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中西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之比较
熊家利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9期
【原文出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沙)1996年03期第53-59页
【作者简介】熊家利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职称：副教授
摘要：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与西欧相较有次数多、规模大、组织程度高等差异。其根源在于中西封建经济结构的不同。把农民战争的这些差异视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或“长期延续”的原因，是农民战争比较研究的误区。中国农民战争的动力虽比西欧大，但遇到的封建政权镇压的阻力更大。两者抵消后的实际动力反而比西欧小；加之，中西封建经济结构的不同决定着前者动力的作用方向和诱导力量是促进自然经济的发展，后者则是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中西社会发展先进与落后发生位移的潜在因素。
关键词：农民战争比较研究的误区 动力与阻力
一、农民战争的差异及其根源
封建社会是地主占有大片土地剥削独立经营的小农的社会形态。地主要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必须占有大片土地；农民要能有效地进行独立经营，也必须占有小块土地。地主占有的大片土地越多，农民能占有的小块土地也就越少，这不仅阻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把农民推向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地主与农民为争夺土地经常处于对抗状态，对抗的最高形式便是农民战争。中西封建社会都曾多次爆发农民战争，但两者有量和质方面的巨大差异。表现于下列几个方面。
1.中国阶级矛盾激化比西欧早。人类历史证明，当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刚建立的一段时期，生产关系比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阶级矛盾比较缓和，但是，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久，就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西欧封建社会形成后的八、九百年时间里，只有地方性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到十四世纪，才有较大的农民起义发生。
2.中国农民起义发生的频率比西欧高。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共发生多少次农民起义？很难作出精确的统计。毛泽东概括为“总计大小数百次”〔1〕，也有人为，“见于记载的有六百余次”〔2〕，根据翦伯赞《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提供的材料推断，在中国封建社会不同时期的约500年中，发生过千次以上的农民起义〔3〕。西欧各国中世纪1200年，一般只有3至4 次有影响的农民战争。 德国农民战争前的41年中，是农战争频率最高的时期，农民多次利用“鞋会”等秘密结社组织起义，但只有一次真正发动成为起义。〔4 〕假定西欧各国整个中世纪时期农民起义的频率都有德国这一时期那样高，每个国家的农民起义也不超过30次。由此可见，中国农民起义的频率比西欧各国的总和也要高出数倍到数十倍。
3.中国农民起义的规模比西欧大。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参加者数十万到百多万众的大规模农民战争有十余次。在西欧，法国著名的扎克雷起义只有几千人参加，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也只有几万人。其规模唯一可与中国较大规模农民战争相比的只有十六世纪初的德国农民战争，但它比同眩躇规模的秦末农民战争晚了十七个世纪。
4.中国农民战争的组织程度比西欧高。中国自秦末农民战争起，每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有较统一的领导和斗争纲领，在全国范围内坚持数年到十数年，辗转作战数千里；而且，一般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欧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一般都是些地方性农民战争的集合体，每一地区的农民军都各自为战，难于形成统一的指挥和统一的斗争纲领。组织程度最高的德国农民战争，实质上也是一些地方性农民起义同时爆发，起义农民“在每省区都各行其是，向来不肯支援邻区的起义农民”〔5〕。除了形成了《书简》、《十二条款》、《海尔布朗纲领》等斗争纲领外，还有许多地方性条款、纲领。虽然德国农民战争也建立了西欧唯一的农民政权“永久议会”，但却只是一个地方性政权。
5.中国农民战争的成果比西欧大。中国历次大规模农民战争都打击和镇压了大批地主、豪强、贵族、官僚，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制度总代表的皇帝。中国封建王朝多次是被农民战争推翻，或给予沉重打击后而崩溃的，有的农民起义领袖当了皇帝。西欧农民战争一般都打着国王的旗帜，把斗争矛头指向贵族，视国王为自己的保护者。没有一次农民战争推翻了旧王朝，更没有农民领袖当上国王或皇帝的。
中西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差异如此之大，决不是因为中国农民更好战，而是因为中西封建经济结构的不同造成的。这种不同造成中国农民所受的剥削更重。
中国农民受中央政府的沉重剥削，西欧农民基本不受这种剥削。中国皇帝是全国土地最高所有者，农民便成了国家的农奴。因此，农民除负担名目繁多的租税之外，最苦不堪言的是徭役。各种徭役常使“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6 〕大量青壮年农民背井离乡为国家服徭役，造成全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状况同步恶化，皇帝便成了“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的对象。中国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就是直接由服役农民发动的。西欧土地所有权经多层次分封后，国家只剩下对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有权，实际所有权属于封建领主。因此，农民成了领主的农奴，国家无权征调他们服徭役。农奴的生产生活状况不会由于服徭役在全国范围内同步恶化，国王和皇帝们也不会被农民视为共同的敌人。
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剥削比西欧沉重。在通常情况下，中西农民所受地主的剥削大体相当，而中国农民对地主较少人身依附关系，人身比较自由，并可获得小块土地成为自耕农，其地位优于西欧农奴。但是，土地买卖也可使自耕农丧失土地成为佃农，甚至失去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成为流民。流民实际上是佃农的后备军。这种后备军的大量存在，在任何时候都妨碍了农民同地主的经济斗争，是地主不可能把地租定得相当于农民剩余劳动的制约机制，因为地主即使将租佃条件定得非常苛刻，也不愁找不到佃户。这便造成佃农的部分必要劳动也被剥削掉。“田主之收十六七”有之，“坐享七成之利”有之，剥削量有达八成者。因此，“贫民富户，多不相得，富者欺贫，贫者忌富。一遇饥馑，初犹抢米，再之劫富，再之公然哨聚为盗。”〔7〕西欧的土地分封， 最终“它要求把小块土地分给农奴”〔8 〕。农奴和土地都是封建主的财产。若农奴劳累而死或者逃亡，便构成了封建主财产的重大损失。保证农奴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和繁衍后代，是封建主的根本利益所在。故对农奴的剥削必须固定在一定的“惯例”范围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奴生活有保障”〔9〕，不会经常发动起义来反对封建主。
中国农民受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西欧农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未受此种剥削。中国自然经济的基本单位是小农户。一个家庭不能生产全部生活必需品，要出卖部分产品换回不能生产的东西；加之土地买卖，便使农民经常陷入商人高利贷者的毒手。青黄不接之际，高利贷者更是猖狂，他们“春放秋收，子或敌母”〔10〕。有的还乘人之危，“举放利债，藉此准折地亩”〔11〕，兼并农民的土地。西欧自然经济的基本单位是封建庄园。农奴的生活必需品基本可不依赖市场；加之，土地不能买卖，使农奴能在较长时期避开了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生活比较稳定，较少造反。十四世纪以后，庄园瓦解，商人高利贷者参与对农奴的剥削，农民生活急剧恶化，西欧才爆发较多、较大的农民起义。
由此可见，农民战争之所以发生，除了封建的政治压迫而外，主要是由于农民所受剥削过度。这个“度”便是剥削量要限制在农民的剩余劳动范围内。若农民的必要劳动也被剥削了，便使他们无法生存而揭竿起义。中国的封建经济结构，使农民身受封建国家，地主和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沉重剥削。这种剥削常同时将全国农民逼到死亡线上，只得经常地，大范围内地起来造反。西欧农民在很长时期，只受封建主的剥削，较少受到国家和商人高利贷者的直接剥削。且不同封建主的剥削量有轻有重，不可能经常造成全国范围农民状况的同步恶化。故西欧农民起义次数少，规模小。
农民虽然处在封建社会的最底层，社会的全部重负都压在他们身上，“可是要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易，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困难无比。”〔12〕中西封建社会的农民都具有这种狭隘性，但中国农民有西欧农民很难得到的克服这种狭隘性的条件。中国农民受到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府敲骨吸髓的剥削，理所当然地要认皇帝为他们的死敌。比起西欧农民把各自的领主作为敌人的情况，斗争的目标更为统一，易于在大范围内集合阶级队伍。中国农民经常被集中起来为国家服苦役，比西欧农民为各自的领主服役，更容易联络感情，组织队伍。中国土地兼并使大量农民破产成为流民，社会上经常有流民群存在。比起西欧破产农民被城市消化，基本无流民群的情况来，巨大的流民群实际上是一触即发的起义队伍。中国农民要服兵役，是军队的基本成员。比西欧农民被排挤在兵役之外，更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军事才能和组织才能。中国的自然经济单位是小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比西欧农民局限于庄园之内更为广泛，更有利于农民开阔视野，克服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狭隘性。中国土地买卖使破产地主不断降到农民的行列。比西欧贵族世袭的情况，更有可能在农民中拥有文化素养和政治经验的组织者。这些条件造成中国农民战争的水平大大高于西欧。不难看出，中西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诸多差异，根源于两者封建经济结构的差异。
二、中西农民战争比较研究的误区
十六世纪以后，当中国仍然在封建制度下徘徊时，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方面迅速超过了中国，中国则无可挽回地降到了被动、挨打的后进地位。这一残酷的历史现实使人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处在“停滞”、“僵化”、“静止”状态中，究其原因便是农民战争次数太多、规模太大、斗争太激烈。
最先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停滞、静止状态的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他从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角度考察中国，认为“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13〕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共产国际和中国一些人士曾进行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论战中，有人开始把中国社会“停滞”与农民战争挂起勾来。苏联学者最先把中国社会停滞与农民战争挂勾。如坎托罗维亚认为，“具有明显的土匪性和破坏性”的人民起义是使中国社会“处于停滞僵化状态”的根源。〔14〕不久，中国人也开始持类似的观点。王礼锡是最早把“间歇性的农民暴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重要原因的中国学者之一〔15〕。三十年代，有人主张“历史循环论”。其中，莫非斯、陈高镛等人认为是农民暴动的周期性破坏，造成了历史的循环。如莫非斯写道：“循环的原因，完全由于农民暴动。”〔16〕针对这些观点，1939年，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当时论战中提出的一些不科学的观点作了正面回答，否定了把中国社会停滞归罪于农民战争的观点。他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7〕这一结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18〕列宁也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唯一的直接动力。”〔19〕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肯定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一般是指新旧社会更替时期阶级斗争的“助产婆”的作用。恩格斯专门论述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也没有提出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认为，“中世纪所有的大规模的起义都是从乡村中爆发的，但是由于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极端落后性，这些起义也毫无结果。”〔20〕毛泽东肯定农民的阶级斗争是封建社会本身发展的动力，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新旧社会更替助产婆的阶级斗争学说，加入了许多新内容。此后，虽然仍然还有人不时提出农民战争破坏论，但这种观点却越来越少了。因为这种观点本身的致命弱点在于，把本来不存在的事物（中国封建社会停滞、静止、僵化）强加于农民战争身上。中国封建社会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绝对不是停滞、静止、僵化的，而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一种社会形态。举世公认，中国人在封建社会时期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封建文明，它不仅拥有最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而且科学技术成就也超过了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正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很有活力，才在世界上保持了将近两千年的先进地位。农民战争使中国封建社会停滞、静止、僵化之说，是一明显的误区。
到本世纪七、八十年代，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不过，这一回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一符合历史实际的概念，代替了中国封建社会停滞、静止、僵化等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概念，而且建立在广泛地进行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的基础上。把农民战争视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阻力的观点没有实质性变化。有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民战争太多，破坏太甚”〔21〕，“西欧封建经济起点低，农民战争很少，却最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封建经济起点高，农民战争最多，却未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与阶级斗争尖锐，农民战争频繁，有一定的关系”（着重号是原有的）〔22〕。还有人认为，“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严重地打断了封建化过程，葬送了封建化已取得的成果，使社会重新回到封建化的起点上去”，“农民战争非但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进步”，“造成封建社会长期延续”〔23〕。有人还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论”造成超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民战争。它“使整个社会发生剧烈的振荡，那些尚未成熟的因素也受到杀伤，社会进步所必须的积累也中断了。”〔24〕可见关于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阻力的问题，并未解决。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主张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阻力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这些观点是通过中西封建社会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明摆着的事实是中国农民战争次数多、规模大，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长；西欧农民战争次数少、规模小，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短，而且顺利地为资本主义社会所代替。
但是，农民战争的状况和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都是根源于封建经济结构的并列现象。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25〕在任何情况下，农民都是封建经济结构的受害者，他们为求生存起来造反，只是改造封建经济结构的不自觉的行动。这些行动充其量只能调整封建经济结构，使之有利于小规模经营，从而促进封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农民战争在多大程度上能把封建经济结构改造得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或者说创造封建经济结构解体的条件，这又不取决于农民战争，而取决于封建经济结构的状况。既不能要求农民战争促进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也不能要求农民战争促进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去。通过中西比较，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归罪于农民战争太多，破坏太甚，也是一个明显的误区。
三、动力与社会发展的顺差和反差
如果说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那末，应当是动力大者，社会发展快；动力小者，社会发展慢，动力与社会发展呈顺差态势。中国农民战争次数最多、规模最大，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最大，因此，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维持了两千年的世界先进地位。这种先进地位是通过许多次治、乱、兴、衰的更替过程才得以维持的。每当封建制度腐朽，社会生产处于停顿状态，甚至倒退时，是通过农民战争扫除了封建关系的腐朽部分，调整了过分集中的土地占有关系，造就了大量的自耕农，使社会生产出现突飞猛进局面，于是出现“太平盛世”。这方面的意见，史学界已有大量论述，在此从简。西欧封建社会在前800年里， 农民战争很少，很小，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在后400年里， 农民战争的次数和规模明显增大，社会发展的速度也明显加快，甚至后来居上，取代了中国的世界先进地位。当然，中西先后取得的世界先进地位不能说全是农民战争造成的，但至少可以说农民战争与社会发展是顺差而不是反差。不过，中西比较，则是农民战争这种动力大者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长，动力小者延续的时间短。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反差，也是人们误认为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阻力而不是动力的原因。
历史运动和其他形式的运动一样，有动力也有阻力，动力被阻力抵消后，余下的部分才是实际有效的动力。中国封建社会治、乱、兴、衰的发展过程说明，乱与衰完全是由于统治阶级极端腐朽，不顾后果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人民，造成社会生产停顿和倒退。故毛泽东把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视为封建社会发展的阻力〔25〕。只有农民战争才能扫荡腐朽的统治阶级，使封建社会出现治与兴。若农民战争遭到毁灭性镇压，危机不但不能缓和，反而使社会生产遭到更大破坏。中国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和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遭残酷镇压后的情况便是如此。这就说明统治阶级对农民战争的镇压力也是阻力。恩格斯比较1514年瑞士农民战争取得成功和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指出，“瑞士的这些地方性起义之所以会成功，道理很简单，就是瑞士的中央集权情况还远不如德国。农民们在1525年也到处战胜了地方性的统治者，但却被诸侯们有组织的大军击败，而这种大军正是瑞士不存在的。”〔27〕可见，在恩格斯看来，农民战争的成败，取决于封建政权中央集权的程度，亦即这种有组织的镇压力的大小。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这种动力虽比西欧大，但封建政权中央集权的程度比西欧更高。中西相较便是动力大者，阻力也大，动力小者，阻力也小。即使中国农民战争克服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镇压的阻力，推翻了旧的封建王朝，又有更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建立起来。农民战争所取得的成果，还要继续被这种阻力所抵消。在西欧，农民战争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往往都能保存下来，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中国农民战争的动力虽大，但被强大的阻力抵消后，余下的有效动力不会比西欧大，可能要小一些。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不断发展和加强，而农民战争这种动力的发展和加强并不十分明显。清末的太平天国革命与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斗争形式虽有许多不同，但力量方面并无实质性加强。因此，动力被阻力抵消后的有效动力不是增强而是不断削弱。西欧封建社会后期，政权的中央集权程度虽然不断加强，但农民战争也突破了地方性的局限而形成了全国规模。而且，有市民反封建斗争与之呼应，有效动力明显增强，社会发展加快。
结合动力与阻力两个方面来考察中西封建社会的发展轨迹，动力与社会发展出现的某种反差现象，是不难理解的。同时，还应当考察这种动力的不同作用方向。历史运动也和其他形式的运动一样，动力作用方向的差异，社会发展的方向也会出现差异。农民为求生存所进行的反封建斗争，目的在于争取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封建制度哪些方面妨碍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民阶级斗争矛头就会指向这些方面。农民战争的矛头所向，就是这种动力的作用方向。中西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差异，决定着农民战争动力的作用方向也有所不同。中国皇帝以全国土地最高所有者、全体农民的农奴主的地位，成了农民的最大剥削者和压迫者。农民为使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从秦末农民战争“伐无道、诛暴秦”开始，每次农民战争都把斗争矛头直指残暴的皇帝，希望打倒坏皇帝，迎立或者自己当好皇帝，以达到“不当差，不纳粮”的目的。农民战争虽能使一些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予戮”，但却不能推翻压在自己身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不可避免地被利用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虽可能得到暂时的改善，但却不能摆脱对国家的人身依附、求得解放而成为自由的小商品生产者。农民战争动力的这一作用方向，只能促进自然经济的发展。农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比较现实的途径是获得小块土地，当自耕农。佃农可以努力经营，得到积蓄，购买小块土地，成为自耕农；也可“舍本逐末，”赚些钱，再“弃末归农”，成为自耕农。但在每个封建王朝的后期，土地兼并特别激烈，农民生存尚且成了严重的问题，当自耕农之路自然完全被封死。通过农民起义的打击，使大批地主、官僚、贵族“不死沟壑，则奔窜散处”，甚至“合门遇害，资产无遗”。这便造成自耕农大量产生的条件。农民战争动力的这一作用方向，也只能推动自然经济的发展，农民并未摆脱国家农奴的地位，也未成为自由的小商品生产者。
西欧领主不仅掌握土地所有权，而且掌握农奴人身的支配权，农奴被分予一小块世袭使用的土地。故农民为争取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斗争的目的与中国不同，不仅主要不是推翻中央政府，也主要不是争取土地所有权的斗争，而是争取摆脱农奴地位，求得人身解放。农奴可以通过以下各种道路而获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里去做手工业者；或者是交钱给地主代替劳役和产品，从而成为自由的佃农；或者是把他们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有产者。”〔28〕三条道路不同，目的却只有一个，即摆脱领主的人身控制而获得自由。农民战争动力的这一作用方向，客观上起着瓦解封建庄园制度和农奴制度、破坏自然经济的作用。使农奴成为自由的小商品生产者而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地盘、准备条件。
中国农民战争动力的作用方向是推动自然经济的发展；在西欧则是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不同虽然是中西封建结构不同造成的，但却使两者动力与社会发展出现了反差。虽然，“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29〕，中国自然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为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开路。但是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阶级斗争如果“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30〕，就不能起更大的革命作用。封建社会根本不存在这些新因素来领导农民的阶级斗争，只有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和市民阶级可能成为农民战争的诱导力量。中西农民战争所起作用的差异，还由于两者农民战争的诱导力量的差异。
中国商品经济对封建制度的依赖性，使市民在政治上很难表现出独立性。在封建社会很长时期，很少见独立的市民运动。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后，出现微弱的市民反封建斗争，也很难说是市民阶级独立的自觉运动。可见中国市民，始终未形成一个有所作为的阶级。农民的反封建斗争，没有封建社会革命因素市民阶级的诱导，便受保守因素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左右。从秦末农民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每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有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进来，并且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却不能促使农民战争起到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革命作用。西欧市民由于共同利益而逐渐“产生出市民阶级”〔31〕，因此，这个阶级能以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诱导农民战争。1358年2月，法国巴黎市民起义，到5月便诱发扎克雷起义。市民也曾派300人的队伍支援起义农民。1381年的英国瓦特泰勒起义，也曾受到过市民阶级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宣传的影响。起义农民进军伦敦时，市民打开城门欢迎起义农民。 1524 ——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是市民阶级的改革家“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大火。”〔32〕在这次农民战争中，许多市民参加了起义，其代表人物文德尔·希普勒还主持起草了著名的《海尔布朗纲领》，力图使农民起义从属于市民阶级的利益。虽然，西欧多次农民起义也有封建贵族参加，但贵族对农民战争的影响比起市民来，要小得多。
中国农民战争的主要诱导力量是本性保守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力量，只能把农民战争引导到改朝换代，加强封建专制制度的方向，充其量只能造成自然经济的发展。封建专制的加强，又使商品经济无力摆脱对自然经济的依赖地位，造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要素难以从封建经济结构中解放出来。在西欧，农民战争的主要诱导力量是商品经济的代表者市民，而且市民反封建斗争与农民战争形成合力，不仅增强了打击封建制度的力度，而且促进了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而把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要素解放出来。
马克思指出：“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33〕。封建社会的阶级对抗根源于大土地占有制与生产过程小规模经营的这种经济结构，而且是受这种经济结构的制约。农民战争能把恶性膨胀的大土地占有制调整到较有利于农民小规模经营的轨道上来，造成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和生产力发展的有利条件。因此，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中西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差异和封建社会延续时间的差异，都根源于封建经济结构的差异，又受封建经济结构差异的制约，故不能把两个同根同源的问题视为因果关系的问题。不可否认，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多，必然要冲破封建经济结构的障碍，为自身的继续发展开辟道路。但是，由于中西封建经济结构决定着中国农民战争的动力大多被阻力抵消，有效动力甚至比西欧小，而且不同的封建经济结构又决定着农民战争动力的作用方向和诱导力量在中国是促进自然经济的发展，西欧则是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促使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处于难产状态，西欧却成了资本主义的故乡。
收稿日期：1995—10—05
注释：
〔1〕、〔17〕、〔26〕、〔30〕、《毛泽东选集》第2卷， 第588、588、587——588、588页。
〔2〕《历史、制度、文化》第104页。
〔3〕参见翦伯赞：《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4〕、〔5〕、〔12〕、〔27〕、〔32〕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110页、31、61、60、39——40页。
〔6〕《全唐文》：《刘允章直谏书》。
〔7〕《清朝经世文编·救荒策》。
〔8〕〔20〕、〔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58、59——60页。
〔9〕、〔28〕、〔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3、 218 、119页。
〔10〕《松窗梦语》卷4。
〔11〕《乾隆实录》卷1255页。
〔13〕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85页。
〔14〕《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册，第29——30页。
〔15〕《中国社会史论战》第1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 第9、15页。
〔16〕《食货》1939年11月第2卷，第11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
〔19〕《列宁全集》第11卷第57页。
〔21〕董楚平：《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1979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
〔22〕《浙江学刊》1980年第1期。
〔23〕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24〕金观涛：《兴盛与危机》，第19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9期
【原文出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沙)1996年03期第53-59页
【作者简介】熊家利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职称：副教授
关键词：农民战争比较研究的误区 动力与阻力
一、农民战争的差异及其根源
封建社会是地主占有大片土地剥削独立经营的小农的社会形态。地主要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必须占有大片土地；农民要能有效地进行独立经营，也必须占有小块土地。地主占有的大片土地越多，农民能占有的小块土地也就越少，这不仅阻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把农民推向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地主与农民为争夺土地经常处于对抗状态，对抗的最高形式便是农民战争。中西封建社会都曾多次爆发农民战争，但两者有量和质方面的巨大差异。表现于下列几个方面。
1.中国阶级矛盾激化比西欧早。人类历史证明，当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刚建立的一段时期，生产关系比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阶级矛盾比较缓和，但是，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久，就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西欧封建社会形成后的八、九百年时间里，只有地方性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到十四世纪，才有较大的农民起义发生。
2.中国农民起义发生的频率比西欧高。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共发生多少次农民起义？很难作出精确的统计。毛泽东概括为“总计大小数百次”〔1〕，也有人为，“见于记载的有六百余次”〔2〕，根据翦伯赞《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提供的材料推断，在中国封建社会不同时期的约500年中，发生过千次以上的农民起义〔3〕。西欧各国中世纪1200年，一般只有3至4 次有影响的农民战争。 德国农民战争前的41年中，是农战争频率最高的时期，农民多次利用“鞋会”等秘密结社组织起义，但只有一次真正发动成为起义。〔4 〕假定西欧各国整个中世纪时期农民起义的频率都有德国这一时期那样高，每个国家的农民起义也不超过30次。由此可见，中国农民起义的频率比西欧各国的总和也要高出数倍到数十倍。
3.中国农民起义的规模比西欧大。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参加者数十万到百多万众的大规模农民战争有十余次。在西欧，法国著名的扎克雷起义只有几千人参加，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也只有几万人。其规模唯一可与中国较大规模农民战争相比的只有十六世纪初的德国农民战争，但它比同眩躇规模的秦末农民战争晚了十七个世纪。
4.中国农民战争的组织程度比西欧高。中国自秦末农民战争起，每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有较统一的领导和斗争纲领，在全国范围内坚持数年到十数年，辗转作战数千里；而且，一般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欧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一般都是些地方性农民战争的集合体，每一地区的农民军都各自为战，难于形成统一的指挥和统一的斗争纲领。组织程度最高的德国农民战争，实质上也是一些地方性农民起义同时爆发，起义农民“在每省区都各行其是，向来不肯支援邻区的起义农民”〔5〕。除了形成了《书简》、《十二条款》、《海尔布朗纲领》等斗争纲领外，还有许多地方性条款、纲领。虽然德国农民战争也建立了西欧唯一的农民政权“永久议会”，但却只是一个地方性政权。
5.中国农民战争的成果比西欧大。中国历次大规模农民战争都打击和镇压了大批地主、豪强、贵族、官僚，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制度总代表的皇帝。中国封建王朝多次是被农民战争推翻，或给予沉重打击后而崩溃的，有的农民起义领袖当了皇帝。西欧农民战争一般都打着国王的旗帜，把斗争矛头指向贵族，视国王为自己的保护者。没有一次农民战争推翻了旧王朝，更没有农民领袖当上国王或皇帝的。
中西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差异如此之大，决不是因为中国农民更好战，而是因为中西封建经济结构的不同造成的。这种不同造成中国农民所受的剥削更重。
中国农民受中央政府的沉重剥削，西欧农民基本不受这种剥削。中国皇帝是全国土地最高所有者，农民便成了国家的农奴。因此，农民除负担名目繁多的租税之外，最苦不堪言的是徭役。各种徭役常使“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6 〕大量青壮年农民背井离乡为国家服徭役，造成全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状况同步恶化，皇帝便成了“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的对象。中国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就是直接由服役农民发动的。西欧土地所有权经多层次分封后，国家只剩下对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有权，实际所有权属于封建领主。因此，农民成了领主的农奴，国家无权征调他们服徭役。农奴的生产生活状况不会由于服徭役在全国范围内同步恶化，国王和皇帝们也不会被农民视为共同的敌人。
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剥削比西欧沉重。在通常情况下，中西农民所受地主的剥削大体相当，而中国农民对地主较少人身依附关系，人身比较自由，并可获得小块土地成为自耕农，其地位优于西欧农奴。但是，土地买卖也可使自耕农丧失土地成为佃农，甚至失去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成为流民。流民实际上是佃农的后备军。这种后备军的大量存在，在任何时候都妨碍了农民同地主的经济斗争，是地主不可能把地租定得相当于农民剩余劳动的制约机制，因为地主即使将租佃条件定得非常苛刻，也不愁找不到佃户。这便造成佃农的部分必要劳动也被剥削掉。“田主之收十六七”有之，“坐享七成之利”有之，剥削量有达八成者。因此，“贫民富户，多不相得，富者欺贫，贫者忌富。一遇饥馑，初犹抢米，再之劫富，再之公然哨聚为盗。”〔7〕西欧的土地分封， 最终“它要求把小块土地分给农奴”〔8 〕。农奴和土地都是封建主的财产。若农奴劳累而死或者逃亡，便构成了封建主财产的重大损失。保证农奴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和繁衍后代，是封建主的根本利益所在。故对农奴的剥削必须固定在一定的“惯例”范围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奴生活有保障”〔9〕，不会经常发动起义来反对封建主。
中国农民受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西欧农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未受此种剥削。中国自然经济的基本单位是小农户。一个家庭不能生产全部生活必需品，要出卖部分产品换回不能生产的东西；加之土地买卖，便使农民经常陷入商人高利贷者的毒手。青黄不接之际，高利贷者更是猖狂，他们“春放秋收，子或敌母”〔10〕。有的还乘人之危，“举放利债，藉此准折地亩”〔11〕，兼并农民的土地。西欧自然经济的基本单位是封建庄园。农奴的生活必需品基本可不依赖市场；加之，土地不能买卖，使农奴能在较长时期避开了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生活比较稳定，较少造反。十四世纪以后，庄园瓦解，商人高利贷者参与对农奴的剥削，农民生活急剧恶化，西欧才爆发较多、较大的农民起义。
由此可见，农民战争之所以发生，除了封建的政治压迫而外，主要是由于农民所受剥削过度。这个“度”便是剥削量要限制在农民的剩余劳动范围内。若农民的必要劳动也被剥削了，便使他们无法生存而揭竿起义。中国的封建经济结构，使农民身受封建国家，地主和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沉重剥削。这种剥削常同时将全国农民逼到死亡线上，只得经常地，大范围内地起来造反。西欧农民在很长时期，只受封建主的剥削，较少受到国家和商人高利贷者的直接剥削。且不同封建主的剥削量有轻有重，不可能经常造成全国范围农民状况的同步恶化。故西欧农民起义次数少，规模小。
农民虽然处在封建社会的最底层，社会的全部重负都压在他们身上，“可是要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易，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困难无比。”〔12〕中西封建社会的农民都具有这种狭隘性，但中国农民有西欧农民很难得到的克服这种狭隘性的条件。中国农民受到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府敲骨吸髓的剥削，理所当然地要认皇帝为他们的死敌。比起西欧农民把各自的领主作为敌人的情况，斗争的目标更为统一，易于在大范围内集合阶级队伍。中国农民经常被集中起来为国家服苦役，比西欧农民为各自的领主服役，更容易联络感情，组织队伍。中国土地兼并使大量农民破产成为流民，社会上经常有流民群存在。比起西欧破产农民被城市消化，基本无流民群的情况来，巨大的流民群实际上是一触即发的起义队伍。中国农民要服兵役，是军队的基本成员。比西欧农民被排挤在兵役之外，更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军事才能和组织才能。中国的自然经济单位是小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比西欧农民局限于庄园之内更为广泛，更有利于农民开阔视野，克服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狭隘性。中国土地买卖使破产地主不断降到农民的行列。比西欧贵族世袭的情况，更有可能在农民中拥有文化素养和政治经验的组织者。这些条件造成中国农民战争的水平大大高于西欧。不难看出，中西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诸多差异，根源于两者封建经济结构的差异。
二、中西农民战争比较研究的误区
十六世纪以后，当中国仍然在封建制度下徘徊时，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方面迅速超过了中国，中国则无可挽回地降到了被动、挨打的后进地位。这一残酷的历史现实使人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处在“停滞”、“僵化”、“静止”状态中，究其原因便是农民战争次数太多、规模太大、斗争太激烈。
最先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停滞、静止状态的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他从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角度考察中国，认为“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13〕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共产国际和中国一些人士曾进行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论战中，有人开始把中国社会“停滞”与农民战争挂起勾来。苏联学者最先把中国社会停滞与农民战争挂勾。如坎托罗维亚认为，“具有明显的土匪性和破坏性”的人民起义是使中国社会“处于停滞僵化状态”的根源。〔14〕不久，中国人也开始持类似的观点。王礼锡是最早把“间歇性的农民暴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重要原因的中国学者之一〔15〕。三十年代，有人主张“历史循环论”。其中，莫非斯、陈高镛等人认为是农民暴动的周期性破坏，造成了历史的循环。如莫非斯写道：“循环的原因，完全由于农民暴动。”〔16〕针对这些观点，1939年，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当时论战中提出的一些不科学的观点作了正面回答，否定了把中国社会停滞归罪于农民战争的观点。他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7〕这一结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18〕列宁也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唯一的直接动力。”〔19〕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肯定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一般是指新旧社会更替时期阶级斗争的“助产婆”的作用。恩格斯专门论述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也没有提出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认为，“中世纪所有的大规模的起义都是从乡村中爆发的，但是由于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极端落后性，这些起义也毫无结果。”〔20〕毛泽东肯定农民的阶级斗争是封建社会本身发展的动力，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新旧社会更替助产婆的阶级斗争学说，加入了许多新内容。此后，虽然仍然还有人不时提出农民战争破坏论，但这种观点却越来越少了。因为这种观点本身的致命弱点在于，把本来不存在的事物（中国封建社会停滞、静止、僵化）强加于农民战争身上。中国封建社会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绝对不是停滞、静止、僵化的，而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一种社会形态。举世公认，中国人在封建社会时期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封建文明，它不仅拥有最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而且科学技术成就也超过了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正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很有活力，才在世界上保持了将近两千年的先进地位。农民战争使中国封建社会停滞、静止、僵化之说，是一明显的误区。
到本世纪七、八十年代，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不过，这一回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一符合历史实际的概念，代替了中国封建社会停滞、静止、僵化等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概念，而且建立在广泛地进行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的基础上。把农民战争视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阻力的观点没有实质性变化。有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民战争太多，破坏太甚”〔21〕，“西欧封建经济起点低，农民战争很少，却最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封建经济起点高，农民战争最多，却未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与阶级斗争尖锐，农民战争频繁，有一定的关系”（着重号是原有的）〔22〕。还有人认为，“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严重地打断了封建化过程，葬送了封建化已取得的成果，使社会重新回到封建化的起点上去”，“农民战争非但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进步”，“造成封建社会长期延续”〔23〕。有人还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论”造成超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民战争。它“使整个社会发生剧烈的振荡，那些尚未成熟的因素也受到杀伤，社会进步所必须的积累也中断了。”〔24〕可见关于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阻力的问题，并未解决。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主张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阻力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这些观点是通过中西封建社会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明摆着的事实是中国农民战争次数多、规模大，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长；西欧农民战争次数少、规模小，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短，而且顺利地为资本主义社会所代替。
但是，农民战争的状况和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都是根源于封建经济结构的并列现象。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25〕在任何情况下，农民都是封建经济结构的受害者，他们为求生存起来造反，只是改造封建经济结构的不自觉的行动。这些行动充其量只能调整封建经济结构，使之有利于小规模经营，从而促进封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农民战争在多大程度上能把封建经济结构改造得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或者说创造封建经济结构解体的条件，这又不取决于农民战争，而取决于封建经济结构的状况。既不能要求农民战争促进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也不能要求农民战争促进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去。通过中西比较，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归罪于农民战争太多，破坏太甚，也是一个明显的误区。
三、动力与社会发展的顺差和反差
如果说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那末，应当是动力大者，社会发展快；动力小者，社会发展慢，动力与社会发展呈顺差态势。中国农民战争次数最多、规模最大，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最大，因此，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维持了两千年的世界先进地位。这种先进地位是通过许多次治、乱、兴、衰的更替过程才得以维持的。每当封建制度腐朽，社会生产处于停顿状态，甚至倒退时，是通过农民战争扫除了封建关系的腐朽部分，调整了过分集中的土地占有关系，造就了大量的自耕农，使社会生产出现突飞猛进局面，于是出现“太平盛世”。这方面的意见，史学界已有大量论述，在此从简。西欧封建社会在前800年里， 农民战争很少，很小，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在后400年里， 农民战争的次数和规模明显增大，社会发展的速度也明显加快，甚至后来居上，取代了中国的世界先进地位。当然，中西先后取得的世界先进地位不能说全是农民战争造成的，但至少可以说农民战争与社会发展是顺差而不是反差。不过，中西比较，则是农民战争这种动力大者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长，动力小者延续的时间短。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反差，也是人们误认为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阻力而不是动力的原因。
历史运动和其他形式的运动一样，有动力也有阻力，动力被阻力抵消后，余下的部分才是实际有效的动力。中国封建社会治、乱、兴、衰的发展过程说明，乱与衰完全是由于统治阶级极端腐朽，不顾后果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人民，造成社会生产停顿和倒退。故毛泽东把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视为封建社会发展的阻力〔25〕。只有农民战争才能扫荡腐朽的统治阶级，使封建社会出现治与兴。若农民战争遭到毁灭性镇压，危机不但不能缓和，反而使社会生产遭到更大破坏。中国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和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遭残酷镇压后的情况便是如此。这就说明统治阶级对农民战争的镇压力也是阻力。恩格斯比较1514年瑞士农民战争取得成功和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指出，“瑞士的这些地方性起义之所以会成功，道理很简单，就是瑞士的中央集权情况还远不如德国。农民们在1525年也到处战胜了地方性的统治者，但却被诸侯们有组织的大军击败，而这种大军正是瑞士不存在的。”〔27〕可见，在恩格斯看来，农民战争的成败，取决于封建政权中央集权的程度，亦即这种有组织的镇压力的大小。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这种动力虽比西欧大，但封建政权中央集权的程度比西欧更高。中西相较便是动力大者，阻力也大，动力小者，阻力也小。即使中国农民战争克服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镇压的阻力，推翻了旧的封建王朝，又有更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建立起来。农民战争所取得的成果，还要继续被这种阻力所抵消。在西欧，农民战争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往往都能保存下来，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中国农民战争的动力虽大，但被强大的阻力抵消后，余下的有效动力不会比西欧大，可能要小一些。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不断发展和加强，而农民战争这种动力的发展和加强并不十分明显。清末的太平天国革命与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斗争形式虽有许多不同，但力量方面并无实质性加强。因此，动力被阻力抵消后的有效动力不是增强而是不断削弱。西欧封建社会后期，政权的中央集权程度虽然不断加强，但农民战争也突破了地方性的局限而形成了全国规模。而且，有市民反封建斗争与之呼应，有效动力明显增强，社会发展加快。
结合动力与阻力两个方面来考察中西封建社会的发展轨迹，动力与社会发展出现的某种反差现象，是不难理解的。同时，还应当考察这种动力的不同作用方向。历史运动也和其他形式的运动一样，动力作用方向的差异，社会发展的方向也会出现差异。农民为求生存所进行的反封建斗争，目的在于争取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封建制度哪些方面妨碍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民阶级斗争矛头就会指向这些方面。农民战争的矛头所向，就是这种动力的作用方向。中西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差异，决定着农民战争动力的作用方向也有所不同。中国皇帝以全国土地最高所有者、全体农民的农奴主的地位，成了农民的最大剥削者和压迫者。农民为使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从秦末农民战争“伐无道、诛暴秦”开始，每次农民战争都把斗争矛头直指残暴的皇帝，希望打倒坏皇帝，迎立或者自己当好皇帝，以达到“不当差，不纳粮”的目的。农民战争虽能使一些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予戮”，但却不能推翻压在自己身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不可避免地被利用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虽可能得到暂时的改善，但却不能摆脱对国家的人身依附、求得解放而成为自由的小商品生产者。农民战争动力的这一作用方向，只能促进自然经济的发展。农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比较现实的途径是获得小块土地，当自耕农。佃农可以努力经营，得到积蓄，购买小块土地，成为自耕农；也可“舍本逐末，”赚些钱，再“弃末归农”，成为自耕农。但在每个封建王朝的后期，土地兼并特别激烈，农民生存尚且成了严重的问题，当自耕农之路自然完全被封死。通过农民起义的打击，使大批地主、官僚、贵族“不死沟壑，则奔窜散处”，甚至“合门遇害，资产无遗”。这便造成自耕农大量产生的条件。农民战争动力的这一作用方向，也只能推动自然经济的发展，农民并未摆脱国家农奴的地位，也未成为自由的小商品生产者。
西欧领主不仅掌握土地所有权，而且掌握农奴人身的支配权，农奴被分予一小块世袭使用的土地。故农民为争取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斗争的目的与中国不同，不仅主要不是推翻中央政府，也主要不是争取土地所有权的斗争，而是争取摆脱农奴地位，求得人身解放。农奴可以通过以下各种道路而获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里去做手工业者；或者是交钱给地主代替劳役和产品，从而成为自由的佃农；或者是把他们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有产者。”〔28〕三条道路不同，目的却只有一个，即摆脱领主的人身控制而获得自由。农民战争动力的这一作用方向，客观上起着瓦解封建庄园制度和农奴制度、破坏自然经济的作用。使农奴成为自由的小商品生产者而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地盘、准备条件。
中国农民战争动力的作用方向是推动自然经济的发展；在西欧则是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不同虽然是中西封建结构不同造成的，但却使两者动力与社会发展出现了反差。虽然，“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29〕，中国自然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为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开路。但是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阶级斗争如果“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30〕，就不能起更大的革命作用。封建社会根本不存在这些新因素来领导农民的阶级斗争，只有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和市民阶级可能成为农民战争的诱导力量。中西农民战争所起作用的差异，还由于两者农民战争的诱导力量的差异。
中国商品经济对封建制度的依赖性，使市民在政治上很难表现出独立性。在封建社会很长时期，很少见独立的市民运动。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后，出现微弱的市民反封建斗争，也很难说是市民阶级独立的自觉运动。可见中国市民，始终未形成一个有所作为的阶级。农民的反封建斗争，没有封建社会革命因素市民阶级的诱导，便受保守因素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左右。从秦末农民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每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有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进来，并且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却不能促使农民战争起到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革命作用。西欧市民由于共同利益而逐渐“产生出市民阶级”〔31〕，因此，这个阶级能以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诱导农民战争。1358年2月，法国巴黎市民起义，到5月便诱发扎克雷起义。市民也曾派300人的队伍支援起义农民。1381年的英国瓦特泰勒起义，也曾受到过市民阶级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宣传的影响。起义农民进军伦敦时，市民打开城门欢迎起义农民。 1524 ——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是市民阶级的改革家“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大火。”〔32〕在这次农民战争中，许多市民参加了起义，其代表人物文德尔·希普勒还主持起草了著名的《海尔布朗纲领》，力图使农民起义从属于市民阶级的利益。虽然，西欧多次农民起义也有封建贵族参加，但贵族对农民战争的影响比起市民来，要小得多。
中国农民战争的主要诱导力量是本性保守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力量，只能把农民战争引导到改朝换代，加强封建专制制度的方向，充其量只能造成自然经济的发展。封建专制的加强，又使商品经济无力摆脱对自然经济的依赖地位，造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要素难以从封建经济结构中解放出来。在西欧，农民战争的主要诱导力量是商品经济的代表者市民，而且市民反封建斗争与农民战争形成合力，不仅增强了打击封建制度的力度，而且促进了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而把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要素解放出来。
马克思指出：“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33〕。封建社会的阶级对抗根源于大土地占有制与生产过程小规模经营的这种经济结构，而且是受这种经济结构的制约。农民战争能把恶性膨胀的大土地占有制调整到较有利于农民小规模经营的轨道上来，造成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和生产力发展的有利条件。因此，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中西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差异和封建社会延续时间的差异，都根源于封建经济结构的差异，又受封建经济结构差异的制约，故不能把两个同根同源的问题视为因果关系的问题。不可否认，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多，必然要冲破封建经济结构的障碍，为自身的继续发展开辟道路。但是，由于中西封建经济结构决定着中国农民战争的动力大多被阻力抵消，有效动力甚至比西欧小，而且不同的封建经济结构又决定着农民战争动力的作用方向和诱导力量在中国是促进自然经济的发展，西欧则是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促使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处于难产状态，西欧却成了资本主义的故乡。
收稿日期：1995—10—05
注释：
〔1〕、〔17〕、〔26〕、〔30〕、《毛泽东选集》第2卷， 第588、588、587——588、588页。
〔2〕《历史、制度、文化》第104页。
〔3〕参见翦伯赞：《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4〕、〔5〕、〔12〕、〔27〕、〔32〕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110页、31、61、60、39——40页。
〔6〕《全唐文》：《刘允章直谏书》。
〔7〕《清朝经世文编·救荒策》。
〔8〕〔20〕、〔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58、59——60页。
〔9〕、〔28〕、〔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3、 218 、119页。
〔10〕《松窗梦语》卷4。
〔11〕《乾隆实录》卷1255页。
〔13〕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85页。
〔14〕《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册，第29——30页。
〔15〕《中国社会史论战》第1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 第9、15页。
〔16〕《食货》1939年11月第2卷，第11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
〔19〕《列宁全集》第11卷第57页。
〔21〕董楚平：《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1979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
〔22〕《浙江学刊》1980年第1期。
〔23〕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24〕金观涛：《兴盛与危机》，第19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