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也谈历史的“终结”
刘德斌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8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1996年02期第10-16页
【作者简介】刘德斌 吉林大学历史系
冷战结束，20世纪进入尾声，“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语）的到来，这三者几乎同时发生在人们面前，使人感觉到人类历史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由此，反思历史也就成了自然之事。事实上，早在1989年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尚未解体之时，日裔美国学者、现在兰德公司任职的弗朗西斯·福山就把近五百年来的历史进行了一番总结。此公因其在美《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委号上《历史的终结》一文而名噪一时。根据他的结论，苏东体制的转轨表明西方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体系已经击败了所有对手，取得了彻底胜利，从此人类社会将是西方体制与价值观念的一统天下，历史的竞争已经结束了。〔1〕据说到1991年至少有14个国家翻译出版了这篇论文。〔2 〕可见其影响之大。1992年，福山先生又将其观点引申发挥，出版了一本专著，名曰《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由企鹅出版社在欧美多国发行。〔3〕但近年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却远没有像福山描述得那样简单。北约东扩遭到俄罗斯强烈反对的事实，说明苏联垮台后的俄罗斯并没有像叶利钦声言的那样已是“西方的一部分”；几度失去控制的波黑冲突和索马里内战更反映出西方干预全球事务能力和意志的有限；而东亚国家经济上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在价值观念上与西方国家的冲突，更是对近代以来居支配地位的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敌对状态的结束，远不是故事的终结”。〔4 〕汤因比老先生这句几十年前用来形容一战后世界形势的警句，用来描绘冷战后的世界形势，似乎仍然恰如其份。
如是，判定冷战的历史位置（或性质），总结20世纪人类社会曲折的历史进程，进而反思近代以来人类社会从现代化到全球化的历史演进，是我们在当前这个历史性时刻理解现实和预知未来的基点，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一个真正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本人自知学识浅陋，难有高见，但愿提出问题，抛砖引玉，提醒学术界师友关注这方面的讨论，从冷战结束、世纪之交、甚至从人类进入公元第三个千年这样一个制高点上，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历史。
一
冷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极为特殊的事件。它虽是“冷”战，但敌对双方却发展起能把对方摧毁十几次的战争能力，冷战期间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人们心头；它虽被视为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但又具有传统的大国争霸色彩，……这一切，都使人们很难在短时间里给刚刚结束的冷战下一个确切定义，判定其真正的性质和历史位置。但是，反思冷战，又是我们反思更为久远的历史的起点。特别是现在许多人仍在以冷战的思维方式判断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制造新的冷战气氛，这就更加重了我们冷静地反思冷战的意义和紧迫感。
如果把冷战置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来考察，我们会发现，冷战实际上也是一场世界大战。首先，从卷入冷战冲突的国家数目上看，冷战的规模绝不亚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期间，东西方对抗曾经成为世界上压倒一切的矛盾，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50和60年代，都直接和间接地与东西方两大阵营连接起来，真正能够保持中立的国家不多。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冷战是一场规模空前、波及全球的冲突和对抗。在二战后170余次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中， 包括许多国家的内战，许多都能发现东西方对抗的影子。其中最为强烈的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往往即是东西方之间不言自明的“热战”。其次，以军事投入上看，冲突双方的耗费总量已经超过了同盟国与轴心国在二战期间军事投入的总量。以越南战争为例，美国为这场延续了12年之久的“热战”付出了1360亿美元和46000名生命的代价。 美国在这个只有32.9万平方公里的小国领土上投下的炸弹，比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各战场投下的炸弹数量之和还多。〔5 〕而美苏双方的核军备竞赛，更是以双方能把地球毁灭几次的能力而将整个人类置于核战争的恐怖之中。美苏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实际上将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从1946年到1991年这45年间，美国的军费开支达48185亿美元之巨。苏联仅在1951至1974这24年的时间里，军费开支即达10403亿美元。〔6〕如果加上美苏双方同盟国等的军事投入，冷战的军事投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第三，从冷战的结局上看，更与一场世界大战相差无几。苏东国家军事、经济和政治同盟宣告解体；这些国家原来的社会制度按照“赢家”的愿望进行改革；冷战期间的国际战略格局被彻底打破，地缘政治发生了有利于西方国家的变化，等等。甚至冷战后在西方流行的乐观情绪，如福山先生的“历史的终结”，以及和福山的结论相类似的克拉撒默尔的“单极时刻”〔7〕等等， 都与前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欣快症有诸多相似之处。所谓“冷战”并不是没有“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惨烈程度，并不亚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个战区的任何一场战争。甚至有过之。冷战，或者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与前两次世界大战的差别仅在于对立双方的领袖国家没有直接交战。这倒不是因为双方的领导人不愿意诉诸武力，而是因为核战争所能导致的“同归于尽”的后果制止了全面“冷战”向全面“热战”的转移。
冷战归根结底又是一场“欧洲战争”，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和前两次世界大战一样的、有美国人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内战”。冷战启始于美苏在欧洲的争夺，最后又以东西方阵营在欧洲对抗状态的终结而告结束。尽管美苏都曾把自己的联盟关系拓展到全世界，一度形成全球性两极对抗的格局，但欧洲始终是冷战的主战场。可以说，冷战启始于欧洲，也终结于欧洲。（事实上，早在欧洲的两极格局终结之前，其它地区就已经游离于冷战的框架之外了。尼克松和基辛格早在70年代初就提出世界有五大力量中心。）从这一角度看，冷战也是几百年来欧洲各大国争夺欧洲主导权的战争的继续。
如果我们把它置于整个20世纪的历史之中来考察，冷战的世界大战和欧洲战争的双重性质就会更加突出地显现在我们面前。
二
20世纪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战祸最为惨烈的世纪，也是生产力发展最为迅速、人类社会变化最为深刻的一个世纪。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20世纪将具有划时代意义。尤为重要的是，西方的霸权在20世纪达到了顶点，而抵消和分解这种霸权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个世纪中成长起来的。
三次世界大战（如果上面关于冷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说法成立的话）对20世纪西方霸权的兴衰具有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经历的三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也是“欧洲内战”，是近代以来欧洲大国争夺欧洲主导权的继续。19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舞台就日益受到正在兴起的德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影响。希特勒德国的垮台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崛起，正好应验了几十年前人们关于两极世界必将到来的预言。〔8〕这种“欧洲内战”之所以被称为（或演变为）世界大战， 在于欧洲各大国对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支配性地位。中国是最早遭受法西斯入侵、同时也是最后从法西斯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大国。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辟最早和延续时间最长的重要战场，是东方的主战场。但欧美各大国，包括俄罗斯和前苏联，都把1939年9月1日德国对波兰的入侵和1945年5月7日或8 日德国投降日作为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与结束的纪念日。1995年在莫斯科举行了最为隆重的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的国际性庆典。这一天是5月8日，德国投降的日子，而不是8月15 日日本投降的日子。这事本身就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性质。
以欧洲为中心的一战、二战和冷战的世界性规模是近代以来欧洲作为世界舞台“中心”地位的突出标志，也是欧洲大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能力达到顶点的标志。一战、二战和冷战的起源各有不同，但一个共同的基本的缘由是欧洲各大国及新崛起的美国对欧洲主导权，进而也是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不过，也正是由于各大国在这短短的不足百年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向其最高目标的频繁冲刺，使亚非拉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更加迅速和彻底地被卷入到西方大国所创造的国际体系中来，并在加强欧洲争斗双方实力（特别是战时）的同时削弱了“中心”在这一体系中的支配地位。一战未能解决欧洲列强间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但却把许多欧洲以外的民族和国家卷进到欧洲列强间的纷争中来了。二战的结果不仅是击败了西方列强中最具侵略性、破坏性的法西斯势力，而且使欧洲列强在海外的殖民体系走向解体，亚非拉一百多个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获得了独立，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冷战期间，美苏争霸意味着几百年来由欧洲列强主导欧洲的传统战略格局的解体。而冷战的结束、美苏两极结构的终结和多极化形势的出现，又是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以来，第一次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出现了多元的、能与“中心”相平衡的战略力量。冷战的终结也意味着几百年来欧洲作为国际舞台“中心”位置的丧失。
冷战中，除了第三世界国家在战略上对美苏两家形成强大的牵制外，东亚国家经济上的腾飞，更是对欧洲的“中心”作用和西方的工业文明提出了尖锐挑战。早在1982年，两位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霍尔亨兹和柯德尔便惊呼美国已经面临着来自东亚的“威胁”。他们写道：“我们常倾向于夸大军事威胁，但往往忽视来自其他方面的挑战。在世界上我们的军事力量是最强大的，但在防御非军事的入侵方面，我们却是脆弱的。一个明显的例证，即是我们居然看不到来自东亚的挑战。”在回顾了美国二战以来三次对亚洲的大规模军事介入之后，这两位学者写道：“我们虽有力地捍卫了我们的战略利益，但却忽视了来自亚洲的威胁。之所以会有这种忽视，是因为当前的威胁主要来自经济领域。美国目前在经济上更加依赖的是东亚，而不是西欧。……这种威胁不仅针对美国，也针对西欧。”他们甚至把东亚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比喻成地震对陆地形状的作用。“地震改变了世界地图，其激烈程度远甚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9〕
13年之后，东亚国家持续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更使西方人对东亚刮目相看。这一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亚洲大趋势》一书，把十年来各国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关注和评价推到了最高点。他认为亚洲国家正在从单一国家经济走向网络集团经济，从传统模式走向多种模式，从出口导向走向消费导向，从政府调控走向市场驱动，从乡村走向大都市，从劳动密集走向高科技密集，从男权统治走向女性崛起。最后，他得出结论说：“‘世界’一词过去曾意味着‘西方世界’。今天，全球大趋势迫使西方人接受一个事实：东方在崛起。东方人和一些西方人已开始明白，我们正迈向一个亚洲化的新世界。操纵世界的轴心已从西方转入东方。”这就是他所描述的第八大趋势：从西方走向东方。〔10〕奈斯比特的推论能否成为现实尚不好说，但东亚国家经济上的持续增长确实给西方提出了比苏联的军事威胁更为严峻的挑战。实际上，早在1980年，即先于霍尔亨兹和柯德尔两年，英国国会议员、《中国季刊》主编麦克法克先生就提出了类似的警告。他在《后儒家的挑战》一文中把西方所面临的挑战分成几种类型：苏联对西方的挑战是军事的，中东对西方的挑战是经济的，而东亚对西方的挑战则是全面的，也就是生命形态的（form of life）。〔11〕由此得出结论说东亚对西方的挑战是最根本的。
当时许多学者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麦克法克先生的论点太片面，太武断。他们所提出的反证就是中国。十几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上的腾飞，这种批评的反证似乎站不住脚了。奈斯比特在其《亚洲大趋势》大作之中，开篇第一章即断言：“日本的经济实力已达到顶峰并开始衰落，而华人正摩拳擦掌迎接‘龙的世纪’。”他认为，“中国这条巨龙开始舒展其政治和经济的筋骨”，“中国能从日本人手中夺得经济领导权其潜力不仅在其本土，更在于广大的海外华人集团——一个隐形的复杂微妙的网络——之中，它造就了中国与华人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这种海外华人圈体现着东方式的家庭和教育观念，已渗透于整个亚洲，并向全球蔓延。”〔12〕很明显，这位未来学家在这里又有夸大之处，但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转轨，中国市场的开放确实给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力。特别是在西方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东亚国家的经济仍然能够保持高速增长，说明这一地区的经济有着与西方不尽一致的发展机制。按照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美国人文艺术院哲学院士杜维明先生的说法，“今天确实已有在非西方传统而成为现代化中组成部分的东亚文明”。〔13〕而这或许是20世纪迂回、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最超出人们想象、也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
三
初露端倪的现代意义上的“东亚文明”的出现，打破了只有西方社会才能提供现代化所必需的土壤的传统说法，也打破了现代化即是西方化的思维定式，从而在20世纪结束前夕，在五百年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画卷之上，抹上了浓重的一笔。
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欧洲列强和美国先后步入现代化之路并将亚非拉其他民族和地区置于被统治的地位，从而在全世界树立起西方国家的统治地位以来，非西方国家就在不断加重的内忧外患的困扰之中摸索着摆脱列强压迫的现代化之路；同时，现代化何以缘起于西欧而未能出现于东方社会，也成为各国大小学者、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多数东方国家屡试屡败的现代化尝试更为现代化是西方文化独特产品的观点提供了现实的注脚，逼得许多急于摆脱民族败落命运的东方国家的仁人志士（包括中国人）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以西化作为改变本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出路。〔14〕按照一般的解释，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何以缘起于西欧，在于地理大发现所促成的大西洋贸易的兴起；在于西欧国家竞争性的海外扩张；在于宗教改革、科技进步和军事改革；在于英国“圈地运动”所造成的农民与土地较为彻底的分离和由此而形成的更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等等。更为深层的原因，可能如保罗·肯尼迪所说，是由于欧洲未能形成东方国家那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控制，或者说由于欧洲政治上的四分五裂；〔15〕或者如斯塔夫里亚诺斯所说，是由于反复的和长期的蛮族入侵无可挽回地摧毁了古典帝国的最后残余，从而使罗马文明的复兴成为不可能，或者说是由于落后而产生了变异，导致了先进。〔16〕这些解释不可谓不深刻，但它们所能说明的只能是现代化进程的缘起问题，而不能为东方国家的现代化选择开出一个合理的药方，或对东亚国家较为成功地走上自己的现代化之路提出合理的解释。
马克斯·韦伯更多地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和强大归因于精神因素，这就是在西方经过宗教改革后所形成的新教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而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东方各民族的宗教伦理则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韦伯认为，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为思想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17〕韦伯并没有把中国的社会结构当成阻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中国社会也同时包含着有利与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混合因素。他认为，儒教作为支配性的终极价值体系，始终是传统主义取向的，对世界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而道教在中国作为异端的主流，因其本身的神秘主义与巫术传统而无力扭转儒教的传统主义。结果是儒教始终把持着支配的地位，连同儒士对经济生产兴趣的缺乏，使得中国的经济无法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演进。〔18〕韦伯的论点可能有些偏颇，因为“人性的相通决定了伦理的相同，决定了伦理的差异只可能是相对的、有限度的”，“他的结论是错误的”。〔19〕但是，韦伯关于东西方历史差异的探讨，不仅涉及到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缘起，而且也与东方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能否步入现代化进程有直接关系。东方国家早已失去了1500年前后西欧资本主义崛起时的历史机遇，即使东方各民族经历了欧洲式的宗教改革也无济于事。东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自己传统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同西方国家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对接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韦伯关于中国和印度等国宗教（实际上是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不管结论正确与否，都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但问题也正出在韦伯所强调的“宗教”问题上。东亚新兴工业国家恰好都处在人们所说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儒家文化圈从其边缘地带开始，先是日本，再是四小龙，后是中国大陆，获得了雁阵形的腾飞。近年来的“儒学热”，即反映了人们包括西方人对东亚经济“奇迹”之迷的深层探索。许多人都认为儒家文化是推动东亚国家经济腾飞的精神财富。按照有些西方人的观察，东亚国家与地区虽然不尽相同（如日本：一个组织的国家；韩国：积极的政府干预政策；台湾：强有力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新加坡：儒家社会主义型的资本主义；朝鲜：共产主义的儒教国家），但它们有着共同的力量源泉。除了共同的生理和文字特征之外，它们共享一个传统。这就是朴厚的家庭基础，第一位的教育意识，牢固的等级和尊卑观念与对政府权威的遵从。他们认为这是东亚国家进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之后能够兼顾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原因所在，也是儒家文化影响的根本所在。〔20〕按照杜维明先生的解释，儒家思想包含两种主要哲学，即政治儒学和个人伦理。政治儒学将以君王为至尊的阶级制度合理化了，个人伦理则规范了日常的言行举止。杜维明认为，孔子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不是它的政治教条，而是有关个人修养的伦理道德。儒家思想在崇尚个人权利的民主环境里比在集权体制下更能发扬光大。〔21〕许多有感于西方社会道德沦丧和精神空虚的西方人，呼吁从儒家文化中吸收有利成份，挽救现代西方摇摇欲坠的价值观念体系。1993年11月，美国前总统布什在香港发表演讲时说：“我们经常大谈我们的自由和民主制度，因为我们相信它们的作用。但事实上，世界在变，当力量和财富扩散以后，我们可以也必须向你们学习，而这可能是我们时代最有希望的一点。……在西方世界，我们一直只谈权利，但是你们在亚洲，在香港这里以及其他地方，提醒我们繁荣与和平都有赖于个人的责任。〔22〕
现代意义上的“东亚文明”的出现，改写了五百年来由西方人主导世界进程的历史，它至少证明在西方现代化成功的道路之外，有了一种非西方国家成功地进入现代化进程主流的新模式。这确是苏联对西方的挑战所未能做得到的。在一战、二战和冷战都已过去的今天，特别是东亚经济已经能与欧、美经济成三足鼎立之势的今天，很难设想西方大国还能将非西方国家拉入它们之间彼此争斗的阵线中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以来由西方主导世界的历史已经终结。
四
亨廷顿在冷战后所提出来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程度上即是建立在对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所谓东亚国家“威胁”的基础之上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一个方面否定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定西方并不具有一统天下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也把他所习惯的冷战式思维方式带到他对冷战后世界形势的分析中来了，尽管他在文中暗喻福山的论断是建立在冷战思维定式的基础之上的。
亨氏的论点把我们推回到五个世纪之前，即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角之前，那些各大文明之间的冲突（还有交融）是当时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但亨氏忘记了所谓西方文化本身即是西方文化与小亚细亚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相交融的产物。对于一个人来说，五百年是一个极为漫长的岁月。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只是短暂的一瞬。正因为如此，汤因比才把这五百年来的变化都视为“当代的”的变化。〔23〕汤因比几十年前所批评的“我们今天的西方人是世界上仅有的其历史观还停留在前希腊时代的人们”，其中似乎就包括亨廷顿先生。
五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各文化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正在进入一个更为紧密的交融期。作为二战后世界性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结果，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交通与通讯业的迅速发展及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等等，正把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各文化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各地区相互依赖的程度从来也没有达到今天这样深。东西方冷战结束之后，各地区、各民族包括各文化之间的矛盾显得更为突出了，但它们之间协作的机会和需求也更多了、大了。实际上，就在人们大谈儒家文化在东亚经济起飞中的重要作用时，仍有人认为所谓东亚几小龙的成功，是西方文化在儒家文化圈的外缘地带实现了同化的结果。〔24〕就在亨廷顿大谈文明冲突之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探讨“辨同异、合东西”之路，试图让中国文化更多地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成份。〔25〕这种态度表现出儒家文化的胸襟。事实上，从一个更为久远的历史背景来看，人们就很难界定出纯粹的东西方文化。构成西方文化基础的基督教起源于亚洲，而中东和西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又是从犹太教和基督教中衍生出来的。相互对立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有着共同的“祖先”。被视为东方文明代表之一的印度与欧洲人却同种同文，其文化与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有亲缘关系，很难把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捏在一起。尤为重要的是，近五百年蔓延至全球的现代化进程还使每一种传统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已不复存在了。
这就是人类（各文化）超过20世纪、进入公元第三个千年时所面临的形势。五百年的历史造就了西方的支配地位，20世纪最后十年却让它在这一地位上跌落下来，但仍不失为有力的竞争者。为了保持这种地位，美国的学者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为了改善美国自身，美国领导人看到了向东方学习的必要。其实，“这个未来世界既不是西方人的，也不是非西方人的，而是所有那些文化的产儿”。〔26〕历史在“终结”的同时正在展开新的一页。
注释：
〔1〕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lnterests, Summer 1989.
〔2〕Ellen K. Coughlin, "Author Revisits Disputed Thesisabout'the End of History'",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Jan.8 1992.转引自徐国琦《亨廷顿及其“文明冲突论”》，《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
〔3〕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London:Penguin,1992.
〔4〕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版第110页。
〔5〕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24页。
〔6〕参见王羊主编：《美苏军备竞赛与控制研究》，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50页。
〔7〕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 1990/91,P.24.
〔8〕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6页。
〔9〕小R·霍尔亨兹和K·E·柯德尔合著：《东亚之锋》，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第3—6页。
〔10〕见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外文出版社/ 经济日报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中译本。
〔11〕Roderick Macfarqubar, "Post —Confucian Challenge", TheEconomist.No.2,1980,P.67—68.
〔12〕奈斯比特，前引书，第9—10页。
〔13〕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现代与传统》第7辑， 第17页。
〔14〕参阅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5〕保罗·肯尼迪，前引书，第20页。
〔16〕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3年版第6页。
〔17〕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中译本第141页。
〔18〕见杨庆方堃为韦伯《中国的宗教》汉译本所写的导论，台北新桥译丛1，1989年版。 转引自杜恂诚《中国传统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兼评韦伯《中国的宗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19〕杜恂诚，前引书，第210页。
〔20〕霍尔亨兹，前引书，第54—57页。
〔21〕奈斯比特，前引书，第51—52页。
〔22〕转引自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东方》，1995年第4期。
〔23〕汤因比，前引书，第55页。
〔24〕刘东：《中国能否走通“东亚之路”？ 》， 《东方》创刊号，1993，第8页。
〔25〕见李慎之：《辨同异，合东西》等文，《东方》杂志，1994年第3期。
〔26〕汤因比，前引书，第78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8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1996年02期第10-16页
【作者简介】刘德斌 吉林大学历史系
如是，判定冷战的历史位置（或性质），总结20世纪人类社会曲折的历史进程，进而反思近代以来人类社会从现代化到全球化的历史演进，是我们在当前这个历史性时刻理解现实和预知未来的基点，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一个真正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本人自知学识浅陋，难有高见，但愿提出问题，抛砖引玉，提醒学术界师友关注这方面的讨论，从冷战结束、世纪之交、甚至从人类进入公元第三个千年这样一个制高点上，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历史。
一
冷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极为特殊的事件。它虽是“冷”战，但敌对双方却发展起能把对方摧毁十几次的战争能力，冷战期间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人们心头；它虽被视为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但又具有传统的大国争霸色彩，……这一切，都使人们很难在短时间里给刚刚结束的冷战下一个确切定义，判定其真正的性质和历史位置。但是，反思冷战，又是我们反思更为久远的历史的起点。特别是现在许多人仍在以冷战的思维方式判断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制造新的冷战气氛，这就更加重了我们冷静地反思冷战的意义和紧迫感。
如果把冷战置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来考察，我们会发现，冷战实际上也是一场世界大战。首先，从卷入冷战冲突的国家数目上看，冷战的规模绝不亚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期间，东西方对抗曾经成为世界上压倒一切的矛盾，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50和60年代，都直接和间接地与东西方两大阵营连接起来，真正能够保持中立的国家不多。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冷战是一场规模空前、波及全球的冲突和对抗。在二战后170余次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中， 包括许多国家的内战，许多都能发现东西方对抗的影子。其中最为强烈的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往往即是东西方之间不言自明的“热战”。其次，以军事投入上看，冲突双方的耗费总量已经超过了同盟国与轴心国在二战期间军事投入的总量。以越南战争为例，美国为这场延续了12年之久的“热战”付出了1360亿美元和46000名生命的代价。 美国在这个只有32.9万平方公里的小国领土上投下的炸弹，比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各战场投下的炸弹数量之和还多。〔5 〕而美苏双方的核军备竞赛，更是以双方能把地球毁灭几次的能力而将整个人类置于核战争的恐怖之中。美苏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实际上将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从1946年到1991年这45年间，美国的军费开支达48185亿美元之巨。苏联仅在1951至1974这24年的时间里，军费开支即达10403亿美元。〔6〕如果加上美苏双方同盟国等的军事投入，冷战的军事投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第三，从冷战的结局上看，更与一场世界大战相差无几。苏东国家军事、经济和政治同盟宣告解体；这些国家原来的社会制度按照“赢家”的愿望进行改革；冷战期间的国际战略格局被彻底打破，地缘政治发生了有利于西方国家的变化，等等。甚至冷战后在西方流行的乐观情绪，如福山先生的“历史的终结”，以及和福山的结论相类似的克拉撒默尔的“单极时刻”〔7〕等等， 都与前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欣快症有诸多相似之处。所谓“冷战”并不是没有“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惨烈程度，并不亚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个战区的任何一场战争。甚至有过之。冷战，或者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与前两次世界大战的差别仅在于对立双方的领袖国家没有直接交战。这倒不是因为双方的领导人不愿意诉诸武力，而是因为核战争所能导致的“同归于尽”的后果制止了全面“冷战”向全面“热战”的转移。
冷战归根结底又是一场“欧洲战争”，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和前两次世界大战一样的、有美国人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内战”。冷战启始于美苏在欧洲的争夺，最后又以东西方阵营在欧洲对抗状态的终结而告结束。尽管美苏都曾把自己的联盟关系拓展到全世界，一度形成全球性两极对抗的格局，但欧洲始终是冷战的主战场。可以说，冷战启始于欧洲，也终结于欧洲。（事实上，早在欧洲的两极格局终结之前，其它地区就已经游离于冷战的框架之外了。尼克松和基辛格早在70年代初就提出世界有五大力量中心。）从这一角度看，冷战也是几百年来欧洲各大国争夺欧洲主导权的战争的继续。
如果我们把它置于整个20世纪的历史之中来考察，冷战的世界大战和欧洲战争的双重性质就会更加突出地显现在我们面前。
二
20世纪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战祸最为惨烈的世纪，也是生产力发展最为迅速、人类社会变化最为深刻的一个世纪。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20世纪将具有划时代意义。尤为重要的是，西方的霸权在20世纪达到了顶点，而抵消和分解这种霸权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个世纪中成长起来的。
三次世界大战（如果上面关于冷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说法成立的话）对20世纪西方霸权的兴衰具有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经历的三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也是“欧洲内战”，是近代以来欧洲大国争夺欧洲主导权的继续。19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舞台就日益受到正在兴起的德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影响。希特勒德国的垮台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崛起，正好应验了几十年前人们关于两极世界必将到来的预言。〔8〕这种“欧洲内战”之所以被称为（或演变为）世界大战， 在于欧洲各大国对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支配性地位。中国是最早遭受法西斯入侵、同时也是最后从法西斯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大国。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辟最早和延续时间最长的重要战场，是东方的主战场。但欧美各大国，包括俄罗斯和前苏联，都把1939年9月1日德国对波兰的入侵和1945年5月7日或8 日德国投降日作为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与结束的纪念日。1995年在莫斯科举行了最为隆重的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的国际性庆典。这一天是5月8日，德国投降的日子，而不是8月15 日日本投降的日子。这事本身就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性质。
以欧洲为中心的一战、二战和冷战的世界性规模是近代以来欧洲作为世界舞台“中心”地位的突出标志，也是欧洲大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能力达到顶点的标志。一战、二战和冷战的起源各有不同，但一个共同的基本的缘由是欧洲各大国及新崛起的美国对欧洲主导权，进而也是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不过，也正是由于各大国在这短短的不足百年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向其最高目标的频繁冲刺，使亚非拉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更加迅速和彻底地被卷入到西方大国所创造的国际体系中来，并在加强欧洲争斗双方实力（特别是战时）的同时削弱了“中心”在这一体系中的支配地位。一战未能解决欧洲列强间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但却把许多欧洲以外的民族和国家卷进到欧洲列强间的纷争中来了。二战的结果不仅是击败了西方列强中最具侵略性、破坏性的法西斯势力，而且使欧洲列强在海外的殖民体系走向解体，亚非拉一百多个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获得了独立，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冷战期间，美苏争霸意味着几百年来由欧洲列强主导欧洲的传统战略格局的解体。而冷战的结束、美苏两极结构的终结和多极化形势的出现，又是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以来，第一次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出现了多元的、能与“中心”相平衡的战略力量。冷战的终结也意味着几百年来欧洲作为国际舞台“中心”位置的丧失。
冷战中，除了第三世界国家在战略上对美苏两家形成强大的牵制外，东亚国家经济上的腾飞，更是对欧洲的“中心”作用和西方的工业文明提出了尖锐挑战。早在1982年，两位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霍尔亨兹和柯德尔便惊呼美国已经面临着来自东亚的“威胁”。他们写道：“我们常倾向于夸大军事威胁，但往往忽视来自其他方面的挑战。在世界上我们的军事力量是最强大的，但在防御非军事的入侵方面，我们却是脆弱的。一个明显的例证，即是我们居然看不到来自东亚的挑战。”在回顾了美国二战以来三次对亚洲的大规模军事介入之后，这两位学者写道：“我们虽有力地捍卫了我们的战略利益，但却忽视了来自亚洲的威胁。之所以会有这种忽视，是因为当前的威胁主要来自经济领域。美国目前在经济上更加依赖的是东亚，而不是西欧。……这种威胁不仅针对美国，也针对西欧。”他们甚至把东亚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比喻成地震对陆地形状的作用。“地震改变了世界地图，其激烈程度远甚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9〕
13年之后，东亚国家持续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更使西方人对东亚刮目相看。这一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亚洲大趋势》一书，把十年来各国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关注和评价推到了最高点。他认为亚洲国家正在从单一国家经济走向网络集团经济，从传统模式走向多种模式，从出口导向走向消费导向，从政府调控走向市场驱动，从乡村走向大都市，从劳动密集走向高科技密集，从男权统治走向女性崛起。最后，他得出结论说：“‘世界’一词过去曾意味着‘西方世界’。今天，全球大趋势迫使西方人接受一个事实：东方在崛起。东方人和一些西方人已开始明白，我们正迈向一个亚洲化的新世界。操纵世界的轴心已从西方转入东方。”这就是他所描述的第八大趋势：从西方走向东方。〔10〕奈斯比特的推论能否成为现实尚不好说，但东亚国家经济上的持续增长确实给西方提出了比苏联的军事威胁更为严峻的挑战。实际上，早在1980年，即先于霍尔亨兹和柯德尔两年，英国国会议员、《中国季刊》主编麦克法克先生就提出了类似的警告。他在《后儒家的挑战》一文中把西方所面临的挑战分成几种类型：苏联对西方的挑战是军事的，中东对西方的挑战是经济的，而东亚对西方的挑战则是全面的，也就是生命形态的（form of life）。〔11〕由此得出结论说东亚对西方的挑战是最根本的。
当时许多学者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麦克法克先生的论点太片面，太武断。他们所提出的反证就是中国。十几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上的腾飞，这种批评的反证似乎站不住脚了。奈斯比特在其《亚洲大趋势》大作之中，开篇第一章即断言：“日本的经济实力已达到顶峰并开始衰落，而华人正摩拳擦掌迎接‘龙的世纪’。”他认为，“中国这条巨龙开始舒展其政治和经济的筋骨”，“中国能从日本人手中夺得经济领导权其潜力不仅在其本土，更在于广大的海外华人集团——一个隐形的复杂微妙的网络——之中，它造就了中国与华人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这种海外华人圈体现着东方式的家庭和教育观念，已渗透于整个亚洲，并向全球蔓延。”〔12〕很明显，这位未来学家在这里又有夸大之处，但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转轨，中国市场的开放确实给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力。特别是在西方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东亚国家的经济仍然能够保持高速增长，说明这一地区的经济有着与西方不尽一致的发展机制。按照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美国人文艺术院哲学院士杜维明先生的说法，“今天确实已有在非西方传统而成为现代化中组成部分的东亚文明”。〔13〕而这或许是20世纪迂回、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最超出人们想象、也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
三
初露端倪的现代意义上的“东亚文明”的出现，打破了只有西方社会才能提供现代化所必需的土壤的传统说法，也打破了现代化即是西方化的思维定式，从而在20世纪结束前夕，在五百年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画卷之上，抹上了浓重的一笔。
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欧洲列强和美国先后步入现代化之路并将亚非拉其他民族和地区置于被统治的地位，从而在全世界树立起西方国家的统治地位以来，非西方国家就在不断加重的内忧外患的困扰之中摸索着摆脱列强压迫的现代化之路；同时，现代化何以缘起于西欧而未能出现于东方社会，也成为各国大小学者、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多数东方国家屡试屡败的现代化尝试更为现代化是西方文化独特产品的观点提供了现实的注脚，逼得许多急于摆脱民族败落命运的东方国家的仁人志士（包括中国人）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以西化作为改变本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出路。〔14〕按照一般的解释，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何以缘起于西欧，在于地理大发现所促成的大西洋贸易的兴起；在于西欧国家竞争性的海外扩张；在于宗教改革、科技进步和军事改革；在于英国“圈地运动”所造成的农民与土地较为彻底的分离和由此而形成的更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等等。更为深层的原因，可能如保罗·肯尼迪所说，是由于欧洲未能形成东方国家那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控制，或者说由于欧洲政治上的四分五裂；〔15〕或者如斯塔夫里亚诺斯所说，是由于反复的和长期的蛮族入侵无可挽回地摧毁了古典帝国的最后残余，从而使罗马文明的复兴成为不可能，或者说是由于落后而产生了变异，导致了先进。〔16〕这些解释不可谓不深刻，但它们所能说明的只能是现代化进程的缘起问题，而不能为东方国家的现代化选择开出一个合理的药方，或对东亚国家较为成功地走上自己的现代化之路提出合理的解释。
马克斯·韦伯更多地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和强大归因于精神因素，这就是在西方经过宗教改革后所形成的新教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而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东方各民族的宗教伦理则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韦伯认为，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为思想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17〕韦伯并没有把中国的社会结构当成阻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中国社会也同时包含着有利与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混合因素。他认为，儒教作为支配性的终极价值体系，始终是传统主义取向的，对世界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而道教在中国作为异端的主流，因其本身的神秘主义与巫术传统而无力扭转儒教的传统主义。结果是儒教始终把持着支配的地位，连同儒士对经济生产兴趣的缺乏，使得中国的经济无法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演进。〔18〕韦伯的论点可能有些偏颇，因为“人性的相通决定了伦理的相同，决定了伦理的差异只可能是相对的、有限度的”，“他的结论是错误的”。〔19〕但是，韦伯关于东西方历史差异的探讨，不仅涉及到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缘起，而且也与东方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能否步入现代化进程有直接关系。东方国家早已失去了1500年前后西欧资本主义崛起时的历史机遇，即使东方各民族经历了欧洲式的宗教改革也无济于事。东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自己传统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同西方国家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对接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韦伯关于中国和印度等国宗教（实际上是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不管结论正确与否，都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但问题也正出在韦伯所强调的“宗教”问题上。东亚新兴工业国家恰好都处在人们所说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儒家文化圈从其边缘地带开始，先是日本，再是四小龙，后是中国大陆，获得了雁阵形的腾飞。近年来的“儒学热”，即反映了人们包括西方人对东亚经济“奇迹”之迷的深层探索。许多人都认为儒家文化是推动东亚国家经济腾飞的精神财富。按照有些西方人的观察，东亚国家与地区虽然不尽相同（如日本：一个组织的国家；韩国：积极的政府干预政策；台湾：强有力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新加坡：儒家社会主义型的资本主义；朝鲜：共产主义的儒教国家），但它们有着共同的力量源泉。除了共同的生理和文字特征之外，它们共享一个传统。这就是朴厚的家庭基础，第一位的教育意识，牢固的等级和尊卑观念与对政府权威的遵从。他们认为这是东亚国家进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之后能够兼顾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原因所在，也是儒家文化影响的根本所在。〔20〕按照杜维明先生的解释，儒家思想包含两种主要哲学，即政治儒学和个人伦理。政治儒学将以君王为至尊的阶级制度合理化了，个人伦理则规范了日常的言行举止。杜维明认为，孔子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不是它的政治教条，而是有关个人修养的伦理道德。儒家思想在崇尚个人权利的民主环境里比在集权体制下更能发扬光大。〔21〕许多有感于西方社会道德沦丧和精神空虚的西方人，呼吁从儒家文化中吸收有利成份，挽救现代西方摇摇欲坠的价值观念体系。1993年11月，美国前总统布什在香港发表演讲时说：“我们经常大谈我们的自由和民主制度，因为我们相信它们的作用。但事实上，世界在变，当力量和财富扩散以后，我们可以也必须向你们学习，而这可能是我们时代最有希望的一点。……在西方世界，我们一直只谈权利，但是你们在亚洲，在香港这里以及其他地方，提醒我们繁荣与和平都有赖于个人的责任。〔22〕
现代意义上的“东亚文明”的出现，改写了五百年来由西方人主导世界进程的历史，它至少证明在西方现代化成功的道路之外，有了一种非西方国家成功地进入现代化进程主流的新模式。这确是苏联对西方的挑战所未能做得到的。在一战、二战和冷战都已过去的今天，特别是东亚经济已经能与欧、美经济成三足鼎立之势的今天，很难设想西方大国还能将非西方国家拉入它们之间彼此争斗的阵线中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以来由西方主导世界的历史已经终结。
四
亨廷顿在冷战后所提出来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程度上即是建立在对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所谓东亚国家“威胁”的基础之上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一个方面否定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定西方并不具有一统天下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也把他所习惯的冷战式思维方式带到他对冷战后世界形势的分析中来了，尽管他在文中暗喻福山的论断是建立在冷战思维定式的基础之上的。
亨氏的论点把我们推回到五个世纪之前，即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角之前，那些各大文明之间的冲突（还有交融）是当时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但亨氏忘记了所谓西方文化本身即是西方文化与小亚细亚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相交融的产物。对于一个人来说，五百年是一个极为漫长的岁月。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只是短暂的一瞬。正因为如此，汤因比才把这五百年来的变化都视为“当代的”的变化。〔23〕汤因比几十年前所批评的“我们今天的西方人是世界上仅有的其历史观还停留在前希腊时代的人们”，其中似乎就包括亨廷顿先生。
五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各文化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正在进入一个更为紧密的交融期。作为二战后世界性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结果，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交通与通讯业的迅速发展及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等等，正把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各文化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各地区相互依赖的程度从来也没有达到今天这样深。东西方冷战结束之后，各地区、各民族包括各文化之间的矛盾显得更为突出了，但它们之间协作的机会和需求也更多了、大了。实际上，就在人们大谈儒家文化在东亚经济起飞中的重要作用时，仍有人认为所谓东亚几小龙的成功，是西方文化在儒家文化圈的外缘地带实现了同化的结果。〔24〕就在亨廷顿大谈文明冲突之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探讨“辨同异、合东西”之路，试图让中国文化更多地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成份。〔25〕这种态度表现出儒家文化的胸襟。事实上，从一个更为久远的历史背景来看，人们就很难界定出纯粹的东西方文化。构成西方文化基础的基督教起源于亚洲，而中东和西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又是从犹太教和基督教中衍生出来的。相互对立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有着共同的“祖先”。被视为东方文明代表之一的印度与欧洲人却同种同文，其文化与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有亲缘关系，很难把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捏在一起。尤为重要的是，近五百年蔓延至全球的现代化进程还使每一种传统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已不复存在了。
这就是人类（各文化）超过20世纪、进入公元第三个千年时所面临的形势。五百年的历史造就了西方的支配地位，20世纪最后十年却让它在这一地位上跌落下来，但仍不失为有力的竞争者。为了保持这种地位，美国的学者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为了改善美国自身，美国领导人看到了向东方学习的必要。其实，“这个未来世界既不是西方人的，也不是非西方人的，而是所有那些文化的产儿”。〔26〕历史在“终结”的同时正在展开新的一页。
注释：
〔1〕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lnterests, Summer 1989.
〔2〕Ellen K. Coughlin, "Author Revisits Disputed Thesisabout'the End of History'",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Jan.8 1992.转引自徐国琦《亨廷顿及其“文明冲突论”》，《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
〔3〕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London:Penguin,1992.
〔4〕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版第110页。
〔5〕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24页。
〔6〕参见王羊主编：《美苏军备竞赛与控制研究》，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50页。
〔7〕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 1990/91,P.24.
〔8〕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6页。
〔9〕小R·霍尔亨兹和K·E·柯德尔合著：《东亚之锋》，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第3—6页。
〔10〕见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外文出版社/ 经济日报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中译本。
〔11〕Roderick Macfarqubar, "Post —Confucian Challenge", TheEconomist.No.2,1980,P.67—68.
〔12〕奈斯比特，前引书，第9—10页。
〔13〕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现代与传统》第7辑， 第17页。
〔14〕参阅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5〕保罗·肯尼迪，前引书，第20页。
〔16〕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3年版第6页。
〔17〕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中译本第141页。
〔18〕见杨庆方堃为韦伯《中国的宗教》汉译本所写的导论，台北新桥译丛1，1989年版。 转引自杜恂诚《中国传统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兼评韦伯《中国的宗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19〕杜恂诚，前引书，第210页。
〔20〕霍尔亨兹，前引书，第54—57页。
〔21〕奈斯比特，前引书，第51—52页。
〔22〕转引自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东方》，1995年第4期。
〔23〕汤因比，前引书，第55页。
〔24〕刘东：《中国能否走通“东亚之路”？ 》， 《东方》创刊号，1993，第8页。
〔25〕见李慎之：《辨同异，合东西》等文，《东方》杂志，1994年第3期。
〔26〕汤因比，前引书，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