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杰斐逊麦迪逊与共和党的兴起
刘祚昌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7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6年02期第134-145页
【作者简介】刘祚昌，1921年生，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美国建国之初，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汉密尔顿等开国元勋，几乎都认为政党是导致相互倾轧和政治动乱的祸根。美国联邦宪法关于政党只字未提，就反映了宪法制定者们的这种态度。然而，政党毕竟产生了。在华盛顿任总统期间就出现了共和、联邦两个政党。那么，共和党是怎样产生的呢？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追本溯源
杰斐逊和麦迪逊反对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的斗争，是共和党产生的根源。
汉密尔顿是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野心家。他虽然出身微贱，但在跻身于显贵富豪之后，即转而仇视人民。他曾说，人民是“一只大野兽”，没有理性，脾气暴躁，是危险的一群，所以只能用铁腕使其就范[①a]。他认为，共和制政府就是人民群众掌权的政府。因此，他对这一政体殊感厌恶，而对英国式的君主制极为推崇。按照联邦宪法成立的联邦政府就是一个共和制政府，这当然是他不能接受的。但是他不敢公开要求改变这种政体，因而想出了一个策略，即在外表上保留共和制政府的形式，而在实质上阉割它的内容，力图把美国变成一个半君主式的、集权式的国家[②a]。
通过对英国君主立宪制政府的研究，汉密尔顿发现，英国在1688年后，其政局较为稳定，主要得力于大金融家、大商人的支持，而这些人的支持是因为他们从政府的国债政策中大发横财。从英国的这一经验中，汉密尔顿得出了一个结论：为了把美国变为一个集权国家，也必须借鉴英国的经验，争取国内财界大亨及富商大贾的支持，让他们从政府的财政政策中捞取油水，即使严重损害民众的利益，也在所不计[①b]。汉密尔顿还发现，英王乔治三世的专制权力是建立在对议会议员们的贿买上面的。联系到美国，他认识到，为了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力，收买国会议员是必要的。他相信“人”只能靠“暴力”和“利益”来推动，收买议员就可以将他们变为政府得心应手的工具。他甚至说，腐化是维持一个政府继续运转不可缺少的手段[②b]。
这就是汉密尔顿在任联邦财政部长期间，推行其财政政策的背景及良苦用心。总之，他的财政政策是他改变美国国家性质的庞大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汉密尔顿推行的财政措施中，有三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第一项是在1790年1月，他向国会提出的按票面价值偿还在独立战争期间发行的公债，即允许债券持有人用贬了值的债券按票面价值换取由联邦政府发行的新债券，从而新债券既可以生利，又可以作为货币流通[③b]。汉密尔顿提出这项建议的目的，就是按票面价值偿还公债，以便让金融家和大商人靠牺牲民众利益大发不义之财，从而把这个集团的利益与联邦政府的利益捆在一起，使得这个集团成为联邦政府的重要支柱[④b]。原来在独立战争期间许多农民、士兵及小商人出于爱国动机，也购买了一批公债，但是后来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以低于票面的价值，把债券转卖给投机商人。在某些州有1/2或3/4的公债券以票面价值的1/6，甚至以1/12的低价被卖掉[⑤b]。而且，汉密尔顿在向国会提出这项建议前的两个月，就把其中的内容透露给自己的亲信（包括部分国会议员）和与其有关系的商人。这些人得到消息，便立即以低价四处抢购公债券[⑥b]。因此在偿债政策实施后，有许多金融巨子和大商人，甚至国会议员从这一投机中发了大财，净赚多达4000万美元，而普通百姓即原债券持有人却蒙受了重大损失[⑦b]。在国会里，这项措施遭到了一些议员的抨击，抨击最有力的是麦迪逊。他建议，由政府负责赔偿原债券持有人，但他的建议在1790年2月22日被国会否决了。事后发现，在众议院64名议员中，有29人是公债券的持有人[①c]。
引起激烈争议的第二项财政措施是，汉密尔顿在1790年1月向国会提出的由联邦政府“承担”偿还州债的法案。他提出这一法案旨在把州的债权人团结在联邦政府周围，以便削弱州政府的地位。该项措施一提出，便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此问题上各州利害不同。比如，马萨诸塞和南卡罗来纳诸州所借的债尚未还清，因而由联邦政府偿债显然对本州有利。相反，弗吉尼亚等州当时已有州政府偿还了债务，如果由联邦政府“承担”州债，就会增加本州纳税人的负担，使他们蒙受损失[②c]。国会议员麦迪逊代表弗吉尼亚州的利益，坚决反对这项措施。在他的影响下，国会否决了承担州债的法案。后来，经过双方妥协，法案得以通过。为了应付承担州债的需要，在汉密尔顿的推动下，国会又就征收国产税——酒税法案进行表决，尽管也引起了一些议员的反对，但仍获得通过。
引起激烈争议的第三项措施是成立合众国银行，这是汉密尔顿在1790年12月向国会提出的。该法案虽然获得了国会两院的通过，但是却遭到了麦迪逊等议员的攻击，在国会外反对最强烈的是国务卿杰斐逊。此时，杰斐逊不仅反对银行法案，也抨击汉密尔顿的公债政策。因为他经过调查研究，已经弄清汉密尔顿的公债政策使债权人获得了巨额利息，而政府为了偿还公债本息，则必须向民众征税。因此，他认为通过汉密尔顿的公债政策，民众的血汗钱源源流到了富有的公债债权人的腰包中，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③c]。而且，投机商在抢购公债时所玩弄的种种欺诈手段，更加深了他对这项政策的反感。他还注意到，公债投机风对于正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1791年8月2日，杰斐逊在一封信里写道：“内债的固定利息为6厘，比一般利率高出12.5%”；“在国家证券上的投机已吸引了我国过多的公民，如果不予制止，我们担心它会防碍我国的商业、制造业和农业”[④c]。设立银行的法案被通过后，杰斐逊又发现，银行会加剧这种不良的趋势，使投机和欺骗长期继续下去。因此他认为，银行是特殊利益集团手中的工具，是经济力量的恶性集中，是靠牺牲农民利益来促进金融集团利益的阴谋的一部分。杰斐逊相信，凡是发行银行券的银行，都存在弊端，而合众国银行则集这些弊端之大成；银行会助长奢侈放荡，使人们走向堕落。他的根据是，银行并不产生资本，而是把资本从有用的经济活动中吸引到证券、股票的投机冒险活动中去[①d]。
可以说，汉密尔顿建议成立合众国银行，是他与杰斐逊之间由合作走向对立的转折点。到1792年，杰斐逊进一步认清了汉密尔顿财政政策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同年2月，他对华盛顿说，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鼓励了公民的投机行为，并且把他的毒素引进政府中来，“立法机关的某些成员，在审理这些法案期间，用债券营私舞弊以自肥，然后投票支持此法案，使其获得通过。于是从那时起”，就以他们的官职为诱饵，“建立和扩大这个体系”[②d]。同年5月，他又对华盛顿说：“这个体系成为腐化立法机关部分议员的有效手段，而这部分议员在投票中又起决定性作用；这个腐化集团决定了立法机关的意见，已表现出他们取消宪法加在全国立法机关的限制的意图……这个体系的最终目的便是把现在的共和主义政府形式变为君主制政府形式铺平道路。”[③d]由此可见，这时的杰斐逊已看出，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正在把美国从一个民主共和制变为一个以大财阀为支柱的、充满腐化的反民主的集权制国家。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在有关财政政策上发生的分歧，绝非他们之间的个人之争，而是维护民主还是实行集权统治的斗争。这场斗争在美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虽然1787年的制宪会议制定了世界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并于1789年按照这部宪法成立了联邦政府，但是这个联邦政府把美国“引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尚待解决。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斗争正是围绕这一重大问题展开的。汉密尔顿逆民主潮流而动，力图按他的既定方针把美国改变为财阀寡头专政的、集权的国家。杰斐逊和麦迪逊等人担心，汉密尔顿的意图一旦成为现实，美国人民在反英战争中经过流血争取到的民主成果将化为乌有。杰斐逊在给其密友肖特的信里就表达了这种担心：“可以预料，我们的共和国将与这位总统（指华盛顿——引者）同时死亡。”[④d]出于这种担心，杰斐逊在与汉密尔顿的斗争中，提出了自己的奋斗纲领：美国应该本着1776年革命精神，捍卫联邦宪法，继续发扬民主，为民众谋利，把美国建成为一个全世界瞩目的“民主自由的国家”。这一纲领为共和党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共和党形成的群众基础
共和党的产生是有其群众基础的。它首先是通过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亦即两次“报刊论战”形成的。
第一次论战是由《人权》一书引起的。1791年春，英国政论家埃德蒙·伯克与美国民主斗士托马斯·潘恩展开笔战，前者写了《对于法国革命的思考》一书，不遗余力攻击法国大革命；后者写了《人权》一书，热情颂扬法国大革命。杰斐逊站在潘恩一边，私下里说了一些同情法国大革命的话。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些言论被传了出去。众议院秘书贝克利拟在美国再版《人权》一书，他在把书交给出版商之前，将书借给了麦迪逊，后者又把书转借给杰斐逊。杰斐逊读毕之后，在交给出版商时随便附上了一张短笺，上面写了两句话：“我极高兴地看到它将再版，终于有人公开说话反对最近在我们中间出现的异端了。”“无疑地我国公民将再一次团结在《常识》的旗帜下面。”不料，出版商事前没有征得杰斐逊的同意，就擅自把短笺上的两句话放在书的前言发表了。而且，出版商在前言中还加了一段赞颂杰斐逊的话：这里引证的杰斐逊的词句不仅对于潘恩是公道的，而且给杰斐逊也带来荣誉。因为它“使人们想到杰斐逊的共和主义的坚定性和民主主义的朴素性，而正是他的这种品性使得信奉人权的每一位朋友都亲近他”[①e]。《人权》一书于1791年5月在费城再版了。
杰斐逊在短笺里所提到的“政治异端”，是指副总统约翰·亚当斯的保守思想。因此，亚当斯在读了《人权》的前言之后，气得暴跳如雷。他让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写文章攻击杰斐逊。约翰·昆西用“Publicola”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而引起了许多共和主义的拥护者的反击。双方一来一往，互相批判，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791年仲夏，埃德蒙·伦道夫向杰斐逊报告说，“共和主义的旗帜已经树立起来了，有许多团体都聚集到这面旗帜下”[②e]。这样，杰斐逊就“突然作为共和主义的捍卫者被推到了公众而前”[③e]。
第二场论战是由于创办《国民新闻》引发的。杰斐逊在就任国务卿后不久，已经觉察到临时首都笼罩着反民主的气氛。后来，他又从汉密尔顿所推行的财政政策中看到美国的民主岌岌可危，而且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反民主思潮还有其喉舌——约翰·费诺主编的重要报纸《合众国新闻》。该报是一份“传播君主制、贵族制学说，排斥人民影响的托利党思想的报纸”（杰斐逊语）[①f]。为了抵制该报传播反民主思潮，杰斐逊和麦迪逊感到有必要创办一份从正面宣传民主思想的报纸。不过，这时他们还没有考虑要组织一个政党，或者创办一份党报[②f]。
1791年10月末，在麦迪逊的努力下和杰斐逊的指导下，由民主诗人菲利普·弗列诺任主编的《国民新闻》第一期与读者见面了。之后，以麦迪逊为首的民主派积极为该报撰文，热情宣传民主思想。但是最能震撼读者的是主编弗列诺的文章。他的激进民主思想，辅之以他那犀利之笔，沉重地打击了反民主的人。他指名道姓地攻击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说他的偿债措施将造就出一个脑满肠肥的富人小集团，新生的一大群收税官也将加入这个小集团。弗列诺还攻击了汉密尔顿的银行政策，指出，“正如在偿还公债政策下面一样，我们看到5000万美元的想象中的资本，以国家资源为抵押措施，将流入富有的投机者腰包。所以依靠这种银行制度，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公债债权人变成了享有特权的法人团体。”在另一篇文章中，弗列诺又说，正当欧洲国家由于实行借债制度及永久性征税政策的结果，似乎在即将发生的社会大动荡之际，“被少数人的贪婪和野心”所制定的这些措施包含了推翻人权的原则。我们共和国政府将“像影子一样消失，其存在的时期将是如此之短，以致几乎没有资格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③f]。弗列诺在无情地鞭挞汉密尔顿的同时，又极力颂扬杰斐逊，说他是“杰出的爱国主义人士、政治家和哲学家”，独力地同君主制和贵族制作战的“自由的巨人”[④f]。
其实，弗列诺的行为是违反杰斐逊、麦迪逊让他办报的初衷的。杰斐逊原希望创办《国民新闻》报“只是惩罚那些赞成贵族政治和君主制的作者，而不是批评政府的工作”[⑤f]。就是说，杰斐逊并不希望弗列诺公开批评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但是弗列诺没有按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意愿行事。结果，弗列诺的文章引起了《合众国新闻》的猛烈反击。该报的矛头直指杰斐逊，谴责他是这场笔战的“始作俑者”，从背后搅乱了公众的“和平”。文章署名为“一个美国人”，但是杰斐逊和他的朋友们根据文章的“体例、材料……〔及〕文章的口气，断定作者是汉密尔顿本人”[⑥f]。
与汉密尔顿不同，杰斐逊一直没有发表文章反击。这是合乎他的性格的，他文质彬彬，向来不做非礼之事，认为作为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互相攻讦，是有失身份的。因此，他稳坐家中，保持沉默，尽管他的朋友们纷纷撰文予以回击，但他却拒绝“走向战场”。这使汉密尔顿大为恼火。按汉密尔顿的说法，杰斐逊稳坐高台，用哲学把自己包裹起来，并且保持了自己为官者的尊严。怎样才能使杰斐逊暴露其真面目，“把被笼罩在政治神秘、政治欺诈的烟雾中的”、“玩弄阴谋的煽惑者”引诱出来呢？汉密尔顿绞尽了脑汁，最后只好亲自出马，攻击杰斐逊。这反而在客观上抬高了杰斐逊在民众中的威望，把他视为反汉密尔顿、维护民主事业和人民利益的领袖[①g]。
由弗列诺的《国民新闻》报挑起的这场论战，其重大意义在于，把政府和国会内的反汉密尔顿的斗争公开化并扩大到全国，使广大公众了解了斗争的真相，从而有助于树立杰斐逊的民主捍卫者的形象[②g]，有助于全国民众团结在杰斐逊的周围。当然，汉密尔顿所推行的偿债政策，也有助于树立杰斐逊在公众中的威望。第一，他实施的偿还公债、成立合众国银行及征税等措施，一方面使公债投机商、大金融家和大商人发了横财；另一方面使得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从而将这些人推到了杰斐逊和麦迪逊一边，使他们把杰斐逊看作自己利益的维护者。第二，汉密尔顿的“承担”州债的政策，损害了弗吉尼亚等州居民（其中包括种植园主）的利益，从而迫使他们支持麦迪逊为维护其利益而斗争。第三，汉密尔顿征收酒税的措施，加重了以酿酒为副业的山区农民的负担，因此这些农民拥戴杰斐逊，也是很自然的[③g]。
这样，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和经济利益方面的驱动，为共和党的形成，提供了广泛而扎实的群众基础。
三、共和党形成的历程
关于共和党的形成问题，存在两种不正确观点：一是认为共和党是杰斐逊、麦迪逊二人在一次旅行途中建立起来的。1791年5月中旬至6月中旬，杰斐逊与麦迪逊二人到纽约和新英格兰作“植物考察”旅行。二人的旅行日记只记载了旅途中所观察到的花卉树木的名称和特征，以及山川风貌等，并没有涉及政治。但是，他们是在社会斗争十分复杂的时刻作这次旅行的，因此，他们的政敌将此次旅行与他们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就顺理成章了。汉密尔顿的一个朋友给他写信说：“在首席法官（指利文斯顿——原注）、伯尔、杰斐逊和麦迪逊之间存在着热烈求爱的一切迹象。”[④g]据此，一些史学家便作出了种种臆测，其中克劳德·鲍尔斯的说法最为武断：“当他们二人在等待鱼儿上钩的时候，曾就组织一个反对联邦党人的反对党的必要性交换了意见，甚至有可能在从乡间小路上的这些交谈中实际上已产生了民主的政党……”[①h]鲍尔斯的说法缺乏事实根据。我认为很可能是杰斐逊与麦迪逊在旅途中顺便会晤了一些地方领导人，和他们交换了政治见解，联络了彼此间的情感，从而为共和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因为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共和党的骨干。
第二个不正确的论点是，关于共和党的形成过程。有些史家认为，共和党小组首先出现在各地，然后由杰斐逊把它们联合起来，形成为全国性的政党。克劳德·鲍尔斯就持这一论点。他写道：“在杰斐逊用温和的眼睛环视大地时，发现在几乎每一个州都有地方党派，有的存在时间长，为他们所理解的人权而斗争，但是他们的战斗是在地方上进行的。他要创立的政党正是要为同样的事业而斗争……为什么不把这些地方党派合并为一个大的全国性的组织，并且把争端扩大开来，使其包括州的和全国的问题呢？”[②h]鲍尔斯的论点是错误的。因为他把共和党的形成过程恰恰弄颠倒了。实际情况是，共和党的核心组织首先是在国会里形成的，然后走向国会之外，把各地的民主力量联合起来，最后扩展到全国的选民中[③h]。
国会共和党的核心组织是在麦迪逊的领导下，在反对汉密尔顿的财政法案的斗争中自然形成的。1791年10月到1792年5月的众议院议员的投票记录表明：在一个有65名议员的众议院里，有17名议员在23次的表决中，总是与麦迪逊投相同的票，有大约半数的议员始终保持中立[④h]。这样，那些支持汉密尔顿的议员即被称为联邦党人，而追随麦迪逊、反对汉密尔顿的议员就被称为共和党人[⑤h]。国会共和党核心组织并非任何人事先按计划成立的。麦迪逊在开始领导这一小群议员时，首要目的是击败汉密尔顿的财政法案，在主观上尚没有建立政党的意图。共和党核心小组首先在国会里产生，也非偶然。因为汉密尔顿的财政法案必须先经国会通过，然后由总统批准才能生效。所以，国会议员的表决不仅成了汉密尔顿的财政法案能否通过的关键，也反映了议员们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而持相同立场的议员也就会自然地站在一起，阻止或者促使其法案的通过。
在共和党核心小组形成之后，麦迪逊不得不为政党的产生辩护。1792年1月23日，他发表了篇题为《论政党》的文章，其中虽然承认政党的出现是坏事，但又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利益上的矛盾必然会推动政党的产生。他指出，政党之间的斗争起互相牵制的作用，因而可以促进对公众利益的维护[①i]。同年9月，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共和党和联邦党分别下了定义：联邦党是希望由少数人掌握政权，为富人谋利益，靠军事手段统治国家的政党；而共和党则是相信人民有自治能力，尊重人权，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政党[②i]。
麦迪逊领导下的国会共和党核心小组并不是孤立的，它不但得到了杰斐逊的关心和指导，而且也和国会外的共和主义者保持密切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有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共和党在1792年的国会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就是广大公众支持的结果。这次选举是在反对汉密尔顿斗争愈趋尖锐的形势下进行的，也是对共和党的一次严峻考验，是它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杰斐逊非常关心这次选举的结果。他在给法国友人拉法耶特的信里写道：“进入我们立法机关的股票经纪人和国王的经纪人为数过多了。或者说，我们立法机关里有为数过多的人成为股票经纪人和国王的经纪人。但是，人民的声音开始喊出来了，而且多半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迫使他们离开国会议席。”[③i]
在1792年的选举中，国会共和党核心小组开展了积极的宣传活动。它散发的一份《告新泽西选民书》中说，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产生了危险的后果，特别是偿还公债和成立银行的政策，后果更为可怕。另一份传单写道：“在调查政府帐簿及档案时，如果发现你们的代表们是投机商，他们为了私利而投票通过了偿还公债的法案，并且把你们的财产及凭你们的辛勤劳动挣来的钱夺去，以供他们自己使用的话，无疑地你们将选举公正无私的绅士。这样一来，你们就可以防止将来出现巨大灾难。”[④i]共和党人的这些宣传把国会里面的分歧和斗争公开给选民，迫使议员候选人在竞选中必须面对选民表态：或者站在共和党一边，或者站在联邦党一边。选民也不会中立，他们或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或投联邦党候选人的票。由于国会共和党核心小组在竞选宣传中善于抓住汉密尔顿财政法案的要害，提出了与选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使选民的大多数投了共和党候选人的票。通过这次选举，共和党在民众中的印象加深了。
同一年，还举行了总统选举，华盛顿再度被推为候选人。由于他的声望，无人与之匹敌，因此副总统的职位成了角逐最为激烈的对象。杰斐逊希望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人当选为副总统，以便取代思想较保守的亚当斯。为了协调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麦迪逊进行了积极的活动。1792年9月末，他派贝克利前往纽约会见当地共和主义者首领伯尔上校。贝克利返回费城后向麦迪逊汇报说，伯尔上校向我们保证，他会高兴地支持把A先生（指亚当斯——引者注）赶下台，并且尽全力去帮助C先生（指克林顿）当选[①j]。在麦迪逊的推动和努力下，纽约、弗吉尼亚及全国各地的共和主义者首领，在提名克林顿为副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意味着在总统与副总统的竞选活动中实现了以国会共和党核心小组为领导的各州首领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这次总统选举的结果，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得票55张，虽然落选，但是仅比当选的亚当斯差12张，二人悬殊并不大[②j]。而且，由于共和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使其议员在新一届国会里占多数。因此，通过1792年国会和总统选举，共和党不但从国会核心小组一跃发展为全国性的政党，而且也成为与联邦党势均力敌的大党。
然而，到1792年底为止，共和党“尚未深入国家政治生活里面去”[③j]，只有在法国大革命和英法战争爆发之后，才使它前进了一大步[④j]。1792年冬，从欧洲传来了法国人民把入侵的普鲁士军队逐出境外以及法国建立共和国的消息，1793年4月又传来了英法战争爆发的消息。这些消息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并很快分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及其追随者对法国革命又恨又怕，希望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反法联盟一举把法国革命扑灭；共和党人及广大人民则同情法国革命，对法国人民在反对欧洲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把法国革命同美国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反对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与法国反对英国的战争一样，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比起过去，有更多的群众被吸引到了政治运动中，并团结在共和党的旗帜下。像“民主协会”、“民主俱乐部”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到1794年底以前，这样的团体在全国不少于35个。它们主要由下层民众和中等阶级组成，同情共和党，支持法国大革命。1794年1月，马萨诸塞“宪政协会”在其“发起书”中就宣称，全人类的幸福完全取决于法国大革命的胜利[⑤j]。诚然，这些民主团体在组织上还没有成为共和党的基层组织，但它们已是国会外的一种“压力集团”（Pressnre groups），为共和党增添了力量[⑥j]。正如杰斐逊所说，英法战争“以一种单单靠我们国内的利益之争决不可能激起的热情，激发和推动了两党的发展”[⑦j]。
共和党和联邦党成为全国性的两大政党以后，对于推进美国的民主化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众所周知，美国宪法为美国国家组织搭好了一个民主的“框架”，并借助三权分立原则和联邦制对联邦政府的权力作了有效的限制，从而保障了民主。但是它忽略了政府机构运作中的实际问题。比如，按照宪法确立的三权分立原则，行政部门和立法、司法部门互相分立，相互制衡，以避免其中一个部门侵犯另一个部门的权力，用意甚好，但是问题在于它们中间缺少一个连结物，因而无法保证相互间工作上的协调，容易造成三权之间互相扯皮、推诿，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因此，共和党和联邦党的出现，不仅弥补了上述的不足，也有利于防止独裁统治的存在。比如，后来在杰斐逊任总统期间，他即以共和党领袖的身份，通过国会内的共和党议员（特别是通过国会共和党领袖），实现了政府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政党在总统之间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保证了国家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①k]。
在此顺便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共和党性质问题，有人说共和党是“南部种植园主联盟”；还有人认为“共和党是以奴隶主的名义，并且作为南方的‘特殊制度’的维护者发言的”[②k]。我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理由是：第一，受汉密尔顿财政政策之害的主要是小农、小商人和城镇工匠，正是这些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社会下层构成了共和党的基本队伍。当然，南方种植园主因受汉密尔顿财政政策之害，也有人加入了共和党，但是与上述社会下层相比，毕竟是少数[③k]。而且，与19世纪上半期不同，18世纪90年代的南方种植园奴隶制度尚未发展到兴盛阶段。因此，南方种植园主参加共和党改变不了共和党的性质。第二，在国会共和党议员及地方共和党骨干中固然有南方种植园主，但是共和党向来没有把维护南方的“特殊制度”列入其纲领中，也没有提出种植园主的“单独要求”。因而，以共和党中有南方种植园主成员为根据，否认它的民主性质是不合历史事实的。
另一个是关于杰斐逊和麦迪逊二人在共和党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问题。从个人性格及才能来说，杰斐逊不适合担任政治领袖。他拙于言辞，缺乏辩才，是一位学者型的活动家。1796年大选中，其政敌就说他只适合当大学教授，而不能胜任总统。所以，他对共和党形成的贡献正如米勒说的，“主要是在幕后作出的……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这位国务卿宁愿通过别人做工作，而自己不肯露面；宁愿写信，而不愿讲话”[④k]。麦迪逊主要是做具体的组织工作。在国会里领导共和党核心小组投票反对汉密尔顿财政法案的是他，积极推动弗列诺主编《新闻报》的是他，1792年选举中推动共和党发展为全国性政党的也是他。因此说麦迪逊是共和党的组织者，是恰如其分的。
但从总体上说，杰斐逊对共和党所起的作用是麦迪逊自叹弗如的。这是因为杰弗逊是共和党的精神力量，共和党在形成和发展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他的精神感召，麦迪逊在做具体工作时，总是与他保持联系，接受他的指导。正如马隆所指出的，麦迪逊虽然是一位真诚的人权维护者，但是在热情上比杰斐逊要逊一筹，他的热情要靠杰斐逊为他升温[①l]。在大多数公众的心目中，杰斐逊身上充分体现了1776年革命精神，他不仅是反英民族解放斗争的卓越领导人之一（《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共和主义的象征，而且是维护人民自由、平等权利、反对一切暴政的旗手[②l]。正因为如此，他成了共和党内公认的领袖，麦迪逊也甘愿做他的副手。约瑟夫·查理的话不无道理，杰斐逊“没有创立一个政党，然而一个广泛的民众运动却承认并且要求他当它的领袖”[③l]。
注释：
①a参见艾伯特·杰伊·诺克著《杰斐逊》Albert Jay Nock, Jefferson，纽约1926年版，第183、181页。
②a参见艾伯特·杰伊·诺克著《杰斐逊》第183—184页。
①b参见M·J·希弗著《美国的政治发展过程》M·J·Heaf, The Making of American Politic,纽约1977年版，第72—73页，克劳德·鲍尔斯著《杰斐逊与汉密尔顿》Claude Bowers, Jefferson and Hamilton，纽约1953年版，第31页。
②b参见艾伯特·杰伊·诺克著《杰斐逊》第184—185页。
③b参见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编《美国历史上的大争论》（资料）GreatIssnes in American History, Edited by Richard Hofstadter，纽约1958年版。
④b参见梅利尔·彼得森著《杰斐逊和新国家》Merrill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New Nation，纽约1970年版，第409页。
⑤b查理·比尔德：《杰斐逊民主的经济起源》Charles Beard, EconomicOrigins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纽约1927年版，第133页。
⑥b参见杜马·马隆著《杰斐逊和人权》Dumas Malone,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Rights of man，波士顿1957年版，第290页。
⑦b参见保罗·古德曼著《联邦党对杰斐逊和共和党人》The FederalistsVersus The Jeffersonian Republicans，纽约1979年版，第24页。
①c参见克劳德·鲍尔斯著《杰斐逊与汉密尔顿》Claude Bowers, Jefferson and Hamilton，纽约1953年版，第48页。
②c参见阿得利尼·科克著《杰斐逊与麦迪逊》Adrienne Koch, Jeffersonand Madison，纽约1969年版，第106页。
③c参见梅利尔·彼得森著《杰斐逊和新国家》第435页。
④c参见〔美〕吉尔贝·希纳尔著《杰斐逊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239页。
①d参见梅利尔·彼得森著《杰斐逊与新国家》第435—436页。
②d彼得森编《杰斐逊政治文选》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edited by Peterson，马里兰1993年版，第107页。
③d威廉·林奇：《政党斗争50年》William Lynch, Fifty years ofParty warfare 1789—1837，哥洛塞斯特1967年版，第21页。
④d阿得利尼·科克：《杰斐逊与麦迪逊》，第140页。
①e杜马·马隆：《杰斐逊与人权》第357页。
②e小诺布尔·坎宁安：《杰斐逊的共和党人》Noble Cunningham, Jr.,Jeffersonian Republicans，查帕尔山1957年版，第12页。
③e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民主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页。
①f小诺布尔·坎宁安著《理性的追求》Noble Cunningham, Jr., In Pursuit of Reason，巴顿·路日1987年版，第169页。
②f参见小阿瑟·施莱辛格著《美国民主党史》第24页。
③f威廉·林奇：《政党斗争50年》第23页。
④f约翰·米勒：《联邦党时代》John Miller, The Federalist Era，纽约1960年版，第91页。
⑤f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民主党史》第24页。
⑥f梅利尔·彼得森：《杰斐逊和新国家》，第469—470页。
①g参见杜马·马隆著《作为政治领袖的杰斐逊》Dumas Malone, Jefferson As Political Leader，伯克利1963年版，第12—13页。
②g参见小诺布尔·坎宁安著《杰斐逊的共和党人》第19页。
③g参见克劳德·鲍尔斯著《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第31页。
④g杜马·马隆：《杰斐逊和人权》第362页。
①h克劳德·鲍尔斯：《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第81—82页。
②h克劳德·鲍尔斯：《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第143页。
③h参见约翰·米勒著《联邦党时代》第102页。
④h参见小诺布尔·坎宁安著《杰斐逊的共和党人》第22页。
⑤h参见M·J·希弗著《美国政治的发展过程》第77页。
①i参见理查得·霍夫斯塔特编《美国历史上的大争论》第80页。
②i参见安得利尼·科克著《杰斐逊与麦迪逊》第125页。
③i彼得·欧诺夫编《杰斐逊遗产》Jeffersonian Legacies, edited byPeter Onuf，查洛茨维尔1993年版，第926—927页。
④i小诺布尔·坎宁安：《杰斐逊的共和党人》第29—30页。
①j参见小诺布尔·坎宁安著《杰斐逊的共和党人》第46页。
②j参见小阿瑟·施莱辛格著《美国民主党史》第51页。
③j小诺布尔·坎宁安：《杰斐逊的共和党人》第49页。
④j参见理查德·霍布斯塔特编《美国历史上的大争论》第88—89页。
⑤j参见保罗·古得曼著《联邦党人对杰斐逊共和党人》第36—37页。
⑥j参见理查德·霍布斯塔特编《美国历史上的大争论》第92页。
⑦j参见小诺布尔·坎宁安著《杰斐逊的共和党人》第54页。
①k参见多尔斯·斯考编《权力与总统职位》（论文集）Power and Presidency,Edited by Dolce and Skan，纽约1976年版，第27页。
②k参见约翰·米勒著《联邦党时代》第91页。
③k参见艾伦·希尔编《英国人美国史论文集》British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 edited by Aleen Hill，纽约1957年版，第88—89页。
④k参见约翰·米勒著《联邦党时代》第103页。
①l参见杜马·马隆著《杰斐逊与人权》第422—423页。
②l参见杜马·马隆著《作为政治领袖的杰斐逊》第11页。
③l约瑟夫·查理：《美国政党制度的起源》，转引自约翰·米勒著《联邦党时代》第10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7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6年02期第134-145页
【作者简介】刘祚昌，1921年生，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追本溯源
杰斐逊和麦迪逊反对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的斗争，是共和党产生的根源。
汉密尔顿是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野心家。他虽然出身微贱，但在跻身于显贵富豪之后，即转而仇视人民。他曾说，人民是“一只大野兽”，没有理性，脾气暴躁，是危险的一群，所以只能用铁腕使其就范[①a]。他认为，共和制政府就是人民群众掌权的政府。因此，他对这一政体殊感厌恶，而对英国式的君主制极为推崇。按照联邦宪法成立的联邦政府就是一个共和制政府，这当然是他不能接受的。但是他不敢公开要求改变这种政体，因而想出了一个策略，即在外表上保留共和制政府的形式，而在实质上阉割它的内容，力图把美国变成一个半君主式的、集权式的国家[②a]。
通过对英国君主立宪制政府的研究，汉密尔顿发现，英国在1688年后，其政局较为稳定，主要得力于大金融家、大商人的支持，而这些人的支持是因为他们从政府的国债政策中大发横财。从英国的这一经验中，汉密尔顿得出了一个结论：为了把美国变为一个集权国家，也必须借鉴英国的经验，争取国内财界大亨及富商大贾的支持，让他们从政府的财政政策中捞取油水，即使严重损害民众的利益，也在所不计[①b]。汉密尔顿还发现，英王乔治三世的专制权力是建立在对议会议员们的贿买上面的。联系到美国，他认识到，为了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力，收买国会议员是必要的。他相信“人”只能靠“暴力”和“利益”来推动，收买议员就可以将他们变为政府得心应手的工具。他甚至说，腐化是维持一个政府继续运转不可缺少的手段[②b]。
这就是汉密尔顿在任联邦财政部长期间，推行其财政政策的背景及良苦用心。总之，他的财政政策是他改变美国国家性质的庞大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汉密尔顿推行的财政措施中，有三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第一项是在1790年1月，他向国会提出的按票面价值偿还在独立战争期间发行的公债，即允许债券持有人用贬了值的债券按票面价值换取由联邦政府发行的新债券，从而新债券既可以生利，又可以作为货币流通[③b]。汉密尔顿提出这项建议的目的，就是按票面价值偿还公债，以便让金融家和大商人靠牺牲民众利益大发不义之财，从而把这个集团的利益与联邦政府的利益捆在一起，使得这个集团成为联邦政府的重要支柱[④b]。原来在独立战争期间许多农民、士兵及小商人出于爱国动机，也购买了一批公债，但是后来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以低于票面的价值，把债券转卖给投机商人。在某些州有1/2或3/4的公债券以票面价值的1/6，甚至以1/12的低价被卖掉[⑤b]。而且，汉密尔顿在向国会提出这项建议前的两个月，就把其中的内容透露给自己的亲信（包括部分国会议员）和与其有关系的商人。这些人得到消息，便立即以低价四处抢购公债券[⑥b]。因此在偿债政策实施后，有许多金融巨子和大商人，甚至国会议员从这一投机中发了大财，净赚多达4000万美元，而普通百姓即原债券持有人却蒙受了重大损失[⑦b]。在国会里，这项措施遭到了一些议员的抨击，抨击最有力的是麦迪逊。他建议，由政府负责赔偿原债券持有人，但他的建议在1790年2月22日被国会否决了。事后发现，在众议院64名议员中，有29人是公债券的持有人[①c]。
引起激烈争议的第二项财政措施是，汉密尔顿在1790年1月向国会提出的由联邦政府“承担”偿还州债的法案。他提出这一法案旨在把州的债权人团结在联邦政府周围，以便削弱州政府的地位。该项措施一提出，便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此问题上各州利害不同。比如，马萨诸塞和南卡罗来纳诸州所借的债尚未还清，因而由联邦政府偿债显然对本州有利。相反，弗吉尼亚等州当时已有州政府偿还了债务，如果由联邦政府“承担”州债，就会增加本州纳税人的负担，使他们蒙受损失[②c]。国会议员麦迪逊代表弗吉尼亚州的利益，坚决反对这项措施。在他的影响下，国会否决了承担州债的法案。后来，经过双方妥协，法案得以通过。为了应付承担州债的需要，在汉密尔顿的推动下，国会又就征收国产税——酒税法案进行表决，尽管也引起了一些议员的反对，但仍获得通过。
引起激烈争议的第三项措施是成立合众国银行，这是汉密尔顿在1790年12月向国会提出的。该法案虽然获得了国会两院的通过，但是却遭到了麦迪逊等议员的攻击，在国会外反对最强烈的是国务卿杰斐逊。此时，杰斐逊不仅反对银行法案，也抨击汉密尔顿的公债政策。因为他经过调查研究，已经弄清汉密尔顿的公债政策使债权人获得了巨额利息，而政府为了偿还公债本息，则必须向民众征税。因此，他认为通过汉密尔顿的公债政策，民众的血汗钱源源流到了富有的公债债权人的腰包中，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③c]。而且，投机商在抢购公债时所玩弄的种种欺诈手段，更加深了他对这项政策的反感。他还注意到，公债投机风对于正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1791年8月2日，杰斐逊在一封信里写道：“内债的固定利息为6厘，比一般利率高出12.5%”；“在国家证券上的投机已吸引了我国过多的公民，如果不予制止，我们担心它会防碍我国的商业、制造业和农业”[④c]。设立银行的法案被通过后，杰斐逊又发现，银行会加剧这种不良的趋势，使投机和欺骗长期继续下去。因此他认为，银行是特殊利益集团手中的工具，是经济力量的恶性集中，是靠牺牲农民利益来促进金融集团利益的阴谋的一部分。杰斐逊相信，凡是发行银行券的银行，都存在弊端，而合众国银行则集这些弊端之大成；银行会助长奢侈放荡，使人们走向堕落。他的根据是，银行并不产生资本，而是把资本从有用的经济活动中吸引到证券、股票的投机冒险活动中去[①d]。
可以说，汉密尔顿建议成立合众国银行，是他与杰斐逊之间由合作走向对立的转折点。到1792年，杰斐逊进一步认清了汉密尔顿财政政策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同年2月，他对华盛顿说，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鼓励了公民的投机行为，并且把他的毒素引进政府中来，“立法机关的某些成员，在审理这些法案期间，用债券营私舞弊以自肥，然后投票支持此法案，使其获得通过。于是从那时起”，就以他们的官职为诱饵，“建立和扩大这个体系”[②d]。同年5月，他又对华盛顿说：“这个体系成为腐化立法机关部分议员的有效手段，而这部分议员在投票中又起决定性作用；这个腐化集团决定了立法机关的意见，已表现出他们取消宪法加在全国立法机关的限制的意图……这个体系的最终目的便是把现在的共和主义政府形式变为君主制政府形式铺平道路。”[③d]由此可见，这时的杰斐逊已看出，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正在把美国从一个民主共和制变为一个以大财阀为支柱的、充满腐化的反民主的集权制国家。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在有关财政政策上发生的分歧，绝非他们之间的个人之争，而是维护民主还是实行集权统治的斗争。这场斗争在美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虽然1787年的制宪会议制定了世界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并于1789年按照这部宪法成立了联邦政府，但是这个联邦政府把美国“引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尚待解决。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斗争正是围绕这一重大问题展开的。汉密尔顿逆民主潮流而动，力图按他的既定方针把美国改变为财阀寡头专政的、集权的国家。杰斐逊和麦迪逊等人担心，汉密尔顿的意图一旦成为现实，美国人民在反英战争中经过流血争取到的民主成果将化为乌有。杰斐逊在给其密友肖特的信里就表达了这种担心：“可以预料，我们的共和国将与这位总统（指华盛顿——引者）同时死亡。”[④d]出于这种担心，杰斐逊在与汉密尔顿的斗争中，提出了自己的奋斗纲领：美国应该本着1776年革命精神，捍卫联邦宪法，继续发扬民主，为民众谋利，把美国建成为一个全世界瞩目的“民主自由的国家”。这一纲领为共和党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共和党形成的群众基础
共和党的产生是有其群众基础的。它首先是通过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亦即两次“报刊论战”形成的。
第一次论战是由《人权》一书引起的。1791年春，英国政论家埃德蒙·伯克与美国民主斗士托马斯·潘恩展开笔战，前者写了《对于法国革命的思考》一书，不遗余力攻击法国大革命；后者写了《人权》一书，热情颂扬法国大革命。杰斐逊站在潘恩一边，私下里说了一些同情法国大革命的话。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些言论被传了出去。众议院秘书贝克利拟在美国再版《人权》一书，他在把书交给出版商之前，将书借给了麦迪逊，后者又把书转借给杰斐逊。杰斐逊读毕之后，在交给出版商时随便附上了一张短笺，上面写了两句话：“我极高兴地看到它将再版，终于有人公开说话反对最近在我们中间出现的异端了。”“无疑地我国公民将再一次团结在《常识》的旗帜下面。”不料，出版商事前没有征得杰斐逊的同意，就擅自把短笺上的两句话放在书的前言发表了。而且，出版商在前言中还加了一段赞颂杰斐逊的话：这里引证的杰斐逊的词句不仅对于潘恩是公道的，而且给杰斐逊也带来荣誉。因为它“使人们想到杰斐逊的共和主义的坚定性和民主主义的朴素性，而正是他的这种品性使得信奉人权的每一位朋友都亲近他”[①e]。《人权》一书于1791年5月在费城再版了。
杰斐逊在短笺里所提到的“政治异端”，是指副总统约翰·亚当斯的保守思想。因此，亚当斯在读了《人权》的前言之后，气得暴跳如雷。他让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写文章攻击杰斐逊。约翰·昆西用“Publicola”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而引起了许多共和主义的拥护者的反击。双方一来一往，互相批判，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791年仲夏，埃德蒙·伦道夫向杰斐逊报告说，“共和主义的旗帜已经树立起来了，有许多团体都聚集到这面旗帜下”[②e]。这样，杰斐逊就“突然作为共和主义的捍卫者被推到了公众而前”[③e]。
第二场论战是由于创办《国民新闻》引发的。杰斐逊在就任国务卿后不久，已经觉察到临时首都笼罩着反民主的气氛。后来，他又从汉密尔顿所推行的财政政策中看到美国的民主岌岌可危，而且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反民主思潮还有其喉舌——约翰·费诺主编的重要报纸《合众国新闻》。该报是一份“传播君主制、贵族制学说，排斥人民影响的托利党思想的报纸”（杰斐逊语）[①f]。为了抵制该报传播反民主思潮，杰斐逊和麦迪逊感到有必要创办一份从正面宣传民主思想的报纸。不过，这时他们还没有考虑要组织一个政党，或者创办一份党报[②f]。
1791年10月末，在麦迪逊的努力下和杰斐逊的指导下，由民主诗人菲利普·弗列诺任主编的《国民新闻》第一期与读者见面了。之后，以麦迪逊为首的民主派积极为该报撰文，热情宣传民主思想。但是最能震撼读者的是主编弗列诺的文章。他的激进民主思想，辅之以他那犀利之笔，沉重地打击了反民主的人。他指名道姓地攻击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说他的偿债措施将造就出一个脑满肠肥的富人小集团，新生的一大群收税官也将加入这个小集团。弗列诺还攻击了汉密尔顿的银行政策，指出，“正如在偿还公债政策下面一样，我们看到5000万美元的想象中的资本，以国家资源为抵押措施，将流入富有的投机者腰包。所以依靠这种银行制度，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公债债权人变成了享有特权的法人团体。”在另一篇文章中，弗列诺又说，正当欧洲国家由于实行借债制度及永久性征税政策的结果，似乎在即将发生的社会大动荡之际，“被少数人的贪婪和野心”所制定的这些措施包含了推翻人权的原则。我们共和国政府将“像影子一样消失，其存在的时期将是如此之短，以致几乎没有资格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③f]。弗列诺在无情地鞭挞汉密尔顿的同时，又极力颂扬杰斐逊，说他是“杰出的爱国主义人士、政治家和哲学家”，独力地同君主制和贵族制作战的“自由的巨人”[④f]。
其实，弗列诺的行为是违反杰斐逊、麦迪逊让他办报的初衷的。杰斐逊原希望创办《国民新闻》报“只是惩罚那些赞成贵族政治和君主制的作者，而不是批评政府的工作”[⑤f]。就是说，杰斐逊并不希望弗列诺公开批评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但是弗列诺没有按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意愿行事。结果，弗列诺的文章引起了《合众国新闻》的猛烈反击。该报的矛头直指杰斐逊，谴责他是这场笔战的“始作俑者”，从背后搅乱了公众的“和平”。文章署名为“一个美国人”，但是杰斐逊和他的朋友们根据文章的“体例、材料……〔及〕文章的口气，断定作者是汉密尔顿本人”[⑥f]。
与汉密尔顿不同，杰斐逊一直没有发表文章反击。这是合乎他的性格的，他文质彬彬，向来不做非礼之事，认为作为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互相攻讦，是有失身份的。因此，他稳坐家中，保持沉默，尽管他的朋友们纷纷撰文予以回击，但他却拒绝“走向战场”。这使汉密尔顿大为恼火。按汉密尔顿的说法，杰斐逊稳坐高台，用哲学把自己包裹起来，并且保持了自己为官者的尊严。怎样才能使杰斐逊暴露其真面目，“把被笼罩在政治神秘、政治欺诈的烟雾中的”、“玩弄阴谋的煽惑者”引诱出来呢？汉密尔顿绞尽了脑汁，最后只好亲自出马，攻击杰斐逊。这反而在客观上抬高了杰斐逊在民众中的威望，把他视为反汉密尔顿、维护民主事业和人民利益的领袖[①g]。
由弗列诺的《国民新闻》报挑起的这场论战，其重大意义在于，把政府和国会内的反汉密尔顿的斗争公开化并扩大到全国，使广大公众了解了斗争的真相，从而有助于树立杰斐逊的民主捍卫者的形象[②g]，有助于全国民众团结在杰斐逊的周围。当然，汉密尔顿所推行的偿债政策，也有助于树立杰斐逊在公众中的威望。第一，他实施的偿还公债、成立合众国银行及征税等措施，一方面使公债投机商、大金融家和大商人发了横财；另一方面使得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从而将这些人推到了杰斐逊和麦迪逊一边，使他们把杰斐逊看作自己利益的维护者。第二，汉密尔顿的“承担”州债的政策，损害了弗吉尼亚等州居民（其中包括种植园主）的利益，从而迫使他们支持麦迪逊为维护其利益而斗争。第三，汉密尔顿征收酒税的措施，加重了以酿酒为副业的山区农民的负担，因此这些农民拥戴杰斐逊，也是很自然的[③g]。
这样，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和经济利益方面的驱动，为共和党的形成，提供了广泛而扎实的群众基础。
三、共和党形成的历程
关于共和党的形成问题，存在两种不正确观点：一是认为共和党是杰斐逊、麦迪逊二人在一次旅行途中建立起来的。1791年5月中旬至6月中旬，杰斐逊与麦迪逊二人到纽约和新英格兰作“植物考察”旅行。二人的旅行日记只记载了旅途中所观察到的花卉树木的名称和特征，以及山川风貌等，并没有涉及政治。但是，他们是在社会斗争十分复杂的时刻作这次旅行的，因此，他们的政敌将此次旅行与他们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就顺理成章了。汉密尔顿的一个朋友给他写信说：“在首席法官（指利文斯顿——原注）、伯尔、杰斐逊和麦迪逊之间存在着热烈求爱的一切迹象。”[④g]据此，一些史学家便作出了种种臆测，其中克劳德·鲍尔斯的说法最为武断：“当他们二人在等待鱼儿上钩的时候，曾就组织一个反对联邦党人的反对党的必要性交换了意见，甚至有可能在从乡间小路上的这些交谈中实际上已产生了民主的政党……”[①h]鲍尔斯的说法缺乏事实根据。我认为很可能是杰斐逊与麦迪逊在旅途中顺便会晤了一些地方领导人，和他们交换了政治见解，联络了彼此间的情感，从而为共和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因为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共和党的骨干。
第二个不正确的论点是，关于共和党的形成过程。有些史家认为，共和党小组首先出现在各地，然后由杰斐逊把它们联合起来，形成为全国性的政党。克劳德·鲍尔斯就持这一论点。他写道：“在杰斐逊用温和的眼睛环视大地时，发现在几乎每一个州都有地方党派，有的存在时间长，为他们所理解的人权而斗争，但是他们的战斗是在地方上进行的。他要创立的政党正是要为同样的事业而斗争……为什么不把这些地方党派合并为一个大的全国性的组织，并且把争端扩大开来，使其包括州的和全国的问题呢？”[②h]鲍尔斯的论点是错误的。因为他把共和党的形成过程恰恰弄颠倒了。实际情况是，共和党的核心组织首先是在国会里形成的，然后走向国会之外，把各地的民主力量联合起来，最后扩展到全国的选民中[③h]。
国会共和党的核心组织是在麦迪逊的领导下，在反对汉密尔顿的财政法案的斗争中自然形成的。1791年10月到1792年5月的众议院议员的投票记录表明：在一个有65名议员的众议院里，有17名议员在23次的表决中，总是与麦迪逊投相同的票，有大约半数的议员始终保持中立[④h]。这样，那些支持汉密尔顿的议员即被称为联邦党人，而追随麦迪逊、反对汉密尔顿的议员就被称为共和党人[⑤h]。国会共和党核心组织并非任何人事先按计划成立的。麦迪逊在开始领导这一小群议员时，首要目的是击败汉密尔顿的财政法案，在主观上尚没有建立政党的意图。共和党核心小组首先在国会里产生，也非偶然。因为汉密尔顿的财政法案必须先经国会通过，然后由总统批准才能生效。所以，国会议员的表决不仅成了汉密尔顿的财政法案能否通过的关键，也反映了议员们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而持相同立场的议员也就会自然地站在一起，阻止或者促使其法案的通过。
在共和党核心小组形成之后，麦迪逊不得不为政党的产生辩护。1792年1月23日，他发表了篇题为《论政党》的文章，其中虽然承认政党的出现是坏事，但又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利益上的矛盾必然会推动政党的产生。他指出，政党之间的斗争起互相牵制的作用，因而可以促进对公众利益的维护[①i]。同年9月，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共和党和联邦党分别下了定义：联邦党是希望由少数人掌握政权，为富人谋利益，靠军事手段统治国家的政党；而共和党则是相信人民有自治能力，尊重人权，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政党[②i]。
麦迪逊领导下的国会共和党核心小组并不是孤立的，它不但得到了杰斐逊的关心和指导，而且也和国会外的共和主义者保持密切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有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共和党在1792年的国会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就是广大公众支持的结果。这次选举是在反对汉密尔顿斗争愈趋尖锐的形势下进行的，也是对共和党的一次严峻考验，是它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杰斐逊非常关心这次选举的结果。他在给法国友人拉法耶特的信里写道：“进入我们立法机关的股票经纪人和国王的经纪人为数过多了。或者说，我们立法机关里有为数过多的人成为股票经纪人和国王的经纪人。但是，人民的声音开始喊出来了，而且多半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迫使他们离开国会议席。”[③i]
在1792年的选举中，国会共和党核心小组开展了积极的宣传活动。它散发的一份《告新泽西选民书》中说，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产生了危险的后果，特别是偿还公债和成立银行的政策，后果更为可怕。另一份传单写道：“在调查政府帐簿及档案时，如果发现你们的代表们是投机商，他们为了私利而投票通过了偿还公债的法案，并且把你们的财产及凭你们的辛勤劳动挣来的钱夺去，以供他们自己使用的话，无疑地你们将选举公正无私的绅士。这样一来，你们就可以防止将来出现巨大灾难。”[④i]共和党人的这些宣传把国会里面的分歧和斗争公开给选民，迫使议员候选人在竞选中必须面对选民表态：或者站在共和党一边，或者站在联邦党一边。选民也不会中立，他们或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或投联邦党候选人的票。由于国会共和党核心小组在竞选宣传中善于抓住汉密尔顿财政法案的要害，提出了与选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使选民的大多数投了共和党候选人的票。通过这次选举，共和党在民众中的印象加深了。
同一年，还举行了总统选举，华盛顿再度被推为候选人。由于他的声望，无人与之匹敌，因此副总统的职位成了角逐最为激烈的对象。杰斐逊希望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人当选为副总统，以便取代思想较保守的亚当斯。为了协调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麦迪逊进行了积极的活动。1792年9月末，他派贝克利前往纽约会见当地共和主义者首领伯尔上校。贝克利返回费城后向麦迪逊汇报说，伯尔上校向我们保证，他会高兴地支持把A先生（指亚当斯——引者注）赶下台，并且尽全力去帮助C先生（指克林顿）当选[①j]。在麦迪逊的推动和努力下，纽约、弗吉尼亚及全国各地的共和主义者首领，在提名克林顿为副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意味着在总统与副总统的竞选活动中实现了以国会共和党核心小组为领导的各州首领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这次总统选举的结果，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得票55张，虽然落选，但是仅比当选的亚当斯差12张，二人悬殊并不大[②j]。而且，由于共和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使其议员在新一届国会里占多数。因此，通过1792年国会和总统选举，共和党不但从国会核心小组一跃发展为全国性的政党，而且也成为与联邦党势均力敌的大党。
然而，到1792年底为止，共和党“尚未深入国家政治生活里面去”[③j]，只有在法国大革命和英法战争爆发之后，才使它前进了一大步[④j]。1792年冬，从欧洲传来了法国人民把入侵的普鲁士军队逐出境外以及法国建立共和国的消息，1793年4月又传来了英法战争爆发的消息。这些消息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并很快分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及其追随者对法国革命又恨又怕，希望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反法联盟一举把法国革命扑灭；共和党人及广大人民则同情法国革命，对法国人民在反对欧洲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把法国革命同美国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反对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与法国反对英国的战争一样，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比起过去，有更多的群众被吸引到了政治运动中，并团结在共和党的旗帜下。像“民主协会”、“民主俱乐部”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到1794年底以前，这样的团体在全国不少于35个。它们主要由下层民众和中等阶级组成，同情共和党，支持法国大革命。1794年1月，马萨诸塞“宪政协会”在其“发起书”中就宣称，全人类的幸福完全取决于法国大革命的胜利[⑤j]。诚然，这些民主团体在组织上还没有成为共和党的基层组织，但它们已是国会外的一种“压力集团”（Pressnre groups），为共和党增添了力量[⑥j]。正如杰斐逊所说，英法战争“以一种单单靠我们国内的利益之争决不可能激起的热情，激发和推动了两党的发展”[⑦j]。
共和党和联邦党成为全国性的两大政党以后，对于推进美国的民主化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众所周知，美国宪法为美国国家组织搭好了一个民主的“框架”，并借助三权分立原则和联邦制对联邦政府的权力作了有效的限制，从而保障了民主。但是它忽略了政府机构运作中的实际问题。比如，按照宪法确立的三权分立原则，行政部门和立法、司法部门互相分立，相互制衡，以避免其中一个部门侵犯另一个部门的权力，用意甚好，但是问题在于它们中间缺少一个连结物，因而无法保证相互间工作上的协调，容易造成三权之间互相扯皮、推诿，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因此，共和党和联邦党的出现，不仅弥补了上述的不足，也有利于防止独裁统治的存在。比如，后来在杰斐逊任总统期间，他即以共和党领袖的身份，通过国会内的共和党议员（特别是通过国会共和党领袖），实现了政府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政党在总统之间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保证了国家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①k]。
在此顺便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共和党性质问题，有人说共和党是“南部种植园主联盟”；还有人认为“共和党是以奴隶主的名义，并且作为南方的‘特殊制度’的维护者发言的”[②k]。我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理由是：第一，受汉密尔顿财政政策之害的主要是小农、小商人和城镇工匠，正是这些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社会下层构成了共和党的基本队伍。当然，南方种植园主因受汉密尔顿财政政策之害，也有人加入了共和党，但是与上述社会下层相比，毕竟是少数[③k]。而且，与19世纪上半期不同，18世纪90年代的南方种植园奴隶制度尚未发展到兴盛阶段。因此，南方种植园主参加共和党改变不了共和党的性质。第二，在国会共和党议员及地方共和党骨干中固然有南方种植园主，但是共和党向来没有把维护南方的“特殊制度”列入其纲领中，也没有提出种植园主的“单独要求”。因而，以共和党中有南方种植园主成员为根据，否认它的民主性质是不合历史事实的。
另一个是关于杰斐逊和麦迪逊二人在共和党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问题。从个人性格及才能来说，杰斐逊不适合担任政治领袖。他拙于言辞，缺乏辩才，是一位学者型的活动家。1796年大选中，其政敌就说他只适合当大学教授，而不能胜任总统。所以，他对共和党形成的贡献正如米勒说的，“主要是在幕后作出的……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这位国务卿宁愿通过别人做工作，而自己不肯露面；宁愿写信，而不愿讲话”[④k]。麦迪逊主要是做具体的组织工作。在国会里领导共和党核心小组投票反对汉密尔顿财政法案的是他，积极推动弗列诺主编《新闻报》的是他，1792年选举中推动共和党发展为全国性政党的也是他。因此说麦迪逊是共和党的组织者，是恰如其分的。
但从总体上说，杰斐逊对共和党所起的作用是麦迪逊自叹弗如的。这是因为杰弗逊是共和党的精神力量，共和党在形成和发展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他的精神感召，麦迪逊在做具体工作时，总是与他保持联系，接受他的指导。正如马隆所指出的，麦迪逊虽然是一位真诚的人权维护者，但是在热情上比杰斐逊要逊一筹，他的热情要靠杰斐逊为他升温[①l]。在大多数公众的心目中，杰斐逊身上充分体现了1776年革命精神，他不仅是反英民族解放斗争的卓越领导人之一（《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共和主义的象征，而且是维护人民自由、平等权利、反对一切暴政的旗手[②l]。正因为如此，他成了共和党内公认的领袖，麦迪逊也甘愿做他的副手。约瑟夫·查理的话不无道理，杰斐逊“没有创立一个政党，然而一个广泛的民众运动却承认并且要求他当它的领袖”[③l]。
注释：
①a参见艾伯特·杰伊·诺克著《杰斐逊》Albert Jay Nock, Jefferson，纽约1926年版，第183、181页。
②a参见艾伯特·杰伊·诺克著《杰斐逊》第183—184页。
①b参见M·J·希弗著《美国的政治发展过程》M·J·Heaf, The Making of American Politic,纽约1977年版，第72—73页，克劳德·鲍尔斯著《杰斐逊与汉密尔顿》Claude Bowers, Jefferson and Hamilton，纽约1953年版，第31页。
②b参见艾伯特·杰伊·诺克著《杰斐逊》第184—185页。
③b参见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编《美国历史上的大争论》（资料）GreatIssnes in American History, Edited by Richard Hofstadter，纽约1958年版。
④b参见梅利尔·彼得森著《杰斐逊和新国家》Merrill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New Nation，纽约1970年版，第409页。
⑤b查理·比尔德：《杰斐逊民主的经济起源》Charles Beard, EconomicOrigins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纽约1927年版，第133页。
⑥b参见杜马·马隆著《杰斐逊和人权》Dumas Malone,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Rights of man，波士顿1957年版，第290页。
⑦b参见保罗·古德曼著《联邦党对杰斐逊和共和党人》The FederalistsVersus The Jeffersonian Republicans，纽约1979年版，第24页。
①c参见克劳德·鲍尔斯著《杰斐逊与汉密尔顿》Claude Bowers, Jefferson and Hamilton，纽约1953年版，第48页。
②c参见阿得利尼·科克著《杰斐逊与麦迪逊》Adrienne Koch, Jeffersonand Madison，纽约1969年版，第106页。
③c参见梅利尔·彼得森著《杰斐逊和新国家》第435页。
④c参见〔美〕吉尔贝·希纳尔著《杰斐逊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239页。
①d参见梅利尔·彼得森著《杰斐逊与新国家》第435—436页。
②d彼得森编《杰斐逊政治文选》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edited by Peterson，马里兰1993年版，第107页。
③d威廉·林奇：《政党斗争50年》William Lynch, Fifty years ofParty warfare 1789—1837，哥洛塞斯特1967年版，第21页。
④d阿得利尼·科克：《杰斐逊与麦迪逊》，第140页。
①e杜马·马隆：《杰斐逊与人权》第357页。
②e小诺布尔·坎宁安：《杰斐逊的共和党人》Noble Cunningham, Jr.,Jeffersonian Republicans，查帕尔山1957年版，第12页。
③e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民主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页。
①f小诺布尔·坎宁安著《理性的追求》Noble Cunningham, Jr., In Pursuit of Reason，巴顿·路日1987年版，第169页。
②f参见小阿瑟·施莱辛格著《美国民主党史》第24页。
③f威廉·林奇：《政党斗争50年》第23页。
④f约翰·米勒：《联邦党时代》John Miller, The Federalist Era，纽约1960年版，第91页。
⑤f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民主党史》第24页。
⑥f梅利尔·彼得森：《杰斐逊和新国家》，第469—470页。
①g参见杜马·马隆著《作为政治领袖的杰斐逊》Dumas Malone, Jefferson As Political Leader，伯克利1963年版，第12—13页。
②g参见小诺布尔·坎宁安著《杰斐逊的共和党人》第19页。
③g参见克劳德·鲍尔斯著《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第31页。
④g杜马·马隆：《杰斐逊和人权》第362页。
①h克劳德·鲍尔斯：《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第81—82页。
②h克劳德·鲍尔斯：《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第143页。
③h参见约翰·米勒著《联邦党时代》第102页。
④h参见小诺布尔·坎宁安著《杰斐逊的共和党人》第22页。
⑤h参见M·J·希弗著《美国政治的发展过程》第77页。
①i参见理查得·霍夫斯塔特编《美国历史上的大争论》第80页。
②i参见安得利尼·科克著《杰斐逊与麦迪逊》第125页。
③i彼得·欧诺夫编《杰斐逊遗产》Jeffersonian Legacies, edited byPeter Onuf，查洛茨维尔1993年版，第926—927页。
④i小诺布尔·坎宁安：《杰斐逊的共和党人》第29—30页。
①j参见小诺布尔·坎宁安著《杰斐逊的共和党人》第46页。
②j参见小阿瑟·施莱辛格著《美国民主党史》第51页。
③j小诺布尔·坎宁安：《杰斐逊的共和党人》第49页。
④j参见理查德·霍布斯塔特编《美国历史上的大争论》第88—89页。
⑤j参见保罗·古得曼著《联邦党人对杰斐逊共和党人》第36—37页。
⑥j参见理查德·霍布斯塔特编《美国历史上的大争论》第92页。
⑦j参见小诺布尔·坎宁安著《杰斐逊的共和党人》第54页。
①k参见多尔斯·斯考编《权力与总统职位》（论文集）Power and Presidency,Edited by Dolce and Skan，纽约1976年版，第27页。
②k参见约翰·米勒著《联邦党时代》第91页。
③k参见艾伦·希尔编《英国人美国史论文集》British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 edited by Aleen Hill，纽约1957年版，第88—89页。
④k参见约翰·米勒著《联邦党时代》第103页。
①l参见杜马·马隆著《杰斐逊与人权》第422—423页。
②l参见杜马·马隆著《作为政治领袖的杰斐逊》第11页。
③l约瑟夫·查理：《美国政党制度的起源》，转引自约翰·米勒著《联邦党时代》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