说是与对一国人民进行教育的问题相关联的。恰恰是由于马志尼不仅仅考虑物质利益，因此他反对主张给最高层领导的控制职能、因而走向社会专制主义的那些理论，因为这样一来，会在劳动者大众之上形成一个“主子阶层”。
马志尼捍卫了结社主义运动，并认为，人们结合在一起，就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并努力遵守义务。他谈到了各种各样的结社组织，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经济的和慈善救济性的，文化的和生产的，地方的和全国性的，意大利的和欧洲的。我们在马志尼那里看到的是一种结社性民主。但是，某些学者不是认为马志尼曾主张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强有力政府，以便把权力集中起来吗？在伦敦，马志尼曾在1843年9月31日的《人民使徒报》上写道，“我们是统一论者，但同时也承认，意大利半岛的所有地区在关系到地方利益的一切问题上有权进行自由选举。”
1848年，欧洲和意大利爆发了革命，但自1848年至1872年（即他去世的那年），马志尼在其著述中一直忠实于他自己的政治计划。但这种政治计划不仅仅是思想的构想，因为马志尼为了充实这一计划，使之具备有效性，他总是投身于行动，从不顾忌自已面临的风险。因此这是一种思想和行动的计划，随着路易·菲力浦的君主制的垮台，这一计划已成为他行动的前提。1848年2月以后，他支持“行动党”，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计划和建立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在以后的20多年当中，欧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导致了人们态度、立场、前景、目的的变化。但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马志尼却无疑一直忠实于自己的政治纲领。在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过程中，有些年轻的鼓动家变成了君主制的“仆从”，有些温和派分子装扮成了革命者，雅各宾派的一些理论家站在了改良主义者一旁，联邦主义的一些维护者改称为统一论者，某些狂热的民主派转而呼吁人们向君主提供帮助。但马志尼至死依然是一个“青年意大利”和“青年欧洲”的坚定一员。他不断重申自己的原则，反复阐述以前论述过的定义，不断提及自己的理想的前提，重申过去的提法，这些不仅表明他对这些主题的持久关注，而且也表明他对自己政治计划的不变的忠诚。遗憾的是，本世纪的意大利政治家并没有怎么把思想上的这种忠诚性作为自己遵循的榜样。
（黄华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