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欧洲文明扩张史论纲（续二）
陈乐民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1期
【原文出处】《欧洲》(京)1996年04期第11-18页
（四）近代欧洲——从襁褓到成年
“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三十年战争——其中每一件事都可以有重建历史的意义——集中在二、三百年当中同时或先后发生，加速了西欧社会的步伐，近代欧洲诞生的条件，至此已经齐备了。欧洲经过中世纪后半期的孕育，根据自身的成长逻辑走进了近代史期。
恩格斯在讲到英国从中世纪进入近代的过程时，作了这样的简短的概述。
“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创造了社会革命的一切前提，消灭了中世纪制度。树立了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抗议派思想，这两个世纪为英国建立了殖民地、海军和贸易，并使新兴的已经相当强有力的资产阶级和贵族并列。在十七世纪的浪潮以后，社会关系逐渐建立了起来并采取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一直保持到1780年或者说1790年。”[①a]
近代欧洲的社会关系就是在这三百年当中从孩提时代走向成熟期的。这样的变化是自力的驱动，不是在外力影响下发生的。到十九世纪，欧洲已届身强力健的壮年。如果说在这以前它还只是作为商人到海外去闯荡，那么这时它显得野心勃勃，要去“统治”世界了。这些都是世界近代史或国际关系史中的事情和问题，此处不暇细说。这里所要着重涉及的，是构成近代欧洲的一些特征，或者说决定近代欧洲社会面貌的特征。所谓“近代欧洲”，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欧洲；直到今天，这些特征虽然内容已有不同，但那些基本特征，仍然有效；而且影响远播欧洲以外，扩展到世界各地区。
近代欧洲刚从几个世纪的困惑与斗争中挣脱出来，又去迎接新的考验和摸索，其间不乏新的、更为复杂而曲折的斗争。资本带着血污来了，工业极大的发展了，新的阶级关系出现了。然而从文明史观上看，社会的发展比起前此任何时代要快得多。站在今天向后回顾，清晰可见，近代欧洲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接近和进入“现代化”的。近代欧洲从襁褓到成年，内涵多重因素的胶合，这里只限于若干最基本的因素。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也就没有了欧洲的近代。
（1）近代欧洲之所以然，有其精神领域的因素，即人的解放，理性的解放
笛卡儿是近代欧洲的第一位思想家，这是哲学史上的定论。大体上从这时起 ，欧洲的精神世界，便愈来愈摆脱神的影响，并在对自然界——物自体——的探索上迈开了大步。我们不想一般地讲述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唯物主义等等的兴起，只特别拣出人从神的解放和对物自体的探索两端来理解近代的欧洲的精神因素和思想解放。
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在这近代的四、五个世纪当中，欧洲精神领域的最大成果，是摆脱神的束缚。要彻底摆脱一千多年的传统羁绊是很艰难的，直到康德、黑格尔和唯物主义的费尔巴哈，都还不能把宗教的影响排除干净。而且在这中间还不免有徘徊和反复。但是思想的总进程是人的想象力的越来越充分的发挥。从历史的时序看，笛卡儿、斯宾诺莎认为人的“清晰的知识”，“不是由我们理性的确信产生的，而是通过我们对事物自身的感受和享受产生的”，他进而说“这种知识远超过其它知识。”[①b]当然斯宾诺莎是在“人的属性属于神的属性”这顶大帽子下说这句话的。不过当他在具体讲到“人”自身的意见、感情、意志、欲望等等的时候，神的作用就几乎看不到了，看到的只是“人”自身。“理性”这东西本来是有些神秘的，为了给“理性”以真理的价值，还不得不把上帝当作“理性”的化身。
接下来，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等看来是从斯宾诺莎后退了。但是到了启蒙时代，“理性”就成为人性的体现和升华。求知的希腊传统大大发扬起来，启蒙运动的文人们进而以改造社会为向往，伏尔泰揭橥“粉碎卑鄙”的大旗。十八世纪的知识界把自己的圈子叫做“文坛共和国”（Republie Of Lettra）反映了欧洲的，而不是某个国家的知识界对社会进步形成的强有力的影响，新思想到处流走，洛克不单是英国的，斯宾诺莎不单是荷兰的，孟德斯鸠不单法国的……思想在欧洲没有国界。可以想像，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康德等等，他们对于后世的影响，不是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王吆？
马克思对于人性的解放的社会意义，写了下面一段话：
“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坏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和感性世界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②b]
“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这是人类在认识上的何等伟大的飞跃！这是欧洲到了近代“回归”到希腊，并经过文艺复兴又猛然一跃而发扬光大起来的“认识革命”、“思想革命”。
从世界本身认识世界
欧洲的重科学传统，源于希腊。英法两国的唯物主义始终同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③b]，而且“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想想笛卡儿、莱布尼茨等人）……在数学、物理学以及仿佛与它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精密科学方面都有所发现”[①c]。在十七世纪，形而上学与科学还是二元地存在于哲学之中的，培根和笛卡儿便是典型的例子，他们的影响（包括赞成他们的和反对他们的）对于后世科学精神的发展，是不可忽视的。马克思说，笛卡儿“在其物理学中认为物质具有独立的创造力，并把机械运动看做是物质生命的表现。他把他的物理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完全分开。在他的物理学的范围内，物质是唯一的实体，是存在和认识的唯一根据”[②c]。到十八世纪，实证科学同形而上学分了家，欧洲思想界的重科学传统更加发扬光大了，培根和笛卡儿都是承前启后的枢纽人物。从哲学上，前者是经验主义的鼻祖，后者是思辨理性的大纛，近代欧洲的发端不能无此二人。
从十七世纪以降的欧洲思想界，大而化之地说，离不开以下两条路线的传统，一是经验主义的，一是理性思辨的。而这两者又不是井水不犯河水，马克思在评述法国唯物主义的诞生时，实即涉及二者的结合和相互渗透。无论是经验主义，抑或理性思辨，无论其为唯心唯物，都没有绕过对物自体的究竟这个根本问题。希腊的科学精神即寓于其中。姑不论哥白尼、开布勒、伽里略、吉勒贝尔、哈维等近代科学的划时代人物，没有由于神学的干扰而影响其科学发现；近代欧洲哲学中还存有的中世纪神本主义印记或影响，就更加不能妨碍科学的探索，“神”愈来愈保留在象征的至尊意义，全部知识只能是属于“人”的。笛卡儿、斯宾诺莎、巴斯卡尔、莱布尼茨、马勒布朗士，乃至自康德以下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都莫不以物理学、力学、数学、光学、生物学、几何学、天体学、逻辑学等等近代科学为探索对象。理性越来越摆脱掉宗教加给它的迷雾。从让“神”来体现理性逐渐地过渡到真知与理性的结合。这可以叫作理性的解放。当然并不是一日之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使在文艺复兴以后的两三个世纪里，科学家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仍然是“物”和“神”的二无论者，直到十八世纪末，才彻底摆脱宗教的阴影，完成了理性世俗化的全部过程，像恩格斯说的，直到十八世纪上半叶，“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自然科学还没有打破僵局；对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科学仍在艰苦地寻求突破性的解释，“万物创造者”的威力还使科学家们把世界看成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绝交书；牛顿却以关于神的第一次推动的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③c]直到1755年康德写出了《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关于第一次推动 的问题才被取消了。
康德的发现——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生成的东西——的创造性功绩，就在于它“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因此恩格斯指出：“如果地球是某种生成的东西，那末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同样是某种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如果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末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④c]恩格斯的意思是说，如果对上帝“第一次推动”的迷信早一天打破，思想早一天解放，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可能会更早一些进步。然而，欧洲在康德以后确是这样做了。科学一旦彻底地从“神”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就改变了欧洲的精神状态。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欧洲虽然又经历了十多年的拿破仑战争，但是十九世纪确实是把欧洲推向了发展的顶峰，资本主义在多方面的条件都成熟起来了。
这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尤其是经济的和政治的条件到此时已经齐备了。然而从欧洲文明的意义上讲，“从世界本身去认识世界”的认识论革命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能低估的。
（2）近代欧洲之所以然，是因为有了商业、工业、科技三大“革命”的互动
近代欧洲发生了两类“革命”。一类是物质上的三种革命，即“商业革命”、“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另一类是政治的革命，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两类革命，都是有全欧影响的，甚至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但是这两类革命的性质不同。政治性的革命是社会制度的革命，是新制度“推翻”或者“取代”旧制度的革命。英国和法国革命进行的方式不一样，但都是为了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才发生的。取代了旧的制度，并不等于旧制度就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每种制度都有维护它的政治力量，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以复辟。等新制度的力量又超过了旧势力的时候，把复辟再压下去。
商业、工业和科技的革命却不是这样进行的。它们不是像政治革命那样“推翻”或“取代”了旧的东西，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延伸”、“增添”新的东西。它不像政治革命那样表现为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革命要推毁一些东西；物质性的革命则是要积累一些东西；新的东西流行起来以后，旧的东西会自然而然地被取代，用不着担心它会“复辟”。物质性的革命是渐进的，是连续不断的；它的直接结果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物产的增加和品种翻新、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政治革命可以大体上规定出是在哪个年代发生的，而商业、工业、科技革命，却不可能清晰地说出它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而且根本没有“结束”的日子。所以，只要商业、工业和科学技术形成相当规模的时候，就 无时无刻不在革新变化之中了[①d]。
这一节要说明的是，近代的欧洲文明的物质基础，就是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商业、工业、科技革命中奠定起来的。没有这些变革，也就根本谈不上“近代欧洲”。
“商业”是古已有之的，但能有改造社会意义则从重商业主义始。“重商主义”是指执政者把发展商业当作“国策”，“以商立国”，所以它是一种政治。商业铺开了，金融业、海外贸易，手工业都被带动起来。“重商主义”的发展必 然引向“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为了促进商业，就需要设法提高生产率，用简单机械代替手工，用复杂机械代替简单机械，于是就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发明。新发明层出不穷，新机械日益普遍地代替手工，进而带动了整个社会。英国当代史学家阿萨·勃里格斯说：“对技术发明的采用，跟发明本身一样，构成了产业革命的社会史。”[②d]所以那个时代的“社会史”是不能把产业革命丢在一边的。
就这样，商、工、科三种“革命”的互动，就形成了希罗代尔所说的近代欧洲的“大经济”。
其间，工业革命又是非常关键的，单独的商业改造不了社会；只有工业革命与之结合，才能改变社会。欧洲在古代就有很发达的商业，古希腊罗马从地中海的小亚细亚，贸易很发达，但是那种商业起不了改变奴隶主社会的作用，中世纪也有商业，早期市镇是商业化了的。但是没有工业革命，社会也不能跃进。中国到十九世纪为止的社会一直不曾发生突破性的变化，没有工业革命（更谈不上三种“革命”的互动）也是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恩格斯在讲到英国的工业革命时，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工业领域一受到刺激，其后果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工业部门的进步会把所有其余的部门也带动起来。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新产生的力量需要营养；新产生的劳动人口带来了新的生活关系和新的需求。机械生产的优越性降低了产品的价格，从而使消费资料减价，消费资料一减价，工资也就普通降低了；可有其他的产品也会卖得便宜些，这样，由于价格低廉，就争得了更广阔的市场。由于使用机械法确有好处，一切工业部门也都渐渐仿效起来。”
我们还应该特别留意紧接下去的这几句话：
“工业中的一切改良必然会提高文明的程度，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出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就又要引起新的改良。随着纺纱部门的革命，必然会发生整个工业的革命。”[①e]
这些话说明了工业革命是怎样一点一点铺开的。不是星星点点的手工业或机械生产，而是从一个部门到另一部门，连成一片的“整个工业”都使用机械，这样才形成“革命”，才造成“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才构成“整个发展的动力”[②e]。这样的工业革命才能对社会的改造有实际意义。
一般说来，工业革命是在近代欧洲发生的，是欧洲发展到了近代的一个标志。但不能把它理解为突发的孤立事件，而应从历史进程去认识它。希罗代尔认为，工业革命成为近代的规模，是好几个世纪同类性质连续“革命”积累而成的。这些“革命”有的继续发展了，有的只有一时的效应。但是总是接连不断的。总之，人类为了改进自己的劳动条件进行了各种有效的和无效的努力。欧洲的“首次工业革命”大约在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渐渐地、普遍地把水磨和风磨用于生产劳动。这时，新工具和新的耕作技术带动了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使城市的数量增多了，城市带动了商业，市场交易对外通商航路都发展起来。从十一世纪起就这样出现了三个世纪的经济增长。总之，“在生产方面，在工农业生产率方面，以及在商业和市场扩展方面确实曾发生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进步。[③e]”
十四、十五两个世纪，是欧洲经济的衰落期。随后工业又在欧洲大陆活跃起来，特别是德国的矿业、意大利的机械都有比较快的发展。“十六世纪中叶，不列颠岛在工业上远远落后于意大利、西班牙、尼德兰、德国和法国。”[④e]但是一个世纪以后，英国迅速超过了大陆，它引进了大陆的技术，使英国领先实现了被后人习称的“工业革命”，随后便是英国影响欧洲国家了。布罗代尔还写道：
“〔…〕能否对欧洲作同祥的解释呢？欧洲从十一世纪起此起彼伏的各种试验互有联系，可以说是个经验积累过程。每个地区分别在不同的时期轮流经历了早期的工业发展，以及在各方面（特别在农业领域）必定随之发生的变化。工业化可见是整个欧洲大陆的普通进程。英国虽然出色地扮演了主角，并实现了工业革命，但工业革命不是英国的发明，也不能仅仅归功英国。所以，这场革命刚发动，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功，就毫不费力地传到邻近的欧洲大陆，获得一系列 相对迅速的成功。”[①f]
布罗代尔对于欧洲工业革命发生的历程的叙述，读起来是合情合理的。问题是，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欧洲以及英国为什么能领先，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果说十七世纪的工业革命是十一世纪以来此起彼伏的技术进步经验的积累，那么，为什么这一切偏偏只发生在欧洲而没有发生在欧洲以外的任何地区呢？例如，布罗代尔发现，欧洲是从十三世纪开始向上发展的，而中国却是从十三世纪起开始停顿的，为什么？布罗代尔说他自己也说不清。工业革命之所以在欧洲发生，而没有发生在别处，比如说中国，就必须从欧洲的和中国的人文历史里去找答案，必须从欧洲的和别处的，比如说中国的人文历史条件里去找答案，必须从欧洲和中国的哲学传统里去找原因了。这属于另一类问题，此处不赘。
这样的工业革命之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已是不言可喻了。之所以把科技革命单独提出来，是因为科学技术的革命有它的独立性格。工业革命是生产领域的革命。科学技术固然受到了工业革命的刺激和推动，并因而不断发展；现在我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指的就是同生产直接联系的科学技术。然而，科 技还有它不是与生产立即发生联系或者没有直接联系的那部分内容，主要属于思维和智力的现代化的那部分内容。例如前面提到的“从世界本身认识世界”就不是与生产劳动直接有关系的。但那却是科学技术总体发展的基础。我们这里所讲到的“科技革命”就是包括了直接支持工业生产和并不是直接支持工业生产的科学技术。这样意义的科技革命，也是近代欧洲的重要标志。
此外，人们习惯于把科学和技术联称为“科技”，这其实在概念上是有欠精确的，以为科学和技术可以笼统为一个概念。应该说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误解。恩格斯说：“如果……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的状况，那么科学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②f]所以，科学技术实际上是为相互促进的两件事。“科学”（Science），更偏重于基础学科、理论学科。广而言之，甚至不仅限于“自然科学”。单独用“科学”，自“五四”以来已通解为“自然科学”。按照欧洲的经验，单独用“Science”这个字，应是“学问”的意思，是更偏重于理论的、基础的“学问”。即使理解为“自然科学”，如说欧洲十八世纪是发明迭起的时代，十九世纪是理论科学大兴的时代，也可见科学与技术是相互依赖的两个概念。布罗代尔偏重工业革命的技术因素，于“科学”未及充分注意，此是大不足处。我们所讲的“科技革命”应是包括了“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这两部分相互关联又各自区别的“革命”。
这三种“革命”，从发生的次序看，是商、工、科，但是在发展当中则是互动的，相互结合的。欧洲之所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从物质上讲，是因为有了近代商业、近代工业和近代科学技术。后来达到“现代化”，在物质上也是因为商业、工业和科学技术先“现代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 到各民族在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各方面”具体化就是这三方面；今天，人们在谈论“全球化”，也是在这三方面先进入了“全球化”的进程。
（3）近代欧洲之所以然，是因为它建立起相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上面讲的两个“所以然”，一见于精神，一见于物质。这一节要讲的是制度、体制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其中有经济基础，也有上层建筑。具体地说，就是“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这是近代欧洲最明显的标志；人们辨识什么是近代的欧洲，或者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是怎样的，总是先从它的经济和政治的外观看出来的。
“市场经济”有经济学的特定涵义。我们把它理解为工业化社会的综合概念。它产生的前提是前面所谈的商业、工业、科学技术的结合互动；舍此则无“市场经济”可言。“市场经济”发展到近代，成为资本主义的体系，有它的发展过程，到十九世纪便形成了一张无所不包的网络。它涉及到资本积累、商品流通、金融信贷、价值规律、生产扩大再生产，等等，以及一切构成现代化经济的各种法规；资本、商品、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流通所必然导致的各民族在多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由此发展起来的跨民族、跨国家的双边和多边的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相应的宏观的和微观的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等等诸方面的问题。这样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内涵极其丰富而复杂、充满矛盾和竞争而又有普遍性规律的“怪物”。它既反映了现代化社会的富足繁荣，又包含有众多的运作上、政策上以及结构上的各种问题。它既有自我调节的机能，又有层出不穷、千变万化的难题……
“市场经济”在欧洲的形成，还必须看到它的国际关系方面的历史。“市场经济”的历史同开拓殖民地密不可分；随着殖民主义在欧洲以外的发展，欧洲资本主义的体制也就建立起来了。开始时是海外贸易，建立起象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商业机构，渐渐地便以武力为后盾压迫、剥削乃至杀戮当地的反抗者和无辜平民，实行掠夺式的殖民政策，并在那里建立起政治统治。各个在海外建有殖民性质的势力范围的大国，为了无止境地扩大自己的势力，便相互冲突起来，兵戎相见的事，史不绝书。到十九世纪末，欧洲以外的地区，便基本上被欧洲列强瓜分完了。所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建成与东印度公司开始的海外“开发”史是分不开的。
“民主”和“法制”在欧洲也是有久远的历史传统的，得到比较充分发展是在近代。从文明史的角度看，“民主”的思想源泉在希腊时便有城邦民主，有雅典式民主、斯巴达民主、柯林斯民主等等。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民主”在总体上虽见式微，但在分散、零星的市镇里，如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里，仍实行古代方式的“民主”和“选举”的办法。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在政治体制上并没有发生立竿见影的表现，王朝政治仍然维持了很长的时期，但是，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明星”，君权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议会的构成在发生变化，贵族的代表比例缩小了，资产阶级的比例增大了，甚至平民也有了代表，在法国革命前夕的“三级会议”里，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王朝政治一步步在后退，君主立宪制度不仅普遍实行，而且开始向近代性质的代议制过渡了。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下，“民主、平等、自由”等原则、人权的原则，首先在法国的政制上有了比较彻底的体现。十九世纪的欧洲，虽然许多国家还保留着君主制，但是“三权分立”的原则已普遍接受，以此原则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也已经普遍建立起来了。此时的民主和宪政不仅存在于思想中，也不仅实现于某些孤立的城市里，而是成为民族国家的现实，并且在制度上也愈加完备、甚至繁复了。
“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是两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在欧洲各民族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各自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复杂问题。而且规律和原则，也并不是照理论上所说的那样实现的。例如：“三权分立”的原则，实践与原则便有很大的出入。有的政治学家、史学家便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那个国家完全准确地实行了“三权分立”原则，而且在操作过程当中总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重要的是近代欧洲的宪政创造了对执政者的“制衡”和“监督”的原则和机制，这应该说是对政治学的一个贡献。我们在这份“论纲”中，只能简约地把“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作为近代欧洲的一个重要特征提出，不可能详及它们各自发展的历程细节及其正面的和反面的结果。这些都留待在以后出版的正文中详为论列。
近几百年，比起前此的任何时期（特别是千年中世纪，更不要说更早的时期），是欧洲变化最大、最快的几个世纪。上述的三方面因素——精神的、物质的、体制的——是构成近代欧洲文明最不可缺少的因素。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对于近代欧洲，都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它仍是交织在一起而又相互影响的、互为因果并且相互包容，缺一不可。
欧洲的近代文明，还有许多事可说；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些侧面或视角，都能反映文明的状况与精神。例如文学艺术、宗教信仰、文化教育、风俗习惯、语言衣着，等等，都可纳入文明之列，但是，这些都不像上面所说的三方面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对一个社会有决定意义的，归根到是物质、精神和制度。
注释：
①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4页。
①b[荷兰]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85页。
②b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第166页。
③b同上书，第161页
①c同上。
②c同上书，第160页。
③c恩格斯：《自然辨证法》，于光远等译编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④c同上书，第11页。
①d以上的意思是受到了美国史学家达尼埃尔·布尔斯廷的启发，参见他写的《科技立国》的“两种革命”一章，Daniel J.Boorstin,“the Repuilic OfTechnology,—Reflections On Our Futurc Community”,Harper Row,Publishem,1978，第13—35页。
②d[英]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译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
①e《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1页。
②e同上书，第674页。
③e[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第三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32页。
④e同上书，第639页。
①f同上书，第643页。
②f《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8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1期
【原文出处】《欧洲》(京)1996年04期第11-18页
“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三十年战争——其中每一件事都可以有重建历史的意义——集中在二、三百年当中同时或先后发生，加速了西欧社会的步伐，近代欧洲诞生的条件，至此已经齐备了。欧洲经过中世纪后半期的孕育，根据自身的成长逻辑走进了近代史期。
恩格斯在讲到英国从中世纪进入近代的过程时，作了这样的简短的概述。
“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创造了社会革命的一切前提，消灭了中世纪制度。树立了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抗议派思想，这两个世纪为英国建立了殖民地、海军和贸易，并使新兴的已经相当强有力的资产阶级和贵族并列。在十七世纪的浪潮以后，社会关系逐渐建立了起来并采取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一直保持到1780年或者说1790年。”[①a]
近代欧洲的社会关系就是在这三百年当中从孩提时代走向成熟期的。这样的变化是自力的驱动，不是在外力影响下发生的。到十九世纪，欧洲已届身强力健的壮年。如果说在这以前它还只是作为商人到海外去闯荡，那么这时它显得野心勃勃，要去“统治”世界了。这些都是世界近代史或国际关系史中的事情和问题，此处不暇细说。这里所要着重涉及的，是构成近代欧洲的一些特征，或者说决定近代欧洲社会面貌的特征。所谓“近代欧洲”，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欧洲；直到今天，这些特征虽然内容已有不同，但那些基本特征，仍然有效；而且影响远播欧洲以外，扩展到世界各地区。
近代欧洲刚从几个世纪的困惑与斗争中挣脱出来，又去迎接新的考验和摸索，其间不乏新的、更为复杂而曲折的斗争。资本带着血污来了，工业极大的发展了，新的阶级关系出现了。然而从文明史观上看，社会的发展比起前此任何时代要快得多。站在今天向后回顾，清晰可见，近代欧洲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接近和进入“现代化”的。近代欧洲从襁褓到成年，内涵多重因素的胶合，这里只限于若干最基本的因素。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也就没有了欧洲的近代。
（1）近代欧洲之所以然，有其精神领域的因素，即人的解放，理性的解放
笛卡儿是近代欧洲的第一位思想家，这是哲学史上的定论。大体上从这时起 ，欧洲的精神世界，便愈来愈摆脱神的影响，并在对自然界——物自体——的探索上迈开了大步。我们不想一般地讲述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唯物主义等等的兴起，只特别拣出人从神的解放和对物自体的探索两端来理解近代的欧洲的精神因素和思想解放。
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在这近代的四、五个世纪当中，欧洲精神领域的最大成果，是摆脱神的束缚。要彻底摆脱一千多年的传统羁绊是很艰难的，直到康德、黑格尔和唯物主义的费尔巴哈，都还不能把宗教的影响排除干净。而且在这中间还不免有徘徊和反复。但是思想的总进程是人的想象力的越来越充分的发挥。从历史的时序看，笛卡儿、斯宾诺莎认为人的“清晰的知识”，“不是由我们理性的确信产生的，而是通过我们对事物自身的感受和享受产生的”，他进而说“这种知识远超过其它知识。”[①b]当然斯宾诺莎是在“人的属性属于神的属性”这顶大帽子下说这句话的。不过当他在具体讲到“人”自身的意见、感情、意志、欲望等等的时候，神的作用就几乎看不到了，看到的只是“人”自身。“理性”这东西本来是有些神秘的，为了给“理性”以真理的价值，还不得不把上帝当作“理性”的化身。
接下来，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等看来是从斯宾诺莎后退了。但是到了启蒙时代，“理性”就成为人性的体现和升华。求知的希腊传统大大发扬起来，启蒙运动的文人们进而以改造社会为向往，伏尔泰揭橥“粉碎卑鄙”的大旗。十八世纪的知识界把自己的圈子叫做“文坛共和国”（Republie Of Lettra）反映了欧洲的，而不是某个国家的知识界对社会进步形成的强有力的影响，新思想到处流走，洛克不单是英国的，斯宾诺莎不单是荷兰的，孟德斯鸠不单法国的……思想在欧洲没有国界。可以想像，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康德等等，他们对于后世的影响，不是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王吆？
马克思对于人性的解放的社会意义，写了下面一段话：
“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坏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和感性世界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②b]
“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这是人类在认识上的何等伟大的飞跃！这是欧洲到了近代“回归”到希腊，并经过文艺复兴又猛然一跃而发扬光大起来的“认识革命”、“思想革命”。
从世界本身认识世界
欧洲的重科学传统，源于希腊。英法两国的唯物主义始终同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③b]，而且“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想想笛卡儿、莱布尼茨等人）……在数学、物理学以及仿佛与它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精密科学方面都有所发现”[①c]。在十七世纪，形而上学与科学还是二元地存在于哲学之中的，培根和笛卡儿便是典型的例子，他们的影响（包括赞成他们的和反对他们的）对于后世科学精神的发展，是不可忽视的。马克思说，笛卡儿“在其物理学中认为物质具有独立的创造力，并把机械运动看做是物质生命的表现。他把他的物理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完全分开。在他的物理学的范围内，物质是唯一的实体，是存在和认识的唯一根据”[②c]。到十八世纪，实证科学同形而上学分了家，欧洲思想界的重科学传统更加发扬光大了，培根和笛卡儿都是承前启后的枢纽人物。从哲学上，前者是经验主义的鼻祖，后者是思辨理性的大纛，近代欧洲的发端不能无此二人。
从十七世纪以降的欧洲思想界，大而化之地说，离不开以下两条路线的传统，一是经验主义的，一是理性思辨的。而这两者又不是井水不犯河水，马克思在评述法国唯物主义的诞生时，实即涉及二者的结合和相互渗透。无论是经验主义，抑或理性思辨，无论其为唯心唯物，都没有绕过对物自体的究竟这个根本问题。希腊的科学精神即寓于其中。姑不论哥白尼、开布勒、伽里略、吉勒贝尔、哈维等近代科学的划时代人物，没有由于神学的干扰而影响其科学发现；近代欧洲哲学中还存有的中世纪神本主义印记或影响，就更加不能妨碍科学的探索，“神”愈来愈保留在象征的至尊意义，全部知识只能是属于“人”的。笛卡儿、斯宾诺莎、巴斯卡尔、莱布尼茨、马勒布朗士，乃至自康德以下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都莫不以物理学、力学、数学、光学、生物学、几何学、天体学、逻辑学等等近代科学为探索对象。理性越来越摆脱掉宗教加给它的迷雾。从让“神”来体现理性逐渐地过渡到真知与理性的结合。这可以叫作理性的解放。当然并不是一日之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使在文艺复兴以后的两三个世纪里，科学家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仍然是“物”和“神”的二无论者，直到十八世纪末，才彻底摆脱宗教的阴影，完成了理性世俗化的全部过程，像恩格斯说的，直到十八世纪上半叶，“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自然科学还没有打破僵局；对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科学仍在艰苦地寻求突破性的解释，“万物创造者”的威力还使科学家们把世界看成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绝交书；牛顿却以关于神的第一次推动的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③c]直到1755年康德写出了《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关于第一次推动 的问题才被取消了。
康德的发现——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生成的东西——的创造性功绩，就在于它“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因此恩格斯指出：“如果地球是某种生成的东西，那末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同样是某种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如果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末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④c]恩格斯的意思是说，如果对上帝“第一次推动”的迷信早一天打破，思想早一天解放，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可能会更早一些进步。然而，欧洲在康德以后确是这样做了。科学一旦彻底地从“神”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就改变了欧洲的精神状态。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欧洲虽然又经历了十多年的拿破仑战争，但是十九世纪确实是把欧洲推向了发展的顶峰，资本主义在多方面的条件都成熟起来了。
这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尤其是经济的和政治的条件到此时已经齐备了。然而从欧洲文明的意义上讲，“从世界本身去认识世界”的认识论革命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能低估的。
（2）近代欧洲之所以然，是因为有了商业、工业、科技三大“革命”的互动
近代欧洲发生了两类“革命”。一类是物质上的三种革命，即“商业革命”、“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另一类是政治的革命，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两类革命，都是有全欧影响的，甚至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但是这两类革命的性质不同。政治性的革命是社会制度的革命，是新制度“推翻”或者“取代”旧制度的革命。英国和法国革命进行的方式不一样，但都是为了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才发生的。取代了旧的制度，并不等于旧制度就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每种制度都有维护它的政治力量，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以复辟。等新制度的力量又超过了旧势力的时候，把复辟再压下去。
商业、工业和科技的革命却不是这样进行的。它们不是像政治革命那样“推翻”或“取代”了旧的东西，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延伸”、“增添”新的东西。它不像政治革命那样表现为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革命要推毁一些东西；物质性的革命则是要积累一些东西；新的东西流行起来以后，旧的东西会自然而然地被取代，用不着担心它会“复辟”。物质性的革命是渐进的，是连续不断的；它的直接结果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物产的增加和品种翻新、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政治革命可以大体上规定出是在哪个年代发生的，而商业、工业、科技革命，却不可能清晰地说出它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而且根本没有“结束”的日子。所以，只要商业、工业和科学技术形成相当规模的时候，就 无时无刻不在革新变化之中了[①d]。
这一节要说明的是，近代的欧洲文明的物质基础，就是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商业、工业、科技革命中奠定起来的。没有这些变革，也就根本谈不上“近代欧洲”。
“商业”是古已有之的，但能有改造社会意义则从重商业主义始。“重商主义”是指执政者把发展商业当作“国策”，“以商立国”，所以它是一种政治。商业铺开了，金融业、海外贸易，手工业都被带动起来。“重商主义”的发展必 然引向“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为了促进商业，就需要设法提高生产率，用简单机械代替手工，用复杂机械代替简单机械，于是就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发明。新发明层出不穷，新机械日益普遍地代替手工，进而带动了整个社会。英国当代史学家阿萨·勃里格斯说：“对技术发明的采用，跟发明本身一样，构成了产业革命的社会史。”[②d]所以那个时代的“社会史”是不能把产业革命丢在一边的。
就这样，商、工、科三种“革命”的互动，就形成了希罗代尔所说的近代欧洲的“大经济”。
其间，工业革命又是非常关键的，单独的商业改造不了社会；只有工业革命与之结合，才能改变社会。欧洲在古代就有很发达的商业，古希腊罗马从地中海的小亚细亚，贸易很发达，但是那种商业起不了改变奴隶主社会的作用，中世纪也有商业，早期市镇是商业化了的。但是没有工业革命，社会也不能跃进。中国到十九世纪为止的社会一直不曾发生突破性的变化，没有工业革命（更谈不上三种“革命”的互动）也是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恩格斯在讲到英国的工业革命时，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工业领域一受到刺激，其后果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工业部门的进步会把所有其余的部门也带动起来。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新产生的力量需要营养；新产生的劳动人口带来了新的生活关系和新的需求。机械生产的优越性降低了产品的价格，从而使消费资料减价，消费资料一减价，工资也就普通降低了；可有其他的产品也会卖得便宜些，这样，由于价格低廉，就争得了更广阔的市场。由于使用机械法确有好处，一切工业部门也都渐渐仿效起来。”
我们还应该特别留意紧接下去的这几句话：
“工业中的一切改良必然会提高文明的程度，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出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就又要引起新的改良。随着纺纱部门的革命，必然会发生整个工业的革命。”[①e]
这些话说明了工业革命是怎样一点一点铺开的。不是星星点点的手工业或机械生产，而是从一个部门到另一部门，连成一片的“整个工业”都使用机械，这样才形成“革命”，才造成“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才构成“整个发展的动力”[②e]。这样的工业革命才能对社会的改造有实际意义。
一般说来，工业革命是在近代欧洲发生的，是欧洲发展到了近代的一个标志。但不能把它理解为突发的孤立事件，而应从历史进程去认识它。希罗代尔认为，工业革命成为近代的规模，是好几个世纪同类性质连续“革命”积累而成的。这些“革命”有的继续发展了，有的只有一时的效应。但是总是接连不断的。总之，人类为了改进自己的劳动条件进行了各种有效的和无效的努力。欧洲的“首次工业革命”大约在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渐渐地、普遍地把水磨和风磨用于生产劳动。这时，新工具和新的耕作技术带动了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使城市的数量增多了，城市带动了商业，市场交易对外通商航路都发展起来。从十一世纪起就这样出现了三个世纪的经济增长。总之，“在生产方面，在工农业生产率方面，以及在商业和市场扩展方面确实曾发生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进步。[③e]”
十四、十五两个世纪，是欧洲经济的衰落期。随后工业又在欧洲大陆活跃起来，特别是德国的矿业、意大利的机械都有比较快的发展。“十六世纪中叶，不列颠岛在工业上远远落后于意大利、西班牙、尼德兰、德国和法国。”[④e]但是一个世纪以后，英国迅速超过了大陆，它引进了大陆的技术，使英国领先实现了被后人习称的“工业革命”，随后便是英国影响欧洲国家了。布罗代尔还写道：
“〔…〕能否对欧洲作同祥的解释呢？欧洲从十一世纪起此起彼伏的各种试验互有联系，可以说是个经验积累过程。每个地区分别在不同的时期轮流经历了早期的工业发展，以及在各方面（特别在农业领域）必定随之发生的变化。工业化可见是整个欧洲大陆的普通进程。英国虽然出色地扮演了主角，并实现了工业革命，但工业革命不是英国的发明，也不能仅仅归功英国。所以，这场革命刚发动，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功，就毫不费力地传到邻近的欧洲大陆，获得一系列 相对迅速的成功。”[①f]
布罗代尔对于欧洲工业革命发生的历程的叙述，读起来是合情合理的。问题是，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欧洲以及英国为什么能领先，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果说十七世纪的工业革命是十一世纪以来此起彼伏的技术进步经验的积累，那么，为什么这一切偏偏只发生在欧洲而没有发生在欧洲以外的任何地区呢？例如，布罗代尔发现，欧洲是从十三世纪开始向上发展的，而中国却是从十三世纪起开始停顿的，为什么？布罗代尔说他自己也说不清。工业革命之所以在欧洲发生，而没有发生在别处，比如说中国，就必须从欧洲的和中国的人文历史里去找答案，必须从欧洲的和别处的，比如说中国的人文历史条件里去找答案，必须从欧洲和中国的哲学传统里去找原因了。这属于另一类问题，此处不赘。
这样的工业革命之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已是不言可喻了。之所以把科技革命单独提出来，是因为科学技术的革命有它的独立性格。工业革命是生产领域的革命。科学技术固然受到了工业革命的刺激和推动，并因而不断发展；现在我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指的就是同生产直接联系的科学技术。然而，科 技还有它不是与生产立即发生联系或者没有直接联系的那部分内容，主要属于思维和智力的现代化的那部分内容。例如前面提到的“从世界本身认识世界”就不是与生产劳动直接有关系的。但那却是科学技术总体发展的基础。我们这里所讲到的“科技革命”就是包括了直接支持工业生产和并不是直接支持工业生产的科学技术。这样意义的科技革命，也是近代欧洲的重要标志。
此外，人们习惯于把科学和技术联称为“科技”，这其实在概念上是有欠精确的，以为科学和技术可以笼统为一个概念。应该说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误解。恩格斯说：“如果……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的状况，那么科学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②f]所以，科学技术实际上是为相互促进的两件事。“科学”（Science），更偏重于基础学科、理论学科。广而言之，甚至不仅限于“自然科学”。单独用“科学”，自“五四”以来已通解为“自然科学”。按照欧洲的经验，单独用“Science”这个字，应是“学问”的意思，是更偏重于理论的、基础的“学问”。即使理解为“自然科学”，如说欧洲十八世纪是发明迭起的时代，十九世纪是理论科学大兴的时代，也可见科学与技术是相互依赖的两个概念。布罗代尔偏重工业革命的技术因素，于“科学”未及充分注意，此是大不足处。我们所讲的“科技革命”应是包括了“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这两部分相互关联又各自区别的“革命”。
这三种“革命”，从发生的次序看，是商、工、科，但是在发展当中则是互动的，相互结合的。欧洲之所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从物质上讲，是因为有了近代商业、近代工业和近代科学技术。后来达到“现代化”，在物质上也是因为商业、工业和科学技术先“现代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 到各民族在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各方面”具体化就是这三方面；今天，人们在谈论“全球化”，也是在这三方面先进入了“全球化”的进程。
（3）近代欧洲之所以然，是因为它建立起相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上面讲的两个“所以然”，一见于精神，一见于物质。这一节要讲的是制度、体制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其中有经济基础，也有上层建筑。具体地说，就是“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这是近代欧洲最明显的标志；人们辨识什么是近代的欧洲，或者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是怎样的，总是先从它的经济和政治的外观看出来的。
“市场经济”有经济学的特定涵义。我们把它理解为工业化社会的综合概念。它产生的前提是前面所谈的商业、工业、科学技术的结合互动；舍此则无“市场经济”可言。“市场经济”发展到近代，成为资本主义的体系，有它的发展过程，到十九世纪便形成了一张无所不包的网络。它涉及到资本积累、商品流通、金融信贷、价值规律、生产扩大再生产，等等，以及一切构成现代化经济的各种法规；资本、商品、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流通所必然导致的各民族在多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由此发展起来的跨民族、跨国家的双边和多边的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相应的宏观的和微观的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等等诸方面的问题。这样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内涵极其丰富而复杂、充满矛盾和竞争而又有普遍性规律的“怪物”。它既反映了现代化社会的富足繁荣，又包含有众多的运作上、政策上以及结构上的各种问题。它既有自我调节的机能，又有层出不穷、千变万化的难题……
“市场经济”在欧洲的形成，还必须看到它的国际关系方面的历史。“市场经济”的历史同开拓殖民地密不可分；随着殖民主义在欧洲以外的发展，欧洲资本主义的体制也就建立起来了。开始时是海外贸易，建立起象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商业机构，渐渐地便以武力为后盾压迫、剥削乃至杀戮当地的反抗者和无辜平民，实行掠夺式的殖民政策，并在那里建立起政治统治。各个在海外建有殖民性质的势力范围的大国，为了无止境地扩大自己的势力，便相互冲突起来，兵戎相见的事，史不绝书。到十九世纪末，欧洲以外的地区，便基本上被欧洲列强瓜分完了。所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建成与东印度公司开始的海外“开发”史是分不开的。
“民主”和“法制”在欧洲也是有久远的历史传统的，得到比较充分发展是在近代。从文明史的角度看，“民主”的思想源泉在希腊时便有城邦民主，有雅典式民主、斯巴达民主、柯林斯民主等等。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民主”在总体上虽见式微，但在分散、零星的市镇里，如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里，仍实行古代方式的“民主”和“选举”的办法。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在政治体制上并没有发生立竿见影的表现，王朝政治仍然维持了很长的时期，但是，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明星”，君权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议会的构成在发生变化，贵族的代表比例缩小了，资产阶级的比例增大了，甚至平民也有了代表，在法国革命前夕的“三级会议”里，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王朝政治一步步在后退，君主立宪制度不仅普遍实行，而且开始向近代性质的代议制过渡了。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下，“民主、平等、自由”等原则、人权的原则，首先在法国的政制上有了比较彻底的体现。十九世纪的欧洲，虽然许多国家还保留着君主制，但是“三权分立”的原则已普遍接受，以此原则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也已经普遍建立起来了。此时的民主和宪政不仅存在于思想中，也不仅实现于某些孤立的城市里，而是成为民族国家的现实，并且在制度上也愈加完备、甚至繁复了。
“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是两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在欧洲各民族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各自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复杂问题。而且规律和原则，也并不是照理论上所说的那样实现的。例如：“三权分立”的原则，实践与原则便有很大的出入。有的政治学家、史学家便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那个国家完全准确地实行了“三权分立”原则，而且在操作过程当中总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重要的是近代欧洲的宪政创造了对执政者的“制衡”和“监督”的原则和机制，这应该说是对政治学的一个贡献。我们在这份“论纲”中，只能简约地把“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作为近代欧洲的一个重要特征提出，不可能详及它们各自发展的历程细节及其正面的和反面的结果。这些都留待在以后出版的正文中详为论列。
近几百年，比起前此的任何时期（特别是千年中世纪，更不要说更早的时期），是欧洲变化最大、最快的几个世纪。上述的三方面因素——精神的、物质的、体制的——是构成近代欧洲文明最不可缺少的因素。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对于近代欧洲，都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它仍是交织在一起而又相互影响的、互为因果并且相互包容，缺一不可。
欧洲的近代文明，还有许多事可说；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些侧面或视角，都能反映文明的状况与精神。例如文学艺术、宗教信仰、文化教育、风俗习惯、语言衣着，等等，都可纳入文明之列，但是，这些都不像上面所说的三方面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对一个社会有决定意义的，归根到是物质、精神和制度。
注释：
①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4页。
①b[荷兰]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85页。
②b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第166页。
③b同上书，第161页
①c同上。
②c同上书，第160页。
③c恩格斯：《自然辨证法》，于光远等译编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④c同上书，第11页。
①d以上的意思是受到了美国史学家达尼埃尔·布尔斯廷的启发，参见他写的《科技立国》的“两种革命”一章，Daniel J.Boorstin,“the Repuilic OfTechnology,—Reflections On Our Futurc Community”,Harper Row,Publishem,1978，第13—35页。
②d[英]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译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
①e《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1页。
②e同上书，第674页。
③e[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第三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32页。
④e同上书，第639页。
①f同上书，第643页。
②f《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