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论近代早期西方工商业的衰落现象
康宛竹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0期
【原文出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1996年03期第24-30页
【作者简介】康宛竹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系
提要 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16和17世纪，西方社会的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在广阔的范围内经历了一场奇特且明显的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程度较高的英国和荷兰亦毫无例外地受到了严重影响。本文认为，导致过渡时期西方工商业衰落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农业基础地位的削弱，二次封建化使得农业生产结构出现逆转，农业生产率随之下降，以农业为基础的工商业亦相应地出现了波动。因此，只有当农业健康合理地发展时，工商业才能持久地保持繁荣状态。
关键词 工商业衰落 二次封建化 农业基础地位
公元16、17世纪前后，西欧社会经历了一场异常深刻且影响久远的历史性变革，旧的封建体系在一些国家中渐趋萎缩，新兴的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获得日益增多的发展机会。在这一新旧制度相互交替僵持的过渡时期里，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一切领域都发生了一系列反反复复的变化，历史的螺旋式发展进程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就经济领域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水平的工商业亦出现了一种奇特的逆式发展现象：在资本主义因素初步发展的16世纪，西方社会的工业生产与商业贸易均呈明显的上升之势，而在距资本主义全面发展时期更近的17世纪，其工商业发展却呈现出鲜明的衰降特征。本文将对这一历史现象作一具体阐释，并试图从农业基础地位的存与废这一角度来探讨其原因，以期对全面认识和解决社会转型时期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有所帮助和启迪。
一、16世纪与17世纪：商业贸易的盛与衰
16、17世纪是西方世界的重商时代，商业贸易的成败成为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通过贸易来积聚财富和增强实力亦成为国家政策的最终目标，在重商巨轮的推动下，西方世界的各主要国家在广阔的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竞争。[①]在新航路开辟前，国际贸易区域主要是地中海地区和北欧地区。新航路开辟之后，贸易区域迅速扩展，除传统的贸易区域外，还出现了大规模的大西洋西欧沿岸贸易和以西欧海岸为起点的跨洋贸易。在16世纪时，不论是资本主义因素蓬勃发展的区域，还是封建格局依然顽固的区域，国际贸易的发展都是相当显著的；但在进入17世纪以后（当然，具体年代在各地有所差异），国际贸易的热情却一度消沉下去，即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迅速的英国、荷兰等国亦未能逃脱这一命运。在这里，我们可以选取几个具有全局意义的典型地区来描绘一下16、17世纪西方国际贸易的运动曲线。
⒈塞维利亚。塞维利亚是面临大西洋的西班牙河港城市，在16、17世纪时，它是西欧与新大陆之间洲际贸易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始发处和终点站。从1560—1650年间运出和运抵塞维利亚港的货物总重量中可以看出，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最初几年，货物总量几乎一直呈增长趋势，例如，1561—1565年的5年间为8.4万吨，其后的数字（以5年为一个单位）分别为11.1万吨、12.9万吨、13.6万吨、16.6万吨、19.2万吨、16.2万吨、21.9万吨、21.7万吨，1606—1610年间达到27.4万吨。此后的货物总吨数虽有所波动，但其总的趋势却是逐步下降的，例如，1611—1615年间为22.9万吨，其后每个时间单位的货物吞吐总量依次为24.8万吨、23万吨、22.2万吨、15.8万吨、12.6万吨，1646—1650年则降至12.1万吨，与上个世纪中期水平基本相当。[②]当然，仅凭货物吞吐量并不能完全说明贸易活力的强弱，我们还必须对所吞吐货物的价值总量进行全面的考察。从1566—1635年间塞维利亚港吞吐货物的价值总量中可以看出，1566—1060年间均呈上升之势，1566—1570年间为108亿马拉维迪（Maravidi，西班牙铜币），1596—1600年增至266亿马拉维迪；1601—1605年间开始下跌至172亿马拉维迪，其后虽有一定反复，但其颓势仍是非常明显的。1631—1634年间已降至138亿马拉维迪，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的水平相差无几。[③]另外，我们还应认识到，塞维利亚在这一时期内代表了西班牙在大西洋区域的全部贸易，它在17世纪的衰落并未立即导致西班牙另一港市的繁荣，与之毗邻的加的斯港（Cadiz）只是在塞维利亚衰落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才逐渐变得重要起来的。
⒉松德海峡地区。西欧与波罗的海地区之间的贸易在欧洲贸易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维系两个地区的商业关系的便是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松德海峡地区，松德海峡的繁荣与否直接反映着西欧与波罗的海地区间贸易的兴衰。从1557—1657年间每年通过松德海峡的商业船只数可以看出，16世纪后期的33年中（即1557—1599年），通过松德海峡的商船数逐年上升，例如，1557年为2300艘，1559年为3200艘，1579年为4300艘，1589年为4900艘，1599年为5600艘；而从1600年开始，通过该海峡的商船数呈下降之势，1600年为4500艘，1620年为3700艘，1630年为3400艘，1650年为300艘。在通过松德海峡的各种船只中，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占有一半左右，在对每年通过松德海峡的荷兰商船数进行考察后可知，从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最初二十年中，其通过数基本上呈升势，而从1620年以后则迅速下降，一度滑至16世纪中期的水平。[④]另外，从实际的商品交易中亦可看出两个地区间的贸易关系在16至17世纪间的强弱变化：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最初十余年，由波罗的海运往西欧的谷物之贸易一直较为兴盛，其后则渐衰落；由西欧运往波罗的海的食盐贸易亦循类似的轨迹。在上述商品的运输中，荷兰商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两地贸易的兴衰波动对荷兰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⒊地中海贸易区。从长远的角度而言，新航路的开辟对地中海地区的远程贸易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对于中近程贸易来说，地中海的地位并未受到太大的动摇，其区域内部的贸易基本上仍循新航路开辟前的模式。新兴的荷兰国家是从事地中海区域商业运输的主要角色之一，它在地中海上的活力起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地区的兴衰。自1591—1593年地中海区域出现饥荒以后，为贩运粮食的丰厚利润所吸引的荷兰商船开始经常出现在地中海各港口，此后直到17世纪的最初十余年中，荷兰在地中海的航运事业一直欣欣向荣，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在船员与母国之间的书信交往中有生动的描绘。[⑤]然而，从17世纪20年代初开始，荷兰商船在地中海上的出现频率急剧减少，即便在地中海出现严重饥荒的1622年，情况亦无任何改观，而严重的饥荒本应给长于南北方粮食贩运的荷兰商船带来强烈吸引力的。从下列一组数字中亦可看出其中的问题：1620—1625年间每年被地中海海盗劫往北非的荷兰商船分别为82艘、35艘、1艘、0艘、4艘和1艘。[⑥]我们认为，在海盗出没频繁且未经整肃的当时，荷兰商船的被劫数应当与其在地中海区域出没总数是成正比的。可以说，本土经济迅速发展的荷兰在地中海上商业活动的衰退正反映了地中海区域经济的普遍衰落。另外，对地中海沿岸各地进行考察亦可明确看出该地区16、17世纪商业活动节律的变化，在此仅以威尼斯为例：从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最初数年，威尼斯的各种税收如酒税、进出口税、海洋关税、橄榄油税以及执照税等均呈增长之势，其后则全面大幅度衰减；威尼斯港的停泊税收入亦是如此，从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头十年，停泊税持续增长，然后则稳步下降，到17世纪中期时，已远远不抵上个世纪中期的水平。[⑦]
⒋汉罗的海贸易区。对于北欧和中欧来说，波罗的海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地中海。在该贸易区，最为重要的港市和贸易中心是但泽（今格但斯克），它居于维斯杜拉河的入海处。波兰历史学家荷斯佐斯基曾经对谷物贸易（但泽贸易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进行了细致考察，其结论是，从15世纪到17世纪20年代，但泽谷物出口增加了12倍，即从1万拉斯特增至1＃共万拉斯特；而此后直至18世纪晚期，其谷物出口量一直在下降。[⑧]与谷物出口量下降直接相连的是，穿过松德海峡的出自但泽的商船数从1620年以后急剧下降，到1650年前后，其数只及上个世纪晚期时的一半。而且，但泽的出口商品贸易值从1625年前后开始迅速下跌。需要明确的是，在此时期，波罗的海区域的其他较小的港市如西普鲁士、东普鲁士以及科兰等在货物吞吐和贸易总量方面均呈紧缩态势，其中只有俄罗斯小港里加是个例外，但里加出现的有限发展并不能扭转波罗的海地区商业贸易的总趋势。[⑨]
⒌南部美洲。随着殖民活动的加强，美洲特别是中南美洲很快被纳入西欧殖民国家的政治统治体系之中，16、17世纪在欧洲中西部出现的经济上的波动亦越过大洋而影响到南美的方方面面。在此仅以当时最为重要的港市布宜诺斯埃利斯为例：从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最初十余年，布市的进口量与出口量均大幅度上升；而其后则猛跌，到17世纪中期时，进出口总量均衰退至上个世纪中期的水平。[⑩]另外，从布市对黑奴的需要量中亦可看出其经济活力的兴衰：17世纪前20年中，贩运到布市的黑奴数在许多年份都达到三位数甚至四位数，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布市经济活动的繁荣；而从1621年以后，再也没有超过四位数的年份，在许多年中（如1642—1648年、1650年、1652—1653年和1655年等）进入布市的黑奴数甚至为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布市经济活力的衰退。研究者们指出，布市的情况在南美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是南美殖民地经济曲线的集中反映。
16、17世纪西方国际贸易区域并不局限于上述几个地区，但这些地区却基本反映了当时西方贸易的概貌；不论是封建专制国家，还是封建城市国家，抑或是新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6、17世纪间都经历了一场由盛而衰的商业变革。
二、16世纪与17世纪：工业活力的强与弱
重商主义在其发展中前期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极端强调商业资本的主导地位，产业资本则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而国内的商品生产必须服从外贸出口之需要。因此，在这个时代，西方各国工业生产的兴衰荣辱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国际贸易的发展水平。16、17世纪西方世界的商业贸易既然经历了一场由盛转衰的过程，那么直接服务于商贸的工业生产也就不得不随之而作由上向下的起伏运动。有些历史学家试图从各个方面来论证荷兰和英国在17世纪时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以此来证明17世纪的活力。[①①]应当承认，17世纪英荷等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有较大发展，其工业发展水平亦高于同时期其他国家。但我们还应看到，重商主义的幽灵对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具有重大影响，对外贸易的节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工业生产的脉搏；而且，从各国工业生产的实际曲线来看，我们亦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在这里，我们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并从纺织、造船和矿冶等当时最为重要的工业生产部门对之加以阐述。
⒈荷兰。荷兰是16、17世纪欧洲经济水平最高的地区，其纺织业的发展更是显著，其中最大的毛纺织业中心是莱顿，莱顿纺织业的发展进程基本反映了整个荷兰纺织业的发展情况。从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前后开始（1580年左右）到1610年左右，莱顿的羊毛生产总量不断上升；而从1611年开始直至1650年左右，其产量直线下降，并已降至革命前的水平；1650年后虽有回升，但仍远低于1600年前后的水准。[①②]荷兰的其他生产部门亦出现类似情况，例如阿姆斯特丹的肥皂制造业：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最初20年中，该市制皂业稳步增长，从年产2.8万吨上升至4万吨，而此后则逐渐下降；再如鹿特丹的造船业：17世纪最初20年中，年造船量呈上升之势（1613年为20艘，1620年为30艘）。而此后则停滞乃至衰落（1630年为23艘、1650年亦为23艘，1673年降至11艘，18世纪初仅为5艘）。可以说，荷兰工业中的这些支柱产业之所以出现上述变化，与西方当时的重商大气候格局的变化是紧密相关的。
⒉英国。16、17世纪也是英国纺织业和纺织原料生产迅速发展时期，但由于国际贸易环境及本国政治社会形势的影响，英国的纺织业在该时期亦出现了较大的起伏。对此，我们可以考察一下16、17世纪通过松德海峡运往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中欧及东欧等地的英国布匹的数量：从16世纪后期开始至17世纪前20年，英国向上述地区出口的布匹数呈上升趋势，从年均2.5万匹左右增至3.2万匹左右；其后则渐趋下降，17世纪60年代时仅为1.2万匹，后虽有回升，但亦未能达到世纪初的水平。上述数字虽属贸易范畴，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英国布匹生产情况，这是因为英国是重商主义的典型之一，其工业生产与对外贸易是紧密相关的。另外，从16、17世纪通过伦敦港出口的英国产羊毛数量亦可领略到其纺织业发展走向：从16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最初十余年，出口的羊毛稳步增长（从每年7.3万袋增至12.7万袋）；而此后则渐趋下降，很少有出现超过10万袋的情况。英国纺织业生产率的变化在制衣工场的雇员人数上也有比较直接的反映，以希鲁斯贝里制衣公司为例：16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最初十余年中，该公司雇员（学徒）人数渐增；而从1620年以后，则呈下滑之势，下滑幅度虽不是很大，但足以表明其生产的萎缩或停滞状况。[①③]从全局来看，英国工业生产形势的波动具有普遍性，除了纺织业以外，矿冶等主要工业部门在17世纪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里也都经历了一个衰落期。
⒊威尼斯。地中海地区工业生产的兴衰更是显著，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威尼斯的纺织业。16世纪的整整100年中，威尼斯纺织业经历了一场从未间断的令人振奋的扩张过程，1516年仅生产1300匹，经过数十年的发展，1561年约为1.72万匹，1581年为1.95万匹，1602年更达到2.87万匹。但从1602年以后，其产量却逐渐下降，1660年时仅为9700匹，1712年时则降至1700匹。有的经济史学家认为，当以威尼斯等城市国家为代表的意大利纺织业陷于重重困难、甚至遭受惨重损失之际，其竞争对手法国却取得了稳步发展。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法国的工业生产（主要是纺织、矿冶和军火）在政府的资助下在17世纪时虽曾有过一定程度上的繁荣，但为时却极为短暂，且绝大多数均以倒闭破产而告终，柯尔柏等人的工业扶植计划并未能取得太大的成效。[①④]可以认为，17世纪威尼斯乃至整个意大利纺织业的衰落并未真正导致另一地区纺织业的兴盛。
⒋南美洲。16、17世纪时，南美洲是西欧最重要的贵金属供给地，其矿冶业在殖民地化不久后即开始迅速发展起来，西欧工商业变动在这里亦得到了比较准确的呼应，当西欧工商业处于扩展时期时，南美的贵金属矿冶业便较为繁盛；而当西欧工商业处于停滞或衰退时期时，南美的贵金属矿冶业便随之而降温。以秘鲁的环卡维里卡银矿的水银消费量为例（水银是当时用以冶炼白银的主要原料之一）：从16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20年代，该矿水银需要量从每年880公担增至1.08万公担；此后则下降，17世纪50年代时一度跌至6800公担。再如玻利维亚南部的白银生产重地波托西：1561—1660年间，波托西当局对本地银矿生产所征税款亦经历了一场鲜明的“山峰”现象，1561—1600年，税款迅速上升，从1561年的42万马拉维迪增至1600年的145万马拉维迪；此后则直线下降，1630年为106万，1660年为80万。[①⑤]从税款量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明确感悟到波托西矿冶业在16—17世纪的波动节奏。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欧洲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乃至南美殖民地在16至17世纪时工业生产都经历了一场由盛而衰的过程，虽然有个别地区在17世纪时有某些发展，但它们并不能改变当时西方世界工业生产的总体面貌。
三、衰落原因的探讨：农业基础地位的存与废
自本世纪30年代中期起，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北欧和东欧的历史学家们便开始注意研究近代早期西方社会工商业发展的特殊曲线问题，并对17世纪初工商业的衰退或停滞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诸如信贷机制疲弱论、产权性能不适论以及马尔萨斯陷阱论等等，但至今尚未有一个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理论；有的学者则从各国经济史资料中搜寻一些反证材料，试图否认近代初期西方工商业曾经出现一段衰落或停滞期，但目前来看，此种观点亦未被世人认可，因为对西方工商业是否衰退的考察必须从全局和整体的观点出发，一时一地的某一行业的变化并不一定能反映工商业发展的总体走向。[①⑤]可以说，16、17世纪西方工商业曾经历过一场由盛而衰的过程这一说法仍是合乎历史实际的。那么，导致上述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种历史现象的发生往往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促成的，近代初期西方工商业的变化应当也不例外，但笔者以为，在导致西方工商业一度衰退的各种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因为农业基础地位的削弱。本文的第一和第二部分集中阐述了近代初期西方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情况，但我们必须明确地记住一点，即近代初期的西方仍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人口占据其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生产是支撑其他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农业发展繁荣了，工商业的兴盛便有了可靠的保证；反之工商业的发展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而从16世纪向17世纪过渡进程中，欧洲农业生产部门恰恰出现了一系列遗患池鱼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农业社会的“二次封建化”。自公元12世纪起至14世纪时，西欧多数国家中的农奴先后获得了人身解放，开始享有较高程度的人身自由；中欧以及东欧各国的农民在地位上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生产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在此背景下，欧洲各国的农业经济在15、16世纪有了很大发展，贫困人口明显减少，商业贸易和工业生产亦因此出现了较为繁荣的景象，日益扩展的城市人口和工商业生产对农业资源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同时，16世纪开始的“价格革命”也使得农产品价格和地租指数有了大幅度提高。在此潮流下，除英格兰和荷兰等少数地区以外的欧洲其他许多地方的商业资产者和本来已衰落的封建主开始纷纷重归土地，重新经营封建地产。在德意志东部、意大利、波兰、俄国以及爱尔兰等地，强制性封建劳役和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农民的土地再次被收回；在法国和德意志西部等领主土地制地区，封建领主和所谓的“穿袍贵族”也都以各种方式掠夺村社和农民的地产，且以极为苛刻的条件与农民订立租佃关系。法国著名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将上述这种二次封建化现象称之为“资产者的反叛”和“领主的反动”。[①⑥]封建土地经营方式的再度推广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重新加强使得本已松动的乡村自然经济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得到恢复，这对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一种严重的阻碍。
第二，农业生产的显著下降。二次封建化的后果有利于只占人口极少数的封建庄园主或地主，农民的无偿或低偿劳动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从农业生产的全局来说，其结果却是非常严重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农业技术的改进受到抑制，土地所有者对土地质量改进方面的投入极度不足，15至16世纪在欧洲许多地方出现的垦荒高潮到17世纪时基本销声匿迹（只有荷兰和英国东部地区例外），许多熟地和新垦土地再次变荒或被改为牧场。另外，自16世纪末到17世纪，欧洲社会还遇上了多次瘟疫、战争以及恶劣的气候等各种自然或人为的灾害。各种因素的累进终于使得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在17世纪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衰退，波兰、俄国、巴尔干地区、地中海沿岸各国、法国以及德意志等地的农业生产率均呈萎缩之势，谷物产量普遍低于16世纪的水平。[①⑦]
在仍旧属于农业社会的近代早期，商业贸易和工业生产的发展并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其波动节律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农业发展水平的左右。正因如此，16世纪末至17世纪发生在欧洲许多地区的“二次封建化”和农业生产的衰落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当时工商业生产的衰退，其主要机制包括：首先，农民经济地位的下降和自然经济的加强使得工商业失去市场支撑，这是因为在农业社会里工商业赖以健康存在下去的并不仅仅是靠只占人口极少数的贵族领主阶层的奢侈性消费，而更主要的是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的普通性消费。其次，农业生产率的降低使得工商业的原料产地趋于萎缩，从事工商业生产的那个阶层失去了壮大发展的基础。再次，在重商时代，对外贸易占据显要地位，各国经济活动的成败与外界环境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尽管荷兰、英国等国家的农业未出现明显的衰退，但其活力毕竟尚嫌弱小，其工商业生产还得屈从于欧洲的总体经济环境。最后，在近代初期，工商业资本总额中，流动资本占有主导地位，固定资本通常含量很少，因此，当农业生产衰落导致工商业生产不景气时，工商业者便可以在短时期内将资金撤回。
由此可以看出，工商业生产的发展与农业基础地位的存废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一个稳定的农业基础作保证，工商业要想获得持久健康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另外还应指出的是，农业基础地位的加强有一个结构调适问题，不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农业生产结构越是强化，对包括工商业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是不利，近代初期欧洲一些地区出现的再度农奴制或二次封建化等表面上加强对农业控制的现象即是明证，这对我们正确理解农业基础地位问题以及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问题应当是不无启发的。
注释：
①、①⑦参见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卷，第365—371页，第251—304页。
②、③肖努（Chaunu）《塞维利亚与大西洋：1540—1650》，巴黎，1955—1957年版，第6卷，第341页，474页。
④克里斯藤森（Christensen）《1600年左右荷兰对波罗的海的贸易》，哥本哈根，1941年，第446—447页。
⑤、⑥、⑩、①⑤、①⑥帕克（G.Parker）等（主编）《十七世纪总危机》，伦敦，1978年，第174—175页，第180页，第194页，第196页。
⑦拉纳（F.Lane）《欧洲航海史资料集：中世纪至18世纪》，巴黎，1962年，第28—29页。
⑧荷斯佐斯基（S.Hoszowski）：“15—18世纪波兰与波罗的海的贸易”，载《第十一届国际历史学大会上的波兰》，华沙，1960年。
⑨阿特曼（A.Attman）《国际贸易中的俄罗斯和波兰市场：1500—1650年》，哥德堡，1973年。
①①比较典型的有意大利经济史学家M.奇波拉和多梅9尼科·塞拉等人，详见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卷，第5—6页，第306页—364页。
①②有关莱顿毛纺产量的详细数字可见⑤，第221页。
①③蒙顿豪尔（T.Mendenhall）《16—17世纪希鲁斯贝里的制衣商与威尔士的羊毛贸易》，牛津，1953年，第234—235页。
①④详见哈通（R.Hatton）《路易十四与专制主义》，俄亥俄洲立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226—242页。
①⑤有关观点可详见诺思和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华厦出版社，1989年，第100—170页：并见①，第305—449页；⑤，第1—56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0期
【原文出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1996年03期第24-30页
【作者简介】康宛竹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系
关键词 工商业衰落 二次封建化 农业基础地位
公元16、17世纪前后，西欧社会经历了一场异常深刻且影响久远的历史性变革，旧的封建体系在一些国家中渐趋萎缩，新兴的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获得日益增多的发展机会。在这一新旧制度相互交替僵持的过渡时期里，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一切领域都发生了一系列反反复复的变化，历史的螺旋式发展进程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就经济领域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水平的工商业亦出现了一种奇特的逆式发展现象：在资本主义因素初步发展的16世纪，西方社会的工业生产与商业贸易均呈明显的上升之势，而在距资本主义全面发展时期更近的17世纪，其工商业发展却呈现出鲜明的衰降特征。本文将对这一历史现象作一具体阐释，并试图从农业基础地位的存与废这一角度来探讨其原因，以期对全面认识和解决社会转型时期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有所帮助和启迪。
一、16世纪与17世纪：商业贸易的盛与衰
16、17世纪是西方世界的重商时代，商业贸易的成败成为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通过贸易来积聚财富和增强实力亦成为国家政策的最终目标，在重商巨轮的推动下，西方世界的各主要国家在广阔的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竞争。[①]在新航路开辟前，国际贸易区域主要是地中海地区和北欧地区。新航路开辟之后，贸易区域迅速扩展，除传统的贸易区域外，还出现了大规模的大西洋西欧沿岸贸易和以西欧海岸为起点的跨洋贸易。在16世纪时，不论是资本主义因素蓬勃发展的区域，还是封建格局依然顽固的区域，国际贸易的发展都是相当显著的；但在进入17世纪以后（当然，具体年代在各地有所差异），国际贸易的热情却一度消沉下去，即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迅速的英国、荷兰等国亦未能逃脱这一命运。在这里，我们可以选取几个具有全局意义的典型地区来描绘一下16、17世纪西方国际贸易的运动曲线。
⒈塞维利亚。塞维利亚是面临大西洋的西班牙河港城市，在16、17世纪时，它是西欧与新大陆之间洲际贸易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始发处和终点站。从1560—1650年间运出和运抵塞维利亚港的货物总重量中可以看出，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最初几年，货物总量几乎一直呈增长趋势，例如，1561—1565年的5年间为8.4万吨，其后的数字（以5年为一个单位）分别为11.1万吨、12.9万吨、13.6万吨、16.6万吨、19.2万吨、16.2万吨、21.9万吨、21.7万吨，1606—1610年间达到27.4万吨。此后的货物总吨数虽有所波动，但其总的趋势却是逐步下降的，例如，1611—1615年间为22.9万吨，其后每个时间单位的货物吞吐总量依次为24.8万吨、23万吨、22.2万吨、15.8万吨、12.6万吨，1646—1650年则降至12.1万吨，与上个世纪中期水平基本相当。[②]当然，仅凭货物吞吐量并不能完全说明贸易活力的强弱，我们还必须对所吞吐货物的价值总量进行全面的考察。从1566—1635年间塞维利亚港吞吐货物的价值总量中可以看出，1566—1060年间均呈上升之势，1566—1570年间为108亿马拉维迪（Maravidi，西班牙铜币），1596—1600年增至266亿马拉维迪；1601—1605年间开始下跌至172亿马拉维迪，其后虽有一定反复，但其颓势仍是非常明显的。1631—1634年间已降至138亿马拉维迪，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的水平相差无几。[③]另外，我们还应认识到，塞维利亚在这一时期内代表了西班牙在大西洋区域的全部贸易，它在17世纪的衰落并未立即导致西班牙另一港市的繁荣，与之毗邻的加的斯港（Cadiz）只是在塞维利亚衰落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才逐渐变得重要起来的。
⒉松德海峡地区。西欧与波罗的海地区之间的贸易在欧洲贸易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维系两个地区的商业关系的便是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松德海峡地区，松德海峡的繁荣与否直接反映着西欧与波罗的海地区间贸易的兴衰。从1557—1657年间每年通过松德海峡的商业船只数可以看出，16世纪后期的33年中（即1557—1599年），通过松德海峡的商船数逐年上升，例如，1557年为2300艘，1559年为3200艘，1579年为4300艘，1589年为4900艘，1599年为5600艘；而从1600年开始，通过该海峡的商船数呈下降之势，1600年为4500艘，1620年为3700艘，1630年为3400艘，1650年为300艘。在通过松德海峡的各种船只中，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占有一半左右，在对每年通过松德海峡的荷兰商船数进行考察后可知，从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最初二十年中，其通过数基本上呈升势，而从1620年以后则迅速下降，一度滑至16世纪中期的水平。[④]另外，从实际的商品交易中亦可看出两个地区间的贸易关系在16至17世纪间的强弱变化：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最初十余年，由波罗的海运往西欧的谷物之贸易一直较为兴盛，其后则渐衰落；由西欧运往波罗的海的食盐贸易亦循类似的轨迹。在上述商品的运输中，荷兰商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两地贸易的兴衰波动对荷兰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⒊地中海贸易区。从长远的角度而言，新航路的开辟对地中海地区的远程贸易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对于中近程贸易来说，地中海的地位并未受到太大的动摇，其区域内部的贸易基本上仍循新航路开辟前的模式。新兴的荷兰国家是从事地中海区域商业运输的主要角色之一，它在地中海上的活力起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地区的兴衰。自1591—1593年地中海区域出现饥荒以后，为贩运粮食的丰厚利润所吸引的荷兰商船开始经常出现在地中海各港口，此后直到17世纪的最初十余年中，荷兰在地中海的航运事业一直欣欣向荣，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在船员与母国之间的书信交往中有生动的描绘。[⑤]然而，从17世纪20年代初开始，荷兰商船在地中海上的出现频率急剧减少，即便在地中海出现严重饥荒的1622年，情况亦无任何改观，而严重的饥荒本应给长于南北方粮食贩运的荷兰商船带来强烈吸引力的。从下列一组数字中亦可看出其中的问题：1620—1625年间每年被地中海海盗劫往北非的荷兰商船分别为82艘、35艘、1艘、0艘、4艘和1艘。[⑥]我们认为，在海盗出没频繁且未经整肃的当时，荷兰商船的被劫数应当与其在地中海区域出没总数是成正比的。可以说，本土经济迅速发展的荷兰在地中海上商业活动的衰退正反映了地中海区域经济的普遍衰落。另外，对地中海沿岸各地进行考察亦可明确看出该地区16、17世纪商业活动节律的变化，在此仅以威尼斯为例：从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最初数年，威尼斯的各种税收如酒税、进出口税、海洋关税、橄榄油税以及执照税等均呈增长之势，其后则全面大幅度衰减；威尼斯港的停泊税收入亦是如此，从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头十年，停泊税持续增长，然后则稳步下降，到17世纪中期时，已远远不抵上个世纪中期的水平。[⑦]
⒋汉罗的海贸易区。对于北欧和中欧来说，波罗的海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地中海。在该贸易区，最为重要的港市和贸易中心是但泽（今格但斯克），它居于维斯杜拉河的入海处。波兰历史学家荷斯佐斯基曾经对谷物贸易（但泽贸易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进行了细致考察，其结论是，从15世纪到17世纪20年代，但泽谷物出口增加了12倍，即从1万拉斯特增至1＃共万拉斯特；而此后直至18世纪晚期，其谷物出口量一直在下降。[⑧]与谷物出口量下降直接相连的是，穿过松德海峡的出自但泽的商船数从1620年以后急剧下降，到1650年前后，其数只及上个世纪晚期时的一半。而且，但泽的出口商品贸易值从1625年前后开始迅速下跌。需要明确的是，在此时期，波罗的海区域的其他较小的港市如西普鲁士、东普鲁士以及科兰等在货物吞吐和贸易总量方面均呈紧缩态势，其中只有俄罗斯小港里加是个例外，但里加出现的有限发展并不能扭转波罗的海地区商业贸易的总趋势。[⑨]
⒌南部美洲。随着殖民活动的加强，美洲特别是中南美洲很快被纳入西欧殖民国家的政治统治体系之中，16、17世纪在欧洲中西部出现的经济上的波动亦越过大洋而影响到南美的方方面面。在此仅以当时最为重要的港市布宜诺斯埃利斯为例：从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最初十余年，布市的进口量与出口量均大幅度上升；而其后则猛跌，到17世纪中期时，进出口总量均衰退至上个世纪中期的水平。[⑩]另外，从布市对黑奴的需要量中亦可看出其经济活力的兴衰：17世纪前20年中，贩运到布市的黑奴数在许多年份都达到三位数甚至四位数，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布市经济活动的繁荣；而从1621年以后，再也没有超过四位数的年份，在许多年中（如1642—1648年、1650年、1652—1653年和1655年等）进入布市的黑奴数甚至为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布市经济活力的衰退。研究者们指出，布市的情况在南美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是南美殖民地经济曲线的集中反映。
16、17世纪西方国际贸易区域并不局限于上述几个地区，但这些地区却基本反映了当时西方贸易的概貌；不论是封建专制国家，还是封建城市国家，抑或是新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6、17世纪间都经历了一场由盛而衰的商业变革。
二、16世纪与17世纪：工业活力的强与弱
重商主义在其发展中前期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极端强调商业资本的主导地位，产业资本则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而国内的商品生产必须服从外贸出口之需要。因此，在这个时代，西方各国工业生产的兴衰荣辱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国际贸易的发展水平。16、17世纪西方世界的商业贸易既然经历了一场由盛转衰的过程，那么直接服务于商贸的工业生产也就不得不随之而作由上向下的起伏运动。有些历史学家试图从各个方面来论证荷兰和英国在17世纪时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以此来证明17世纪的活力。[①①]应当承认，17世纪英荷等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有较大发展，其工业发展水平亦高于同时期其他国家。但我们还应看到，重商主义的幽灵对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具有重大影响，对外贸易的节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工业生产的脉搏；而且，从各国工业生产的实际曲线来看，我们亦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在这里，我们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并从纺织、造船和矿冶等当时最为重要的工业生产部门对之加以阐述。
⒈荷兰。荷兰是16、17世纪欧洲经济水平最高的地区，其纺织业的发展更是显著，其中最大的毛纺织业中心是莱顿，莱顿纺织业的发展进程基本反映了整个荷兰纺织业的发展情况。从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前后开始（1580年左右）到1610年左右，莱顿的羊毛生产总量不断上升；而从1611年开始直至1650年左右，其产量直线下降，并已降至革命前的水平；1650年后虽有回升，但仍远低于1600年前后的水准。[①②]荷兰的其他生产部门亦出现类似情况，例如阿姆斯特丹的肥皂制造业：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最初20年中，该市制皂业稳步增长，从年产2.8万吨上升至4万吨，而此后则逐渐下降；再如鹿特丹的造船业：17世纪最初20年中，年造船量呈上升之势（1613年为20艘，1620年为30艘）。而此后则停滞乃至衰落（1630年为23艘、1650年亦为23艘，1673年降至11艘，18世纪初仅为5艘）。可以说，荷兰工业中的这些支柱产业之所以出现上述变化，与西方当时的重商大气候格局的变化是紧密相关的。
⒉英国。16、17世纪也是英国纺织业和纺织原料生产迅速发展时期，但由于国际贸易环境及本国政治社会形势的影响，英国的纺织业在该时期亦出现了较大的起伏。对此，我们可以考察一下16、17世纪通过松德海峡运往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中欧及东欧等地的英国布匹的数量：从16世纪后期开始至17世纪前20年，英国向上述地区出口的布匹数呈上升趋势，从年均2.5万匹左右增至3.2万匹左右；其后则渐趋下降，17世纪60年代时仅为1.2万匹，后虽有回升，但亦未能达到世纪初的水平。上述数字虽属贸易范畴，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英国布匹生产情况，这是因为英国是重商主义的典型之一，其工业生产与对外贸易是紧密相关的。另外，从16、17世纪通过伦敦港出口的英国产羊毛数量亦可领略到其纺织业发展走向：从16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最初十余年，出口的羊毛稳步增长（从每年7.3万袋增至12.7万袋）；而此后则渐趋下降，很少有出现超过10万袋的情况。英国纺织业生产率的变化在制衣工场的雇员人数上也有比较直接的反映，以希鲁斯贝里制衣公司为例：16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最初十余年中，该公司雇员（学徒）人数渐增；而从1620年以后，则呈下滑之势，下滑幅度虽不是很大，但足以表明其生产的萎缩或停滞状况。[①③]从全局来看，英国工业生产形势的波动具有普遍性，除了纺织业以外，矿冶等主要工业部门在17世纪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里也都经历了一个衰落期。
⒊威尼斯。地中海地区工业生产的兴衰更是显著，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威尼斯的纺织业。16世纪的整整100年中，威尼斯纺织业经历了一场从未间断的令人振奋的扩张过程，1516年仅生产1300匹，经过数十年的发展，1561年约为1.72万匹，1581年为1.95万匹，1602年更达到2.87万匹。但从1602年以后，其产量却逐渐下降，1660年时仅为9700匹，1712年时则降至1700匹。有的经济史学家认为，当以威尼斯等城市国家为代表的意大利纺织业陷于重重困难、甚至遭受惨重损失之际，其竞争对手法国却取得了稳步发展。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法国的工业生产（主要是纺织、矿冶和军火）在政府的资助下在17世纪时虽曾有过一定程度上的繁荣，但为时却极为短暂，且绝大多数均以倒闭破产而告终，柯尔柏等人的工业扶植计划并未能取得太大的成效。[①④]可以认为，17世纪威尼斯乃至整个意大利纺织业的衰落并未真正导致另一地区纺织业的兴盛。
⒋南美洲。16、17世纪时，南美洲是西欧最重要的贵金属供给地，其矿冶业在殖民地化不久后即开始迅速发展起来，西欧工商业变动在这里亦得到了比较准确的呼应，当西欧工商业处于扩展时期时，南美的贵金属矿冶业便较为繁盛；而当西欧工商业处于停滞或衰退时期时，南美的贵金属矿冶业便随之而降温。以秘鲁的环卡维里卡银矿的水银消费量为例（水银是当时用以冶炼白银的主要原料之一）：从16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20年代，该矿水银需要量从每年880公担增至1.08万公担；此后则下降，17世纪50年代时一度跌至6800公担。再如玻利维亚南部的白银生产重地波托西：1561—1660年间，波托西当局对本地银矿生产所征税款亦经历了一场鲜明的“山峰”现象，1561—1600年，税款迅速上升，从1561年的42万马拉维迪增至1600年的145万马拉维迪；此后则直线下降，1630年为106万，1660年为80万。[①⑤]从税款量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明确感悟到波托西矿冶业在16—17世纪的波动节奏。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欧洲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乃至南美殖民地在16至17世纪时工业生产都经历了一场由盛而衰的过程，虽然有个别地区在17世纪时有某些发展，但它们并不能改变当时西方世界工业生产的总体面貌。
三、衰落原因的探讨：农业基础地位的存与废
自本世纪30年代中期起，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北欧和东欧的历史学家们便开始注意研究近代早期西方社会工商业发展的特殊曲线问题，并对17世纪初工商业的衰退或停滞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诸如信贷机制疲弱论、产权性能不适论以及马尔萨斯陷阱论等等，但至今尚未有一个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理论；有的学者则从各国经济史资料中搜寻一些反证材料，试图否认近代初期西方工商业曾经出现一段衰落或停滞期，但目前来看，此种观点亦未被世人认可，因为对西方工商业是否衰退的考察必须从全局和整体的观点出发，一时一地的某一行业的变化并不一定能反映工商业发展的总体走向。[①⑤]可以说，16、17世纪西方工商业曾经历过一场由盛而衰的过程这一说法仍是合乎历史实际的。那么，导致上述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种历史现象的发生往往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促成的，近代初期西方工商业的变化应当也不例外，但笔者以为，在导致西方工商业一度衰退的各种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因为农业基础地位的削弱。本文的第一和第二部分集中阐述了近代初期西方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情况，但我们必须明确地记住一点，即近代初期的西方仍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人口占据其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生产是支撑其他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农业发展繁荣了，工商业的兴盛便有了可靠的保证；反之工商业的发展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而从16世纪向17世纪过渡进程中，欧洲农业生产部门恰恰出现了一系列遗患池鱼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农业社会的“二次封建化”。自公元12世纪起至14世纪时，西欧多数国家中的农奴先后获得了人身解放，开始享有较高程度的人身自由；中欧以及东欧各国的农民在地位上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生产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在此背景下，欧洲各国的农业经济在15、16世纪有了很大发展，贫困人口明显减少，商业贸易和工业生产亦因此出现了较为繁荣的景象，日益扩展的城市人口和工商业生产对农业资源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同时，16世纪开始的“价格革命”也使得农产品价格和地租指数有了大幅度提高。在此潮流下，除英格兰和荷兰等少数地区以外的欧洲其他许多地方的商业资产者和本来已衰落的封建主开始纷纷重归土地，重新经营封建地产。在德意志东部、意大利、波兰、俄国以及爱尔兰等地，强制性封建劳役和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农民的土地再次被收回；在法国和德意志西部等领主土地制地区，封建领主和所谓的“穿袍贵族”也都以各种方式掠夺村社和农民的地产，且以极为苛刻的条件与农民订立租佃关系。法国著名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将上述这种二次封建化现象称之为“资产者的反叛”和“领主的反动”。[①⑥]封建土地经营方式的再度推广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重新加强使得本已松动的乡村自然经济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得到恢复，这对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一种严重的阻碍。
第二，农业生产的显著下降。二次封建化的后果有利于只占人口极少数的封建庄园主或地主，农民的无偿或低偿劳动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从农业生产的全局来说，其结果却是非常严重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农业技术的改进受到抑制，土地所有者对土地质量改进方面的投入极度不足，15至16世纪在欧洲许多地方出现的垦荒高潮到17世纪时基本销声匿迹（只有荷兰和英国东部地区例外），许多熟地和新垦土地再次变荒或被改为牧场。另外，自16世纪末到17世纪，欧洲社会还遇上了多次瘟疫、战争以及恶劣的气候等各种自然或人为的灾害。各种因素的累进终于使得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在17世纪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衰退，波兰、俄国、巴尔干地区、地中海沿岸各国、法国以及德意志等地的农业生产率均呈萎缩之势，谷物产量普遍低于16世纪的水平。[①⑦]
在仍旧属于农业社会的近代早期，商业贸易和工业生产的发展并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其波动节律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农业发展水平的左右。正因如此，16世纪末至17世纪发生在欧洲许多地区的“二次封建化”和农业生产的衰落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当时工商业生产的衰退，其主要机制包括：首先，农民经济地位的下降和自然经济的加强使得工商业失去市场支撑，这是因为在农业社会里工商业赖以健康存在下去的并不仅仅是靠只占人口极少数的贵族领主阶层的奢侈性消费，而更主要的是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的普通性消费。其次，农业生产率的降低使得工商业的原料产地趋于萎缩，从事工商业生产的那个阶层失去了壮大发展的基础。再次，在重商时代，对外贸易占据显要地位，各国经济活动的成败与外界环境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尽管荷兰、英国等国家的农业未出现明显的衰退，但其活力毕竟尚嫌弱小，其工商业生产还得屈从于欧洲的总体经济环境。最后，在近代初期，工商业资本总额中，流动资本占有主导地位，固定资本通常含量很少，因此，当农业生产衰落导致工商业生产不景气时，工商业者便可以在短时期内将资金撤回。
由此可以看出，工商业生产的发展与农业基础地位的存废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一个稳定的农业基础作保证，工商业要想获得持久健康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另外还应指出的是，农业基础地位的加强有一个结构调适问题，不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农业生产结构越是强化，对包括工商业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是不利，近代初期欧洲一些地区出现的再度农奴制或二次封建化等表面上加强对农业控制的现象即是明证，这对我们正确理解农业基础地位问题以及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问题应当是不无启发的。
注释：
①、①⑦参见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卷，第365—371页，第251—304页。
②、③肖努（Chaunu）《塞维利亚与大西洋：1540—1650》，巴黎，1955—1957年版，第6卷，第341页，474页。
④克里斯藤森（Christensen）《1600年左右荷兰对波罗的海的贸易》，哥本哈根，1941年，第446—447页。
⑤、⑥、⑩、①⑤、①⑥帕克（G.Parker）等（主编）《十七世纪总危机》，伦敦，1978年，第174—175页，第180页，第194页，第196页。
⑦拉纳（F.Lane）《欧洲航海史资料集：中世纪至18世纪》，巴黎，1962年，第28—29页。
⑧荷斯佐斯基（S.Hoszowski）：“15—18世纪波兰与波罗的海的贸易”，载《第十一届国际历史学大会上的波兰》，华沙，1960年。
⑨阿特曼（A.Attman）《国际贸易中的俄罗斯和波兰市场：1500—1650年》，哥德堡，1973年。
①①比较典型的有意大利经济史学家M.奇波拉和多梅9尼科·塞拉等人，详见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卷，第5—6页，第306页—364页。
①②有关莱顿毛纺产量的详细数字可见⑤，第221页。
①③蒙顿豪尔（T.Mendenhall）《16—17世纪希鲁斯贝里的制衣商与威尔士的羊毛贸易》，牛津，1953年，第234—235页。
①④详见哈通（R.Hatton）《路易十四与专制主义》，俄亥俄洲立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226—242页。
①⑤有关观点可详见诺思和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华厦出版社，1989年，第100—170页：并见①，第305—449页；⑤，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