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威尔逊、罗斯福和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之比较
纪胜利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8期
【原文出处】《学习与探索》(哈尔滨)1996年03期第135-138页
【作者简介】纪胜利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
伍德罗·威尔逊、福兰克林·罗斯福和乔治·布什分别在20世纪美国和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出任美国总统。面对巨变的世界，他们都曾踌躇满志地提出了规划未来“世界新秩序”的蓝图。其内容虽不尽相同，但均体现了美国欲充当世界领导的所谓“世界主义”的理想。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面临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紧迫任务，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新秩序的构造中将起何种作用，这是世人所关注的。为此，对威尔逊、罗斯福和布什三人的“世界新秩序”的主张进行一下分析和比较或许是有益的。
“世界新秩序”一词是布什使用的一个高频用语，而在威尔逊那里叫做“新世界”，在罗斯福那里叫做“道德秩序”或“世界蓝图”。名称不同，本质无异，内容亦相近，为叙述方便起见，笔者有时在文中用“世界新秩序”来概括叙述。
1
尽管威尔逊、罗斯福和布什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他们的“世界新秩序”的构想，但却有着极为相似的背景。三人都是在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出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任期内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和战后世界性革命高潮等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的发生。空前的战争与革命使旧式的欧洲帝国主义强权政治体系受到了沉重打击，以维也纳体系为标志的欧洲中心时代走向终结。随着生产和贸易的日益国际化，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了。这为威尔逊按着他的世界主义的理想来设计世界新秩序提供了良机。借助“一战”的刺激作用，美国的实力有了极大提高，一举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并逐渐取代了英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威尔逊宣称：“美国现在在世界金融和商业上所占地位和必须占有的地位，其规模是过去所未曾梦想到的。”〔1〕因此，美国可以也应该摆脱孤立主义传统，大胆地介入世界政治，“不是因为我们要选择进入世界政治，而是因为我国人民的天赋才能、我国实力的成长，我们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决定因素了。而在你成为决定因素的时候，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就不能保持孤立了。”〔2〕
罗斯福总统任期内，爆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和世界的历史。如果说“一战”后美国的实力尚处于上升期的话，“二战”则使美国的实力达到了巅峰。美国的海外投资和贸易市场遍布世界各地、黄金储备占世界的3/4， 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的70%，美国军事基地与海外驻军几乎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并在一段时期内独家拥有原子弹。〔3 〕“二战”彻底摧毁了欧洲列强的霸权基础，维持两次大战之间国际秩序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土崩瓦解。在政治、经济、军事几方面均成为世界首强的美国再次面临构造“世界新秩序”的良机。早在“二战”初期，罗斯福就预见到了世界形势的变化，他在1939年12月下令建立了“和平与改造问题委员会”，以“从美国的最大利益出发”研究战后美国“为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秩序”需要哪些“基本原理”。1943年4月， 罗斯福授意雷斯特·戴维斯发表题为“罗斯福的世界蓝图”的文章以试探公众对他的“世界新秩序”设想的反应。
布什就任总统期间，尽管没有遍及欧亚非的熊熊战火，但同样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时期。苏联东欧的演变，使雅尔塔体制和平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美国的实力虽然已不处在巅峰状态，甚至已经明显地衰落了，但由于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离开了国际舞台的中央，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美国又一次获得构造“世界新秩序”的机会。 1990年9月，布什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冷战的结束为建立“世界新秩序”提供了可能。〔4〕
从国内政治背景看，三人在提出他们的“世界新秩序”时都处在比较有力的地位。威尔逊任期内，美国总统的权力处在上升趋势，威尔逊在制订和执行对外政策方面握有很大的权力，“在指导对外关系方面，就象一个拥有神权的君主”〔5〕。而罗斯福任内， 总统的权力更是极度膨胀，罗斯福空前绝后地四任美国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非常状态更使美国人民赋予他巨大的权力。布什则由于海湾战争的特殊情况及成功地领导进行了一次“国际警察行动”，而取得了国内较大的支持，其支持率一度高达90%。一些新闻媒介也为布什摇旗呐喊：“争取世界安全的最好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力量和意志上”，美国应“毫无愧色地去确定世界秩序的规则，并准备着把它付诸实施。”〔6〕
三人“世界新秩序”的指导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冷战期间建立美国全球政策的威尔逊的后继者们，它们可以认为是在遵循威尔逊主义的真正精神。”〔7 〕这种“真正精神”就是基于“美国优越”基础上的主导世界的命运感。这种命运感来自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从历史上看，美国通过独立战争而立国，19世纪的大规模移民进一步强化了美国政治家们关于美国应该是一个“灯塔，照亮了全世界人类的命运之路。”的命运感也强化了国民的类似思想意识，“美国从其国家生活刚一开始就坚信他们的命运是——以身作则地向一切人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上引导到人世间‘新的耶路撒冷’”〔8〕。 在西进运动基础上产生的“边疆学说”成了美国政治家们不断追求“新边疆”的思想理论基础；从现实来看，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造成的世界性动荡、混乱和相互隔绝，从根本上说是不符合美国这样一个“世界性”国家的利益的，因此“世界新秩序”不单单是一面为美国争当世界领袖的帅旗，而且还反映了以美国式的价值观来规范世界、管理世界的美国式理想。
但三人的“世界新秩序”的背景亦有不同之处。威尔逊时期，美国的综合国力尚不足以左右整个世界局势，而且国内传统的孤立主义势力仍然非常强大，美国统治阶层也并没有都做好“挑起世界领导担子”的准备。而罗斯福任期末，美国综合国力已达顶峰，美国朝野对于他们影响世界事务的能力有了充分的自信心，孤立主义已经历史性地走了下坡路。1941年，美国出版商亨利·卢斯的《美国世纪》一书之畅销，很好地说明了美国人民的心态。虽然在筹建联合国、处置战败国等问题上，决策层不是没有争论，但总体看，罗斯福较威尔逊所遇到的阻力要小得多。布什任期内，尽管没有世界大战那样严峻的考验，但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却反而更加错综复杂，布什在赢得了海外战争和冷战的胜利的情况下却没有赢得连任总统，其继任者克林顿总统则几乎不再提“世界新秩序”这个词，说明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热情有余而基础不足。
2
从内容上看，三人的“世界新秩序”亦颇多相似之处。威尔逊把他的“世界新秩序”称做“新世界”。其内容集中体现在他称之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政治主张和美国政评家李普曼等人对“十四点”所做的“官方解释”中。从字面上看，威尔逊的“新世界”确实与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理论有着重大差别。威尔逊首次在国际关系领域引进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原则，主张用自由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建立一个符合“人类利益的更完善的国际体系”，他的关于支持民族自决权，尊重国际法、维护贸易自由和海上自由、关于把国际联盟做为维护集体安全的工具等设想和主张起码具有一定的宣传意义。如果真的按我们理解的字面含义来实施，威尔逊的“新世界”真够得上理想的了。但是，舞台上的华丽布景并不意味着一定在上演一出好戏，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威尔逊是怎样为“新世界”的高尚原则下注解和怎样进行外交实践的。从颠覆墨西哥韦尔塔政权到出兵海地、多米尼加和古巴，威尔逊并无迟疑地再次扮演了“大棒总统”的角色。而他宣称建立国际联盟的目的是“要为世界的其余地区做门罗主义为西半球世界所做的事情”〔9 〕，则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新世界”的篮子里到底装的什么货色。所以威尔逊是理想主义地提出目标——承认时代的进步所带来的新的价值观念，现实主义地实现目标——以美国的利益为出发点。威尔逊并不隐讳自己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没有人比我更关心把美国商人的企业带到地球上每一个地区。”英国学者卡尔弗特指出，威尔逊“更加具有他那时代的爱国主义、种族优越、扮演警察的大国义务的习惯观点。”〔10〕
罗斯福的“世界新秩序”，即他所说的“道德秩序”最先是针对轴心国宣传的“新秩序”而提出的，其纲领性文献主要是《大西洋宪章》，其中民族自决、自由贸易、航海自由、建立普遍性的国际和平组织等核心内容与威尔逊的“十四点”极为相似。同威尔逊一样，罗斯福也打出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旗帜，即他在1940年1 月提出的“四大自由”精神：“解除侵略者的武装，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自决权，以及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11〕罗斯福也把实现“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未来的国际组织上，但在实践上，由于“二战”末期的美国较之“一战”末期更为强大，因此罗斯福有更大的自信心和活动余地而赋予联合国以较大权力，使它成为确立战后世界新秩序和美国影响的机构。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一致原则及美国在联合国的优势地位、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而确立的美元的霸权地位，使美国成为战后世界的“仲裁者、调解者和指导者”，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就是罗斯福的“世界新秩序”。
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的内容集中在海湾战争前后他的多次讲话中，其中，1991年1月29日的《国情咨文》最具代表性。 咨文宣称：“要为下一个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作好准备。”〔12〕和威尔逊、罗斯福一样，布什也打出了“和平与安全、自由与法治”等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旗帜。同样，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也首先强调美国在世界范围的“领导作用”，他说：“在世界各国中，只有美国既具有道义上的声望，又具有维持这一声望的具体手段。美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聚集维护和平力量的国家。”因此，美国要加强“国际参与意识，发挥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带头作用”，在西方世界的“核心作用”和对盟国安全的“保护作用”。但与冷战时美国几乎包打一切的做法不同的是，美国要变盟主的角色为核心作用的角色，美国更多地是要充当“法官”而不是“警长”。布什更注意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和西方伙伴的作用，以建立新的“国际安全结构”，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在这样的“国际安全结构”下以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范式，塑造“新的世界秩序”。
3
威尔逊、罗斯福和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程度不同地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上均未能如愿以偿。
威尔逊“新秩序”中的核心——国际联盟，虽然做为世界上第一个普遍性的国际政治组织建立起来了，但它没有满足美国资产阶级的要求，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美国留在了它所极力倡导的国联大门之外。国联成了英法等欧洲大国的俱乐部，“民族自决”也成了一句空话，两次大战之间盛行的还是各种形式的民族压迫，航海自由、贸易自由也被30年代的关税战、贸易战、货币战所取代。威尔逊“新世界”的失败除了国内体现为党派之争的孤立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激烈矛盾等原因外，根本原因在于美国问鼎世界霸主地位的时机尚未成熟。罗斯福的“道德秩序”较威尔逊的“新世界”成效大很多，但最终也未能按罗斯福的设计建立起来。尽管罗斯福心目中最重要的联合国建立起来了，而且这一次美国积极地参加了联合国，但美苏反目、冷战爆发，两大阵营对峙，分裂了战后世界。杜鲁门主义取代了“道德秩序”，美苏在联合国的长期对峙取代了罗斯福关于大国合作的设想。倚仗美国优势地位，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制来整合世界经济的打算也落了空，统一的世界经济被人为地割裂成“两个平行市场”。布什的“世界新秩序”虽不能说已经随着他的离任而烟消云散，但事实上已失去了它的势头。冷战结束后，两大阵营的藩篱拆除了，但是相互依存的加强并没有导致同步的相互协调的加强。国际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地区冲突加剧、民族主义抬头、宗教矛盾尖锐、经济集团化趋势加强……诸如此类的问题极大地困扰着世界各国。布什的“世界新秩序”强调由美国提供“领导”，各国“奉献主权”，这招致国内外的嘲讽与批评，这使他不得不降低自己的调门。而克林顿总统则用“扩展战略”取代了布什的“世界新秩序”。
尽管跨越了从世纪初到世纪末的较大时空，但威尔逊、罗斯福、布什却构思了十分相似的“世界新秩序”，这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一脉相承的特点：每遇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美国领导人都情不自禁地要强调从整体上管理世界的重要性和美国的领导责任。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以世界领袖自居的思想是何等根深蒂固，说明虽经两次世界大战的荡涤，帝国主义时代强权政治的毒素还远没有肃清。另一方面，美国领导人不惮再三受挫而仍欲“面向世界”，也说明美国做为一个世界性很强的国家确实承受着世界性的利害关系。国际社会对国联和联合国的接受，亦说明美国的“世界新秩序”是有建设性的合理因素的。因此，仅仅用霸权主义来解释威尔逊、罗斯福和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是不能把问题说清楚的。事实上，在本世纪内，每遇重大国际危机，国际社会都极关注美国的举措，尤其是日益衰落的欧洲每每顾盼大洋彼岸的巨人。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设法让美国发挥它的正面作用、抑制它妄自尊大的霸权行径，而不是迫使它退回到孤立主义的老路上去，才是正确的思路。
在世纪之交，国际社会肩负建立国际新秩序之重任，无论是起正面还是负面的作用，美国在构造国际新秩序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应否认的现实。但从长远看，国际新秩序的确立绝不是给“下一个美国世纪”加冕，恰恰相反，美国仍然以独一无二的国力，以新文明传教士自居的布道精神将作为独特的贡品置于新秩序的祭坛上。正如冷战的结束对美国的相对衰落做出补偿一样，理想的国际秩序的形成也将对美国失去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作出补偿。
注释：
〔1〕〔美〕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文件集》，新泽西1979年版，第38卷，第264页。
〔2〕〔美〕阿瑟·林克：《外交家威尔逊——他的主要外交政策一瞥》，巴尔的摩1957年版，第145页。
〔3〕〔美〕丹尼尔·S·帕勃：《当代国际关系》，纽约1989年版，第188页。
〔4〕《纽约时报》1990年9月12日。
〔5〕〔美〕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崇高的现实主义》， 纳什维尔1971年版，第83页。
〔6〕《外交季刊》，华盛顿特区1991年春季号。
〔7〕杨彪：《威尔逊的史观及其对政策的影响》， 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6期，第40页。
〔8〕〔美〕J·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页。
〔9〕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10〕〔英〕彼得·卡尔弗特：《1910—1914年墨西哥革命：英美冲突的外交》，剑桥1968年版，第298页。
〔11〕《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6页。
〔12〕《纽约时报》1991年1月30日。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8期
【原文出处】《学习与探索》(哈尔滨)1996年03期第135-138页
【作者简介】纪胜利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
“世界新秩序”一词是布什使用的一个高频用语，而在威尔逊那里叫做“新世界”，在罗斯福那里叫做“道德秩序”或“世界蓝图”。名称不同，本质无异，内容亦相近，为叙述方便起见，笔者有时在文中用“世界新秩序”来概括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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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威尔逊、罗斯福和布什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他们的“世界新秩序”的构想，但却有着极为相似的背景。三人都是在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出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任期内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和战后世界性革命高潮等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的发生。空前的战争与革命使旧式的欧洲帝国主义强权政治体系受到了沉重打击，以维也纳体系为标志的欧洲中心时代走向终结。随着生产和贸易的日益国际化，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了。这为威尔逊按着他的世界主义的理想来设计世界新秩序提供了良机。借助“一战”的刺激作用，美国的实力有了极大提高，一举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并逐渐取代了英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威尔逊宣称：“美国现在在世界金融和商业上所占地位和必须占有的地位，其规模是过去所未曾梦想到的。”〔1〕因此，美国可以也应该摆脱孤立主义传统，大胆地介入世界政治，“不是因为我们要选择进入世界政治，而是因为我国人民的天赋才能、我国实力的成长，我们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决定因素了。而在你成为决定因素的时候，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就不能保持孤立了。”〔2〕
罗斯福总统任期内，爆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和世界的历史。如果说“一战”后美国的实力尚处于上升期的话，“二战”则使美国的实力达到了巅峰。美国的海外投资和贸易市场遍布世界各地、黄金储备占世界的3/4， 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的70%，美国军事基地与海外驻军几乎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并在一段时期内独家拥有原子弹。〔3 〕“二战”彻底摧毁了欧洲列强的霸权基础，维持两次大战之间国际秩序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土崩瓦解。在政治、经济、军事几方面均成为世界首强的美国再次面临构造“世界新秩序”的良机。早在“二战”初期，罗斯福就预见到了世界形势的变化，他在1939年12月下令建立了“和平与改造问题委员会”，以“从美国的最大利益出发”研究战后美国“为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秩序”需要哪些“基本原理”。1943年4月， 罗斯福授意雷斯特·戴维斯发表题为“罗斯福的世界蓝图”的文章以试探公众对他的“世界新秩序”设想的反应。
布什就任总统期间，尽管没有遍及欧亚非的熊熊战火，但同样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时期。苏联东欧的演变，使雅尔塔体制和平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美国的实力虽然已不处在巅峰状态，甚至已经明显地衰落了，但由于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离开了国际舞台的中央，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美国又一次获得构造“世界新秩序”的机会。 1990年9月，布什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冷战的结束为建立“世界新秩序”提供了可能。〔4〕
从国内政治背景看，三人在提出他们的“世界新秩序”时都处在比较有力的地位。威尔逊任期内，美国总统的权力处在上升趋势，威尔逊在制订和执行对外政策方面握有很大的权力，“在指导对外关系方面，就象一个拥有神权的君主”〔5〕。而罗斯福任内， 总统的权力更是极度膨胀，罗斯福空前绝后地四任美国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非常状态更使美国人民赋予他巨大的权力。布什则由于海湾战争的特殊情况及成功地领导进行了一次“国际警察行动”，而取得了国内较大的支持，其支持率一度高达90%。一些新闻媒介也为布什摇旗呐喊：“争取世界安全的最好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力量和意志上”，美国应“毫无愧色地去确定世界秩序的规则，并准备着把它付诸实施。”〔6〕
三人“世界新秩序”的指导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冷战期间建立美国全球政策的威尔逊的后继者们，它们可以认为是在遵循威尔逊主义的真正精神。”〔7 〕这种“真正精神”就是基于“美国优越”基础上的主导世界的命运感。这种命运感来自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从历史上看，美国通过独立战争而立国，19世纪的大规模移民进一步强化了美国政治家们关于美国应该是一个“灯塔，照亮了全世界人类的命运之路。”的命运感也强化了国民的类似思想意识，“美国从其国家生活刚一开始就坚信他们的命运是——以身作则地向一切人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上引导到人世间‘新的耶路撒冷’”〔8〕。 在西进运动基础上产生的“边疆学说”成了美国政治家们不断追求“新边疆”的思想理论基础；从现实来看，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造成的世界性动荡、混乱和相互隔绝，从根本上说是不符合美国这样一个“世界性”国家的利益的，因此“世界新秩序”不单单是一面为美国争当世界领袖的帅旗，而且还反映了以美国式的价值观来规范世界、管理世界的美国式理想。
但三人的“世界新秩序”的背景亦有不同之处。威尔逊时期，美国的综合国力尚不足以左右整个世界局势，而且国内传统的孤立主义势力仍然非常强大，美国统治阶层也并没有都做好“挑起世界领导担子”的准备。而罗斯福任期末，美国综合国力已达顶峰，美国朝野对于他们影响世界事务的能力有了充分的自信心，孤立主义已经历史性地走了下坡路。1941年，美国出版商亨利·卢斯的《美国世纪》一书之畅销，很好地说明了美国人民的心态。虽然在筹建联合国、处置战败国等问题上，决策层不是没有争论，但总体看，罗斯福较威尔逊所遇到的阻力要小得多。布什任期内，尽管没有世界大战那样严峻的考验，但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却反而更加错综复杂，布什在赢得了海外战争和冷战的胜利的情况下却没有赢得连任总统，其继任者克林顿总统则几乎不再提“世界新秩序”这个词，说明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热情有余而基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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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看，三人的“世界新秩序”亦颇多相似之处。威尔逊把他的“世界新秩序”称做“新世界”。其内容集中体现在他称之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政治主张和美国政评家李普曼等人对“十四点”所做的“官方解释”中。从字面上看，威尔逊的“新世界”确实与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理论有着重大差别。威尔逊首次在国际关系领域引进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原则，主张用自由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建立一个符合“人类利益的更完善的国际体系”，他的关于支持民族自决权，尊重国际法、维护贸易自由和海上自由、关于把国际联盟做为维护集体安全的工具等设想和主张起码具有一定的宣传意义。如果真的按我们理解的字面含义来实施，威尔逊的“新世界”真够得上理想的了。但是，舞台上的华丽布景并不意味着一定在上演一出好戏，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威尔逊是怎样为“新世界”的高尚原则下注解和怎样进行外交实践的。从颠覆墨西哥韦尔塔政权到出兵海地、多米尼加和古巴，威尔逊并无迟疑地再次扮演了“大棒总统”的角色。而他宣称建立国际联盟的目的是“要为世界的其余地区做门罗主义为西半球世界所做的事情”〔9 〕，则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新世界”的篮子里到底装的什么货色。所以威尔逊是理想主义地提出目标——承认时代的进步所带来的新的价值观念，现实主义地实现目标——以美国的利益为出发点。威尔逊并不隐讳自己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没有人比我更关心把美国商人的企业带到地球上每一个地区。”英国学者卡尔弗特指出，威尔逊“更加具有他那时代的爱国主义、种族优越、扮演警察的大国义务的习惯观点。”〔10〕
罗斯福的“世界新秩序”，即他所说的“道德秩序”最先是针对轴心国宣传的“新秩序”而提出的，其纲领性文献主要是《大西洋宪章》，其中民族自决、自由贸易、航海自由、建立普遍性的国际和平组织等核心内容与威尔逊的“十四点”极为相似。同威尔逊一样，罗斯福也打出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旗帜，即他在1940年1 月提出的“四大自由”精神：“解除侵略者的武装，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自决权，以及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11〕罗斯福也把实现“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未来的国际组织上，但在实践上，由于“二战”末期的美国较之“一战”末期更为强大，因此罗斯福有更大的自信心和活动余地而赋予联合国以较大权力，使它成为确立战后世界新秩序和美国影响的机构。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一致原则及美国在联合国的优势地位、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而确立的美元的霸权地位，使美国成为战后世界的“仲裁者、调解者和指导者”，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就是罗斯福的“世界新秩序”。
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的内容集中在海湾战争前后他的多次讲话中，其中，1991年1月29日的《国情咨文》最具代表性。 咨文宣称：“要为下一个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作好准备。”〔12〕和威尔逊、罗斯福一样，布什也打出了“和平与安全、自由与法治”等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旗帜。同样，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也首先强调美国在世界范围的“领导作用”，他说：“在世界各国中，只有美国既具有道义上的声望，又具有维持这一声望的具体手段。美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聚集维护和平力量的国家。”因此，美国要加强“国际参与意识，发挥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带头作用”，在西方世界的“核心作用”和对盟国安全的“保护作用”。但与冷战时美国几乎包打一切的做法不同的是，美国要变盟主的角色为核心作用的角色，美国更多地是要充当“法官”而不是“警长”。布什更注意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和西方伙伴的作用，以建立新的“国际安全结构”，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在这样的“国际安全结构”下以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范式，塑造“新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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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罗斯福和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程度不同地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上均未能如愿以偿。
威尔逊“新秩序”中的核心——国际联盟，虽然做为世界上第一个普遍性的国际政治组织建立起来了，但它没有满足美国资产阶级的要求，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美国留在了它所极力倡导的国联大门之外。国联成了英法等欧洲大国的俱乐部，“民族自决”也成了一句空话，两次大战之间盛行的还是各种形式的民族压迫，航海自由、贸易自由也被30年代的关税战、贸易战、货币战所取代。威尔逊“新世界”的失败除了国内体现为党派之争的孤立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激烈矛盾等原因外，根本原因在于美国问鼎世界霸主地位的时机尚未成熟。罗斯福的“道德秩序”较威尔逊的“新世界”成效大很多，但最终也未能按罗斯福的设计建立起来。尽管罗斯福心目中最重要的联合国建立起来了，而且这一次美国积极地参加了联合国，但美苏反目、冷战爆发，两大阵营对峙，分裂了战后世界。杜鲁门主义取代了“道德秩序”，美苏在联合国的长期对峙取代了罗斯福关于大国合作的设想。倚仗美国优势地位，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制来整合世界经济的打算也落了空，统一的世界经济被人为地割裂成“两个平行市场”。布什的“世界新秩序”虽不能说已经随着他的离任而烟消云散，但事实上已失去了它的势头。冷战结束后，两大阵营的藩篱拆除了，但是相互依存的加强并没有导致同步的相互协调的加强。国际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地区冲突加剧、民族主义抬头、宗教矛盾尖锐、经济集团化趋势加强……诸如此类的问题极大地困扰着世界各国。布什的“世界新秩序”强调由美国提供“领导”，各国“奉献主权”，这招致国内外的嘲讽与批评，这使他不得不降低自己的调门。而克林顿总统则用“扩展战略”取代了布什的“世界新秩序”。
尽管跨越了从世纪初到世纪末的较大时空，但威尔逊、罗斯福、布什却构思了十分相似的“世界新秩序”，这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一脉相承的特点：每遇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美国领导人都情不自禁地要强调从整体上管理世界的重要性和美国的领导责任。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以世界领袖自居的思想是何等根深蒂固，说明虽经两次世界大战的荡涤，帝国主义时代强权政治的毒素还远没有肃清。另一方面，美国领导人不惮再三受挫而仍欲“面向世界”，也说明美国做为一个世界性很强的国家确实承受着世界性的利害关系。国际社会对国联和联合国的接受，亦说明美国的“世界新秩序”是有建设性的合理因素的。因此，仅仅用霸权主义来解释威尔逊、罗斯福和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是不能把问题说清楚的。事实上，在本世纪内，每遇重大国际危机，国际社会都极关注美国的举措，尤其是日益衰落的欧洲每每顾盼大洋彼岸的巨人。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设法让美国发挥它的正面作用、抑制它妄自尊大的霸权行径，而不是迫使它退回到孤立主义的老路上去，才是正确的思路。
在世纪之交，国际社会肩负建立国际新秩序之重任，无论是起正面还是负面的作用，美国在构造国际新秩序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应否认的现实。但从长远看，国际新秩序的确立绝不是给“下一个美国世纪”加冕，恰恰相反，美国仍然以独一无二的国力，以新文明传教士自居的布道精神将作为独特的贡品置于新秩序的祭坛上。正如冷战的结束对美国的相对衰落做出补偿一样，理想的国际秩序的形成也将对美国失去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作出补偿。
注释：
〔1〕〔美〕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文件集》，新泽西1979年版，第38卷，第264页。
〔2〕〔美〕阿瑟·林克：《外交家威尔逊——他的主要外交政策一瞥》，巴尔的摩1957年版，第145页。
〔3〕〔美〕丹尼尔·S·帕勃：《当代国际关系》，纽约1989年版，第188页。
〔4〕《纽约时报》1990年9月12日。
〔5〕〔美〕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崇高的现实主义》， 纳什维尔1971年版，第83页。
〔6〕《外交季刊》，华盛顿特区1991年春季号。
〔7〕杨彪：《威尔逊的史观及其对政策的影响》， 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6期，第40页。
〔8〕〔美〕J·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页。
〔9〕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10〕〔英〕彼得·卡尔弗特：《1910—1914年墨西哥革命：英美冲突的外交》，剑桥1968年版，第298页。
〔11〕《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6页。
〔12〕《纽约时报》1991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