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约瑟夫·张伯伦的激进主义
李季山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8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1996年03期第81-89页
【作者简介】李季山，1963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正值英国工业革命后的又一次重大转变。英国资本主义制度此时开始发生阶段性变化，即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变。国家开始在整个社会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原则开始让位于国家干预思想。对于这一重大转变，各阶级、阶层及代表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家作出的反应各不相同。约瑟夫·张伯伦（以下简称张伯伦）出身于典型的中产阶级世家，他本人是一位典型的工厂主〔1〕。作为工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之一，张伯伦的反应如何呢？综观他的政治生涯，最令历史学家瞩目的是他的激进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及行为。他的激进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及行为正是对他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变革的反应。他对时代变革的反应体现在外交领域是其帝国主义思想及行为，体现在内政上便是其激进主义。研究他的激进主义有助于理解他所处的时代，有助于加深对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
一 教育改革与市政改革
张伯伦把自己介入公共事务的日期说成1868年。这年，英国举行第二次宪政改革后的首次大选，为赢得大选，“伯明翰自由党联合会”重建，张伯伦加入了这一组织。其实，他真正的政治活动始于1867年2 月开始的教育改革鼓动。
当时的教育改革鼓动遍及英国大、中城市，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格拉斯顿领导的自由党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考虑立法行动，着手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但是，教育改革面临一个最大的困难，即在建立什么样的教育制度这个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长期以来，英国实行的是私立教育体制，而在这种私立教育体制下，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国教徒占有人数上的压倒优势并受到政府偏袒，国教会基本上控制了英国的初级教育。在国教会掌管的学校里，实行国教宗教教育。不从国教者要求改变国教会控制教育的局面，反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资助国教会控制的学校。国教会当然竭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和优势，他们坚持保留私立教育体制，反对不分教派的教育体制，主张在保留私立教育体制的基础上由政府资助教育。对于是否实行强制适学儿童入学制度也存在分歧。许多工人阶级家庭担心强制入学制度会增加经济负担，减少家庭收入。这些分歧与抱残守缺的自由放任观念结合在一起，严重影响了英国教育制度变革的步伐。根据自由放任原则，教育是私人的事情，政府无须干预。
1867年2月13日，张伯伦开始加入教育改革鼓动。这天，他和科林斯（Collings）、伯明翰市长狄克逊（Dixon ）共同发起成立了“伯明翰教育协会”。张伯伦对科林斯和狄克逊说：“如果我们能拥有一个教育协会并有正确的纲领，大街上的石头也会跟着我们走。”〔2 〕他们商定，“伯明翰教育协会”的主席由狄克逊担任，张伯伦做协会秘书，主持具体工作，协会的任务是宣传教育改革和帮助贫穷家庭的孩子上学。
“伯明翰教育协会”成立后，张伯伦首先做了一些务实工作：一是调查伯明翰教育状况；二是向美国的威廉·爱默生（William Emerson, Palph Waldo Emerson之弟）了解美国新英格兰的教育制度； 三是募集基金，为穷人的孩子上学提供经费。对于如何改革教育制度的问题，张伯伦逐渐确立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教育改革应坚持强制、普遍和无教派原则，即适学儿童都应入学接受初级教育，由国家财政和地方税提供经费建立免费学校，新建的学校实行不分教派的教育〔3〕。1869年，张伯伦与科林斯、狄克逊将“伯明翰教育协会”扩展为“全国教育同盟”，狄克逊任主席，张伯伦任副主席兼书记，负责主持主要工作。“伯明翰教育协会”和“全国教育同盟”在伯明翰乃至全国日渐有了影响力。1869年10月12—13日举行第一届年会时，伯明翰有8—10 万人表达了对同盟的支持，正式会员有2.05万人，其中包括全国各地的一些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
1870年，格拉斯顿政府的教育法案出台。法案的基本内容如下：保留私立学校体系，根据需要新建公立学校；民办学校可接受政府资助，新创立的公立学校由政府提供齐全的设备，其经常性费用由国家财政和地方税及家长分担；公立学校不得强制教授某一教派的教义，学生可自由参加或缺席宗教训诲和仪式，民办学校里举行宗教仪式和训诲时，家长可将孩子领走，奉行什么样的宗教仪式由民办学校决定。同年，该教育法案稍加修正后在议会通过，成为正式法律，称为福斯特教育法。
非国教徒对福斯特教育法十分不满，抗议之声此起彼伏。他们最为反对的是福斯特教育法第25条，该条款规定，学校委员会要为需要救助的学生付学费，而不论这些学生在教派学校（即私立学校）就读还是在非教派学校就读〔4〕。在国教会学校占多数的情况下，第25 条款意味着国教会学校将用去大部分地方教育税。而地方教育税征自所有纳税人，这就会造成非国教徒交税为国教学校服务的局面。张伯伦对福斯特教育法予以严厉抨击。1870年3月9日，他作为“全国教育同盟”的一个400人代表团中的首要代表到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面见格拉斯顿，陈述反对意见。他第一个代表代表团面对格拉斯顿发言，力陈第25条款的不公正和对国教学校利益的偏袒，攻击教育法损害非国教徒利益。此后，他领导“全国教育同盟”频繁举行演讲会，散发出版物，反对福斯特教育法。他谴责自由党政府是自由主义的叛徒，是伪君子。他说：“一个托利党大臣（指狄斯累利—引者注）引进了自由主义改革，而一个激进派大臣（指福斯特——引者注）却带来了托利党的教育”〔5〕。张伯伦还告诉狄克逊说，宁可看到保守党执政，也不愿要一个带着保守党偏见的自由党政府，并表示要在补缺选举中阻止格拉斯顿的儿子竞选议员。1873年的补缺选举中，张伯伦精心编了一个花名册，号召各选区的选民拒绝支持名册上所列的自由党候选人，这些候选人追随官方教育政策。结果，一些自由党候选人落选，一些自由党候选人不得不表示支持“全国教育同盟”的立场。张伯伦的教育改革鼓动引起全国激进主义领导人的注意，著名激进主义领导人迪尔克首次表示，张伯伦是未来激进主义统领人之一。
张伯伦的教育改革鼓动提高了他的政治知名度。随着对公共事务愈来愈投入，他的政治抱负愈来愈大，视野更为广阔，开始关注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1873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自由党和它的领导人”的文章，文章中说：“过去几年中，史无前例的商业繁荣使许多人对大部分人的悲惨境况和不满视而不见……而这大部分人的家庭境况连野蛮人的国家都感到丢脸。除非精心制订一个能满足工人阶级代表之期望并能安慰被迫反抗的不从国教者的纲领，自由党将不能团结一致。”〔6 〕恰在此时，即1873年秋，伯明翰举行市政选举，张伯伦当选为市长，这为他提供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机会。
张伯伦担任伯明翰市长后，便着手进行市政改革。除了对市政机构本身进行民主化改造外，其市政改革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解决照明问题。伯明翰的照明系统非常糟糕，煤气供应不足，且价格昂贵，一到夜晚，市区一片昏暗。张伯伦以自己的财产作担保，向市议会提议由政府收购私营煤气公司。买卖成交后，市政府设立了一个煤气委员会管理煤气公司，张伯伦任煤气委员会主席。在他管理下，几年后煤气供应大为改善，价格下降到原来价格的1/4。接下来， 张伯伦实施他的第二个市政改革计划，即改善供水系统计划。伯明翰的供水系统比照明系统还要令人头痛。据统计，有50%以上的居民饮用肮脏不堪的露天水源里的水（诸如水塘、水沟里的水），各家各户伸出的成千上万的小排污沟、管露在外面，臭气薰天。1874年，张伯伦向市议会提出强制购买私人供水公司提案。他对市议会说，根据居民利益，由国家特许的垄断公司，被政府管制的垄断公司都应控制在人民代表之手，而不应操纵在私人投机商手里去谋取私利。张伯伦坚持认为，供水事关居民健康甚至生命，因此不能交由私人商业公司控制。市议会同意了这样的原则：水再也不能成为私人牟利的资源，应在市政府管理下将赢利用于降低水价和公共福利。私人供水公司老板被迫以135万英镑的价格卖给市政府。 市政府经营供水系统后，伯明翰供水状况迅速改善，居民大多能吃到干净、卫生的水，水价大幅度下跌。
张伯伦的第三项市政改革是清除贫民窟，改善穷人住房。贫民窟问题是伯明翰最严重的问题，贫民窟不仅事关市容，更重要的是，它不适于居住，过分肮脏，有害居民健康，常常造成瘟疫流行，婴儿因不卫生环境死亡率特别高。同时，贫民窟也是滋生犯罪和道德沦落的温床，酗酒、斗殴、偷窃在贫民窟经常发生。生活在这里就意味着贴上一个地位低下的标签，这里的一些居民被贫穷击垮精神，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每到星期六晚上，醉汉吼叫和殴打妻子的声音，混和着女人的尖叫、小孩的哭嚎，整个贫民窟简直成了人间地狱。1875年7月， 张伯伦向市议会提出改建贫民窟议案。他对市议会说，尽管我们已做了许多事，但远远不够，贫民窟乃罪恶的渊薮，不解决贫民窟问题，将前功尽弃。他的演说铿锵有力：“我们……把一个群体置于一种不可能过体面生活的条件之下，结果是什么呢？……当他们行窃，我们把他们送进监牢；当他们犯下谋杀罪，我们把他们绞死。但是，如果我们的议员先生们也被置于同样的环境之下，如果我们一出生就以同样的方式抚养成人，谁敢相信他自己没有坐进监狱和被绞死的危险呢？”〔7〕结果，张伯伦的提案得到市议会的批准。市政府筹集了60万英镑担保金（张伯伦本人出资10万英镑），获得了银行贷款，工程顺利开工。首先，在伯明翰市中心的贫民窟聚集区，开工修建一条大街，街宽20米，两边建造商店、办公楼等。其次，街道周围的贫民窟逐渐清除、重建，在大约40英亩土地上建造起体面的住宅群。
张伯伦的市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伯明翰被誉为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城市。他本人因此获得强大的政治资本，并在全国获得了很高声望，赢得了伯明翰市民的坚定拥护和支持，以至于伯明翰成了他的攻不破的政治堡垒，此后的多次议会选举，伯明翰的议席基本上都捏在他手心里。
张伯伦的教育改革鼓动和市政改革是他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时期所从事的最引人注目的两个活动。无疑，他从事的这两个活动对英国并非不重要，而且对他的政治生涯具有重大影响。但从研究张伯伦的激进主义这个角度看，更为重要的不仅是看他做了什么事，更要看他做事时的思想。张伯伦从事教育改革鼓动和市政改革时，显示出一个基本的思想主线，即国家要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实行国家对社会的广泛干预，以解决社会问题。就拿他的市政改革来说，反对他的市政改革的人称他的改革是“市政社会主义”，借以攻击张伯伦。张伯伦的做法当然不能算做社会主义的，但不可否认，建立市营企业这种做法的确打破了正统的自由放任原则，应属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与当代西方国营企业性质相同，是国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典型表现。市政府出巨资解决贫民窟问题以及张伯伦所申述的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表明，张伯伦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必须寻求、利用国家干预的方法对付自由放任带来的社会不公、公共福利落后这些社会问题。当时，国家干预思想尚未被普遍认识和接受。在持正统的自由放任思想的人看来，张伯伦的市政改革确实离经叛道，反对张伯伦做法的正统卫道士便把张伯伦的做法说成社会主义的。
二 全国激进运动旗手
张伯伦的教育改革鼓动和市政改革引起全国激进主义者的瞩目，他日渐成为全国激进主义的领导人和代言人之一，他本人也逐渐进入角色。在“自由党和它的领导人”那篇文章中，他就号召建立一个激进党，以激进主义的4F纲领（Free church，Free schools，Free land ， Freelabour）取代含混不清、无所作为的官方自由主义。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激进派大部分都是自由党人或自由党支持者，在自由党和保守党两党对峙的政治格局中，激进派跟随自由党。张伯伦想要做的是统一激进派力量，以激进主义改造自由党。
1874年10月， 张伯伦在激进主义报纸“双周评论”（FortnightlyReview）上发表“自由党纲领的新一页”一文，敦促自由党改弦更张。他说：“尽管在教育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很可能还有至少1/3 的成年人不具备一般的读书写字能力……农业劳动者的状况极度令人不满……数量众多的贫民队伍是我们的文明中另一个丢脸的印记。……假如我们的中产阶级和迎合偏见的舆论不能与变化了的环境协调一致，并找到比粗暴的仲裁和关闭工厂（Lock—outs，工厂主对付罢工的办法——引者注）更好的方法解决劳资争端，待某一天醒悟过来，他们将发现所惧之事变成了现实，将面对人数上不可抗拒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奉行敌视资本和有产阶级的原则。”〔8〕1876年6月17日，张伯伦接替退休的伯明翰下院议员狄克逊，顺利被伯明翰市民选进下院。下院有几十名激进派议员，张伯伦与迪尔克联手领导这些激进派议员，逐渐形成一支重要力量。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张伯伦和他的激进派成为英国政坛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1880年，格拉斯顿迫于张伯伦及其激进派日益强大的压力，接纳张伯伦进入内阁，出任贸易大臣。格拉斯顿深知，失去激进派支持，自由党将被严重削弱；遭到激进派反对，则自由党政府难以稳坐政府交椅。
1883年，英国开始酝酿第三次宪政改革。张伯伦认为，以财产资格将工人阶级下层特别是农业工人关在民主大门之外是不公正的，尽快给工人阶级下层以选举权乃时代要求，是民主化的必然要求。1880年张伯伦刚进入内阁，便在内阁会议讨论政府政策时要求引进选举权改革法案。但是，张伯伦的意见遭到否定，内阁中的辉格派首领哈廷顿反对最力，围绕选举权改革问题，自由党内的激进派与辉格派形成尖锐对立。保守党更不能容忍张伯伦的激进主张。1883年3月28日， 保守党领导人索尔兹伯里在伯明翰发表演说，把自由党政府比作一只荷兰钟（天气好时，钟上出现一个老头画像，天气坏时，则出现一位老太太画像）。他说：“当天气好转时，哈廷顿勋爵出现了；而当张伯伦出现时，你要当心风暴。”〔9〕
张伯伦毫不示弱，对保守派予以坚决回击。3月30日， 张伯伦发表演讲说：“索尔兹伯里自命为一个阶级的代言人，他自己即属于这个阶级。这个阶级既不辛苦劳作，也不事纺织，就像索尔兹伯里的情况一样，他们的财富由过去廷臣服侍国王而来；从那个时代起，他们昏昏欲睡，财富却增加了，靠的是征收他人增加的份额；而被他们征收份额的人辛苦劳作，增添我们这个国家的财富和繁荣。”〔10〕1883年6月， 伯明翰自由党激进派举行集会，纪念布赖特先生出任伯明翰议员25周年。张伯伦在2000人大会上号召人们为民主而战。他说，当布赖特第一次代表伯明翰进入下院时，5/6的成年男子没有选举权，25年后，仍有5/8的成年男子没有选举权，特权阶层在下院拥有极大的势力，并实际上把持着上院。他要伯明翰人民继承勇于为改革而战的光荣传统，为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权奋勇当先。
保守党和辉格派攻击张伯伦是罗伯斯庇尔再世，说他亵渎人人尊敬的英国宪政。维多利亚女王也对张伯伦大为不满，说：“一位大臣，任何一位大臣都不应使用那种危险的不合适的语言，女王必须要求格拉斯顿先生采取行动以表明女王的不悦。”〔11〕作为内阁大臣，批评国家宪政是不允许的。但张伯伦并无收敛之意，坚持认为激进派有权宣布自己的信仰和思想。格拉斯顿要求张伯伦遵守内阁纪律，不要攻击上院。张伯伦答复说：“我与布赖特先生观点一致，在一个自由国度里，一个世袭立法机关不能成为一个永久机构。假如它将自己置于与人民意愿相对立的地位，那它必须屈服或被打碎……”〔12〕1884年2月底， 格拉斯顿终于在下院提出了宪政改革法案。法案二读时，遭到保守党反对。保守党认为，法案给下层群众以选举权会引发暴力，因为下层群众缺乏教养，没有能力行使民主权利。张伯伦起而为下层群众辩护：“农业劳工的权利长期被忽视，他们在下院没有发言权。这一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的土地被劫掠，他们在下院的权利被劫掠。……在乡村小道上，你会发现两边已被或正在被大土地所有者圈起来的土地——这些土地世世代代为人民所有。”张伯伦还在伯明翰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动员人们参加斗争以迫使上院通过宪政改革法案。他对人们说：“上院保护一切弊病，庇护一切特权……它已在否决正义，推迟改革。它受人支配，不负责任；顽固不化，缺乏勇气；专断而不具有判断力，傲慢而没有知识……国王的神圣权利——那是一种危险的幻想，而贵族的‘神圣权利’只是荒谬的编造。……我们再也不能做这个文明世界上唯一一个向世袭等级的蛮横特权屈膝的民族。”〔13〕
1884年10月，自由党和保守党达成妥协，通过了“总体上令人满意”〔14〕的改革方案。
经过1884年的宪政改革，激进派的力量进一步壮大，张伯伦成为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激进派和张伯伦在宪政改革中的表现，使激进派和张伯伦赢得了新获得选举权的下层选民的支持。这种情势为张伯伦把重心转到社会改革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依托。
1885年1月5日，他在伯明翰抛出了一颗重型炸弹——赎金演说。他告诉听众，人民已有足够力量控制议会，应团结一致，致力于社会改革，以增进人民大众的幸福。张伯伦说：“如果你追溯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的早期历史，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带着自然权利来到世界上，都有权继承一份这个社会的绝大部分遗产，都有权分享他出生于其上的这块土地的一部分……私有制取代了这个社会权利，私有制度已与我们的习惯、惯例紧密结合，为我们的法律和习俗所认可，要违逆它，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但是，我要问，财产权要为它享受的安全付出什么赎金呢？……在许多人的言辞和个别人的行动中，包含这样一个信条：财产权既有权利也有义务。我认为，我们以后将更多地听到人们说财产权的义务，而少听到人们谈论它的权利。”“赎金”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几天后，他在伊普斯韦奇对“赎金”的含义作了具体解释：免费初级教育；建立农村地方政府；为大城市低收入家庭提供卫生、体面、租金公平的住房，为农村劳动者获得小块土地提供方便。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张伯伦提出，赋予地方政府以公平价格购买土地之权。不允许出卖者谋取超额利润。他还要求征收地租地方税、财产累进所得税，实行新的遗产继承税，利用这些税款增加社会福利。张伯伦的这些主张被一些土地贵族和资本家斥为敲诈、掠夺、没收主张。张伯伦反驳说：“如果说富人按穷人交税比例之提议是敲诈，那么用什么言辞足以描绘现行制度？这个制度下，穷人比富人交税更多。如果说以公平价格购买土地用于公共事业的建议被视为主张没收，那么用什么适当的语言来描述这种行为——那些错误地占用公众土地，并以牺牲贫穷邻居为代价扩展地界，而他们的贫穷邻居弱小无知，无力抵抗？如果说要求归还不义之财是主张掠夺，我想知道，对那些当初犯下非法侵占罪的人该怎么称呼……我坚持认为，公共财产的神圣性比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大得多。如果公共财产丢失、被偷或浪费，必须找回同等价值的公共财产，要求犯错误者给予补偿。”〔15〕
张伯伦的言论颇有石破天惊之势，这一方面赢得下层群众的欢呼，另一方面也招致保守派和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张伯伦的观点不但被一些人斥为敲诈、掠夺、没收主张，而且引起严重的内阁危机，甚至遭到激进派内部一些人的非议。内阁大臣哈廷顿坚决反对，声明张伯伦的主张不是自由党的主张；格拉斯顿首相暗示要张伯伦辞职；激进派著名领导人迪尔克和莫利认为张伯伦走得太远了。恰在张伯伦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之际，格拉斯顿内阁因财政法案遭下院否决而于1885年6月8日辞职，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被女王任命为首相。
索尔兹伯里的保守党政府只是过渡政府，新的大选将于1885年11月举行。张伯伦把这次大选看作一场事关激进派和他本人政治命运的决战。1885年7月，他和埃斯科特主持出版了一本名为“激进纲领”的书， 书中收录了1883年以来激进派人士发表在“双周评论”上的政见文章，这些文章涉及新激进主义和平民民主、土地改革和改善农村工人待遇及住房、免费教育和税收、财政改革、解散国教会等。这本书的导言是这样表述“激进纲领”的基本思想的：“它们（指所收文章——引者注）敲响了自由放任制度的丧钟……‘激进纲领’的目标是国家干预，国家代表弱者反对强者，代表劳工利益反对资本，代表需要和苦难反对奢侈和安逸。”〔16〕
从8月开始，张伯伦到全国各地进行巡回竞选活动。8月在东北部，9月在兰开夏、苏格兰，10月初在威斯特郡和南约克郡， 最后在米德兰，整个巡回竞选活动于10月中旬结束。综观他在各地的竞选演说，其竞选纲领包括7个方面的具体内容：（1）实行免费初级教育；（2 ）建立民主化的郡区地方政府；（3）财政改革，征收遗产税和房产税， 实行适度的累进所得税，开征土地自然增值税，减轻普通人民的间接税税负，将税收用于改善穷人住房和其他社会福利；（4 ）在王国内实行民族地方自治；（5）土地改革， 赋予地方政府以公平价格强制购买土地之权，以帮助农业劳动者获得适量土地；（6）在英格兰、苏格兰、 威尔士解散国教会；（7）成年男子普选权，实行议员薪金制， 使普通人民有机会担任下院议员。
张伯伦的激进纲领得到自由党激进派和下层选民的广泛支持。据说，有2/3的自由候选人支持张伯伦的主张。 许多人把张伯伦看作格拉斯顿的继承人，即未来的首相。张伯伦本人对前景充满信心。在伦敦，他发表了一篇被人称为“最后通牒演说”的演讲。他说，自由党必须至少采纳他的激进纲领中的三点：（1）更公平的税收；（2）免费初级教育；（3）赋予地方政府以公平价格获得土地之权， 以便政府把土地用于分配或让小土地所有者购买及其他用途。如果这三点不能为自由党接受，他说他将拒绝参加自由党政府。
但是，事实证明，张伯伦过于乐观了。其实，自由党内的头面人物并不买张伯伦的帐，他们把张伯伦的纲领称为“未经授权的纲领”，格拉斯顿也没有在张伯伦的压力下让步。出乎意料的政局变化使张伯伦的目标更加难以实现。
1885年12月初，大选揭晓，自由党获335席，保守党244席，爱尔兰自治党86席。以往，爱尔兰自治党一直与自由党结盟，但这次它放弃了传统政策，转而与保守党联手。爱尔兰自治党的转变，一下子改变了下院的力量对比，使自由党对保守党的优势荡然无存，双方以335席对335席打了个平手。格拉斯顿放弃组阁努力，女王遂授权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组阁。张伯伦不甘罢休，于新议会开幕后两周对女王的训词提出修正案，对女王训词中未提及分配土地给农业工人表示遗憾。此时，爱尔兰自治党也因保守党政府对爱尔兰的镇压政策而反水，转而支持张伯伦策动的修正案，索尔兹伯里不得不辞职，格拉斯顿上台组阁。
格拉斯顿上台组阁并没有给张伯伦带来好运。他根本不理会张伯伦的政见，而是专心于爱尔兰自治问题，而且决心实行张伯伦坚决反对的爱尔兰自治政策。张伯伦说，如果格拉斯顿实施旨在使爱尔兰脱离英帝国的自治政策，自己就退出内阁。1883年3月，张伯伦退出内阁， 带领46名自由党激进派议员与保守党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格拉斯顿政府。后来，张伯伦带着自己的追随者与保守党等结合成统一党，彻底离开了自由党。
张伯伦的这种180度的转变，乍看起来简直难以理解。 一位激进主义旗手怎么突然之间与激进主义的宿敌保守党成了盟友？原因在于他的帝国主义思想此时占了上风，压倒了他的激进主义思想。关于他的帝国主义思想，本文不予讨论。但需要说明的是，他没有完全抛弃他的激进主义主张。他采取了新的策略维护他的激进主义主张，即利用保守党需要激进派支持这一有利地位，尽可能获得保守党在政策上的让步，最大限度地实现他的激进主义主张。当然，1886年后他的帝国主义色彩愈来愈重，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有人称1886年后的张伯伦是激进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是激进主义者，这种判断比较客观属实。
三 张伯伦的激进主义评说
从语义学角度看， 激进主义（Radicalism ）一词源自激进（Radical）这个词根。激进，其基本含义是根源、根本、 本质（Root, Foundation, Essence）。在政治上，激进主义泛指要求对社会、 政治加以根本改变的观点和原则。就英国历史而言，它相对于保守主义，指谋求政治、社会根本变革的观点和原则，并无确切、固定的解释。从英国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掘地派到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的各激进派别，再到宪章运动和张伯伦所属的自由党激进派，主张和要求有同有异，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都要求对英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作根本性变革〔17〕。
张伯伦的激进主义具有英国历代激进主义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在政治领域，张伯伦的激进主义主张包括选举权改革、郡区政府改革和宗教改革等。关于选举权改革，他要求尽快给工人阶级下层特别是农业工人选举权；关于郡区政府改革，他主张在选举基础上改组地方政府，改变地方豪绅权贵操纵地方事务的状况；他的宗教改革主张旨在废除国教会的垄断地位，实现真正的宗教平等和宗教自由。纵观英国近现代的民主化进程，张伯伦的上述主张是要将民主化进程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即将英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半民主状态推进到民主时代。事实上，张伯伦的扩大选举权主张实现后，英国基本上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英国历史学家马里欧特认为，“1884—1885年间的选举改革法令宣布了民主政治的到来”〔18〕。
在社会、经济领域，他的激进主义主张涉及教育改革、市政改革、土地改革、财政改革、劳资关系调整、社会福利等等。这些主张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即国家采取立法行动，干预社会、经济，改变自由放任政策下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些主张对自由资本主义正统观念有两点突破，一是不再僵化地死守传统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二是要求改变自由资本主义下的政府职能，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在洛克那里，私有财产权是人的天赋权利，与自由、平等、安全权利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人们联合成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19〕洛克对贫穷者并不寄予多少同情，甚至曾建议惩罚沿街乞讨的流浪者。从张伯伦的言行看，私有财产权已不再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在某种前提下是可以侵犯的。强制购买私人供水公司、强制购买土地的主张便是例证。至于实行财产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地租税、房产税等主张，则明显地是要富人多放血。“我坚持认为公共财产的神圣性比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大得多”——这是他的原话。他要求财产权为它享受的安全付出“赎金”，也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私有财产可以侵犯的观点。“赎金演说”也说出了侵犯私有财产的前提——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也就是说，要保护私有财产，就请接受一定程度的侵犯。
亚当·斯密是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的立法者，他提出的自由放任原则长期在英国占据统治地位。他认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调节利益分配，自然形成公正、和谐的社会秩序；政府只应负责抵御外敌、公正执法，以公共利益为由干预个人谋利，是本末倒置。张伯伦则力求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即国家）去调节利益分配。理查德·杰伊说：“中心主题（指张伯伦的思想的中心主题）是他对‘集体主义’和一个主张干预的国家之成长的认同，主张干预的国家之成长是对统治维多利亚中期公共政策的古典自由放任意识形态的反动。这一中心主题看来主导他的观点，并明确标志着他属于20世纪的政治家而不是19世纪的政治家。”〔20〕
张伯伦的激进主义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让我们首先看政治方面。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激进主义者掀起一浪又一浪的激进运动，要求铲除腐败的选举制度以实现真正的民主。1832年宪政改革给予中产阶级选举权，工人阶级被排斥在政治民主之外；1867年宪政改革将政治民主化进程再推进一步，工人阶级上层获得了选举权，但工人阶级下层仍被拒于民主大门之外。在英国，统治阶级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论：穷人对国家和社会没有责任感，不应赋予穷人以政治责任；如果给了穷人选举权，他们会利用选举权掠夺富人和国家。到了1867年以后，这种理论愈来愈失去市场，因为一则民主权利一步步下移，二则美国南方的黑人奴隶都有了选举权。因此继续将数百万之众的英国工人阶级下层拒于民主大门之外，显然已行不通。张伯伦正是看到了民主化乃大势所趋这一点。
再看他的社会改革激进主张的社会根源。众所周知，自由放任思想、原则和政策对于推动英国社会进步的确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它的驱动和指导下，中产阶级宛若挣脱了枷锁的普罗米修斯，释放出奇迹般的能量，从而使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成为“世界工厂”。但是，自由放任是双刃剑，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首先是贫穷问题。工业革命创造了难以置信的财富，同时也创造了贫穷——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即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得到的是贫穷。据统计，1867年， 占家庭总数25.4%的中上阶级家庭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60.9 %， 而占家庭总数74.4%的下层阶级家庭的收入仅占国民总收入的39.1%〔21〕。70年代后，在德国和美国廉价农产品冲击下，英国农业长期萧条，农民和农业工人已到了无以生存的边缘。贫富对立势必加重阶级对立，造成社会紧张。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以维护和争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新模范工会”迅猛兴起。各工会组织不断利用罢工、仲裁、谈判等手段与雇主斗争。一个在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阶级一旦组织起来，其力量将极其可怕。这一点，张伯伦已在公开场合直言不讳讲出来。8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对英国工人阶级产生重大影响。1881年，社会主义团体“社会民主联盟”成立，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1884年，改良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建立，主张以渐进改良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日益意识到他们作为一个与资本家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存在，并逐渐组织起来为经济权利和政治抱负而斗争。作为一位与工人打交道的工厂主，张伯伦深深懂得必须找到安慰工人阶级的办法。
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体现在公共事业领域就是对公共事业极少过问，造成公共事业严重落后。像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伦敦等拥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诸如照明、供水、道路、排污等公共设施极其落后，而个人或私人根本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政府的干预才行。贫民窟问题更是只有政府参与才能解决，因为穷人自己根本无力自我解决。教育本是全国性的公共事业，但一直到70年代，英国政府都很少过问。维多利亚女王即位那年，英国议会拨款3 万英镑用于教育，7万英镑用于建造皇家马厩，而普鲁士每年花费60 万英镑用于公共教育。据不完全统计，1870年在官办学校注册的工人阶级子女，6—10岁之间的只占2/5，10—12岁的仅占1/3〔22〕， 而当时全国有430万适学儿童。
因此，张伯伦看到必须改弦更张，放弃自由放任的老教条，寻求国家干预的新药方。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张伯伦的激进主义是英国中产阶级对时代要求的一种反应，即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谋求对工人阶级作出适当让步。这种让步要求表现为：（1 ）政治上完全打开工人阶级进入资本主义民主大院的大门；（2）在社会、 经济领域，要求中产阶级自我“革命”，接受国家干预，适当调整利益分配格局，让工人阶级分享一些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好处。
注释：
〔1〕J.L. Garvin, The Life of Joseph Chamberlain, Vol.I, London,1935.
〔2〕J.L. Garvin, OP·Cit., Vol. I, p.89.
〔3〕〔4〕〔5〕J.L. Garvin, OP·Cit., Vol.I, pp, 92, 123—124,117.
〔6〕〔7〕J.L. Garvin,OP·Cit., Vol.I, pp.159,196.
〔8〕J.L. Garvin,OP·Cit., Vol.I, p.220.
〔9〕〔10〕〔12〕〔13〕〔14〕J.L. Garvin,OP·Cit., pp. 392, 393,403—404,467,486.
〔11〕George Earle Buckle ed., The Letters of QueenVictoria, Vol. Ⅲ, London,1928,p.431.
〔15〕〔16〕J.L. Garvin,OP·Cit., Vol.I, pp.556—7;Vol.Ⅲ,pp.56—7.
〔17〕参见《牛津英语辞典》第13卷，牛津1989年版，第91—92页；钱乘旦、陈晓律著：《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231页。
〔18〕马里欧特著：《现代英国，1885—1945》，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译本，第57页。
〔19〕洛克著：《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中译本，第77页。
〔20〕Richard Jay, Joseph Chamberlain, A Political Study, Oxford, 1981,P.331.
〔21〕钱乘旦著：《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6—257页。
〔22〕Joel H. Wiener ed., Great Britain, the Lion at Home,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Domestic Policy, 1689—1973, Vol. 3, New York, 1974,p.2149.^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8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1996年03期第81-89页
【作者简介】李季山，1963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一 教育改革与市政改革
张伯伦把自己介入公共事务的日期说成1868年。这年，英国举行第二次宪政改革后的首次大选，为赢得大选，“伯明翰自由党联合会”重建，张伯伦加入了这一组织。其实，他真正的政治活动始于1867年2 月开始的教育改革鼓动。
当时的教育改革鼓动遍及英国大、中城市，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格拉斯顿领导的自由党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考虑立法行动，着手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但是，教育改革面临一个最大的困难，即在建立什么样的教育制度这个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长期以来，英国实行的是私立教育体制，而在这种私立教育体制下，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国教徒占有人数上的压倒优势并受到政府偏袒，国教会基本上控制了英国的初级教育。在国教会掌管的学校里，实行国教宗教教育。不从国教者要求改变国教会控制教育的局面，反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资助国教会控制的学校。国教会当然竭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和优势，他们坚持保留私立教育体制，反对不分教派的教育体制，主张在保留私立教育体制的基础上由政府资助教育。对于是否实行强制适学儿童入学制度也存在分歧。许多工人阶级家庭担心强制入学制度会增加经济负担，减少家庭收入。这些分歧与抱残守缺的自由放任观念结合在一起，严重影响了英国教育制度变革的步伐。根据自由放任原则，教育是私人的事情，政府无须干预。
1867年2月13日，张伯伦开始加入教育改革鼓动。这天，他和科林斯（Collings）、伯明翰市长狄克逊（Dixon ）共同发起成立了“伯明翰教育协会”。张伯伦对科林斯和狄克逊说：“如果我们能拥有一个教育协会并有正确的纲领，大街上的石头也会跟着我们走。”〔2 〕他们商定，“伯明翰教育协会”的主席由狄克逊担任，张伯伦做协会秘书，主持具体工作，协会的任务是宣传教育改革和帮助贫穷家庭的孩子上学。
“伯明翰教育协会”成立后，张伯伦首先做了一些务实工作：一是调查伯明翰教育状况；二是向美国的威廉·爱默生（William Emerson, Palph Waldo Emerson之弟）了解美国新英格兰的教育制度； 三是募集基金，为穷人的孩子上学提供经费。对于如何改革教育制度的问题，张伯伦逐渐确立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教育改革应坚持强制、普遍和无教派原则，即适学儿童都应入学接受初级教育，由国家财政和地方税提供经费建立免费学校，新建的学校实行不分教派的教育〔3〕。1869年，张伯伦与科林斯、狄克逊将“伯明翰教育协会”扩展为“全国教育同盟”，狄克逊任主席，张伯伦任副主席兼书记，负责主持主要工作。“伯明翰教育协会”和“全国教育同盟”在伯明翰乃至全国日渐有了影响力。1869年10月12—13日举行第一届年会时，伯明翰有8—10 万人表达了对同盟的支持，正式会员有2.05万人，其中包括全国各地的一些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
1870年，格拉斯顿政府的教育法案出台。法案的基本内容如下：保留私立学校体系，根据需要新建公立学校；民办学校可接受政府资助，新创立的公立学校由政府提供齐全的设备，其经常性费用由国家财政和地方税及家长分担；公立学校不得强制教授某一教派的教义，学生可自由参加或缺席宗教训诲和仪式，民办学校里举行宗教仪式和训诲时，家长可将孩子领走，奉行什么样的宗教仪式由民办学校决定。同年，该教育法案稍加修正后在议会通过，成为正式法律，称为福斯特教育法。
非国教徒对福斯特教育法十分不满，抗议之声此起彼伏。他们最为反对的是福斯特教育法第25条，该条款规定，学校委员会要为需要救助的学生付学费，而不论这些学生在教派学校（即私立学校）就读还是在非教派学校就读〔4〕。在国教会学校占多数的情况下，第25 条款意味着国教会学校将用去大部分地方教育税。而地方教育税征自所有纳税人，这就会造成非国教徒交税为国教学校服务的局面。张伯伦对福斯特教育法予以严厉抨击。1870年3月9日，他作为“全国教育同盟”的一个400人代表团中的首要代表到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面见格拉斯顿，陈述反对意见。他第一个代表代表团面对格拉斯顿发言，力陈第25条款的不公正和对国教学校利益的偏袒，攻击教育法损害非国教徒利益。此后，他领导“全国教育同盟”频繁举行演讲会，散发出版物，反对福斯特教育法。他谴责自由党政府是自由主义的叛徒，是伪君子。他说：“一个托利党大臣（指狄斯累利—引者注）引进了自由主义改革，而一个激进派大臣（指福斯特——引者注）却带来了托利党的教育”〔5〕。张伯伦还告诉狄克逊说，宁可看到保守党执政，也不愿要一个带着保守党偏见的自由党政府，并表示要在补缺选举中阻止格拉斯顿的儿子竞选议员。1873年的补缺选举中，张伯伦精心编了一个花名册，号召各选区的选民拒绝支持名册上所列的自由党候选人，这些候选人追随官方教育政策。结果，一些自由党候选人落选，一些自由党候选人不得不表示支持“全国教育同盟”的立场。张伯伦的教育改革鼓动引起全国激进主义领导人的注意，著名激进主义领导人迪尔克首次表示，张伯伦是未来激进主义统领人之一。
张伯伦的教育改革鼓动提高了他的政治知名度。随着对公共事务愈来愈投入，他的政治抱负愈来愈大，视野更为广阔，开始关注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1873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自由党和它的领导人”的文章，文章中说：“过去几年中，史无前例的商业繁荣使许多人对大部分人的悲惨境况和不满视而不见……而这大部分人的家庭境况连野蛮人的国家都感到丢脸。除非精心制订一个能满足工人阶级代表之期望并能安慰被迫反抗的不从国教者的纲领，自由党将不能团结一致。”〔6 〕恰在此时，即1873年秋，伯明翰举行市政选举，张伯伦当选为市长，这为他提供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机会。
张伯伦担任伯明翰市长后，便着手进行市政改革。除了对市政机构本身进行民主化改造外，其市政改革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解决照明问题。伯明翰的照明系统非常糟糕，煤气供应不足，且价格昂贵，一到夜晚，市区一片昏暗。张伯伦以自己的财产作担保，向市议会提议由政府收购私营煤气公司。买卖成交后，市政府设立了一个煤气委员会管理煤气公司，张伯伦任煤气委员会主席。在他管理下，几年后煤气供应大为改善，价格下降到原来价格的1/4。接下来， 张伯伦实施他的第二个市政改革计划，即改善供水系统计划。伯明翰的供水系统比照明系统还要令人头痛。据统计，有50%以上的居民饮用肮脏不堪的露天水源里的水（诸如水塘、水沟里的水），各家各户伸出的成千上万的小排污沟、管露在外面，臭气薰天。1874年，张伯伦向市议会提出强制购买私人供水公司提案。他对市议会说，根据居民利益，由国家特许的垄断公司，被政府管制的垄断公司都应控制在人民代表之手，而不应操纵在私人投机商手里去谋取私利。张伯伦坚持认为，供水事关居民健康甚至生命，因此不能交由私人商业公司控制。市议会同意了这样的原则：水再也不能成为私人牟利的资源，应在市政府管理下将赢利用于降低水价和公共福利。私人供水公司老板被迫以135万英镑的价格卖给市政府。 市政府经营供水系统后，伯明翰供水状况迅速改善，居民大多能吃到干净、卫生的水，水价大幅度下跌。
张伯伦的第三项市政改革是清除贫民窟，改善穷人住房。贫民窟问题是伯明翰最严重的问题，贫民窟不仅事关市容，更重要的是，它不适于居住，过分肮脏，有害居民健康，常常造成瘟疫流行，婴儿因不卫生环境死亡率特别高。同时，贫民窟也是滋生犯罪和道德沦落的温床，酗酒、斗殴、偷窃在贫民窟经常发生。生活在这里就意味着贴上一个地位低下的标签，这里的一些居民被贫穷击垮精神，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每到星期六晚上，醉汉吼叫和殴打妻子的声音，混和着女人的尖叫、小孩的哭嚎，整个贫民窟简直成了人间地狱。1875年7月， 张伯伦向市议会提出改建贫民窟议案。他对市议会说，尽管我们已做了许多事，但远远不够，贫民窟乃罪恶的渊薮，不解决贫民窟问题，将前功尽弃。他的演说铿锵有力：“我们……把一个群体置于一种不可能过体面生活的条件之下，结果是什么呢？……当他们行窃，我们把他们送进监牢；当他们犯下谋杀罪，我们把他们绞死。但是，如果我们的议员先生们也被置于同样的环境之下，如果我们一出生就以同样的方式抚养成人，谁敢相信他自己没有坐进监狱和被绞死的危险呢？”〔7〕结果，张伯伦的提案得到市议会的批准。市政府筹集了60万英镑担保金（张伯伦本人出资10万英镑），获得了银行贷款，工程顺利开工。首先，在伯明翰市中心的贫民窟聚集区，开工修建一条大街，街宽20米，两边建造商店、办公楼等。其次，街道周围的贫民窟逐渐清除、重建，在大约40英亩土地上建造起体面的住宅群。
张伯伦的市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伯明翰被誉为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城市。他本人因此获得强大的政治资本，并在全国获得了很高声望，赢得了伯明翰市民的坚定拥护和支持，以至于伯明翰成了他的攻不破的政治堡垒，此后的多次议会选举，伯明翰的议席基本上都捏在他手心里。
张伯伦的教育改革鼓动和市政改革是他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时期所从事的最引人注目的两个活动。无疑，他从事的这两个活动对英国并非不重要，而且对他的政治生涯具有重大影响。但从研究张伯伦的激进主义这个角度看，更为重要的不仅是看他做了什么事，更要看他做事时的思想。张伯伦从事教育改革鼓动和市政改革时，显示出一个基本的思想主线，即国家要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实行国家对社会的广泛干预，以解决社会问题。就拿他的市政改革来说，反对他的市政改革的人称他的改革是“市政社会主义”，借以攻击张伯伦。张伯伦的做法当然不能算做社会主义的，但不可否认，建立市营企业这种做法的确打破了正统的自由放任原则，应属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与当代西方国营企业性质相同，是国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典型表现。市政府出巨资解决贫民窟问题以及张伯伦所申述的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表明，张伯伦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必须寻求、利用国家干预的方法对付自由放任带来的社会不公、公共福利落后这些社会问题。当时，国家干预思想尚未被普遍认识和接受。在持正统的自由放任思想的人看来，张伯伦的市政改革确实离经叛道，反对张伯伦做法的正统卫道士便把张伯伦的做法说成社会主义的。
二 全国激进运动旗手
张伯伦的教育改革鼓动和市政改革引起全国激进主义者的瞩目，他日渐成为全国激进主义的领导人和代言人之一，他本人也逐渐进入角色。在“自由党和它的领导人”那篇文章中，他就号召建立一个激进党，以激进主义的4F纲领（Free church，Free schools，Free land ， Freelabour）取代含混不清、无所作为的官方自由主义。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激进派大部分都是自由党人或自由党支持者，在自由党和保守党两党对峙的政治格局中，激进派跟随自由党。张伯伦想要做的是统一激进派力量，以激进主义改造自由党。
1874年10月， 张伯伦在激进主义报纸“双周评论”（FortnightlyReview）上发表“自由党纲领的新一页”一文，敦促自由党改弦更张。他说：“尽管在教育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很可能还有至少1/3 的成年人不具备一般的读书写字能力……农业劳动者的状况极度令人不满……数量众多的贫民队伍是我们的文明中另一个丢脸的印记。……假如我们的中产阶级和迎合偏见的舆论不能与变化了的环境协调一致，并找到比粗暴的仲裁和关闭工厂（Lock—outs，工厂主对付罢工的办法——引者注）更好的方法解决劳资争端，待某一天醒悟过来，他们将发现所惧之事变成了现实，将面对人数上不可抗拒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奉行敌视资本和有产阶级的原则。”〔8〕1876年6月17日，张伯伦接替退休的伯明翰下院议员狄克逊，顺利被伯明翰市民选进下院。下院有几十名激进派议员，张伯伦与迪尔克联手领导这些激进派议员，逐渐形成一支重要力量。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张伯伦和他的激进派成为英国政坛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1880年，格拉斯顿迫于张伯伦及其激进派日益强大的压力，接纳张伯伦进入内阁，出任贸易大臣。格拉斯顿深知，失去激进派支持，自由党将被严重削弱；遭到激进派反对，则自由党政府难以稳坐政府交椅。
1883年，英国开始酝酿第三次宪政改革。张伯伦认为，以财产资格将工人阶级下层特别是农业工人关在民主大门之外是不公正的，尽快给工人阶级下层以选举权乃时代要求，是民主化的必然要求。1880年张伯伦刚进入内阁，便在内阁会议讨论政府政策时要求引进选举权改革法案。但是，张伯伦的意见遭到否定，内阁中的辉格派首领哈廷顿反对最力，围绕选举权改革问题，自由党内的激进派与辉格派形成尖锐对立。保守党更不能容忍张伯伦的激进主张。1883年3月28日， 保守党领导人索尔兹伯里在伯明翰发表演说，把自由党政府比作一只荷兰钟（天气好时，钟上出现一个老头画像，天气坏时，则出现一位老太太画像）。他说：“当天气好转时，哈廷顿勋爵出现了；而当张伯伦出现时，你要当心风暴。”〔9〕
张伯伦毫不示弱，对保守派予以坚决回击。3月30日， 张伯伦发表演讲说：“索尔兹伯里自命为一个阶级的代言人，他自己即属于这个阶级。这个阶级既不辛苦劳作，也不事纺织，就像索尔兹伯里的情况一样，他们的财富由过去廷臣服侍国王而来；从那个时代起，他们昏昏欲睡，财富却增加了，靠的是征收他人增加的份额；而被他们征收份额的人辛苦劳作，增添我们这个国家的财富和繁荣。”〔10〕1883年6月， 伯明翰自由党激进派举行集会，纪念布赖特先生出任伯明翰议员25周年。张伯伦在2000人大会上号召人们为民主而战。他说，当布赖特第一次代表伯明翰进入下院时，5/6的成年男子没有选举权，25年后，仍有5/8的成年男子没有选举权，特权阶层在下院拥有极大的势力，并实际上把持着上院。他要伯明翰人民继承勇于为改革而战的光荣传统，为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权奋勇当先。
保守党和辉格派攻击张伯伦是罗伯斯庇尔再世，说他亵渎人人尊敬的英国宪政。维多利亚女王也对张伯伦大为不满，说：“一位大臣，任何一位大臣都不应使用那种危险的不合适的语言，女王必须要求格拉斯顿先生采取行动以表明女王的不悦。”〔11〕作为内阁大臣，批评国家宪政是不允许的。但张伯伦并无收敛之意，坚持认为激进派有权宣布自己的信仰和思想。格拉斯顿要求张伯伦遵守内阁纪律，不要攻击上院。张伯伦答复说：“我与布赖特先生观点一致，在一个自由国度里，一个世袭立法机关不能成为一个永久机构。假如它将自己置于与人民意愿相对立的地位，那它必须屈服或被打碎……”〔12〕1884年2月底， 格拉斯顿终于在下院提出了宪政改革法案。法案二读时，遭到保守党反对。保守党认为，法案给下层群众以选举权会引发暴力，因为下层群众缺乏教养，没有能力行使民主权利。张伯伦起而为下层群众辩护：“农业劳工的权利长期被忽视，他们在下院没有发言权。这一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的土地被劫掠，他们在下院的权利被劫掠。……在乡村小道上，你会发现两边已被或正在被大土地所有者圈起来的土地——这些土地世世代代为人民所有。”张伯伦还在伯明翰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动员人们参加斗争以迫使上院通过宪政改革法案。他对人们说：“上院保护一切弊病，庇护一切特权……它已在否决正义，推迟改革。它受人支配，不负责任；顽固不化，缺乏勇气；专断而不具有判断力，傲慢而没有知识……国王的神圣权利——那是一种危险的幻想，而贵族的‘神圣权利’只是荒谬的编造。……我们再也不能做这个文明世界上唯一一个向世袭等级的蛮横特权屈膝的民族。”〔13〕
1884年10月，自由党和保守党达成妥协，通过了“总体上令人满意”〔14〕的改革方案。
经过1884年的宪政改革，激进派的力量进一步壮大，张伯伦成为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激进派和张伯伦在宪政改革中的表现，使激进派和张伯伦赢得了新获得选举权的下层选民的支持。这种情势为张伯伦把重心转到社会改革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依托。
1885年1月5日，他在伯明翰抛出了一颗重型炸弹——赎金演说。他告诉听众，人民已有足够力量控制议会，应团结一致，致力于社会改革，以增进人民大众的幸福。张伯伦说：“如果你追溯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的早期历史，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带着自然权利来到世界上，都有权继承一份这个社会的绝大部分遗产，都有权分享他出生于其上的这块土地的一部分……私有制取代了这个社会权利，私有制度已与我们的习惯、惯例紧密结合，为我们的法律和习俗所认可，要违逆它，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但是，我要问，财产权要为它享受的安全付出什么赎金呢？……在许多人的言辞和个别人的行动中，包含这样一个信条：财产权既有权利也有义务。我认为，我们以后将更多地听到人们说财产权的义务，而少听到人们谈论它的权利。”“赎金”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几天后，他在伊普斯韦奇对“赎金”的含义作了具体解释：免费初级教育；建立农村地方政府；为大城市低收入家庭提供卫生、体面、租金公平的住房，为农村劳动者获得小块土地提供方便。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张伯伦提出，赋予地方政府以公平价格购买土地之权。不允许出卖者谋取超额利润。他还要求征收地租地方税、财产累进所得税，实行新的遗产继承税，利用这些税款增加社会福利。张伯伦的这些主张被一些土地贵族和资本家斥为敲诈、掠夺、没收主张。张伯伦反驳说：“如果说富人按穷人交税比例之提议是敲诈，那么用什么言辞足以描绘现行制度？这个制度下，穷人比富人交税更多。如果说以公平价格购买土地用于公共事业的建议被视为主张没收，那么用什么适当的语言来描述这种行为——那些错误地占用公众土地，并以牺牲贫穷邻居为代价扩展地界，而他们的贫穷邻居弱小无知，无力抵抗？如果说要求归还不义之财是主张掠夺，我想知道，对那些当初犯下非法侵占罪的人该怎么称呼……我坚持认为，公共财产的神圣性比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大得多。如果公共财产丢失、被偷或浪费，必须找回同等价值的公共财产，要求犯错误者给予补偿。”〔15〕
张伯伦的言论颇有石破天惊之势，这一方面赢得下层群众的欢呼，另一方面也招致保守派和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张伯伦的观点不但被一些人斥为敲诈、掠夺、没收主张，而且引起严重的内阁危机，甚至遭到激进派内部一些人的非议。内阁大臣哈廷顿坚决反对，声明张伯伦的主张不是自由党的主张；格拉斯顿首相暗示要张伯伦辞职；激进派著名领导人迪尔克和莫利认为张伯伦走得太远了。恰在张伯伦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之际，格拉斯顿内阁因财政法案遭下院否决而于1885年6月8日辞职，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被女王任命为首相。
索尔兹伯里的保守党政府只是过渡政府，新的大选将于1885年11月举行。张伯伦把这次大选看作一场事关激进派和他本人政治命运的决战。1885年7月，他和埃斯科特主持出版了一本名为“激进纲领”的书， 书中收录了1883年以来激进派人士发表在“双周评论”上的政见文章，这些文章涉及新激进主义和平民民主、土地改革和改善农村工人待遇及住房、免费教育和税收、财政改革、解散国教会等。这本书的导言是这样表述“激进纲领”的基本思想的：“它们（指所收文章——引者注）敲响了自由放任制度的丧钟……‘激进纲领’的目标是国家干预，国家代表弱者反对强者，代表劳工利益反对资本，代表需要和苦难反对奢侈和安逸。”〔16〕
从8月开始，张伯伦到全国各地进行巡回竞选活动。8月在东北部，9月在兰开夏、苏格兰，10月初在威斯特郡和南约克郡， 最后在米德兰，整个巡回竞选活动于10月中旬结束。综观他在各地的竞选演说，其竞选纲领包括7个方面的具体内容：（1）实行免费初级教育；（2 ）建立民主化的郡区地方政府；（3）财政改革，征收遗产税和房产税， 实行适度的累进所得税，开征土地自然增值税，减轻普通人民的间接税税负，将税收用于改善穷人住房和其他社会福利；（4 ）在王国内实行民族地方自治；（5）土地改革， 赋予地方政府以公平价格强制购买土地之权，以帮助农业劳动者获得适量土地；（6）在英格兰、苏格兰、 威尔士解散国教会；（7）成年男子普选权，实行议员薪金制， 使普通人民有机会担任下院议员。
张伯伦的激进纲领得到自由党激进派和下层选民的广泛支持。据说，有2/3的自由候选人支持张伯伦的主张。 许多人把张伯伦看作格拉斯顿的继承人，即未来的首相。张伯伦本人对前景充满信心。在伦敦，他发表了一篇被人称为“最后通牒演说”的演讲。他说，自由党必须至少采纳他的激进纲领中的三点：（1）更公平的税收；（2）免费初级教育；（3）赋予地方政府以公平价格获得土地之权， 以便政府把土地用于分配或让小土地所有者购买及其他用途。如果这三点不能为自由党接受，他说他将拒绝参加自由党政府。
但是，事实证明，张伯伦过于乐观了。其实，自由党内的头面人物并不买张伯伦的帐，他们把张伯伦的纲领称为“未经授权的纲领”，格拉斯顿也没有在张伯伦的压力下让步。出乎意料的政局变化使张伯伦的目标更加难以实现。
1885年12月初，大选揭晓，自由党获335席，保守党244席，爱尔兰自治党86席。以往，爱尔兰自治党一直与自由党结盟，但这次它放弃了传统政策，转而与保守党联手。爱尔兰自治党的转变，一下子改变了下院的力量对比，使自由党对保守党的优势荡然无存，双方以335席对335席打了个平手。格拉斯顿放弃组阁努力，女王遂授权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组阁。张伯伦不甘罢休，于新议会开幕后两周对女王的训词提出修正案，对女王训词中未提及分配土地给农业工人表示遗憾。此时，爱尔兰自治党也因保守党政府对爱尔兰的镇压政策而反水，转而支持张伯伦策动的修正案，索尔兹伯里不得不辞职，格拉斯顿上台组阁。
格拉斯顿上台组阁并没有给张伯伦带来好运。他根本不理会张伯伦的政见，而是专心于爱尔兰自治问题，而且决心实行张伯伦坚决反对的爱尔兰自治政策。张伯伦说，如果格拉斯顿实施旨在使爱尔兰脱离英帝国的自治政策，自己就退出内阁。1883年3月，张伯伦退出内阁， 带领46名自由党激进派议员与保守党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格拉斯顿政府。后来，张伯伦带着自己的追随者与保守党等结合成统一党，彻底离开了自由党。
张伯伦的这种180度的转变，乍看起来简直难以理解。 一位激进主义旗手怎么突然之间与激进主义的宿敌保守党成了盟友？原因在于他的帝国主义思想此时占了上风，压倒了他的激进主义思想。关于他的帝国主义思想，本文不予讨论。但需要说明的是，他没有完全抛弃他的激进主义主张。他采取了新的策略维护他的激进主义主张，即利用保守党需要激进派支持这一有利地位，尽可能获得保守党在政策上的让步，最大限度地实现他的激进主义主张。当然，1886年后他的帝国主义色彩愈来愈重，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有人称1886年后的张伯伦是激进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是激进主义者，这种判断比较客观属实。
三 张伯伦的激进主义评说
从语义学角度看， 激进主义（Radicalism ）一词源自激进（Radical）这个词根。激进，其基本含义是根源、根本、 本质（Root, Foundation, Essence）。在政治上，激进主义泛指要求对社会、 政治加以根本改变的观点和原则。就英国历史而言，它相对于保守主义，指谋求政治、社会根本变革的观点和原则，并无确切、固定的解释。从英国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掘地派到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的各激进派别，再到宪章运动和张伯伦所属的自由党激进派，主张和要求有同有异，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都要求对英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作根本性变革〔17〕。
张伯伦的激进主义具有英国历代激进主义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在政治领域，张伯伦的激进主义主张包括选举权改革、郡区政府改革和宗教改革等。关于选举权改革，他要求尽快给工人阶级下层特别是农业工人选举权；关于郡区政府改革，他主张在选举基础上改组地方政府，改变地方豪绅权贵操纵地方事务的状况；他的宗教改革主张旨在废除国教会的垄断地位，实现真正的宗教平等和宗教自由。纵观英国近现代的民主化进程，张伯伦的上述主张是要将民主化进程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即将英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半民主状态推进到民主时代。事实上，张伯伦的扩大选举权主张实现后，英国基本上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英国历史学家马里欧特认为，“1884—1885年间的选举改革法令宣布了民主政治的到来”〔18〕。
在社会、经济领域，他的激进主义主张涉及教育改革、市政改革、土地改革、财政改革、劳资关系调整、社会福利等等。这些主张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即国家采取立法行动，干预社会、经济，改变自由放任政策下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些主张对自由资本主义正统观念有两点突破，一是不再僵化地死守传统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二是要求改变自由资本主义下的政府职能，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在洛克那里，私有财产权是人的天赋权利，与自由、平等、安全权利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人们联合成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19〕洛克对贫穷者并不寄予多少同情，甚至曾建议惩罚沿街乞讨的流浪者。从张伯伦的言行看，私有财产权已不再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在某种前提下是可以侵犯的。强制购买私人供水公司、强制购买土地的主张便是例证。至于实行财产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地租税、房产税等主张，则明显地是要富人多放血。“我坚持认为公共财产的神圣性比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大得多”——这是他的原话。他要求财产权为它享受的安全付出“赎金”，也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私有财产可以侵犯的观点。“赎金演说”也说出了侵犯私有财产的前提——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也就是说，要保护私有财产，就请接受一定程度的侵犯。
亚当·斯密是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的立法者，他提出的自由放任原则长期在英国占据统治地位。他认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调节利益分配，自然形成公正、和谐的社会秩序；政府只应负责抵御外敌、公正执法，以公共利益为由干预个人谋利，是本末倒置。张伯伦则力求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即国家）去调节利益分配。理查德·杰伊说：“中心主题（指张伯伦的思想的中心主题）是他对‘集体主义’和一个主张干预的国家之成长的认同，主张干预的国家之成长是对统治维多利亚中期公共政策的古典自由放任意识形态的反动。这一中心主题看来主导他的观点，并明确标志着他属于20世纪的政治家而不是19世纪的政治家。”〔20〕
张伯伦的激进主义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让我们首先看政治方面。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激进主义者掀起一浪又一浪的激进运动，要求铲除腐败的选举制度以实现真正的民主。1832年宪政改革给予中产阶级选举权，工人阶级被排斥在政治民主之外；1867年宪政改革将政治民主化进程再推进一步，工人阶级上层获得了选举权，但工人阶级下层仍被拒于民主大门之外。在英国，统治阶级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论：穷人对国家和社会没有责任感，不应赋予穷人以政治责任；如果给了穷人选举权，他们会利用选举权掠夺富人和国家。到了1867年以后，这种理论愈来愈失去市场，因为一则民主权利一步步下移，二则美国南方的黑人奴隶都有了选举权。因此继续将数百万之众的英国工人阶级下层拒于民主大门之外，显然已行不通。张伯伦正是看到了民主化乃大势所趋这一点。
再看他的社会改革激进主张的社会根源。众所周知，自由放任思想、原则和政策对于推动英国社会进步的确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它的驱动和指导下，中产阶级宛若挣脱了枷锁的普罗米修斯，释放出奇迹般的能量，从而使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成为“世界工厂”。但是，自由放任是双刃剑，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首先是贫穷问题。工业革命创造了难以置信的财富，同时也创造了贫穷——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即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得到的是贫穷。据统计，1867年， 占家庭总数25.4%的中上阶级家庭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60.9 %， 而占家庭总数74.4%的下层阶级家庭的收入仅占国民总收入的39.1%〔21〕。70年代后，在德国和美国廉价农产品冲击下，英国农业长期萧条，农民和农业工人已到了无以生存的边缘。贫富对立势必加重阶级对立，造成社会紧张。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以维护和争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新模范工会”迅猛兴起。各工会组织不断利用罢工、仲裁、谈判等手段与雇主斗争。一个在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阶级一旦组织起来，其力量将极其可怕。这一点，张伯伦已在公开场合直言不讳讲出来。8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对英国工人阶级产生重大影响。1881年，社会主义团体“社会民主联盟”成立，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1884年，改良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建立，主张以渐进改良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日益意识到他们作为一个与资本家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存在，并逐渐组织起来为经济权利和政治抱负而斗争。作为一位与工人打交道的工厂主，张伯伦深深懂得必须找到安慰工人阶级的办法。
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体现在公共事业领域就是对公共事业极少过问，造成公共事业严重落后。像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伦敦等拥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诸如照明、供水、道路、排污等公共设施极其落后，而个人或私人根本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政府的干预才行。贫民窟问题更是只有政府参与才能解决，因为穷人自己根本无力自我解决。教育本是全国性的公共事业，但一直到70年代，英国政府都很少过问。维多利亚女王即位那年，英国议会拨款3 万英镑用于教育，7万英镑用于建造皇家马厩，而普鲁士每年花费60 万英镑用于公共教育。据不完全统计，1870年在官办学校注册的工人阶级子女，6—10岁之间的只占2/5，10—12岁的仅占1/3〔22〕， 而当时全国有430万适学儿童。
因此，张伯伦看到必须改弦更张，放弃自由放任的老教条，寻求国家干预的新药方。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张伯伦的激进主义是英国中产阶级对时代要求的一种反应，即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谋求对工人阶级作出适当让步。这种让步要求表现为：（1 ）政治上完全打开工人阶级进入资本主义民主大院的大门；（2）在社会、 经济领域，要求中产阶级自我“革命”，接受国家干预，适当调整利益分配格局，让工人阶级分享一些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好处。
注释：
〔1〕J.L. Garvin, The Life of Joseph Chamberlain, Vol.I, London,1935.
〔2〕J.L. Garvin, OP·Cit., Vol. I, p.89.
〔3〕〔4〕〔5〕J.L. Garvin, OP·Cit., Vol.I, pp, 92, 123—124,117.
〔6〕〔7〕J.L. Garvin,OP·Cit., Vol.I, pp.159,196.
〔8〕J.L. Garvin,OP·Cit., Vol.I, p.220.
〔9〕〔10〕〔12〕〔13〕〔14〕J.L. Garvin,OP·Cit., pp. 392, 393,403—404,467,486.
〔11〕George Earle Buckle ed., The Letters of QueenVictoria, Vol. Ⅲ, London,1928,p.431.
〔15〕〔16〕J.L. Garvin,OP·Cit., Vol.I, pp.556—7;Vol.Ⅲ,pp.56—7.
〔17〕参见《牛津英语辞典》第13卷，牛津1989年版，第91—92页；钱乘旦、陈晓律著：《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231页。
〔18〕马里欧特著：《现代英国，1885—1945》，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译本，第57页。
〔19〕洛克著：《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中译本，第77页。
〔20〕Richard Jay, Joseph Chamberlain, A Political Study, Oxford, 1981,P.331.
〔21〕钱乘旦著：《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6—257页。
〔22〕Joel H. Wiener ed., Great Britain, the Lion at Home,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Domestic Policy, 1689—1973, Vol. 3, New York, 1974,p.2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