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近代以来世界三次机遇潮的历史考察
郑宗育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8期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1996年05期第71-79页
【作者简介】郑宗育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内容提要〕 本文对近代以来的三个世纪之交出现的三次全球性大发展机遇潮进行论述，认为18—19世纪之交为资本主义的胜利与确立提供了发展的机遇；19—20世纪之交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发展的机遇潮；20—21世纪之交，将是人类和平和发展的两大潮流汹涌澎湃的年代。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机遇潮中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一跃而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文章指出，在识别潮流、捕捉机遇的时候，认清国情，正确定位，推行改革，抢占制高点，追求动机和效果的统一等，是十分重要的。
近年以来，举国上下都在谈论着机遇问题。“机”字在古文中亦可作“巧”字解。机遇者巧遇之谓也。对于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来说，机遇固然不可多得，但却时有出现；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来说，全球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近查近代以来几百年的历史，偶得一奇特现象：每当世界之交社会经常发生剧烈变化。期间困难与希望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出现了全球大发展的机遇。在此期间，有的国家乘风破浪，激流勇进；而有的国家则随波逐流，逐渐落伍。机遇的来源与去潮大约在三、四十年间。机遇潮一过，世界格局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又出现。世界历史就是在这种起伏的波浪潮中前进的。本文拟就近代以来三个世纪之交出现的三次全球性大发展机遇潮现象，作一初步的历史考察。
一
本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87年苏美中导条约的签订，冷战、对抗逐渐为缓和、对话和合作所替代。1988年以来，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瓦解。1990年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统一，雅尔塔体制结束。1992年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统一，雅尔塔体制结束。1992年苏联解体，作为两霸一极的苏联已不复存在，美国在长期的冷战中也已衰落，两极格局结束，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而且冷战以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缓慢，惟独亚太地区一枝独秀，经济以强劲的势头发展，风景这边独好。当前世界各国都认识到经济发展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都把注意力到国内，加强了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国际竞争仍很激烈；但同时也非常重视经济发展中的国际合作，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日益突出，世界贸易向区域贸易集团化的方向发展。因此，谋求人类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不可逆转的趋势，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已大大增加。世界相对和平的环境为全球大发展提供了机遇。我国人民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台阶，目前我国正处于大发展的机遇潮之中。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20世纪之交，世界也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1870年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德意志成为欧陆强国。它不仅结束了自维也纳会议以来法德争夺欧陆霸权的局面，而且德国的统一也标志着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告一个段落。而当时东方尚没有成熟到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程度。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低潮，无产阶级正在积聚力量准备未来的战斗。因此，从1871年至1905年期间，世界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和革命，历史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这样的时代特征为全球的经济大发展提供了机遇，在先前科学理论的突破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以电力的应用为主要标志的近代历史上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就是在这个时期内进行的。它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进入“电气时代”和“钢铁时代”；同时也促使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
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这次机遇潮中，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一跃而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
美国1860年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占17%，而英国占36%，大大超过美国。1861—1865年南北战争以后，美国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大力发展经济，至80年代，工业产量首次超过英国，跃居世界首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其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8%，相当于英、法、德、日四国的总和，成为世界第一号工业强国。
60年代，德国尚处于分裂状态。1871年统一后，急起直追，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遥遥领先，至1900—1910年间，工业产量超过英国，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号工业强国地位。
日本也是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的几十年中，抓住机遇，不仅摆脱了民族危机，而且走完了西方国家一、二百年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过程，发展成为亚洲唯一跻进帝国主义列强行列的暴发户。
而英国和法国在机遇潮到来的时候，却囿于本身的困难。或随波逐流，不思改革，结果工业霸权地位无可挽回地失去；或政局动荡，结果也被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头。
这样，19—20世纪之交，经过几十年的变化，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排行榜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即由原先的英、法、美、德的顺序，一改成为美、德、英、法的排列。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至20世纪初年，随着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英、德矛盾上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扩军备战，世纪之交全球大发展的机遇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所打断，世界人民又陷入了自欧洲三十年战争以来最大的动乱和浩劫之中。
无独有偶。18—19世纪之交，世界也处于风云变幻之中，当时的时代特征是要迅速推毁过时的封建制度。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之一。这次革命不仅推翻了法国的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秩序，改变了国际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力量对比关系，它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广阔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之下，欧洲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和人民群众反封建制度的斗争蓬勃发展。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在封建专制统治的西班牙，在农奴制的俄国，以及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都发生了革命运动。一打打皇冠落地，而没有人拾掇，在这个革命潮流之中，西属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国家也掀起了争取独立的斗争，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的扫清了道路，也为产业革命的到来准备了条件。首先在英国发生，而后波及世界的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就是这个时期发生的。它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世界进入了“蒸汽机时代”；同时也促使社会关系的全面变革，确立了近代工厂制度。产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建立了相适应的物质技术基础；它把大批的工业品倾销到全世界，它所造就的坚船利炮武装了殖民侵略者，给亚非拉人民带来了苦难，从而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然而，在这次机遇潮中，作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中心、法国革命继续的拿破仑帝国，它在推进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却没有把握好机遇。拿破仑本人野心太大，迷信武力，推行霸权主义；他自不量力，在三条广阔的战场上同封建欧洲、英国资产阶级以及被占领国家的人民作战；他连年征战，岁岁用兵，把法兰西的国力消耗殆尽；他在力不从心，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还不偃旗息鼓，缩短战线，巩固后方，给人民以休养生息。正由于拿破仑帝国后期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一系列失误，削弱了抵御封建欧洲武装力量进攻的能力，终于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为反法同盟的军队打败，导致拿破仑帝国最后覆亡。在此期间， 1814 —1815年召开维也纳会议，建立神圣同盟，民族被买进卖出，被分割和合并，到处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欧洲封建势力乘机复辟。法国、西班牙、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葡萄牙的布拉冈扎王朝，意大利的各邦旧王室以及罗马教皇的政权都恢复了王位和祭坛。欧洲重又出现一幅反动的图画。这样，由法国革命开始的世纪之交欧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大发展的机遇潮被打断。当然，历史的车轮只能暂时倒转，而资本主义的事业终将要继续前进。
近代以来，三个世纪之交人类历史上确曾出现过三次全球大发展的机遇潮。18—19世纪之交为资本主义的胜利与确立提供了大发展的机遇；19—20世纪之交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发展的机遇潮；可以相信，20—21世纪之交，将是人类和平和发展的两大潮流汹涌澎湃的年代，太平洋时代和信息社会的曙光已在前头。
二
18—19世纪之交机遇潮的最大受惠国是英国与法国。19—20世纪之交机遇潮的最大得主则是美国、德国和日本。它们在世纪的转折关头，为了谋求各自民族国家的利益，充当了时代弄潮儿的角色。综观各国在机遇潮中的成败得失，不管它们是自觉的，抑或是不自觉的，我以为有以下几点是很值得我们记取的。
首先，根据国情，正确定位。大凡后起的国家在历史机遇面前，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把本国置入世界历史的坐标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以便捕捉机遇，发展自己。19—20世纪之交的日本就是这样做的。当时日本正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明治维新的元勋们认识到，日本的工业化起点比欧美先进国家低得多。如果不急起直逐，迎头赶上，就有重蹈满清王朝覆辙的危险。因此，明治政府成立以后，就快速反应，制订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政策，全力以赴，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是日本在短短几十年中，发展成为亚洲唯一资本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德国也是这样。1871年统一后，俾斯麦把他所缔造的德意志帝国说成是“已经充分满足了要求”的“饱和”国家。鉴于德、法矛盾的尖锐，他把目标定在争夺欧陆霸权的基点上，手不敢伸得太长，推行谨慎的“大陆政策”，对海外殖民地不敢有过分的要求，甚至连为了居住在奥地利和俄国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的利益，而要由德国进行干涉的事，也漠然置之。正是由于俾斯麦及其继任者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的几十年中，兢兢业业，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才为德国在世纪之交的机遇潮中，赢得了时间，赢得了机遇。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的四十年中，基本上也没有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对西半球以外的事务仍然踟蹰不前。在国内，这一时期实现了以经济建设替代革命为历史伟大主题的战略转变，杰弗逊之星已稍显黯淡，汉密尔顿之星则显得更加明亮。而《独立宣言》在美国历史舞台的中心地位，也逐渐地让位给象征秩序和平衡的联邦宪法。雄心勃勃的美国人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之中，以不崇尚虚饰浮华，不追求军事的荣耀和装腔作势的骑士风度的作风，孜孜以求地致力于经济建设，着意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而实惠的工业化国家。世纪之交的美国正是在欧洲列强还没有充分关注的条件下，已悄悄地兴起了。与此相反，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法国实在可以说是没有正确定位的国家。当时法国正处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地位。历史的机遇对它是非常有利的。但是由于拿破仑权力过于集中，野心太大，他自以为天上有上帝，地上有拿破仑，他可以任意摆布地球，东征西讨，到处输出革命，终于敌不过欧洲联合起来的反对，招致了失败的命运。
由此可见，在识别潮流、捕捉机遇的时候，认清国情，实事求是，韬光养晦，追求动机和效果的统一，不做国力所不允许的事，正确定位是何等重要。
其次，不走老路，抢占制高点。在这方面，英国可以说是集成功的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典型。由于英国在18—19世纪之交的机遇潮中，最早发动工业革命，用机器替代手工劳动用工厂替代作坊，抢占了生产力的制高点，使得英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至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人每一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平均提高了二十倍。1850年其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9%，贸易额占世界的21%。有“世界工厂”之称，为其“日不落的帝国”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在19—20世纪之交的机遇潮中，它却受早期工业化的拖累，不愿拆除旧的工厂机器设备，不愿进行固定资本更新，不去占领生产力的制高点，而把大量的资本投资于殖民地，以致造成工业技术设备陈旧落后。至1913年，英国大部分煤矿还用手工采掘，冶铁业大多使用旧式熔炉，纺织机器依然是蒸汽时代的产品，新兴工业规定狭小、比重不大，农业急剧衰落，这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先前的工业霸权地位。反之，美国和德国，在19—20世纪之交的机遇潮中，却没有跟在英国的后头亦步亦趋，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抢占生产力的制高点，从而创造了经济史上的奇迹。据统计，美国1860年南北战争前，共发布专利3.6万项；而在1860—1890年的30年间， 发布专利不下44万项；1900—1915年则达到96.9万项。世纪之交堪称美国历史上的“发明时代”。正由于美国发明家在前人理论突破和发明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创新，才使得美国在新的技术革命的潮流中，在新兴工业部门，诸如电力、石油化工、通讯和汽车制造等各个部门都占据了优先地位，从而促进了美国生产力的大发展。德国在世纪之交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也是十分令人瞩目的。它们非常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德国的科学家当时在生物、地理、数学、化学、物理等学科中都处于领先地位，因而有“世界自然科学研究中心”之称；它们的工厂企业也非常重视工业应用研究，致力于将科学研究的成果应用到生产过程中去；再加上德国有一批受过科学和技术良好教育，善于开拓新市场，生产新产品的新型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新型企业家三者联姻，是德国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在许多新兴工业部门独点鳌头，遥遥领先的重要原因。据统计，1913年在世界电气产品市场上，德国占46.4%，英国仅占22%，不及德国的一半。意大利、瑞士、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诸国的发电厂设备通常都是德国造的。在化学工业方面，德国的酸碱等基本化学产品的产量均占世界首位。1900年世界所用的染料五分之四几乎都是德国产品。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当时都是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工业。科学工业的兴起改变了德国的产业结构，极大地推动了整个产业部门进步；从而迅速地把德国推到了新兴工业强国的行列。由此可见，在经济建设中，选准突破口，抢占前沿，不走老路是多么重要。同样，在政权建设方面，也存在着一个识别历史潮流，选择先进的社会制度以替代旧制度的不走老路问题。恩格斯在谈到拿破仑帝国覆亡的原因时指出：“拿破仑的最大错误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它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自己的圈子。”〔1 〕这段话说明了即使像拿破仑这样富有才能，曾经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法国革命之子”，当他想走老路，想当世袭皇帝，册封兄弟姊妹为亲王、公主，对高级文武官员封官赐爵，过骄奢淫逸生活的时候，机遇潮流也会把他驱逐出去，说明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其三，推行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大凡在机遇潮中破浪前进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调节生产关系中的不合理成分，推行改革，以维护社会稳定。光有外部有得利的国际环境，而无国内稳定的社会秩序，必将错失历史机遇。在这方面，19—20世纪之交的法国教训是很深刻的。法兰西民族也是一个很有活力的民族，不管在自然科学，抑或在人文科学方面，法国人民的创造力并不比其他国家差。自18世纪以来，法国人创造发明的传统经久不衰。水下潜望镜、柴油引擎、照像平版印刷术、陀螺仪都起源于法国。勒瓦瑟生产了近代汽车的雏型；巴斯德和居里夫妇在19世纪80和90年代的发现使法国成为新医药业的创始人。法国确实也可以说是一个“伟大发明的国家”。但是为什么在世纪之交的机遇潮中，法国人的发明之花未结出果实，反而迅速地为后起的国家所超过呢？我以为最主要的是政治不稳定。普法战争以后，法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其惨已甚。1872年法国已提前付清战争赔款，次年德国撤兵。倘若法国当时能够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增强国内凝聚力，法兰西的复兴是指日可待的。然而梯尔上台以后却继续残酷迫害大批巴黎公社起义的参加者；在往后的数十年中，又为国家政体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纷争。拥护共和的有温和派和激进派；拥护帝制的又分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马派。议会中党派繁多；党员朝秦暮楚，随时可以入党、脱党。各党派之间时而联合，进而分道扬镳，以致政治危机迭出，内阁更迭频繁。据统计，从1873—1890年的17年间就更换了34次内阁。加上统治阶级上层政治腐败，贪污贿赂，政治丑闻层出不穷。当时有三大热点事件：布朗热事件、德雷福斯案件、巴拿马丑闻，几乎把整个法国都卷了进去，社会舆论沸沸扬扬政治气氛剑拔驽张，那里还有心思致力于经济建设。由此可见，当时法国经济发展缓慢纵然有许多原因，但是社会不稳定应是第一条。与法国相反，美国和德国在世纪之交社会急剧转轨的过程中，都比较重视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以维护社会稳定。美国在工业化和都市化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如政治腐败、垄断资本“肆虐”、贫富分化，出现贫民窟等种种社会问题，城市成为风暴的中心。当时美国从市场镇到各州，从城市到农村都出现了要求改革的呼声。反托拉斯、反政界头面人物、反贫民窟是当时三大激动人心的口号。最后终于形成了从市镇改革到州级政府改革以及联邦政府改革的多层次改革运动，美国历史上称之为“进步运动”。改革内容涉及到抵制不正当竞争，颁布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要求“公平施政”，实行文官制度改革，建立有效、节约和诚实的市政府；处理劳资纠纷，实行劳动立法，限制童工、维护女工权益；实行宵业立法减轻农民及农场主的负担等。所有这些措施抑制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某些不合理趋势，消除了社会上的某些不公正现象，对维护社会稳定起了积极作用。加上美国西部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大量自然资源未经开发；技术革命、国内市场的迅速扩大又给人们提供了广阔的机会；美国社会的这个“安全阀”，又为世纪之交美国社会的稳定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也非常重视推行改革以维护社会稳定。德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社会问题也日益尖锐。工人的健康状况恶化，工伤事故频繁，老工人生活每况愈下。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1883年俾斯麦政府颁布了疾病保险法；1884年又颁布意外灾害保险法；1889年颁布残废及衰老保险法，保险费用原则上由企业主及工人支付，政府给予财政援助。这样，俾斯麦从1881年和准备立法，经过8年的努力，终于通过了上述三个著名法令， 使德国成为“争得社会立法的第一个国家”〔2〕， 俾斯麦也赢得了“欧洲社会福利计划奠基人”的声誉。90年代以后，威廉二世继续推行工人保护立法。德国之所以率先推行社会立法，首先是为了保护熟练劳动力和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以满足德国大工业的发展对熟练劳动力的不断需求。其次，俾斯麦的社会福利政策也是为了给日益恶化的工人生活境况寻求一种缓和剂，以便分化和笼络工人阶级，作为其在1878年颁布的《反对社会民主党危害治安法令》（简称非常法）的一种补充，是他推行鞭子加糖果政策的体现。第三，威廉二造福传阅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他“争夺阳光下地盘”的需要，以便消除对外进行扩张的后顾之忧。由此可见，世纪之交，德国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是倾注心血的。他们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多少改善了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从而促进了国内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其四，总揽全局，均衡发展。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向现代化方向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与深化，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个环节之间的互相依存和制约的程度就更大。因此，在抓重点、抢占生产力制高点的同时保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19—20世纪之交的机遇潮中，美国和德国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其经济发展也是符合这条规律的。以 德国为例，它的国民经济是建立在优先发展电气和石油化工工业的基础上，重视旧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在高起点上实现了均衡发展。当时德国除电力和石化工业优先发展外，从1870—1913年采煤与冶金工业发展迅速。煤产量从3400 万吨增至27730 万吨。 铁产量从139 万吨增至1931万吨。钢产量从17万吨增至1832万吨。1913年德国钢铁产量比英法两国的总和还要多。机器制造业也迅速发展，其中以电机制造和造船业尤为突出。与此同时，轻工业绝对产量的增长也相当快。1870—1913年，棉花消费量从8.1万吨增加到48.6万吨； 糖产量从20. 7 万吨增加到261.8万吨。这样，至第一次大战前夕， 德国已经在最新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工业在整个工业中居于优势地位。德国工业的发展也得益于农业、交通、教育、科学等部门的均衡发展。德国农业的发展走的是一条“普鲁士式道路”。尽管世纪之交德国农业发展的速度较工业发展为慢，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容克地主和富农也广泛地使用农业机械和化肥，扩大耕地面积，改善经营管理，使农牧业的产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并且形成了以甜菜制糖和马铃薯酿酒为中心的两大农业经济支柱。它与法国的小农经济和英国的大土地所有制相比较，可以说德国的农业并没有拖工业化的后腿，相反地却为工业的发展提供生产资料、工业原料、资金与劳动力。在交通部门，从早年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倡导建设铁路网以来，德国一直重视铁路建设。第二帝国建立以后，又再次掀起铁路建设高潮。至80年代全国铁路网已经形成，铁路长度居中、西欧国家的首位。铁路连结了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连结了工业中心与原料产地，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从而大大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与德国相比，美国在这一时期各经济部门所形成的相互协调关系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就更加突出。在工农业两大部门间，按照“美国式道路”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大农业，不仅为国内提供了大量生活资料，而且成为对外贸易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柱，为工业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农业经济部门中，种植业和畜牧业得到均衡发展。在重视粮棉等种植业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种植牧草及玉米等作为饲料，并利用广阔的牧场，大力发展畜牧业，据统计，在整个19世纪的一百年间美国畜牧业都略超过种植业，而占一半以上。发达的畜牧业为人们提供了乳类和肉食品，为工业提供毛皮等原料，为种植业提供肥料及耕畜，并且促进了屠宰及肉类罐头工业的发展，至1900年这一加工业的产值在美国工业产值中居第二位，仅次于钢铁工业。美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忽视农业将招致严重的后果。在工业部门中轻重工业比重也协调发展。与工农业的发展相适应，铁路建筑大规模地展开。至19世纪末美国建成了五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干线。1913年铁路长度达379000英里，占世界铁路长度的一半。铁路的修建促进了西部的垦殖与工农业的发展，工业中心逐渐西移，使工业地区布局更加合理；而且带动了钢铁、煤炭、机器制造等重工业部门的发展，成为世纪末美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在教育科学方面，美国和其他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非常注意教育的投入。据统计，1860年美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8%，德国占1.0%，法国占0.4%；1880年美国占1.1%，德国占1.6%，英法两国均为0.9%，日本占0.8%；1900年美国占1.7%，德国占1.9%，日本占2.0%，英法两国均为1.3%。〔3〕从这一组数字中，人们可以看出，美、德、日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重视国民经济各部门均衡发展的同时，教育经费的投入都逐年增加，而且增速都比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快，这正是它们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克思曾经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角匙。”〔4〕世纪之交各国同处于一个机遇潮中，为何结局迥然相异？ 从各国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凡是在机遇潮中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一般说来，上述四个方面关系都处理得比较好；反之，在机遇潮中落伍的国家往往没有处理好这些关系。当然，由于各国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我们无法作全面综合的叙述，只能择其荦荦大者，作一概述。
三
近代以来，三个世纪之交全球大发展机遇潮的出现，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偶然性的现象。但是必然性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从多次出现的偶然性中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来。
世纪之交全球性大发展机遇潮的出现是当时世界主要矛盾从量变发展到质变过程的产物。是当时社会诸多有利因素合力交汇的必然结果。从16世纪资本主义的曙光在欧洲冉冉升起的时候，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一对矛盾就处在互相依存和互相对抗的统一体中。历经商业革命，西方殖民扩张，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增长，资产阶级的力量也不断壮大；而封建专制制度则日益走向没落。至18世纪末，随着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危机的加深，终于爆发了代表时代要求的法国大革命，它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迎来18—19世纪之交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大发展的机遇潮。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先进国家胜利确立以后，新的生产关系曾经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此以后欧美国家先后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科学理论也有很大的突破，特别是电磁科学理论的发现，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导。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分散、个体、小型的经营方式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大规模集中生产的需要。这就迫使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进一步的自我调节。加上19—20世纪之交相对和平的环境对生产力的发展非常有利，从而加速了生产标准化、自动化、托拉斯化的进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一对矛盾从量变发展到局部质变，于是迎来近代第二次全球大发展的机遇潮。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途程中较之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在它不断扩大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难以解救的矛盾。至20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激化，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战后40年，美苏争霸，全力进行军备竞赛，使世界长期处于冷战的格局之中。冷战的结果不仅使美、苏两霸自身削弱乃至拖垮，而且也不可能为全球的大发展提供机遇。亚洲四小龙是在被抛出冷战格局之外，而形成的特殊地区性机遇中，才得以腾飞，但它并没有改变世界的格局。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的结束，美国自身的削弱，日益增长的和平力量对战争力量的约束，当今世界还没有形成有资格发动世界大战的战争策源地，世界形势日趋缓和。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迎来了近代以来第三次全球大发展的机遇潮。可以说，这次机遇潮的出现是战后和平力量和战争力量在长期的较量中，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矛盾从量变发展到局部质变的结果。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是两大主题，在冷战后时期，斗争的方式将不再是单纯的政治军事对抗，而更主要的是争夺经济和科技优势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可以相信，再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世界多极并存的格局将会最后确立。人类将会在和平和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一大步。
由于全球大发展机遇潮的出现是与世界主要矛盾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旧质灭亡，新质出现。这就决定了每次机遇潮的出现有一个时间间隔，具有不同的内容与时代特征。从近代以来三个世纪之交机遇潮出现的情况看，它的周期大约在一百年之间，大有百年一遇之势。机遇潮是在事物发展的质变阶段出现的。质变阶段事物发展加速，它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质变过程的特点和条件。这就决定了近代以来，三个世纪之交社会经常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机遇的来潮与去潮大约在三、四十年间。由此可见，全球大发展机遇潮的出现是有规律可循的，它并非从天而降，但它来之不易，而且从历史的长河看，它又是稍纵即逝的。这就告诉我们，当机遇没有来临，事物处于量变的阶段，要积蓄力量，促成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以有准备的头脑迎接机遇潮的到来。而当机遇潮出现的时候，就要有时代的紧迫感和历史的责任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紧抓机遇不放，并且要有科学的态度利用机遇。倘若慢步行进、停滞不前，或不讲效益，必将与在快车道上行进的国家拉大差距，招致落伍的命运。
机遇潮的出现归根结蒂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它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为了使机遇潮流朝着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在总结历史上各国捕捉机遇，发展自己经验的同时，指出其负面影响，并加以必要的防范，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种负面影响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本国的发展建立在牺牲别国人民利益的基础上。譬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几十年中，就不断地对亚洲近邻国家进行侵略和扩张，它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亚洲人民累累尸骨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日本是在侵略亚洲，尤其是侵略中国中起家的。德国在普法战争以后，也是在对法国进行军事破坏和索取赔款的基础上，加速了工业化的步伐；美国在19—20世纪的机遇潮中，也曾对西印度群岛、菲律宾、远东及中南美等国家进行过侵略与扩张。这种历史的惨剧是不允许重演的。第二是把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压榨本国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置社会平等与人民群众福利于不顾，加速了贫富向两极分化。以资本主义最富有的国家美国为例，它在发展自己的途程中，垄断资本家为了追逐垄断高额利润，也曾经广泛推行被列宁称之为“科学的血汗制度”的“福特制”、“泰勒制”以及其他“赶快制度”，使工人劳动强度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据统计，1909年美国加工工业工人的剩余价值达91%。1914年占美国人口2 %的富豪在国家财富总额中所占财产达60%，而占人口65%的劳动群众却仅占5%。社会越发展，社会越不平等， 这种社会制度只能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它决不能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的社会制度。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工农群众所受的压迫剥削也非常深重。德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在19—20世纪之交工业化的过程中，为了抵制外国的竞争，向国外廉价倾销商品，也总是极力压低工人的工资。按当时英美的标准，德国工人的工资通常是最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这个负面影响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第三是，从争夺经济和科技优势转到争夺军事优势。从过去的历史看，在机遇潮中，后起国家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都集中精力于争夺经济科技优势，而当实力赶上先进国家之后，第二阶段则集中精力争夺军事优势，于是各大国展开军备竞赛，乃至最终爆发战争，给人类带来灾难。例如英国在19—20世纪之交，当它在经济上赶超英国之后，就制订“海军双强标准”，和英国展开军备竞赛，致力于争夺“阳光下的地盘”，最后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则是“富国”和“强兵”双管齐下，在其羽毛丰满之后，即向亚洲国家进行侵略和扩张。美苏争霸也经历了这个转变过程。在本世纪之交的机遇潮中，当今新的多极格局正在形成，目前各国都在集中精力争夺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优势，这是新格局形成初期的必然现象。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受格局规律形成的制约，我极格局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争夺经济科技优势向争夺军事优势的转变也已出现端倪。目前美国等世界主要国家，在争夺综合国力优势的同时，都在追求“质量建军”，抓紧落实“深度备战”，不断加强综合军事力量。日本朝野中的一股势力已不满足“经济大国、政治小国、军事侏儒”的局面，正千方百计试图沿着经济大国的阶梯，登上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宝座。它们的海军实力已名列东亚榜首，并开始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日本政府中的一些内阁大臣曾多次否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行，鼓吹“新国家主义”，为走向军事大国作舆论准备。凡此等等，都不是偶然的。为了使全球大发展的机遇潮朝着有利于民办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方向发展，研究近代以来三个世纪之交出现的机遇潮现象，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8页。
〔2〕维纳·洛赫：《德国史》中册，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459页。
〔3〕R·贝尔霍尔德：《1870—1918年德国的生产力》，柏林，1985年，第40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8期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1996年05期第71-79页
【作者简介】郑宗育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近年以来，举国上下都在谈论着机遇问题。“机”字在古文中亦可作“巧”字解。机遇者巧遇之谓也。对于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来说，机遇固然不可多得，但却时有出现；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来说，全球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近查近代以来几百年的历史，偶得一奇特现象：每当世界之交社会经常发生剧烈变化。期间困难与希望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出现了全球大发展的机遇。在此期间，有的国家乘风破浪，激流勇进；而有的国家则随波逐流，逐渐落伍。机遇的来源与去潮大约在三、四十年间。机遇潮一过，世界格局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又出现。世界历史就是在这种起伏的波浪潮中前进的。本文拟就近代以来三个世纪之交出现的三次全球性大发展机遇潮现象，作一初步的历史考察。
一
本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87年苏美中导条约的签订，冷战、对抗逐渐为缓和、对话和合作所替代。1988年以来，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瓦解。1990年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统一，雅尔塔体制结束。1992年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统一，雅尔塔体制结束。1992年苏联解体，作为两霸一极的苏联已不复存在，美国在长期的冷战中也已衰落，两极格局结束，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而且冷战以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缓慢，惟独亚太地区一枝独秀，经济以强劲的势头发展，风景这边独好。当前世界各国都认识到经济发展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都把注意力到国内，加强了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国际竞争仍很激烈；但同时也非常重视经济发展中的国际合作，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日益突出，世界贸易向区域贸易集团化的方向发展。因此，谋求人类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不可逆转的趋势，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已大大增加。世界相对和平的环境为全球大发展提供了机遇。我国人民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台阶，目前我国正处于大发展的机遇潮之中。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20世纪之交，世界也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1870年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德意志成为欧陆强国。它不仅结束了自维也纳会议以来法德争夺欧陆霸权的局面，而且德国的统一也标志着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告一个段落。而当时东方尚没有成熟到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程度。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低潮，无产阶级正在积聚力量准备未来的战斗。因此，从1871年至1905年期间，世界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和革命，历史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这样的时代特征为全球的经济大发展提供了机遇，在先前科学理论的突破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以电力的应用为主要标志的近代历史上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就是在这个时期内进行的。它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进入“电气时代”和“钢铁时代”；同时也促使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
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这次机遇潮中，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一跃而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
美国1860年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占17%，而英国占36%，大大超过美国。1861—1865年南北战争以后，美国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大力发展经济，至80年代，工业产量首次超过英国，跃居世界首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其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8%，相当于英、法、德、日四国的总和，成为世界第一号工业强国。
60年代，德国尚处于分裂状态。1871年统一后，急起直追，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遥遥领先，至1900—1910年间，工业产量超过英国，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号工业强国地位。
日本也是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的几十年中，抓住机遇，不仅摆脱了民族危机，而且走完了西方国家一、二百年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过程，发展成为亚洲唯一跻进帝国主义列强行列的暴发户。
而英国和法国在机遇潮到来的时候，却囿于本身的困难。或随波逐流，不思改革，结果工业霸权地位无可挽回地失去；或政局动荡，结果也被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头。
这样，19—20世纪之交，经过几十年的变化，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排行榜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即由原先的英、法、美、德的顺序，一改成为美、德、英、法的排列。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至20世纪初年，随着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英、德矛盾上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扩军备战，世纪之交全球大发展的机遇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所打断，世界人民又陷入了自欧洲三十年战争以来最大的动乱和浩劫之中。
无独有偶。18—19世纪之交，世界也处于风云变幻之中，当时的时代特征是要迅速推毁过时的封建制度。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之一。这次革命不仅推翻了法国的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秩序，改变了国际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力量对比关系，它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广阔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之下，欧洲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和人民群众反封建制度的斗争蓬勃发展。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在封建专制统治的西班牙，在农奴制的俄国，以及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都发生了革命运动。一打打皇冠落地，而没有人拾掇，在这个革命潮流之中，西属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国家也掀起了争取独立的斗争，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的扫清了道路，也为产业革命的到来准备了条件。首先在英国发生，而后波及世界的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就是这个时期发生的。它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世界进入了“蒸汽机时代”；同时也促使社会关系的全面变革，确立了近代工厂制度。产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建立了相适应的物质技术基础；它把大批的工业品倾销到全世界，它所造就的坚船利炮武装了殖民侵略者，给亚非拉人民带来了苦难，从而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然而，在这次机遇潮中，作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中心、法国革命继续的拿破仑帝国，它在推进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却没有把握好机遇。拿破仑本人野心太大，迷信武力，推行霸权主义；他自不量力，在三条广阔的战场上同封建欧洲、英国资产阶级以及被占领国家的人民作战；他连年征战，岁岁用兵，把法兰西的国力消耗殆尽；他在力不从心，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还不偃旗息鼓，缩短战线，巩固后方，给人民以休养生息。正由于拿破仑帝国后期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一系列失误，削弱了抵御封建欧洲武装力量进攻的能力，终于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为反法同盟的军队打败，导致拿破仑帝国最后覆亡。在此期间， 1814 —1815年召开维也纳会议，建立神圣同盟，民族被买进卖出，被分割和合并，到处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欧洲封建势力乘机复辟。法国、西班牙、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葡萄牙的布拉冈扎王朝，意大利的各邦旧王室以及罗马教皇的政权都恢复了王位和祭坛。欧洲重又出现一幅反动的图画。这样，由法国革命开始的世纪之交欧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大发展的机遇潮被打断。当然，历史的车轮只能暂时倒转，而资本主义的事业终将要继续前进。
近代以来，三个世纪之交人类历史上确曾出现过三次全球大发展的机遇潮。18—19世纪之交为资本主义的胜利与确立提供了大发展的机遇；19—20世纪之交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发展的机遇潮；可以相信，20—21世纪之交，将是人类和平和发展的两大潮流汹涌澎湃的年代，太平洋时代和信息社会的曙光已在前头。
二
18—19世纪之交机遇潮的最大受惠国是英国与法国。19—20世纪之交机遇潮的最大得主则是美国、德国和日本。它们在世纪的转折关头，为了谋求各自民族国家的利益，充当了时代弄潮儿的角色。综观各国在机遇潮中的成败得失，不管它们是自觉的，抑或是不自觉的，我以为有以下几点是很值得我们记取的。
首先，根据国情，正确定位。大凡后起的国家在历史机遇面前，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把本国置入世界历史的坐标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以便捕捉机遇，发展自己。19—20世纪之交的日本就是这样做的。当时日本正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明治维新的元勋们认识到，日本的工业化起点比欧美先进国家低得多。如果不急起直逐，迎头赶上，就有重蹈满清王朝覆辙的危险。因此，明治政府成立以后，就快速反应，制订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政策，全力以赴，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是日本在短短几十年中，发展成为亚洲唯一资本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德国也是这样。1871年统一后，俾斯麦把他所缔造的德意志帝国说成是“已经充分满足了要求”的“饱和”国家。鉴于德、法矛盾的尖锐，他把目标定在争夺欧陆霸权的基点上，手不敢伸得太长，推行谨慎的“大陆政策”，对海外殖民地不敢有过分的要求，甚至连为了居住在奥地利和俄国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的利益，而要由德国进行干涉的事，也漠然置之。正是由于俾斯麦及其继任者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的几十年中，兢兢业业，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才为德国在世纪之交的机遇潮中，赢得了时间，赢得了机遇。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的四十年中，基本上也没有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对西半球以外的事务仍然踟蹰不前。在国内，这一时期实现了以经济建设替代革命为历史伟大主题的战略转变，杰弗逊之星已稍显黯淡，汉密尔顿之星则显得更加明亮。而《独立宣言》在美国历史舞台的中心地位，也逐渐地让位给象征秩序和平衡的联邦宪法。雄心勃勃的美国人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之中，以不崇尚虚饰浮华，不追求军事的荣耀和装腔作势的骑士风度的作风，孜孜以求地致力于经济建设，着意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而实惠的工业化国家。世纪之交的美国正是在欧洲列强还没有充分关注的条件下，已悄悄地兴起了。与此相反，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法国实在可以说是没有正确定位的国家。当时法国正处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地位。历史的机遇对它是非常有利的。但是由于拿破仑权力过于集中，野心太大，他自以为天上有上帝，地上有拿破仑，他可以任意摆布地球，东征西讨，到处输出革命，终于敌不过欧洲联合起来的反对，招致了失败的命运。
由此可见，在识别潮流、捕捉机遇的时候，认清国情，实事求是，韬光养晦，追求动机和效果的统一，不做国力所不允许的事，正确定位是何等重要。
其次，不走老路，抢占制高点。在这方面，英国可以说是集成功的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典型。由于英国在18—19世纪之交的机遇潮中，最早发动工业革命，用机器替代手工劳动用工厂替代作坊，抢占了生产力的制高点，使得英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至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人每一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平均提高了二十倍。1850年其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9%，贸易额占世界的21%。有“世界工厂”之称，为其“日不落的帝国”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在19—20世纪之交的机遇潮中，它却受早期工业化的拖累，不愿拆除旧的工厂机器设备，不愿进行固定资本更新，不去占领生产力的制高点，而把大量的资本投资于殖民地，以致造成工业技术设备陈旧落后。至1913年，英国大部分煤矿还用手工采掘，冶铁业大多使用旧式熔炉，纺织机器依然是蒸汽时代的产品，新兴工业规定狭小、比重不大，农业急剧衰落，这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先前的工业霸权地位。反之，美国和德国，在19—20世纪之交的机遇潮中，却没有跟在英国的后头亦步亦趋，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抢占生产力的制高点，从而创造了经济史上的奇迹。据统计，美国1860年南北战争前，共发布专利3.6万项；而在1860—1890年的30年间， 发布专利不下44万项；1900—1915年则达到96.9万项。世纪之交堪称美国历史上的“发明时代”。正由于美国发明家在前人理论突破和发明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创新，才使得美国在新的技术革命的潮流中，在新兴工业部门，诸如电力、石油化工、通讯和汽车制造等各个部门都占据了优先地位，从而促进了美国生产力的大发展。德国在世纪之交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也是十分令人瞩目的。它们非常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德国的科学家当时在生物、地理、数学、化学、物理等学科中都处于领先地位，因而有“世界自然科学研究中心”之称；它们的工厂企业也非常重视工业应用研究，致力于将科学研究的成果应用到生产过程中去；再加上德国有一批受过科学和技术良好教育，善于开拓新市场，生产新产品的新型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新型企业家三者联姻，是德国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在许多新兴工业部门独点鳌头，遥遥领先的重要原因。据统计，1913年在世界电气产品市场上，德国占46.4%，英国仅占22%，不及德国的一半。意大利、瑞士、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诸国的发电厂设备通常都是德国造的。在化学工业方面，德国的酸碱等基本化学产品的产量均占世界首位。1900年世界所用的染料五分之四几乎都是德国产品。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当时都是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工业。科学工业的兴起改变了德国的产业结构，极大地推动了整个产业部门进步；从而迅速地把德国推到了新兴工业强国的行列。由此可见，在经济建设中，选准突破口，抢占前沿，不走老路是多么重要。同样，在政权建设方面，也存在着一个识别历史潮流，选择先进的社会制度以替代旧制度的不走老路问题。恩格斯在谈到拿破仑帝国覆亡的原因时指出：“拿破仑的最大错误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它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自己的圈子。”〔1 〕这段话说明了即使像拿破仑这样富有才能，曾经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法国革命之子”，当他想走老路，想当世袭皇帝，册封兄弟姊妹为亲王、公主，对高级文武官员封官赐爵，过骄奢淫逸生活的时候，机遇潮流也会把他驱逐出去，说明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其三，推行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大凡在机遇潮中破浪前进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调节生产关系中的不合理成分，推行改革，以维护社会稳定。光有外部有得利的国际环境，而无国内稳定的社会秩序，必将错失历史机遇。在这方面，19—20世纪之交的法国教训是很深刻的。法兰西民族也是一个很有活力的民族，不管在自然科学，抑或在人文科学方面，法国人民的创造力并不比其他国家差。自18世纪以来，法国人创造发明的传统经久不衰。水下潜望镜、柴油引擎、照像平版印刷术、陀螺仪都起源于法国。勒瓦瑟生产了近代汽车的雏型；巴斯德和居里夫妇在19世纪80和90年代的发现使法国成为新医药业的创始人。法国确实也可以说是一个“伟大发明的国家”。但是为什么在世纪之交的机遇潮中，法国人的发明之花未结出果实，反而迅速地为后起的国家所超过呢？我以为最主要的是政治不稳定。普法战争以后，法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其惨已甚。1872年法国已提前付清战争赔款，次年德国撤兵。倘若法国当时能够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增强国内凝聚力，法兰西的复兴是指日可待的。然而梯尔上台以后却继续残酷迫害大批巴黎公社起义的参加者；在往后的数十年中，又为国家政体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纷争。拥护共和的有温和派和激进派；拥护帝制的又分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马派。议会中党派繁多；党员朝秦暮楚，随时可以入党、脱党。各党派之间时而联合，进而分道扬镳，以致政治危机迭出，内阁更迭频繁。据统计，从1873—1890年的17年间就更换了34次内阁。加上统治阶级上层政治腐败，贪污贿赂，政治丑闻层出不穷。当时有三大热点事件：布朗热事件、德雷福斯案件、巴拿马丑闻，几乎把整个法国都卷了进去，社会舆论沸沸扬扬政治气氛剑拔驽张，那里还有心思致力于经济建设。由此可见，当时法国经济发展缓慢纵然有许多原因，但是社会不稳定应是第一条。与法国相反，美国和德国在世纪之交社会急剧转轨的过程中，都比较重视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以维护社会稳定。美国在工业化和都市化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如政治腐败、垄断资本“肆虐”、贫富分化，出现贫民窟等种种社会问题，城市成为风暴的中心。当时美国从市场镇到各州，从城市到农村都出现了要求改革的呼声。反托拉斯、反政界头面人物、反贫民窟是当时三大激动人心的口号。最后终于形成了从市镇改革到州级政府改革以及联邦政府改革的多层次改革运动，美国历史上称之为“进步运动”。改革内容涉及到抵制不正当竞争，颁布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要求“公平施政”，实行文官制度改革，建立有效、节约和诚实的市政府；处理劳资纠纷，实行劳动立法，限制童工、维护女工权益；实行宵业立法减轻农民及农场主的负担等。所有这些措施抑制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某些不合理趋势，消除了社会上的某些不公正现象，对维护社会稳定起了积极作用。加上美国西部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大量自然资源未经开发；技术革命、国内市场的迅速扩大又给人们提供了广阔的机会；美国社会的这个“安全阀”，又为世纪之交美国社会的稳定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也非常重视推行改革以维护社会稳定。德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社会问题也日益尖锐。工人的健康状况恶化，工伤事故频繁，老工人生活每况愈下。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1883年俾斯麦政府颁布了疾病保险法；1884年又颁布意外灾害保险法；1889年颁布残废及衰老保险法，保险费用原则上由企业主及工人支付，政府给予财政援助。这样，俾斯麦从1881年和准备立法，经过8年的努力，终于通过了上述三个著名法令， 使德国成为“争得社会立法的第一个国家”〔2〕， 俾斯麦也赢得了“欧洲社会福利计划奠基人”的声誉。90年代以后，威廉二世继续推行工人保护立法。德国之所以率先推行社会立法，首先是为了保护熟练劳动力和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以满足德国大工业的发展对熟练劳动力的不断需求。其次，俾斯麦的社会福利政策也是为了给日益恶化的工人生活境况寻求一种缓和剂，以便分化和笼络工人阶级，作为其在1878年颁布的《反对社会民主党危害治安法令》（简称非常法）的一种补充，是他推行鞭子加糖果政策的体现。第三，威廉二造福传阅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他“争夺阳光下地盘”的需要，以便消除对外进行扩张的后顾之忧。由此可见，世纪之交，德国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是倾注心血的。他们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多少改善了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从而促进了国内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其四，总揽全局，均衡发展。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向现代化方向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与深化，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个环节之间的互相依存和制约的程度就更大。因此，在抓重点、抢占生产力制高点的同时保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19—20世纪之交的机遇潮中，美国和德国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其经济发展也是符合这条规律的。以 德国为例，它的国民经济是建立在优先发展电气和石油化工工业的基础上，重视旧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在高起点上实现了均衡发展。当时德国除电力和石化工业优先发展外，从1870—1913年采煤与冶金工业发展迅速。煤产量从3400 万吨增至27730 万吨。 铁产量从139 万吨增至1931万吨。钢产量从17万吨增至1832万吨。1913年德国钢铁产量比英法两国的总和还要多。机器制造业也迅速发展，其中以电机制造和造船业尤为突出。与此同时，轻工业绝对产量的增长也相当快。1870—1913年，棉花消费量从8.1万吨增加到48.6万吨； 糖产量从20. 7 万吨增加到261.8万吨。这样，至第一次大战前夕， 德国已经在最新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工业在整个工业中居于优势地位。德国工业的发展也得益于农业、交通、教育、科学等部门的均衡发展。德国农业的发展走的是一条“普鲁士式道路”。尽管世纪之交德国农业发展的速度较工业发展为慢，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容克地主和富农也广泛地使用农业机械和化肥，扩大耕地面积，改善经营管理，使农牧业的产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并且形成了以甜菜制糖和马铃薯酿酒为中心的两大农业经济支柱。它与法国的小农经济和英国的大土地所有制相比较，可以说德国的农业并没有拖工业化的后腿，相反地却为工业的发展提供生产资料、工业原料、资金与劳动力。在交通部门，从早年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倡导建设铁路网以来，德国一直重视铁路建设。第二帝国建立以后，又再次掀起铁路建设高潮。至80年代全国铁路网已经形成，铁路长度居中、西欧国家的首位。铁路连结了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连结了工业中心与原料产地，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从而大大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与德国相比，美国在这一时期各经济部门所形成的相互协调关系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就更加突出。在工农业两大部门间，按照“美国式道路”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大农业，不仅为国内提供了大量生活资料，而且成为对外贸易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柱，为工业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农业经济部门中，种植业和畜牧业得到均衡发展。在重视粮棉等种植业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种植牧草及玉米等作为饲料，并利用广阔的牧场，大力发展畜牧业，据统计，在整个19世纪的一百年间美国畜牧业都略超过种植业，而占一半以上。发达的畜牧业为人们提供了乳类和肉食品，为工业提供毛皮等原料，为种植业提供肥料及耕畜，并且促进了屠宰及肉类罐头工业的发展，至1900年这一加工业的产值在美国工业产值中居第二位，仅次于钢铁工业。美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忽视农业将招致严重的后果。在工业部门中轻重工业比重也协调发展。与工农业的发展相适应，铁路建筑大规模地展开。至19世纪末美国建成了五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干线。1913年铁路长度达379000英里，占世界铁路长度的一半。铁路的修建促进了西部的垦殖与工农业的发展，工业中心逐渐西移，使工业地区布局更加合理；而且带动了钢铁、煤炭、机器制造等重工业部门的发展，成为世纪末美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在教育科学方面，美国和其他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非常注意教育的投入。据统计，1860年美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8%，德国占1.0%，法国占0.4%；1880年美国占1.1%，德国占1.6%，英法两国均为0.9%，日本占0.8%；1900年美国占1.7%，德国占1.9%，日本占2.0%，英法两国均为1.3%。〔3〕从这一组数字中，人们可以看出，美、德、日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重视国民经济各部门均衡发展的同时，教育经费的投入都逐年增加，而且增速都比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快，这正是它们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克思曾经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角匙。”〔4〕世纪之交各国同处于一个机遇潮中，为何结局迥然相异？ 从各国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凡是在机遇潮中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一般说来，上述四个方面关系都处理得比较好；反之，在机遇潮中落伍的国家往往没有处理好这些关系。当然，由于各国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我们无法作全面综合的叙述，只能择其荦荦大者，作一概述。
三
近代以来，三个世纪之交全球大发展机遇潮的出现，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偶然性的现象。但是必然性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从多次出现的偶然性中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来。
世纪之交全球性大发展机遇潮的出现是当时世界主要矛盾从量变发展到质变过程的产物。是当时社会诸多有利因素合力交汇的必然结果。从16世纪资本主义的曙光在欧洲冉冉升起的时候，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一对矛盾就处在互相依存和互相对抗的统一体中。历经商业革命，西方殖民扩张，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增长，资产阶级的力量也不断壮大；而封建专制制度则日益走向没落。至18世纪末，随着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危机的加深，终于爆发了代表时代要求的法国大革命，它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迎来18—19世纪之交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大发展的机遇潮。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先进国家胜利确立以后，新的生产关系曾经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此以后欧美国家先后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科学理论也有很大的突破，特别是电磁科学理论的发现，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导。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分散、个体、小型的经营方式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大规模集中生产的需要。这就迫使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进一步的自我调节。加上19—20世纪之交相对和平的环境对生产力的发展非常有利，从而加速了生产标准化、自动化、托拉斯化的进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一对矛盾从量变发展到局部质变，于是迎来近代第二次全球大发展的机遇潮。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途程中较之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在它不断扩大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难以解救的矛盾。至20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激化，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战后40年，美苏争霸，全力进行军备竞赛，使世界长期处于冷战的格局之中。冷战的结果不仅使美、苏两霸自身削弱乃至拖垮，而且也不可能为全球的大发展提供机遇。亚洲四小龙是在被抛出冷战格局之外，而形成的特殊地区性机遇中，才得以腾飞，但它并没有改变世界的格局。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的结束，美国自身的削弱，日益增长的和平力量对战争力量的约束，当今世界还没有形成有资格发动世界大战的战争策源地，世界形势日趋缓和。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迎来了近代以来第三次全球大发展的机遇潮。可以说，这次机遇潮的出现是战后和平力量和战争力量在长期的较量中，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矛盾从量变发展到局部质变的结果。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是两大主题，在冷战后时期，斗争的方式将不再是单纯的政治军事对抗，而更主要的是争夺经济和科技优势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可以相信，再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世界多极并存的格局将会最后确立。人类将会在和平和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一大步。
由于全球大发展机遇潮的出现是与世界主要矛盾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旧质灭亡，新质出现。这就决定了每次机遇潮的出现有一个时间间隔，具有不同的内容与时代特征。从近代以来三个世纪之交机遇潮出现的情况看，它的周期大约在一百年之间，大有百年一遇之势。机遇潮是在事物发展的质变阶段出现的。质变阶段事物发展加速，它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质变过程的特点和条件。这就决定了近代以来，三个世纪之交社会经常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机遇的来潮与去潮大约在三、四十年间。由此可见，全球大发展机遇潮的出现是有规律可循的，它并非从天而降，但它来之不易，而且从历史的长河看，它又是稍纵即逝的。这就告诉我们，当机遇没有来临，事物处于量变的阶段，要积蓄力量，促成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以有准备的头脑迎接机遇潮的到来。而当机遇潮出现的时候，就要有时代的紧迫感和历史的责任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紧抓机遇不放，并且要有科学的态度利用机遇。倘若慢步行进、停滞不前，或不讲效益，必将与在快车道上行进的国家拉大差距，招致落伍的命运。
机遇潮的出现归根结蒂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它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为了使机遇潮流朝着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在总结历史上各国捕捉机遇，发展自己经验的同时，指出其负面影响，并加以必要的防范，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种负面影响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本国的发展建立在牺牲别国人民利益的基础上。譬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几十年中，就不断地对亚洲近邻国家进行侵略和扩张，它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亚洲人民累累尸骨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日本是在侵略亚洲，尤其是侵略中国中起家的。德国在普法战争以后，也是在对法国进行军事破坏和索取赔款的基础上，加速了工业化的步伐；美国在19—20世纪的机遇潮中，也曾对西印度群岛、菲律宾、远东及中南美等国家进行过侵略与扩张。这种历史的惨剧是不允许重演的。第二是把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压榨本国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置社会平等与人民群众福利于不顾，加速了贫富向两极分化。以资本主义最富有的国家美国为例，它在发展自己的途程中，垄断资本家为了追逐垄断高额利润，也曾经广泛推行被列宁称之为“科学的血汗制度”的“福特制”、“泰勒制”以及其他“赶快制度”，使工人劳动强度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据统计，1909年美国加工工业工人的剩余价值达91%。1914年占美国人口2 %的富豪在国家财富总额中所占财产达60%，而占人口65%的劳动群众却仅占5%。社会越发展，社会越不平等， 这种社会制度只能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它决不能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的社会制度。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工农群众所受的压迫剥削也非常深重。德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在19—20世纪之交工业化的过程中，为了抵制外国的竞争，向国外廉价倾销商品，也总是极力压低工人的工资。按当时英美的标准，德国工人的工资通常是最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这个负面影响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第三是，从争夺经济和科技优势转到争夺军事优势。从过去的历史看，在机遇潮中，后起国家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都集中精力于争夺经济科技优势，而当实力赶上先进国家之后，第二阶段则集中精力争夺军事优势，于是各大国展开军备竞赛，乃至最终爆发战争，给人类带来灾难。例如英国在19—20世纪之交，当它在经济上赶超英国之后，就制订“海军双强标准”，和英国展开军备竞赛，致力于争夺“阳光下的地盘”，最后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则是“富国”和“强兵”双管齐下，在其羽毛丰满之后，即向亚洲国家进行侵略和扩张。美苏争霸也经历了这个转变过程。在本世纪之交的机遇潮中，当今新的多极格局正在形成，目前各国都在集中精力争夺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优势，这是新格局形成初期的必然现象。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受格局规律形成的制约，我极格局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争夺经济科技优势向争夺军事优势的转变也已出现端倪。目前美国等世界主要国家，在争夺综合国力优势的同时，都在追求“质量建军”，抓紧落实“深度备战”，不断加强综合军事力量。日本朝野中的一股势力已不满足“经济大国、政治小国、军事侏儒”的局面，正千方百计试图沿着经济大国的阶梯，登上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宝座。它们的海军实力已名列东亚榜首，并开始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日本政府中的一些内阁大臣曾多次否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行，鼓吹“新国家主义”，为走向军事大国作舆论准备。凡此等等，都不是偶然的。为了使全球大发展的机遇潮朝着有利于民办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方向发展，研究近代以来三个世纪之交出现的机遇潮现象，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8页。
〔2〕维纳·洛赫：《德国史》中册，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459页。
〔3〕R·贝尔霍尔德：《1870—1918年德国的生产力》，柏林，1985年，第40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