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20世纪前半期越南与日本关系述略
王士录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0期
【原文出处】《东南亚》(昆明)1996年02期第39-47页
【作者简介】王士录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20世纪前半期是越南和日本两国之间关系（包括民间关系和官方关系）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其间，越日两国相互之间实现了从间接了解到直接了解的转变，相互间的认识也由模糊变得日益清晰起来。民间的交往空前活跃。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对仍处于法国殖民者铁蹄之下的越南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表示了同情和支持，而越南革命者特别是知识分子也把日本作为越南走强国富民之路的榜样，云集日本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然而，作为一个姗姗来迟的帝国主义国家，随着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恶性膨胀。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其对华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越南侵略扩张的阴谋，并且最终取代法国殖民者，将越南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使越南成为东南亚地区“不仅是被日本夺取的第一个殖民地，而且也是唯一一个未使用大规模武力就夺取了的欧洲殖民地”，[①]前后对越南实施了约达4年的法西斯统治，直至1945年8月战败投降。
一、越南与日本关系的开端
日本和越南同属亚洲国家，但两国之间远隔千山万水，交往极不方便。因此，直至历史的车轮驶入17世纪，欧洲人已经把罪恶的魔爪伸向越南这片圣洁的土地之时，越日两国相互之间的认识也还十分模糊。双方间主要是通过中国这个中介，通过中国僧人与日本僧人和越南僧人的交流以及中国典籍的书面记载而相互认识的。
越南与日本之间从间接认识走向直接认识始于19世纪末期。日本对越南了解的增多，是日本明治维新，打开国门，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急欲对外扩张的需要，而越南对日本了解的增多，则是随着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强盛起来之后，越南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为救国救民榜样，急于了解的结果。
1.早期越南人对日本的认识
越南人对日本的认识，是19世纪末叶以后才逐渐清晰起来的。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经济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至19世纪末叶已成为亚洲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因而成为亚洲民族主义者们学习走强国富民之路本领的榜样。中国、朝鲜、越南、菲律宾、泰国以及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都慕名前往日本留学。
给予越南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深刻印象，造成巨大震动并树立了日本在越南人心目中崇高形象，以致后来在越南形成大批亲日派的是这样一件事：1905年，越南最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潘周桢（Phan Chu Trinh，1872—1926）等人听说有一支俄国舰队与日本海军打了一仗之后驶入越南金兰湾休整。于是，他们特意租了一条船出海去看看这支钢铁舰队。这些西方技术和力量集中体现的庞然大物给了他们深刻印象。但是，当后来他们得知这35艘军舰中的32艘在对马海峡被日本人击沉时，他们又为日本人强大的军事力量惊呆了。[②]日俄战争以日本的完全胜利而告终。越南爱国志士大为振奋。从此，他们对日本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把日本视为亚洲经济和科技进步的“领头羊”。他们推崇日本为“黄种老大哥”，视日本为维持“东方精神”之地，并致力于去寻找日本经验中可以借鉴来为其民族独立斗争服务的东西。[③]他们殷切希望这位“老大哥”能把自己这个小弟弟从白种人的压迫下拯救出来。[④]
潘佩珠（Phan Boi Chou，1867—1940）作为越南近代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领袖，是越南历史上第一位把越南人民对日本的认识从间接认识推向直接认识的人，也是使越南人民对日本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人。潘氏在本世纪初就亲自深入日本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从事革命活动并组织了称之为“东游运动”的越南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赴日留学运动，结束了越南人民通过中介、通过书本来了解日本的时代，转入直接深入日本社会去了解、认识日本的时代。此后，潘氏又通过深入研究和了解，由对日本的盲目崇拜到最终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嘴脸，进而得出了“日本是亚洲所有国家最危险的敌人”[⑤]的论断。
为反对法国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潘佩珠等民族主义者早在1904年建立了革命组织维新会，提出了“驱逐法贼，恢复越南”的战斗口号并立即拟订了出洋留学计划。
1905年初，潘佩珠等人首批取道中国赴日，揭开了“东游运动”的序幕。同年4月，潘氏到达上海，5月抵达东京，到达日本后，他首先花了一个夏天与梁启超等旅日中国民族主义者和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及前首相大隈重信、进步党总裁大养毅以及福岛、宫崎等日本政治家交往，研究日本现代经济和政治，探讨越南革命的道路和前途等问题。他还把日本作为越南革命者活动的中心和大后方，积极争取国际上对越南独立斗争的支持，并以著书立说，发表文章和与国内通信等方式指导越南国内的革命斗争。其间，他在东京写了《越南亡国史》一书，在梁启超等中国立宪派的刊物《新民报》上刊登。他还不断向国内寄宣传材料以鼓舞人民斗志，如将自己写的《提醒国民歌》和《海外血泪书》等作品寄回国。
旅日期间，潘佩珠曾两度与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进行笔谈（1906年），相互探讨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问题。[⑥]尽管两位革命者存在一些不同看法，[⑦]但他们利用日本作为两国革命者自由交流的场地，通过交流增加了相互间的了解，为两国革命力量的相互支持奠定了良好基础。
潘佩珠等越南革命志士在日本的革命活动，极大地影响了越南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他们纷纷投身到“东游运动”中去。越南国内一时掀起了赴日留学的高潮。1905年至1908年的短短三年间，越南留日学生总数就达到200人之多，他们有的进入日本振武学校等军事学校，有的进入同文书院等文化学校。[⑧]就连潘周桢这位在越南国内影响很大的爱国知识分子也受“东游运动”的影响，于1906年赴日考察并与潘佩珠会谈。但是，他俩因观点不同，最终未能走到一起。
1907年，旅日越南留学生还在越南成立了“越南公宪会”，推举强砥[⑨]为会长，潘佩珠任总理，共同领导旅日越南学生，开展抗法救国斗争。
潘佩珠旅居日本三年，“东游运动”搞了三年。三年的旅日活动既宣传了越南，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国际社会对越南民族独立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又利用日本作为大本营，聚集了一批革命力量，培养和造就了一支革命队伍，提高了斗争水平，同时还将越南人民对日本的认识由感性认识提高到了理性认识。
事实上，日本人对潘佩珠和强砥亲王领导的越南民族主义运动给予支持，允许他们在日本从事反法活动，其最终目的是要在越南民族主义者中培植亲日势力。随着旅日越南学生的不断增多和其在日本从事反法活动的日益公开化，日法两国之间的一桩肮脏交易也在酝酿并最终于1908年10月出台：法国政府以向日本政府提供3亿法郎的贷款为条件，要求日本承认法国对其亚洲法属殖民地的拥有权并取消对越南民族主义者的支持。[⑩]为了得到这3亿法郎的贷款，日本人很快就出卖了以潘佩珠为首的越南革命者。1908年10月“法日协定”签署后，日本政府下令解散东游组织和驱逐潘佩珠、强砥出境，[①①]驱逐所有在日本领土上的越南人。
“东游运动”被日法两个帝国主义联合绞杀了。1909年初，潘佩珠和强砥等被迫离开日本，到中国和暹罗另辟活动基地。法日勾结共同对付越南革命者，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潘佩珠也最终认识到：“日本是亚洲所有国家最危险的敌人”。[①②]
2.早期日本与越南的经济关系
1868年明治维新前，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因此在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与越南之间基本上没有实质性交往。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对外交往逐渐增多，日本与越南之间才开始有了以文字记载的经贸交往的历史。19世纪末叶，日越两国之间已存在着活跃的贸易往来。据史料记载，当时在岘港以南20公里的会安有一个规模较大的日本商人开设的贸易货栈。两国之间的经贸交往完全是靠海路进行的。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日本国力的日益增强和对外扩张欲望的迅速膨胀，日本加快了向越南的渗透。前往越南进行商务活动的日本商人日益增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商人在越南的商务活动已有相当规模。1912年，一个名叫松下广满（Matsushita Mitsuhiro）的日本大商人开始批量向越南出口日本陶器、玩具和砖块等建筑材料以及其他工业制成品。[①③]但由于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也是法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因而日本在越南的经济活动受到来自法国的激烈竞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殖民当局对其他外国在越南的经济活动采取了限制措施，作了一些排他性的规定，因而日本人在越南的商务活动处于劣势，两国经济关系长期处于徘徊状态。
3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侵华战争步伐的加快，其侵略野心进一步扩大，在越南的活动也不断加强。一是加强了对越南情报资料（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风俗习惯、地理、历史等各方面的情况）的收集刺探工作；二是加强了对越南的经济渗透。1937年日本出版了一本317页的介绍法属印度支那情况的书，4年后再版时，页码增加到887页。许多日军情报人员伪装成商人和企业家，身负特殊使命来到越南。他们不仅与法国殖民政府和商人，而且也与越南企业家、新闻界和宗教界人士广泛打交道，拉关系，刺探经济军事情报，培植亲日势力。他们的间谍活动引起了法国殖民政府的注意。1938年，披着商人外衣的松下由于与高台教领袖私通，秘谋反法并打电报给流亡日本的反法组织“维新会”领导人强砥而被法国殖民政府驱逐出越南。[①④]
二、太平洋战争时期的越日关系
1.战前日法两国在越南问题上的交涉
30年代末期，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一场席卷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战争正一步步向东南亚人民逼进。
日本军国主义者急于发动太平洋战争，有三个最基本的目的：一是夺取东南亚的战略资源，打破西方盟国的封锁以支持其侵华战争；二是切断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线，早日“解决中国事变”；三是摧毁英、美、荷在西太平洋的基地，占领东南亚的战略据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①⑤]
这一战略目标的推出，大大加重了越南在日本法西斯战略棋盘上的地位：占领越南，不但可从越南获得日本国内越来越紧缺的战略资源，不但能切断滇越铁路这一国际援华物资的重要运输线，而且以越南为基地，北上可以协同华南日军包抄中国国民党大后方西南地区，南下可以进击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英国驻军，为日军最终夺取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获得一个重要的基地，向西则可以经由柬埔寨、泰国攻占缅甸，进而由缅甸北上长驱直抵昆明，最终完成对国民党大后方的包围。因此，从1938年日军夺取广东以后，日本就加紧了控制越南的活动。越南成了日军在东南亚猎取的第一个目标。
1940年5月，日本乘法国在欧洲战场战败而向德国投降之机，向在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多次要求法方关闭滇越铁路，切断中越之间的交通运输线。但法国殖民当局只同意禁止军用物资的运输，仍允许中国的民用物资特别是卡车和石油产品从海防运抵昆明。6月，日本政府向法国殖民当局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限时关闭滇越铁路，并由日军组成一个委员会对其进行监督。[①⑥]7月20日，法国驻远东地区海军司令德古取代卡特鲁，成为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后，日方对法方加大了压力，迫使法国驻日本大使安利与日本外相松岗于1940年8月30日达成协议，日方获得法方允许一定兵力假道越南北部通过、驻扎及其他一些便利条件，[①⑦]而日本则承认法国对印度支那的统治权。紧接着，日军又向法国殖民当局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并采取行动。
9月初，驻扎在中国广西的日军1个营越过中越边界，包围了法军在同登的据点。法日分别以德古总督和西原将军为代表在河内进行谈判，并于9月22日签订了一个军事协定。根据该协定，日军获得了嘉林等3个机场的使用权，海防港也由日军控制。日军还获得在红河以东地区驻扎6000军队以及在整个印支地区驻扎2.5万以下军队的权利。[①⑧]然而，日军并不以此为满足，就在协议签订当天，驻广西的日军越过边界攻击由法军守卫的同登和谅山两城。日军以损失800人的代价，在24小时内攻占了同登，并于24日包围了谅山。[①⑨]25日晨，法军军官梅诺拉打着白旗到日军兵营请降，法军全部成为日军俘虏。9月26日，由西村琢磨陆军少将率领的日本派遣军在海防登陆，越南北部落入日军势力范围。
在以后的7个月中，日本法西斯步步紧逼，继续向南圻和中圻渗透。
1941年5月，日法之间签订了一个公约和一个经济协议，规定日本人在印度支那居住、旅游、从事工商业活动以及开办学校、医院和从事宗教活动等方面与法国人享有同等权利。[②⑩]在经济方面，协议规定越南的煤、橡胶和矿物必须优先出口日本或供给印度支那的日本驻军。[②①]这一规定使得越南对日本的出口占了其整个出口总额的80%以上。通过这一公约和协议，包括越南在内的整个印度支那地区变成了日本的经济附庸。为加强对越南的军事控制，7月29日，法国殖民当局又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共同防卫军事协定》，承认印度支那的防务今后由法国和日本共同承担，并被迫放弃了对日本在印支地区驻军人数的限制。此外，日军还获得了南部所有战略公路和铁路、金兰湾和西南等港口以及越南南部7个机场的使用权。[②②]为了利用法国殖民者为其服务，日军在全面占领越南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留了法国殖民政权。
2.太平洋战争前期的越日关系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越日关系，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41年12月8日—1945年3月9日日本法西斯和法国殖民者联合对越南实施统治的时期，二是：1945年3月9日日军发动“三·九政变”，取代法国人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对越南实施直接统治时期。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12月8日清晨，日本派遣军头目召见法国驻印支总督德古，通知他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并要求他保证不做任何妨碍日军行动的事，否则日军将接管整个印度支那，取法国而代之。经过一整天讨论之后，日法双方于12月9日达成协议，法国殖民当局同意不反对日本出兵东南亚的军事行动，并保证将印度支那的资源供日本人支配，而日方则再次重申承认法国对印度支那的主权和行政管理责任。[②③]从此，法国殖民者进一步被牢牢地拴在了日本法西斯的战车之上，成为日本法西斯镇压、统治、掠夺和剥削越南人民的帮凶，直至1945年3月9日，才被日本占领当局作为一个无用的合作伙伴而一脚踢开。
然而包括德古总督在内的一些法国人后来却恬不知耻地狡辩说日军并没有占领越南，日军只是“驻扎”在这个国家。因为一个国家如果保持着自己的军队，那末这个国家就没有被占领；如果它的政府和整个管理机器照常运转，如果它的整个服务部门特别是警察和保安部队仍坚定地掌握在主权者手中，那末这个国家就没有亡国。[②④]
在从1940年9月22日至1945年3月9日的约4年半期间，日、法两个帝国主义联合对越南实施统治，越南人民同时遭受着日本法西斯和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双重压迫。这一期间在越南问题上，日法关系相当微妙。法国殖民者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以贝当——德古为首，代表财政寡头、矿主、庄园主的利益，他们试图与日本的利益合在一起，甘愿充当日本法西斯的奴才。另一派代表工业资本家的利益，主张在美、英的庇荫下，追随戴高乐，暗中与英美联络，进行秘密反日活动，试图维持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利益。为此，他们于1942年在越南成立了一个叫做“自由法国”的秘密抵抗组织，并于1944年初与盟军建立了无线电联系，为其提供情报。[②⑤]
尽管法国贝当政府甘当日本在越南的鹰犬，但总体来说日法之间仍存在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又互持戒心，双方各自在越南人中争夺势力范围和建立组织，扶植、拉拢亲日派或亲法派。[②⑥]
在经济上，法国殖民当局慑于日本占领军的威力，在满足日军的经济要求的同时，也想方设法维持自己在越南的经济利益，最主要的就是增加税收，大肆搜括越南民众，将日法两国的经济掠夺全部转嫁到越南人民头上。因此，太平洋战争期间，尽管法国殖民当局要支付日军巨额驻军费，忍受日军变相经济掠夺，但他们并未吃亏，反而有不少人发了横财。正如德古总督自吹的：战争期间，在印度支那没有一家法国企业和商业倒闭。[②⑦]
在法日合作4年之后，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日本占领军对法国人越来越不放心。日法合作已走到尽头。
3.日法火并与日本法西斯对越南的直接统治
1945年初，战场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盟军进入了反攻阶段。随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日本法西斯成为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在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对于自己的前途怀着一种恐慌不安的情绪。日军则深恐法军从背后对它进行袭击。同时，美军已在菲律宾登陆，切断了日本在南洋的交通线。日本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使越南直接为自己的侵略战争效力，试图取消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机构，直接控制越南。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看到越盟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企图在形式上承认越南“独立”，利用给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部分统治权的办法来迷惑越南人民，削弱革命力量。在此背景下，日本法西斯在越南的驻军以“试图为反攻的盟军作内应”为借口，于1945年3月9日发动军事政变（史称“三·九政变”，亦称“日法火并”），踢开法国殖民者，独揽越南大权。
对于这次政变，在越南人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高台教、和好教、大越党以及光复会等亲日的民族主义者把它看成是一次“越南革命”，是日本人帮助他们获得独立的一个举措。于是，当日军对法军采取军事行动时，许多人欣喜若狂。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手持竹棍和绳索，帮助日军捕捉那些试图逃跑的法国人。[②⑧]他们盼望日本人把从法国人手中夺取的权力尽快转交给他们。政变发生后，要求独立的呼声席卷越南全国各大、中城市和城镇，并波及许多农村。一些亲日知识分子兴高采烈，到处发表热情洋溢的讲演。然而几天以后，他们逐渐失望了，日本人不但未给他们以独立，反而采取措施收缴越南起义者所执的棍棒，并于3月19日逼迫亲法的范琼内阁辞职，于4月17日建立了以亲日的陈重金为首的傀儡内阁。而与此同时，以印支共产党为领导的越南革命者则在政变之前就已作出正确预测并公开声明，法日之间在越南的争吵不可避免，日本人很可能踢开法国独掌越南大权；日本人发动军事政变不可能导致越南人真正获得独立，只有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既赶走法国殖民者，也赶走日本法西斯，才能赢得越南的真正独立。
陈重金政府成立后，成为一个地道的由日本人直接操纵的傀儡政府。这届内阁不设国防部，军事大权由日军直接掌握。日军为蒙骗、拉拢越南人，允许新内阁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宣布废除与法国的不平等条约，宣布越南人民有建立工会的权利，有结社、集会的自由，提出“清除贪官污吏”的口号等。但是，无论日本法西斯施展何种伎俩，都只能是在作垂死挣扎而已。
三、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对越南实施统治的方式和结果
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后，越南人民开始遭受日本法西斯和法国殖民者的双重压迫。为牢固地控制越南，使之有效地为日本法西斯发动的“大东亚战争”服务，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占领当局对越南采取了以下主要统治方式：
一是有限制地利用法国殖民政权来间接对越南实施统治。
日本法西斯在占领越南后仍允许法国殖民政权继续存在。日本法西斯作为新来的统治者，比起法国殖民者来更凶残、更贪得无厌。法国殖民者成为日本法西斯的“御用工具”，从越南主人的地位降至奴才的地位。在越南人民面前，他们作威作福，伙同日本人极尽敲榨勒索之能事；在日本人面前，他们则卑躬屈膝，一副奴才相。尽管如此，日本人对这个奴才仍不放心，时时予以警惕。一方面，他们采取种种措施（比如在各级政权机构派遣“顾问”，时时以武力相威胁等）加强对法国殖民政权的监控。日军占领越南后，法国殖民政府每年都要拱手向日本占领军缴纳大笔占领费，其数目逐年增加，1940年为600万越元，1942年达到8500万越元。从1940年9月至1945年3月，殖民政府上缴日本占领军的占领费总额达到7.2亿越元。[②⑨]1945年3月9日日军取代法国占领后，还从法国印度支那银行的储蓄中攫取了7.8亿披亚斯。[③⑩]
二是培植亲日势力，挑拨法国殖民者与越南人民之间的关系，使其相互
制约，以达其控制越南之目的。
日本人一直注意利用在越南南部很有影响的高台教和和好教来牵制法国人。例如，1941年8月当法国驻印支总督德古试图逮捕范公祚和其他5位高台教领袖时，日本人却为其提供避难所。1944年，日本人与高台教达成协议，由日本军人对其300多名高台教徒进行军事训练，鼓励其开展反法活动。和好教也与日本人暗中建立了密切关系。1942年，和好教领袖萤富朔被法国人流放至老挝，是日本人把他解救出来的。[③①]
三是加强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控制。
其手法是普及日语教学和宣传日本文化及日本精神。日军占领南方后不久，很快就至少在6个城市开设了日语训练班，并从日本派来教师。为了宣传日本文化、日本的成就和日本的精神，日本占领当局指示在越南城乡广泛排练、上演各种日本文艺节目。日本驻越南大使馆大量印制、发行宣传日本政治、文化的报刊杂志。
四是采用欺骗手法来麻痹越南人民。
为了损毁法国人的形象和破坏其权威，确立自己对越南人的统治，日本占领当局大肆鼓吹“亚洲人的亚洲”、“要帮助越南人独立”等。日本人的宣传有很大的欺骗性，使不少越南民族主义者都把国家独立的希望寄托在日本人身上，结果却使他们大失所望。例如，日军占领越南之前，亲日的越南民族主义领袖强砥就公开鼓励其追随者“准备迎接日本人把东方民族从西方国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③②]甚至到1945年3月日本人发动政变，取法国人而代之，直接统治越南前夕，高台教、和好教、大越党以及光复会这些亲日民族主义组织也仍未放弃对日本人的信念，幻想日本人会把更多的权力转交给他们，或者会让越南独立。[③③]
五是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
攫取越南的战略物资以支持其战争，是日本进军越南的基本目的之一。因此，日军在占领越南期间横征暴敛，恣意对越南进行经济掠夺。他们通过银行和商行控制越南的经济命脉，滥发全无物质保障的“军票”，巧取豪夺当地人民的财物。
越南被占领后，按照日本与法国殖民政府的协定，驻越日军每年从殖民政府获得一大笔占领费，4年间总数达到7亿多越元。大米、橡胶是日本人掠夺的重要物资，其手法主要是以极低的价格强制征购。1940年，日本从越南搜刮了46.8万吨大米，1941年增加到58.8万吨，1942年为97.39万吨，1943年为100.23万吨，1944年为44.9万吨，1945年4.5万吨。其中1943年的大米收购价格每吨仅为85披亚斯。[③④]当时黑市米价为每公斤1披亚斯，但日本人却只付给25生丁。[③⑤]橡胶的生产与交换完全被日本人垄断，必须优先满足日本军需，因而战时橡胶生产一直保持良好势头，但由于日本人只能消费一半，到1944年底仍有16万吨橡胶积压在西贡仓库里。
石油产品、煤、锡、钨、桐油等产品也被规定要优先供应日本。法国殖民政府早已名存实亡，外贸权力实际操在日本占领者的手里。进出口贸易基本上以满足日军的需要为目的。日本人对大米、煤、橡胶、玉米和咖啡的强行征购，使越南的对外贸易急剧滑坡。高峰时期的1943年越南出口大米数达到102万吨，但由于日本占领当局的巧取豪夺，1944年大米出口总数跌落了一半。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越南的外贸赤字估计已达到300万披亚斯。[③⑥]由于日本占领当局对越南对外贸易的垄断，使得越南国内石油产品、棉花、机器部件和化工产品奇缺，对工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影响。烧酒、煤和木炭被用来代替汽油，就连菜油也被用来作为润滑剂。[③⑦]
日本法西斯的残酷掠夺，其负担最终都转嫁到了越南广大劳动人民身上。为了应付战争和支持日军的经济要求，早已成为日本占领军附庸的法国殖民政府不得不加重各种税收。如消费和货物转运税，1939年为2065.5万元，到1945年已达到5826.5万元；盐、酒、鸦片、火柴、鞭炮、香烟税，1939年为2469.4万元，1945年增加到8700万元；土地税和簿籍税1939年为1182.1万元，1945年已达到2862.5万元。从1943年起，在河内市，市场税和屠宰税增加了25%，连倒粪桶税也从7角增加到1元。[③⑧]由于大部分粮食都被日本占领军强行征购，城乡人民的粮食供应每况愈下。1943年中期，城镇人口每月人均大米配给量为15公斤，1944年初下降为12公斤，年底再降至10公斤。1945年3月法日火并后，又再降为9公斤。由于物资缺乏，加之日本占领当局滥发“军票”，导致物价上涨，投机倒把猖獗。1939—1945年间，西贡的生活费用上涨了450%，河内则上涨了2000%。1945年初，河内米价的官方价已涨至0.53披亚斯／公斤，与5年前相比上涨了5倍。即使如此，当局还规定每人只能按这一价格购买7公斤。[③⑨]在这种背景下，1944年冬至1945年春越南北方发生空前大饥荒，饿死200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10。真可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日本法西斯对于越南的残酷统治激起越南人民的强烈反抗。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浪潮的汹涌冲击下，日本帝国主义迅速走向灭亡。在印支共产党领导下，越南人民逐渐认清形势，纷纷拿起枪杆，参加到抗日武装斗争的行列中来。革命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乘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际，印支共中央号召举行反日总起义，在不到半个月就夺取了“八月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但结束了日本法西斯对越南长达4年半的实际统治，而且也迫使保大皇帝于8月30日宣布退位，结束了越南的君主制。1945年9月2日，胡志明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河内巴亭广场宣读了《独立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布越南人民从此获得独立。
注释：
①、①⑧J.M.Pluvir,Southeast Asia:From Colonilism to Independ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10,P.112.
②、③、⑤、①②、①③、①④、②⑧、③⑩、③①、③②、③③、③④③⑤、③⑦、③⑨ David G.Marr,World War Ⅱ and Vietnamese Revolution,载Alfred W.Mccoy,editor,Southeast Asia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Ye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1980,P.129,P.131,P.130,P.110,P.132.P.132,P.145,P.133,P.140,P.138,P.145,P.133,P.133,P.134,P.135.
④〔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中译本第183页。
⑥、①①〔越〕章牧：《孙中山与二十世纪初越南革命的关系》，转引自黄国安等编：《近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版下册，第784页，786页。
⑦、⑩、①⑨、②①、②④、②⑤Joseph Buttinger,Vietnam:A Dragon Embattled,Volume I,From Colonialism to the Vietminh,the Pall Mall Press linited,1967,P.149,P.242,P.237,P.239,P.238,P.149。
⑧、②⑥、②⑦、②⑨、③⑧金旭东：《越南简史》，云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印行，1988年8月，第121页，158页，159页，157页，159页。
⑨Cuong De,1883—1951，亦译作强柢，为阮朝皇室宗亲、畿外侯，与潘佩珠一起领导了早期越南民族主义反法运动，试图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来推翻法国人的统治。但在后来特别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堕落为臭名昭著的亲日派。1950年春与日本某些人联合，企图组织“援越志愿军”，赴越作法军帮凶，未遂。
①⑤这个“大东亚共荣圈”包括日本、满洲国和中国组成的工业核心，以及菲律宾、暹罗、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度支那、英属婆罗洲和缅甸等作为农业和原料产地的地区。参见：Pluvir,Southeast Asia:From Colonialism toIndependence,P.108。
①⑥、②⑩、②②、②③、②⑤Donald lancaster,the Emancipation of Frenchx Indo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91,P.98,P.95,P.95,P.102. ①⑦〔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台湾军事译粹社，中译本，卷一，第21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0期
【原文出处】《东南亚》(昆明)1996年02期第39-47页
【作者简介】王士录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一、越南与日本关系的开端
日本和越南同属亚洲国家，但两国之间远隔千山万水，交往极不方便。因此，直至历史的车轮驶入17世纪，欧洲人已经把罪恶的魔爪伸向越南这片圣洁的土地之时，越日两国相互之间的认识也还十分模糊。双方间主要是通过中国这个中介，通过中国僧人与日本僧人和越南僧人的交流以及中国典籍的书面记载而相互认识的。
越南与日本之间从间接认识走向直接认识始于19世纪末期。日本对越南了解的增多，是日本明治维新，打开国门，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急欲对外扩张的需要，而越南对日本了解的增多，则是随着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强盛起来之后，越南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为救国救民榜样，急于了解的结果。
1.早期越南人对日本的认识
越南人对日本的认识，是19世纪末叶以后才逐渐清晰起来的。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经济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至19世纪末叶已成为亚洲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因而成为亚洲民族主义者们学习走强国富民之路本领的榜样。中国、朝鲜、越南、菲律宾、泰国以及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都慕名前往日本留学。
给予越南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深刻印象，造成巨大震动并树立了日本在越南人心目中崇高形象，以致后来在越南形成大批亲日派的是这样一件事：1905年，越南最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潘周桢（Phan Chu Trinh，1872—1926）等人听说有一支俄国舰队与日本海军打了一仗之后驶入越南金兰湾休整。于是，他们特意租了一条船出海去看看这支钢铁舰队。这些西方技术和力量集中体现的庞然大物给了他们深刻印象。但是，当后来他们得知这35艘军舰中的32艘在对马海峡被日本人击沉时，他们又为日本人强大的军事力量惊呆了。[②]日俄战争以日本的完全胜利而告终。越南爱国志士大为振奋。从此，他们对日本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把日本视为亚洲经济和科技进步的“领头羊”。他们推崇日本为“黄种老大哥”，视日本为维持“东方精神”之地，并致力于去寻找日本经验中可以借鉴来为其民族独立斗争服务的东西。[③]他们殷切希望这位“老大哥”能把自己这个小弟弟从白种人的压迫下拯救出来。[④]
潘佩珠（Phan Boi Chou，1867—1940）作为越南近代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领袖，是越南历史上第一位把越南人民对日本的认识从间接认识推向直接认识的人，也是使越南人民对日本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人。潘氏在本世纪初就亲自深入日本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从事革命活动并组织了称之为“东游运动”的越南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赴日留学运动，结束了越南人民通过中介、通过书本来了解日本的时代，转入直接深入日本社会去了解、认识日本的时代。此后，潘氏又通过深入研究和了解，由对日本的盲目崇拜到最终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嘴脸，进而得出了“日本是亚洲所有国家最危险的敌人”[⑤]的论断。
为反对法国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潘佩珠等民族主义者早在1904年建立了革命组织维新会，提出了“驱逐法贼，恢复越南”的战斗口号并立即拟订了出洋留学计划。
1905年初，潘佩珠等人首批取道中国赴日，揭开了“东游运动”的序幕。同年4月，潘氏到达上海，5月抵达东京，到达日本后，他首先花了一个夏天与梁启超等旅日中国民族主义者和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及前首相大隈重信、进步党总裁大养毅以及福岛、宫崎等日本政治家交往，研究日本现代经济和政治，探讨越南革命的道路和前途等问题。他还把日本作为越南革命者活动的中心和大后方，积极争取国际上对越南独立斗争的支持，并以著书立说，发表文章和与国内通信等方式指导越南国内的革命斗争。其间，他在东京写了《越南亡国史》一书，在梁启超等中国立宪派的刊物《新民报》上刊登。他还不断向国内寄宣传材料以鼓舞人民斗志，如将自己写的《提醒国民歌》和《海外血泪书》等作品寄回国。
旅日期间，潘佩珠曾两度与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进行笔谈（1906年），相互探讨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问题。[⑥]尽管两位革命者存在一些不同看法，[⑦]但他们利用日本作为两国革命者自由交流的场地，通过交流增加了相互间的了解，为两国革命力量的相互支持奠定了良好基础。
潘佩珠等越南革命志士在日本的革命活动，极大地影响了越南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他们纷纷投身到“东游运动”中去。越南国内一时掀起了赴日留学的高潮。1905年至1908年的短短三年间，越南留日学生总数就达到200人之多，他们有的进入日本振武学校等军事学校，有的进入同文书院等文化学校。[⑧]就连潘周桢这位在越南国内影响很大的爱国知识分子也受“东游运动”的影响，于1906年赴日考察并与潘佩珠会谈。但是，他俩因观点不同，最终未能走到一起。
1907年，旅日越南留学生还在越南成立了“越南公宪会”，推举强砥[⑨]为会长，潘佩珠任总理，共同领导旅日越南学生，开展抗法救国斗争。
潘佩珠旅居日本三年，“东游运动”搞了三年。三年的旅日活动既宣传了越南，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国际社会对越南民族独立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又利用日本作为大本营，聚集了一批革命力量，培养和造就了一支革命队伍，提高了斗争水平，同时还将越南人民对日本的认识由感性认识提高到了理性认识。
事实上，日本人对潘佩珠和强砥亲王领导的越南民族主义运动给予支持，允许他们在日本从事反法活动，其最终目的是要在越南民族主义者中培植亲日势力。随着旅日越南学生的不断增多和其在日本从事反法活动的日益公开化，日法两国之间的一桩肮脏交易也在酝酿并最终于1908年10月出台：法国政府以向日本政府提供3亿法郎的贷款为条件，要求日本承认法国对其亚洲法属殖民地的拥有权并取消对越南民族主义者的支持。[⑩]为了得到这3亿法郎的贷款，日本人很快就出卖了以潘佩珠为首的越南革命者。1908年10月“法日协定”签署后，日本政府下令解散东游组织和驱逐潘佩珠、强砥出境，[①①]驱逐所有在日本领土上的越南人。
“东游运动”被日法两个帝国主义联合绞杀了。1909年初，潘佩珠和强砥等被迫离开日本，到中国和暹罗另辟活动基地。法日勾结共同对付越南革命者，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潘佩珠也最终认识到：“日本是亚洲所有国家最危险的敌人”。[①②]
2.早期日本与越南的经济关系
1868年明治维新前，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因此在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与越南之间基本上没有实质性交往。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对外交往逐渐增多，日本与越南之间才开始有了以文字记载的经贸交往的历史。19世纪末叶，日越两国之间已存在着活跃的贸易往来。据史料记载，当时在岘港以南20公里的会安有一个规模较大的日本商人开设的贸易货栈。两国之间的经贸交往完全是靠海路进行的。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日本国力的日益增强和对外扩张欲望的迅速膨胀，日本加快了向越南的渗透。前往越南进行商务活动的日本商人日益增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商人在越南的商务活动已有相当规模。1912年，一个名叫松下广满（Matsushita Mitsuhiro）的日本大商人开始批量向越南出口日本陶器、玩具和砖块等建筑材料以及其他工业制成品。[①③]但由于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也是法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因而日本在越南的经济活动受到来自法国的激烈竞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殖民当局对其他外国在越南的经济活动采取了限制措施，作了一些排他性的规定，因而日本人在越南的商务活动处于劣势，两国经济关系长期处于徘徊状态。
3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侵华战争步伐的加快，其侵略野心进一步扩大，在越南的活动也不断加强。一是加强了对越南情报资料（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风俗习惯、地理、历史等各方面的情况）的收集刺探工作；二是加强了对越南的经济渗透。1937年日本出版了一本317页的介绍法属印度支那情况的书，4年后再版时，页码增加到887页。许多日军情报人员伪装成商人和企业家，身负特殊使命来到越南。他们不仅与法国殖民政府和商人，而且也与越南企业家、新闻界和宗教界人士广泛打交道，拉关系，刺探经济军事情报，培植亲日势力。他们的间谍活动引起了法国殖民政府的注意。1938年，披着商人外衣的松下由于与高台教领袖私通，秘谋反法并打电报给流亡日本的反法组织“维新会”领导人强砥而被法国殖民政府驱逐出越南。[①④]
二、太平洋战争时期的越日关系
1.战前日法两国在越南问题上的交涉
30年代末期，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一场席卷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战争正一步步向东南亚人民逼进。
日本军国主义者急于发动太平洋战争，有三个最基本的目的：一是夺取东南亚的战略资源，打破西方盟国的封锁以支持其侵华战争；二是切断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线，早日“解决中国事变”；三是摧毁英、美、荷在西太平洋的基地，占领东南亚的战略据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①⑤]
这一战略目标的推出，大大加重了越南在日本法西斯战略棋盘上的地位：占领越南，不但可从越南获得日本国内越来越紧缺的战略资源，不但能切断滇越铁路这一国际援华物资的重要运输线，而且以越南为基地，北上可以协同华南日军包抄中国国民党大后方西南地区，南下可以进击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英国驻军，为日军最终夺取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获得一个重要的基地，向西则可以经由柬埔寨、泰国攻占缅甸，进而由缅甸北上长驱直抵昆明，最终完成对国民党大后方的包围。因此，从1938年日军夺取广东以后，日本就加紧了控制越南的活动。越南成了日军在东南亚猎取的第一个目标。
1940年5月，日本乘法国在欧洲战场战败而向德国投降之机，向在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多次要求法方关闭滇越铁路，切断中越之间的交通运输线。但法国殖民当局只同意禁止军用物资的运输，仍允许中国的民用物资特别是卡车和石油产品从海防运抵昆明。6月，日本政府向法国殖民当局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限时关闭滇越铁路，并由日军组成一个委员会对其进行监督。[①⑥]7月20日，法国驻远东地区海军司令德古取代卡特鲁，成为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后，日方对法方加大了压力，迫使法国驻日本大使安利与日本外相松岗于1940年8月30日达成协议，日方获得法方允许一定兵力假道越南北部通过、驻扎及其他一些便利条件，[①⑦]而日本则承认法国对印度支那的统治权。紧接着，日军又向法国殖民当局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并采取行动。
9月初，驻扎在中国广西的日军1个营越过中越边界，包围了法军在同登的据点。法日分别以德古总督和西原将军为代表在河内进行谈判，并于9月22日签订了一个军事协定。根据该协定，日军获得了嘉林等3个机场的使用权，海防港也由日军控制。日军还获得在红河以东地区驻扎6000军队以及在整个印支地区驻扎2.5万以下军队的权利。[①⑧]然而，日军并不以此为满足，就在协议签订当天，驻广西的日军越过边界攻击由法军守卫的同登和谅山两城。日军以损失800人的代价，在24小时内攻占了同登，并于24日包围了谅山。[①⑨]25日晨，法军军官梅诺拉打着白旗到日军兵营请降，法军全部成为日军俘虏。9月26日，由西村琢磨陆军少将率领的日本派遣军在海防登陆，越南北部落入日军势力范围。
在以后的7个月中，日本法西斯步步紧逼，继续向南圻和中圻渗透。
1941年5月，日法之间签订了一个公约和一个经济协议，规定日本人在印度支那居住、旅游、从事工商业活动以及开办学校、医院和从事宗教活动等方面与法国人享有同等权利。[②⑩]在经济方面，协议规定越南的煤、橡胶和矿物必须优先出口日本或供给印度支那的日本驻军。[②①]这一规定使得越南对日本的出口占了其整个出口总额的80%以上。通过这一公约和协议，包括越南在内的整个印度支那地区变成了日本的经济附庸。为加强对越南的军事控制，7月29日，法国殖民当局又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共同防卫军事协定》，承认印度支那的防务今后由法国和日本共同承担，并被迫放弃了对日本在印支地区驻军人数的限制。此外，日军还获得了南部所有战略公路和铁路、金兰湾和西南等港口以及越南南部7个机场的使用权。[②②]为了利用法国殖民者为其服务，日军在全面占领越南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留了法国殖民政权。
2.太平洋战争前期的越日关系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越日关系，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41年12月8日—1945年3月9日日本法西斯和法国殖民者联合对越南实施统治的时期，二是：1945年3月9日日军发动“三·九政变”，取代法国人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对越南实施直接统治时期。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12月8日清晨，日本派遣军头目召见法国驻印支总督德古，通知他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并要求他保证不做任何妨碍日军行动的事，否则日军将接管整个印度支那，取法国而代之。经过一整天讨论之后，日法双方于12月9日达成协议，法国殖民当局同意不反对日本出兵东南亚的军事行动，并保证将印度支那的资源供日本人支配，而日方则再次重申承认法国对印度支那的主权和行政管理责任。[②③]从此，法国殖民者进一步被牢牢地拴在了日本法西斯的战车之上，成为日本法西斯镇压、统治、掠夺和剥削越南人民的帮凶，直至1945年3月9日，才被日本占领当局作为一个无用的合作伙伴而一脚踢开。
然而包括德古总督在内的一些法国人后来却恬不知耻地狡辩说日军并没有占领越南，日军只是“驻扎”在这个国家。因为一个国家如果保持着自己的军队，那末这个国家就没有被占领；如果它的政府和整个管理机器照常运转，如果它的整个服务部门特别是警察和保安部队仍坚定地掌握在主权者手中，那末这个国家就没有亡国。[②④]
在从1940年9月22日至1945年3月9日的约4年半期间，日、法两个帝国主义联合对越南实施统治，越南人民同时遭受着日本法西斯和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双重压迫。这一期间在越南问题上，日法关系相当微妙。法国殖民者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以贝当——德古为首，代表财政寡头、矿主、庄园主的利益，他们试图与日本的利益合在一起，甘愿充当日本法西斯的奴才。另一派代表工业资本家的利益，主张在美、英的庇荫下，追随戴高乐，暗中与英美联络，进行秘密反日活动，试图维持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利益。为此，他们于1942年在越南成立了一个叫做“自由法国”的秘密抵抗组织，并于1944年初与盟军建立了无线电联系，为其提供情报。[②⑤]
尽管法国贝当政府甘当日本在越南的鹰犬，但总体来说日法之间仍存在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又互持戒心，双方各自在越南人中争夺势力范围和建立组织，扶植、拉拢亲日派或亲法派。[②⑥]
在经济上，法国殖民当局慑于日本占领军的威力，在满足日军的经济要求的同时，也想方设法维持自己在越南的经济利益，最主要的就是增加税收，大肆搜括越南民众，将日法两国的经济掠夺全部转嫁到越南人民头上。因此，太平洋战争期间，尽管法国殖民当局要支付日军巨额驻军费，忍受日军变相经济掠夺，但他们并未吃亏，反而有不少人发了横财。正如德古总督自吹的：战争期间，在印度支那没有一家法国企业和商业倒闭。[②⑦]
在法日合作4年之后，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日本占领军对法国人越来越不放心。日法合作已走到尽头。
3.日法火并与日本法西斯对越南的直接统治
1945年初，战场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盟军进入了反攻阶段。随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日本法西斯成为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在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对于自己的前途怀着一种恐慌不安的情绪。日军则深恐法军从背后对它进行袭击。同时，美军已在菲律宾登陆，切断了日本在南洋的交通线。日本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使越南直接为自己的侵略战争效力，试图取消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机构，直接控制越南。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看到越盟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企图在形式上承认越南“独立”，利用给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部分统治权的办法来迷惑越南人民，削弱革命力量。在此背景下，日本法西斯在越南的驻军以“试图为反攻的盟军作内应”为借口，于1945年3月9日发动军事政变（史称“三·九政变”，亦称“日法火并”），踢开法国殖民者，独揽越南大权。
对于这次政变，在越南人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高台教、和好教、大越党以及光复会等亲日的民族主义者把它看成是一次“越南革命”，是日本人帮助他们获得独立的一个举措。于是，当日军对法军采取军事行动时，许多人欣喜若狂。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手持竹棍和绳索，帮助日军捕捉那些试图逃跑的法国人。[②⑧]他们盼望日本人把从法国人手中夺取的权力尽快转交给他们。政变发生后，要求独立的呼声席卷越南全国各大、中城市和城镇，并波及许多农村。一些亲日知识分子兴高采烈，到处发表热情洋溢的讲演。然而几天以后，他们逐渐失望了，日本人不但未给他们以独立，反而采取措施收缴越南起义者所执的棍棒，并于3月19日逼迫亲法的范琼内阁辞职，于4月17日建立了以亲日的陈重金为首的傀儡内阁。而与此同时，以印支共产党为领导的越南革命者则在政变之前就已作出正确预测并公开声明，法日之间在越南的争吵不可避免，日本人很可能踢开法国独掌越南大权；日本人发动军事政变不可能导致越南人真正获得独立，只有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既赶走法国殖民者，也赶走日本法西斯，才能赢得越南的真正独立。
陈重金政府成立后，成为一个地道的由日本人直接操纵的傀儡政府。这届内阁不设国防部，军事大权由日军直接掌握。日军为蒙骗、拉拢越南人，允许新内阁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宣布废除与法国的不平等条约，宣布越南人民有建立工会的权利，有结社、集会的自由，提出“清除贪官污吏”的口号等。但是，无论日本法西斯施展何种伎俩，都只能是在作垂死挣扎而已。
三、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对越南实施统治的方式和结果
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后，越南人民开始遭受日本法西斯和法国殖民者的双重压迫。为牢固地控制越南，使之有效地为日本法西斯发动的“大东亚战争”服务，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占领当局对越南采取了以下主要统治方式：
一是有限制地利用法国殖民政权来间接对越南实施统治。
日本法西斯在占领越南后仍允许法国殖民政权继续存在。日本法西斯作为新来的统治者，比起法国殖民者来更凶残、更贪得无厌。法国殖民者成为日本法西斯的“御用工具”，从越南主人的地位降至奴才的地位。在越南人民面前，他们作威作福，伙同日本人极尽敲榨勒索之能事；在日本人面前，他们则卑躬屈膝，一副奴才相。尽管如此，日本人对这个奴才仍不放心，时时予以警惕。一方面，他们采取种种措施（比如在各级政权机构派遣“顾问”，时时以武力相威胁等）加强对法国殖民政权的监控。日军占领越南后，法国殖民政府每年都要拱手向日本占领军缴纳大笔占领费，其数目逐年增加，1940年为600万越元，1942年达到8500万越元。从1940年9月至1945年3月，殖民政府上缴日本占领军的占领费总额达到7.2亿越元。[②⑨]1945年3月9日日军取代法国占领后，还从法国印度支那银行的储蓄中攫取了7.8亿披亚斯。[③⑩]
二是培植亲日势力，挑拨法国殖民者与越南人民之间的关系，使其相互
制约，以达其控制越南之目的。
日本人一直注意利用在越南南部很有影响的高台教和和好教来牵制法国人。例如，1941年8月当法国驻印支总督德古试图逮捕范公祚和其他5位高台教领袖时，日本人却为其提供避难所。1944年，日本人与高台教达成协议，由日本军人对其300多名高台教徒进行军事训练，鼓励其开展反法活动。和好教也与日本人暗中建立了密切关系。1942年，和好教领袖萤富朔被法国人流放至老挝，是日本人把他解救出来的。[③①]
三是加强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控制。
其手法是普及日语教学和宣传日本文化及日本精神。日军占领南方后不久，很快就至少在6个城市开设了日语训练班，并从日本派来教师。为了宣传日本文化、日本的成就和日本的精神，日本占领当局指示在越南城乡广泛排练、上演各种日本文艺节目。日本驻越南大使馆大量印制、发行宣传日本政治、文化的报刊杂志。
四是采用欺骗手法来麻痹越南人民。
为了损毁法国人的形象和破坏其权威，确立自己对越南人的统治，日本占领当局大肆鼓吹“亚洲人的亚洲”、“要帮助越南人独立”等。日本人的宣传有很大的欺骗性，使不少越南民族主义者都把国家独立的希望寄托在日本人身上，结果却使他们大失所望。例如，日军占领越南之前，亲日的越南民族主义领袖强砥就公开鼓励其追随者“准备迎接日本人把东方民族从西方国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③②]甚至到1945年3月日本人发动政变，取法国人而代之，直接统治越南前夕，高台教、和好教、大越党以及光复会这些亲日民族主义组织也仍未放弃对日本人的信念，幻想日本人会把更多的权力转交给他们，或者会让越南独立。[③③]
五是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
攫取越南的战略物资以支持其战争，是日本进军越南的基本目的之一。因此，日军在占领越南期间横征暴敛，恣意对越南进行经济掠夺。他们通过银行和商行控制越南的经济命脉，滥发全无物质保障的“军票”，巧取豪夺当地人民的财物。
越南被占领后，按照日本与法国殖民政府的协定，驻越日军每年从殖民政府获得一大笔占领费，4年间总数达到7亿多越元。大米、橡胶是日本人掠夺的重要物资，其手法主要是以极低的价格强制征购。1940年，日本从越南搜刮了46.8万吨大米，1941年增加到58.8万吨，1942年为97.39万吨，1943年为100.23万吨，1944年为44.9万吨，1945年4.5万吨。其中1943年的大米收购价格每吨仅为85披亚斯。[③④]当时黑市米价为每公斤1披亚斯，但日本人却只付给25生丁。[③⑤]橡胶的生产与交换完全被日本人垄断，必须优先满足日本军需，因而战时橡胶生产一直保持良好势头，但由于日本人只能消费一半，到1944年底仍有16万吨橡胶积压在西贡仓库里。
石油产品、煤、锡、钨、桐油等产品也被规定要优先供应日本。法国殖民政府早已名存实亡，外贸权力实际操在日本占领者的手里。进出口贸易基本上以满足日军的需要为目的。日本人对大米、煤、橡胶、玉米和咖啡的强行征购，使越南的对外贸易急剧滑坡。高峰时期的1943年越南出口大米数达到102万吨，但由于日本占领当局的巧取豪夺，1944年大米出口总数跌落了一半。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越南的外贸赤字估计已达到300万披亚斯。[③⑥]由于日本占领当局对越南对外贸易的垄断，使得越南国内石油产品、棉花、机器部件和化工产品奇缺，对工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影响。烧酒、煤和木炭被用来代替汽油，就连菜油也被用来作为润滑剂。[③⑦]
日本法西斯的残酷掠夺，其负担最终都转嫁到了越南广大劳动人民身上。为了应付战争和支持日军的经济要求，早已成为日本占领军附庸的法国殖民政府不得不加重各种税收。如消费和货物转运税，1939年为2065.5万元，到1945年已达到5826.5万元；盐、酒、鸦片、火柴、鞭炮、香烟税，1939年为2469.4万元，1945年增加到8700万元；土地税和簿籍税1939年为1182.1万元，1945年已达到2862.5万元。从1943年起，在河内市，市场税和屠宰税增加了25%，连倒粪桶税也从7角增加到1元。[③⑧]由于大部分粮食都被日本占领军强行征购，城乡人民的粮食供应每况愈下。1943年中期，城镇人口每月人均大米配给量为15公斤，1944年初下降为12公斤，年底再降至10公斤。1945年3月法日火并后，又再降为9公斤。由于物资缺乏，加之日本占领当局滥发“军票”，导致物价上涨，投机倒把猖獗。1939—1945年间，西贡的生活费用上涨了450%，河内则上涨了2000%。1945年初，河内米价的官方价已涨至0.53披亚斯／公斤，与5年前相比上涨了5倍。即使如此，当局还规定每人只能按这一价格购买7公斤。[③⑨]在这种背景下，1944年冬至1945年春越南北方发生空前大饥荒，饿死200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10。真可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日本法西斯对于越南的残酷统治激起越南人民的强烈反抗。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浪潮的汹涌冲击下，日本帝国主义迅速走向灭亡。在印支共产党领导下，越南人民逐渐认清形势，纷纷拿起枪杆，参加到抗日武装斗争的行列中来。革命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乘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际，印支共中央号召举行反日总起义，在不到半个月就夺取了“八月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但结束了日本法西斯对越南长达4年半的实际统治，而且也迫使保大皇帝于8月30日宣布退位，结束了越南的君主制。1945年9月2日，胡志明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河内巴亭广场宣读了《独立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布越南人民从此获得独立。
注释：
①、①⑧J.M.Pluvir,Southeast Asia:From Colonilism to Independ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10,P.112.
②、③、⑤、①②、①③、①④、②⑧、③⑩、③①、③②、③③、③④③⑤、③⑦、③⑨ David G.Marr,World War Ⅱ and Vietnamese Revolution,载Alfred W.Mccoy,editor,Southeast Asia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Ye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1980,P.129,P.131,P.130,P.110,P.132.P.132,P.145,P.133,P.140,P.138,P.145,P.133,P.133,P.134,P.135.
④〔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中译本第183页。
⑥、①①〔越〕章牧：《孙中山与二十世纪初越南革命的关系》，转引自黄国安等编：《近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版下册，第784页，786页。
⑦、⑩、①⑨、②①、②④、②⑤Joseph Buttinger,Vietnam:A Dragon Embattled,Volume I,From Colonialism to the Vietminh,the Pall Mall Press linited,1967,P.149,P.242,P.237,P.239,P.238,P.149。
⑧、②⑥、②⑦、②⑨、③⑧金旭东：《越南简史》，云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印行，1988年8月，第121页，158页，159页，157页，159页。
⑨Cuong De,1883—1951，亦译作强柢，为阮朝皇室宗亲、畿外侯，与潘佩珠一起领导了早期越南民族主义反法运动，试图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来推翻法国人的统治。但在后来特别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堕落为臭名昭著的亲日派。1950年春与日本某些人联合，企图组织“援越志愿军”，赴越作法军帮凶，未遂。
①⑤这个“大东亚共荣圈”包括日本、满洲国和中国组成的工业核心，以及菲律宾、暹罗、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度支那、英属婆罗洲和缅甸等作为农业和原料产地的地区。参见：Pluvir,Southeast Asia:From Colonialism toIndependence,P.108。
①⑥、②⑩、②②、②③、②⑤Donald lancaster,the Emancipation of Frenchx Indo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91,P.98,P.95,P.95,P.102. ①⑦〔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台湾军事译粹社，中译本，卷一，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