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法国当代史专家贝达里达谈当代史〔1〕
端木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8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1996年02期第106-108,125页
1995年8月27日—9月3日，约2500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工作者云集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行第1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议期间，《蒙特利尔日报》记者热拉尔德·勒勃朗对国际史学会秘书长、法国当代史和二战史专家弗朗索瓦·贝达里达进行了采访。9月2日该报以《当代史学家》为题，刊登了采访全文。
弗朗索瓦·贝达里达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下属“法国当代史研究所”的创建人，并长期领导该机构。1994年春曾在轰动法国的审判维希时代法奸保尔·图维埃一案〔2〕中以史学专家身份出庭作证〔3〕。1995年5月， 他又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向新当选的雅克·希拉克移交政权前两天，以记者姿态出现，采访密特朗，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请他就历史与政治、历史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历史学科的重要性发表看法。这次为行将结束的法国当代一段重要历史“取证”的采访录相在8月27日下午蒙特利尔大会开幕式上播放，引起与会各国史学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大会期间，贝达里达教授亲自主持重大课题“民族、人民与国家”的讨论。1990年贝达里达当选为国际史学会秘书长，这次在蒙特利尔改选后，在新执行局中他仍连任秘书长一职，任期至2000年。
加拿大记者热拉尔德·勒勃朗就当代史研究、图维埃案件、密特朗专访、民族主义及历史学家的作用等问题采访了这位当代史专家。
在回答勒勃朗对“当代史”的含义是否矛盾的疑问时，贝达里达认为我们时代最近的历史，即本世纪30年代起，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历史，在相当长时期内被忽略，被归到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中。他认为：“历史并非只滞留在遥远的过去，永恒不变。在历史中过去与现状紧密相连。因此，我们在1979年建立了当代史研究所。”可是，怎样确定当代史的概念呢？贝达里达认为，通常我们时代的历史称“现代史”（l'histoire contemporaine），习惯以两个世纪前的法国大革命为上限，延至今日，这是不够准确的，他把我们时代最近的历史称为“当代史”（l'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作者注：在此，贝达里达没有明确如何划线分期。但是由他主编的、在蒙特利尔大会图书展上首次面市的新书《1945—1995年法国的历史与史学家职业》一书中，著名的法国现代史学家罗内·雷蒙则把自法国革命以来的两个世纪历史以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线分成两部分，整个19 世纪归于“现代史”，20世纪以来归“当代史”〔4〕。
接着，贝达里达教授进一步回答当代史研究中存在问题，即如何在缺乏档案的情况下，在缺少时间距离以评价事件的情况下研究历史。他指出，“在法国可查阅的公开档案的期限已经从50年改为30年。”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其他资料来源：“已发表的回忆录、新闻传媒、当事人的口头证词……”。至于时间距离，贝达里达认为（对当代史来说）有利有弊，距离近（与事件）是有利的，但不可能深入到问题中去则是不利的。他还指出，有时时间距离会使人在评价历史时产生错觉。他以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活动为例加以说明。“在事件发生两个世纪以后，1989年的纪念活动引出两种看法：一种极力赞扬人权宣言的伟大业绩，而另一种则谴责那是极权制的先兆”。他本人认为不应一概而论。他把法国大革命分成两个阶段，最初是为争取自由和权利的战斗，后来就是大恐怖。他从这个事例看出：“事隔两个世纪再作评价并不能保证更切合实际。”
谈到这里，勒勃朗接上另一个话题：“过了50年似乎也不足以使法国理清1939年至1945年间与纳粹合作问题的千头万绪。”他要求贝达里达教授谈谈法奸保尔·图维埃案件，该犯因屠杀犹太人罪于1946年被判刑，却能逍遥法外、长期藏匿，直至去年才被真正绳之以法，原因何在呢？
贝达里达承认，图维埃在缺席审判后，又成功地隐姓埋名、四处躲藏了25年，过了刑事时效后才露真身，“是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同谋网的保护”。1970年，当时的法国总统蓬皮杜特赦了图维埃，只保留了某些较轻的惩罚，如禁止他在某些省区居留和剥夺其父系财产继承权等。“这在当时是一桩丑闻”，而社会上则对此案表示不满和愤慨。自那时起，要求对图维埃以“违反人道罪”进行不受时间限制的起诉活动就开始了。于是图维埃再度藏匿起来，直至1989年才在尼斯天主教完整派〔5〕的隐修院中将他逮捕，经过几年调查取证，于1994 年把他再度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回答记者关于历史学家在此案中出庭作证的问题时，贝达里达说：“这至少在法国是第一次传唤历史学家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应法庭的要求，历史学家们以自己研究为依据向法庭阐述维希时期的背景状况〔6〕。 贝达里达特别谈到图维埃所在的保安队的性质：“这个准军事化的组织是维希政权建立的，以追捕抵抗运动战士和犹太人为目的”。这样一个组织与德国纳粹的关系如何，能否确认是纳粹的“帮凶和工具”？作为二战史专家，贝达里达肯定地说：“我的研究工作可以认定保安队逐步沦为盖世太保的拙劣仿制品，盖世太保在纽伦堡审判时被宣布为犯罪组织。”
记者勒勃朗特别提到贝达里达为此案曾参加了由里昂大主教组织的关于教会在图维埃事件中的作用调查委员会。但是，在报告最后部分，贝达里达的结论是：“在我们调查结束之时，秘密尚未完全澄清：更确切地说，它更加扑朔迷离了。”为什么呢？贝达里达遗憾地说：“如果能论证教会的同谋活动属于一种对旧制度的怀念的话，这对我们来说是容易的。可惜，图维埃得以长期隐藏，不论是来自教会的还是来自国家的保护，其中包括蓬皮杜总统的特赦，都充满神秘感。”贝达里达认为图维埃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家伙”，自比为“十字架上的基督”，曾经蒙骗过不少人，在他的同谋中甚至还有前抵抗运动战士。1972年后，还有人向图维埃提供机会到魁北克，而且为他避难做好一切安排，但他本人拒绝了。即使这样贝达里达也认为：“没有任何根据能肯定在魁北克和法国之间存在一个固定广泛的联络网。”因此，这位当代史专家不得不感叹档案是不全面的，“有许多决定和谈判是不作书面记录的。”因此在历史上永远会留下疑案。
在转移话题之后，贝达里达很高兴地谈到他在密特朗离任前的历史性采访：“在总统任期期满前两天会见一位如此重要的人物是很激动人心的。”“他在回答问题时从容不迫和驾轻就熟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何况他要即席发言。”因为贝达里达在5月15 日采访中改变了半年前寄给密特朗的采访计划中的一半的问题。
在贝达里达对密特朗采访的众多问题中，勒勃朗对密特朗的未来预言表示特殊兴趣，甚至就在刊登他对贝达里达专访版上，在中间部位大段摘登“弗朗索瓦·密特朗看未来。”密特朗说：“我相信下个世纪将被两种表面自相矛盾的趋势所左右。”“一种是前所未有的联合的需要。请看欧洲的建设。”他还指出除欧洲外，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各种联盟或特殊的联合体，“总之，大家趋向联合”。但另一种正好相反而又同步出现的趋势，“就是推动每个少数民族坚持个性并要求主权、独立、分离的运动。”〔7〕
记者勒勃朗把密特朗的这种预见归于“21世纪面临的挑战是两种矛盾的潮流的汇合。”贝达里达表示同意：“事实上，两种对立的轨迹表现了出来：大整体的联合走向与大量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愿望。”他特别指出在本届大会上他主持的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中也反映出相同的看法。这位当代史专家评点当今世界的形势说：“我们现在面临国家—民族的分离，从高层（共同市场的建立）和从低层（对巴斯克人、科西嘉人、摩尔达瓦人、车臣人等的认可）。”但同时他提醒大家注意比利时的道路，“即一个牢固的国家—民族和平地转变成在统一体内的三个国家，是很有意思的。”当然，他也谨慎地考虑到：“这是一个典范还是一个例外呢？以后再看吧。”
谈到民族主义，作为蒙特利尔的记者，勒勃朗不禁要向国际史学会秘书长直言：“一个论及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的大会在蒙特利尔召开，却单单不谈魁北克，这里很快要就分离问题进行全民公决，难道不令人惊讶吗？”贝达里达非常巧妙地绕过了这个“雷区”，说明国际史学会的专题早在1991—1992年间就确定，因而与魁北克的全民公决无关，况且外来客人对东道国内部问题应持谨慎态度，不应说三道四，不应对自己不够了解的情况发表意见。
最后，记者又回到密特朗对历史学家的作用的看法上。密特朗在应贝达里达的要求向青年史学工作者谈他对历史学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责任的看法时，曾批评把历史学和哲学看成次要学科的时期，是他在当选后要求使这两门学科重受重视并向青年传授，因为正是这两门学科“将能培养他们的思想。”所以，密特朗肯定历史学家对其周围世界负有极大的责任，“我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历史学家起着一种权威的作用，因为他了解过去，因此他比别人更能给现在以启迪。”〔8〕
贝达里达在对加拿大记者谈及这点时，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相同的意见：“我对历史学家能有助于培养同时代人的信仰良知这一点深信不疑”。作为历史学家，他特别指出：“历史学家要严肃地工作，认真地提出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最后的忠告也是意味深长的：“要知道他们提供的不是永恒的真理，而是提供立足于对照今天进行反思、以便明确其本质并努力前进的基本原理。”
注释：
〔1〕本文根据1995年9月2日《蒙特利尔日报》第6版，热拉尔德·勒勃朗《当代史学家》一文、并参照1995年8月29日《世界报》第12 版《总统与历史学》一文进行综述。
〔2〕法奸保尔·图维埃（Paul Touvier ）案：其人在二战期间是维希政权里昂保安队地区长官，被控于1944年6月杀害七名犹太人，1946 年被缺席审判，长期潜匿，直至1989年被捕。1994年3月17 日起由凡尔赛法院开庭公审，历时五周，4月19日结案，这个79 岁前法奸被判无期徒刑。——作者注。
〔3 〕出庭作证的历史学家有：美国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Paxton），法国史学家罗内·雷蒙（René Rómond ）和弗朗索瓦·贝达里达。—作者注。
〔4〕参见弗朗索瓦·贝达里达主编：《1945—1995 年法国的历史与史学家职业》，巴黎“人文之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251页。
〔5〕完整派（intégrisme）：天主教一个保守教派，固守传统，拒绝任何改革。——作者注。
〔6〕出庭作证的美国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在1974 年出版过专著《维希时期的法国》。 他在法庭上特别激烈地抨击维希政权， 并指出自1943年起伪保安队已经成为德国纳粹狂热的替补队，尤其在图维埃当时所在的里昂地区。——作者注。
〔7〕密特朗讲话摘自1995年8月29日“世界报”中《总统与历史学》一文。——作者注。
〔8〕密特朗讲话摘自1995年8月29日“世界报”中《总统与历史学》一文。——作者注。^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8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1996年02期第106-108,125页
弗朗索瓦·贝达里达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下属“法国当代史研究所”的创建人，并长期领导该机构。1994年春曾在轰动法国的审判维希时代法奸保尔·图维埃一案〔2〕中以史学专家身份出庭作证〔3〕。1995年5月， 他又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向新当选的雅克·希拉克移交政权前两天，以记者姿态出现，采访密特朗，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请他就历史与政治、历史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历史学科的重要性发表看法。这次为行将结束的法国当代一段重要历史“取证”的采访录相在8月27日下午蒙特利尔大会开幕式上播放，引起与会各国史学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大会期间，贝达里达教授亲自主持重大课题“民族、人民与国家”的讨论。1990年贝达里达当选为国际史学会秘书长，这次在蒙特利尔改选后，在新执行局中他仍连任秘书长一职，任期至2000年。
加拿大记者热拉尔德·勒勃朗就当代史研究、图维埃案件、密特朗专访、民族主义及历史学家的作用等问题采访了这位当代史专家。
在回答勒勃朗对“当代史”的含义是否矛盾的疑问时，贝达里达认为我们时代最近的历史，即本世纪30年代起，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历史，在相当长时期内被忽略，被归到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中。他认为：“历史并非只滞留在遥远的过去，永恒不变。在历史中过去与现状紧密相连。因此，我们在1979年建立了当代史研究所。”可是，怎样确定当代史的概念呢？贝达里达认为，通常我们时代的历史称“现代史”（l'histoire contemporaine），习惯以两个世纪前的法国大革命为上限，延至今日，这是不够准确的，他把我们时代最近的历史称为“当代史”（l'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作者注：在此，贝达里达没有明确如何划线分期。但是由他主编的、在蒙特利尔大会图书展上首次面市的新书《1945—1995年法国的历史与史学家职业》一书中，著名的法国现代史学家罗内·雷蒙则把自法国革命以来的两个世纪历史以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线分成两部分，整个19 世纪归于“现代史”，20世纪以来归“当代史”〔4〕。
接着，贝达里达教授进一步回答当代史研究中存在问题，即如何在缺乏档案的情况下，在缺少时间距离以评价事件的情况下研究历史。他指出，“在法国可查阅的公开档案的期限已经从50年改为30年。”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其他资料来源：“已发表的回忆录、新闻传媒、当事人的口头证词……”。至于时间距离，贝达里达认为（对当代史来说）有利有弊，距离近（与事件）是有利的，但不可能深入到问题中去则是不利的。他还指出，有时时间距离会使人在评价历史时产生错觉。他以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活动为例加以说明。“在事件发生两个世纪以后，1989年的纪念活动引出两种看法：一种极力赞扬人权宣言的伟大业绩，而另一种则谴责那是极权制的先兆”。他本人认为不应一概而论。他把法国大革命分成两个阶段，最初是为争取自由和权利的战斗，后来就是大恐怖。他从这个事例看出：“事隔两个世纪再作评价并不能保证更切合实际。”
谈到这里，勒勃朗接上另一个话题：“过了50年似乎也不足以使法国理清1939年至1945年间与纳粹合作问题的千头万绪。”他要求贝达里达教授谈谈法奸保尔·图维埃案件，该犯因屠杀犹太人罪于1946年被判刑，却能逍遥法外、长期藏匿，直至去年才被真正绳之以法，原因何在呢？
贝达里达承认，图维埃在缺席审判后，又成功地隐姓埋名、四处躲藏了25年，过了刑事时效后才露真身，“是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同谋网的保护”。1970年，当时的法国总统蓬皮杜特赦了图维埃，只保留了某些较轻的惩罚，如禁止他在某些省区居留和剥夺其父系财产继承权等。“这在当时是一桩丑闻”，而社会上则对此案表示不满和愤慨。自那时起，要求对图维埃以“违反人道罪”进行不受时间限制的起诉活动就开始了。于是图维埃再度藏匿起来，直至1989年才在尼斯天主教完整派〔5〕的隐修院中将他逮捕，经过几年调查取证，于1994 年把他再度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回答记者关于历史学家在此案中出庭作证的问题时，贝达里达说：“这至少在法国是第一次传唤历史学家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应法庭的要求，历史学家们以自己研究为依据向法庭阐述维希时期的背景状况〔6〕。 贝达里达特别谈到图维埃所在的保安队的性质：“这个准军事化的组织是维希政权建立的，以追捕抵抗运动战士和犹太人为目的”。这样一个组织与德国纳粹的关系如何，能否确认是纳粹的“帮凶和工具”？作为二战史专家，贝达里达肯定地说：“我的研究工作可以认定保安队逐步沦为盖世太保的拙劣仿制品，盖世太保在纽伦堡审判时被宣布为犯罪组织。”
记者勒勃朗特别提到贝达里达为此案曾参加了由里昂大主教组织的关于教会在图维埃事件中的作用调查委员会。但是，在报告最后部分，贝达里达的结论是：“在我们调查结束之时，秘密尚未完全澄清：更确切地说，它更加扑朔迷离了。”为什么呢？贝达里达遗憾地说：“如果能论证教会的同谋活动属于一种对旧制度的怀念的话，这对我们来说是容易的。可惜，图维埃得以长期隐藏，不论是来自教会的还是来自国家的保护，其中包括蓬皮杜总统的特赦，都充满神秘感。”贝达里达认为图维埃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家伙”，自比为“十字架上的基督”，曾经蒙骗过不少人，在他的同谋中甚至还有前抵抗运动战士。1972年后，还有人向图维埃提供机会到魁北克，而且为他避难做好一切安排，但他本人拒绝了。即使这样贝达里达也认为：“没有任何根据能肯定在魁北克和法国之间存在一个固定广泛的联络网。”因此，这位当代史专家不得不感叹档案是不全面的，“有许多决定和谈判是不作书面记录的。”因此在历史上永远会留下疑案。
在转移话题之后，贝达里达很高兴地谈到他在密特朗离任前的历史性采访：“在总统任期期满前两天会见一位如此重要的人物是很激动人心的。”“他在回答问题时从容不迫和驾轻就熟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何况他要即席发言。”因为贝达里达在5月15 日采访中改变了半年前寄给密特朗的采访计划中的一半的问题。
在贝达里达对密特朗采访的众多问题中，勒勃朗对密特朗的未来预言表示特殊兴趣，甚至就在刊登他对贝达里达专访版上，在中间部位大段摘登“弗朗索瓦·密特朗看未来。”密特朗说：“我相信下个世纪将被两种表面自相矛盾的趋势所左右。”“一种是前所未有的联合的需要。请看欧洲的建设。”他还指出除欧洲外，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各种联盟或特殊的联合体，“总之，大家趋向联合”。但另一种正好相反而又同步出现的趋势，“就是推动每个少数民族坚持个性并要求主权、独立、分离的运动。”〔7〕
记者勒勃朗把密特朗的这种预见归于“21世纪面临的挑战是两种矛盾的潮流的汇合。”贝达里达表示同意：“事实上，两种对立的轨迹表现了出来：大整体的联合走向与大量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愿望。”他特别指出在本届大会上他主持的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中也反映出相同的看法。这位当代史专家评点当今世界的形势说：“我们现在面临国家—民族的分离，从高层（共同市场的建立）和从低层（对巴斯克人、科西嘉人、摩尔达瓦人、车臣人等的认可）。”但同时他提醒大家注意比利时的道路，“即一个牢固的国家—民族和平地转变成在统一体内的三个国家，是很有意思的。”当然，他也谨慎地考虑到：“这是一个典范还是一个例外呢？以后再看吧。”
谈到民族主义，作为蒙特利尔的记者，勒勃朗不禁要向国际史学会秘书长直言：“一个论及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的大会在蒙特利尔召开，却单单不谈魁北克，这里很快要就分离问题进行全民公决，难道不令人惊讶吗？”贝达里达非常巧妙地绕过了这个“雷区”，说明国际史学会的专题早在1991—1992年间就确定，因而与魁北克的全民公决无关，况且外来客人对东道国内部问题应持谨慎态度，不应说三道四，不应对自己不够了解的情况发表意见。
最后，记者又回到密特朗对历史学家的作用的看法上。密特朗在应贝达里达的要求向青年史学工作者谈他对历史学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责任的看法时，曾批评把历史学和哲学看成次要学科的时期，是他在当选后要求使这两门学科重受重视并向青年传授，因为正是这两门学科“将能培养他们的思想。”所以，密特朗肯定历史学家对其周围世界负有极大的责任，“我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历史学家起着一种权威的作用，因为他了解过去，因此他比别人更能给现在以启迪。”〔8〕
贝达里达在对加拿大记者谈及这点时，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相同的意见：“我对历史学家能有助于培养同时代人的信仰良知这一点深信不疑”。作为历史学家，他特别指出：“历史学家要严肃地工作，认真地提出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最后的忠告也是意味深长的：“要知道他们提供的不是永恒的真理，而是提供立足于对照今天进行反思、以便明确其本质并努力前进的基本原理。”
注释：
〔1〕本文根据1995年9月2日《蒙特利尔日报》第6版，热拉尔德·勒勃朗《当代史学家》一文、并参照1995年8月29日《世界报》第12 版《总统与历史学》一文进行综述。
〔2〕法奸保尔·图维埃（Paul Touvier ）案：其人在二战期间是维希政权里昂保安队地区长官，被控于1944年6月杀害七名犹太人，1946 年被缺席审判，长期潜匿，直至1989年被捕。1994年3月17 日起由凡尔赛法院开庭公审，历时五周，4月19日结案，这个79 岁前法奸被判无期徒刑。——作者注。
〔3 〕出庭作证的历史学家有：美国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Paxton），法国史学家罗内·雷蒙（René Rómond ）和弗朗索瓦·贝达里达。—作者注。
〔4〕参见弗朗索瓦·贝达里达主编：《1945—1995 年法国的历史与史学家职业》，巴黎“人文之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251页。
〔5〕完整派（intégrisme）：天主教一个保守教派，固守传统，拒绝任何改革。——作者注。
〔6〕出庭作证的美国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在1974 年出版过专著《维希时期的法国》。 他在法庭上特别激烈地抨击维希政权， 并指出自1943年起伪保安队已经成为德国纳粹狂热的替补队，尤其在图维埃当时所在的里昂地区。——作者注。
〔7〕密特朗讲话摘自1995年8月29日“世界报”中《总统与历史学》一文。——作者注。
〔8〕密特朗讲话摘自1995年8月29日“世界报”中《总统与历史学》一文。——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