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赫鲁晓夫时期的反宗教运动及其教训
傅树政/雷丽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0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6年04期第211-217页
【作者简介】傅树政 雷丽平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
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的历史中，大约有30多年是反宗教运动时期，但反宗教运动大多集中在战前年代。在战前持续不断的反宗教运动中，曾出现过几个高潮，即1918年、1922年、1929年和1937年。[①]在这些年份中，反宗教的暴风雨刮得比平时年份更要猛烈。
但从苏联的卫国战争开始，斯大林基本上停止了对宗教的迫害。在战争中实现了苏联有史以来首次政教关系正常化。战后的斯大林时期（1945～1953），斯大林不仅没有迫害宗教，甚至给了各教会一个发展自己的“繁荣”机会。战后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就是赫鲁晓夫发动的这次，时间是1958～1964年。从这次反宗教运动的规模、破坏程度和后果看，与战前相比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给人们留下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一
1953年3月苏联领袖斯大林逝世，他的权力被以马林科夫为首的集体班子接管。现在分析起来，这个集体班子大致可分为三派：一派以赫鲁晓夫为首，代表新一代党政领导人；一派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为首，代表“旧斯大林派”；另一派以贝利亚为首，代表苏联保安机关中一批政治势力。先是前两派联合干掉了野心家贝利亚，之后剩下的两派又开始斗争。从1953～1957年，由于苏联高层领导人忙于自身的权力之争，对于像宗教这样的问题，有些“无暇兼顾”，所以苏联的东正教和其他教会便乘机发展自己，出现了一个教会难得的“繁荣”局面，但好景不长。
1957年6月，赫鲁晓夫击败了最后一个对手“莫马卡集团”。1958年，赫鲁晓夫将党政大权集于一身。当他感到自己有条件向宗教开战时，于是新的一场反宗教运动爆发了。
赫鲁晓夫对宗教进行严厉打击的最初标志是1958年10月16日通过的两份政府文件。苏联部长会议的第一个文件有关内容主要有两点：⒈制定寺院土地范围法，寺院多余的土地必须缩减；……⒋委托部长会议所属的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和宗教文化事务委员会，在“六个月内”研究缩减寺院和修道院数量的可能性，并就此问题提出建议。部长会议的第二个文件，是关于提高教会所属企业的税率，及向神职人员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问题。[②]
上述两个文件的要害在于，文件没有规定任何有实际数字的限额，具体的实施办法及地方政府在实施文件中的职权范围，而且，此后也没有再发布这方面的决定作为补充。因此，部长会议的真正用意在于，让地方政府不受任何约束，放手的干。其实质已非常清楚，中央政府在纵容地方，用包括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打击教会，削弱教会的影响，割断教会的经济来源，用饥饿、暴力等高压手段摧垮教会。
上述文件发布后，很快在全苏境内，地方政府对教堂、寺院、修道院的土地和经济来源进行了核查清理。因无具体政策界限，土地可以随便没收，即使寺院能剩下一些土地，也多是不宜耕作的劣质地。1961年，在有146名修士的波恰耶夫（POCHAEV）修道院，除大部分土地被没收外，建筑物和仅剩下的土地免税优惠被取消，这意味着都要征税。1961年，10公顷的土地要缴纳4000新卢布的税，1962年，修道院的农业用地和果园则全部被没收。[③]像波恰耶夫修道院的情况不是最悲惨的。一般的修道院或寺院，土地和其他财产被剥夺后，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修士失去生活来源，许多人只好离开寺院另寻饭碗。而一些老年修士已失去劳动能力，只能死守在寺院之中，生活极为悲惨。[④]苏联政府的法律又禁止寺院使用雇佣劳动力或无偿地使用香客的劳动。于是，寺院继续生存的条件就越来越艰难了。
对于东正教会来说，在经济上感到打击特别沉重的是对教会所属企业征税率的提高，这一措施打击了每一个教区的经济来源。以教区所属的蜡烛工厂为例，蜡烛工厂出售蜡烛，既是教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又是本教区各教堂蜡烛的供应者。过去是，蜡烛工厂按每公斤200卢布的价格出售，而对教堂则按出售价一半供应。税率提高以后，蜡烛工厂已没有赢利上缴教区，对教堂的蜡烛供应更是赔钱，于是，蜡烛工厂或者是倒闭，或是勉强维持，但教区的主要经济来源断绝，苏联政府达到了目的。后来，政府又颁布“禁止教会进行强制的非自愿捐献”法令，不仅禁止信徒们捐赠，也禁止教会从出售蜡烛中赚取利润。这时期，苏联政府征收的蜡烛所得税提高达1033%，结果，多数蜡烛工厂倒闭。[⑤]对每一个教区来说，本来经济来源并不充余，由于征税的提高和经济来源的断绝，只好破产或濒临破产。即使比较富裕的教区，也不能继续支付牧师和其他神职人员的薪水了。牧师们的生活只好靠信徒们偷偷的捐赠维持。
为完成国家关于缩减教堂、修道院数量的指令，地方政府用各种手段大规模地关闭教堂、修道院和神学院。结果，俄国东正教会拥有的神学院由原来的8所减为3所；修道院由50年代中期90所减为10年后的17所。处于莫斯科与北极地带中间的沃洛加主教区，到60年代中期，除17所教堂外，其余全被毁坏；在白俄罗斯，原有1250座教堂开放，到1964年只剩400多座开放。[⑥]总之，从1960～1964年，苏联共关闭教堂达10000座。[⑦]而在整个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共关闭教堂约20000座，有30000名神职人员被驱逐，有69座修道院被关闭。[⑧]到赫鲁晓夫下台后的1965年，约有2／3的教堂、5／8的神学院被关闭。有400万人口的列宁格勒，只剩下7座教堂。[⑨]该市市内有些区甚至一座教堂也没有。有许多城镇已没有教堂，如柯尔平（kolpin）镇的信徒只好到列宁格勒或其他邻近城镇参加宗教活动。由于缺少教堂，各地教民要求开放教堂的呼声甚高，然而政府总是武断地拒绝这种要求。
反宗教运动无疑给苏联各宗教带来巨大灾难。对于俄国人或俄国教民来说，他们按时参加教堂活动已经多少个世纪，宗教生活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如今，人为地毁掉了教堂，让他们失去了净化心灵、寄托思想的地方，他们能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吗？实际情况也确实令人感到惨痛，在西伯利亚，几百公里内没有一座教堂，它们全被毁掉了。信仰东正教已近千年的祖祖辈辈的教民，突然没有了洗礼，没有圣餐，没有教堂婚礼，也没有礼拜仪式，死者没有殡葬仪式，他们失去了信仰自由。[⑩]在当时的苏联，产生了一个新的术语：关闭教堂。“只要有苏维埃当政，就没有什么宗教仪式。时间在流逝，教堂门上的锁生锈了，钥匙也锈了，门不能再开启，而教堂内部也亦破败不堪……。”[①①]列宁格勒一位统计学教授伊丹·库尔加诺夫的统计表明，这次反宗教运动使苏联丧失了66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神职人员和信徒。[①②]地方政府在关闭教堂、驱逐神职人员之后，把教堂改为旅馆、医院等等，有的干脆炸毁。
修士和神职人员被驱逐后的去向是：a.被遣返回原籍；b.以违法罪名被审判，被关押；c.健康的修士被送入疯人院。很多修士没什么罪名，因为不愿离开修道院而被非法逮捕，非法关押。以切尔诺波尔地区为例，当地的民兵和反宗教志愿人员开着卡车冲进修道院，手中握有铁棍的克格勃人员撞开各屋的门，将修士拖向卡车，他们抓住修士的胳膊和脑袋，像根木头似的把他们扔进卡车。外面的人发现后，猛烈撞击关上的大门，愤怒的人群想制止这些迫害罪行。当局调来了消防卡车，用强有力的水枪向愤怒的人群喷射。
为加强与宗教作斗争，苏联政府又颁布一些新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是严厉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宗教教育，严禁儿童和青年进入教堂；禁止神学院、修道院和教堂接受不满30岁的人。很多信教青年人只好转入地下，他们即使在主要宗教节日也不能进入教堂。大学生、医生、工程师等知识分子坚决禁止去教堂参加活动。当局最怕的是儿童和少年信教，这样便无法消灭宗教。很多信教的母亲被传讯到学校或警察局，被警告禁止携带其子女进入教堂，否则他们的子女将被送往“特殊学校”。同时还规定，“禁止组织朝圣者去宗教崇拜场所，禁止朝圣者在教堂过夜。”[①③]从1960年12月28日起，基辅禁止香客进入远的或近的隐修洞穴；牧师的国家登记注册证件也被取消，使他们丧失了进行宗教活动的合法权利；高级教士的宗教活动和教堂的宣传活动次数都作了限制规定。国家还以服兵役为由征召神学院学生入伍或取消神学院学生在校居住许可证，目的是使神学院没有学生。所有这些措施，使东正教会及其他教会在经济来源上，在信徒来源上，在宗教活动上受到重重的阻截和打击，使其奄奄一息，以加速宗教的“消亡”。
在反宗教问题上，赫鲁晓夫把权力下放地方，这是赫氏自以为得意的权术中的一招，其实甚是拙劣。地方政府领会上级意图，不择手段，不顾政策，作出了许多败坏国家名誉的事。例如，在轰轰烈烈的反宗教高潮中，对信徒个人大施压力，有的对信徒个人作“思想工作”，强迫他改变信仰；有的地方则召开群众大会，强迫信徒在会上讲述自己的“思想落后”或宗教如何“反动、骗人”等；对屡经教育仍坚持信仰者，则对他们进行人身污辱，强迫他们做最下贱的工作；如果是大学生，就开除他们的学籍。[①④]为强制对儿童实行反宗教教育，政府甚至强迫信教的家庭把孩子送入寄宿学校，进行“思想隔离”；而大量的牧师，则以“诱使青年人入教”或“使洗礼婴儿死亡”等罪名，逮捕入狱。苏共中央强调，对在儿童、青年中传播宗教观念的反社会主义教派的头子，必须依据苏联法律严惩不贷。
在打击宗教的运动中，地方政府听任反宗教者使用暴力，或者根本就是政府方面暗中授意，致使许多地方出现侮辱信徒人格、人身权利而激起公众愤慨事件，有些地方为此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并有众多人身伤亡。其他如朝圣者受到警察肆意殴打；女修士被凌辱致死；坚持宗教信仰者被折磨致死等等。有的死者在归还尸体时身上仍带有刀伤或瘀伤。在大量的事实面前，苏联政府也不得不承认有对信徒施暴和伤害宗教感情之事。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为平息教徒的愤懑，苏共中央曾发表声明，承认“行政干涉教会的事务是不可取的。”[①⑤]声明实质是承认了反宗教的事实，也承认了赫鲁晓夫作法的错误。继赫鲁晓夫之后上台的勃列日涅夫，一方面终止了对教徒“肉体”的直接攻击，另一方面也没有公开对这一极左政策予以纠正，或给予受害者平反。但无论如何，一场反宗教的暴风雨随着赫鲁晓夫的倒台终于是过去了。
二
在赫鲁晓夫发动反宗教运动的前几年，即1955～1956年，赫鲁晓夫曾下令把过去关押在劳改营中的近百万信徒释放回家，当时被西方谑称为“赫鲁晓夫奇迹”。那么，为什么两年以后，赫鲁晓夫却一反前态，对宗教抡起了大棒，大打出手。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宗教运动为什么会发生，仍然是苏联历史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现在初步分析起来，可否有以下四点：
第一，是赫鲁晓夫个人粗劣低下的文化素质的顽强表现。
当时作为苏联党政主要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应对这次反宗教运动负有主要责任，事实上他也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策动者。
赫鲁晓夫本人，从“放牛娃”开始，后当矿工、党的工作者，步步高升之后，终于达到这个国家官阶中的顶点。赫鲁晓夫在宦海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工作的经验，但其人的文化素质却没有因为官运的亨通而大幅的提高。由于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的限制，他无法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是他作为党政主要领导人的致命弱点，也是他很快下台的根本原因之一。他的后继者把他说成是“唯意志论者”，就是对他致命弱点的政治概括。事实证明，政治文化素质的低劣是国家领导人的致命伤，必然会给国家引来灾难，反宗教运动的发动就是其中一例。
赫鲁晓夫对宗教的认识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上小学时，他的老师莉季娅·谢夫钦科是他第一个无神论启蒙者，使他终生成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这就开始抵消我所受的严格的宗教教育，……莉季娅·谢夫钦科把我从这条路上拉回来……。”“我自然不是信教的人，我从来没有信过宗教。”[①⑥]他对宗教的反感在他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就曾表现出来，当时他下令拆毁了首都不少教堂，即使是国家值得精心保护的历史文物也毫不惋惜，而且不容人们申辩。[①⑦]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坦言反省过一些错误，但绝口不提过火的反宗教运动，这证明他始终认为反宗教运动是正确的。但实践证明，赫鲁晓夫搞的反宗教运动是一个影响非常坏的错误行动。对于赫鲁晓夫个人来说，选择了无神论世界观，这显然是个人的权利，但作为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用个人反宗教的感情去制定国家的政策，其结果不仅仅是伤害了几千万教民，更主要的是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威信。今天反思起来，赫鲁晓夫之所以很快就下台，苏联之所以倾刻之间就解体，苏共之所以这么快就瓦解，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失去民心。而过激的宗教政策，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肯定是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是赫鲁晓夫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迫切需要。
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已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由于文化素质的低下和头脑发热，赫氏提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宏伟目标——20年内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宗教应该是在进入共产主义之前就需消灭的一个落后意识和落后组织。从50年代的后期看，宗教的昌盛已是无神论宣传所不能战胜并消灭的，这是赫鲁晓夫采取“运动”方法对付宗教的原因之一。根据当时的统计，信教人数最多的是40～45岁的人，这意味着宗教不是很快就会消亡的组织。为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迈进，苏联共产党提出了加快消灭宗教的措施。1959年党的第21次代表大会后，又通过一个秘密决议，计划到1966年“大体上”彻底消灭教会。全部教会组织中有希望保存下来的就是一个牧首公署和几个“实用教堂”，以安慰一些外国参观者和旅游者。[①⑧]这些计划都需要实现，当然就需要特殊措施。此后，国内反宗教组织急剧增加，加上中央又把处理宗教的权力下放地方，这实际上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宗教开刀，以便最后实现没有宗教的共产主义。
第三，是赫鲁晓夫国内外政治斗争的需要。
1956年苏共20大以后，苏联国内政治气候开始转向，即开始了所谓“非斯大林化”时期。随此而来，文艺界出现了思想“解放”的迹象，“解冻文学”出现，由此而掀起了一个自由化的浪潮。政治上出现了一种和缓的气氛，斯大林时期关押的大批政治犯开始进行平反，1956～1957年，苏联约有700～800万人被从劳改营中释放回家，其中有一部分是革命初期的老党员及其家属，也有过去被判25～30年徒刑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分子。应该说，赫鲁晓夫的上述措施对苏联党和国家是有益的。但即便是好事有时也会带来某些消极的后果。这种后果之一就是在思想上和社会上发生某些混乱。“许多从监狱和集中营被释放出来的人，不会因满足于目前的温饱和感恩而善罢甘休，他们要寻求某种形式的报复。”“数以百万计的幸存者，虽然已经溶为日常生活潮流中的人，但他们仍然不能忘记过去集中营的生活；而成百万的人，尽管其父母、兄弟、丈夫已被昭雪，他们仍不能忘怀，这些人成了苏联社会动乱的酵母。”[①⑨]又加上，赫鲁晓夫推出的诸项经济改革措施未见实效，赫提出的在三、四年内，在肉类牛奶和黄油产量方面超过美国的口号就像一句玩笑，人们的期望成为泡影，于是，对社会不满、虚无主义、愤世嫉俗等思潮在社会上蔓延，这些都增加了人民的不满和对赫鲁晓夫的不信任感。
国际政治斗争同样增加了赫鲁晓夫压力。1956年20大秘密报告，给各国共产党乃至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困难。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又利用“秘密报告”进行了大规模的反苏活动。内外压力使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加剧，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因此受到威胁。这些因素使赫鲁晓夫在其所实行的政策中向回收缩，以平息指责和表明自己坚定的“马列主义立场”。为此他开始着手限制文化领域内的“自由主义倾向”，把一些涉及政治问题的小说定为“反苏”性质而禁止出版。[②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反宗教的气氛骤然上升，并形成“运动”，反宗教也是赫鲁晓夫表明自己“正统化”的行动之一。
第四，教会力量的扩大和信教人数的增加，赫认为已危及苏联社会，此事是
引发赫鲁晓夫暴力打击宗教的直接动因。
50年代前半期苏联各教会势力的发展，在当时的苏联各界乃至高层人物中都引起了巨大反响。问题是如何估价这种状况，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本来，按苏联的宗教政策，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各宗教只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和发展，都应受到保护。国家既然允许宗教存在，就应该让其发挥对苏维埃社会有利、有贡献的一面，抑制其唯心主义认识论和有神论宣传的一面，用合法手段、主要是思想斗争的手段使宗教影响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有长期同宗教共存共处的准备。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未能深刻领会列宁关于宗教的思想实质，认为宗教极大地危害苏联社会，不解决宗教问题，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不会顺利发展，更不能向共产主义飞跃。
赫鲁晓夫首先把宗教思潮与自由化思潮等同视之，认为这两种思潮与国际上的反苏思潮内应外连，使苏联社会内部极端不稳，险象环生。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任何自由化思潮，公众宗教意识的回归，对他们自己都同样是危险的。”[②①]他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宗教问题已不纯粹是宗教问题，尤其在有悠久宗教传统的苏联，宗教、尤其是东正教，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和号召力，很多危险因素都与其有关连或蕴育其中。所以他主张在大力抑制自由化的同时，要不断加强反宗教措施。主管意识形态的党的书记列昂尼德·伊利切夫，对“宗教残余的规模”也甚为忧虑，他认为，“我们没有权利坐等宗教消亡”，他将他的要求写了14个标题的文件下发，要求在这些方面强化反宗教观念。
其次，宗教的复兴和宗教组织的发展，确实给苏联社会带来不少问题。一些基督教的极端派，活动猖獗，制造不少反对苏维埃国家事件。他们到美国驻苏使馆门前静坐，寻求“西方支持”，抨击苏联存在的宗教迫害，还有的宗教组织放火焚烧集体农庄。[②②]这些虽然是些个别极端组织，但影响很大。这些情况直接促进了赫鲁晓夫开始对宗教实行坚决打击的政策。
三
赫鲁晓夫的反宗教运动，约从1958年开始，断断续续持续了六年，直到1964年赫氏被赶下台为止。这次违背客观规律人为搞起的运动，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伤痕，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宝贵的教训。
第一，作为像前苏联这样一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立国之本就应该紧紧抓住八个大字：言而有信、言出法随。只可惜苏联做的最差的就是这八字原则。对教会的言而无信只是其中一例而已。在建国初期的列宁时代，苏联（当时称苏俄）曾明确制定了宗教法律和宗教政策，其核心内容可简述为：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取消特权，可作为民众组织依法存在和活动。现在看，这些法令的核心内容是正确的，其最大的正确在于没有把宗教作为旧国家机器一部分而打碎或扫除，而是允许其依法存在和活动。但可惜的是，在执行法令和政策过程中，根据需要，说一套，做一套，对人民毫无信字可言。在战前二十多年中，斯大林结合其他的政治运动，对宗教的迫害和镇压几乎没有停止过。[②③]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政教关系有些改善，但不久赫鲁晓夫又对宗教发动了新的进攻。这种言而无信的作法大失几千万教民之心。回顾七十多年的苏联历史，它对农民，对知识分子，对少数民族的极左政策已极大伤害了这些人，难道这些人的不满合起来不足以使苏联垮台吗？
第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除具备其他许多优秀的本质和素质外，还必需具备很高的文化素质，尤其在当代世界。赫鲁晓夫在文化素质方面的粗劣低下，是他很快被赶下台的原因之一。赫氏从其低质文化出发，对宗教的认识、判断、结论大部分不正确。其错误之一是，他认为对宗教这种东西，根本用不着依法办事，让它存在是一种照顾，不需要时完全可以除掉它，甚至可以用各种手段。其错误之二是，他把宗教看成是一种物化形式的组织，只要把这种组织消灭掉，宗教就不会存在了。实际上，宗教是一种内含非常复杂而又非常丰富的文化现象，宗教组织只代表其外象，其实质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意识。难道消灭了宗教组织，毁掉了教堂，驱逐了牧师，禁止教民参加宗教活动，就消灭了宗教吗？显然是可笑的。其错误之三在于，他没能深刻理解宗教是不能一朝一夕就可消灭的。既然不能短时间内消灭宗教，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与宗教共存共处共荣，要互利互惠，让宗教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只不过赫氏从其低下的文化素质出发，还缺乏这种远见卓识。
第三，从赫鲁晓夫对宗教进行打击，却“消而不灭”这一点看，对宗教的斗争是不能采取简单的暴力方法的。对宗教的斗争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策略。列宁认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应是“耐心地努力地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②④]列宁还认为：“同宗教偏见作斗争必须特别慎重，在这一斗争中伤害宗教感情，会带来许多害处……，斗争搞得过于激烈会引起群众的愤恨。”[②⑤]可惜的是赫鲁晓夫没有深刻领会这些论述，更没按此执行，从而铸成大错，这个教训不仅前苏联和俄罗斯要汲取，其他国家也要汲取。
第四，赫鲁晓夫的反宗教运动过去不久，即60年代末，苏联便开始了宗教复兴，到80年代末，宗教热在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蔚然兴起，势不可挡。80年代以来出现的宗教热，是一个世界性潮流，据1991年大英百科年鉴提供的资料，在当今全世界252个国家（地区）的52亿人口中，有近42亿人信仰各种宗教，约占世界总人口的4／5。而且，随着近年来宗教热度的上升，信教人数还在令人吃惊地增长。这些材料在提醒我们，宗教已不是某些国家，某些地区的少数人问题，宗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每个国家，宗教问题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每个国家的当权者，都应该把宗教问题列为国家重要问题去重视它，解决它。其中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应该处理好新型国家同宗教的关系问题。今天，赫鲁晓夫的反宗教运动似乎已成为历史，但正确地总结历史仍能为今天提供宝贵的借鉴。
注释：
①、⑦、⑧、⑨、⑩、①①、①② Sergei Pushkarer等：《Christianityand government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reflections on the Millennium》， Westview Press 1989，第78页；第75页；第75页；第76页；第77页；第77页；第78页。
②、③、④、⑤、⑥、①③《Журнал МОСКОВСКОИ иатриарxии》1993年第2期第14—15页；第15页；第11页；第12页；第18页；第12页。
①④、①⑤、①⑧ Dimitry Pospielorsky:《The Russian churcn UnderThe Soviet Regime,1917～1982》.Vol.2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Newyork1984.第331页；第358—359页；第356页。
①⑥《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①⑦、①⑨（美）罗·亚·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80页；第126页。
②⑩、②①罗伊·A·麦德维杰夫、若莱斯·A·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执政时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第139页。
②② Religious Ferment In Russia——Protestant Opposition To Soviet Religious Poliey Michael Bourdeaus,ST.Martins Press New York1968年版第17页。
②③见《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作者文章。
②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41页。
②⑤列宁：《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10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6年04期第211-217页
【作者简介】傅树政 雷丽平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
但从苏联的卫国战争开始，斯大林基本上停止了对宗教的迫害。在战争中实现了苏联有史以来首次政教关系正常化。战后的斯大林时期（1945～1953），斯大林不仅没有迫害宗教，甚至给了各教会一个发展自己的“繁荣”机会。战后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就是赫鲁晓夫发动的这次，时间是1958～1964年。从这次反宗教运动的规模、破坏程度和后果看，与战前相比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给人们留下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一
1953年3月苏联领袖斯大林逝世，他的权力被以马林科夫为首的集体班子接管。现在分析起来，这个集体班子大致可分为三派：一派以赫鲁晓夫为首，代表新一代党政领导人；一派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为首，代表“旧斯大林派”；另一派以贝利亚为首，代表苏联保安机关中一批政治势力。先是前两派联合干掉了野心家贝利亚，之后剩下的两派又开始斗争。从1953～1957年，由于苏联高层领导人忙于自身的权力之争，对于像宗教这样的问题，有些“无暇兼顾”，所以苏联的东正教和其他教会便乘机发展自己，出现了一个教会难得的“繁荣”局面，但好景不长。
1957年6月，赫鲁晓夫击败了最后一个对手“莫马卡集团”。1958年，赫鲁晓夫将党政大权集于一身。当他感到自己有条件向宗教开战时，于是新的一场反宗教运动爆发了。
赫鲁晓夫对宗教进行严厉打击的最初标志是1958年10月16日通过的两份政府文件。苏联部长会议的第一个文件有关内容主要有两点：⒈制定寺院土地范围法，寺院多余的土地必须缩减；……⒋委托部长会议所属的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和宗教文化事务委员会，在“六个月内”研究缩减寺院和修道院数量的可能性，并就此问题提出建议。部长会议的第二个文件，是关于提高教会所属企业的税率，及向神职人员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问题。[②]
上述两个文件的要害在于，文件没有规定任何有实际数字的限额，具体的实施办法及地方政府在实施文件中的职权范围，而且，此后也没有再发布这方面的决定作为补充。因此，部长会议的真正用意在于，让地方政府不受任何约束，放手的干。其实质已非常清楚，中央政府在纵容地方，用包括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打击教会，削弱教会的影响，割断教会的经济来源，用饥饿、暴力等高压手段摧垮教会。
上述文件发布后，很快在全苏境内，地方政府对教堂、寺院、修道院的土地和经济来源进行了核查清理。因无具体政策界限，土地可以随便没收，即使寺院能剩下一些土地，也多是不宜耕作的劣质地。1961年，在有146名修士的波恰耶夫（POCHAEV）修道院，除大部分土地被没收外，建筑物和仅剩下的土地免税优惠被取消，这意味着都要征税。1961年，10公顷的土地要缴纳4000新卢布的税，1962年，修道院的农业用地和果园则全部被没收。[③]像波恰耶夫修道院的情况不是最悲惨的。一般的修道院或寺院，土地和其他财产被剥夺后，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修士失去生活来源，许多人只好离开寺院另寻饭碗。而一些老年修士已失去劳动能力，只能死守在寺院之中，生活极为悲惨。[④]苏联政府的法律又禁止寺院使用雇佣劳动力或无偿地使用香客的劳动。于是，寺院继续生存的条件就越来越艰难了。
对于东正教会来说，在经济上感到打击特别沉重的是对教会所属企业征税率的提高，这一措施打击了每一个教区的经济来源。以教区所属的蜡烛工厂为例，蜡烛工厂出售蜡烛，既是教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又是本教区各教堂蜡烛的供应者。过去是，蜡烛工厂按每公斤200卢布的价格出售，而对教堂则按出售价一半供应。税率提高以后，蜡烛工厂已没有赢利上缴教区，对教堂的蜡烛供应更是赔钱，于是，蜡烛工厂或者是倒闭，或是勉强维持，但教区的主要经济来源断绝，苏联政府达到了目的。后来，政府又颁布“禁止教会进行强制的非自愿捐献”法令，不仅禁止信徒们捐赠，也禁止教会从出售蜡烛中赚取利润。这时期，苏联政府征收的蜡烛所得税提高达1033%，结果，多数蜡烛工厂倒闭。[⑤]对每一个教区来说，本来经济来源并不充余，由于征税的提高和经济来源的断绝，只好破产或濒临破产。即使比较富裕的教区，也不能继续支付牧师和其他神职人员的薪水了。牧师们的生活只好靠信徒们偷偷的捐赠维持。
为完成国家关于缩减教堂、修道院数量的指令，地方政府用各种手段大规模地关闭教堂、修道院和神学院。结果，俄国东正教会拥有的神学院由原来的8所减为3所；修道院由50年代中期90所减为10年后的17所。处于莫斯科与北极地带中间的沃洛加主教区，到60年代中期，除17所教堂外，其余全被毁坏；在白俄罗斯，原有1250座教堂开放，到1964年只剩400多座开放。[⑥]总之，从1960～1964年，苏联共关闭教堂达10000座。[⑦]而在整个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共关闭教堂约20000座，有30000名神职人员被驱逐，有69座修道院被关闭。[⑧]到赫鲁晓夫下台后的1965年，约有2／3的教堂、5／8的神学院被关闭。有400万人口的列宁格勒，只剩下7座教堂。[⑨]该市市内有些区甚至一座教堂也没有。有许多城镇已没有教堂，如柯尔平（kolpin）镇的信徒只好到列宁格勒或其他邻近城镇参加宗教活动。由于缺少教堂，各地教民要求开放教堂的呼声甚高，然而政府总是武断地拒绝这种要求。
反宗教运动无疑给苏联各宗教带来巨大灾难。对于俄国人或俄国教民来说，他们按时参加教堂活动已经多少个世纪，宗教生活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如今，人为地毁掉了教堂，让他们失去了净化心灵、寄托思想的地方，他们能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吗？实际情况也确实令人感到惨痛，在西伯利亚，几百公里内没有一座教堂，它们全被毁掉了。信仰东正教已近千年的祖祖辈辈的教民，突然没有了洗礼，没有圣餐，没有教堂婚礼，也没有礼拜仪式，死者没有殡葬仪式，他们失去了信仰自由。[⑩]在当时的苏联，产生了一个新的术语：关闭教堂。“只要有苏维埃当政，就没有什么宗教仪式。时间在流逝，教堂门上的锁生锈了，钥匙也锈了，门不能再开启，而教堂内部也亦破败不堪……。”[①①]列宁格勒一位统计学教授伊丹·库尔加诺夫的统计表明，这次反宗教运动使苏联丧失了66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神职人员和信徒。[①②]地方政府在关闭教堂、驱逐神职人员之后，把教堂改为旅馆、医院等等，有的干脆炸毁。
修士和神职人员被驱逐后的去向是：a.被遣返回原籍；b.以违法罪名被审判，被关押；c.健康的修士被送入疯人院。很多修士没什么罪名，因为不愿离开修道院而被非法逮捕，非法关押。以切尔诺波尔地区为例，当地的民兵和反宗教志愿人员开着卡车冲进修道院，手中握有铁棍的克格勃人员撞开各屋的门，将修士拖向卡车，他们抓住修士的胳膊和脑袋，像根木头似的把他们扔进卡车。外面的人发现后，猛烈撞击关上的大门，愤怒的人群想制止这些迫害罪行。当局调来了消防卡车，用强有力的水枪向愤怒的人群喷射。
为加强与宗教作斗争，苏联政府又颁布一些新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是严厉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宗教教育，严禁儿童和青年进入教堂；禁止神学院、修道院和教堂接受不满30岁的人。很多信教青年人只好转入地下，他们即使在主要宗教节日也不能进入教堂。大学生、医生、工程师等知识分子坚决禁止去教堂参加活动。当局最怕的是儿童和少年信教，这样便无法消灭宗教。很多信教的母亲被传讯到学校或警察局，被警告禁止携带其子女进入教堂，否则他们的子女将被送往“特殊学校”。同时还规定，“禁止组织朝圣者去宗教崇拜场所，禁止朝圣者在教堂过夜。”[①③]从1960年12月28日起，基辅禁止香客进入远的或近的隐修洞穴；牧师的国家登记注册证件也被取消，使他们丧失了进行宗教活动的合法权利；高级教士的宗教活动和教堂的宣传活动次数都作了限制规定。国家还以服兵役为由征召神学院学生入伍或取消神学院学生在校居住许可证，目的是使神学院没有学生。所有这些措施，使东正教会及其他教会在经济来源上，在信徒来源上，在宗教活动上受到重重的阻截和打击，使其奄奄一息，以加速宗教的“消亡”。
在反宗教问题上，赫鲁晓夫把权力下放地方，这是赫氏自以为得意的权术中的一招，其实甚是拙劣。地方政府领会上级意图，不择手段，不顾政策，作出了许多败坏国家名誉的事。例如，在轰轰烈烈的反宗教高潮中，对信徒个人大施压力，有的对信徒个人作“思想工作”，强迫他改变信仰；有的地方则召开群众大会，强迫信徒在会上讲述自己的“思想落后”或宗教如何“反动、骗人”等；对屡经教育仍坚持信仰者，则对他们进行人身污辱，强迫他们做最下贱的工作；如果是大学生，就开除他们的学籍。[①④]为强制对儿童实行反宗教教育，政府甚至强迫信教的家庭把孩子送入寄宿学校，进行“思想隔离”；而大量的牧师，则以“诱使青年人入教”或“使洗礼婴儿死亡”等罪名，逮捕入狱。苏共中央强调，对在儿童、青年中传播宗教观念的反社会主义教派的头子，必须依据苏联法律严惩不贷。
在打击宗教的运动中，地方政府听任反宗教者使用暴力，或者根本就是政府方面暗中授意，致使许多地方出现侮辱信徒人格、人身权利而激起公众愤慨事件，有些地方为此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并有众多人身伤亡。其他如朝圣者受到警察肆意殴打；女修士被凌辱致死；坚持宗教信仰者被折磨致死等等。有的死者在归还尸体时身上仍带有刀伤或瘀伤。在大量的事实面前，苏联政府也不得不承认有对信徒施暴和伤害宗教感情之事。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为平息教徒的愤懑，苏共中央曾发表声明，承认“行政干涉教会的事务是不可取的。”[①⑤]声明实质是承认了反宗教的事实，也承认了赫鲁晓夫作法的错误。继赫鲁晓夫之后上台的勃列日涅夫，一方面终止了对教徒“肉体”的直接攻击，另一方面也没有公开对这一极左政策予以纠正，或给予受害者平反。但无论如何，一场反宗教的暴风雨随着赫鲁晓夫的倒台终于是过去了。
二
在赫鲁晓夫发动反宗教运动的前几年，即1955～1956年，赫鲁晓夫曾下令把过去关押在劳改营中的近百万信徒释放回家，当时被西方谑称为“赫鲁晓夫奇迹”。那么，为什么两年以后，赫鲁晓夫却一反前态，对宗教抡起了大棒，大打出手。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宗教运动为什么会发生，仍然是苏联历史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现在初步分析起来，可否有以下四点：
第一，是赫鲁晓夫个人粗劣低下的文化素质的顽强表现。
当时作为苏联党政主要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应对这次反宗教运动负有主要责任，事实上他也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策动者。
赫鲁晓夫本人，从“放牛娃”开始，后当矿工、党的工作者，步步高升之后，终于达到这个国家官阶中的顶点。赫鲁晓夫在宦海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工作的经验，但其人的文化素质却没有因为官运的亨通而大幅的提高。由于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的限制，他无法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是他作为党政主要领导人的致命弱点，也是他很快下台的根本原因之一。他的后继者把他说成是“唯意志论者”，就是对他致命弱点的政治概括。事实证明，政治文化素质的低劣是国家领导人的致命伤，必然会给国家引来灾难，反宗教运动的发动就是其中一例。
赫鲁晓夫对宗教的认识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上小学时，他的老师莉季娅·谢夫钦科是他第一个无神论启蒙者，使他终生成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这就开始抵消我所受的严格的宗教教育，……莉季娅·谢夫钦科把我从这条路上拉回来……。”“我自然不是信教的人，我从来没有信过宗教。”[①⑥]他对宗教的反感在他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就曾表现出来，当时他下令拆毁了首都不少教堂，即使是国家值得精心保护的历史文物也毫不惋惜，而且不容人们申辩。[①⑦]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坦言反省过一些错误，但绝口不提过火的反宗教运动，这证明他始终认为反宗教运动是正确的。但实践证明，赫鲁晓夫搞的反宗教运动是一个影响非常坏的错误行动。对于赫鲁晓夫个人来说，选择了无神论世界观，这显然是个人的权利，但作为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用个人反宗教的感情去制定国家的政策，其结果不仅仅是伤害了几千万教民，更主要的是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威信。今天反思起来，赫鲁晓夫之所以很快就下台，苏联之所以倾刻之间就解体，苏共之所以这么快就瓦解，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失去民心。而过激的宗教政策，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肯定是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是赫鲁晓夫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迫切需要。
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已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由于文化素质的低下和头脑发热，赫氏提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宏伟目标——20年内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宗教应该是在进入共产主义之前就需消灭的一个落后意识和落后组织。从50年代的后期看，宗教的昌盛已是无神论宣传所不能战胜并消灭的，这是赫鲁晓夫采取“运动”方法对付宗教的原因之一。根据当时的统计，信教人数最多的是40～45岁的人，这意味着宗教不是很快就会消亡的组织。为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迈进，苏联共产党提出了加快消灭宗教的措施。1959年党的第21次代表大会后，又通过一个秘密决议，计划到1966年“大体上”彻底消灭教会。全部教会组织中有希望保存下来的就是一个牧首公署和几个“实用教堂”，以安慰一些外国参观者和旅游者。[①⑧]这些计划都需要实现，当然就需要特殊措施。此后，国内反宗教组织急剧增加，加上中央又把处理宗教的权力下放地方，这实际上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宗教开刀，以便最后实现没有宗教的共产主义。
第三，是赫鲁晓夫国内外政治斗争的需要。
1956年苏共20大以后，苏联国内政治气候开始转向，即开始了所谓“非斯大林化”时期。随此而来，文艺界出现了思想“解放”的迹象，“解冻文学”出现，由此而掀起了一个自由化的浪潮。政治上出现了一种和缓的气氛，斯大林时期关押的大批政治犯开始进行平反，1956～1957年，苏联约有700～800万人被从劳改营中释放回家，其中有一部分是革命初期的老党员及其家属，也有过去被判25～30年徒刑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分子。应该说，赫鲁晓夫的上述措施对苏联党和国家是有益的。但即便是好事有时也会带来某些消极的后果。这种后果之一就是在思想上和社会上发生某些混乱。“许多从监狱和集中营被释放出来的人，不会因满足于目前的温饱和感恩而善罢甘休，他们要寻求某种形式的报复。”“数以百万计的幸存者，虽然已经溶为日常生活潮流中的人，但他们仍然不能忘记过去集中营的生活；而成百万的人，尽管其父母、兄弟、丈夫已被昭雪，他们仍不能忘怀，这些人成了苏联社会动乱的酵母。”[①⑨]又加上，赫鲁晓夫推出的诸项经济改革措施未见实效，赫提出的在三、四年内，在肉类牛奶和黄油产量方面超过美国的口号就像一句玩笑，人们的期望成为泡影，于是，对社会不满、虚无主义、愤世嫉俗等思潮在社会上蔓延，这些都增加了人民的不满和对赫鲁晓夫的不信任感。
国际政治斗争同样增加了赫鲁晓夫压力。1956年20大秘密报告，给各国共产党乃至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困难。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又利用“秘密报告”进行了大规模的反苏活动。内外压力使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加剧，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因此受到威胁。这些因素使赫鲁晓夫在其所实行的政策中向回收缩，以平息指责和表明自己坚定的“马列主义立场”。为此他开始着手限制文化领域内的“自由主义倾向”，把一些涉及政治问题的小说定为“反苏”性质而禁止出版。[②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反宗教的气氛骤然上升，并形成“运动”，反宗教也是赫鲁晓夫表明自己“正统化”的行动之一。
第四，教会力量的扩大和信教人数的增加，赫认为已危及苏联社会，此事是
引发赫鲁晓夫暴力打击宗教的直接动因。
50年代前半期苏联各教会势力的发展，在当时的苏联各界乃至高层人物中都引起了巨大反响。问题是如何估价这种状况，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本来，按苏联的宗教政策，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各宗教只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和发展，都应受到保护。国家既然允许宗教存在，就应该让其发挥对苏维埃社会有利、有贡献的一面，抑制其唯心主义认识论和有神论宣传的一面，用合法手段、主要是思想斗争的手段使宗教影响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有长期同宗教共存共处的准备。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未能深刻领会列宁关于宗教的思想实质，认为宗教极大地危害苏联社会，不解决宗教问题，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不会顺利发展，更不能向共产主义飞跃。
赫鲁晓夫首先把宗教思潮与自由化思潮等同视之，认为这两种思潮与国际上的反苏思潮内应外连，使苏联社会内部极端不稳，险象环生。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任何自由化思潮，公众宗教意识的回归，对他们自己都同样是危险的。”[②①]他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宗教问题已不纯粹是宗教问题，尤其在有悠久宗教传统的苏联，宗教、尤其是东正教，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和号召力，很多危险因素都与其有关连或蕴育其中。所以他主张在大力抑制自由化的同时，要不断加强反宗教措施。主管意识形态的党的书记列昂尼德·伊利切夫，对“宗教残余的规模”也甚为忧虑，他认为，“我们没有权利坐等宗教消亡”，他将他的要求写了14个标题的文件下发，要求在这些方面强化反宗教观念。
其次，宗教的复兴和宗教组织的发展，确实给苏联社会带来不少问题。一些基督教的极端派，活动猖獗，制造不少反对苏维埃国家事件。他们到美国驻苏使馆门前静坐，寻求“西方支持”，抨击苏联存在的宗教迫害，还有的宗教组织放火焚烧集体农庄。[②②]这些虽然是些个别极端组织，但影响很大。这些情况直接促进了赫鲁晓夫开始对宗教实行坚决打击的政策。
三
赫鲁晓夫的反宗教运动，约从1958年开始，断断续续持续了六年，直到1964年赫氏被赶下台为止。这次违背客观规律人为搞起的运动，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伤痕，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宝贵的教训。
第一，作为像前苏联这样一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立国之本就应该紧紧抓住八个大字：言而有信、言出法随。只可惜苏联做的最差的就是这八字原则。对教会的言而无信只是其中一例而已。在建国初期的列宁时代，苏联（当时称苏俄）曾明确制定了宗教法律和宗教政策，其核心内容可简述为：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取消特权，可作为民众组织依法存在和活动。现在看，这些法令的核心内容是正确的，其最大的正确在于没有把宗教作为旧国家机器一部分而打碎或扫除，而是允许其依法存在和活动。但可惜的是，在执行法令和政策过程中，根据需要，说一套，做一套，对人民毫无信字可言。在战前二十多年中，斯大林结合其他的政治运动，对宗教的迫害和镇压几乎没有停止过。[②③]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政教关系有些改善，但不久赫鲁晓夫又对宗教发动了新的进攻。这种言而无信的作法大失几千万教民之心。回顾七十多年的苏联历史，它对农民，对知识分子，对少数民族的极左政策已极大伤害了这些人，难道这些人的不满合起来不足以使苏联垮台吗？
第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除具备其他许多优秀的本质和素质外，还必需具备很高的文化素质，尤其在当代世界。赫鲁晓夫在文化素质方面的粗劣低下，是他很快被赶下台的原因之一。赫氏从其低质文化出发，对宗教的认识、判断、结论大部分不正确。其错误之一是，他认为对宗教这种东西，根本用不着依法办事，让它存在是一种照顾，不需要时完全可以除掉它，甚至可以用各种手段。其错误之二是，他把宗教看成是一种物化形式的组织，只要把这种组织消灭掉，宗教就不会存在了。实际上，宗教是一种内含非常复杂而又非常丰富的文化现象，宗教组织只代表其外象，其实质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意识。难道消灭了宗教组织，毁掉了教堂，驱逐了牧师，禁止教民参加宗教活动，就消灭了宗教吗？显然是可笑的。其错误之三在于，他没能深刻理解宗教是不能一朝一夕就可消灭的。既然不能短时间内消灭宗教，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与宗教共存共处共荣，要互利互惠，让宗教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只不过赫氏从其低下的文化素质出发，还缺乏这种远见卓识。
第三，从赫鲁晓夫对宗教进行打击，却“消而不灭”这一点看，对宗教的斗争是不能采取简单的暴力方法的。对宗教的斗争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策略。列宁认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应是“耐心地努力地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②④]列宁还认为：“同宗教偏见作斗争必须特别慎重，在这一斗争中伤害宗教感情，会带来许多害处……，斗争搞得过于激烈会引起群众的愤恨。”[②⑤]可惜的是赫鲁晓夫没有深刻领会这些论述，更没按此执行，从而铸成大错，这个教训不仅前苏联和俄罗斯要汲取，其他国家也要汲取。
第四，赫鲁晓夫的反宗教运动过去不久，即60年代末，苏联便开始了宗教复兴，到80年代末，宗教热在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蔚然兴起，势不可挡。80年代以来出现的宗教热，是一个世界性潮流，据1991年大英百科年鉴提供的资料，在当今全世界252个国家（地区）的52亿人口中，有近42亿人信仰各种宗教，约占世界总人口的4／5。而且，随着近年来宗教热度的上升，信教人数还在令人吃惊地增长。这些材料在提醒我们，宗教已不是某些国家，某些地区的少数人问题，宗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每个国家，宗教问题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每个国家的当权者，都应该把宗教问题列为国家重要问题去重视它，解决它。其中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应该处理好新型国家同宗教的关系问题。今天，赫鲁晓夫的反宗教运动似乎已成为历史，但正确地总结历史仍能为今天提供宝贵的借鉴。
注释：
①、⑦、⑧、⑨、⑩、①①、①② Sergei Pushkarer等：《Christianityand government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reflections on the Millennium》， Westview Press 1989，第78页；第75页；第75页；第76页；第77页；第77页；第78页。
②、③、④、⑤、⑥、①③《Журнал МОСКОВСКОИ иатриарxии》1993年第2期第14—15页；第15页；第11页；第12页；第18页；第12页。
①④、①⑤、①⑧ Dimitry Pospielorsky:《The Russian churcn UnderThe Soviet Regime,1917～1982》.Vol.2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Newyork1984.第331页；第358—359页；第356页。
①⑥《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①⑦、①⑨（美）罗·亚·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80页；第126页。
②⑩、②①罗伊·A·麦德维杰夫、若莱斯·A·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执政时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第139页。
②② Religious Ferment In Russia——Protestant Opposition To Soviet Religious Poliey Michael Bourdeaus,ST.Martins Press New York1968年版第17页。
②③见《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作者文章。
②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41页。
②⑤列宁：《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