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战后美国史学主要流派及方法论述评
张玲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7期
【原文出处】《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02期第60-63页
美国的历史并不悠久，但它的历史科学却相当发达。最新信息表明，当代美国大约有25000多名历史学家，居世界之首。[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美国史学在国际史学界的重要地位。美国史学研究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还富有特色。本文试图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史学的主要流派及方法论作一简要述评。
战后美国的史学研究，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战后头十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利害一致论”在史学界风靡一时。第二阶段开始于60年代，更多更新的史学流派诸家共存，众说林立。
战后头十年，与“冷战”政策相适应，史学界流行的是“利害一致论”。这一理论认为，对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问题，美国社会是一致的，不存在任何社会的政治性的重大冲突。在美国从来没有过“欧洲意义上的阶级斗争。”[②]
在“利害一致论”旗号下，有两个主要的史学流派即新保守主义学派与新自由主义学派。
新保守主义学派主张以和谐史观重新解释与研究美国的全部历史。代表人物有丹尼尔·布尔斯廷、路易斯·哈茨等。
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其名著《美国政治的精髓》一书中，认为美国政治体制有其“特定性”，即美国的价值观是历史特定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历史特定的；美国历史发展有其特有的延续性与和谐性。[③]
路易斯·哈茨在其所著的《美国的自由传统》一书中，认为美国是一个没有封建传统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有着自由的传统，它没有，也不需要一次剧烈的社会变革来获得自由。[④]
总之，新保守主义力求证明美国人民的统一性，美国历史的无冲突性与连续性。
新自由主义学派，虽然不否定美国有自由思想与保守思想的斗争，也承认有社会矛盾，但他们把自由主义改革传统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其代表人物有理查·霍夫施塔特、小亚瑟·施莱辛格等。
理查·霍夫施塔特著有《美国政治传统》、《改革的时代》与《美国生活中的反唯理论》等代表作。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充满了改良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历史发展中确实存在激烈的斗争，但私有制，经济个人主义与自由竞争原则等等资本主义文化传统，没有根本的改变。且斗争中往往包含各方的共性与历史的一贯性。
小亚瑟·施莱辛格的代表作是《罗斯福时代》。他认为，理想社会一般是不可能达到的，企图用激进主义办法来解决所有折磨人的矛盾是徒劳的，而应该沿着局部改善的途径慢慢走下去。
60年代开始，随着反越战运动，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与少数民族争取民族权利等运动的不断开展，在美国形成了一场“新左派”政治运动。它在美国历史学中的反映是新左派史学的出现。
新左派史学家对新保守主义史学家进行了抨击，他们认为新保守史学至少有三点是难以接受的，第一，他们一味盲目地歌颂美国的历程，这种保守的史学研究只是符合贵族阶级对社会统治的需要；第二，他们排斥不同观点；第三，他们仅仅就事论事地研究历史，没能提供一个对将来有参考价值的“有用的过去”[⑤]。
新左派史学的代表人物有威廉·威廉斯，加布里尔·科尔科等。
威廉·威廉斯的代表作是《美国史纲》、《美国外交政策的悲剧》等，威廉斯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美国外交史方面的研究，他以美国入侵古巴失败和陷入越南战争泥沼的事实为例，揭露美国外交政策的悲剧因素，即制定政策的过程只是一小撮人参与，秘密酝酿，策划与执行，回避国会与民众的讨论。他认为越南战争的发生与美国的卷入并不是简单的宣传伎俩与政治手腕的影响结果。而是由整个统治阶级所固有的世界观与社会准则所决定的。[⑥]在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已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美国国内的发达，繁荣越来越依靠持续不断的，日益加剧的海外经济扩张。在扩张中，不择手段能动武就动武，否则便用经济或其它手段征服。在他笔下，整个美国外交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扩张史。
加布里尔·科尔科的代表作是《保守主义的胜利：对于1900年至1916年美国历史的再解释》。在书中他指出进步运动其实是美国社会中保守势力的成功，而绝不是具有任何进步的意义。
总之，新左派史学是适应美国“新左派”政治运动而形成的美国史学界的激进主义流派，是对50年代和谐史学的一个反击，是对美国史学界保守势力的挑战。它在史学研究上有二个特点：一是把各种根本不同与对立的思潮、观点与理论拼凑起来，成为折衷主义的大杂烩。因此，霍华德·津恩曾说过：“它是爱默生的先验论，马克思的革命行动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卡缪的造反哲学结合的产物。[⑦]二是，新左派史学家研究范围很广，涉及黑人历史、奴隶制、废奴主义、外交政策等等。因此，美国学者爱德华·萨维斯曾说新左派史学是“最敏感的历史晴雨表”。[⑧]
同一时期与新保守史学持不同见解的还有新思想史学派以及新社科史学各派。 新思想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贝纳德·贝林，他在《美国革命的思想根源》一书中，从社会思想分析入手，论述美国革命，认为美国革命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英国人民反对统治的传统，他强调了革命思想对美国独立的双重作用，独立前，使人们认识了独立的必要性；独立后，在社会变革中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他还认为美国革命的实质是一场思想革命，因为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推翻一个政权，而是使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形成民族自信心。
以贝林为代表的思想史学派是作为新保守主义学派的对立面出现的，这是一种进步，但是这一学派过分强调思想精神的作用，甚至将它看成是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这样做就显得唯心了。
60年代，涌现出一批对新保守主义学派提出更大挑战的新社会科学史学家。他们研究的范围更广，在新社会科学史学家内就分成众多流派，如“新政治史”、“新社会史”、“新经济史”、“黑人史”、“妇女史”、“劳工史”、“新城市史”等等。这诸多流派有的直接对新保守史学派“利害一致论”提出疑点；有的虽然不是那么明确，但这么多学派的出现本身，就是对新保守学派的一个挑战，打破了新保守学派在50年代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些流派的共同特点是：在研究对象方面，新社科史学诸派注重基层，他们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口号，以此作为研究的方针；在写史手法方面，新社科史学诸派更强调分析，另外，新社科史学家多用电子计算机辅助，因而对数据的准确程度要求很高。许多史学家还改变了传统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采用数种学科交叉或综合的方法研究历史。
60年代初，许多史学家，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开始采用跨学科与数学方法研究史料，许多史学家在运用跨学科方法时，力图克服“杰出人物统治论”的有害影响，他们扩大了运用史料的范围。希望找到一条认识广大群众生活的途径，并在自己身后不留下有个人特点的材料。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当前美国新史学思潮的最大特点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日益密切结合，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合流的趋势。
伴随着史学思潮的演变，交织着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进展，近年来出现了历史计量研究，历史比较研究，历史心理研究，口述历史研究等方法。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更多地注重宏观综合考察与定量化分析，同时也反映出其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已逐步被引进历史学科的研究中来。
最近十年来，历史科学出现了信息爆炸的局面，具体材料的数量迅速增长、历史计量研究在各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由于需要吸收愈来愈多的实际材料。史学家面临着既要将新史料引入科学研究之中，又要提高各种史料信息效率的艰巨任务。这些史料包括各种各样的统计材料与调查，中央与地方管理机构以及各种机构的公文函件，私人档案、参考材料，具体社会学的调查与其他许多资料，借助于它们，可以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历史上的人口演变过程，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结构、政治、文化与民族意识。[⑨]同时这种研究是在微观与宏观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说，纵观各个不同时期，开始以最基本的组织，对大规模地区内或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各种关系作全面、系统的综合。这些史料须使用计量与计算机方法来加工与分析，把它们充分引进科学研究之中，有效地来研究历史发展的诸多现象与过程。
60年代中叶，美国名目繁多的史学流派如新经济学派、新社会史派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计量研究方法。计量史学的代表著作有：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数量史学研究》，威廉·艾德洛特等编辑的《数理历史研究论文集》和《计量学》，李·本森的《向科学研究历史的方向发展》，斯蒂芬·西恩·斯特罗姆的《贫穷与进步：一个十九世纪城市的社会流动情况》等。杂志有《历史方法论通讯》等。计量史学在70年代取得决定性胜利，一批专业的计量史学杂志正式出版。作为一种科学工具，计量法正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广泛领域，促使史学研究进一步精密化。富兰克林说过：“通过这种计量法，相当大量的美国历史得到了重新解释，或者说是重写。”[⑩]
但是，计量史学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有其本身的局限与问题。有些人没有把历史的量化处理与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以致本来可能有所突破的结论，被局限在肤浅的范围内，有的著作在表达方式上也应有所改进。有的人存在不严肃的态度。1974年，美国波士顿出版社出版了《苦难的时代：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一书。该书在运用计量方法上用尽苦心。全书共几十种表格，统计图与公式，并对数据与史料进行复杂的量化处理。此书认为：1860年美国南方奴隶制农业经济的效益比北方雇工农场高35%，这种结论看似新颖，但与事实不符。美国的巴巴拉·塔奇曼说过：“计量法只是在人们为获得某种历史模式所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旧式努力上提供的一种新式手段，至于可以依赖的模式，或按另一种说法—历史教训，依然令人难以捉摸。”[①①]
在计量史学兴起时，美国的比较史学也在历史研究中崭露头角。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历史并非新发明，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的《历史》。近年来，鉴于宏观综合研究历史的需要，历史比较研究法在一些国家重又颇为流行，并有所发展，美国是当今世界比较史学较热的国家之一。
1966年，在比较历史方面，出版了两部著作，一部是C·E·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另一部是巴林顿·穆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根源》。这两部著作是比较全部社会基本动力的尝试。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从世界的广度观察，确定了政治现代化的七个不同类型。他以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人类知识的空前增长，从而引起政治制度的迅速更新的“近代化”理论出发，对世界范围的近代化过程作了比较研究，才得出七个政治现代化的模式。[①②]其后，他又与人合作，写了《日本与俄国的近代化，一种比较研究》，方法更为细致。穆尔也研究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但他从社会各个阶级，特别是农民的作用出发，运用农业发展的史料对英、法、美、中、日与印度的现代化进行比较，得出三条基本道路：一、资本主义民主道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来实现，农民赞成这一革命并投身其间，促成其发生并取得胜利；二、法西斯道路，即自上而下的革命，农民赞成这一革命并投身其间，结果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三、共产主义道路，主要是通过动员，发动农民革命。[①③]他俩的著作体现了美国比较史学的一个重点——各国的现代化问题。
比较史学可以克服历史研究的狭隘性，把所研究的个别事物，纳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从而为更好地综合创造前提，比较史学还有助于揭示历史现象的同异，为深入探求历史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创造条件。但比较史学也有局限性，美国的小威廉·西威尔在《马克·布洛克与比较史学的逻辑》一文中，曾用专门的一章来谈比较史学的局限性，比较史学有自己的适用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就可能无效，甚至会产生不少困难。
20世纪30年代末，口述史学在美国学术界开始崭露头角，近年来变得生机盎然，充满活力，成为各国史学界普遍关注的史学方法之一。口述史学也称口碑史学，口头史学，口碑史料学等，是搜集与使用口头史料用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1938年，美国内战史学家阿兰·内文斯发表了《通往历史之路》一书，发出了开展口述历史研究的呼吁。1948年，又写了一本《克利夫兰州长传记》，写得很成功，以后口述史学广为流传。60年代口述史学又有更大的发展，当时美国涌现出一批专业的口述史学家与研究团体，口述历史著作与口述历史杂志也竞相出版。70年代口述史学已成为劳工史学家采用的手段。采用此法的学者深入现场，与时人接触，直接调查，并将所得资料加以储存编辑。出版了不少用口述材料写成的历史著作，如哈里·威廉斯的《休伊·朗》和斯塔兹·特克尔的《艰难时代：大危机口述史》。由于口述史学的独特作用，它在传记、团体史、家族史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现代口述学的迅速发展，使人们迫切需要对这种方法加以理论上说明，便于人们在实践中有所遵循。所以，也出现了不少论述口述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如威拉·鲍姆的《地方史团体的口碑史》等。
口述史学近年来突飞猛进，它对传统史学的冲击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口述史学的发展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某种程度上，已陷入一种难以突破现状的处境中。首先是经费问题；其次是调查来的材料可靠性程度；选择谈话人以什么为标准不易确定，再者是工作人员的素质问题也难解决，但是，它适应新时代史学变革的方向。所以可以渡过重重难关，在现有的史学范围中不断拓展自己的领域。
心理史学是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上人们的心理状态的一种方法。心理史学侧重于探讨历史上各种社会集团、各种阶层、各种类型的人的种种动机，以及这些动机对社会历史运动过程所产生的影响。
随着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在美国的传播，心理史学就开始萌芽。然而，它真正成为一个专业在美国出现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1958年，当时的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威廉·L·朗格便号召其会员把运用精神分析理论与方法来解释历史进程，历史现象以及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作为所有历史学家的“下一项任务”，他断言，“现代心理学注定要在历史阐述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随后，心理史学便在史学领域中风行一时。70年代，这种时髦达到全盛时期，大量心理史学著作相继问世。其中数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传记研究，如艾里克森对路德与甘地的研究等。
近年来，在美国涌现了许多有关心理史学的刊物，如《心理历史学》《心理历史学评论》季刊。1973年，在芝加哥成立了“心理社会研究中心”，正式出版了一本《心理社会研究者目录》及有关书评书目。
心理史学开拓了许多新领域，提供了观察历史的新视角，使史学研究全面化、立体化。在社会史、家庭史、人物评价以及群体价值等领域，心理史学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心理史学家在论据和解释上，以及在这两者的结合上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注释：
①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页。
②[苏]杰缅季耶夫：《战后美国史学研究的主要流派》，《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
③、④、⑤苏格：《美国史学纵横》，《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人民出版社，第45页。
⑥徐国民：《挑战的历史与历史的挑战—美国外交史学中“修正派”》，《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第133页。
⑦黄沼湘：《评美国“新左派”史学》，《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
⑧[美]爱德华·萨维斯：《六十年代的美国史学》，《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2期。
⑨[苏]科瓦利琴科著，闻一，肖吟译：《计量历史学》。
⑩彭卫，孟庆顺：《揭示人类行为之谜—心态史学》，《历史学的视野》，第88页。
①①候成德：《美国口碑史料学三十年》，《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
①②余志森，王晴佳：《略论当代美国史学之演变》，《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2期。
①③庄锡昌：《美国史学》，《复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7期
【原文出处】《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02期第60-63页
战后美国的史学研究，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战后头十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利害一致论”在史学界风靡一时。第二阶段开始于60年代，更多更新的史学流派诸家共存，众说林立。
战后头十年，与“冷战”政策相适应，史学界流行的是“利害一致论”。这一理论认为，对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问题，美国社会是一致的，不存在任何社会的政治性的重大冲突。在美国从来没有过“欧洲意义上的阶级斗争。”[②]
在“利害一致论”旗号下，有两个主要的史学流派即新保守主义学派与新自由主义学派。
新保守主义学派主张以和谐史观重新解释与研究美国的全部历史。代表人物有丹尼尔·布尔斯廷、路易斯·哈茨等。
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其名著《美国政治的精髓》一书中，认为美国政治体制有其“特定性”，即美国的价值观是历史特定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历史特定的；美国历史发展有其特有的延续性与和谐性。[③]
路易斯·哈茨在其所著的《美国的自由传统》一书中，认为美国是一个没有封建传统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有着自由的传统，它没有，也不需要一次剧烈的社会变革来获得自由。[④]
总之，新保守主义力求证明美国人民的统一性，美国历史的无冲突性与连续性。
新自由主义学派，虽然不否定美国有自由思想与保守思想的斗争，也承认有社会矛盾，但他们把自由主义改革传统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其代表人物有理查·霍夫施塔特、小亚瑟·施莱辛格等。
理查·霍夫施塔特著有《美国政治传统》、《改革的时代》与《美国生活中的反唯理论》等代表作。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充满了改良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历史发展中确实存在激烈的斗争，但私有制，经济个人主义与自由竞争原则等等资本主义文化传统，没有根本的改变。且斗争中往往包含各方的共性与历史的一贯性。
小亚瑟·施莱辛格的代表作是《罗斯福时代》。他认为，理想社会一般是不可能达到的，企图用激进主义办法来解决所有折磨人的矛盾是徒劳的，而应该沿着局部改善的途径慢慢走下去。
60年代开始，随着反越战运动，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与少数民族争取民族权利等运动的不断开展，在美国形成了一场“新左派”政治运动。它在美国历史学中的反映是新左派史学的出现。
新左派史学家对新保守主义史学家进行了抨击，他们认为新保守史学至少有三点是难以接受的，第一，他们一味盲目地歌颂美国的历程，这种保守的史学研究只是符合贵族阶级对社会统治的需要；第二，他们排斥不同观点；第三，他们仅仅就事论事地研究历史，没能提供一个对将来有参考价值的“有用的过去”[⑤]。
新左派史学的代表人物有威廉·威廉斯，加布里尔·科尔科等。
威廉·威廉斯的代表作是《美国史纲》、《美国外交政策的悲剧》等，威廉斯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美国外交史方面的研究，他以美国入侵古巴失败和陷入越南战争泥沼的事实为例，揭露美国外交政策的悲剧因素，即制定政策的过程只是一小撮人参与，秘密酝酿，策划与执行，回避国会与民众的讨论。他认为越南战争的发生与美国的卷入并不是简单的宣传伎俩与政治手腕的影响结果。而是由整个统治阶级所固有的世界观与社会准则所决定的。[⑥]在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已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美国国内的发达，繁荣越来越依靠持续不断的，日益加剧的海外经济扩张。在扩张中，不择手段能动武就动武，否则便用经济或其它手段征服。在他笔下，整个美国外交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扩张史。
加布里尔·科尔科的代表作是《保守主义的胜利：对于1900年至1916年美国历史的再解释》。在书中他指出进步运动其实是美国社会中保守势力的成功，而绝不是具有任何进步的意义。
总之，新左派史学是适应美国“新左派”政治运动而形成的美国史学界的激进主义流派，是对50年代和谐史学的一个反击，是对美国史学界保守势力的挑战。它在史学研究上有二个特点：一是把各种根本不同与对立的思潮、观点与理论拼凑起来，成为折衷主义的大杂烩。因此，霍华德·津恩曾说过：“它是爱默生的先验论，马克思的革命行动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卡缪的造反哲学结合的产物。[⑦]二是，新左派史学家研究范围很广，涉及黑人历史、奴隶制、废奴主义、外交政策等等。因此，美国学者爱德华·萨维斯曾说新左派史学是“最敏感的历史晴雨表”。[⑧]
同一时期与新保守史学持不同见解的还有新思想史学派以及新社科史学各派。 新思想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贝纳德·贝林，他在《美国革命的思想根源》一书中，从社会思想分析入手，论述美国革命，认为美国革命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英国人民反对统治的传统，他强调了革命思想对美国独立的双重作用，独立前，使人们认识了独立的必要性；独立后，在社会变革中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他还认为美国革命的实质是一场思想革命，因为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推翻一个政权，而是使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形成民族自信心。
以贝林为代表的思想史学派是作为新保守主义学派的对立面出现的，这是一种进步，但是这一学派过分强调思想精神的作用，甚至将它看成是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这样做就显得唯心了。
60年代，涌现出一批对新保守主义学派提出更大挑战的新社会科学史学家。他们研究的范围更广，在新社会科学史学家内就分成众多流派，如“新政治史”、“新社会史”、“新经济史”、“黑人史”、“妇女史”、“劳工史”、“新城市史”等等。这诸多流派有的直接对新保守史学派“利害一致论”提出疑点；有的虽然不是那么明确，但这么多学派的出现本身，就是对新保守学派的一个挑战，打破了新保守学派在50年代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些流派的共同特点是：在研究对象方面，新社科史学诸派注重基层，他们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口号，以此作为研究的方针；在写史手法方面，新社科史学诸派更强调分析，另外，新社科史学家多用电子计算机辅助，因而对数据的准确程度要求很高。许多史学家还改变了传统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采用数种学科交叉或综合的方法研究历史。
60年代初，许多史学家，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开始采用跨学科与数学方法研究史料，许多史学家在运用跨学科方法时，力图克服“杰出人物统治论”的有害影响，他们扩大了运用史料的范围。希望找到一条认识广大群众生活的途径，并在自己身后不留下有个人特点的材料。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当前美国新史学思潮的最大特点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日益密切结合，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合流的趋势。
伴随着史学思潮的演变，交织着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进展，近年来出现了历史计量研究，历史比较研究，历史心理研究，口述历史研究等方法。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更多地注重宏观综合考察与定量化分析，同时也反映出其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已逐步被引进历史学科的研究中来。
最近十年来，历史科学出现了信息爆炸的局面，具体材料的数量迅速增长、历史计量研究在各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由于需要吸收愈来愈多的实际材料。史学家面临着既要将新史料引入科学研究之中，又要提高各种史料信息效率的艰巨任务。这些史料包括各种各样的统计材料与调查，中央与地方管理机构以及各种机构的公文函件，私人档案、参考材料，具体社会学的调查与其他许多资料，借助于它们，可以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历史上的人口演变过程，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结构、政治、文化与民族意识。[⑨]同时这种研究是在微观与宏观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说，纵观各个不同时期，开始以最基本的组织，对大规模地区内或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各种关系作全面、系统的综合。这些史料须使用计量与计算机方法来加工与分析，把它们充分引进科学研究之中，有效地来研究历史发展的诸多现象与过程。
60年代中叶，美国名目繁多的史学流派如新经济学派、新社会史派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计量研究方法。计量史学的代表著作有：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数量史学研究》，威廉·艾德洛特等编辑的《数理历史研究论文集》和《计量学》，李·本森的《向科学研究历史的方向发展》，斯蒂芬·西恩·斯特罗姆的《贫穷与进步：一个十九世纪城市的社会流动情况》等。杂志有《历史方法论通讯》等。计量史学在70年代取得决定性胜利，一批专业的计量史学杂志正式出版。作为一种科学工具，计量法正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广泛领域，促使史学研究进一步精密化。富兰克林说过：“通过这种计量法，相当大量的美国历史得到了重新解释，或者说是重写。”[⑩]
但是，计量史学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有其本身的局限与问题。有些人没有把历史的量化处理与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以致本来可能有所突破的结论，被局限在肤浅的范围内，有的著作在表达方式上也应有所改进。有的人存在不严肃的态度。1974年，美国波士顿出版社出版了《苦难的时代：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一书。该书在运用计量方法上用尽苦心。全书共几十种表格，统计图与公式，并对数据与史料进行复杂的量化处理。此书认为：1860年美国南方奴隶制农业经济的效益比北方雇工农场高35%，这种结论看似新颖，但与事实不符。美国的巴巴拉·塔奇曼说过：“计量法只是在人们为获得某种历史模式所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旧式努力上提供的一种新式手段，至于可以依赖的模式，或按另一种说法—历史教训，依然令人难以捉摸。”[①①]
在计量史学兴起时，美国的比较史学也在历史研究中崭露头角。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历史并非新发明，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的《历史》。近年来，鉴于宏观综合研究历史的需要，历史比较研究法在一些国家重又颇为流行，并有所发展，美国是当今世界比较史学较热的国家之一。
1966年，在比较历史方面，出版了两部著作，一部是C·E·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另一部是巴林顿·穆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根源》。这两部著作是比较全部社会基本动力的尝试。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从世界的广度观察，确定了政治现代化的七个不同类型。他以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人类知识的空前增长，从而引起政治制度的迅速更新的“近代化”理论出发，对世界范围的近代化过程作了比较研究，才得出七个政治现代化的模式。[①②]其后，他又与人合作，写了《日本与俄国的近代化，一种比较研究》，方法更为细致。穆尔也研究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但他从社会各个阶级，特别是农民的作用出发，运用农业发展的史料对英、法、美、中、日与印度的现代化进行比较，得出三条基本道路：一、资本主义民主道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来实现，农民赞成这一革命并投身其间，促成其发生并取得胜利；二、法西斯道路，即自上而下的革命，农民赞成这一革命并投身其间，结果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三、共产主义道路，主要是通过动员，发动农民革命。[①③]他俩的著作体现了美国比较史学的一个重点——各国的现代化问题。
比较史学可以克服历史研究的狭隘性，把所研究的个别事物，纳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从而为更好地综合创造前提，比较史学还有助于揭示历史现象的同异，为深入探求历史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创造条件。但比较史学也有局限性，美国的小威廉·西威尔在《马克·布洛克与比较史学的逻辑》一文中，曾用专门的一章来谈比较史学的局限性，比较史学有自己的适用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就可能无效，甚至会产生不少困难。
20世纪30年代末，口述史学在美国学术界开始崭露头角，近年来变得生机盎然，充满活力，成为各国史学界普遍关注的史学方法之一。口述史学也称口碑史学，口头史学，口碑史料学等，是搜集与使用口头史料用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1938年，美国内战史学家阿兰·内文斯发表了《通往历史之路》一书，发出了开展口述历史研究的呼吁。1948年，又写了一本《克利夫兰州长传记》，写得很成功，以后口述史学广为流传。60年代口述史学又有更大的发展，当时美国涌现出一批专业的口述史学家与研究团体，口述历史著作与口述历史杂志也竞相出版。70年代口述史学已成为劳工史学家采用的手段。采用此法的学者深入现场，与时人接触，直接调查，并将所得资料加以储存编辑。出版了不少用口述材料写成的历史著作，如哈里·威廉斯的《休伊·朗》和斯塔兹·特克尔的《艰难时代：大危机口述史》。由于口述史学的独特作用，它在传记、团体史、家族史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现代口述学的迅速发展，使人们迫切需要对这种方法加以理论上说明，便于人们在实践中有所遵循。所以，也出现了不少论述口述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如威拉·鲍姆的《地方史团体的口碑史》等。
口述史学近年来突飞猛进，它对传统史学的冲击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口述史学的发展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某种程度上，已陷入一种难以突破现状的处境中。首先是经费问题；其次是调查来的材料可靠性程度；选择谈话人以什么为标准不易确定，再者是工作人员的素质问题也难解决，但是，它适应新时代史学变革的方向。所以可以渡过重重难关，在现有的史学范围中不断拓展自己的领域。
心理史学是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上人们的心理状态的一种方法。心理史学侧重于探讨历史上各种社会集团、各种阶层、各种类型的人的种种动机，以及这些动机对社会历史运动过程所产生的影响。
随着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在美国的传播，心理史学就开始萌芽。然而，它真正成为一个专业在美国出现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1958年，当时的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威廉·L·朗格便号召其会员把运用精神分析理论与方法来解释历史进程，历史现象以及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作为所有历史学家的“下一项任务”，他断言，“现代心理学注定要在历史阐述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随后，心理史学便在史学领域中风行一时。70年代，这种时髦达到全盛时期，大量心理史学著作相继问世。其中数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传记研究，如艾里克森对路德与甘地的研究等。
近年来，在美国涌现了许多有关心理史学的刊物，如《心理历史学》《心理历史学评论》季刊。1973年，在芝加哥成立了“心理社会研究中心”，正式出版了一本《心理社会研究者目录》及有关书评书目。
心理史学开拓了许多新领域，提供了观察历史的新视角，使史学研究全面化、立体化。在社会史、家庭史、人物评价以及群体价值等领域，心理史学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心理史学家在论据和解释上，以及在这两者的结合上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注释：
①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页。
②[苏]杰缅季耶夫：《战后美国史学研究的主要流派》，《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
③、④、⑤苏格：《美国史学纵横》，《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人民出版社，第45页。
⑥徐国民：《挑战的历史与历史的挑战—美国外交史学中“修正派”》，《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第133页。
⑦黄沼湘：《评美国“新左派”史学》，《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
⑧[美]爱德华·萨维斯：《六十年代的美国史学》，《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2期。
⑨[苏]科瓦利琴科著，闻一，肖吟译：《计量历史学》。
⑩彭卫，孟庆顺：《揭示人类行为之谜—心态史学》，《历史学的视野》，第88页。
①①候成德：《美国口碑史料学三十年》，《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
①②余志森，王晴佳：《略论当代美国史学之演变》，《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2期。
①③庄锡昌：《美国史学》，《复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