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
On the Shaping of Japan Militarism on Modern Time
肖传林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1期
【原文出处】《江汉论坛》(武汉)1996年07期第12-15页
【作者简介】肖传林 湖北大学马列课部，讲师 武汉 430062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走向大规模侵略扩张之路的，遭受深重灾难的中国人民应给予充分的重视。我认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为日本帝国主义走向这条道路产生了极大推动作用，所以有必要对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进行研究。
一、天皇制与近代军国主义
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过程中，天皇制起了极大作用。天皇制的确立，为对外掠夺的帝国主义开辟了道路。
天皇制是在大化改新时期确立的，但它被神化了。日本古书《古事记》和《日本书记》把第一任天皇说成是“天照大神”的子孙，神化天皇，以表明天皇是日本的注定的统治者。1192年幕府制度确立以前，天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幕府成立以后，天皇大权旁落，但是幕府将军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仍然要借助天皇的神威。明治维新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确定了近代天皇制。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就使天皇制近代化、法律化。并赋予天皇极大的权力。它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总揽统治大权”，“组织海陆军”，“自行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等等。通过宪法，天皇掌握至高无上的大权，面不负任何责任。特别是关于军队、外交等方面的规定，使军队成为天皇手中的玩物，天皇可以任意发动对外战争。日本虽经过明治维新开始走向资本主义，但与西方相比很不相同，日本的国会只管审议预算，咨询和追认内阁等各种事务程序，至于国会的召开、体会和解散等完全听命于天皇，本身没有什么权力。例如，1890年爆发的日本第一次经济危机引起了众议院与政府之间的激烈冲突。1893年3月召开的第四届议会对要求巨款建造海军的海军当局不信任，拒绝批准扩军预算。为制裁议会，政府发表天皇敕书，宣布天皇从自己的私囊中献出30万日元来，建造海军，并且命令扣除国家官吏薪俸的1／10来完成这一“爱国的目标”。议会迫于天皇，立即批准了海军预算。议会之上的内阁也是天皇制的内阁，由天皇决定其组成。它的首相只对天皇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在日本还有一个特殊的机构，即于1889年设立的枢密院。它位于内阁之上，在宪法上规定为天皇的“最高顾问之府”。枢密院有极大的权力，宪法及法律的解释及修改、发布重要敕令、新法草案、与外国订立条约等都需要经过枢密院咨询，国会的诀议也得经过它的同意。这样，天皇制下的枢密院、内阁、帝国议会使天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使天皇制政权成为君主独裁的专制政权。
日本历代统治者都极力神化天皇，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更是利用教育、神道等形式来宣扬、神化天皇，使天皇成为一种信仰，天皇即是国家，由于天皇的统治权和他的神的权威是合而为一的，它就具有使国民服从的力量，从而也驱使国民为侵略战争去卖命。假如没有这种拥有最高权力和神权的天皇的命令和统帅，日本国家和军队进行对外战争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近代天皇制的确立为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开辟了道路。
二、封建军国主义与近代军国主义
封建军国主义是与近代军国主义相对而言的，它建立在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上。近代军国主义与封建军国主义有很大的关系，一脉相承。前者以后者为基础，是对后者的继承和发展。
封建军国主义在日本有一个发展过程，大化改新以后，日本的封建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但由于国内市场狭窄，加上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便忙于对外寻找市场，转移国内阶级斗争视线。突出的表现则是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丰臣秀吉于1591年发动的侵朝战争，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其目的一方面是想通过掠夺战争来弥补财政收入，稳定国内的统治；另一方面是想建立包括日本、朝鲜、中国、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度在内的封建大帝国。由于中朝两国人民抵抗，他的幻想破灭了。但他为日本称霸描绘了“蓝图”，为后来的军国主义树立了“榜样”。事实上，明治维新以后，就有军国主义分子要继承丰臣秀吉的遗风，实现他的“蓝图”。到18世纪中期，军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反映出来。当时，沙俄的东侵使日本出现了反侵略的正义主张，但也随之出现了对外用兵的思想。林子平的代表作《海国兵谈》即体现了这种思想。林子平的军事思想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被称为对外侵略的“先觉者”、“攻势国防论者”，近代军国主义的启蒙者。到19世纪中期，吉田松阴又把军国主义思想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吉田松阴从小就奉行山鹿素行的世界日本中心主义和日本皇室中心主义，他强调“忠君”，他的代表作《留魂录》就说“身虽朽于武藏原野，大和魂却永不泯灭”。他所宣扬的“大和魂”为军国主义者所利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代名词。他认为大和民族在同各国竞争中不应居第二流，而应“临万国”，“不应制于外而应制外”。后来日本跻身于列强之中，对亚洲各国实行侵略，使吉田松阴的“预言”得到“验证”。在他的理想中，日本帝国的疆界是北起堪察加，南到台湾、菲律宾，还要扩展到南洋，西则囊括朝鲜和中国，最后吞并五大洲。从丰臣秀吉到吉田松阴，日本的“大陆政策”得到充分发展。明治天皇即位时发表《天皇御笔信》，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明治年间正式确立了五期“大陆政策”，明治以后的历史正是按这一计划发展的。
三、明治维新和近代军国主义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之大口号，虽然促使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摆脱了落入殖民地的命运，但也使日本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跻进了列强的行列。明治维新同时也为日本军国主义铺平了道路。
1、“文明开化”与近代军国主义
“文明开化”具有资产阶级社会启蒙运动的性质，它希望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榜样，使日本迅速资本主义化。然而明治政府兼收并蓄，把西方的消极东西也吸收进来。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为目的的岩仓县视使节团，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他们认识到“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无不超绝东洋，将此文明之风移入我国，以使我国迅速进入同等化域”（见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之研究》）。要求日本加入西方列强。出访期间，他们对欧美各国的军事，尤其是德意志克虏伯军火工厂感兴趣，认为日本要以德国为榜样。此后，日本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同德国军国主义有不解之缘，堪称一对孪生兄弟。
兴办教育是文明开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它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日本的近代教育却走向邪路，它是以军国主义为核心的。其主要特点是“三位一体”的军国主义教育，把学校、家庭、社会都纳入其轨道。1890年在山县有朋策动下，元田永孚以天皇名义发布“教育敕语”，加强了军国主义教育，它要求全体“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一旦遇有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教育敕语》不仅是各类学校的最高规范，也是国民教育和精神生活中的最高规范。此后，军国主义者一直把它当作圣旨进行贯彻和宣传。在社会教育方面，军国主义者对军人进行军国主义教育。就在日本建立近代陆海军的1882年，明治天皇直接发布了教育全军的《军人敕语》，它首先强调日本军队由天皇亲自统帅，“皇军”要遵守“忠节”、“武勇”。他们重视“在乡军人”的作用，通过“在乡军人”对臣民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使这些“在乡军人”成为军国主义的义务教员和鼓动者，从而使整个社会兵营化。一旦发动对外战争，这些“在乡军人”和臣民随时都可以被拉到战场上去。在家庭教育方面，军国主义者通过宗法统治，贯彻《教育敕语》中的“孔孟之教”、“纲常伦理”，更是强调对天皇的“忠”，通过在家尊长达到在国尊君的效果，以维护家长制的天皇统治，维护天皇的神威和军事统治大权。对学校教育，日本军国主义更是重视。日本国民把天皇当作神的子孙来崇拜，对他无条件的服从，尤其在战时把忠于天皇而战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光荣。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青少年思想里深深地培植了为天皇而死是光荣的思想。为了把青少年培养成军国主义的奴仆，他们设立了军事学校，这些学校向学员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然而更主要的是在国民中进行军国主义教育。在这方面，军国主义特别重视对教科书（特别是对历史书）的编辑工作，把军国主义思想溶进中小学教科书中。文部省通过历史课本的编审工作起了急先锋的作用。1890年标志日本天皇制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确立的“教育敕语”发布以后，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教科书的控制。“国定教科书”以“教育敕语”为指导思想。1911年再次修定的“国定教科书”，突出渲染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鼓吹皇道，灌输忠君爱国。通过教科书的编辑工作，把军国主义思想塞进教科书，使青少年幼嫩的心灵蒙上了战争乌云，从而为天皇制战争提供了不断的兵源。
这种“三位一体”的教育制度是与儒学教育紧密相联的。儒学教育在军国主义形成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1881年天皇侍讲元田永孚以“圣旨”名义发布《教学大旨》，规定以灌输儒家思想为教育中心，以“仁义忠孝”为精神支柱，要求臣民在家作“孝子”，在国作“忠臣”，其实质是把孔孟学说当作宗教强迫人民信奉，以控制青少年一代。军国主义还把儒学当作发动侵略战争的遮羞布，以“正义”、“王道”、“仁爱”的美名掩盖其侵略行径，与儒学教育紧密相联，即是利用神道、靖国神社等形式来为军国主义服务。军国主义利用《大事记》、《日本书记》中的神话，把日本称为“神国”、“天孙民族”，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明治政府以“祭政一致”相标榜，创造出神道宗教。为宣扬国家神道，1869年按天皇意旨在东京设立“招魂社”，1879年改称“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为维护天皇制，驱使人们参加侵略战争，为实现“八纮一宇”的理想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靖国神社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它把东乡平八郎、乃木希典、广濑武夫等奉为“军神”、“英灵”世代祭奉，以宣扬军国主义。军国主义者重视儒学，神道、靖国神社，是为了从意识形态上控制人们。
2、“殖产兴业”与日本近代军国主义
“殖产兴业”的提出，对于维护民族独立具有进步意义。同时，它也决定了嗣后工业发展的形态。即日本的工业化一开始就同军事紧密相关。因此，日本发展近代工业，是为对外扩张奠定基础的。
在“殖产兴业”的口号下，明治政府运用国家力量，大力发展国营工业，其中以军事工业为主，结果造成军事工业畸形发展。明治政府成立以后，接管了旧幕府所属军事工厂，到1877年改组成两个陆军工厂（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和两大海军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和筑地海军造兵厂）。1880年前后，这些兵工厂不仅成为日本国产机械的主要生产基地，而且能成批生产枪械。明治政府把这些军事工业放在主导地位。根据《帝国统计年鉴》的国营军需工厂和民营工厂发展比例可以看出：国营工厂每一工人分配的马力数都比同时期的民营工厂的要多，并且从1899—1909年都在逐年增加，其发展规模是其他部门所望尘莫及的。甲午战争前夕，一般民营工厂职工人数为28万多人，到1906年增长到61万多，增加一倍多。但同时期陆海军职工人数则从9千多人增加到近9万，增长近10倍，陆海军工厂的动力增加46—50倍。同时迅速改进军备以适应扩军备战的需要。
明治政府在大力发展国营军事工业的同时，还大力扶持财阀资本主义的发展。1880年以后，明治政府决定把大部分国营企业以廉价“处理”的方式转让三井、三菱、澁泽荣等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资本家，同时还给资本家贷款，重点企业则给予补助。最典型的例子是三菱公司。该公司同政府勾结取得了不少特权。1874年入侵台湾时，明治政府要它负责军事运输，把13只美式轮船交给三菱，战争结束后无偿交给三菱，并决定从次年起连续14年每年补助三菱公司25万日元。1875年三菱又接受日本邮船17只，西南战争时又获巨额补助，迅速成为东洋第一海运公司。这样的“政商”受到了政府的优待，对政府也就俯首听命，特别在军事战争方面更是效力。
在“殖产兴业”的方针下，日本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为军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换句话说，军国主义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
四、武士道与日本近代军国主义
武士道是日本独有的、影响时间长、程度深的道德规范。到了近代则成为日本军人教育的反动核心，把军队严格控制在军国主义者手中。
武士道原是日本封建武士应尽的一种义务和职责。在朱子理学的影响下，用法律的形式将封建武士的思想、作风和行为准则固定下来，形成完整的武士道。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强调主从关系中的“忠节”，武士必须无条件地忠效自己的领主，领主对家臣有生杀予夺之权。后来领主与武士的关系发展为天皇与军队的关系，军人必须遵守。第二，强调“武勇”，武士必经练武习艺，以杀伐为“荣”，勇为君主卖命，而且还要有自杀的勇气；为了殉君主之死，为了挽回武士战败的耻辱，武士必须勇于“切腹”。这种恶习，使后来军人死心踏地为天皇卖命。第三，强调崇拜日本刀，将之视为武士道精神的物质表现，视为武士道的灵魂，宣扬日本刀不见血，不算一个武士，这就使后来日军拚命地去杀人。第四，强调宗教迷信，武士必须敬神信佛。这就使得以杀伐为职业的武士在宗教鸦片下，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第五，强调“礼仪”，按照武士集团内部的等级制度制订“礼法”加以管束。
明治政府经过一系列改革，基本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但由于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不得不和封建武士势力相勾结，使得封建武士在明治政府中掌握了重要特权。于是，在日本近代社会中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造成天皇制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其中，封建武士道几乎被全部保留下来。因为明治统治者发现武士道有利于巩固统治、控制军队，更便于驱使新时代的“武士”去进行侵略战争。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戒”：用武士道精神强迫军队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并说军人的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为了加强控制军队，1881年建立了严酷的宪兵制度，在此基础上又于1882年发布“军人敕谕”，重申军人要严格遵守武士道。这样，武士道就成为军国主义的灵魂，一方面维护天皇的权威，一方面紧紧控制军队使之为天皇的战争卖命。
五、国内外形势与日本近代军国主义
明治维新前夕，亚洲形势风云变幻。中国开始走向半殖民地深渊，日本也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因为自开关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日本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受损伤的民族感情往往成为军国主义、沙文主义的土壤。日本军国主义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日本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被天皇制国权主义给偷换了，伸张“国权”的侵略战争被蒙上“民族独立”的“正义”的面纱，就连甲午战争竟然受到许多热爱“和平”的人的支持，而且还被当作“正义”的战争。
面对民族危机，明治政府一方面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取得与列强同等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屈服欧美的同时，又怀着与欧美相等的心理，侵略弱小国家以寻找屈服于欧美的经济、政治和精神上的满足。这即是明治政府实行的“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的政策，对西方列强采取软弱主义，对邻国则采取强硬主义。早在1855年吉田松阴就说过：“在同俄国、美国签订和约以后，不要自己弃义，失信夷狄，要严守规章，加深信义，乘机积蓄国力，夺取容易占领的朝鲜、满洲、中国，这样在交易上输给英美的东亚将从朝鲜、满洲的土地上取得补偿。”
对西方列强的软弱屈从，换来了它们的支持。1871年日本政府要占琉球，美国首先予以承认。随后，日本策划侵略台湾，美国派熟悉台湾的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日外务省顾问。甲午战争时，英国要求清政府把朝鲜交给日本，德国驻日公使也对日本说：“必须给（中国）以当头一棒。”战争中美国官方舆论都称此为“义战”，认为“日本人的成功，无异于美国弟子的成功”。日本有了列强作后盾，便有恃无恐。从明治初年起，发动一系列对朝鲜、中国的战争，在军国主义道路上，大大加快了步伐。福泽谕吉等人提出“脱亚入欧”论，要求日本加入西方列强之列。对弱小国家的强硬使日本得到了大量好处，夺取了大量原料、粮食和财富。1877年对台战争获得白银50万两。1886—1893年输入日本的黄金68%来自朝鲜。甲午战争的胜利又使日本获得2亿两白银，使日本资本主义飞跃发展。对日本军国主义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所冶金工厂八幡制铁所，就是靠甲午战争对中国的掠夺而建立的。对外战争给日本军国主义带来极大“好处”，而这些“好处”，又吸引着新的侵略，二者互相促进。
如果说民族危机对日本军国主义是一种外部刺激的话，日本本身固有的一些矛盾则从内部使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明治维新使日本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国内市场狭窄，而西方列强又控制了一部分市场，这样邻国的原料市场、商品市场对日本资本主义产生了极大的魅力。为了得到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日本便走向了侵略道路。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国内矛盾。这就是说，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引起的各种矛盾迫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从此以后便出现了向海外扩张的热潮。
此外，军部独立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化，它把日本推入军国主义的深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1期
【原文出处】《江汉论坛》(武汉)1996年07期第12-15页
【作者简介】肖传林 湖北大学马列课部，讲师 武汉 430062
一、天皇制与近代军国主义
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过程中，天皇制起了极大作用。天皇制的确立，为对外掠夺的帝国主义开辟了道路。
天皇制是在大化改新时期确立的，但它被神化了。日本古书《古事记》和《日本书记》把第一任天皇说成是“天照大神”的子孙，神化天皇，以表明天皇是日本的注定的统治者。1192年幕府制度确立以前，天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幕府成立以后，天皇大权旁落，但是幕府将军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仍然要借助天皇的神威。明治维新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确定了近代天皇制。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就使天皇制近代化、法律化。并赋予天皇极大的权力。它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总揽统治大权”，“组织海陆军”，“自行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等等。通过宪法，天皇掌握至高无上的大权，面不负任何责任。特别是关于军队、外交等方面的规定，使军队成为天皇手中的玩物，天皇可以任意发动对外战争。日本虽经过明治维新开始走向资本主义，但与西方相比很不相同，日本的国会只管审议预算，咨询和追认内阁等各种事务程序，至于国会的召开、体会和解散等完全听命于天皇，本身没有什么权力。例如，1890年爆发的日本第一次经济危机引起了众议院与政府之间的激烈冲突。1893年3月召开的第四届议会对要求巨款建造海军的海军当局不信任，拒绝批准扩军预算。为制裁议会，政府发表天皇敕书，宣布天皇从自己的私囊中献出30万日元来，建造海军，并且命令扣除国家官吏薪俸的1／10来完成这一“爱国的目标”。议会迫于天皇，立即批准了海军预算。议会之上的内阁也是天皇制的内阁，由天皇决定其组成。它的首相只对天皇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在日本还有一个特殊的机构，即于1889年设立的枢密院。它位于内阁之上，在宪法上规定为天皇的“最高顾问之府”。枢密院有极大的权力，宪法及法律的解释及修改、发布重要敕令、新法草案、与外国订立条约等都需要经过枢密院咨询，国会的诀议也得经过它的同意。这样，天皇制下的枢密院、内阁、帝国议会使天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使天皇制政权成为君主独裁的专制政权。
日本历代统治者都极力神化天皇，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更是利用教育、神道等形式来宣扬、神化天皇，使天皇成为一种信仰，天皇即是国家，由于天皇的统治权和他的神的权威是合而为一的，它就具有使国民服从的力量，从而也驱使国民为侵略战争去卖命。假如没有这种拥有最高权力和神权的天皇的命令和统帅，日本国家和军队进行对外战争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近代天皇制的确立为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开辟了道路。
二、封建军国主义与近代军国主义
封建军国主义是与近代军国主义相对而言的，它建立在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上。近代军国主义与封建军国主义有很大的关系，一脉相承。前者以后者为基础，是对后者的继承和发展。
封建军国主义在日本有一个发展过程，大化改新以后，日本的封建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但由于国内市场狭窄，加上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便忙于对外寻找市场，转移国内阶级斗争视线。突出的表现则是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丰臣秀吉于1591年发动的侵朝战争，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其目的一方面是想通过掠夺战争来弥补财政收入，稳定国内的统治；另一方面是想建立包括日本、朝鲜、中国、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度在内的封建大帝国。由于中朝两国人民抵抗，他的幻想破灭了。但他为日本称霸描绘了“蓝图”，为后来的军国主义树立了“榜样”。事实上，明治维新以后，就有军国主义分子要继承丰臣秀吉的遗风，实现他的“蓝图”。到18世纪中期，军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反映出来。当时，沙俄的东侵使日本出现了反侵略的正义主张，但也随之出现了对外用兵的思想。林子平的代表作《海国兵谈》即体现了这种思想。林子平的军事思想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被称为对外侵略的“先觉者”、“攻势国防论者”，近代军国主义的启蒙者。到19世纪中期，吉田松阴又把军国主义思想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吉田松阴从小就奉行山鹿素行的世界日本中心主义和日本皇室中心主义，他强调“忠君”，他的代表作《留魂录》就说“身虽朽于武藏原野，大和魂却永不泯灭”。他所宣扬的“大和魂”为军国主义者所利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代名词。他认为大和民族在同各国竞争中不应居第二流，而应“临万国”，“不应制于外而应制外”。后来日本跻身于列强之中，对亚洲各国实行侵略，使吉田松阴的“预言”得到“验证”。在他的理想中，日本帝国的疆界是北起堪察加，南到台湾、菲律宾，还要扩展到南洋，西则囊括朝鲜和中国，最后吞并五大洲。从丰臣秀吉到吉田松阴，日本的“大陆政策”得到充分发展。明治天皇即位时发表《天皇御笔信》，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明治年间正式确立了五期“大陆政策”，明治以后的历史正是按这一计划发展的。
三、明治维新和近代军国主义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之大口号，虽然促使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摆脱了落入殖民地的命运，但也使日本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跻进了列强的行列。明治维新同时也为日本军国主义铺平了道路。
1、“文明开化”与近代军国主义
“文明开化”具有资产阶级社会启蒙运动的性质，它希望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榜样，使日本迅速资本主义化。然而明治政府兼收并蓄，把西方的消极东西也吸收进来。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为目的的岩仓县视使节团，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他们认识到“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无不超绝东洋，将此文明之风移入我国，以使我国迅速进入同等化域”（见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之研究》）。要求日本加入西方列强。出访期间，他们对欧美各国的军事，尤其是德意志克虏伯军火工厂感兴趣，认为日本要以德国为榜样。此后，日本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同德国军国主义有不解之缘，堪称一对孪生兄弟。
兴办教育是文明开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它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日本的近代教育却走向邪路，它是以军国主义为核心的。其主要特点是“三位一体”的军国主义教育，把学校、家庭、社会都纳入其轨道。1890年在山县有朋策动下，元田永孚以天皇名义发布“教育敕语”，加强了军国主义教育，它要求全体“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一旦遇有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教育敕语》不仅是各类学校的最高规范，也是国民教育和精神生活中的最高规范。此后，军国主义者一直把它当作圣旨进行贯彻和宣传。在社会教育方面，军国主义者对军人进行军国主义教育。就在日本建立近代陆海军的1882年，明治天皇直接发布了教育全军的《军人敕语》，它首先强调日本军队由天皇亲自统帅，“皇军”要遵守“忠节”、“武勇”。他们重视“在乡军人”的作用，通过“在乡军人”对臣民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使这些“在乡军人”成为军国主义的义务教员和鼓动者，从而使整个社会兵营化。一旦发动对外战争，这些“在乡军人”和臣民随时都可以被拉到战场上去。在家庭教育方面，军国主义者通过宗法统治，贯彻《教育敕语》中的“孔孟之教”、“纲常伦理”，更是强调对天皇的“忠”，通过在家尊长达到在国尊君的效果，以维护家长制的天皇统治，维护天皇的神威和军事统治大权。对学校教育，日本军国主义更是重视。日本国民把天皇当作神的子孙来崇拜，对他无条件的服从，尤其在战时把忠于天皇而战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光荣。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青少年思想里深深地培植了为天皇而死是光荣的思想。为了把青少年培养成军国主义的奴仆，他们设立了军事学校，这些学校向学员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然而更主要的是在国民中进行军国主义教育。在这方面，军国主义特别重视对教科书（特别是对历史书）的编辑工作，把军国主义思想溶进中小学教科书中。文部省通过历史课本的编审工作起了急先锋的作用。1890年标志日本天皇制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确立的“教育敕语”发布以后，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教科书的控制。“国定教科书”以“教育敕语”为指导思想。1911年再次修定的“国定教科书”，突出渲染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鼓吹皇道，灌输忠君爱国。通过教科书的编辑工作，把军国主义思想塞进教科书，使青少年幼嫩的心灵蒙上了战争乌云，从而为天皇制战争提供了不断的兵源。
这种“三位一体”的教育制度是与儒学教育紧密相联的。儒学教育在军国主义形成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1881年天皇侍讲元田永孚以“圣旨”名义发布《教学大旨》，规定以灌输儒家思想为教育中心，以“仁义忠孝”为精神支柱，要求臣民在家作“孝子”，在国作“忠臣”，其实质是把孔孟学说当作宗教强迫人民信奉，以控制青少年一代。军国主义还把儒学当作发动侵略战争的遮羞布，以“正义”、“王道”、“仁爱”的美名掩盖其侵略行径，与儒学教育紧密相联，即是利用神道、靖国神社等形式来为军国主义服务。军国主义利用《大事记》、《日本书记》中的神话，把日本称为“神国”、“天孙民族”，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明治政府以“祭政一致”相标榜，创造出神道宗教。为宣扬国家神道，1869年按天皇意旨在东京设立“招魂社”，1879年改称“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为维护天皇制，驱使人们参加侵略战争，为实现“八纮一宇”的理想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靖国神社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它把东乡平八郎、乃木希典、广濑武夫等奉为“军神”、“英灵”世代祭奉，以宣扬军国主义。军国主义者重视儒学，神道、靖国神社，是为了从意识形态上控制人们。
2、“殖产兴业”与日本近代军国主义
“殖产兴业”的提出，对于维护民族独立具有进步意义。同时，它也决定了嗣后工业发展的形态。即日本的工业化一开始就同军事紧密相关。因此，日本发展近代工业，是为对外扩张奠定基础的。
在“殖产兴业”的口号下，明治政府运用国家力量，大力发展国营工业，其中以军事工业为主，结果造成军事工业畸形发展。明治政府成立以后，接管了旧幕府所属军事工厂，到1877年改组成两个陆军工厂（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和两大海军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和筑地海军造兵厂）。1880年前后，这些兵工厂不仅成为日本国产机械的主要生产基地，而且能成批生产枪械。明治政府把这些军事工业放在主导地位。根据《帝国统计年鉴》的国营军需工厂和民营工厂发展比例可以看出：国营工厂每一工人分配的马力数都比同时期的民营工厂的要多，并且从1899—1909年都在逐年增加，其发展规模是其他部门所望尘莫及的。甲午战争前夕，一般民营工厂职工人数为28万多人，到1906年增长到61万多，增加一倍多。但同时期陆海军职工人数则从9千多人增加到近9万，增长近10倍，陆海军工厂的动力增加46—50倍。同时迅速改进军备以适应扩军备战的需要。
明治政府在大力发展国营军事工业的同时，还大力扶持财阀资本主义的发展。1880年以后，明治政府决定把大部分国营企业以廉价“处理”的方式转让三井、三菱、澁泽荣等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资本家，同时还给资本家贷款，重点企业则给予补助。最典型的例子是三菱公司。该公司同政府勾结取得了不少特权。1874年入侵台湾时，明治政府要它负责军事运输，把13只美式轮船交给三菱，战争结束后无偿交给三菱，并决定从次年起连续14年每年补助三菱公司25万日元。1875年三菱又接受日本邮船17只，西南战争时又获巨额补助，迅速成为东洋第一海运公司。这样的“政商”受到了政府的优待，对政府也就俯首听命，特别在军事战争方面更是效力。
在“殖产兴业”的方针下，日本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为军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换句话说，军国主义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
四、武士道与日本近代军国主义
武士道是日本独有的、影响时间长、程度深的道德规范。到了近代则成为日本军人教育的反动核心，把军队严格控制在军国主义者手中。
武士道原是日本封建武士应尽的一种义务和职责。在朱子理学的影响下，用法律的形式将封建武士的思想、作风和行为准则固定下来，形成完整的武士道。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强调主从关系中的“忠节”，武士必须无条件地忠效自己的领主，领主对家臣有生杀予夺之权。后来领主与武士的关系发展为天皇与军队的关系，军人必须遵守。第二，强调“武勇”，武士必经练武习艺，以杀伐为“荣”，勇为君主卖命，而且还要有自杀的勇气；为了殉君主之死，为了挽回武士战败的耻辱，武士必须勇于“切腹”。这种恶习，使后来军人死心踏地为天皇卖命。第三，强调崇拜日本刀，将之视为武士道精神的物质表现，视为武士道的灵魂，宣扬日本刀不见血，不算一个武士，这就使后来日军拚命地去杀人。第四，强调宗教迷信，武士必须敬神信佛。这就使得以杀伐为职业的武士在宗教鸦片下，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第五，强调“礼仪”，按照武士集团内部的等级制度制订“礼法”加以管束。
明治政府经过一系列改革，基本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但由于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不得不和封建武士势力相勾结，使得封建武士在明治政府中掌握了重要特权。于是，在日本近代社会中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造成天皇制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其中，封建武士道几乎被全部保留下来。因为明治统治者发现武士道有利于巩固统治、控制军队，更便于驱使新时代的“武士”去进行侵略战争。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戒”：用武士道精神强迫军队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并说军人的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为了加强控制军队，1881年建立了严酷的宪兵制度，在此基础上又于1882年发布“军人敕谕”，重申军人要严格遵守武士道。这样，武士道就成为军国主义的灵魂，一方面维护天皇的权威，一方面紧紧控制军队使之为天皇的战争卖命。
五、国内外形势与日本近代军国主义
明治维新前夕，亚洲形势风云变幻。中国开始走向半殖民地深渊，日本也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因为自开关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日本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受损伤的民族感情往往成为军国主义、沙文主义的土壤。日本军国主义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日本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被天皇制国权主义给偷换了，伸张“国权”的侵略战争被蒙上“民族独立”的“正义”的面纱，就连甲午战争竟然受到许多热爱“和平”的人的支持，而且还被当作“正义”的战争。
面对民族危机，明治政府一方面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取得与列强同等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屈服欧美的同时，又怀着与欧美相等的心理，侵略弱小国家以寻找屈服于欧美的经济、政治和精神上的满足。这即是明治政府实行的“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的政策，对西方列强采取软弱主义，对邻国则采取强硬主义。早在1855年吉田松阴就说过：“在同俄国、美国签订和约以后，不要自己弃义，失信夷狄，要严守规章，加深信义，乘机积蓄国力，夺取容易占领的朝鲜、满洲、中国，这样在交易上输给英美的东亚将从朝鲜、满洲的土地上取得补偿。”
对西方列强的软弱屈从，换来了它们的支持。1871年日本政府要占琉球，美国首先予以承认。随后，日本策划侵略台湾，美国派熟悉台湾的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日外务省顾问。甲午战争时，英国要求清政府把朝鲜交给日本，德国驻日公使也对日本说：“必须给（中国）以当头一棒。”战争中美国官方舆论都称此为“义战”，认为“日本人的成功，无异于美国弟子的成功”。日本有了列强作后盾，便有恃无恐。从明治初年起，发动一系列对朝鲜、中国的战争，在军国主义道路上，大大加快了步伐。福泽谕吉等人提出“脱亚入欧”论，要求日本加入西方列强之列。对弱小国家的强硬使日本得到了大量好处，夺取了大量原料、粮食和财富。1877年对台战争获得白银50万两。1886—1893年输入日本的黄金68%来自朝鲜。甲午战争的胜利又使日本获得2亿两白银，使日本资本主义飞跃发展。对日本军国主义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所冶金工厂八幡制铁所，就是靠甲午战争对中国的掠夺而建立的。对外战争给日本军国主义带来极大“好处”，而这些“好处”，又吸引着新的侵略，二者互相促进。
如果说民族危机对日本军国主义是一种外部刺激的话，日本本身固有的一些矛盾则从内部使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明治维新使日本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国内市场狭窄，而西方列强又控制了一部分市场，这样邻国的原料市场、商品市场对日本资本主义产生了极大的魅力。为了得到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日本便走向了侵略道路。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国内矛盾。这就是说，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引起的各种矛盾迫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从此以后便出现了向海外扩张的热潮。
此外，军部独立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化，它把日本推入军国主义的深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