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20世纪20年代美国移民限额制度的促成因素
梁茂信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6期
【原文出处】《河北学刊》(石家庄)1996年02期第100-104页
【作者简介】梁茂信 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
美国社会经过长达50余年的辩论之后，国会在排外浪潮中于1921、1924和1929年三次通过旨在限制入境人数、选择移民民族来源的限额法，形成了完整的移民限额制度。美国为何限制外来移民？其促成因是什么？为何在经济繁荣的20年代制定限额法？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1
建国以来，美国一直欢迎外来移民。欧洲各国经济上的动荡不安，政治上的压迫和宗教迫害促使渴望安居乐业的国民大批外迁，定居美国。自1820年美国开始统计入境移民起至1890年，共有1498万多人进入美国[①]。他们为美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这一时期各种排外呼声不断，“无所知党”曾一度甚嚣尘上，但经济的发展和西部宽阔的土地仍需大批劳动力，因而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制定出限制性的移民政策。
19世纪末，美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化时期，科技的广泛应用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结构和面貌。然而在经济基础发生巨大变革的情况下，上层建筑领域的滞后使美国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经济危机的接连不断，工农运动此起彼伏，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在劳资关系十分紧张，工人罢工斗争不断高涨时期，资本家为了转移工人视线，缓和阶级矛盾，总是利用华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破坏罢工。一些政府官员则趁机火上浇油，蛊惑民心，扬言移民抢夺了土生人的饭碗，降低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如果我们对劳工的福利、工资和生活水平有任何考虑，我们就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限制外来移民”[②]。对于资产阶级的这种做法，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哪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像美国那样，“更善于挑拨一个民族去反对另一个民族——挑拨犹太人、意大利人、捷克人等反对德国人和爱尔兰人，挑拨每个民族的人去反对所有其他民族的人”[③]。可悲的是，劳工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苦境是美国社会不可克服的弊病造成的，而是错误地认为移民是他们一切苦难的罪魁祸首。他们在饱受经济危机和罢工失败的双重打击之后，遂将自己无处发泄的满腔怒火毫无保留地喷向移民。他们在呼吁政府限制移民的同时，用尽种种手段迫害外来移民。华人、日本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和匈牙利人都成了土生白人残酷迫害的对象。[④]
就在美国社会处于最为动荡不安，政治最为腐败，罢工最为频繁的时期，外来移民逐年增多。从1880年到1920年，入境人数达235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等东南欧移民[⑤]。他们基本上信奉天主教和东正教，文盲率较高，又不懂英语，因而到美国后都去本民族聚居区谋生。在排外主义者看来，他们的到来加速了美国天主教会的发展，其结果必然会威胁到美国社会的新教性质。因此，“美国爱国者联盟”、“美国联盟”等一批排外组织应运而生，其中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保护联盟”，其会员和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1893年经济危机爆发后，该组织杜撰了罗马天主教皇给美国天主教会的一封信并广泛传播。信中宣称，这次危机是天主教会为夺取美国政权而努力的第一步。“为了给每天数以千计的加入我们天主教大军的虔诚教徒寻求就业机会，我们必须控制每个需要劳工的企业……这就有必要排挤那些就业的美国异教徒。在适当的时候，天主教将占领这片土地”[⑥]。在经济危机不见好转，人民生活每况愈下的情况下，这种莫须有的捏造，“使过去十年来排外情绪的所有发酵剂都达到顶峰”[⑦]。
必须指出，政治腐败、贫民窟膨胀和城市问题严重都是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管理混乱的产物，可排外主义者却指责移民将城市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⑧]。移民为寻求就业机会而流入城市的确使美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但不能因此将根源转嫁给移民。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20世纪初的进步改革运动就不会产生，而这场运动的目的也不是排斥移民，而是利用和加强国家职能，铲除美国社会本身固有的恶疾。众所周知，在“市政老板”充斥城市，“无形政府”笼罩美国社会的“镀金时代”，移民既是觊觎官职者拉拢利用和蒙蔽的牺牲品，也是垄断资本家榨取高额利润的对象。虽然一些社会活动家和被夹压在社会贫富两极之间的中产阶级都呼吁改革杂乱无章、腐败至极的市政管理，但在备受冷落，一无所获之后，遂将改革的热情转化为“肆无忌惮地排外主义”[⑨]。对此，热衷于改善移民困境的简·亚当斯悲愤地指出：“我们要等到这些城市居民拥挤不堪时才改善他们的住房；我们要等到他们被病魔蹂躏时才成立社会团体来保护他们。”[⑩]遗憾的是，这种正义的呐喊被日益恶化的排外浪潮吞没了。
迄至本世纪20年代，劳工和土生白人经常以饭碗和失业问题为借口排斥移民。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予客观地分析。在像美国这样一个依靠经济发展自行调节劳务市场的社会里，移民与土生工人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就业竞争，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即使大批移民的到来加剧了这种社会性的职业竞争，但这时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主要趋势，竞争远未达到非排斥移民不能保证土生美国人充分就业的程度。在当时美国人口达到其资源和经济发展所允许的饱和程度的情况下，它仍有足够的能力和潜力吸收大批移民，因为社会就业机会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变革所促成的经济发展速度。取决于经济发展速度同人口与资源贫富配置的比例关系。据有关资料统计，1870—1930年间美国人口增加了两倍，就业机会增加了3倍，经济产值增加了9倍多，而社会失业率为4%左右，低于1950—1979年间的5.6%[①①]。不难看出，在社会失业率较低，就业机会和社会财富快于人口增长的情况下，美国仍然需要移民从事美国人不愿或无法从事的危险脏累等低薪职业。在技术进步不断创造新兴行业和新职业的情况下，土生白人不仅没有因移民的到来而失业，反而因移民替代他们从事了非熟练职业而“都升至监工、职员或技术更高的职业”[①②]。当然，在社会问题日益加剧，经济危机接连不断，工人罢工高潮迭起的时候，这种趋势不仅不甚明显，反而会呈现出相反的激烈态势。因此，在中下层社会无力动援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时，移民就成了顺手牵来的替罪羊。
2
19世纪末，达尔文的进化论被应用于学会领域后，以约翰·菲斯克和享利·C·洛奇为代表的文人政客大肆鼓吹东南欧移民使“自由制度最伟大，基督教最纯洁的”美国陷入了空前种族危机之中。由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同化和提携异族能力的有限性，它不可能无限制地吸收外来种族，否则就会面临“最致命的危险”，因而优劣种族相融后就会孕育出新的劣等种族。“低劣种族就会同化优等种族，而不是优等种族优化低劣种族。”如果美国继续奉行自由放任的移民政策，这“不仅意味着优等种族的自身灭绝，而且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消亡[①③]”。尽管这种观点和宣传对种族排外主义的兴起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但由于其缺乏“科学依据”，因而其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都受到了极大地制约。
20世纪初，美国社会兴起了一股优生优育浪潮。最活跃的发起者是一些披着科学外衣的学者，他们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生物学和优生学等领域对种族的起源、进化和生理遗传进行了研究，试图用科学理论来阐释种族的差异，说明限制移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股浪潮的始作俑者是马萨诸塞技术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弗朗西斯·A·沃尔克。他利用人口统计资料对移民和土生美国人生育率进行了比较。起初他认为土生人口下降是工业化的结果，后来却将其根源转嫁给纷至沓来的移民。由于他们加剧了劳务市场上的竞争，而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土生工人就不得不压缩其家庭人口，减少生育。白人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必然使生育率较高的移民最终成为美国人口的主体并取代盎格鲁白人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这种自相抵牾的结论恰好说明了土生人口下降与工业化的密切关系，而移民人口生育率较高是因为移民中青壮年占80%左右，其人口增长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没有外来移民补充，美国的人口下降率会更加明显[①④]。
然而在沃尔克的影响下，爱德华·A·罗斯和威廉·Z·雷普利从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方面对欧洲种族的繁衍进化进行了研究。他们将欧洲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条顿族；二是阿尔卑斯高山族；三是地中海族。后两者“脸部畸形怪状，口形粗劣弯曲，鼻子丑陋不堪，下巴笨拙宽大，额头低凹狭窄”。犹太妇女“不如13岁的土生姑娘高”；意大利人道德败坏，“欺骗救济机构”；希腊人满腹诡计，见利忘义。这些民族同土生白人通婚后，“其后裔必然是劣等人”[①⑤]。
在同一时期，以查尔斯·B·达尔文波特和麦迪逊·格兰特为代表的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先后对野生动物进行了解剖研究，后将其理论应用于人类生理进化和基因遗传。他们在进行分析后认为，物种基因的优劣是人类嗣承上帝的恩赐后在大自然中进化的结果。人和动物一样，既不能选择自己的血统，也不能通过改换环境来改变生物基因的生成。只有不同的物种交融后才会改变基因的构成和质量，但在这种交融的过程中，新生的基因往往是劣胜优败的产物。在民族融合上，它表现为优秀种族血统的衰竭和劣等种族的繁殖与增加。1916年，格兰特根据这种理论出版了颇有影响的《一个伟大种族的消逝》。在1921——1923年排外浪潮登峰造极之时，该书又两次再版。他在书中这样写道：“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后裔是印第安人；白人与黑鬼的后裔是黑鬼……白人犹太人的后裔是犹太人。”与此同时，其他学者也以卷帙浩繁的论著或连篇累牍的文章，同声相求，呼风唤雨，要求限制移民，保护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血统的纯洁性。1910——1914年间，仅大众刊物上的优生学文章就相当于有关贫民窟、住房租赁和生活水平状况文章数目的总和[①⑥]。
不言而喻，上述“科学理论”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首先，人类的产生不是源于上帝，而是源于远古时代类人猿长期的实践活动。其次，种族之间的基因和生理差异不是上帝的恩赐，而是取决于人类在繁衍进化过程中的历史条件，取决于影响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活动中速度快慢的自然环境的优越程度。在人类社会中，种族差别只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共性与个性关系的一种表现，它根本不能决定种族优劣等级。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相互补充使当今人类文明呈现出群芳争艳，各显异彩的多元文化。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如果拿别人的缺点同自己的优点来比较，自然会得出与这些“科学家”相同的结论。
纵观美国历史，种族主义的勃兴和伪科学的产生无不滥觞于不同阶级、不同群体之间在社会生活中围绕如权力、土地或职业等资源而展开的竞争。恩格斯所说的“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的意义就在于此[①⑦]。处于社会统治地位的白人为了维持一个对自己民族只讲平等而对其他民族不讲平等的社会，常常在竞争的关键时期，利用手中的国家机器打击和排斥异民族。印第安人、黑人、华人、日本和意大利等民族无不是在这种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竞争的牺牲品。随着美国社会经济实力膨胀，白人种族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但对工业化时期的副产品——政治腐败和经济危机缺乏相应的心理准备。一俟美国社会各种矛盾激烈对抗时，陷入困境而又茫然不知其由头的白人遂将自己的怨恨发泄给移民。这种盲目的发泄同原有的心理偏见，对移民取得的成就所产生的嫉妒感以及那种认为移民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的心理恐惧感融为一体后，便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排外浪潮。种族歧视和伪科学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发挥其作用的。特别是伪科学产生后，它不仅为美国社会排斥移民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上层决策者求之不得的理论依据。一方面，这些“科学家”在各自的崇拜者的蜂拥下，分别担任了各种不同的排外组织的领导人和顾问，用他们的谬论支配了这些机构的排外活动；另一方面，他们竞相奔走于政府和社会机构之间，利用各种方式，从军队、学校、医院、监狱和收容所等机构收集了大量材料，证明移民的劣等属性以及他们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危害的严重性。然后他们或者屡屡出席听证会，或者利用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在国会充当专家和顾问，直接地或间接地参与政府决策。难怪美国著名史学家约翰·海厄姆感慨地说，伪科学理论在美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没有哪种排外理论能与之相提并论或对美国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①⑧]。
3
20世纪初，美国一些社会活动家和民间组织发起了同化外来移民的美国化运动。它是通过创办夜校和职业培训班的形式，帮助移民尽快地同化入美国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场运动转化为由各级政府直接干预，采取强硬措施同化移民的政治运动。它要求所有的移民立即切断其与母体文化的联系，成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大战结束后，这种“百分之百的美国化”运动演化为歇斯底里的“赤色恐怖”运动，加剧了不断升温的民族危机感，助长了民族排外情绪，对美国社会长期争论不休的移民限制问题的解决起了不可替代的催化剂作用。
在战争初期，美国表面宣布中立，暗中却向交战双方兜售军火，聚敛战争之财。这种口是心非的做法引起了美国德奥裔民族的反对。他们一方面在美国推销德国战时公债，另一方面动员全美德奥裔组织云集华盛顿，准备举行游行以示抗议。与此同时，在德军潜艇击沉美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造成128名美国人丧生后，德国外交部长阿瑟·齐满门对美国驻德大使警告说：“如果贵国政府胆敢采取敌视德国的行动”，在美国的50万德国预备役部队“就会拿起武器反对贵国政府”[①⑨]。德裔移民的亲德情绪和德国政府这种软硬兼施的伎俩激起了美国社会的民族危机感，而政府官员和舆论界也桴鼓相应，认为“自共和国诞生以来还设有哪个追随外国势力和政权的群体如此公开地申明自己的非美国精神”[②⑩]。前任总统罗斯福也指责德裔是“德国反对美国的工具和间谍”。在这种情况下，神经过分紧张的威逊也决心对美国德裔“这些充满激情、叛逆和无政府思想的东西进行镇压”。数日后，威尔逊政府宣布，外来移民实现“百分之百的美国化”是“唯一的善行，倒行逆施者将严惩不殆”[②①]。
接着，各州政府颁布法令，规定英语是学校可以使用的唯一语言，其它外文刊物和音乐戏剧一律停止发行和上演。移民必须学习英语，摈弃自己的母族文化，忠实并服膺美国的社会制度，授受和认同美国人的文化和价值观念。1917年美国参战后，联邦政府先后通过6项法令，凡是逃避兵役、污辱国旗、煽动罢工和推翻美国政府或从事任何不利国家安全与稳定的移民，轻者被取消其公民资格并被驱逐出境，重者则被处以20年徒刑。与此同时，司法部成立各种组织，监视移民特别是德奥裔的一切活动。在这些组织中最活跃的是由10岁以上的少年组成的“反黄狗联盟”和成年人组成的“美国保护联盟。”这两个组织的会员和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他们根据司法部和陆军情报处的命令，对于任何不愿购买国债券、逃避兵役和煽动肇事的移民予以拘留和逮捕。从1917年到1918年10月，仅被关押的德裔就达7500余人[②②]。此时，政府也将昔日的移民入境口岸改为关押即将被驱逐出境的移民的监狱。该岛上当时负责看守的弗雷德里克·豪对当时的情景作了描述：“关押这些男女的证据是如此不足，如此地感情用事，如此地不符合法律程序，以致于我在法律意识的驱使下违抗我接到的命令。我总是与移民总署专员争吵不休。他与司法部沆瀣一气，我怎么也不相信我们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民族，把公民自由抛在九霄云外，但在这场抗争中，我孤掌难鸣。华盛顿无人支持我，新闻界也不感兴趣。1916年至1920年溷浊多变的感情狂热一次又一次地席卷着全国”。[②③]
在歇斯底里的民族沙文主义浪潮冲击着美国社会各个角落的情况下，侵犯人权、迫害不同政见者司空见惯。在受害者中间，既有安分守己的移民，也有反对美国参战的和平倡导者。恫吓、迫害、开除职务、驱逐出境等已成为美国社会的政治时尚。虽然这期间政府未发现移民有任何投敌叛国的行为，也未发生移民煽动与政府对抗的事实，但美国社会对移民的信任感和同化信心已荡然无存。整个社会几乎一致要求限制移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定和民族的一体性。这种民族危机感在大战结束后被“赤色恐怖”运动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1918年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芬兰、匈牙利和德国也相继爆发了苏维埃革命，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不少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在美国战时繁荣结束后，1919年又爆发了经济危机，各行各业的工人掀起了罢工高潮。罢工达3570次，参加人数达400多万[②④]。在国际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美国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对此，统治阶级惶恐不安，排外主义者犹如草木皆兵。他们声嘶力竭地喊道：“革命火焰象草原烈火，它将烧遍所有的法治制度和秩序，烧至美国工人的家庭，吞没每个教堂的圣坛，焚毁学校的塔钟，伸向美国家庭的神圣角落……毁灭美国社会的基础。”[②⑤]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几次下令在全国搜捕共产党人和苏俄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掀起了空前的“赤色恐怖”运动。1919—1920年间全国共有8000余人被捕或被驱逐出境，其中有不少美国公民[②⑤]。
虽然革命没有发生，恐怖心理却有增无减，它与19世纪以来排外浪浪中的各种因素相互交融，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排外洪流，席卷了整个美国社会。其影响之深远，波及之广泛，虽不能说是绝后的，但至少是空前的。它最终使美国彻底告别了自由移民的时代，进入了在种族质量和移民入境数量选择和限制移民的时期。
注释：
①、⑤托马斯·阿奇迪肯：《成为美国人：一部民族史》第115页。
②关于资本家利用移民破坏罢工的详细论述，参见罗伯特·D·帕迈特：《美国工业时代的劳工与外来移民》，第119—129页。亨利·C·洛奇：《限制外来移民》载《美国年鉴》第12卷，第9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第638页。
④、①②陈依范：《美国华人史》，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88—189页。M.S.赛勒：《寻求美国：美国民族生活史》第201—202、200页。
⑥华盛顿·格拉登：《反对天主教的大征战》，载《世纪杂志》第47期，第790页。
⑦⑨、①⑧、①⑨、②②约翰·海厄姆：《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1860—1925年美国排外主义的模式》第103、41、271—276、313—314、197、210—212页。
⑧詹姆斯·S·奥尔森：《美国历史中民族的一面》，下卷，第209页。
⑩亨利·B·利奥那多：《门户开放：1896—1924年反对限制欧洲移民运动的抗议》第65页。
①①威廉·S·伯那多：《美国移民政策的再评价》第69页。丹尼斯·A·卡尔：《美国的阶级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2页。梁晓宾：《美国劳动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66页。
①③约翰·菲斯克：《天定命运》载《哈珀斯新月刊》杂志，第60期，第588页。洛奇：前引文，第91页。关于种族优越论的评述，见海危姆：前引书，第41页。
①④赛勒：前引书，第205页。马尔德温·琼斯：《美国的外来移民》，第309页。
①⑤海厄姆：前引书，第154页。爱德华·A·罗斯：《新大陆上的旧世界》，第287—295页。
①⑥罗伯特·凯利：《美国历史的形成》第702页。海厄姆：前引书，第150—152页。
①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②⑩迈林·G·霍利和彼得A·A·琼斯《族裔芝加哥》第488页。
②①利奥那多·丁内尔斯坦和戴维·雷姆斯：《族裔美国人》第58页。《美国年鉴》第14卷，第131页。
②③弗雷德里克·豪：《战时歇斯底里》载《美国年鉴》，第14卷，第476页。
②④刘锗贻等：《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第24页。
②⑤赛勒：前引书，第210页。爱德华·G·哈特曼《同化外来移民的美国化运动》第216—217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6期
【原文出处】《河北学刊》(石家庄)1996年02期第100-104页
【作者简介】梁茂信 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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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美国一直欢迎外来移民。欧洲各国经济上的动荡不安，政治上的压迫和宗教迫害促使渴望安居乐业的国民大批外迁，定居美国。自1820年美国开始统计入境移民起至1890年，共有1498万多人进入美国[①]。他们为美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这一时期各种排外呼声不断，“无所知党”曾一度甚嚣尘上，但经济的发展和西部宽阔的土地仍需大批劳动力，因而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制定出限制性的移民政策。
19世纪末，美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化时期，科技的广泛应用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结构和面貌。然而在经济基础发生巨大变革的情况下，上层建筑领域的滞后使美国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经济危机的接连不断，工农运动此起彼伏，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在劳资关系十分紧张，工人罢工斗争不断高涨时期，资本家为了转移工人视线，缓和阶级矛盾，总是利用华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破坏罢工。一些政府官员则趁机火上浇油，蛊惑民心，扬言移民抢夺了土生人的饭碗，降低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如果我们对劳工的福利、工资和生活水平有任何考虑，我们就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限制外来移民”[②]。对于资产阶级的这种做法，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哪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像美国那样，“更善于挑拨一个民族去反对另一个民族——挑拨犹太人、意大利人、捷克人等反对德国人和爱尔兰人，挑拨每个民族的人去反对所有其他民族的人”[③]。可悲的是，劳工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苦境是美国社会不可克服的弊病造成的，而是错误地认为移民是他们一切苦难的罪魁祸首。他们在饱受经济危机和罢工失败的双重打击之后，遂将自己无处发泄的满腔怒火毫无保留地喷向移民。他们在呼吁政府限制移民的同时，用尽种种手段迫害外来移民。华人、日本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和匈牙利人都成了土生白人残酷迫害的对象。[④]
就在美国社会处于最为动荡不安，政治最为腐败，罢工最为频繁的时期，外来移民逐年增多。从1880年到1920年，入境人数达235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等东南欧移民[⑤]。他们基本上信奉天主教和东正教，文盲率较高，又不懂英语，因而到美国后都去本民族聚居区谋生。在排外主义者看来，他们的到来加速了美国天主教会的发展，其结果必然会威胁到美国社会的新教性质。因此，“美国爱国者联盟”、“美国联盟”等一批排外组织应运而生，其中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保护联盟”，其会员和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1893年经济危机爆发后，该组织杜撰了罗马天主教皇给美国天主教会的一封信并广泛传播。信中宣称，这次危机是天主教会为夺取美国政权而努力的第一步。“为了给每天数以千计的加入我们天主教大军的虔诚教徒寻求就业机会，我们必须控制每个需要劳工的企业……这就有必要排挤那些就业的美国异教徒。在适当的时候，天主教将占领这片土地”[⑥]。在经济危机不见好转，人民生活每况愈下的情况下，这种莫须有的捏造，“使过去十年来排外情绪的所有发酵剂都达到顶峰”[⑦]。
必须指出，政治腐败、贫民窟膨胀和城市问题严重都是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管理混乱的产物，可排外主义者却指责移民将城市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⑧]。移民为寻求就业机会而流入城市的确使美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但不能因此将根源转嫁给移民。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20世纪初的进步改革运动就不会产生，而这场运动的目的也不是排斥移民，而是利用和加强国家职能，铲除美国社会本身固有的恶疾。众所周知，在“市政老板”充斥城市，“无形政府”笼罩美国社会的“镀金时代”，移民既是觊觎官职者拉拢利用和蒙蔽的牺牲品，也是垄断资本家榨取高额利润的对象。虽然一些社会活动家和被夹压在社会贫富两极之间的中产阶级都呼吁改革杂乱无章、腐败至极的市政管理，但在备受冷落，一无所获之后，遂将改革的热情转化为“肆无忌惮地排外主义”[⑨]。对此，热衷于改善移民困境的简·亚当斯悲愤地指出：“我们要等到这些城市居民拥挤不堪时才改善他们的住房；我们要等到他们被病魔蹂躏时才成立社会团体来保护他们。”[⑩]遗憾的是，这种正义的呐喊被日益恶化的排外浪潮吞没了。
迄至本世纪20年代，劳工和土生白人经常以饭碗和失业问题为借口排斥移民。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予客观地分析。在像美国这样一个依靠经济发展自行调节劳务市场的社会里，移民与土生工人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就业竞争，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即使大批移民的到来加剧了这种社会性的职业竞争，但这时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主要趋势，竞争远未达到非排斥移民不能保证土生美国人充分就业的程度。在当时美国人口达到其资源和经济发展所允许的饱和程度的情况下，它仍有足够的能力和潜力吸收大批移民，因为社会就业机会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变革所促成的经济发展速度。取决于经济发展速度同人口与资源贫富配置的比例关系。据有关资料统计，1870—1930年间美国人口增加了两倍，就业机会增加了3倍，经济产值增加了9倍多，而社会失业率为4%左右，低于1950—1979年间的5.6%[①①]。不难看出，在社会失业率较低，就业机会和社会财富快于人口增长的情况下，美国仍然需要移民从事美国人不愿或无法从事的危险脏累等低薪职业。在技术进步不断创造新兴行业和新职业的情况下，土生白人不仅没有因移民的到来而失业，反而因移民替代他们从事了非熟练职业而“都升至监工、职员或技术更高的职业”[①②]。当然，在社会问题日益加剧，经济危机接连不断，工人罢工高潮迭起的时候，这种趋势不仅不甚明显，反而会呈现出相反的激烈态势。因此，在中下层社会无力动援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时，移民就成了顺手牵来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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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达尔文的进化论被应用于学会领域后，以约翰·菲斯克和享利·C·洛奇为代表的文人政客大肆鼓吹东南欧移民使“自由制度最伟大，基督教最纯洁的”美国陷入了空前种族危机之中。由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同化和提携异族能力的有限性，它不可能无限制地吸收外来种族，否则就会面临“最致命的危险”，因而优劣种族相融后就会孕育出新的劣等种族。“低劣种族就会同化优等种族，而不是优等种族优化低劣种族。”如果美国继续奉行自由放任的移民政策，这“不仅意味着优等种族的自身灭绝，而且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消亡[①③]”。尽管这种观点和宣传对种族排外主义的兴起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但由于其缺乏“科学依据”，因而其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都受到了极大地制约。
20世纪初，美国社会兴起了一股优生优育浪潮。最活跃的发起者是一些披着科学外衣的学者，他们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生物学和优生学等领域对种族的起源、进化和生理遗传进行了研究，试图用科学理论来阐释种族的差异，说明限制移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股浪潮的始作俑者是马萨诸塞技术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弗朗西斯·A·沃尔克。他利用人口统计资料对移民和土生美国人生育率进行了比较。起初他认为土生人口下降是工业化的结果，后来却将其根源转嫁给纷至沓来的移民。由于他们加剧了劳务市场上的竞争，而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土生工人就不得不压缩其家庭人口，减少生育。白人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必然使生育率较高的移民最终成为美国人口的主体并取代盎格鲁白人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这种自相抵牾的结论恰好说明了土生人口下降与工业化的密切关系，而移民人口生育率较高是因为移民中青壮年占80%左右，其人口增长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没有外来移民补充，美国的人口下降率会更加明显[①④]。
然而在沃尔克的影响下，爱德华·A·罗斯和威廉·Z·雷普利从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方面对欧洲种族的繁衍进化进行了研究。他们将欧洲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条顿族；二是阿尔卑斯高山族；三是地中海族。后两者“脸部畸形怪状，口形粗劣弯曲，鼻子丑陋不堪，下巴笨拙宽大，额头低凹狭窄”。犹太妇女“不如13岁的土生姑娘高”；意大利人道德败坏，“欺骗救济机构”；希腊人满腹诡计，见利忘义。这些民族同土生白人通婚后，“其后裔必然是劣等人”[①⑤]。
在同一时期，以查尔斯·B·达尔文波特和麦迪逊·格兰特为代表的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先后对野生动物进行了解剖研究，后将其理论应用于人类生理进化和基因遗传。他们在进行分析后认为，物种基因的优劣是人类嗣承上帝的恩赐后在大自然中进化的结果。人和动物一样，既不能选择自己的血统，也不能通过改换环境来改变生物基因的生成。只有不同的物种交融后才会改变基因的构成和质量，但在这种交融的过程中，新生的基因往往是劣胜优败的产物。在民族融合上，它表现为优秀种族血统的衰竭和劣等种族的繁殖与增加。1916年，格兰特根据这种理论出版了颇有影响的《一个伟大种族的消逝》。在1921——1923年排外浪潮登峰造极之时，该书又两次再版。他在书中这样写道：“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后裔是印第安人；白人与黑鬼的后裔是黑鬼……白人犹太人的后裔是犹太人。”与此同时，其他学者也以卷帙浩繁的论著或连篇累牍的文章，同声相求，呼风唤雨，要求限制移民，保护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血统的纯洁性。1910——1914年间，仅大众刊物上的优生学文章就相当于有关贫民窟、住房租赁和生活水平状况文章数目的总和[①⑥]。
不言而喻，上述“科学理论”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首先，人类的产生不是源于上帝，而是源于远古时代类人猿长期的实践活动。其次，种族之间的基因和生理差异不是上帝的恩赐，而是取决于人类在繁衍进化过程中的历史条件，取决于影响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活动中速度快慢的自然环境的优越程度。在人类社会中，种族差别只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共性与个性关系的一种表现，它根本不能决定种族优劣等级。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相互补充使当今人类文明呈现出群芳争艳，各显异彩的多元文化。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如果拿别人的缺点同自己的优点来比较，自然会得出与这些“科学家”相同的结论。
纵观美国历史，种族主义的勃兴和伪科学的产生无不滥觞于不同阶级、不同群体之间在社会生活中围绕如权力、土地或职业等资源而展开的竞争。恩格斯所说的“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的意义就在于此[①⑦]。处于社会统治地位的白人为了维持一个对自己民族只讲平等而对其他民族不讲平等的社会，常常在竞争的关键时期，利用手中的国家机器打击和排斥异民族。印第安人、黑人、华人、日本和意大利等民族无不是在这种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竞争的牺牲品。随着美国社会经济实力膨胀，白人种族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但对工业化时期的副产品——政治腐败和经济危机缺乏相应的心理准备。一俟美国社会各种矛盾激烈对抗时，陷入困境而又茫然不知其由头的白人遂将自己的怨恨发泄给移民。这种盲目的发泄同原有的心理偏见，对移民取得的成就所产生的嫉妒感以及那种认为移民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的心理恐惧感融为一体后，便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排外浪潮。种族歧视和伪科学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发挥其作用的。特别是伪科学产生后，它不仅为美国社会排斥移民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上层决策者求之不得的理论依据。一方面，这些“科学家”在各自的崇拜者的蜂拥下，分别担任了各种不同的排外组织的领导人和顾问，用他们的谬论支配了这些机构的排外活动；另一方面，他们竞相奔走于政府和社会机构之间，利用各种方式，从军队、学校、医院、监狱和收容所等机构收集了大量材料，证明移民的劣等属性以及他们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危害的严重性。然后他们或者屡屡出席听证会，或者利用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在国会充当专家和顾问，直接地或间接地参与政府决策。难怪美国著名史学家约翰·海厄姆感慨地说，伪科学理论在美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没有哪种排外理论能与之相提并论或对美国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①⑧]。
3
20世纪初，美国一些社会活动家和民间组织发起了同化外来移民的美国化运动。它是通过创办夜校和职业培训班的形式，帮助移民尽快地同化入美国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场运动转化为由各级政府直接干预，采取强硬措施同化移民的政治运动。它要求所有的移民立即切断其与母体文化的联系，成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大战结束后，这种“百分之百的美国化”运动演化为歇斯底里的“赤色恐怖”运动，加剧了不断升温的民族危机感，助长了民族排外情绪，对美国社会长期争论不休的移民限制问题的解决起了不可替代的催化剂作用。
在战争初期，美国表面宣布中立，暗中却向交战双方兜售军火，聚敛战争之财。这种口是心非的做法引起了美国德奥裔民族的反对。他们一方面在美国推销德国战时公债，另一方面动员全美德奥裔组织云集华盛顿，准备举行游行以示抗议。与此同时，在德军潜艇击沉美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造成128名美国人丧生后，德国外交部长阿瑟·齐满门对美国驻德大使警告说：“如果贵国政府胆敢采取敌视德国的行动”，在美国的50万德国预备役部队“就会拿起武器反对贵国政府”[①⑨]。德裔移民的亲德情绪和德国政府这种软硬兼施的伎俩激起了美国社会的民族危机感，而政府官员和舆论界也桴鼓相应，认为“自共和国诞生以来还设有哪个追随外国势力和政权的群体如此公开地申明自己的非美国精神”[②⑩]。前任总统罗斯福也指责德裔是“德国反对美国的工具和间谍”。在这种情况下，神经过分紧张的威逊也决心对美国德裔“这些充满激情、叛逆和无政府思想的东西进行镇压”。数日后，威尔逊政府宣布，外来移民实现“百分之百的美国化”是“唯一的善行，倒行逆施者将严惩不殆”[②①]。
接着，各州政府颁布法令，规定英语是学校可以使用的唯一语言，其它外文刊物和音乐戏剧一律停止发行和上演。移民必须学习英语，摈弃自己的母族文化，忠实并服膺美国的社会制度，授受和认同美国人的文化和价值观念。1917年美国参战后，联邦政府先后通过6项法令，凡是逃避兵役、污辱国旗、煽动罢工和推翻美国政府或从事任何不利国家安全与稳定的移民，轻者被取消其公民资格并被驱逐出境，重者则被处以20年徒刑。与此同时，司法部成立各种组织，监视移民特别是德奥裔的一切活动。在这些组织中最活跃的是由10岁以上的少年组成的“反黄狗联盟”和成年人组成的“美国保护联盟。”这两个组织的会员和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他们根据司法部和陆军情报处的命令，对于任何不愿购买国债券、逃避兵役和煽动肇事的移民予以拘留和逮捕。从1917年到1918年10月，仅被关押的德裔就达7500余人[②②]。此时，政府也将昔日的移民入境口岸改为关押即将被驱逐出境的移民的监狱。该岛上当时负责看守的弗雷德里克·豪对当时的情景作了描述：“关押这些男女的证据是如此不足，如此地感情用事，如此地不符合法律程序，以致于我在法律意识的驱使下违抗我接到的命令。我总是与移民总署专员争吵不休。他与司法部沆瀣一气，我怎么也不相信我们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民族，把公民自由抛在九霄云外，但在这场抗争中，我孤掌难鸣。华盛顿无人支持我，新闻界也不感兴趣。1916年至1920年溷浊多变的感情狂热一次又一次地席卷着全国”。[②③]
在歇斯底里的民族沙文主义浪潮冲击着美国社会各个角落的情况下，侵犯人权、迫害不同政见者司空见惯。在受害者中间，既有安分守己的移民，也有反对美国参战的和平倡导者。恫吓、迫害、开除职务、驱逐出境等已成为美国社会的政治时尚。虽然这期间政府未发现移民有任何投敌叛国的行为，也未发生移民煽动与政府对抗的事实，但美国社会对移民的信任感和同化信心已荡然无存。整个社会几乎一致要求限制移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定和民族的一体性。这种民族危机感在大战结束后被“赤色恐怖”运动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1918年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芬兰、匈牙利和德国也相继爆发了苏维埃革命，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不少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在美国战时繁荣结束后，1919年又爆发了经济危机，各行各业的工人掀起了罢工高潮。罢工达3570次，参加人数达400多万[②④]。在国际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美国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对此，统治阶级惶恐不安，排外主义者犹如草木皆兵。他们声嘶力竭地喊道：“革命火焰象草原烈火，它将烧遍所有的法治制度和秩序，烧至美国工人的家庭，吞没每个教堂的圣坛，焚毁学校的塔钟，伸向美国家庭的神圣角落……毁灭美国社会的基础。”[②⑤]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几次下令在全国搜捕共产党人和苏俄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掀起了空前的“赤色恐怖”运动。1919—1920年间全国共有8000余人被捕或被驱逐出境，其中有不少美国公民[②⑤]。
虽然革命没有发生，恐怖心理却有增无减，它与19世纪以来排外浪浪中的各种因素相互交融，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排外洪流，席卷了整个美国社会。其影响之深远，波及之广泛，虽不能说是绝后的，但至少是空前的。它最终使美国彻底告别了自由移民的时代，进入了在种族质量和移民入境数量选择和限制移民的时期。
注释：
①、⑤托马斯·阿奇迪肯：《成为美国人：一部民族史》第115页。
②关于资本家利用移民破坏罢工的详细论述，参见罗伯特·D·帕迈特：《美国工业时代的劳工与外来移民》，第119—129页。亨利·C·洛奇：《限制外来移民》载《美国年鉴》第12卷，第9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第638页。
④、①②陈依范：《美国华人史》，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88—189页。M.S.赛勒：《寻求美国：美国民族生活史》第201—202、200页。
⑥华盛顿·格拉登：《反对天主教的大征战》，载《世纪杂志》第47期，第790页。
⑦⑨、①⑧、①⑨、②②约翰·海厄姆：《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1860—1925年美国排外主义的模式》第103、41、271—276、313—314、197、210—212页。
⑧詹姆斯·S·奥尔森：《美国历史中民族的一面》，下卷，第209页。
⑩亨利·B·利奥那多：《门户开放：1896—1924年反对限制欧洲移民运动的抗议》第65页。
①①威廉·S·伯那多：《美国移民政策的再评价》第69页。丹尼斯·A·卡尔：《美国的阶级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2页。梁晓宾：《美国劳动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66页。
①③约翰·菲斯克：《天定命运》载《哈珀斯新月刊》杂志，第60期，第588页。洛奇：前引文，第91页。关于种族优越论的评述，见海危姆：前引书，第41页。
①④赛勒：前引书，第205页。马尔德温·琼斯：《美国的外来移民》，第309页。
①⑤海厄姆：前引书，第154页。爱德华·A·罗斯：《新大陆上的旧世界》，第287—295页。
①⑥罗伯特·凯利：《美国历史的形成》第702页。海厄姆：前引书，第150—152页。
①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②⑩迈林·G·霍利和彼得A·A·琼斯《族裔芝加哥》第488页。
②①利奥那多·丁内尔斯坦和戴维·雷姆斯：《族裔美国人》第58页。《美国年鉴》第14卷，第131页。
②③弗雷德里克·豪：《战时歇斯底里》载《美国年鉴》，第14卷，第476页。
②④刘锗贻等：《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第24页。
②⑤赛勒：前引书，第210页。爱德华·G·哈特曼《同化外来移民的美国化运动》第216—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