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胡志明与越南革命（1920～1945）
时殷弘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8期
【原文出处】《暨南学报：哲社版》(广州)1996年02期第48-57页
提 要 本文从胡志明为追求越南民族解放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论述越南共产党人努力探索本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战略和策略并取得初步胜利的艰难历程，着重于胡志明所起的关键作用，展示其思想和政治素质的主要内涵。本文指出，坚定的民族解放决心、深切的社会革命意愿、对国际大局和本国实况的准确认识、灵活求实的战略和策略以及足以保证领导集体团结和决策机制健全的可贵风范，是胡志明及其领导的一代越南共产党人的根本特征。
关键词 胡志明 越南革命 民族主义
胡志明是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之一，是最杰出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位值得永远怀念的朋友。他在约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表现了非常卓越的素质，即坚定的爱国主义和反帝民族主义，杰出的社会革命才能，对越南实际情况和越南革命实际需要的深切理解，对国际形势和越南革命外部条件的高度重视和准确认识，在革命运动内的崇高威望和道德表率作用。本文将着重论述越南共产主义运动形成到八月革命胜利为止他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以及在他影响或领导下这一时期越南革命的历程。本文还将结合对八月革命后越南抗法战争之形成和进行过程的理解〔1〕， 阐释胡志明及其领导下的一代越南共产党人的基本特征。
一、胡志明和越南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
19世纪中叶，法国武装侵入印度支那，到该世纪80年代在越南全境确立了殖民统治。法国的殖民活动一方面导致越南传统的封建秩序趋于瓦解，另一方面促使现代经济关系、政治成分和现代意识形态艰难地发育起来。一些不满于传统封建文化的知识分子从西方吸取思想和技术营养，以便寻求摆脱或减轻国家落后状态和殖民统治的途径，或者获得在殖民地社会中求仕致富的工具。在此基础上，具有现代色彩的民间政治活动逐渐出现。但是，这些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说与地主阶级和殖民统治机器有很密切的联系，他们的依附性、妥协性和涣散性较之同时代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远为显著〔2〕。 这就为后来的共产党人牢牢执掌民族民主运动的主导权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
越南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是同胡志明的名字紧密相连的。胡志明原名阮必成，1890年5月19日出生于越南中部义安省坛区金莲村。 其父阮生色，是位爱国文绅，因不满法国殖民当局和傀儡王朝而辞官乡居，研究汉学。少年时代的胡志明受到父亲爱国情绪的强烈影响，并与父友、越南著名的爱国运动领导人潘佩珠等人有过接触。在故乡的私塾和父亲指导下学过几年四书五经后，他赴都城顺化的国学读书。这是当时法属印支最好的新式学校，除他以外，范文同、武元甲和吴庭艳等现代越南名人都曾就读于此。1910年，他因参加反法学生运动所累，离开顺化国学，去南越平顺省一所由反法人士开办的学校任教。1912年夏天，为探救国救民之路，他作为法国商船上的一名助理厨师出海远航。在此后几年里，他涉足了亚、非、欧、美的不少港口城市。西方国家的社会矛盾和列强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压迫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大战爆发后，他在伦敦居住，参加了主要由旅英华工领导的旨在支持爱尔兰独立运动的海外工人协会，从而上了“反殖鼓动的第一课”〔3〕。
大战临近结束时，胡志明移居巴黎，以修描照片等业为生。在那里，他以阮爱国这一此后使用了20多年的名字，向参加凡尔赛和会的列强首脑请愿，要求给予法属印度支那人民自由权利〔4〕。 虽然这次请愿如石沉大海，但它象征越南民族主义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也使阮爱国开始成为越南民族解放的旗帜。在这一时期，胡志明参加了法国社会党。当时，党内左右两翼正以如何对待俄国十月革命为焦点进行激烈的辩论。胡志明主要根据它们对待殖民地问题的不同态度来确定自己的立场。1920年夏，他读了列宁《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一文，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他后来写道：
这篇论文中有许多难懂的政治术语。然而，由于一遍又一遍地研读，我终于掌握了其中的要义。它在我心中注入了何等的激情、热忱、理智和信心！我欣喜万分，热泪盈眶。尽管居室之内孤身一人，我却像在大众前演讲那样高呼：‘死难烈士们，同胞们！这就是我们需要的，这就是我们解放的道路！〔5〕自此，胡志明成了列宁主义者。1920年底，他和其他社会党左翼领导人一起，创建了法国共产党。
胡志明在法共党内主持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工作。1921年，他建立和领导了旅法的法属各殖民地革命人士团体——殖民地各民族联合会，编辑周刊《穷苦人报》。该刊是国际共运中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最初典范之一。1923年，他被调往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在那里，他参与创建和领导了农民国际，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尖锐地批评了法共对殖民地解放事业重视不够。可以认为，他的意见促使共产国际酝酿建立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6〕。
1924年12月，胡志明作为鲍罗庭的翻译来到广州。他同旅居中国南方的越南革命者广泛联系，于1925年6 月建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该会既是个吸收越南各阶层先进分子的群众性爱国组织，又由于胡志明在其内部建立了一个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因而也是未来共产党的前身。青年革命同志会在广州努力培训从越南来的爱国青年，然后将他们派回国内，作为组织斗争的干部〔7〕。 为了向会员说明马列主义及其与越南革命的关系，胡志明于1926年发表了第一本用越南文写的马克思主义小册子——《革命的道路》。他在其中强调越南革命必须经过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强调建立革命政党、制定革命纲领以及用革命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思想的极端重要性〔8〕。
在胡志明这一时期的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发动农民、依靠农民的高度重视。这表明他具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才能。在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的发言中，他相当详细地论述了殖民统治在亚洲农村社会造成的后果，呼吁共产国际必须帮助亚洲农民争取解放。尽管他的这一正确思想当时在莫斯科遭到冷遇，但他仍以各种机会强调农民的重要性。在《革命的道路》一书中，他认为世界革命运动的关键是工农联盟。1927年，他就农民问题撰写专文，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农业国和半农业国，如果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决定性盟友将是农民大众。”他同毛泽东一样，批评中共中央在北伐战争期间反对湖南农民运动，认为这是中共领导当时所犯的最大错误〔8〕。
蒋介石、汪精卫发动政变后，胡志明被迫从中国逃往苏联。此后三年里，他受共产国际委托，曾去德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国，后在泰国东部的越侨聚居区从事地下工作。胡志明的离去导致青年革命同志会分裂。以陈文宫为首的北圻（即越南北部）圻委强烈反对青年革命同志会总部的温和路线，主张成立正式的共产党，以工人为党的主要成分，以阶级斗争取代民族独立作为党的首要任务。他们的主张与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制定的左倾路线基本相符〔10〕。1929年5月，青年革命同志会在香港举行首次全国代表会议， 北圻代表团关于解散该会、成立共产党的建议未被采纳，陈文宫等人遂独自建立印度支那共产党。这一举动促使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其他一些会员在南圻建立了安南共产党，而1926年由秘密会社演化而来的新越革命党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则组织为印度支那共产联团〔11〕。三个共产主义组织互相指责，甚至认友为敌。
受共产国际委派，胡志明于1930年1月从泰国赴香港， 召集印支共和安南共代表开会，要求各共产主义组织统一为越南唯一的共产党，定名为越南共产党。胡志明和共产国际的威望使这一要求迅速得到接受。未出席的印支共产联团不久后也同意加入越共。一个由9 人组成的越共中央常委会建立起来，由前不久从苏联受训回国的陈富任总书记。同年10月，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以越南、老挝、柬埔寨“在政治和经济上互相联系密切”为由，党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尽管胡志明本人不赞成这么做〔12〕。
二、探索本国革命的道路
印支共在建党初期，处于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左倾盲动路线影响之下。胡志明在党的统一会议期间，撰写了党的行动纲领。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表明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和团结中小地主与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爱国力量完成民族解放事业。但是，这个正确纲领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否定〔13〕。1930年10月党改变名称时，按照共产国际六大纲要，制订了新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纲领”。它把土地革命置于反帝斗争之前，把阶级矛盾当作越南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没有提到民族矛盾。它还将所有“封建地主、资本主义”同殖民者并列，作为革命的敌人〔14〕。在以后的七八年里，胡志明先后在香港坐牢，在厦门、上海流亡和在莫斯科的几所党校中任教，他的思想和主张则被印支共领导贬责为“民族主义”、“机会主义”和“阶级合作主义”〔15〕。
20年代末30年代初越南的社会经济恶化是左倾路线的一个重要成因。1929年起，经济危机从美国逐渐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使殖民地化的越南遭到空前灾难。农产品价格暴跌引起大批农民破产和土地荒芜，法国和其他外国资本家抽走资金导致失业工人剧增。原先的穷困和苛税负担由于经济危机的额外打击而变得更加难以忍受，人民的反抗情绪迅速高涨起来。共产国际认为，越南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印支共必须准备领导工农夺取政权。据此，印支共决定在全越发动“鲜明的独立性的工农群众的斗争”，直至“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暴动”〔16〕。1930和1931年，在印支共的发动和领导下，越南全境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工农斗争，其主要形式为罢工、示威游行和暴动。
中圻的义安、河静两省是革命风暴的中心。在那里，形成了著名的义静苏维埃运动。这个运动自1930年5 月初荣市郊外一家火柴厂工人罢工开始，由城市蔓延到乡村，经历了从示威游行、武装暴动到成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数以万计的工人、农民、妇女、学生参加了革命、工会、农会、妇女解放会、反帝青年会和自卫队等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减租减息、没收地主土地、取消旧捐税等社会措施在苏维埃政权主持下得到贯彻。但在左倾情绪和左倾思想的影响下，许多可以团结的富农、中小地主、中小资产者成了打击的对象，一些所谓“右倾”或“态度模糊”的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其结果，是工人和贫雇农逐渐陷于孤立的地位〔17〕。
尽管义静苏维埃运动是在印支共中央关于全越革命的号召下爆发的，但它对这个运动的发展趋势不无担忧，在1930年秋曾批评了中圻圻委冒险主义的盲动政策。但与此同时，它采取宁左勿右的做法，未采取坚决的纠正措施〔18〕。事实比印支共中央预料的更糟。法国殖民当局在镇压了其他地区的革命后，对义静两省进行残酷的清剿。党组织过左的社会政策和宁死不退的绝望举动只是加剧了牺牲。被杀害、被逮捕的党员和群众数以万计。中央委员会和各圻委的绝大多数成员下狱，其中有些（包括总书记陈富）被拷打致死。越南革命力量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革命低落并未使共产国际改变它对印支共的指导方针。如同当时在中国的情况那样，失败反而使左倾路线变本加厉。中央组织受到的巨大破坏促使国际更多地向越南派遣深受教条主义影响的一些留苏学生，接替已被捕或被害的具有较多实际经验的领导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党的左倾。党中央片面强调城市斗争和党员的工人成分，贬低农民和农村工作的重要性。它不仅明确地把民族资产阶级归入反动阵营，而且要求摆脱小资产阶级。爱国思想和民族主义被指责为“知识分子和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幻想家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残余”。尽管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巩固党组织，纠正政治路线，印支共中央却仍照旧号召准备暴动〔19〕。
国际形势的变化给越南革命注入了生机。1935年，德日法西斯的兴起导致共产国际在其七大上提出了人民阵线纲领，即在各国建立包括所有进步力量在内的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和战争。印支共领导人黎鸿峰在出席这次大会后，回国主持修改党的路线。党开始争取团结其他爱国党派和反法西斯人士，认识革命的阶段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注意从工人以外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中吸收党员。另一方面，1936年5 月社会党人莱昂·勃鲁姆为首的人民阵线政府在法国上台，导致殖民当局的高压政治有所缓解。许多党员被释放出狱，党获得了公开活动的权利〔20〕。
就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而言，人民阵线时期的主要限制一是不反对法国殖民统治本身，二是不进行武装斗争。法国人自己取消了这些限制。欧战爆发后，殖民当局宣布印支共非法，大肆逮捕其党员，这就促使印支共再次修改政治路线。1939年11月上旬，在嘉定省霍门村召开了党的一届六中全会，会议决定努力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民族反帝统一战线，以革命方式为民族独立而斗争〔21〕。不到一年，纳粹傀儡维希政府在法国粉墨登场，并同意日本驻兵越南北部，这就更突出了六中全会决定的合理性。显然，越南共产党人经过代价高昂的艰苦探索，开始踏上本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三、从越盟的建立到八月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印支共六中全会确立民族解放斗争基本纲领，表明越南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越南共产党人在胡志明的领导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国际共运经验和越南国内外具体条件这三者成功地结合起来，取得了民族解放事业的初步胜利。
这一时期越南革命的背景，除了大战和六中全会的纲领外，还包括了三个因素。首先是印支共在组织和思想上独立性的加强，其次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有益影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胡志明回国领导革命。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亚洲共产党人的成败是和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关注亚洲的程度成反比的。亚洲各共产党主要从本国革命的利益和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自主地制定战略，往往是它们取得进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苏联集中关注欧洲局势，从而给亚洲各共产党提供了独立自主的很大余地，这对力量薄弱的印支共来说尤其重要。与此同时，越南南部的事态促进了教条主义影响的衰落。1940年11月下旬，留苏归国学生陈文饶领导下的南圻圻委在主客观条件很不成熟、又未得到中央指示的情况下贸然发动大规模起义，结果南部党组织几乎全部被摧毁。一般认为，南圻圻委是党内受教条主义影响最深的一个独立王国，起义的失败客观上促进了善于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本国的革命家担负全党领导的进程〔22〕。
30和40年代之交，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一个许多方面同越南相似的社会中，中共正在成功地解决印支共面临的同一些问题，包括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正确处理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在农村社会中建设党、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等等。就反对教条主义、努力按照本国情况自主决定路线和政策而言，中共具有和印支共类似的经历。所有这些，不会不使印支共注意借鉴中国革命的经验。至于早在20年代后期就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同毛泽东不谋而合的胡志明，更是对学习中国革命经验表现出很大热情。
1938年，胡志明离苏来华。他先到西安，然后不辞艰辛徒步奔赴延安。在那里度过数周后，随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去华南，曾在贵阳、桂林和昆明等地从事军事训导和八路军联络等工作，并试图同印支共中央联系。1940年春，胡志明终于在昆明同受遣寻找他的范文同和武元甲会合。他指示范、武两人前往延安学习，只是后来由于国内革命需要才将他们从途中召回。不久，长征和黄国越等人亦来华南会合。于是，在胡志明周围大致形成了一个将领导越南革命走向胜利的稳固的核心〔23〕。
1941年2月14日，胡志明在离别30年后返回祖国。5月10～19日，由他主持在越中边境南侧高平省北坡村举行印支共一届八中全会。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大战造成的世界和远东形势及其为越南革命创造的条件。据此，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争取民族独立的首要意义，指出现阶段的革命是民族解放革命。“在目前，局部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民族问题。如果全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不能恢复，那么不仅全民族将进一步沦为奴隶，而且局部的、阶级的利益也将永久丧失。”〔24〕为了大力推进民族解放，会议决定建立“越南独立同盟会”（越盟），作为尽可能多地吸收所有爱国者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线领导机构。在越盟之外，还将按照社会阶层、行业和村落组织各种各样的“救国会”，以便最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印支共是越盟和各救国会的领导核心，但为了最有效地争取中间力量，它将在长时期内尽可能隐蔽党的实际领导作用〔25〕。
在建立越盟的同时，胡志明着手领导建立越北根据地。1940年9 月，趁进人印支北部的日军同边境谅山省法国驻军冲突的有利时机，地方党组织在该省北山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进行游击战。一个月后，游击队遭重创，残部退入山林潜伏。翌年2月， 胡志明派干部把北山游击队重新组织起来，从事群众工作和军事斗争。不久，游击队整编为“救国军”，其主要活动区域成了越南最初的革命根据地。这一重要动向，体现了八中全会在胡志明主持下作出的另一项决定——将基于农村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当作通过总起义夺取政权的前奏〔26〕。
救国军在朱文晋等人领导下历尽艰难，到1944年开始时已控制了谅山等省的大片山区。与此同时，越盟的政治活动在高平省有了长足进展。1944年12月，根据胡志明的指示，以武元甲为首的越南解放军宣传队成立，其任务是通过由军事斗争相辅助的政治工作发动群众，在高平等省建立根据地。由于处在胡志明的直接指导之下，加上地理条件有利，解放军宣传队的发展比较顺利〔27〕。
印支共所做的这一切都在于积聚力量。越南是个殖民地小国，越南革命的时机和成败在极大程度上受国际形势的制约。另一方面，当革命的外部条件适宜时，能否不失时机地决定并有效实施正确的战略，则取决于革命队伍的成熟程度。1945年3月9日，在世界法西斯势力临近崩溃之际，日军推倒印支法国殖民当局，代之以日本的保护性统治。争取越南独立的时机随之到来，而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无愧于历史提供的机会。
日军政变客观上削弱了反革命力量。法国殖民机器顷刻瓦解，而需准备全力对付反法西斯盟国的日军只能控制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因而广大农村成了留待越盟填补的“势力真空”。另一方面，日军政变简化了革命的对象，使越盟更明确地成为东亚反日阵营的事实上的组成部分，从而有助于争取反法西斯盟国的虽然为时短暂、却相当重要的援助。几乎同样重要的是，1944年农业严重歉收后，1945年初红河流域发生大洪水，而日军大量囤粮以作军用的政策更加剧了洪水造成的饥荒。据估计，北部饿死的人数达200万之多〔28〕。 民不聊生构成了革命危机的重要方面。
日军政变后，胡志明指导印支共中央常委会发出“日法火并和我们的行动”的指示。根据该指示，越南民族解放斗争自此进入迅速准备总起义的阶段。在此阶段中，必须扩大统一战线，在农村迅速发展游击队、群众组织和根据地，在城市建立各个秘密的解放委员会，以准备城市起义和接管城市行政〔29〕。一位历史学家正确地解释说：“实际上，印支共的战略是要求举行两阶段的起义，首先是在革命力量比城市更扎实的农村进行毛泽东式的夺权。然后，以农村为基地的队伍将进至大城市外围，以援助城市革命力量在敌人营垒的心脏进行革命接管。”〔30〕
按照胡志明和印支共中央的指示，解放军宣传队和救国军分别向南向东扩大战斗区。4月中旬，两部合并为越南解放军。 由武元甲为首的北圻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解放军开展抗日游击战，宣传和组织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并实行分配公田、分配殖民者与越奸财产等社会政策。1945年6月，越北所有六省的解放区联成统一的整体，占地近4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近86万。越盟由此占据了进入红河三角洲的跳板。部分地区由于胡志明的努力，美国战略情报处和自由法国联合派员于7 月中旬抵达越盟总部，随后近5千件美制武器被空投给越盟〔31〕。 这一合作既大大改善了解放军的装备，又将使越盟在未来的总起义中能以同盟国盟友的姿态威慑日军，促其采取中立态度。
大规模动员群众是胜利的关键，而满足群众的急需则是实施动员的前提。越盟抓住饥荒这一千百万人民面临的头等问题，于1945年3 月起发动夺取日本粮仓的斗争。广大群众响应越盟号召，抢粮运动席卷北部各省。越盟通过这一运动赢得人民拥护，同时又借此把人民动员到准备总起义的潮流中去。“先前的任何事情都未像粮食问题那样推动和团结了整个民族”〔32〕。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能否在盟军进入越南以前夺取政权，关系到越南民族事业的命运。8月13日至15日， 印支共举行全国代表会议，按照这一考虑决定立即举行总起义〔33〕。8月16日， 越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批准举行总起义，并选举胡志明为主席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拟作为全民选举前的越南临时政府。胡志明最后一次用阮爱国之名向全国同胞号召：“决定我们民族命运的时刻已经到来。让我们站起来，自己解放自己！”〔34〕
8月17日，河内郊区的越盟组织行动起来，迅速实现了革命接管。 同一天，日军政变后建立的保大傀儡政府试图动员大量吏员维护旧政权，但越盟有效的政治宣传使这项企图顷刻化为泡影。在越盟武装队伍和大批革命农民入城后，8月19日上午在河内市巴亭广场聚集了20 万起义群众。午后，夺取河内政权的起义正式开始，日军的中立和保大政府的软弱无力使起义迅即胜利。在越南北部其余敌占区和中部的一些地区，也爆发了越盟领导的起义并取得了成功。特别在顺化市，起义队伍达15万人之众。在南部，印支共组织虽然到1943年才逐渐恢复，但由于有效地将原先由日军组织的大规模群众团体——前锋前年团争取到越盟一边，因而得以成功地在西贡及其周围省份进行了起义，尽管在那里建立的新政权后来远不如在北部牢固〔35〕。8月25日，保大正式逊位。 三天后，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按照胡志明旨在尽量扩大政权基础的主张，临时政府虽然以越盟成员为主，但也包括了若干非越盟的知名人士。甚至保大亦受邀请，担任政府“最高顾问”〔36〕。9月2日在巴亭广场，胡志明向50万群众宣读了下述言辞结尾的越南独立宣言：
越南享有自由和独立的权利，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了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越南全全民族坚决地用全部精力、生命和财产来维护这个自由、独立的权利！〔37〕
这最后一句将代表此后近30年的越南历史。
四、胡志明及其领导的一代越南共产党人
胡志明及其战友是非常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们属于一个具有反抗外来统治、同时却处于这种统治下的民族，渴望恢复独立和尊严。与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似，他们多数出自传统文化瓦解较慢的中圻和北圻内地，而且很大一部分出身于文绅家庭，因而有可能较多地了解越南的历史和文化，具备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们从现代西方思想中吸取了许多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民族自决和民族平等观念。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先是因为它具有反帝反殖性质，并且指示了越南民族解放的方向。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他们能成功地动员广大农民克服村社和宗族等狭隘界限，成为赖以赢得独立和在越南奠定现代民族国家基础的“农民民族主义”力量〔38〕。强烈的民族独立愿望还同强烈的民族统一意识紧密相连，法国分裂越南的企图成了八月革命后抗法战争的主要起因之一。尽管统一会由于各种不利因素而推迟，但胡志明及其追随者从不承认南北分裂的合法性，从未放弃实现统一的决心和准备。在这一点上，他们充分表现了越南民族的一个基本心理特征〔39〕。
胡志明是民族主义者，又是社会革命家。他和他的助手们理解并努力实现劳苦大众（主要是农民）的基本社会经济要求，从而获得了雄厚的力量源泉。胡志明在开创越南共产主义运动之初，就认识到发动农民的重大意义。越盟建立后，独立事业的每个重大进展，几乎都来源于在农村进行的社会经济斗争和改革。抢粮运动、救荒工作、减租减息和土改，无不对革命发展起了关键作用。正如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所说，在越南，民族独立之类政治问题在同物质利益联结起来时，才成为对群众最有意义的〔40〕。然而，实现农民的社会经济要求往往同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相矛盾。越南共产党人在30年代的主要错误之一，就在于否定后一方面，而在抗法战争的初期和中期，他们又不够重视前一方面。但从总的发展来看，他们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矛盾。
胡志明及其助手理解越南的实际情况和越南革命的实际需要，避免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表现了可贵的创造才能。胡志明早在20年代后期，就不盲从共产国际关于东方革命的右倾方针，同时又提出了与30年代初左倾盲动主义相反的正确论点〔41〕。自他1941年回国领导印支共起，创造性就成了越南革命的鲜明特征。他和他的助手吸取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建设党、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经验，同时在党与统一战线组织的关系、国际形势与国内斗争的协调等问题上制定了独特的政策。八月革命既非模仿俄国布尔什维克起义，也非模仿中共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而是将两种方式结合起来〔42〕。此后，他们在持久战战略、军事与外交的结合等方面又有新的创造。值得注意的是，从越盟建立到抗法战争胜利的历史表明，胡志明同样不是自身经验的奴隶。他不墨守成规，其战略战术的多变令人折服。他不是伟大的理论家，但肯定是第一流的实践家。
胡志明及以其为首的越南党中央极端重视并能准确认识国际形势和越南革命的外部条件，善于把武装斗争同外交结合起来，善于把对抗和妥协结合起来。越南曾是殖民地，又是小国，并且处于几股大国势力的交汇点上，因而在特别大的程度上受外部事态的影响。对越南革命来说，外部条件的重要性不亚于内部条件。但另一方面，越南的上述性质，使得胡志明等人具有相当广泛的国际知识和国际眼界。八月革命能够成功，首先是因为准确地把握了从日军政变到日本投降期间的国际动态及其提供的机会。越南民主共和国能够在最初半年里生存下来并加强了实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胡志明对中法矛盾的了解和利用。抗法战争期间，胡志明及其战友把中国革命胜利和法国国内舆论变化当作决定战略的两个重大因素。胡志明在外交方面是很精明的。他善于用外交对付敌人和利用中间力量，也善于用外交从盟友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
胡志明领导时期，越南党中央拥有一个坚强、团结和稳定的核心。这个核心自40年代初期胡志明回国起渐趋形成，到1951年劳动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已完全定型。在其成员中，很大一部分是出身富裕家庭，受过较好教育的知识分子，选择荆棘之路并坚持下去是其革命决心和成熟思考的结果。他们都经受过地下工作、牢狱生活和武装斗争的磨炼，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他们之间团结的程度在国际共运中是很不多见的。这种团结主要归功于胡志明的品格和作风。他始终为人谦和，不喜揽权，厌恶领袖自大和个人崇拜。他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充分发挥全体核心成员的才干〔43〕。在这个集体中，他是受尊敬的师长和精神领袖，他的威望和道德表率几乎消除了权力之争和宗派活动的可能。领导成员之间并非没有意见分歧，相反，这种分歧有时相当严重。但是，在胡志明领导时期，核心内部有充分辩论的惯例，即使不能通过辩论实现思想上的一致，也允许少数保留意见，或经妥协达成折衷，这就提供了政策试验和较早纠正错误的余地〔44〕。如果某种方针或战略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那么即使它造成了严重损失，也不追究其倡导者的个人责任，更谈不上将其排除出领导核心。这些长期奉行的准则，是胡志明领导劳动党先后力克两个西方大国的重要保证。
注释：
〔1〕限于篇幅，本文对这一过程不作叙述。 参见时殷弘：《妥协的必要和极限——论1945年9月至1946年12月的越盟外交》， 《暨南学报》1991年第1期； 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William J.Duiker, 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1年版，第7章。
〔2〕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12～14页； 科尔科：《战争之解剖——越南、 美国及现代历史经验》（Gabriel Kolko, Anatomy of A War: Vietna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Mod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纽约1985年版，第17、21页。
〔3〕法尔：《两个越南》（Bernard B. Fall,The Two Vietnams），伦敦1965年版，第83、85～87页。
〔4〕法尔：《两个越南》，第88页； 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40～341页。
〔5〕《胡志明革命文选（1920 —1966 ）》（Ho Chi Minh onRevolution: Selected Writings, 1920—1966. Edited by Bernard B. Fall），纽约1967年版，第6页。
〔6〕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16～17页。
〔7〕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一卷，第373、381页。
〔8〕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19～20页。
〔9〕胡志明此文见纽伯格编：《武装造反》（A. Neuberg ed ArmedInsurrection），伦敦1970年版，第255～271页。
〔10〕麦克阿里斯特：《越南革命的起源》（John T. Mcalister, Jr,Vietnam: The origins of Revolution），纽约1971年版，第84页。
〔11〕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二卷，上册，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28～31页。
〔12〕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二卷，上册，第45～49页；柯南：《波尔布特是怎样上台的》（Ben Kiernan, How PolPot Came to Power），伦敦1985年版，第10页。
〔13〕科尔科：《战争之解剖》，第27页。
〔14〕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二卷，上册，第37～44页。
〔15〕法尔：《两个越南》，第96～97页；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48～49页。
〔16〕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34、41页；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二卷，上册，第38、84页。
〔17〕杜伊克尔：《义静红色苏维埃》（William J. Duiker, "TheRed Soviet of Nghe—Tinh: An Early Communist Rebellion inVietnam"），《东南亚研究》（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第4期（1973年9月）；麦克阿里斯特：《越南革命的起源》，第85～89页。
〔18〕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39～40页。
〔19〕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45～49页；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二卷，上册，第124～125 、131～136页。
〔20〕科尔科：《战争之解剖》，第29～30页。
〔21〕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二卷，下册， 第281～295页。
〔22〕卡欣：《干涉——美国如何介入越南》（George McT. Kahin,Intervention: 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纽约1986年版，第9～10页； 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62～64页。
〔23〕详见陈氏：《越南和中国（1938—1954）》（King C. Chen,Vietnam and China, 1938—1954），普林斯顿1969年版；蒋荣清（译音）：《胡志明在中国》，台北传记文学1972年版。
〔24〕越南劳动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和党史研究委员会：《党的斗争三十年》（Central Committee of Propaganda of the Vietnam Lao DongParty and the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the party's History,Thirty Years of the struggle of the Party ），第一册， 河内1960年版，第60页。参见波特编：《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 Gareth Porter ed, Vietnam:The Definitive Documentation of Human Decisions ）第一卷，纽约州斯坦福维尔1979年版，第4～5页。
〔25〕麦克阿里斯特：《越南革命的起源》，第127～130页。
〔26〕麦克阿里斯特：《越南革命的起源》，第112～113、 130 ～131页；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二卷，下册，第364～380页。
〔27〕同上，第385～393页。
〔28〕波特编：《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一卷，第72页；卡欣：《干涉》，第12页。
〔29〕波特编：《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一卷，第17～22页。
〔30〕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84页。
〔31〕麦克阿里斯特：《越南革命的起源》，第148页； 法尔：《两个越南》，第100页。
〔32〕科尔科：《战争之解剖》，第36～37页。
〔33〕波特编：《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一卷，第57～59、59～61页。
〔34〕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95～98页；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二卷，下册，第459～470、489～553页。
〔35〕法尔：《两个越南》，第207页。
〔36〕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二卷，下册， 第560页。
〔37〕参见菲茨杰拉德：《湖中之火——越南人和在越美国人》（Frances Fitzgerald, Fire in the Lake: The Vietnamese and theAmericans in Vietnam），波士顿1972年版，第10～12、42～43页。“农民民族主义”概念借用自约翰逊著《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力——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 — 1945 ）》（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37—1945），斯坦福1962年版。
〔38〕菲茨杰拉德：《湖中之火》，第16～17页。
〔49〕科尔科：《战争之解剖》，第126页。
〔41〕见纽伯格编：《武装造反》，第259页。
〔42〕参见长征对八月革命战略的总结，载于波特编：《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一卷，第194页。
〔43〕参见科尔科：《战争之解剖》，第55、275页； 菲茨杰拉德：《湖中之火》，第224页。
〔44〕科尔科：《战争之解剖》，第56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8期
【原文出处】《暨南学报：哲社版》(广州)1996年02期第48-57页
关键词 胡志明 越南革命 民族主义
胡志明是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之一，是最杰出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位值得永远怀念的朋友。他在约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表现了非常卓越的素质，即坚定的爱国主义和反帝民族主义，杰出的社会革命才能，对越南实际情况和越南革命实际需要的深切理解，对国际形势和越南革命外部条件的高度重视和准确认识，在革命运动内的崇高威望和道德表率作用。本文将着重论述越南共产主义运动形成到八月革命胜利为止他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以及在他影响或领导下这一时期越南革命的历程。本文还将结合对八月革命后越南抗法战争之形成和进行过程的理解〔1〕， 阐释胡志明及其领导下的一代越南共产党人的基本特征。
一、胡志明和越南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
19世纪中叶，法国武装侵入印度支那，到该世纪80年代在越南全境确立了殖民统治。法国的殖民活动一方面导致越南传统的封建秩序趋于瓦解，另一方面促使现代经济关系、政治成分和现代意识形态艰难地发育起来。一些不满于传统封建文化的知识分子从西方吸取思想和技术营养，以便寻求摆脱或减轻国家落后状态和殖民统治的途径，或者获得在殖民地社会中求仕致富的工具。在此基础上，具有现代色彩的民间政治活动逐渐出现。但是，这些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说与地主阶级和殖民统治机器有很密切的联系，他们的依附性、妥协性和涣散性较之同时代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远为显著〔2〕。 这就为后来的共产党人牢牢执掌民族民主运动的主导权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
越南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是同胡志明的名字紧密相连的。胡志明原名阮必成，1890年5月19日出生于越南中部义安省坛区金莲村。 其父阮生色，是位爱国文绅，因不满法国殖民当局和傀儡王朝而辞官乡居，研究汉学。少年时代的胡志明受到父亲爱国情绪的强烈影响，并与父友、越南著名的爱国运动领导人潘佩珠等人有过接触。在故乡的私塾和父亲指导下学过几年四书五经后，他赴都城顺化的国学读书。这是当时法属印支最好的新式学校，除他以外，范文同、武元甲和吴庭艳等现代越南名人都曾就读于此。1910年，他因参加反法学生运动所累，离开顺化国学，去南越平顺省一所由反法人士开办的学校任教。1912年夏天，为探救国救民之路，他作为法国商船上的一名助理厨师出海远航。在此后几年里，他涉足了亚、非、欧、美的不少港口城市。西方国家的社会矛盾和列强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压迫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大战爆发后，他在伦敦居住，参加了主要由旅英华工领导的旨在支持爱尔兰独立运动的海外工人协会，从而上了“反殖鼓动的第一课”〔3〕。
大战临近结束时，胡志明移居巴黎，以修描照片等业为生。在那里，他以阮爱国这一此后使用了20多年的名字，向参加凡尔赛和会的列强首脑请愿，要求给予法属印度支那人民自由权利〔4〕。 虽然这次请愿如石沉大海，但它象征越南民族主义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也使阮爱国开始成为越南民族解放的旗帜。在这一时期，胡志明参加了法国社会党。当时，党内左右两翼正以如何对待俄国十月革命为焦点进行激烈的辩论。胡志明主要根据它们对待殖民地问题的不同态度来确定自己的立场。1920年夏，他读了列宁《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一文，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他后来写道：
这篇论文中有许多难懂的政治术语。然而，由于一遍又一遍地研读，我终于掌握了其中的要义。它在我心中注入了何等的激情、热忱、理智和信心！我欣喜万分，热泪盈眶。尽管居室之内孤身一人，我却像在大众前演讲那样高呼：‘死难烈士们，同胞们！这就是我们需要的，这就是我们解放的道路！〔5〕自此，胡志明成了列宁主义者。1920年底，他和其他社会党左翼领导人一起，创建了法国共产党。
胡志明在法共党内主持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工作。1921年，他建立和领导了旅法的法属各殖民地革命人士团体——殖民地各民族联合会，编辑周刊《穷苦人报》。该刊是国际共运中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最初典范之一。1923年，他被调往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在那里，他参与创建和领导了农民国际，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尖锐地批评了法共对殖民地解放事业重视不够。可以认为，他的意见促使共产国际酝酿建立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6〕。
1924年12月，胡志明作为鲍罗庭的翻译来到广州。他同旅居中国南方的越南革命者广泛联系，于1925年6 月建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该会既是个吸收越南各阶层先进分子的群众性爱国组织，又由于胡志明在其内部建立了一个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因而也是未来共产党的前身。青年革命同志会在广州努力培训从越南来的爱国青年，然后将他们派回国内，作为组织斗争的干部〔7〕。 为了向会员说明马列主义及其与越南革命的关系，胡志明于1926年发表了第一本用越南文写的马克思主义小册子——《革命的道路》。他在其中强调越南革命必须经过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强调建立革命政党、制定革命纲领以及用革命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思想的极端重要性〔8〕。
在胡志明这一时期的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发动农民、依靠农民的高度重视。这表明他具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才能。在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的发言中，他相当详细地论述了殖民统治在亚洲农村社会造成的后果，呼吁共产国际必须帮助亚洲农民争取解放。尽管他的这一正确思想当时在莫斯科遭到冷遇，但他仍以各种机会强调农民的重要性。在《革命的道路》一书中，他认为世界革命运动的关键是工农联盟。1927年，他就农民问题撰写专文，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农业国和半农业国，如果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决定性盟友将是农民大众。”他同毛泽东一样，批评中共中央在北伐战争期间反对湖南农民运动，认为这是中共领导当时所犯的最大错误〔8〕。
蒋介石、汪精卫发动政变后，胡志明被迫从中国逃往苏联。此后三年里，他受共产国际委托，曾去德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国，后在泰国东部的越侨聚居区从事地下工作。胡志明的离去导致青年革命同志会分裂。以陈文宫为首的北圻（即越南北部）圻委强烈反对青年革命同志会总部的温和路线，主张成立正式的共产党，以工人为党的主要成分，以阶级斗争取代民族独立作为党的首要任务。他们的主张与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制定的左倾路线基本相符〔10〕。1929年5月，青年革命同志会在香港举行首次全国代表会议， 北圻代表团关于解散该会、成立共产党的建议未被采纳，陈文宫等人遂独自建立印度支那共产党。这一举动促使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其他一些会员在南圻建立了安南共产党，而1926年由秘密会社演化而来的新越革命党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则组织为印度支那共产联团〔11〕。三个共产主义组织互相指责，甚至认友为敌。
受共产国际委派，胡志明于1930年1月从泰国赴香港， 召集印支共和安南共代表开会，要求各共产主义组织统一为越南唯一的共产党，定名为越南共产党。胡志明和共产国际的威望使这一要求迅速得到接受。未出席的印支共产联团不久后也同意加入越共。一个由9 人组成的越共中央常委会建立起来，由前不久从苏联受训回国的陈富任总书记。同年10月，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以越南、老挝、柬埔寨“在政治和经济上互相联系密切”为由，党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尽管胡志明本人不赞成这么做〔12〕。
二、探索本国革命的道路
印支共在建党初期，处于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左倾盲动路线影响之下。胡志明在党的统一会议期间，撰写了党的行动纲领。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表明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和团结中小地主与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爱国力量完成民族解放事业。但是，这个正确纲领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否定〔13〕。1930年10月党改变名称时，按照共产国际六大纲要，制订了新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纲领”。它把土地革命置于反帝斗争之前，把阶级矛盾当作越南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没有提到民族矛盾。它还将所有“封建地主、资本主义”同殖民者并列，作为革命的敌人〔14〕。在以后的七八年里，胡志明先后在香港坐牢，在厦门、上海流亡和在莫斯科的几所党校中任教，他的思想和主张则被印支共领导贬责为“民族主义”、“机会主义”和“阶级合作主义”〔15〕。
20年代末30年代初越南的社会经济恶化是左倾路线的一个重要成因。1929年起，经济危机从美国逐渐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使殖民地化的越南遭到空前灾难。农产品价格暴跌引起大批农民破产和土地荒芜，法国和其他外国资本家抽走资金导致失业工人剧增。原先的穷困和苛税负担由于经济危机的额外打击而变得更加难以忍受，人民的反抗情绪迅速高涨起来。共产国际认为，越南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印支共必须准备领导工农夺取政权。据此，印支共决定在全越发动“鲜明的独立性的工农群众的斗争”，直至“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暴动”〔16〕。1930和1931年，在印支共的发动和领导下，越南全境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工农斗争，其主要形式为罢工、示威游行和暴动。
中圻的义安、河静两省是革命风暴的中心。在那里，形成了著名的义静苏维埃运动。这个运动自1930年5 月初荣市郊外一家火柴厂工人罢工开始，由城市蔓延到乡村，经历了从示威游行、武装暴动到成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数以万计的工人、农民、妇女、学生参加了革命、工会、农会、妇女解放会、反帝青年会和自卫队等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减租减息、没收地主土地、取消旧捐税等社会措施在苏维埃政权主持下得到贯彻。但在左倾情绪和左倾思想的影响下，许多可以团结的富农、中小地主、中小资产者成了打击的对象，一些所谓“右倾”或“态度模糊”的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其结果，是工人和贫雇农逐渐陷于孤立的地位〔17〕。
尽管义静苏维埃运动是在印支共中央关于全越革命的号召下爆发的，但它对这个运动的发展趋势不无担忧，在1930年秋曾批评了中圻圻委冒险主义的盲动政策。但与此同时，它采取宁左勿右的做法，未采取坚决的纠正措施〔18〕。事实比印支共中央预料的更糟。法国殖民当局在镇压了其他地区的革命后，对义静两省进行残酷的清剿。党组织过左的社会政策和宁死不退的绝望举动只是加剧了牺牲。被杀害、被逮捕的党员和群众数以万计。中央委员会和各圻委的绝大多数成员下狱，其中有些（包括总书记陈富）被拷打致死。越南革命力量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革命低落并未使共产国际改变它对印支共的指导方针。如同当时在中国的情况那样，失败反而使左倾路线变本加厉。中央组织受到的巨大破坏促使国际更多地向越南派遣深受教条主义影响的一些留苏学生，接替已被捕或被害的具有较多实际经验的领导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党的左倾。党中央片面强调城市斗争和党员的工人成分，贬低农民和农村工作的重要性。它不仅明确地把民族资产阶级归入反动阵营，而且要求摆脱小资产阶级。爱国思想和民族主义被指责为“知识分子和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幻想家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残余”。尽管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巩固党组织，纠正政治路线，印支共中央却仍照旧号召准备暴动〔19〕。
国际形势的变化给越南革命注入了生机。1935年，德日法西斯的兴起导致共产国际在其七大上提出了人民阵线纲领，即在各国建立包括所有进步力量在内的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和战争。印支共领导人黎鸿峰在出席这次大会后，回国主持修改党的路线。党开始争取团结其他爱国党派和反法西斯人士，认识革命的阶段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注意从工人以外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中吸收党员。另一方面，1936年5 月社会党人莱昂·勃鲁姆为首的人民阵线政府在法国上台，导致殖民当局的高压政治有所缓解。许多党员被释放出狱，党获得了公开活动的权利〔20〕。
就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而言，人民阵线时期的主要限制一是不反对法国殖民统治本身，二是不进行武装斗争。法国人自己取消了这些限制。欧战爆发后，殖民当局宣布印支共非法，大肆逮捕其党员，这就促使印支共再次修改政治路线。1939年11月上旬，在嘉定省霍门村召开了党的一届六中全会，会议决定努力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民族反帝统一战线，以革命方式为民族独立而斗争〔21〕。不到一年，纳粹傀儡维希政府在法国粉墨登场，并同意日本驻兵越南北部，这就更突出了六中全会决定的合理性。显然，越南共产党人经过代价高昂的艰苦探索，开始踏上本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三、从越盟的建立到八月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印支共六中全会确立民族解放斗争基本纲领，表明越南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越南共产党人在胡志明的领导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国际共运经验和越南国内外具体条件这三者成功地结合起来，取得了民族解放事业的初步胜利。
这一时期越南革命的背景，除了大战和六中全会的纲领外，还包括了三个因素。首先是印支共在组织和思想上独立性的加强，其次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有益影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胡志明回国领导革命。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亚洲共产党人的成败是和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关注亚洲的程度成反比的。亚洲各共产党主要从本国革命的利益和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自主地制定战略，往往是它们取得进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苏联集中关注欧洲局势，从而给亚洲各共产党提供了独立自主的很大余地，这对力量薄弱的印支共来说尤其重要。与此同时，越南南部的事态促进了教条主义影响的衰落。1940年11月下旬，留苏归国学生陈文饶领导下的南圻圻委在主客观条件很不成熟、又未得到中央指示的情况下贸然发动大规模起义，结果南部党组织几乎全部被摧毁。一般认为，南圻圻委是党内受教条主义影响最深的一个独立王国，起义的失败客观上促进了善于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本国的革命家担负全党领导的进程〔22〕。
30和40年代之交，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一个许多方面同越南相似的社会中，中共正在成功地解决印支共面临的同一些问题，包括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正确处理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在农村社会中建设党、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等等。就反对教条主义、努力按照本国情况自主决定路线和政策而言，中共具有和印支共类似的经历。所有这些，不会不使印支共注意借鉴中国革命的经验。至于早在20年代后期就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同毛泽东不谋而合的胡志明，更是对学习中国革命经验表现出很大热情。
1938年，胡志明离苏来华。他先到西安，然后不辞艰辛徒步奔赴延安。在那里度过数周后，随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去华南，曾在贵阳、桂林和昆明等地从事军事训导和八路军联络等工作，并试图同印支共中央联系。1940年春，胡志明终于在昆明同受遣寻找他的范文同和武元甲会合。他指示范、武两人前往延安学习，只是后来由于国内革命需要才将他们从途中召回。不久，长征和黄国越等人亦来华南会合。于是，在胡志明周围大致形成了一个将领导越南革命走向胜利的稳固的核心〔23〕。
1941年2月14日，胡志明在离别30年后返回祖国。5月10～19日，由他主持在越中边境南侧高平省北坡村举行印支共一届八中全会。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大战造成的世界和远东形势及其为越南革命创造的条件。据此，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争取民族独立的首要意义，指出现阶段的革命是民族解放革命。“在目前，局部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民族问题。如果全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不能恢复，那么不仅全民族将进一步沦为奴隶，而且局部的、阶级的利益也将永久丧失。”〔24〕为了大力推进民族解放，会议决定建立“越南独立同盟会”（越盟），作为尽可能多地吸收所有爱国者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线领导机构。在越盟之外，还将按照社会阶层、行业和村落组织各种各样的“救国会”，以便最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印支共是越盟和各救国会的领导核心，但为了最有效地争取中间力量，它将在长时期内尽可能隐蔽党的实际领导作用〔25〕。
在建立越盟的同时，胡志明着手领导建立越北根据地。1940年9 月，趁进人印支北部的日军同边境谅山省法国驻军冲突的有利时机，地方党组织在该省北山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进行游击战。一个月后，游击队遭重创，残部退入山林潜伏。翌年2月， 胡志明派干部把北山游击队重新组织起来，从事群众工作和军事斗争。不久，游击队整编为“救国军”，其主要活动区域成了越南最初的革命根据地。这一重要动向，体现了八中全会在胡志明主持下作出的另一项决定——将基于农村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当作通过总起义夺取政权的前奏〔26〕。
救国军在朱文晋等人领导下历尽艰难，到1944年开始时已控制了谅山等省的大片山区。与此同时，越盟的政治活动在高平省有了长足进展。1944年12月，根据胡志明的指示，以武元甲为首的越南解放军宣传队成立，其任务是通过由军事斗争相辅助的政治工作发动群众，在高平等省建立根据地。由于处在胡志明的直接指导之下，加上地理条件有利，解放军宣传队的发展比较顺利〔27〕。
印支共所做的这一切都在于积聚力量。越南是个殖民地小国，越南革命的时机和成败在极大程度上受国际形势的制约。另一方面，当革命的外部条件适宜时，能否不失时机地决定并有效实施正确的战略，则取决于革命队伍的成熟程度。1945年3月9日，在世界法西斯势力临近崩溃之际，日军推倒印支法国殖民当局，代之以日本的保护性统治。争取越南独立的时机随之到来，而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无愧于历史提供的机会。
日军政变客观上削弱了反革命力量。法国殖民机器顷刻瓦解，而需准备全力对付反法西斯盟国的日军只能控制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因而广大农村成了留待越盟填补的“势力真空”。另一方面，日军政变简化了革命的对象，使越盟更明确地成为东亚反日阵营的事实上的组成部分，从而有助于争取反法西斯盟国的虽然为时短暂、却相当重要的援助。几乎同样重要的是，1944年农业严重歉收后，1945年初红河流域发生大洪水，而日军大量囤粮以作军用的政策更加剧了洪水造成的饥荒。据估计，北部饿死的人数达200万之多〔28〕。 民不聊生构成了革命危机的重要方面。
日军政变后，胡志明指导印支共中央常委会发出“日法火并和我们的行动”的指示。根据该指示，越南民族解放斗争自此进入迅速准备总起义的阶段。在此阶段中，必须扩大统一战线，在农村迅速发展游击队、群众组织和根据地，在城市建立各个秘密的解放委员会，以准备城市起义和接管城市行政〔29〕。一位历史学家正确地解释说：“实际上，印支共的战略是要求举行两阶段的起义，首先是在革命力量比城市更扎实的农村进行毛泽东式的夺权。然后，以农村为基地的队伍将进至大城市外围，以援助城市革命力量在敌人营垒的心脏进行革命接管。”〔30〕
按照胡志明和印支共中央的指示，解放军宣传队和救国军分别向南向东扩大战斗区。4月中旬，两部合并为越南解放军。 由武元甲为首的北圻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解放军开展抗日游击战，宣传和组织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并实行分配公田、分配殖民者与越奸财产等社会政策。1945年6月，越北所有六省的解放区联成统一的整体，占地近4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近86万。越盟由此占据了进入红河三角洲的跳板。部分地区由于胡志明的努力，美国战略情报处和自由法国联合派员于7 月中旬抵达越盟总部，随后近5千件美制武器被空投给越盟〔31〕。 这一合作既大大改善了解放军的装备，又将使越盟在未来的总起义中能以同盟国盟友的姿态威慑日军，促其采取中立态度。
大规模动员群众是胜利的关键，而满足群众的急需则是实施动员的前提。越盟抓住饥荒这一千百万人民面临的头等问题，于1945年3 月起发动夺取日本粮仓的斗争。广大群众响应越盟号召，抢粮运动席卷北部各省。越盟通过这一运动赢得人民拥护，同时又借此把人民动员到准备总起义的潮流中去。“先前的任何事情都未像粮食问题那样推动和团结了整个民族”〔32〕。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能否在盟军进入越南以前夺取政权，关系到越南民族事业的命运。8月13日至15日， 印支共举行全国代表会议，按照这一考虑决定立即举行总起义〔33〕。8月16日， 越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批准举行总起义，并选举胡志明为主席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拟作为全民选举前的越南临时政府。胡志明最后一次用阮爱国之名向全国同胞号召：“决定我们民族命运的时刻已经到来。让我们站起来，自己解放自己！”〔34〕
8月17日，河内郊区的越盟组织行动起来，迅速实现了革命接管。 同一天，日军政变后建立的保大傀儡政府试图动员大量吏员维护旧政权，但越盟有效的政治宣传使这项企图顷刻化为泡影。在越盟武装队伍和大批革命农民入城后，8月19日上午在河内市巴亭广场聚集了20 万起义群众。午后，夺取河内政权的起义正式开始，日军的中立和保大政府的软弱无力使起义迅即胜利。在越南北部其余敌占区和中部的一些地区，也爆发了越盟领导的起义并取得了成功。特别在顺化市，起义队伍达15万人之众。在南部，印支共组织虽然到1943年才逐渐恢复，但由于有效地将原先由日军组织的大规模群众团体——前锋前年团争取到越盟一边，因而得以成功地在西贡及其周围省份进行了起义，尽管在那里建立的新政权后来远不如在北部牢固〔35〕。8月25日，保大正式逊位。 三天后，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按照胡志明旨在尽量扩大政权基础的主张，临时政府虽然以越盟成员为主，但也包括了若干非越盟的知名人士。甚至保大亦受邀请，担任政府“最高顾问”〔36〕。9月2日在巴亭广场，胡志明向50万群众宣读了下述言辞结尾的越南独立宣言：
越南享有自由和独立的权利，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了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越南全全民族坚决地用全部精力、生命和财产来维护这个自由、独立的权利！〔37〕
这最后一句将代表此后近30年的越南历史。
四、胡志明及其领导的一代越南共产党人
胡志明及其战友是非常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们属于一个具有反抗外来统治、同时却处于这种统治下的民族，渴望恢复独立和尊严。与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似，他们多数出自传统文化瓦解较慢的中圻和北圻内地，而且很大一部分出身于文绅家庭，因而有可能较多地了解越南的历史和文化，具备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们从现代西方思想中吸取了许多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民族自决和民族平等观念。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先是因为它具有反帝反殖性质，并且指示了越南民族解放的方向。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他们能成功地动员广大农民克服村社和宗族等狭隘界限，成为赖以赢得独立和在越南奠定现代民族国家基础的“农民民族主义”力量〔38〕。强烈的民族独立愿望还同强烈的民族统一意识紧密相连，法国分裂越南的企图成了八月革命后抗法战争的主要起因之一。尽管统一会由于各种不利因素而推迟，但胡志明及其追随者从不承认南北分裂的合法性，从未放弃实现统一的决心和准备。在这一点上，他们充分表现了越南民族的一个基本心理特征〔39〕。
胡志明是民族主义者，又是社会革命家。他和他的助手们理解并努力实现劳苦大众（主要是农民）的基本社会经济要求，从而获得了雄厚的力量源泉。胡志明在开创越南共产主义运动之初，就认识到发动农民的重大意义。越盟建立后，独立事业的每个重大进展，几乎都来源于在农村进行的社会经济斗争和改革。抢粮运动、救荒工作、减租减息和土改，无不对革命发展起了关键作用。正如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所说，在越南，民族独立之类政治问题在同物质利益联结起来时，才成为对群众最有意义的〔40〕。然而，实现农民的社会经济要求往往同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相矛盾。越南共产党人在30年代的主要错误之一，就在于否定后一方面，而在抗法战争的初期和中期，他们又不够重视前一方面。但从总的发展来看，他们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矛盾。
胡志明及其助手理解越南的实际情况和越南革命的实际需要，避免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表现了可贵的创造才能。胡志明早在20年代后期，就不盲从共产国际关于东方革命的右倾方针，同时又提出了与30年代初左倾盲动主义相反的正确论点〔41〕。自他1941年回国领导印支共起，创造性就成了越南革命的鲜明特征。他和他的助手吸取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建设党、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经验，同时在党与统一战线组织的关系、国际形势与国内斗争的协调等问题上制定了独特的政策。八月革命既非模仿俄国布尔什维克起义，也非模仿中共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而是将两种方式结合起来〔42〕。此后，他们在持久战战略、军事与外交的结合等方面又有新的创造。值得注意的是，从越盟建立到抗法战争胜利的历史表明，胡志明同样不是自身经验的奴隶。他不墨守成规，其战略战术的多变令人折服。他不是伟大的理论家，但肯定是第一流的实践家。
胡志明及以其为首的越南党中央极端重视并能准确认识国际形势和越南革命的外部条件，善于把武装斗争同外交结合起来，善于把对抗和妥协结合起来。越南曾是殖民地，又是小国，并且处于几股大国势力的交汇点上，因而在特别大的程度上受外部事态的影响。对越南革命来说，外部条件的重要性不亚于内部条件。但另一方面，越南的上述性质，使得胡志明等人具有相当广泛的国际知识和国际眼界。八月革命能够成功，首先是因为准确地把握了从日军政变到日本投降期间的国际动态及其提供的机会。越南民主共和国能够在最初半年里生存下来并加强了实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胡志明对中法矛盾的了解和利用。抗法战争期间，胡志明及其战友把中国革命胜利和法国国内舆论变化当作决定战略的两个重大因素。胡志明在外交方面是很精明的。他善于用外交对付敌人和利用中间力量，也善于用外交从盟友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
胡志明领导时期，越南党中央拥有一个坚强、团结和稳定的核心。这个核心自40年代初期胡志明回国起渐趋形成，到1951年劳动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已完全定型。在其成员中，很大一部分是出身富裕家庭，受过较好教育的知识分子，选择荆棘之路并坚持下去是其革命决心和成熟思考的结果。他们都经受过地下工作、牢狱生活和武装斗争的磨炼，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他们之间团结的程度在国际共运中是很不多见的。这种团结主要归功于胡志明的品格和作风。他始终为人谦和，不喜揽权，厌恶领袖自大和个人崇拜。他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充分发挥全体核心成员的才干〔43〕。在这个集体中，他是受尊敬的师长和精神领袖，他的威望和道德表率几乎消除了权力之争和宗派活动的可能。领导成员之间并非没有意见分歧，相反，这种分歧有时相当严重。但是，在胡志明领导时期，核心内部有充分辩论的惯例，即使不能通过辩论实现思想上的一致，也允许少数保留意见，或经妥协达成折衷，这就提供了政策试验和较早纠正错误的余地〔44〕。如果某种方针或战略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那么即使它造成了严重损失，也不追究其倡导者的个人责任，更谈不上将其排除出领导核心。这些长期奉行的准则，是胡志明领导劳动党先后力克两个西方大国的重要保证。
注释：
〔1〕限于篇幅，本文对这一过程不作叙述。 参见时殷弘：《妥协的必要和极限——论1945年9月至1946年12月的越盟外交》， 《暨南学报》1991年第1期； 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William J.Duiker, 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1年版，第7章。
〔2〕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12～14页； 科尔科：《战争之解剖——越南、 美国及现代历史经验》（Gabriel Kolko, Anatomy of A War: Vietna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Mod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纽约1985年版，第17、21页。
〔3〕法尔：《两个越南》（Bernard B. Fall,The Two Vietnams），伦敦1965年版，第83、85～87页。
〔4〕法尔：《两个越南》，第88页； 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40～341页。
〔5〕《胡志明革命文选（1920 —1966 ）》（Ho Chi Minh onRevolution: Selected Writings, 1920—1966. Edited by Bernard B. Fall），纽约1967年版，第6页。
〔6〕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16～17页。
〔7〕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一卷，第373、381页。
〔8〕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19～20页。
〔9〕胡志明此文见纽伯格编：《武装造反》（A. Neuberg ed ArmedInsurrection），伦敦1970年版，第255～271页。
〔10〕麦克阿里斯特：《越南革命的起源》（John T. Mcalister, Jr,Vietnam: The origins of Revolution），纽约1971年版，第84页。
〔11〕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二卷，上册，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28～31页。
〔12〕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二卷，上册，第45～49页；柯南：《波尔布特是怎样上台的》（Ben Kiernan, How PolPot Came to Power），伦敦1985年版，第10页。
〔13〕科尔科：《战争之解剖》，第27页。
〔14〕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二卷，上册，第37～44页。
〔15〕法尔：《两个越南》，第96～97页；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48～49页。
〔16〕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34、41页；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二卷，上册，第38、84页。
〔17〕杜伊克尔：《义静红色苏维埃》（William J. Duiker, "TheRed Soviet of Nghe—Tinh: An Early Communist Rebellion inVietnam"），《东南亚研究》（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第4期（1973年9月）；麦克阿里斯特：《越南革命的起源》，第85～89页。
〔18〕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39～40页。
〔19〕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45～49页；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二卷，上册，第124～125 、131～136页。
〔20〕科尔科：《战争之解剖》，第29～30页。
〔21〕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二卷，下册， 第281～295页。
〔22〕卡欣：《干涉——美国如何介入越南》（George McT. Kahin,Intervention: 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纽约1986年版，第9～10页； 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62～64页。
〔23〕详见陈氏：《越南和中国（1938—1954）》（King C. Chen,Vietnam and China, 1938—1954），普林斯顿1969年版；蒋荣清（译音）：《胡志明在中国》，台北传记文学1972年版。
〔24〕越南劳动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和党史研究委员会：《党的斗争三十年》（Central Committee of Propaganda of the Vietnam Lao DongParty and the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the party's History,Thirty Years of the struggle of the Party ），第一册， 河内1960年版，第60页。参见波特编：《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 Gareth Porter ed, Vietnam:The Definitive Documentation of Human Decisions ）第一卷，纽约州斯坦福维尔1979年版，第4～5页。
〔25〕麦克阿里斯特：《越南革命的起源》，第127～130页。
〔26〕麦克阿里斯特：《越南革命的起源》，第112～113、 130 ～131页；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二卷，下册，第364～380页。
〔27〕同上，第385～393页。
〔28〕波特编：《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一卷，第72页；卡欣：《干涉》，第12页。
〔29〕波特编：《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一卷，第17～22页。
〔30〕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84页。
〔31〕麦克阿里斯特：《越南革命的起源》，第148页； 法尔：《两个越南》，第100页。
〔32〕科尔科：《战争之解剖》，第36～37页。
〔33〕波特编：《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一卷，第57～59、59～61页。
〔34〕杜伊克尔：《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95～98页；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二卷，下册，第459～470、489～553页。
〔35〕法尔：《两个越南》，第207页。
〔36〕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二卷，下册， 第560页。
〔37〕参见菲茨杰拉德：《湖中之火——越南人和在越美国人》（Frances Fitzgerald, Fire in the Lake: The Vietnamese and theAmericans in Vietnam），波士顿1972年版，第10～12、42～43页。“农民民族主义”概念借用自约翰逊著《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力——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 — 1945 ）》（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37—1945），斯坦福1962年版。
〔38〕菲茨杰拉德：《湖中之火》，第16～17页。
〔49〕科尔科：《战争之解剖》，第126页。
〔41〕见纽伯格编：《武装造反》，第259页。
〔42〕参见长征对八月革命战略的总结，载于波特编：《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一卷，第194页。
〔43〕参见科尔科：《战争之解剖》，第55、275页； 菲茨杰拉德：《湖中之火》，第224页。
〔44〕科尔科：《战争之解剖》，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