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俄国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
曹维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9期
【原文出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安)1996年02期第128-132页
【作者简介】曹维安，1949年生。历史学硕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发表《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重分问题》等论文数篇。
摘要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是19世纪40至50年代俄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流派。他们提出了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相互论战。斯拉夫派相信俄国的独特命运，把彼得一世以前的“神圣”罗斯理想化；西方派则坚信俄国要走西欧已经走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赫尔岑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和俄国民粹派运动，是两派论战的社会结果。
关键词 俄国 斯拉夫派 西方派 赫尔岑 农民社会主义
俄国地处东西方之交，故俄国社会发展的摇摆性或曰探索性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曾一再被重新提出。19世纪40至50年代出现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激烈的思想斗争，正是当时农奴制俄国社会危机严重的反映。随着俄国1861年改革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社会思想流派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让位于俄国民粹派。但是，他们所提出的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却并没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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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党人被镇压以后， 俄国开始了尼古拉一世长达30年的反动专制统治。在尼古拉一世看来，革命思想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报刊和学校，要防止革命，就必须加强对书报的检查和对学校的控制。1826年6月，他颁布了新的出版检查条例， 严禁议论政府的活动和发表动摇东正教信仰的言论。1835年，政府废除了亚历山大一世1804年开始实行的大学自治制度。任何题目的公开讲演，都要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获允许，未经书刊检查当局许可什么都不得刊印，这迫使知识分子使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也迫使读者学会理解含糊的语句，从字里行间来阅读。人们甚至不能提到农奴制度这个名词，而要用“义务地租”来代替。
1836年，彼·恰达耶夫在《望远镜》杂志上发表了《哲学通信》。编者按说，这封信译自法文，作者署名HekponoЛИc，意思是“墓地、死城”。显然，这指的是农奴制下的俄国。“其他民族的历史是他们的解放记录，俄国的历史却是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发展史”。〔1 〕出路何在？作者认为：“俄国没有未来，正如它没有过去一样”。十二月党人事件，在作者看来也是巨大的不幸，它把俄国拖后了半个世纪。而俄国一切不幸的原因，在于东正教的兴盛，在于同西欧的隔绝，结果造成“野蛮，然后是迷信，接着是征服者残酷的、奴役性的统治”。〔2 〕为了这封信，尼古拉一世宣布恰达耶夫是一个疯子。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在新一代贵族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了争论和思考。赫尔岑后来写道：“恰达耶夫的结论，完全经不起批评，这点对这封通信本身并不重要。这封通信之所以有意义，在于它抒发的愤懑情感撼人肺腑，使人的心灵长久受到深沉的影响。人们责备作者严酷，然而严酷正是他最大的功绩。”〔3〕以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为契机，19世纪30至40 年代之交，在莫斯科形成了两种社会思潮——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农奴制危机越加深，俄国进一步发展的道路问题就越是要被不断提出，俄国要走向何方？它的主导力量是谁？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产生了分歧。
在莫斯科知识界的沙龙里，在一些贵族青年家里，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作家定期聚会。常去的还有赫尔岑和别林斯基，他们把自己归入到西方派中。一些新的、没有经过检查的作品在沙龙进行阅读，并在社会政治、哲学、历史、宗教各方面的问题上引起激烈的争论。这些思想论争被赫尔岑戏称为“昔日的杜马”。恰达耶夫成了两派寻求根据的一个共同来源。赫尔岑将恰达耶夫列入西方派，而斯拉夫派却认为他是自己的志同道合者。对于恰达耶夫和斯拉夫派来说，重要的是他们都承认宗教信仰和教会在各国人民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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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霍米亚科夫， 阿克萨科夫兄弟，基列耶夫斯基兄弟，尤·萨玛林等人，但他们的观点并不统一。伊凡·基列耶夫斯基就公开承认：“我们自称斯拉夫主义者，而每个人对这个词却有各种不同意义的理解。有的人认为斯拉夫主义只表现为语言和统一的民族，第二种人是将这个词理解为西欧派的对立物，第三种人却认为是对民族性的追求，第四种人则当作是对东正教的追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是天经地义的，并排斥一切来自其他原则的东西”。〔4 〕别林斯基说：“他们迄今没有一个人愿意费点心神将斯拉夫派的主要原则陈述出来，让人看到这一学说同许多已知的观点是怎样地截然不同”。〔5〕
斯拉夫派的哲学观点具有宗教哲学意味，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尤其是受弗·塞林格的启示哲学的影响很大。这种哲学认为，每一个历史民族都是世界精神的反映，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这个民族应当发扬这种独特性，从而履行自己的世界使命。由此出发，斯拉夫派得出结论：俄国和西方，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它们的历史起源不同，它们的发展规律也是完全不同的。按照斯拉夫派的意见，有两个基本因素决定了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和俄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就是东正教和村社的永恒存在。东正教不同于天主教，它从来也不会对世俗政权自以为是，而全然局限于信仰和精神的范围。因此俄国和俄罗斯民族的发展沿着“内向”的道路，即沿着道德完善和精神发展的道路前进；而西欧则沿着“外向”的道路，即沿着表面合理的道路发展。村社是斯拉夫派的又一立身之地。他们认为村社是俄国历史上唯一得到保全的机构，抛开它就会一无所有，整个公民世界正是由于村社才得以发展。由于村社及其定期重分土地才保存了独特的道德气候，这种道德气候充分表现在“米尔表决”和“米尔大会”上。斯拉夫派得出一个结论：俄罗斯的土地自古至今都是最家庭化的，同时又是最社会化的，这就与西欧的土地制度大不相同。这样，东正教和村社决定了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斯拉夫派认为最初的俄罗斯国家具有自由特征，它不同于西方，不是与人民对立，而是人民的保卫者。在俄国没有形成西欧意义上的阶级，所以在俄国历史上既没有斗争，也不存在内部动荡和革命，革命是其他民族的“精神”。俄罗斯民族是“非国家性的”民族，它从来也不想要得到政治权力和国家政权，而只是生活在自己的米尔世界中，同时发展那些本身所固有的道德品质。至于国家政权本身，也只履行它仅有的职能，而不干预土地事务和米尔事务。它在必要时召集全俄缙绅会议，就一些全国性的土地问题征求“土地”方面的意见。这两种力量并行发展，互不干预，在政权和“土地”之间存在着和谐的宗法制的关系。一切灾难，按斯拉夫派的意见，是从彼得一世开始的。彼得一世歪曲了俄国的历史，给国家移植外来的、欧洲的制度，他强力把俄罗斯民族从古老的历史基础上拖开。据此，斯拉夫派的共同结论是，必须校正那些由彼得一世开始的对人民生活基础的歪曲，按俄罗斯自己的、独特的道路前进，同时发展俄罗斯人民所固有的、最初的那些道德品质。斯拉夫派也看到了尼古拉一世时代俄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缺陷，并对官僚的专横、法庭的不公正审判、普遍的行贿受贿行为以及粗暴的书报检查制度进行尖锐批评。他们还批判农奴制度，认为农奴制是彼得一世时代的产物，是可能爆发革命震荡的根源。克·阿克萨科夫写道：“哪里有农奴制，哪里就有造反和灾难，要免除造反，就只有自由”。〔6〕为此， 斯拉夫派中的一些人也曾遭沙皇政府的迫害和逮捕。但他们的政治主张仍是保守的，主张维护沙皇制度，认为“政权归沙皇，人民则有提意见的权利”〔7〕， 为此必须重新召开缙绅会议。从社会各阶层选举代表组成的缙绅会议，能够把“土地”方面的意见转达给行政当局，而当局有义务倾听这些意见。斯拉夫派认为必须废除农奴制，农民应该获得土地和解放，但同时保留村社和地主领地，这种农村宗法制关系是避免俄国农民无产阶级化的保证。要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可以而且必须走非革命的道路，通过自上而下的、全面的政府改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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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斯拉夫派相对立的是西方派。 西方派同样是自由主义流派，不过他们表达了俄国将来发展的资产阶级观念。西方派的代表人物有季·格拉诺夫斯基、斯·索洛维约夫、康·卡维林、弗·契切林、弗·鲍特金、弗·科尔什、彼·安年科夫、伊·巴纳耶夫等人。西方派拒绝承认俄国文明和命运的独特性，认为俄国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但又是一个停滞的部分，所以俄国应当借鉴西欧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迎头赶上。西方派坚信，俄国在将来也要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西方派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否定了反动的“官方民族性”理论的合理性，尤其是否定了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合理性。卡维林、契切林和索洛维约夫都强调国家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把国家看成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进步的最高成就。对于斯拉夫派推崇的俄国村社，契切林认为，俄国中世纪的村社本没有土地公有制，也没有土地重分和迁徒权的限制。而19世纪的土地重分型村社是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并强迫他们纳税服役的村社，它是由国家在16世纪末重新建立起来的。同时，西方派高度评价彼得一世的作用，认为是他把东方的俄国推上了向欧洲发展的道路。西方派对斯拉夫派的保守理论进行了尖锐批判。在西方派看来，斯拉夫派的理论不是号召人们向前，而是向后，朝向那些落后的、早已过时的习俗和制度。“必须坚决改变风俗和立法，改变有关个人的、行政的、司法的和宗教的组织，需要改变所有制和工业的条件，富人和穷人的关系……一句话，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如果这种改革不是来自上面，那么它将不会推迟而从下边出现”〔8 〕。 这可以看作是西方派改革全俄国的纲领。
西方派的社会政治纲领与斯拉夫派一样，也是温和的。在美化资本主义种种制度的同时，他们认为君主立宪下的议会制是国家政体的理想形式，并主张实行资本主义所有制。西方派是农奴制度的反对者，他们主张解放农民并使农民向地主赎买不大的份地。西方派又是革命的反对者，认为必须改革但只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去建立立宪制度，从而克服革命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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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既是论敌也是朋友。 赫尔岑说：“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象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9〕。 但两派的思想论争又是尖锐的，1843年两派最终决裂。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都属于自由主义者，也都是理想主义者。斯拉夫派幻想彼得一世以前的理想罗斯，西方派则幻想理想中的西方世界。斯拉夫派生活在对过去的空想中，因为他们对俄国的过去并不甚了解；西方派则生活在对未来的空想中，因为他们对西方也并不太了解。总的来看，斯拉夫派的观点显得保守，在一定程度上迎和了沙皇政府反动的“官方民族性”理论，尽管二者精神实质不同甚至对立。官方理论的首要原则是强调专制制度，东正教和民族性则处于从属地位；斯拉夫派赋于东正教和信仰东正教的人民以特殊的意义，并由此出发提出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特性问题。西方派对社会文明进步的观点过于简单化，他们在俄国历史中没有看到任何自己的独特性，认为俄罗斯只是一个各方面落后的国家，而欧洲文明是独一无二、包罗万象的。但即便如此，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斗争仍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他们所提出的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唤醒了俄国社会思想界，让人们去行动，去要求社会文明与进步。他们论争的本身标志着俄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对当时俄国社会的进步有一定推动作用。
西方派是启蒙主义者，是西方文明的传播者。斯拉夫派则在保存俄国传统文化方面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斯拉夫派号召知识界接近人民，研究他们的生活、习俗、文化和语言，并收集、整理了许多俄国文化语言资料。他们也重视俄国人民的作用。阿克萨科夫写道：“离开了人民的土壤没有基础，离开了人民就没有任何现实的、有生命力的东西，而任何善良的思想，任何在根源上没有同人民的历史土壤相联系，或者没有在本质上从这种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机构，是不能结出果实的，而且还会变成一堆废物”。〔10〕斯拉夫派不是把人民看作是供杰出人物进行历史活动的“器皿、石块和材料”，而是看作历史的主体，这种主体尽管受到环境力量的压制，但它是压不垮的，一旦它受到教育，它的力量就会发展起来。当然，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在斯拉夫派眼里，乃是信仰东正教的、保持民族生活方式的农民。
在两派的论战中，由斯拉夫派提出的一系列深刻的问题，促使了西方派的人们去研究和思考。赫尔岑曾反复强调：“要是西欧派分子没有以自己的观点洞悉斯拉夫主义者的一切问题、宗旨和打算，他们在生活、文学方面迄今都会是一事无成的”〔11〕。为此，赫尔岑对斯拉夫派的一些人物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叹息他们生不逢时。
一般认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论争一直延续到19世纪50年代末。在1859～1861年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改革的过程中，两派的矛盾在自由主义基础上趋向缓和并互相接近，在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作为社会思想流派就不存在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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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思想论争在当时并不可能有什么直接的、肯定的结局，但由他们的论争所引发出来的俄国要走独特发展道路还是走西方发展道路的问题，对此后数十年间俄国的社会思潮则具有深远的影响。通常认为，俄国革命民粹派、自由主义民粹派以及俄国社会革命党，他们的思想来源，一是来自斯拉夫派，一是来自赫尔岑等人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而赫尔岑等人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实质上就是斯拉夫派与西方派思想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与自由主义的西方派不同，赫尔岑期望的是西欧的社会主义。然而1848年欧洲革命，尤其是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使赫尔岑十几年来对西方社会主义的追求烟消云散，使他陷入了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这使他把自己的全部目光、全部希望转向了斯拉夫世界，转向了俄罗斯。这期间，赫尔岑读到了普鲁士政府顾问A·哈克斯特豪森关于俄国村社的著作。哈克斯特豪森断言，在俄国已经存在着西欧社会主义者还仅仅是梦想的、类似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那样的东西，“现代的农奴制无非是颠倒过来的圣西门主义”〔13〕。哈克斯特豪森君主专制的立场虽然反动，但其著作的进步意义，在于向欧洲阐明了俄国农民阶级“在传统上”是社会主义的这一事实。从此出发，赫尔岑把俄国农民描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体现者，他认为西欧的工人是小市民，可以是革命的力量，但不是社会主义的力量。赫尔岑发现，俄国村社并不是斯拉夫派所想的那样，是俄国不会发生革命的保证，相反，它是社会主义革命正好应该在俄国开始的证明。在落后的农业俄国实行社会主义，实际上比先进的工业化的西欧要更加成熟，如果农民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俄国的村社就可以成为新社会的基本单位。如此，俄国可避免资本主义的痛苦，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从封建时期过渡到社会主义。此后十几年，赫尔岑一直坚持并发挥他的这一“农民社会主义”理论。这样，赫尔岑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便与斯拉夫派的思想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点——俄国村社；不但如此，“农民社会主义”理论本身更包含着俄国要走独特的发展道路的斯拉夫派的思想核心。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共同的基点，赫尔岑甚至表示愿意与昔日的斯拉夫派论敌和解。无独有偶，另一位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仅仅由于斯拉夫派提出了村社问题，所以斯拉夫派要“高于许多最重要的西欧主义者”〔14〕。当然，赫尔岑认识到，村社是社会主义的基石，“但基石毕竟是基石……没有西方的思想，我们未来的大厦将始终只是一片地基而已”〔15〕。没有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俄国的村社将同印度的村社一样不会发展。这样，赫尔岑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就既是“西方的”，又是“斯拉夫的”，它实际上成为一种对“西方”和“斯拉夫”的结合，一种“俄体西用”。更重要的是，俄国“农民社会主义”日后不但成为数十年间俄国民粹派思想的旗帜，而且还成为社会主义在俄国具体实践的开始。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俄国民粹派运动，既是俄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斗争的社会结局，也是对俄国向何处去问题的初步回答。几十年后，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了又一次回答。今天，当俄国人再次面临这一问题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起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思想论争。
收稿日期：1995—03—28
注释：
〔1〕〔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页。
〔2〕〔俄〕瓦·普罗科菲耶夫：《赫尔岑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3〕〔4〕〔5〕《赫尔岑传》，第119页，第183页，第185页。
〔6〕〔7〕〔8〕〔俄〕伊·费多索夫：《苏联历史19世纪～20 世纪初》，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87年俄文版，第115页，第115页， 第116页。
〔9〕〔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10〕〔俄〕B·A·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9页。
〔11〕〔俄〕瓦·普罗科菲耶夫：《赫尔岑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9页。
〔12〕〔俄〕《西方派》，《苏联大百科全书》第9卷，莫斯科1972年俄文版，第335页。《斯拉夫派》，《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3 卷，莫斯科1976年俄文版，第550页。
〔13〕〔俄〕B·A·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5页。
〔14〕〔俄〕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页。
〔15〕〔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9期
【原文出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安)1996年02期第128-132页
【作者简介】曹维安，1949年生。历史学硕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发表《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重分问题》等论文数篇。
关键词 俄国 斯拉夫派 西方派 赫尔岑 农民社会主义
俄国地处东西方之交，故俄国社会发展的摇摆性或曰探索性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曾一再被重新提出。19世纪40至50年代出现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激烈的思想斗争，正是当时农奴制俄国社会危机严重的反映。随着俄国1861年改革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社会思想流派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让位于俄国民粹派。但是，他们所提出的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却并没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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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党人被镇压以后， 俄国开始了尼古拉一世长达30年的反动专制统治。在尼古拉一世看来，革命思想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报刊和学校，要防止革命，就必须加强对书报的检查和对学校的控制。1826年6月，他颁布了新的出版检查条例， 严禁议论政府的活动和发表动摇东正教信仰的言论。1835年，政府废除了亚历山大一世1804年开始实行的大学自治制度。任何题目的公开讲演，都要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获允许，未经书刊检查当局许可什么都不得刊印，这迫使知识分子使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也迫使读者学会理解含糊的语句，从字里行间来阅读。人们甚至不能提到农奴制度这个名词，而要用“义务地租”来代替。
1836年，彼·恰达耶夫在《望远镜》杂志上发表了《哲学通信》。编者按说，这封信译自法文，作者署名HekponoЛИc，意思是“墓地、死城”。显然，这指的是农奴制下的俄国。“其他民族的历史是他们的解放记录，俄国的历史却是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发展史”。〔1 〕出路何在？作者认为：“俄国没有未来，正如它没有过去一样”。十二月党人事件，在作者看来也是巨大的不幸，它把俄国拖后了半个世纪。而俄国一切不幸的原因，在于东正教的兴盛，在于同西欧的隔绝，结果造成“野蛮，然后是迷信，接着是征服者残酷的、奴役性的统治”。〔2 〕为了这封信，尼古拉一世宣布恰达耶夫是一个疯子。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在新一代贵族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了争论和思考。赫尔岑后来写道：“恰达耶夫的结论，完全经不起批评，这点对这封通信本身并不重要。这封通信之所以有意义，在于它抒发的愤懑情感撼人肺腑，使人的心灵长久受到深沉的影响。人们责备作者严酷，然而严酷正是他最大的功绩。”〔3〕以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为契机，19世纪30至40 年代之交，在莫斯科形成了两种社会思潮——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农奴制危机越加深，俄国进一步发展的道路问题就越是要被不断提出，俄国要走向何方？它的主导力量是谁？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产生了分歧。
在莫斯科知识界的沙龙里，在一些贵族青年家里，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作家定期聚会。常去的还有赫尔岑和别林斯基，他们把自己归入到西方派中。一些新的、没有经过检查的作品在沙龙进行阅读，并在社会政治、哲学、历史、宗教各方面的问题上引起激烈的争论。这些思想论争被赫尔岑戏称为“昔日的杜马”。恰达耶夫成了两派寻求根据的一个共同来源。赫尔岑将恰达耶夫列入西方派，而斯拉夫派却认为他是自己的志同道合者。对于恰达耶夫和斯拉夫派来说，重要的是他们都承认宗教信仰和教会在各国人民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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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霍米亚科夫， 阿克萨科夫兄弟，基列耶夫斯基兄弟，尤·萨玛林等人，但他们的观点并不统一。伊凡·基列耶夫斯基就公开承认：“我们自称斯拉夫主义者，而每个人对这个词却有各种不同意义的理解。有的人认为斯拉夫主义只表现为语言和统一的民族，第二种人是将这个词理解为西欧派的对立物，第三种人却认为是对民族性的追求，第四种人则当作是对东正教的追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是天经地义的，并排斥一切来自其他原则的东西”。〔4 〕别林斯基说：“他们迄今没有一个人愿意费点心神将斯拉夫派的主要原则陈述出来，让人看到这一学说同许多已知的观点是怎样地截然不同”。〔5〕
斯拉夫派的哲学观点具有宗教哲学意味，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尤其是受弗·塞林格的启示哲学的影响很大。这种哲学认为，每一个历史民族都是世界精神的反映，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这个民族应当发扬这种独特性，从而履行自己的世界使命。由此出发，斯拉夫派得出结论：俄国和西方，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它们的历史起源不同，它们的发展规律也是完全不同的。按照斯拉夫派的意见，有两个基本因素决定了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和俄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就是东正教和村社的永恒存在。东正教不同于天主教，它从来也不会对世俗政权自以为是，而全然局限于信仰和精神的范围。因此俄国和俄罗斯民族的发展沿着“内向”的道路，即沿着道德完善和精神发展的道路前进；而西欧则沿着“外向”的道路，即沿着表面合理的道路发展。村社是斯拉夫派的又一立身之地。他们认为村社是俄国历史上唯一得到保全的机构，抛开它就会一无所有，整个公民世界正是由于村社才得以发展。由于村社及其定期重分土地才保存了独特的道德气候，这种道德气候充分表现在“米尔表决”和“米尔大会”上。斯拉夫派得出一个结论：俄罗斯的土地自古至今都是最家庭化的，同时又是最社会化的，这就与西欧的土地制度大不相同。这样，东正教和村社决定了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斯拉夫派认为最初的俄罗斯国家具有自由特征，它不同于西方，不是与人民对立，而是人民的保卫者。在俄国没有形成西欧意义上的阶级，所以在俄国历史上既没有斗争，也不存在内部动荡和革命，革命是其他民族的“精神”。俄罗斯民族是“非国家性的”民族，它从来也不想要得到政治权力和国家政权，而只是生活在自己的米尔世界中，同时发展那些本身所固有的道德品质。至于国家政权本身，也只履行它仅有的职能，而不干预土地事务和米尔事务。它在必要时召集全俄缙绅会议，就一些全国性的土地问题征求“土地”方面的意见。这两种力量并行发展，互不干预，在政权和“土地”之间存在着和谐的宗法制的关系。一切灾难，按斯拉夫派的意见，是从彼得一世开始的。彼得一世歪曲了俄国的历史，给国家移植外来的、欧洲的制度，他强力把俄罗斯民族从古老的历史基础上拖开。据此，斯拉夫派的共同结论是，必须校正那些由彼得一世开始的对人民生活基础的歪曲，按俄罗斯自己的、独特的道路前进，同时发展俄罗斯人民所固有的、最初的那些道德品质。斯拉夫派也看到了尼古拉一世时代俄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缺陷，并对官僚的专横、法庭的不公正审判、普遍的行贿受贿行为以及粗暴的书报检查制度进行尖锐批评。他们还批判农奴制度，认为农奴制是彼得一世时代的产物，是可能爆发革命震荡的根源。克·阿克萨科夫写道：“哪里有农奴制，哪里就有造反和灾难，要免除造反，就只有自由”。〔6〕为此， 斯拉夫派中的一些人也曾遭沙皇政府的迫害和逮捕。但他们的政治主张仍是保守的，主张维护沙皇制度，认为“政权归沙皇，人民则有提意见的权利”〔7〕， 为此必须重新召开缙绅会议。从社会各阶层选举代表组成的缙绅会议，能够把“土地”方面的意见转达给行政当局，而当局有义务倾听这些意见。斯拉夫派认为必须废除农奴制，农民应该获得土地和解放，但同时保留村社和地主领地，这种农村宗法制关系是避免俄国农民无产阶级化的保证。要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可以而且必须走非革命的道路，通过自上而下的、全面的政府改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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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斯拉夫派相对立的是西方派。 西方派同样是自由主义流派，不过他们表达了俄国将来发展的资产阶级观念。西方派的代表人物有季·格拉诺夫斯基、斯·索洛维约夫、康·卡维林、弗·契切林、弗·鲍特金、弗·科尔什、彼·安年科夫、伊·巴纳耶夫等人。西方派拒绝承认俄国文明和命运的独特性，认为俄国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但又是一个停滞的部分，所以俄国应当借鉴西欧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迎头赶上。西方派坚信，俄国在将来也要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西方派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否定了反动的“官方民族性”理论的合理性，尤其是否定了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合理性。卡维林、契切林和索洛维约夫都强调国家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把国家看成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进步的最高成就。对于斯拉夫派推崇的俄国村社，契切林认为，俄国中世纪的村社本没有土地公有制，也没有土地重分和迁徒权的限制。而19世纪的土地重分型村社是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并强迫他们纳税服役的村社，它是由国家在16世纪末重新建立起来的。同时，西方派高度评价彼得一世的作用，认为是他把东方的俄国推上了向欧洲发展的道路。西方派对斯拉夫派的保守理论进行了尖锐批判。在西方派看来，斯拉夫派的理论不是号召人们向前，而是向后，朝向那些落后的、早已过时的习俗和制度。“必须坚决改变风俗和立法，改变有关个人的、行政的、司法的和宗教的组织，需要改变所有制和工业的条件，富人和穷人的关系……一句话，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如果这种改革不是来自上面，那么它将不会推迟而从下边出现”〔8 〕。 这可以看作是西方派改革全俄国的纲领。
西方派的社会政治纲领与斯拉夫派一样，也是温和的。在美化资本主义种种制度的同时，他们认为君主立宪下的议会制是国家政体的理想形式，并主张实行资本主义所有制。西方派是农奴制度的反对者，他们主张解放农民并使农民向地主赎买不大的份地。西方派又是革命的反对者，认为必须改革但只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去建立立宪制度，从而克服革命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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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既是论敌也是朋友。 赫尔岑说：“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象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9〕。 但两派的思想论争又是尖锐的，1843年两派最终决裂。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都属于自由主义者，也都是理想主义者。斯拉夫派幻想彼得一世以前的理想罗斯，西方派则幻想理想中的西方世界。斯拉夫派生活在对过去的空想中，因为他们对俄国的过去并不甚了解；西方派则生活在对未来的空想中，因为他们对西方也并不太了解。总的来看，斯拉夫派的观点显得保守，在一定程度上迎和了沙皇政府反动的“官方民族性”理论，尽管二者精神实质不同甚至对立。官方理论的首要原则是强调专制制度，东正教和民族性则处于从属地位；斯拉夫派赋于东正教和信仰东正教的人民以特殊的意义，并由此出发提出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特性问题。西方派对社会文明进步的观点过于简单化，他们在俄国历史中没有看到任何自己的独特性，认为俄罗斯只是一个各方面落后的国家，而欧洲文明是独一无二、包罗万象的。但即便如此，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斗争仍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他们所提出的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唤醒了俄国社会思想界，让人们去行动，去要求社会文明与进步。他们论争的本身标志着俄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对当时俄国社会的进步有一定推动作用。
西方派是启蒙主义者，是西方文明的传播者。斯拉夫派则在保存俄国传统文化方面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斯拉夫派号召知识界接近人民，研究他们的生活、习俗、文化和语言，并收集、整理了许多俄国文化语言资料。他们也重视俄国人民的作用。阿克萨科夫写道：“离开了人民的土壤没有基础，离开了人民就没有任何现实的、有生命力的东西，而任何善良的思想，任何在根源上没有同人民的历史土壤相联系，或者没有在本质上从这种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机构，是不能结出果实的，而且还会变成一堆废物”。〔10〕斯拉夫派不是把人民看作是供杰出人物进行历史活动的“器皿、石块和材料”，而是看作历史的主体，这种主体尽管受到环境力量的压制，但它是压不垮的，一旦它受到教育，它的力量就会发展起来。当然，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在斯拉夫派眼里，乃是信仰东正教的、保持民族生活方式的农民。
在两派的论战中，由斯拉夫派提出的一系列深刻的问题，促使了西方派的人们去研究和思考。赫尔岑曾反复强调：“要是西欧派分子没有以自己的观点洞悉斯拉夫主义者的一切问题、宗旨和打算，他们在生活、文学方面迄今都会是一事无成的”〔11〕。为此，赫尔岑对斯拉夫派的一些人物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叹息他们生不逢时。
一般认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论争一直延续到19世纪50年代末。在1859～1861年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改革的过程中，两派的矛盾在自由主义基础上趋向缓和并互相接近，在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作为社会思想流派就不存在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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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思想论争在当时并不可能有什么直接的、肯定的结局，但由他们的论争所引发出来的俄国要走独特发展道路还是走西方发展道路的问题，对此后数十年间俄国的社会思潮则具有深远的影响。通常认为，俄国革命民粹派、自由主义民粹派以及俄国社会革命党，他们的思想来源，一是来自斯拉夫派，一是来自赫尔岑等人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而赫尔岑等人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实质上就是斯拉夫派与西方派思想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与自由主义的西方派不同，赫尔岑期望的是西欧的社会主义。然而1848年欧洲革命，尤其是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使赫尔岑十几年来对西方社会主义的追求烟消云散，使他陷入了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这使他把自己的全部目光、全部希望转向了斯拉夫世界，转向了俄罗斯。这期间，赫尔岑读到了普鲁士政府顾问A·哈克斯特豪森关于俄国村社的著作。哈克斯特豪森断言，在俄国已经存在着西欧社会主义者还仅仅是梦想的、类似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那样的东西，“现代的农奴制无非是颠倒过来的圣西门主义”〔13〕。哈克斯特豪森君主专制的立场虽然反动，但其著作的进步意义，在于向欧洲阐明了俄国农民阶级“在传统上”是社会主义的这一事实。从此出发，赫尔岑把俄国农民描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体现者，他认为西欧的工人是小市民，可以是革命的力量，但不是社会主义的力量。赫尔岑发现，俄国村社并不是斯拉夫派所想的那样，是俄国不会发生革命的保证，相反，它是社会主义革命正好应该在俄国开始的证明。在落后的农业俄国实行社会主义，实际上比先进的工业化的西欧要更加成熟，如果农民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俄国的村社就可以成为新社会的基本单位。如此，俄国可避免资本主义的痛苦，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从封建时期过渡到社会主义。此后十几年，赫尔岑一直坚持并发挥他的这一“农民社会主义”理论。这样，赫尔岑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便与斯拉夫派的思想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点——俄国村社；不但如此，“农民社会主义”理论本身更包含着俄国要走独特的发展道路的斯拉夫派的思想核心。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共同的基点，赫尔岑甚至表示愿意与昔日的斯拉夫派论敌和解。无独有偶，另一位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仅仅由于斯拉夫派提出了村社问题，所以斯拉夫派要“高于许多最重要的西欧主义者”〔14〕。当然，赫尔岑认识到，村社是社会主义的基石，“但基石毕竟是基石……没有西方的思想，我们未来的大厦将始终只是一片地基而已”〔15〕。没有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俄国的村社将同印度的村社一样不会发展。这样，赫尔岑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就既是“西方的”，又是“斯拉夫的”，它实际上成为一种对“西方”和“斯拉夫”的结合，一种“俄体西用”。更重要的是，俄国“农民社会主义”日后不但成为数十年间俄国民粹派思想的旗帜，而且还成为社会主义在俄国具体实践的开始。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俄国民粹派运动，既是俄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斗争的社会结局，也是对俄国向何处去问题的初步回答。几十年后，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了又一次回答。今天，当俄国人再次面临这一问题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起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思想论争。
收稿日期：1995—03—28
注释：
〔1〕〔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页。
〔2〕〔俄〕瓦·普罗科菲耶夫：《赫尔岑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3〕〔4〕〔5〕《赫尔岑传》，第119页，第183页，第185页。
〔6〕〔7〕〔8〕〔俄〕伊·费多索夫：《苏联历史19世纪～20 世纪初》，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87年俄文版，第115页，第115页， 第116页。
〔9〕〔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10〕〔俄〕B·A·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9页。
〔11〕〔俄〕瓦·普罗科菲耶夫：《赫尔岑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9页。
〔12〕〔俄〕《西方派》，《苏联大百科全书》第9卷，莫斯科1972年俄文版，第335页。《斯拉夫派》，《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3 卷，莫斯科1976年俄文版，第550页。
〔13〕〔俄〕B·A·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5页。
〔14〕〔俄〕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页。
〔15〕〔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