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对苏租借援助
时殷弘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7期
【原文出处】《上海学刊》(南京)1996年03期第142-149页
【作者简介】时殷弘，1951年生，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内容提要 对苏租借援助对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大致上实现了它的军事目的，然而它未能像罗斯福希望的那样达到为美苏战后合作奠定基础这一政治目的；由于美英方面在苏联军事状况十分危急，最需要盟国援助的时期里，未能及时和较充分地履行对苏租借援助承诺，而且仅美国政府最后以相当粗暴的方式结束了特惠援苏政策和对苏租借援助本身，就加深了苏联的怀疑和敌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冷战的形成。
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乃至对战后世界格局影响巨大的许多问题中，对苏租借援助问题成了一个近乎被遗忘的角落。这方面比较引起专业同行注意的专著，几乎仅有小乔治·赫林的《对俄援助》一书[①]。然而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例如，以研究罗斯福见长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麦戈雷格·伯恩斯就感觉到，许多因素促成了冷战，但“最具有决定性的一个因素或许是1942和1943年间不断扩大的许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②]。他所指的除第二战场问题外，便是对苏租借援助问题。
一
1940年初夏，欧洲战局的急剧变化，使美国各界深感震惊，孤立主义势力由此衰减，支持英国抗战的呼声迅速高涨。罗斯福宣布美国将向“暴力的反对者提供这个国家的物质资源”。但1939年国会通过的中立法规定交战国若要获得美国军需品必须“现金购买，运输自理”。到1940年12月中旬，英国实际上已无钱继续订立在美国采购的合同[③]。这一情况迫使罗斯福采取根本性的措施。必须寻找一种既能帮助英国继续战斗又不违背美国形式中立的办法，同时还能避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由于协约国战债问题而造成恶劣的后果。美国财政部的律师从档案中发现1892年的一项法典，它规定陆军部长有权“在他认为有益于公共利益时”对外租借陆军财产。这项发现启发了罗斯福。12月17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租借战争物资的设想[④]。1941年1月10日，行政当局将贯彻该设想的租借法案提交国会。国会经过长时间辩论，于3月10日以显著多数通过。租借法的正式名称为《促进美国国防的法令》，它规定总统可授权为任何他认为其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生产或采购任何防务用品，并且可向任何这样的国家“销售、转让、交换、租借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任何这样的防务用品。此种援助的条件应是总统认为满意的，美国之得益可以是实物或财产的支付或再支付，或总统认为满意的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得益”[⑤]。租借法案的目的，是要使别国能够坚持同法西斯国家作战，以便使美国避免战争或在参战后用较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它的提出和通过，对于打败法西斯国家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名义上，被租借的物资战后应尽可能归还美国，但事实上绝大部分都在战争中消耗掉，美国不可能、也无意收回。
希特勒发动的侵苏战争把援苏问题提到了美国面前。孤立主义者反对支持任何抵抗纳粹的国家。由一些民意测验显示的美国舆论起初也不赞成援助苏联。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疑惧或敌视，1939年苏德条约、苏联武装占领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三国以及1940年苏芬战争造成的影响，加上孤立主义势力的宣传，使许多美国人不愿看到租借法被延用于苏联。此外，美国军方领导人也不赞成援苏。他们担心援苏纯属徒劳。
然而，罗斯福却坚信援苏的必要性。他看到新的苏联战场具有重要意义，它至少可以牵制大量德军。他确认纳粹德国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而“对共产主义扩张的可能性远不如像对法西斯侵略的现实那般担忧”[⑥]。不过，美国国内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舆论状况迫使一向对这些因素很敏感的罗斯福谨慎从事。
6月25日，白宫宣布中立法不适用于苏德战争。几天后，美苏两国官员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开始讨论军援问题。苏联使馆不久后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一份18.4亿美元的军需采购单。但是，资金的缺乏阻碍苏联从美国大量购买。整个7月，美国对苏出口仅650万美元。
为了确切地了解苏联战场形势及其抵抗能力，并向斯大林当面表示援苏意愿，罗斯福派遣他的亲密顾问哈里·霍普金斯作为总统特使，于7月30日飞抵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会谈。斯大林在会谈中坦率地介绍了苏联战场极其严重的状况，但他预言冬季的来临必然使德军的攻势缓慢下来，苏军战线将稳定于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一线。他还说，“给我们高射炮和铝，我们能坚持打三四年。”[⑦]斯大林的乐观增强了当时在纽芬兰海面举行大西洋会议的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信心。于是，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致电斯大林，建议在莫斯科举行三国会谈讨论援苏的长期性安排。斯大林立即接受了这项建议。
9月底，当时代表罗斯福在伦敦安排对英租借援助的艾弗里尔·哈里曼和英国内阁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率领联合代表团抵达莫斯科。10月1日，美英苏三国代表签署了一份清单，详细载明从这天到翌年6月30日美英方面可以提供给苏联的物资种类与数量，此即“第一次对俄供应议定书”，简称第一次议定书。其中由美国供应的物资占大部分，重量150万吨，价值10亿美元。哈里曼就此向罗斯福报告说：“斯大林对英国和美国说话算数感到满意”[⑧]。
很明显，除非将租借法延用于苏联，否则就不可能解决援苏的资金问题。此时，几个月来苏军虽然节节败退，但仍在顽强抵抗的事实使得美国舆论发生了显著变化[⑨]。在这样的背景下，罗斯福于10月30日致电斯大林，表示同意第一次议定书中的援苏计划，并且通知斯大林，它将“根据租借法来实现”。作为应急安排，他提议第一次议定书的10亿美元作为无息信贷由苏联在战争结束后五年开始偿还[⑩]。斯大林随后复电同意。11月7日，罗斯福公布了他和斯大林之间的这些电函，并宣布苏联的生存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租借法适用于苏联。可以说，这是美苏战时同盟的真正开端。
二
同美国对英国和其他国家提供租借援助的方式相比，第一次议定书以及后来的所有对苏供应议定书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在第一次议定书的谈判中，美国既没有要求苏联提供任何经济资料，也没有要求租借物资的使用由美国监督或掌管。“同把英美两国经济如此彻底地结合起来的旷日持久的计算和日复一日密切的经济情报交换相比，莫斯科会谈的简捷恰成鲜明的对照。”[①①]这样，苏联对租借物资的使用及其在本国的战略与经济安排方面，就保持了完全的行动自由。
对苏租借援助的独特性不止于此。美国对英国等其他国家的援助承诺只是一种总的计划，而不是确定不移的严格约束，事实上经常被修改和调整。但是，对苏援助的种类和数量不仅有详细具体的规定，而且被美国政府当作确定不移的严格义务，如果不是运送受运输能力的限制，美国总是按议定书规定如数生产援苏物资。运输情况容许，就如数运往苏联，运输遭到严重困难时，则将物资暂时储存在美国本土或英国等中间站，不予动用。对苏援助开始时在英国供应部任职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后来回忆说，对苏供应议定书是“我们的圣经”，“我们保证兢兢业业、逐字逐句地予以执行”[①②]。这反映了英美两国政府的共同态度。
对苏租借援助的独特性还表现为它在美国全部战争物资的分配中一般占有最优先的地位。整个战争期间，无论美国自己或美苏以外其他国家的军事需要如何，对苏议定书规定的物资几乎总是被优先生产出来，在运输条件许可时被优先运输，并且单独存储，任何部门不得挪用或占用于苏联以外的战场。例如，在1942年初日军横扫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情况下，美国海军部和麦克阿瑟等陆军领导人要求优先供应太平洋战区。但罗斯福却坚持优先援苏，“不管这对我们战争计划的任何其他部分有什么影响”[①③]。为了统一处理援苏事务，罗斯福于1942年10月底下令建立“苏联议定书总统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援苏的优先地位。
总之，罗斯福不把苏联交出经济情报和让美国监督租借物资的使用作为援苏的先决条件，将援苏承诺当作不可更动的严格义务，并且将其履行置于美国全部战争物资分配的首位，这是一种特惠援助政策。在美国的所有盟国中，罗斯福只对苏联实行这种政策。
罗斯福所以实行特惠援苏政策，是出于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罗斯福认为，苏联战场对于击败希特勒和减少美国的牺牲非常重要，而没有美国的援助，这个战场就难以维持。形势之严重不允许就苏联交出经济资料等问题纠缠不决。坚持有条件援助只会损害盟国的共同事业。自第一次议定书到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苏联战场始终处于危急状态，罗斯福的这个考虑也始终支配着他的援苏政策。另一方面，在1944年美英盟军诺曼底登陆以前，罗斯福一直把苏联视为对德作战主力，认定苏联战场是决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成败的关键。因此他坚持把援苏放在最优先地位，甚至不惜为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本身的军事能力。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西方国家代表的这么一种意识：俄国人承担的战斗超过了他们理应承担的部分，西方尚未全力贡献于战争，因而在道义上有愧……许多人认为美国和英国至少应当能提供俄国人所需的物资，而不就这种供应提出繁琐的或令人恼火的要求”[①④]。
特惠援苏政策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维持美英同苏联的战时联盟。罗斯福明白，斯大林对西方抱着深刻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苏联的经历，特别是战前英法祸水东引的企图。正是这种企图，促使苏联同德国缔结了1939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如果在苏联命运攸关的时候西方盟国不以实际行动予以支持，斯大林就很可能认为它们又在坐待渔人之利。罗斯福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有可能同德国单独媾和。支持苏联的实际行动，一是及早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二是以尽量优惠的方式提供物资援助。既然美英不实行前者，后者就更加必要了。
特惠援苏政策的政治原因主要在于争取苏联战后同美国合作。罗斯福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是保障自身安全，而非扩张共产主义，这就提供了美苏战后合作的可能。要实现这一可能性，美国应当坚持向苏联表示善意，通过特惠援助政策，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在他看来自然是最基本而又最有效的。1942年底，苏联议定书总统委员会执行主任詹姆斯·H·伯恩斯向霍普金斯提交了一份论美苏关系的备忘录。这份文件强调，对苏援助不仅为赢得战争所必需，而且也是影响苏联对外政策，从而确立并保障有利于美国的战后秩序所必不可少的。美国必须“对苏联如此有益和友好”，以致它“愿意同我们一起确立战后世界健全的和平与互惠互利的关系”。备忘录认为，应当“以一种慷慨但非浪费的方式尽一切可能帮助俄国”，“尽最大的海运能力”向它运送租借物资。[①⑤]实际上，伯恩斯备忘录不仅是在美苏关系问题上“霍普金斯本人的观点的极好表述”，而且也反映了罗斯福的思想，那就是用对苏租借援助和特惠援苏政策来促进美国长远的政治利益。
三
美国通过第一次议定书承担了大规模援苏义务，并且确定了特惠援苏政策。但是，它履行义务的能力却受到客观条件的严重限制。首先是缺乏足够的运输船只。第一次议定书规定运输由苏联自己负责，但由于苏联拥有的远洋船队相当有限，美英两国答应尽可能多地提供船只，不久又直接担负起绝大部分运输任务。从1941年秋开始，美国各大造船厂日夜不息地赶造运输船只。1942年美国生产的远洋货船达809万吨[①⑥]。但船只生产的突飞猛进弥补不了德国海空军攻击造成的惨重损失。1942年开始时美英两国拥有货船4439万吨，但这一年结束时只剩下4242万吨，尽管美国还新生产了800多万吨[①⑦]。
比缺乏运输船只更严重的是运输本身的困难。苏联政府要求将绝大多数援苏物资运往距离主要战场最近的苏联北部主要港口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这条路线是由美国东海岸到英国或冰岛，再穿过挪威附近海面到达上述两个港口，不仅路途漫长，冰险丛生，而且极易遭到德国潜艇、水面军舰和飞机的攻击。尽管船队有英国海军护航，但仍然损失惨重。另一条运输路线是从美国西海岸到苏联东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这条路线虽然比较安全，但符拉迪沃斯托克与苏联战场之间横亘着广袤寒冷的西伯利亚，陆上运输十分费时费力，因而价值不大。还有一条是绕好望角进入波斯湾，再从伊朗南部到苏联西南部的路线。但南部路线在大规模开发以前无法发挥重要作用。
这样，主要由于运输困难，第一次议定书时期苏联实际从美国得到的租借援助显著少于美国的承诺[①⑧]。美国在这一时期交付了127万吨援苏物资，约等于议定书规定数量的80%。有30万吨物资沉入海底，13万吨被迫卸在英国。某些关键性的装备未履行承诺的情况特别严重，如飞机只交付了2/3，卡车交付量不到一半，枪炮交付量竟不足1/10。同时，某些月份的交付量大大低于平均量，特别是租借援助开始后头两个月交付的物资仅及承诺的25%[①⑨]。丘吉尔在1942年上半年的一次广播演说中承认：“如果考虑到俄国为消灭希特勒、为我们的共同事业所做的一切，我们为俄国做的事情太少了。”[②⑩]
第二次议定书时期（1942年7月1日到1943年6月30日），苏联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而美国未有效履行援苏承诺的情况比第一次议定书时期更严重。
1942年5月，美英苏三国举行关于缔结第二次议定书的谈判。谈判一开始，英国就要求美国像对英援助那样对待对苏援助，这一要求被美国拒绝[②①]。谈判的主要困难来自关于援助量的争执。起初，美英和苏联初步同意第二次议定书对苏供应440万吨物资。不久后，莫洛托夫访问美国，罗斯福当面许诺年内开辟欧洲大陆第二战场，但要求把援助量减至200万或250万吨，以便为如期举行这一战役提供物资和运输船只。莫洛托夫没有同意[②②]。丘吉尔的反对使罗斯福背弃了关于第二战场的承诺后，美国才不再要求削减援助量，并且提出第二次议定书时期提供800万吨物资。苏联方面满意地接受了这个数字。
关于援助量的争执刚平息，运输形势却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6月底，一支代号为P.Q.17，包括34艘货船的运输船队在英国海军护航下由冰岛驶往苏联北部港口。当船队行至北格陵兰海和巴伦支海之间的熊岛时，英国海军部得知一支强大的德国水面舰队正企图摧毁这支船队，于是命令船队返航，护航舰队掩护疏散。但是，护航舰队误解了海军部命令，竟脱离船队返航。结果，失去保护的船队成了德国舰队的掌中之物，23艘货船连同装载的13万吨物资葬身海底[②③]。P.Q.17船队的厄运只是这一航线上运输船队损失的一个最严重的例子。为了避免进一步遭受惨重损失，7月中旬英国政府在美国同意下决定暂停护航运输。9月间，护航运输曾短暂地恢复，但到10月初又停止了。
护航运输的暂停和第二次议定书的难产是在苏联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1942年5月，苏军在克里米亚的刻赤和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地区遭到严重失败，仅在哈尔科夫就有3个军被歼。接着，坚守了半年多的黑海要塞塞瓦斯托波尔失陷。6月底，德军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产油区发动强大攻势。8月，德军渡过顿河，到10月中旬已占领斯大林格勒的大部分。在此生死存亡之际，苏联对西方盟国远未有效履行租借援助承诺深感愤怒，而它对西方根深柢固的怀疑则使它多少倾向于低估运输方面的客观困难。斯大林激烈地指责英国以海运损失为借口停止护航运输。1942年8月丘吉尔访苏时，斯大林当面指责美英两国不如约履行义务[②④]。苏联报纸公开抨击英国停止护航运输是为了占取理应属于苏联的物资，《真理报》甚至刊登漫画，谴责英国同纳粹合作。10月初，租借援助方面的问题加上英美拖延开辟第二战场，促使斯大林发表答美联社记者问，其中强调“盟国对苏联的帮助同苏联吸引住德国法西斯军队主力所给盟国的帮助比较起来，其效果暂时还是小的”。他要求“盟国完全地、按时地履行自己的义务”[②⑤]。
罗斯福理解苏联的愤怒反应。他对丘吉尔说：“我们必须有力地贯彻向他们提供物资的计划。”[②⑥]10月初，他指示全力利用北部航线以外的运输线：增加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运送的物资，把大幅度增加波斯湾港口的容量和改善伊朗与苏联间的铁路交通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并且新辟美国本土经阿拉斯加到西伯利亚的送交飞机飞行线。10月底，他下令建立苏联议定书总统委员会，以提高援苏效率[②⑦]。由于双方都作出了一些妥协，第二次议定书于10月6日在华盛顿签署，美英承诺向苏联提供440万吨物资，即谈判开始时双方商议的那个数字。
尽管罗斯福政府作出了努力，但运输状况仍未得到扭转。这样，在第二次议定书期间，美国只交付了议定书承诺的70%[②⑧]。
四
第三次议定书的谈判于1943年1月初开始，同年7月1日生效。但因为若干小调整，议定书延至同年10月才正式签署。加拿大同美英苏三国一起成为签署国。议定书规定，苏联从1943年7月1日到1944年6月30日将得到460万吨租借物资。
扩展波斯湾和太平洋运输线的努力在这一时期终于产生了显著的效果。1943年8月和9月经这两条运输线共运送了50万吨物资，以后又有进一步增加。北部护航运输在11月恢复，而这一时期大西洋上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盟国的重大变化。9月底，英国潜艇重创对援苏运输危害极大的德国最大战列舰“蒂尔皮茨号”。这年圣诞节，英国护航舰队又击沉了德国最大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从而消除了“对于北冰洋被护航船队的最严重的威胁”[②⑨]。盟国在大西洋的制海权进一步保证了援苏物资运输量的增长。在整个第三次议定书时期，实际交付的对苏援助物资达600余万吨，相当于第二次议定书时期的两倍多，并且超过议定书承诺约30%。[③⑩]
美英有效地履行第三次议定书、德黑兰会议就盟军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达成协议以及诺曼底登陆，使苏联和西方盟国的关系达到了高峰。苏联政府领导人和苏联报纸一反前态[③①]，对租借援助备加赞扬。斯大林在1943年11月7日莫斯科各界纪念十月革命26周年大会上称赞租借援助对红军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德黑兰会议期间，他又赞扬罗斯福在对苏租借援助中的“伟大领导作用”[③②]。1944年6月11日《美苏关于在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签订两周年之际，《真理报》、《消息报》和《红星报》都发表了赞颂美苏合作的社论，并以显著版面刊登关于对苏租借援助数目的长篇报告。据美国驻苏大使艾弗里尔·哈里曼说，此时莫洛托夫“对美国工业和租借援助对于红军军事成就的贡献赞扬备至”[③③]。
但是，就在苏联对美苏合作表现出少有的热情的时候，这种合作的基础却开始动摇。苏联战场军事形势的改观和美英盟军攻入西欧，意味着对苏租借援助的军事意义正在减弱，而苏联在东欧的、令西方盟国不满和担忧的政治要求却随着它军事地位的根本改善而显著加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内一批高级宫员开始要求抛弃特惠援苏政策。
这些官员的最主要的代表是驻苏大使哈里曼。哈里曼曾是特惠援苏政策的有力提倡者之一，他代表美国方面参与制定的第一次议定书可称这个政策的开端。但到1943年10月他出任驻苏大使时，已开始怀疑这个政策。1944年间，他和驻苏军事使团团长约翰·迪安一起主张改行一种他称为“坚定、但友好的礼尚往来方针”。这年1月，一次偶然的观察使迪安认为苏联在对待美国提供的飞机发动机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浪费，于是他未经授权，就向苏联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提出苏联应为证明它对其他紧张物资的要求实属合理提供证据，但被米高扬拒绝[③④]。接着，哈里曼和迪安分别致电白宫和陆军部，主张美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此项要求。哈里曼说，如果美国表现出坚定态度，俄国人就会“更尊重我们”[③⑤]。他们的观点得到了陆军部、海军部和联合参谋部的支持，但苏联议定书总统委员会和罗斯福本人予以拒绝。
1944年9月，哈里曼向华盛顿提出了改变整个对苏政策，包括援苏政策的重要主张。他打电报给霍普金斯和国务卿赫尔说，苏联在波兰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政策”和“冷酷无情的态度”表明它企图在战后统治波兰，而且还要把整个东欧和巴尔干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迄今为止的慷慨已被苏联“误认为软弱和接受他们政策的表示”，因此美国必须改变政策，以阻止苏联危险的扩张倾向。“我们必须清楚地向他们表明作为我们善意的代价我们对他们有何期望。除非我们就他们当前的政策同他们进行争论，每个迹象都表明苏联在涉及我们利益的每个场合都将成为世界恶霸”。他并不认为应当“急剧地”改变对苏政策，但要求采取“礼尚往来”的方针，而租借援助是实行这一方针的主要工具。应当向苏联人表明，“他们如果不附和我们的概念，就将影响我们同他们合作的意愿”[③⑥]。
特惠援苏政策受到的冲击还来自美国国会。国会内批评者的出发点同哈里曼有所不同。他们主要不是要求用经济手段迫使苏联就范，而是攻击租借援助本身。共和党参议员休·巴特勒抨击租借援助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施舍”，“最终将变成全世界的公共工程署”[③⑦]。
国会的这些倾向在行政当局内得到了对外经济署署长利奥·克罗利的有力呼应。该署于1943年9月建立，负责原先由租借总署掌管的租借援助事务和其他一些对外经济问题。克罗利一向以白宫顾问班子中的保守派著称，同国会两党保守势力关系密切。他认为，应当把租借援助严格控制在军事上必要的范围内。在他领导下，对外经济署加强了对租借援助的审议，显著削减了1944年对英国等国的援助。随着对德战争临近结束，他决心对苏联也这么做。
到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时，美国政府内上述两股力量已联合起来。哈里曼和他影响下的国务院希望把租借援助当作校正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克罗利的对外经济署则要求对苏援助不得被用于战后重建。5月11日，即对德战争结束后3天，克罗利和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同政府内所有与对苏援助有关的机构磋商后，向新总统杜鲁门正式提出了抛弃特惠援苏政策的报告，说：此后对苏援助应当像对其他国家的援助一样看待；第四次议定书规定的援助物资除为苏联未来对日作战所必需的部分外一概停止供应，并且不签订第五次议定书；当前和今后的物资运送必须“在关于苏联军事供应实属必需的基本合适的基础上，并根据在改变着的军事形势中对于供应品的互相竞争的要求”予以对待。报告还提出立即中断不为对日战争所需的物资供应[③⑧]。当天晚上，杜鲁门批准了这份报告。据此，苏联议定书总统委员会立即下令美国各港口停止装运援苏物资，并通知已在赴苏途中的货船即刻返航。尽管哈里曼等人得知后认为这过于莽撞，促使有关部门对克罗利—格鲁报告的执行方法作了些修改，但这些只涉及形式和枝节。
美国在未同苏联协商也未预先通知的情况下突然抛弃特惠援苏政策，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苏联政府立即提出抗议。5月下旬霍普金斯作为总统特使访苏时，斯大林指责美国此举采取了“不幸的、甚至是蛮横的方式”。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美国要借此“向俄国人施加压力，以便使他们软化自己的态度，那就大错特错了”，“任何形式的报复将适得其反”[③⑨]。
同特惠援苏政策的结束一样，对苏租借援助本身的结束也采取了近乎蛮横的方式。8月14日，美国政府得知日本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第二天，克罗利就向报界宣布一切租借援助将尽快地结束。8月17日，杜鲁门下令尽快结束租借援助，“以向国会昭示信用，使行政当局免遭滥用国会授权的指责”[④⑩]。当天晚上，美国各港口就停止了一切援苏物资装运。在所有租借援助中，对苏租借援助是结束得最干脆、最彻底的。
五
对苏租借援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苏关系的一面镜子，并且显示了一般国际政治中某些带有广泛的理论意义的问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美苏合作，而总额达1700万吨物资、价值100多亿美元的美国对苏租借援助，构成了这一合作的几乎最重要、最具体的内容。对苏租借援助很典型地表现了二战外交史研究的一大课题——罗斯福的对苏政策乃至他的战后世界设想，表现了其中难分难解的现实感和空想性。它还表明国家（即使是头号强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与其赖以实现的客观环境和主观能力之间，可以有多么大的差距，表明试图依凭一时的物资援助来消弥由来已久、根深柢固的历史反感、意识形态对立和地缘政治利益冲突有多么困难。对苏租借援助问题的核心——“许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只是国家（特别是大国）对外政策中屡见不鲜的一种矛盾的例子，那就是所承诺的对外义务同履行义务的能力之间的矛盾，它在联盟政治（包括联盟战争）的操作中往往尤其突出。还有，美国利用对苏租借援助来追求政治目标的经历，以讽刺性的方式提醒人们注意国际政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外交时机问题：在美国最有可能对苏联施加影响（亦即苏联最需要美国援助）的时期里，美国的可用能力特别拮据，而到这种能力大为增强时，它施加影响的可能性却同苏联对美国援助的需要程度一起显著减小了。最后，对苏租借援助还显示了西方同苏联之间（甚至可以广而言之地说一般国家之间）在互相理解方面的固有障碍：罗斯福、丘吉尔对苏联的危急处境并无切肤之痛，斯大林则难以体会援苏物资运输的严重困难。国际关系中真正置身处地地替对方国家设想的事，是极罕见的。
注释：
①赫林：《对俄援助（1941～1946）》，纽约1973年版。
②、⑥伯恩斯：《罗斯福——自由战士》，纽约1970年版，第273～274、103页。
③、④斯退汀纽斯：《租借援助》，纽约1944年版，第61页，第1、62页。
⑤古德里奇和卡罗尔编：《1940至1941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波士顿1941年版，第715～723页。
⑦、⑧、①⑤、②⑥、③⑨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纽约1948年版，第328、391、643、641、894～896页。
⑨坎特里尔编：《1935至1946年的公众舆论》，普林斯顿1951年版，第1102页及第1162页。
⑩古德里奇和卡罗尔编：《1941—1942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波士顿1943年版，第606页。
①①、①④、①⑥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伦敦1953年版，第24、25、124页。
①②麦克米伦：《战争狂飚（1939—1945）》，纽约1968年版，第100页。
①③、②⑦、③⑩、③⑦、④⑩赫林：《对俄援助》，第60、67～70、115～116、122、231页。
①⑦莫里森：《美国海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史》第1卷，波士顿1948年版，第403页。
①⑧英国的援苏物资相当有限，到第二次议定书终止时仅为1.877亿英镑。英国的主要贡献是为运输船队提供护航。因此，苏联得到的盟国物资几乎全由美国援助物构成。见麦克尼尔：《美国、英国与俄国》，第148页。
①⑨赫尔：《对俄援助》，第55，66页。
②⑩戈尼昂斯基等编：《外交史》第4卷（中译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22页。
②①汉考克和戈温：《英国战时经济》，伦敦1949年版，第363页。
②②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74～575页；泽姆斯科夫：《欧洲第二战场外交史》（中译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7～78页。
②③、②④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命运的转折》纽约1962年（矮脚鸡版），第230～234、424页。
②⑤《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04～305页。
②⑧雷顿和柯克利：《全球后勤与战略（1940—1943）》，华盛顿1955年版，第596页。
②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紧缩包围圈》，纽约1962年（矮脚鸡版），第235页。
③①前此，苏联官方极少向国内民众报道苏联在获得美国物资援助。参见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德利1943年3月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载于古德里奇和卡罗尔编：《1942至1943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波士顿1944年版。
③②《斯大林文选（1934～1952）》，第367页；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年，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卷，华盛顿1961年版，第585页。
③③、③⑤、③⑥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第4卷，第885页，第1039页，第988～990、992～998、1130页。
③④迪安：《奇怪的联盟》，纽约1947年版，第96～97页。
③⑧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第5卷，华盛顿1967年版，第999～1000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7期
【原文出处】《上海学刊》(南京)1996年03期第142-149页
【作者简介】时殷弘，1951年生，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乃至对战后世界格局影响巨大的许多问题中，对苏租借援助问题成了一个近乎被遗忘的角落。这方面比较引起专业同行注意的专著，几乎仅有小乔治·赫林的《对俄援助》一书[①]。然而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例如，以研究罗斯福见长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麦戈雷格·伯恩斯就感觉到，许多因素促成了冷战，但“最具有决定性的一个因素或许是1942和1943年间不断扩大的许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②]。他所指的除第二战场问题外，便是对苏租借援助问题。
一
1940年初夏，欧洲战局的急剧变化，使美国各界深感震惊，孤立主义势力由此衰减，支持英国抗战的呼声迅速高涨。罗斯福宣布美国将向“暴力的反对者提供这个国家的物质资源”。但1939年国会通过的中立法规定交战国若要获得美国军需品必须“现金购买，运输自理”。到1940年12月中旬，英国实际上已无钱继续订立在美国采购的合同[③]。这一情况迫使罗斯福采取根本性的措施。必须寻找一种既能帮助英国继续战斗又不违背美国形式中立的办法，同时还能避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由于协约国战债问题而造成恶劣的后果。美国财政部的律师从档案中发现1892年的一项法典，它规定陆军部长有权“在他认为有益于公共利益时”对外租借陆军财产。这项发现启发了罗斯福。12月17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租借战争物资的设想[④]。1941年1月10日，行政当局将贯彻该设想的租借法案提交国会。国会经过长时间辩论，于3月10日以显著多数通过。租借法的正式名称为《促进美国国防的法令》，它规定总统可授权为任何他认为其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生产或采购任何防务用品，并且可向任何这样的国家“销售、转让、交换、租借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任何这样的防务用品。此种援助的条件应是总统认为满意的，美国之得益可以是实物或财产的支付或再支付，或总统认为满意的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得益”[⑤]。租借法案的目的，是要使别国能够坚持同法西斯国家作战，以便使美国避免战争或在参战后用较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它的提出和通过，对于打败法西斯国家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名义上，被租借的物资战后应尽可能归还美国，但事实上绝大部分都在战争中消耗掉，美国不可能、也无意收回。
希特勒发动的侵苏战争把援苏问题提到了美国面前。孤立主义者反对支持任何抵抗纳粹的国家。由一些民意测验显示的美国舆论起初也不赞成援助苏联。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疑惧或敌视，1939年苏德条约、苏联武装占领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三国以及1940年苏芬战争造成的影响，加上孤立主义势力的宣传，使许多美国人不愿看到租借法被延用于苏联。此外，美国军方领导人也不赞成援苏。他们担心援苏纯属徒劳。
然而，罗斯福却坚信援苏的必要性。他看到新的苏联战场具有重要意义，它至少可以牵制大量德军。他确认纳粹德国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而“对共产主义扩张的可能性远不如像对法西斯侵略的现实那般担忧”[⑥]。不过，美国国内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舆论状况迫使一向对这些因素很敏感的罗斯福谨慎从事。
6月25日，白宫宣布中立法不适用于苏德战争。几天后，美苏两国官员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开始讨论军援问题。苏联使馆不久后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一份18.4亿美元的军需采购单。但是，资金的缺乏阻碍苏联从美国大量购买。整个7月，美国对苏出口仅650万美元。
为了确切地了解苏联战场形势及其抵抗能力，并向斯大林当面表示援苏意愿，罗斯福派遣他的亲密顾问哈里·霍普金斯作为总统特使，于7月30日飞抵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会谈。斯大林在会谈中坦率地介绍了苏联战场极其严重的状况，但他预言冬季的来临必然使德军的攻势缓慢下来，苏军战线将稳定于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一线。他还说，“给我们高射炮和铝，我们能坚持打三四年。”[⑦]斯大林的乐观增强了当时在纽芬兰海面举行大西洋会议的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信心。于是，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致电斯大林，建议在莫斯科举行三国会谈讨论援苏的长期性安排。斯大林立即接受了这项建议。
9月底，当时代表罗斯福在伦敦安排对英租借援助的艾弗里尔·哈里曼和英国内阁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率领联合代表团抵达莫斯科。10月1日，美英苏三国代表签署了一份清单，详细载明从这天到翌年6月30日美英方面可以提供给苏联的物资种类与数量，此即“第一次对俄供应议定书”，简称第一次议定书。其中由美国供应的物资占大部分，重量150万吨，价值10亿美元。哈里曼就此向罗斯福报告说：“斯大林对英国和美国说话算数感到满意”[⑧]。
很明显，除非将租借法延用于苏联，否则就不可能解决援苏的资金问题。此时，几个月来苏军虽然节节败退，但仍在顽强抵抗的事实使得美国舆论发生了显著变化[⑨]。在这样的背景下，罗斯福于10月30日致电斯大林，表示同意第一次议定书中的援苏计划，并且通知斯大林，它将“根据租借法来实现”。作为应急安排，他提议第一次议定书的10亿美元作为无息信贷由苏联在战争结束后五年开始偿还[⑩]。斯大林随后复电同意。11月7日，罗斯福公布了他和斯大林之间的这些电函，并宣布苏联的生存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租借法适用于苏联。可以说，这是美苏战时同盟的真正开端。
二
同美国对英国和其他国家提供租借援助的方式相比，第一次议定书以及后来的所有对苏供应议定书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在第一次议定书的谈判中，美国既没有要求苏联提供任何经济资料，也没有要求租借物资的使用由美国监督或掌管。“同把英美两国经济如此彻底地结合起来的旷日持久的计算和日复一日密切的经济情报交换相比，莫斯科会谈的简捷恰成鲜明的对照。”[①①]这样，苏联对租借物资的使用及其在本国的战略与经济安排方面，就保持了完全的行动自由。
对苏租借援助的独特性不止于此。美国对英国等其他国家的援助承诺只是一种总的计划，而不是确定不移的严格约束，事实上经常被修改和调整。但是，对苏援助的种类和数量不仅有详细具体的规定，而且被美国政府当作确定不移的严格义务，如果不是运送受运输能力的限制，美国总是按议定书规定如数生产援苏物资。运输情况容许，就如数运往苏联，运输遭到严重困难时，则将物资暂时储存在美国本土或英国等中间站，不予动用。对苏援助开始时在英国供应部任职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后来回忆说，对苏供应议定书是“我们的圣经”，“我们保证兢兢业业、逐字逐句地予以执行”[①②]。这反映了英美两国政府的共同态度。
对苏租借援助的独特性还表现为它在美国全部战争物资的分配中一般占有最优先的地位。整个战争期间，无论美国自己或美苏以外其他国家的军事需要如何，对苏议定书规定的物资几乎总是被优先生产出来，在运输条件许可时被优先运输，并且单独存储，任何部门不得挪用或占用于苏联以外的战场。例如，在1942年初日军横扫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情况下，美国海军部和麦克阿瑟等陆军领导人要求优先供应太平洋战区。但罗斯福却坚持优先援苏，“不管这对我们战争计划的任何其他部分有什么影响”[①③]。为了统一处理援苏事务，罗斯福于1942年10月底下令建立“苏联议定书总统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援苏的优先地位。
总之，罗斯福不把苏联交出经济情报和让美国监督租借物资的使用作为援苏的先决条件，将援苏承诺当作不可更动的严格义务，并且将其履行置于美国全部战争物资分配的首位，这是一种特惠援助政策。在美国的所有盟国中，罗斯福只对苏联实行这种政策。
罗斯福所以实行特惠援苏政策，是出于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罗斯福认为，苏联战场对于击败希特勒和减少美国的牺牲非常重要，而没有美国的援助，这个战场就难以维持。形势之严重不允许就苏联交出经济资料等问题纠缠不决。坚持有条件援助只会损害盟国的共同事业。自第一次议定书到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苏联战场始终处于危急状态，罗斯福的这个考虑也始终支配着他的援苏政策。另一方面，在1944年美英盟军诺曼底登陆以前，罗斯福一直把苏联视为对德作战主力，认定苏联战场是决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成败的关键。因此他坚持把援苏放在最优先地位，甚至不惜为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本身的军事能力。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西方国家代表的这么一种意识：俄国人承担的战斗超过了他们理应承担的部分，西方尚未全力贡献于战争，因而在道义上有愧……许多人认为美国和英国至少应当能提供俄国人所需的物资，而不就这种供应提出繁琐的或令人恼火的要求”[①④]。
特惠援苏政策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维持美英同苏联的战时联盟。罗斯福明白，斯大林对西方抱着深刻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苏联的经历，特别是战前英法祸水东引的企图。正是这种企图，促使苏联同德国缔结了1939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如果在苏联命运攸关的时候西方盟国不以实际行动予以支持，斯大林就很可能认为它们又在坐待渔人之利。罗斯福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有可能同德国单独媾和。支持苏联的实际行动，一是及早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二是以尽量优惠的方式提供物资援助。既然美英不实行前者，后者就更加必要了。
特惠援苏政策的政治原因主要在于争取苏联战后同美国合作。罗斯福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是保障自身安全，而非扩张共产主义，这就提供了美苏战后合作的可能。要实现这一可能性，美国应当坚持向苏联表示善意，通过特惠援助政策，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在他看来自然是最基本而又最有效的。1942年底，苏联议定书总统委员会执行主任詹姆斯·H·伯恩斯向霍普金斯提交了一份论美苏关系的备忘录。这份文件强调，对苏援助不仅为赢得战争所必需，而且也是影响苏联对外政策，从而确立并保障有利于美国的战后秩序所必不可少的。美国必须“对苏联如此有益和友好”，以致它“愿意同我们一起确立战后世界健全的和平与互惠互利的关系”。备忘录认为，应当“以一种慷慨但非浪费的方式尽一切可能帮助俄国”，“尽最大的海运能力”向它运送租借物资。[①⑤]实际上，伯恩斯备忘录不仅是在美苏关系问题上“霍普金斯本人的观点的极好表述”，而且也反映了罗斯福的思想，那就是用对苏租借援助和特惠援苏政策来促进美国长远的政治利益。
三
美国通过第一次议定书承担了大规模援苏义务，并且确定了特惠援苏政策。但是，它履行义务的能力却受到客观条件的严重限制。首先是缺乏足够的运输船只。第一次议定书规定运输由苏联自己负责，但由于苏联拥有的远洋船队相当有限，美英两国答应尽可能多地提供船只，不久又直接担负起绝大部分运输任务。从1941年秋开始，美国各大造船厂日夜不息地赶造运输船只。1942年美国生产的远洋货船达809万吨[①⑥]。但船只生产的突飞猛进弥补不了德国海空军攻击造成的惨重损失。1942年开始时美英两国拥有货船4439万吨，但这一年结束时只剩下4242万吨，尽管美国还新生产了800多万吨[①⑦]。
比缺乏运输船只更严重的是运输本身的困难。苏联政府要求将绝大多数援苏物资运往距离主要战场最近的苏联北部主要港口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这条路线是由美国东海岸到英国或冰岛，再穿过挪威附近海面到达上述两个港口，不仅路途漫长，冰险丛生，而且极易遭到德国潜艇、水面军舰和飞机的攻击。尽管船队有英国海军护航，但仍然损失惨重。另一条运输路线是从美国西海岸到苏联东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这条路线虽然比较安全，但符拉迪沃斯托克与苏联战场之间横亘着广袤寒冷的西伯利亚，陆上运输十分费时费力，因而价值不大。还有一条是绕好望角进入波斯湾，再从伊朗南部到苏联西南部的路线。但南部路线在大规模开发以前无法发挥重要作用。
这样，主要由于运输困难，第一次议定书时期苏联实际从美国得到的租借援助显著少于美国的承诺[①⑧]。美国在这一时期交付了127万吨援苏物资，约等于议定书规定数量的80%。有30万吨物资沉入海底，13万吨被迫卸在英国。某些关键性的装备未履行承诺的情况特别严重，如飞机只交付了2/3，卡车交付量不到一半，枪炮交付量竟不足1/10。同时，某些月份的交付量大大低于平均量，特别是租借援助开始后头两个月交付的物资仅及承诺的25%[①⑨]。丘吉尔在1942年上半年的一次广播演说中承认：“如果考虑到俄国为消灭希特勒、为我们的共同事业所做的一切，我们为俄国做的事情太少了。”[②⑩]
第二次议定书时期（1942年7月1日到1943年6月30日），苏联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而美国未有效履行援苏承诺的情况比第一次议定书时期更严重。
1942年5月，美英苏三国举行关于缔结第二次议定书的谈判。谈判一开始，英国就要求美国像对英援助那样对待对苏援助，这一要求被美国拒绝[②①]。谈判的主要困难来自关于援助量的争执。起初，美英和苏联初步同意第二次议定书对苏供应440万吨物资。不久后，莫洛托夫访问美国，罗斯福当面许诺年内开辟欧洲大陆第二战场，但要求把援助量减至200万或250万吨，以便为如期举行这一战役提供物资和运输船只。莫洛托夫没有同意[②②]。丘吉尔的反对使罗斯福背弃了关于第二战场的承诺后，美国才不再要求削减援助量，并且提出第二次议定书时期提供800万吨物资。苏联方面满意地接受了这个数字。
关于援助量的争执刚平息，运输形势却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6月底，一支代号为P.Q.17，包括34艘货船的运输船队在英国海军护航下由冰岛驶往苏联北部港口。当船队行至北格陵兰海和巴伦支海之间的熊岛时，英国海军部得知一支强大的德国水面舰队正企图摧毁这支船队，于是命令船队返航，护航舰队掩护疏散。但是，护航舰队误解了海军部命令，竟脱离船队返航。结果，失去保护的船队成了德国舰队的掌中之物，23艘货船连同装载的13万吨物资葬身海底[②③]。P.Q.17船队的厄运只是这一航线上运输船队损失的一个最严重的例子。为了避免进一步遭受惨重损失，7月中旬英国政府在美国同意下决定暂停护航运输。9月间，护航运输曾短暂地恢复，但到10月初又停止了。
护航运输的暂停和第二次议定书的难产是在苏联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1942年5月，苏军在克里米亚的刻赤和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地区遭到严重失败，仅在哈尔科夫就有3个军被歼。接着，坚守了半年多的黑海要塞塞瓦斯托波尔失陷。6月底，德军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产油区发动强大攻势。8月，德军渡过顿河，到10月中旬已占领斯大林格勒的大部分。在此生死存亡之际，苏联对西方盟国远未有效履行租借援助承诺深感愤怒，而它对西方根深柢固的怀疑则使它多少倾向于低估运输方面的客观困难。斯大林激烈地指责英国以海运损失为借口停止护航运输。1942年8月丘吉尔访苏时，斯大林当面指责美英两国不如约履行义务[②④]。苏联报纸公开抨击英国停止护航运输是为了占取理应属于苏联的物资，《真理报》甚至刊登漫画，谴责英国同纳粹合作。10月初，租借援助方面的问题加上英美拖延开辟第二战场，促使斯大林发表答美联社记者问，其中强调“盟国对苏联的帮助同苏联吸引住德国法西斯军队主力所给盟国的帮助比较起来，其效果暂时还是小的”。他要求“盟国完全地、按时地履行自己的义务”[②⑤]。
罗斯福理解苏联的愤怒反应。他对丘吉尔说：“我们必须有力地贯彻向他们提供物资的计划。”[②⑥]10月初，他指示全力利用北部航线以外的运输线：增加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运送的物资，把大幅度增加波斯湾港口的容量和改善伊朗与苏联间的铁路交通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并且新辟美国本土经阿拉斯加到西伯利亚的送交飞机飞行线。10月底，他下令建立苏联议定书总统委员会，以提高援苏效率[②⑦]。由于双方都作出了一些妥协，第二次议定书于10月6日在华盛顿签署，美英承诺向苏联提供440万吨物资，即谈判开始时双方商议的那个数字。
尽管罗斯福政府作出了努力，但运输状况仍未得到扭转。这样，在第二次议定书期间，美国只交付了议定书承诺的70%[②⑧]。
四
第三次议定书的谈判于1943年1月初开始，同年7月1日生效。但因为若干小调整，议定书延至同年10月才正式签署。加拿大同美英苏三国一起成为签署国。议定书规定，苏联从1943年7月1日到1944年6月30日将得到460万吨租借物资。
扩展波斯湾和太平洋运输线的努力在这一时期终于产生了显著的效果。1943年8月和9月经这两条运输线共运送了50万吨物资，以后又有进一步增加。北部护航运输在11月恢复，而这一时期大西洋上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盟国的重大变化。9月底，英国潜艇重创对援苏运输危害极大的德国最大战列舰“蒂尔皮茨号”。这年圣诞节，英国护航舰队又击沉了德国最大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从而消除了“对于北冰洋被护航船队的最严重的威胁”[②⑨]。盟国在大西洋的制海权进一步保证了援苏物资运输量的增长。在整个第三次议定书时期，实际交付的对苏援助物资达600余万吨，相当于第二次议定书时期的两倍多，并且超过议定书承诺约30%。[③⑩]
美英有效地履行第三次议定书、德黑兰会议就盟军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达成协议以及诺曼底登陆，使苏联和西方盟国的关系达到了高峰。苏联政府领导人和苏联报纸一反前态[③①]，对租借援助备加赞扬。斯大林在1943年11月7日莫斯科各界纪念十月革命26周年大会上称赞租借援助对红军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德黑兰会议期间，他又赞扬罗斯福在对苏租借援助中的“伟大领导作用”[③②]。1944年6月11日《美苏关于在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签订两周年之际，《真理报》、《消息报》和《红星报》都发表了赞颂美苏合作的社论，并以显著版面刊登关于对苏租借援助数目的长篇报告。据美国驻苏大使艾弗里尔·哈里曼说，此时莫洛托夫“对美国工业和租借援助对于红军军事成就的贡献赞扬备至”[③③]。
但是，就在苏联对美苏合作表现出少有的热情的时候，这种合作的基础却开始动摇。苏联战场军事形势的改观和美英盟军攻入西欧，意味着对苏租借援助的军事意义正在减弱，而苏联在东欧的、令西方盟国不满和担忧的政治要求却随着它军事地位的根本改善而显著加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内一批高级宫员开始要求抛弃特惠援苏政策。
这些官员的最主要的代表是驻苏大使哈里曼。哈里曼曾是特惠援苏政策的有力提倡者之一，他代表美国方面参与制定的第一次议定书可称这个政策的开端。但到1943年10月他出任驻苏大使时，已开始怀疑这个政策。1944年间，他和驻苏军事使团团长约翰·迪安一起主张改行一种他称为“坚定、但友好的礼尚往来方针”。这年1月，一次偶然的观察使迪安认为苏联在对待美国提供的飞机发动机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浪费，于是他未经授权，就向苏联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提出苏联应为证明它对其他紧张物资的要求实属合理提供证据，但被米高扬拒绝[③④]。接着，哈里曼和迪安分别致电白宫和陆军部，主张美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此项要求。哈里曼说，如果美国表现出坚定态度，俄国人就会“更尊重我们”[③⑤]。他们的观点得到了陆军部、海军部和联合参谋部的支持，但苏联议定书总统委员会和罗斯福本人予以拒绝。
1944年9月，哈里曼向华盛顿提出了改变整个对苏政策，包括援苏政策的重要主张。他打电报给霍普金斯和国务卿赫尔说，苏联在波兰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政策”和“冷酷无情的态度”表明它企图在战后统治波兰，而且还要把整个东欧和巴尔干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迄今为止的慷慨已被苏联“误认为软弱和接受他们政策的表示”，因此美国必须改变政策，以阻止苏联危险的扩张倾向。“我们必须清楚地向他们表明作为我们善意的代价我们对他们有何期望。除非我们就他们当前的政策同他们进行争论，每个迹象都表明苏联在涉及我们利益的每个场合都将成为世界恶霸”。他并不认为应当“急剧地”改变对苏政策，但要求采取“礼尚往来”的方针，而租借援助是实行这一方针的主要工具。应当向苏联人表明，“他们如果不附和我们的概念，就将影响我们同他们合作的意愿”[③⑥]。
特惠援苏政策受到的冲击还来自美国国会。国会内批评者的出发点同哈里曼有所不同。他们主要不是要求用经济手段迫使苏联就范，而是攻击租借援助本身。共和党参议员休·巴特勒抨击租借援助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施舍”，“最终将变成全世界的公共工程署”[③⑦]。
国会的这些倾向在行政当局内得到了对外经济署署长利奥·克罗利的有力呼应。该署于1943年9月建立，负责原先由租借总署掌管的租借援助事务和其他一些对外经济问题。克罗利一向以白宫顾问班子中的保守派著称，同国会两党保守势力关系密切。他认为，应当把租借援助严格控制在军事上必要的范围内。在他领导下，对外经济署加强了对租借援助的审议，显著削减了1944年对英国等国的援助。随着对德战争临近结束，他决心对苏联也这么做。
到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时，美国政府内上述两股力量已联合起来。哈里曼和他影响下的国务院希望把租借援助当作校正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克罗利的对外经济署则要求对苏援助不得被用于战后重建。5月11日，即对德战争结束后3天，克罗利和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同政府内所有与对苏援助有关的机构磋商后，向新总统杜鲁门正式提出了抛弃特惠援苏政策的报告，说：此后对苏援助应当像对其他国家的援助一样看待；第四次议定书规定的援助物资除为苏联未来对日作战所必需的部分外一概停止供应，并且不签订第五次议定书；当前和今后的物资运送必须“在关于苏联军事供应实属必需的基本合适的基础上，并根据在改变着的军事形势中对于供应品的互相竞争的要求”予以对待。报告还提出立即中断不为对日战争所需的物资供应[③⑧]。当天晚上，杜鲁门批准了这份报告。据此，苏联议定书总统委员会立即下令美国各港口停止装运援苏物资，并通知已在赴苏途中的货船即刻返航。尽管哈里曼等人得知后认为这过于莽撞，促使有关部门对克罗利—格鲁报告的执行方法作了些修改，但这些只涉及形式和枝节。
美国在未同苏联协商也未预先通知的情况下突然抛弃特惠援苏政策，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苏联政府立即提出抗议。5月下旬霍普金斯作为总统特使访苏时，斯大林指责美国此举采取了“不幸的、甚至是蛮横的方式”。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美国要借此“向俄国人施加压力，以便使他们软化自己的态度，那就大错特错了”，“任何形式的报复将适得其反”[③⑨]。
同特惠援苏政策的结束一样，对苏租借援助本身的结束也采取了近乎蛮横的方式。8月14日，美国政府得知日本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第二天，克罗利就向报界宣布一切租借援助将尽快地结束。8月17日，杜鲁门下令尽快结束租借援助，“以向国会昭示信用，使行政当局免遭滥用国会授权的指责”[④⑩]。当天晚上，美国各港口就停止了一切援苏物资装运。在所有租借援助中，对苏租借援助是结束得最干脆、最彻底的。
五
对苏租借援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苏关系的一面镜子，并且显示了一般国际政治中某些带有广泛的理论意义的问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美苏合作，而总额达1700万吨物资、价值100多亿美元的美国对苏租借援助，构成了这一合作的几乎最重要、最具体的内容。对苏租借援助很典型地表现了二战外交史研究的一大课题——罗斯福的对苏政策乃至他的战后世界设想，表现了其中难分难解的现实感和空想性。它还表明国家（即使是头号强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与其赖以实现的客观环境和主观能力之间，可以有多么大的差距，表明试图依凭一时的物资援助来消弥由来已久、根深柢固的历史反感、意识形态对立和地缘政治利益冲突有多么困难。对苏租借援助问题的核心——“许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只是国家（特别是大国）对外政策中屡见不鲜的一种矛盾的例子，那就是所承诺的对外义务同履行义务的能力之间的矛盾，它在联盟政治（包括联盟战争）的操作中往往尤其突出。还有，美国利用对苏租借援助来追求政治目标的经历，以讽刺性的方式提醒人们注意国际政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外交时机问题：在美国最有可能对苏联施加影响（亦即苏联最需要美国援助）的时期里，美国的可用能力特别拮据，而到这种能力大为增强时，它施加影响的可能性却同苏联对美国援助的需要程度一起显著减小了。最后，对苏租借援助还显示了西方同苏联之间（甚至可以广而言之地说一般国家之间）在互相理解方面的固有障碍：罗斯福、丘吉尔对苏联的危急处境并无切肤之痛，斯大林则难以体会援苏物资运输的严重困难。国际关系中真正置身处地地替对方国家设想的事，是极罕见的。
注释：
①赫林：《对俄援助（1941～1946）》，纽约1973年版。
②、⑥伯恩斯：《罗斯福——自由战士》，纽约1970年版，第273～274、103页。
③、④斯退汀纽斯：《租借援助》，纽约1944年版，第61页，第1、62页。
⑤古德里奇和卡罗尔编：《1940至1941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波士顿1941年版，第715～723页。
⑦、⑧、①⑤、②⑥、③⑨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纽约1948年版，第328、391、643、641、894～896页。
⑨坎特里尔编：《1935至1946年的公众舆论》，普林斯顿1951年版，第1102页及第1162页。
⑩古德里奇和卡罗尔编：《1941—1942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波士顿1943年版，第606页。
①①、①④、①⑥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伦敦1953年版，第24、25、124页。
①②麦克米伦：《战争狂飚（1939—1945）》，纽约1968年版，第100页。
①③、②⑦、③⑩、③⑦、④⑩赫林：《对俄援助》，第60、67～70、115～116、122、231页。
①⑦莫里森：《美国海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史》第1卷，波士顿1948年版，第403页。
①⑧英国的援苏物资相当有限，到第二次议定书终止时仅为1.877亿英镑。英国的主要贡献是为运输船队提供护航。因此，苏联得到的盟国物资几乎全由美国援助物构成。见麦克尼尔：《美国、英国与俄国》，第148页。
①⑨赫尔：《对俄援助》，第55，66页。
②⑩戈尼昂斯基等编：《外交史》第4卷（中译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22页。
②①汉考克和戈温：《英国战时经济》，伦敦1949年版，第363页。
②②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74～575页；泽姆斯科夫：《欧洲第二战场外交史》（中译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7～78页。
②③、②④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命运的转折》纽约1962年（矮脚鸡版），第230～234、424页。
②⑤《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04～305页。
②⑧雷顿和柯克利：《全球后勤与战略（1940—1943）》，华盛顿1955年版，第596页。
②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紧缩包围圈》，纽约1962年（矮脚鸡版），第235页。
③①前此，苏联官方极少向国内民众报道苏联在获得美国物资援助。参见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德利1943年3月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载于古德里奇和卡罗尔编：《1942至1943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波士顿1944年版。
③②《斯大林文选（1934～1952）》，第367页；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年，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卷，华盛顿1961年版，第585页。
③③、③⑤、③⑥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第4卷，第885页，第1039页，第988～990、992～998、1130页。
③④迪安：《奇怪的联盟》，纽约1947年版，第96～97页。
③⑧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第5卷，华盛顿1967年版，第999～10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