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大流士一世改革与波斯帝国的全盛
谢玉珊/徐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1期
【原文出处】《天中学刊》(驻马店)1996年02期第74-78页
摘要 大流士一世在其统治时期，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了古代波斯帝国的繁荣与昌盛。
关键词 波斯 大流士一世 《贝希斯顿铭文》 贡税 琐罗亚斯德教
一、平定高墨达，记功贝希斯顿
公元前6世纪，波斯还是处于米底王国统治之下的农牧部落，直至公元前553年，出身于阿黑门尼德族的居鲁士（公元前600～529年）乘米底王国发生内乱之机，领导波斯人起兵反抗，经过3年多的艰苦战争，居鲁士终于在公元前550年建立了阿黑门尼德王朝。
居鲁士死后，由他的儿子冈比西斯继位。冈比西斯继承其父的扩张政策，继续对外侵略，并于公元前525年征服了整个埃及，使波斯的疆域扩大到包括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埃及和中亚细亚部分地区，成为横跨亚非两洲的奴隶制大帝国。
大流士的父亲希司塔斯佩斯是波斯国王冈比西斯的堂兄弟。冈比西斯在远征埃及期间，曾任命大流士为万人不死军的总指挥。冈比西斯在埃及逗留期间，波斯境内发生了反对他的起义，他闻讯后急忙赶回波斯，但在途中却猝然死去。这时年方28岁的大流士和另外6个贵族青年赶回波斯，合谋诛杀起义领袖伪巴尔迪亚——高墨达。
高墨达在公元前522年称王，宣布免除3年的赋税和兵役，这一措施大得民心；他还摧毁各地的神庙，企图进行宗教改革。因此，整个帝国，波斯、米底、巴比伦，乃至其他各地人民都背离了冈比西斯，拥护高墨达，只有奴隶主贵族们感到自身利益受到损失才反对他，因为高墨达剥夺了他们的“牧场、畜群、奴隶和邸宅”。同年9月，大流士为首的7人集团在奴隶主贵族的支持下，在米底的西迦耶胡瓦提堡杀死了高墨达，并杀尽支持高墨达的所有穆护。大流士就这样取得了王位，成为波斯帝国新的统治者，史称大流士一世。
大流士一世上台后，极力恢复和扩大奴隶主贵族的特权，更激起人民的反抗和不满，各被征服民族也奋起抗争，企图恢复独立，以至暴动遍及全国。只是由于他们各自为战，不相合作和联系，终归失败。大流士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以少数的兵力实行各个击破，经过大小18次战役，擒获了8个暴动首领，才扭转了帝国摇摇欲坠的形势。
帝国形势基本安定之后，为了炫耀自己的武功，公元前520年9月，大流士在巴比伦到埃克巴坦那中途，克尔曼沙以东32公里处的贝希斯顿村的悬崖峭壁上刻石记功，这就是著名的《贝希斯顿铭文》。这个铭文的上方浮雕为受俘图。铭文中所说“俘九王”中的八个王，长索鱼贯系颈，背缚双手，面向大流士。大流士昂然直立，左脚踏在仰卧在地的高墨达身上，左手按弓，右手指向天空中央上的阿胡拉马资达，表示向神敬礼。阿胡拉马资达左手持象征王权的环，准备授予大流士。铭文用古波斯语、埃兰语、阿卡德语三种楔形文字写成，主要内容是：①证明大流士继承王位的合法性；②夸耀“十九战，俘九王”的战绩；③表示受命于阿胡拉马资达，强调王权神授，君权不可侵犯。
二、强化集权，制定贡赋
两年多的动乱几乎使帝国土崩瓦解。这说明只凭武力征服建立的帝国，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统治和措施，是难以维持的。不但被征服民族时时企图恢复独立，乃至国王任命的方面大员也往往窥伺时机，谋求割据。另外，大流士帝国包括许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西亚和埃及是经济发达中心，而伊朗和中亚地区还处于奴隶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在不断的扩张过程中，由波斯贵族组成的原有统治机构和古老的军事组织，已经不能适应统治一个庞大帝国的需要。因此，大流士着手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大流士在其统治初期实行全面的改革，主要目的是使奴隶主政权进一步摆脱氏族贵族和部落制度的影响，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大流士把全国划分为大约20个省，每省置总督一人，照例由波斯贵族和王室成员担任，其职责主要是处理一省的行政事务，直接对国王负责。总督之外设将军一人，统领一省驻军，也是直接对国王负责。还有第三个高级官吏专司征收各省贡赋。
总督、将军、司税收的大员三权分立，各自对国王负责，使他们之间相互监督和牵制，以便于国王的控制。此外，大流士还在总督身旁置秘书一人，作为中央与总督的联络员，实际上是国王的亲信，负责监视总督的一切行动。国王还经常派出钦差大臣到各地巡行，视察情况，直接向国土汇报，被希腊人称为“王的耳朵”。如果发现哪个总督或大员不忠于国王，钦差大臣就会采取严厉的惩罚，甚至把他的皮剥下来，铺在总督的座椅上，使继任者有所忌惮，不敢再反对国王。如波斯王室动荡之际，埃及总督将铸有大王像的银币熔为银块，高价出售，大流士认为这是叛逆行为，将他革职，后处死。又有居鲁士晚年任命的萨迪斯总督奥罗提在大流士即位之初独断专行，乃至杀死中央派去的使臣。大流士毫不手软，将其处死。大流士就是通过这一整套的官僚机构来贯彻自己的意旨的。宫廷有通晓各地语言的官吏，有大臣主持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有国王的亲信使臣在各地巡行，又有地方大员的互相牵制，这样建立起来的全部官僚机构，使波斯帝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波斯地区到其它地区，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统治网络，大大加强了中央政权。
大流士深知法律对于巩固帝国的作用。他的《贝希斯顿铭文》在叙述他所征服的各个国土时首先说：“在这些国土上，容易相处的人，我善待之；虚妄的人，我惩治之。赖阿胡拉马资达的佑助，这些国土尊重我的法律，我所说的，他们遵办。”[①]从这可以看出大流士是以高压手段和严酷的立法，对待被征服国家和人民，借以维持帝国的统治。他以制定法律而知名当世，曾被柏拉图称道。他所制定的法典，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塞琉古时期仍被视为权威之作。他的法典虽已不传，但根据他留下的《贝希斯顿铭文》的措词和用语可以看出，他是以《汉谟拉比法典》为蓝本的。大流士通过制定一系列的严刑峻法，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波斯帝国的统治。
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大流士还进行了税制改革。大流士明确规定了各省的贡赋数额，每省均须向中央交纳一定的金银和实物。具体数额为：小亚细亚4省，每年交纳1760塔兰特；埃及省交纳银700塔兰特；巴比伦—亚述省交纳银1000塔兰特；印度省交纳沙金，约值4860塔兰特；波斯省免税。各省的贡赋，根据各省资源而定，统一输交国库，每省除交纳一定数量的现金外，还有各种土贡，如谷物、家畜等，以供宫廷的需要和各地驻军及远征军的军需。如埃及每年要给孟斐斯的波斯驻军供应谷物，而巴比伦一省供应宫廷和帝国军队全年所需粮食的三分之一。
在大流士之前，两河流域计算土地大小，不论面积，而论产量。税额的多少，每年由税吏预先估定。即使欠收，仍须如数交纳，十分苛刻。大流士开始改行土地测量，根据面积、种值谷物的种类以及平均产量，规定固定的税额。这样，对农民来说，虽然仍不免为沉重的负担，但较之从前的毫无规定，任意强征，已是一种不小的改进。在征税的过程中，往往采用包税制，即将各省的赋税交给“包税人”来征收。这些包税人大多是富商或高利贷集团，他们一次向国库交付巨额税款，然后与地方官吏一起，相互勾结，巧立税目，大肆搜刮百姓，往往获取比法定贡赋高出许多的利润。所以，大流士的包税制度对非波斯居民来说仍是个沉重的负担。
大流士王朝的国库收入，主要来自被征服地区的贡赋和各种苛捐杂税。奴隶主常常可以获得免税的特权，贡税主要落在广大劳动人民身上。人民苦于捐税，常常不得不将土地典押给高利贷者，甚至把儿女卖为奴隶。破产农民的处境与奴隶没有多大差别。他们遭到中央王朝和地方统治者的双重剥削。此外，国家还任意征发农民和奴隶服劳役、作差工、修筑驿道。波斯诸王为了修筑自己豪华的宫殿，就从中亚细亚、波斯和两河流域调动大批农民和奴隶，去修建苏萨的王宫和帕赛波里斯的宏大建设。税收和沉重的劳役，使广大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与奴隶主阶级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三、修筑渠道，统一币制
大流士统治下的波斯帝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它由亚、非许多不同的地区和民族构成，在当时的条件下，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帝国有秩序和安定是十分困难的。这样，便利的交通和统一的币制就成为帝国发展和生存的十分重要的前提。大流士为了便于调遣军队，传达政令，除了利用赫梯、亚述原有的驿道外，又修筑了许多新的驿道。驿道沿途设有驿站，驿站附设旅馆，随时都有信差备马以待。从苏萨到小亚爱斐斯的“御道”，是所有驿道中最长的一条，全程2400公里，每20公里设一驿站。苏萨发出的命令和文件，站站相传，日夜不停，7天即可到达终点，而一般商队却要走3个月。另一条重要干线起自巴比伦城，横贯伊朗高原，东达大夏和印度边境。为了保护驿道的交通安全，在沿途各地区和沙漠的边界，在大河的渡江处，都修筑有防御工事和驻扎卫戍部队。大流士利用四通八达的驿道网，把国内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连接起来，大大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对各地的控制，当然在客观上也促进和便利了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在修筑驿道的同时，大流士为了探索富源和到埃及的海路，约在公元前516年，派希腊人斯基拉克斯从喀布尔河与印度河会流处出发，由印度河顺流而下，入印度洋，过波斯湾，环绕阿拉伯半岛，抵达埃及的苏伊士港。这一次航行历时二年半。斯基拉克斯归国后用希腊语写成航行日记，印度省就是在他这次航行之后不久才设立的。印度省建立后，波斯与印度的海上贸易开始发展起来，不久就有印度商人到基什城开设旅栈。
另一件有关航运的事就是运河的开凿。早在埃及中王国时期，尼罗河的支流佩卢西亚克有一条灌溉运河，公元前7世纪，法老尼科二世企图延长运河通过苦海到苏伊士湾，以实现从红海到地中海环航非洲的计划。公元前518年，大流士决定完成这一宏伟的工程。原先开凿的部分运河已被泥沙淹没，工人们只有靠打井来供应饮水。经过艰苦的工作，埃及人民终于开通了沟通尼罗河和红海的运河。这条运河的长度为4日航程，宽度可容2艘3层浆的大船并行。它的开通促进了北非和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也可以说是近代苏伊士运河的前驱。
大量道路和航线的开通，使大流士加强了对整个帝国的控制。当国王发出命令时，信差便相互接替驱马疾驰，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据希腊学者色诺芬记载：“有时甚至在夜里这种传递都不停止，夜班的人接替白班的人，这样一来，正如某些人们所说的，信差在路上便跑得比仙鹤还要快。”[②]西方的希腊人羡慕地说：“坐在自己都城里的波斯国王，吃着爱琴海的鲜鱼。”如果某个地区发生叛乱和动荡，国土很快就能得到消息，并且可以利用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迅速调动军队镇压。
在修筑驿道、开通运河的同时，大流士还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着手统一全国的币制和度量衡。由于波斯帝国的疆域十分广阔，各种货币和度量衡在许多地区通行，这就给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带来许多不便。大流士根据当时西亚、北非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情况，在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统一的铸币制度。规定中央政府有铸造金币的特权，省区总督只许铸造银币，各自治城市只许铸造铜币。大流士铸造的金币叫“大流克”，重8.4克，成色最好，含纯金98%，银币叫做“舍克勒”，重5.6克，20个舍克勒等于一个大流克。由于市场上流通的银币是各地铸造的，成色不一，大流士又规定国库将纳税者所交各种银币分类，有白银或纯银、二等银、三等银等，按统一标准折算，纳税者要补交成色不足的差额。因为计算的十分精细，所以大流士被纳税者称为“小商贩”，但货币标准化对商业的发展确是有利的。同时，币制的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在经济上的集权，和对地方财政的控制，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大流士在统一币制的同时，也着手统一全国的度量衡。这方面的改革文字记载的不多，但从苏萨和其他地区出土的文物中，发现刻有大流士王号的尺，另外还有大小不等的青铜和石制的权。据说，大流士在位末年“国王的量”已经代替了私家的量，在埃及南部发现的纸草文书中，有一件记载当地犹太雇佣军是“按照国王的石（权）”偿还债务的。
四、改革军事，定立国教
在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大流士也十分重视军事的改革，因为一支强大的军队是波斯帝国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和对外扩张的最主要的支柱。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大流士自任最高统帅，并参照亚述的兵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①建立一支由波斯人组成的近卫军（包括一千名骑兵，一千名枪兵和一万名号称“无敌”的步兵）。近卫军的人数始终不变，如有伤亡，立即补充，因此希腊人称之为“不死队”。②把全国分为5个军区，每个军区长官统辖几个省的军事首长，军区长官直接对国王负责。军区的建立对于军队的管理有着巨大的意义。③大流士亲自规定各省驻军的规模及每一兵种的人数，甚至还规定个别重要堡垒和据点卫戍部队的人数。为保证有充足的兵源，大流士又规定了各省应服兵役的人数，一旦爆发战争，即按预定数额征召入伍。④树立波斯贵族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波斯本部的军队是帝国军队的核心，而驻防各省军队的军官多由波斯人担任。⑤利用腓尼基人和巴勒斯坦人兴建一支拥有数百只战船的舰队，使波斯帝国成为不仅拥有强大陆军而且拥有海军的国家，以便与希腊人争夺地中海东部的海上霸权。⑥每年检阅军队，国王驻地周围的军队由国王亲自检阅，较远的地区则由国王特命的官员前往检阅，以显示国王对军队的绝对权威。大流士所进行的这些军事改革，有助于波斯帝国军事威力的增长。大流士正是依仗波斯在军事上的优势，极力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在北非，他巩固了西里尼和巴尔卡；在东方，他征服了中亚的花剌子模、索格第安那等地的起义，并夺取了印度河流域西北部。前514～513年，大流士远征黑海北岸的西徐亚人，虽遭失败，但在归途中却占领了赫勒斯滂海峡和色雷斯的部分地区。后来大流士又进一步向爱琴海扩张，并控制了一些岛屿，从此，波斯便成为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空前庞大的奴隶制大帝国。帝国的版图包括：伊朗高原、中亚的大部分、印度西北部、整个西亚、埃及和欧洲的部分地区。从大流士一世起，波斯帝国的首都共有4个：苏萨、爱克巴坦那、巴比伦、帕赛波里斯。波斯国王及其宫廷一年四季轮流驻跸于每个都城。
在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大流士也注意到了宗教对于巩固帝国统治的作用。从他统治的时期起，琐罗亚斯德教便成为波斯帝国的国教。根据传说，琐罗亚斯德教是伊朗人的“先知者”琐罗亚斯德（即萨拉苏会特拉，希腊语名为琐罗亚斯德）创立的。该教崇拜最高神阿胡拉马资达（代表幸福和光明之神），但不塑神像，不建神庙。古代波斯人特别崇拜火神，琐罗来斯德教兴起后便把火神说成是阿胡拉马资达之子，把火神作为光明的象征，并规定礼拜圣火为其主要宗教仪式（一切重大的献祭和祈祷仪式都是点起火来举行），故又被称为“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的圣经叫做《阿维斯塔》（它不仅是一部宗教文献，而且包含伊朗语部落最古老的文学创作）。该教的基本特征是宣扬善与恶、光明与黑暗进行普遍斗争的观念。据称，阿胡拉马资达和一切善人，都不停地同恶神阿利曼（代表黑暗、死亡和灾难）和一切恶人作斗争，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阿胡拉马资达和一切善人。又说，每个死者的灵魂都要受到审判，如果他们的善行多于罪恶，就进入天堂，反之，他就被交给阿利曼。大流士尊奉琐罗亚斯德教的目的，就是为了号召人们崇尚善神阿胡拉马资达，宣称他之所以成为万民之主乃是阿胡拉马资达的旨意，借以从精神上巩固帝国的统治。
加强军事专制和尊奉琐罗亚斯德教，可以说是大流士一世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帝国统治的一硬一软的两手。通过军事专制，采用武力和强制手段镇压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波斯起义；通过宣扬宗教，向人们灌输所谓的弃恶从善，来麻痹人民的斗志。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加强帝国的统治和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五、古代世界，第一帝国
波斯王国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从部落联盟一跃而成为世界上领土空前辽阔的奴隶制大帝国，其兴盛的原因是与大流士一世的改革密不可分的。大流士的改革，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地经济的联系和贸易的发展，道路的开通，货币的统一，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改革后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和行省制使全帝国范围内能维持比较稳定的统治，这也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亚述帝国的军事掠夺政策相比，大流士改革具有积极的一面。
总的来看，在古代帝国的统治者中，大流士一世称得起是一位杰出的代表。在军事方面，他的成功与失败参半。他的成就主要是在政治方面。他有非凡的组织才能，精密地规划了中央集权的机构；他有政治远见，遵循居鲁士对被征服国土的政策，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维系人心的作用；他有宏伟远大的计划，修筑驿道，探索航道，开通运河，统一币制，为整个帝国的发展与强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波斯帝国的昌盛正是由于他的种种改革措施才得以巩固于一时的。
大流士专制王权的阶级支柱是贵族奴隶主、高级祭司和富商集团，其中包括各个被征服地区的统治者。首先是波斯人在各个方面都享有特权。国家官吏从他们之中优先选拔，军队的核心由他们组成。波斯地区免除贡税，连中下阶层也在不同程度上分沾其对外扩张的利益。至于显贵，地位更加不同。他们通过对被征服地区的掠夺变成了大土地所有者和大奴隶主，常从国王那里得到分封和赏赐；在政治上身居要位，声势显赫。在对外扩张的同时，大流士也注意拉拢和收买各被征服地区的上层，对埃及和巴比伦的祭司阶层给以种种的特权和恩惠；大流士的改革也给各地的富商和高利贷者带来了很大的利益。因此，在各地的统治者看来，强大的波斯帝国及其专制政治是其自身利益的可靠保障，大流士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加强他对各地的统治的。
大流士一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制度，客观上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他还通过改革军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并且为专制王权寻找到了宗教上的依据，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但是，波斯帝国毕竟是一个民族混杂的不稳固的军事国家，缺少稳定而密切的经济联系。帝国内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极端不平衡。在帝国内部，一方面存在着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存在着奴隶主贵族与奴隶、平民之间的矛盾。虽然帝国的统治者在依靠军事暴力、加强波斯奴隶主对各地控制的同时，一向注意依靠各地的上层，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并保留他们的政治权利，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但波斯奴隶主依然高踞于各族人民之上，波斯王室、贵族和官僚在帝国的东部和西部占有大片土地，建立了许多奴隶制的大庄园，构成帝国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波斯帝国境内的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身受帝国和本地区奴隶主阶级的双重压迫。帝国的税收政策和包税制度，使劳动人民的负担加重，处境日益恶化，许多农民因贫困而破产，帝国兵源日趋枯竭，各地各民族人民的起义不断爆发。所以在庞大的波斯帝国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
公元前5世纪大流士一世及其后继者发动的希波战争，是波斯帝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希波战争历时半个世纪，貌似强大的波斯帝国被英勇捍卫自己独立的希腊城邦所击败。在战争期间，埃及、巴比伦等地被征服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进一步削弱了波斯帝国的军事力量。波斯帝国的统治，主要依靠军事力量的强大，军事优势的动摇和丧失，帝国的集权统治就难以维持了。公元前330年大流士三世的军队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所粉碎。维持了200多年的波斯帝国遂告崩溃。
（文稿收到日期：1995-01-12）
注释：
①《世界史大事汇编》第19页
②（苏）米·谢·伊凡诺夫《伊朗史纲》第13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1期
【原文出处】《天中学刊》(驻马店)1996年02期第74-78页
关键词 波斯 大流士一世 《贝希斯顿铭文》 贡税 琐罗亚斯德教
一、平定高墨达，记功贝希斯顿
公元前6世纪，波斯还是处于米底王国统治之下的农牧部落，直至公元前553年，出身于阿黑门尼德族的居鲁士（公元前600～529年）乘米底王国发生内乱之机，领导波斯人起兵反抗，经过3年多的艰苦战争，居鲁士终于在公元前550年建立了阿黑门尼德王朝。
居鲁士死后，由他的儿子冈比西斯继位。冈比西斯继承其父的扩张政策，继续对外侵略，并于公元前525年征服了整个埃及，使波斯的疆域扩大到包括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埃及和中亚细亚部分地区，成为横跨亚非两洲的奴隶制大帝国。
大流士的父亲希司塔斯佩斯是波斯国王冈比西斯的堂兄弟。冈比西斯在远征埃及期间，曾任命大流士为万人不死军的总指挥。冈比西斯在埃及逗留期间，波斯境内发生了反对他的起义，他闻讯后急忙赶回波斯，但在途中却猝然死去。这时年方28岁的大流士和另外6个贵族青年赶回波斯，合谋诛杀起义领袖伪巴尔迪亚——高墨达。
高墨达在公元前522年称王，宣布免除3年的赋税和兵役，这一措施大得民心；他还摧毁各地的神庙，企图进行宗教改革。因此，整个帝国，波斯、米底、巴比伦，乃至其他各地人民都背离了冈比西斯，拥护高墨达，只有奴隶主贵族们感到自身利益受到损失才反对他，因为高墨达剥夺了他们的“牧场、畜群、奴隶和邸宅”。同年9月，大流士为首的7人集团在奴隶主贵族的支持下，在米底的西迦耶胡瓦提堡杀死了高墨达，并杀尽支持高墨达的所有穆护。大流士就这样取得了王位，成为波斯帝国新的统治者，史称大流士一世。
大流士一世上台后，极力恢复和扩大奴隶主贵族的特权，更激起人民的反抗和不满，各被征服民族也奋起抗争，企图恢复独立，以至暴动遍及全国。只是由于他们各自为战，不相合作和联系，终归失败。大流士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以少数的兵力实行各个击破，经过大小18次战役，擒获了8个暴动首领，才扭转了帝国摇摇欲坠的形势。
帝国形势基本安定之后，为了炫耀自己的武功，公元前520年9月，大流士在巴比伦到埃克巴坦那中途，克尔曼沙以东32公里处的贝希斯顿村的悬崖峭壁上刻石记功，这就是著名的《贝希斯顿铭文》。这个铭文的上方浮雕为受俘图。铭文中所说“俘九王”中的八个王，长索鱼贯系颈，背缚双手，面向大流士。大流士昂然直立，左脚踏在仰卧在地的高墨达身上，左手按弓，右手指向天空中央上的阿胡拉马资达，表示向神敬礼。阿胡拉马资达左手持象征王权的环，准备授予大流士。铭文用古波斯语、埃兰语、阿卡德语三种楔形文字写成，主要内容是：①证明大流士继承王位的合法性；②夸耀“十九战，俘九王”的战绩；③表示受命于阿胡拉马资达，强调王权神授，君权不可侵犯。
二、强化集权，制定贡赋
两年多的动乱几乎使帝国土崩瓦解。这说明只凭武力征服建立的帝国，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统治和措施，是难以维持的。不但被征服民族时时企图恢复独立，乃至国王任命的方面大员也往往窥伺时机，谋求割据。另外，大流士帝国包括许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西亚和埃及是经济发达中心，而伊朗和中亚地区还处于奴隶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在不断的扩张过程中，由波斯贵族组成的原有统治机构和古老的军事组织，已经不能适应统治一个庞大帝国的需要。因此，大流士着手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大流士在其统治初期实行全面的改革，主要目的是使奴隶主政权进一步摆脱氏族贵族和部落制度的影响，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大流士把全国划分为大约20个省，每省置总督一人，照例由波斯贵族和王室成员担任，其职责主要是处理一省的行政事务，直接对国王负责。总督之外设将军一人，统领一省驻军，也是直接对国王负责。还有第三个高级官吏专司征收各省贡赋。
总督、将军、司税收的大员三权分立，各自对国王负责，使他们之间相互监督和牵制，以便于国王的控制。此外，大流士还在总督身旁置秘书一人，作为中央与总督的联络员，实际上是国王的亲信，负责监视总督的一切行动。国王还经常派出钦差大臣到各地巡行，视察情况，直接向国土汇报，被希腊人称为“王的耳朵”。如果发现哪个总督或大员不忠于国王，钦差大臣就会采取严厉的惩罚，甚至把他的皮剥下来，铺在总督的座椅上，使继任者有所忌惮，不敢再反对国王。如波斯王室动荡之际，埃及总督将铸有大王像的银币熔为银块，高价出售，大流士认为这是叛逆行为，将他革职，后处死。又有居鲁士晚年任命的萨迪斯总督奥罗提在大流士即位之初独断专行，乃至杀死中央派去的使臣。大流士毫不手软，将其处死。大流士就是通过这一整套的官僚机构来贯彻自己的意旨的。宫廷有通晓各地语言的官吏，有大臣主持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有国王的亲信使臣在各地巡行，又有地方大员的互相牵制，这样建立起来的全部官僚机构，使波斯帝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波斯地区到其它地区，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统治网络，大大加强了中央政权。
大流士深知法律对于巩固帝国的作用。他的《贝希斯顿铭文》在叙述他所征服的各个国土时首先说：“在这些国土上，容易相处的人，我善待之；虚妄的人，我惩治之。赖阿胡拉马资达的佑助，这些国土尊重我的法律，我所说的，他们遵办。”[①]从这可以看出大流士是以高压手段和严酷的立法，对待被征服国家和人民，借以维持帝国的统治。他以制定法律而知名当世，曾被柏拉图称道。他所制定的法典，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塞琉古时期仍被视为权威之作。他的法典虽已不传，但根据他留下的《贝希斯顿铭文》的措词和用语可以看出，他是以《汉谟拉比法典》为蓝本的。大流士通过制定一系列的严刑峻法，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波斯帝国的统治。
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大流士还进行了税制改革。大流士明确规定了各省的贡赋数额，每省均须向中央交纳一定的金银和实物。具体数额为：小亚细亚4省，每年交纳1760塔兰特；埃及省交纳银700塔兰特；巴比伦—亚述省交纳银1000塔兰特；印度省交纳沙金，约值4860塔兰特；波斯省免税。各省的贡赋，根据各省资源而定，统一输交国库，每省除交纳一定数量的现金外，还有各种土贡，如谷物、家畜等，以供宫廷的需要和各地驻军及远征军的军需。如埃及每年要给孟斐斯的波斯驻军供应谷物，而巴比伦一省供应宫廷和帝国军队全年所需粮食的三分之一。
在大流士之前，两河流域计算土地大小，不论面积，而论产量。税额的多少，每年由税吏预先估定。即使欠收，仍须如数交纳，十分苛刻。大流士开始改行土地测量，根据面积、种值谷物的种类以及平均产量，规定固定的税额。这样，对农民来说，虽然仍不免为沉重的负担，但较之从前的毫无规定，任意强征，已是一种不小的改进。在征税的过程中，往往采用包税制，即将各省的赋税交给“包税人”来征收。这些包税人大多是富商或高利贷集团，他们一次向国库交付巨额税款，然后与地方官吏一起，相互勾结，巧立税目，大肆搜刮百姓，往往获取比法定贡赋高出许多的利润。所以，大流士的包税制度对非波斯居民来说仍是个沉重的负担。
大流士王朝的国库收入，主要来自被征服地区的贡赋和各种苛捐杂税。奴隶主常常可以获得免税的特权，贡税主要落在广大劳动人民身上。人民苦于捐税，常常不得不将土地典押给高利贷者，甚至把儿女卖为奴隶。破产农民的处境与奴隶没有多大差别。他们遭到中央王朝和地方统治者的双重剥削。此外，国家还任意征发农民和奴隶服劳役、作差工、修筑驿道。波斯诸王为了修筑自己豪华的宫殿，就从中亚细亚、波斯和两河流域调动大批农民和奴隶，去修建苏萨的王宫和帕赛波里斯的宏大建设。税收和沉重的劳役，使广大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与奴隶主阶级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三、修筑渠道，统一币制
大流士统治下的波斯帝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它由亚、非许多不同的地区和民族构成，在当时的条件下，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帝国有秩序和安定是十分困难的。这样，便利的交通和统一的币制就成为帝国发展和生存的十分重要的前提。大流士为了便于调遣军队，传达政令，除了利用赫梯、亚述原有的驿道外，又修筑了许多新的驿道。驿道沿途设有驿站，驿站附设旅馆，随时都有信差备马以待。从苏萨到小亚爱斐斯的“御道”，是所有驿道中最长的一条，全程2400公里，每20公里设一驿站。苏萨发出的命令和文件，站站相传，日夜不停，7天即可到达终点，而一般商队却要走3个月。另一条重要干线起自巴比伦城，横贯伊朗高原，东达大夏和印度边境。为了保护驿道的交通安全，在沿途各地区和沙漠的边界，在大河的渡江处，都修筑有防御工事和驻扎卫戍部队。大流士利用四通八达的驿道网，把国内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连接起来，大大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对各地的控制，当然在客观上也促进和便利了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在修筑驿道的同时，大流士为了探索富源和到埃及的海路，约在公元前516年，派希腊人斯基拉克斯从喀布尔河与印度河会流处出发，由印度河顺流而下，入印度洋，过波斯湾，环绕阿拉伯半岛，抵达埃及的苏伊士港。这一次航行历时二年半。斯基拉克斯归国后用希腊语写成航行日记，印度省就是在他这次航行之后不久才设立的。印度省建立后，波斯与印度的海上贸易开始发展起来，不久就有印度商人到基什城开设旅栈。
另一件有关航运的事就是运河的开凿。早在埃及中王国时期，尼罗河的支流佩卢西亚克有一条灌溉运河，公元前7世纪，法老尼科二世企图延长运河通过苦海到苏伊士湾，以实现从红海到地中海环航非洲的计划。公元前518年，大流士决定完成这一宏伟的工程。原先开凿的部分运河已被泥沙淹没，工人们只有靠打井来供应饮水。经过艰苦的工作，埃及人民终于开通了沟通尼罗河和红海的运河。这条运河的长度为4日航程，宽度可容2艘3层浆的大船并行。它的开通促进了北非和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也可以说是近代苏伊士运河的前驱。
大量道路和航线的开通，使大流士加强了对整个帝国的控制。当国王发出命令时，信差便相互接替驱马疾驰，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据希腊学者色诺芬记载：“有时甚至在夜里这种传递都不停止，夜班的人接替白班的人，这样一来，正如某些人们所说的，信差在路上便跑得比仙鹤还要快。”[②]西方的希腊人羡慕地说：“坐在自己都城里的波斯国王，吃着爱琴海的鲜鱼。”如果某个地区发生叛乱和动荡，国土很快就能得到消息，并且可以利用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迅速调动军队镇压。
在修筑驿道、开通运河的同时，大流士还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着手统一全国的币制和度量衡。由于波斯帝国的疆域十分广阔，各种货币和度量衡在许多地区通行，这就给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带来许多不便。大流士根据当时西亚、北非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情况，在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统一的铸币制度。规定中央政府有铸造金币的特权，省区总督只许铸造银币，各自治城市只许铸造铜币。大流士铸造的金币叫“大流克”，重8.4克，成色最好，含纯金98%，银币叫做“舍克勒”，重5.6克，20个舍克勒等于一个大流克。由于市场上流通的银币是各地铸造的，成色不一，大流士又规定国库将纳税者所交各种银币分类，有白银或纯银、二等银、三等银等，按统一标准折算，纳税者要补交成色不足的差额。因为计算的十分精细，所以大流士被纳税者称为“小商贩”，但货币标准化对商业的发展确是有利的。同时，币制的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在经济上的集权，和对地方财政的控制，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大流士在统一币制的同时，也着手统一全国的度量衡。这方面的改革文字记载的不多，但从苏萨和其他地区出土的文物中，发现刻有大流士王号的尺，另外还有大小不等的青铜和石制的权。据说，大流士在位末年“国王的量”已经代替了私家的量，在埃及南部发现的纸草文书中，有一件记载当地犹太雇佣军是“按照国王的石（权）”偿还债务的。
四、改革军事，定立国教
在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大流士也十分重视军事的改革，因为一支强大的军队是波斯帝国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和对外扩张的最主要的支柱。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大流士自任最高统帅，并参照亚述的兵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①建立一支由波斯人组成的近卫军（包括一千名骑兵，一千名枪兵和一万名号称“无敌”的步兵）。近卫军的人数始终不变，如有伤亡，立即补充，因此希腊人称之为“不死队”。②把全国分为5个军区，每个军区长官统辖几个省的军事首长，军区长官直接对国王负责。军区的建立对于军队的管理有着巨大的意义。③大流士亲自规定各省驻军的规模及每一兵种的人数，甚至还规定个别重要堡垒和据点卫戍部队的人数。为保证有充足的兵源，大流士又规定了各省应服兵役的人数，一旦爆发战争，即按预定数额征召入伍。④树立波斯贵族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波斯本部的军队是帝国军队的核心，而驻防各省军队的军官多由波斯人担任。⑤利用腓尼基人和巴勒斯坦人兴建一支拥有数百只战船的舰队，使波斯帝国成为不仅拥有强大陆军而且拥有海军的国家，以便与希腊人争夺地中海东部的海上霸权。⑥每年检阅军队，国王驻地周围的军队由国王亲自检阅，较远的地区则由国王特命的官员前往检阅，以显示国王对军队的绝对权威。大流士所进行的这些军事改革，有助于波斯帝国军事威力的增长。大流士正是依仗波斯在军事上的优势，极力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在北非，他巩固了西里尼和巴尔卡；在东方，他征服了中亚的花剌子模、索格第安那等地的起义，并夺取了印度河流域西北部。前514～513年，大流士远征黑海北岸的西徐亚人，虽遭失败，但在归途中却占领了赫勒斯滂海峡和色雷斯的部分地区。后来大流士又进一步向爱琴海扩张，并控制了一些岛屿，从此，波斯便成为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空前庞大的奴隶制大帝国。帝国的版图包括：伊朗高原、中亚的大部分、印度西北部、整个西亚、埃及和欧洲的部分地区。从大流士一世起，波斯帝国的首都共有4个：苏萨、爱克巴坦那、巴比伦、帕赛波里斯。波斯国王及其宫廷一年四季轮流驻跸于每个都城。
在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大流士也注意到了宗教对于巩固帝国统治的作用。从他统治的时期起，琐罗亚斯德教便成为波斯帝国的国教。根据传说，琐罗亚斯德教是伊朗人的“先知者”琐罗亚斯德（即萨拉苏会特拉，希腊语名为琐罗亚斯德）创立的。该教崇拜最高神阿胡拉马资达（代表幸福和光明之神），但不塑神像，不建神庙。古代波斯人特别崇拜火神，琐罗来斯德教兴起后便把火神说成是阿胡拉马资达之子，把火神作为光明的象征，并规定礼拜圣火为其主要宗教仪式（一切重大的献祭和祈祷仪式都是点起火来举行），故又被称为“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的圣经叫做《阿维斯塔》（它不仅是一部宗教文献，而且包含伊朗语部落最古老的文学创作）。该教的基本特征是宣扬善与恶、光明与黑暗进行普遍斗争的观念。据称，阿胡拉马资达和一切善人，都不停地同恶神阿利曼（代表黑暗、死亡和灾难）和一切恶人作斗争，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阿胡拉马资达和一切善人。又说，每个死者的灵魂都要受到审判，如果他们的善行多于罪恶，就进入天堂，反之，他就被交给阿利曼。大流士尊奉琐罗亚斯德教的目的，就是为了号召人们崇尚善神阿胡拉马资达，宣称他之所以成为万民之主乃是阿胡拉马资达的旨意，借以从精神上巩固帝国的统治。
加强军事专制和尊奉琐罗亚斯德教，可以说是大流士一世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帝国统治的一硬一软的两手。通过军事专制，采用武力和强制手段镇压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波斯起义；通过宣扬宗教，向人们灌输所谓的弃恶从善，来麻痹人民的斗志。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加强帝国的统治和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五、古代世界，第一帝国
波斯王国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从部落联盟一跃而成为世界上领土空前辽阔的奴隶制大帝国，其兴盛的原因是与大流士一世的改革密不可分的。大流士的改革，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地经济的联系和贸易的发展，道路的开通，货币的统一，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改革后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和行省制使全帝国范围内能维持比较稳定的统治，这也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亚述帝国的军事掠夺政策相比，大流士改革具有积极的一面。
总的来看，在古代帝国的统治者中，大流士一世称得起是一位杰出的代表。在军事方面，他的成功与失败参半。他的成就主要是在政治方面。他有非凡的组织才能，精密地规划了中央集权的机构；他有政治远见，遵循居鲁士对被征服国土的政策，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维系人心的作用；他有宏伟远大的计划，修筑驿道，探索航道，开通运河，统一币制，为整个帝国的发展与强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波斯帝国的昌盛正是由于他的种种改革措施才得以巩固于一时的。
大流士专制王权的阶级支柱是贵族奴隶主、高级祭司和富商集团，其中包括各个被征服地区的统治者。首先是波斯人在各个方面都享有特权。国家官吏从他们之中优先选拔，军队的核心由他们组成。波斯地区免除贡税，连中下阶层也在不同程度上分沾其对外扩张的利益。至于显贵，地位更加不同。他们通过对被征服地区的掠夺变成了大土地所有者和大奴隶主，常从国王那里得到分封和赏赐；在政治上身居要位，声势显赫。在对外扩张的同时，大流士也注意拉拢和收买各被征服地区的上层，对埃及和巴比伦的祭司阶层给以种种的特权和恩惠；大流士的改革也给各地的富商和高利贷者带来了很大的利益。因此，在各地的统治者看来，强大的波斯帝国及其专制政治是其自身利益的可靠保障，大流士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加强他对各地的统治的。
大流士一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制度，客观上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他还通过改革军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并且为专制王权寻找到了宗教上的依据，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但是，波斯帝国毕竟是一个民族混杂的不稳固的军事国家，缺少稳定而密切的经济联系。帝国内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极端不平衡。在帝国内部，一方面存在着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存在着奴隶主贵族与奴隶、平民之间的矛盾。虽然帝国的统治者在依靠军事暴力、加强波斯奴隶主对各地控制的同时，一向注意依靠各地的上层，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并保留他们的政治权利，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但波斯奴隶主依然高踞于各族人民之上，波斯王室、贵族和官僚在帝国的东部和西部占有大片土地，建立了许多奴隶制的大庄园，构成帝国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波斯帝国境内的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身受帝国和本地区奴隶主阶级的双重压迫。帝国的税收政策和包税制度，使劳动人民的负担加重，处境日益恶化，许多农民因贫困而破产，帝国兵源日趋枯竭，各地各民族人民的起义不断爆发。所以在庞大的波斯帝国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
公元前5世纪大流士一世及其后继者发动的希波战争，是波斯帝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希波战争历时半个世纪，貌似强大的波斯帝国被英勇捍卫自己独立的希腊城邦所击败。在战争期间，埃及、巴比伦等地被征服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进一步削弱了波斯帝国的军事力量。波斯帝国的统治，主要依靠军事力量的强大，军事优势的动摇和丧失，帝国的集权统治就难以维持了。公元前330年大流士三世的军队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所粉碎。维持了200多年的波斯帝国遂告崩溃。
（文稿收到日期：1995-01-12）
注释：
①《世界史大事汇编》第19页
②（苏）米·谢·伊凡诺夫《伊朗史纲》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