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949年美国政府编纂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的原因与国共美三方政治反应
林利民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6期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1996年02期第90-96页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白皮书编纂发表经过及美政府编发该文件的意图，认为美编发白皮书意在推卸对蒋政权失败所负的“责任”，并为与蒋政权脱离关系作准备，应付国内反对派批评。在分析各方反应时，文章认为国民党受打击最重，却作了冷处理，是敢怒而不敢言；中共发起了一场批判白皮书的运动；美国内反对派掀起了“辱骂风暴”。文章也分析了各方作不同反应的原因：国民党方面作冷处理是为继续争取美援；中共是要通过批判白皮书教育全党，转向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美国内政府反对派则由抨击白皮书转向“谁丢失中国”的政治辩论。总之，白皮书是一份不成功的历史文件，其实际政治后果与其炮制者的最初意图相距甚远。
一、美编纂发表白皮书意图分析
由美政府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的想法，最早可追溯到1948年秋。当时，国务院官员凯南和戴维斯二人向国务院提出一项政策建议，他们认为蒋政权溃败在即，美对此应有所准备，其中最主要的办法是尽早把蒋政权腐败情形和不可救药性诉诸美国公众[①]。1949年3月，凯南、戴维斯这一建议为美决策层接受并被付诸实施。在美国务院指导下，一个“由富有学识专长的人”组成的专门小组，积极投入白皮书编纂工作。经几个月努力，于7月29日完稿，并于当年8月5日正式发表。
白皮书全称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1944—1949年时期》。其英文版正文409页，连同附件共1054页；中文译本正文约35万字，连同附件计约100万字稍多。正文分8章，前2章简述1844年以来百年中美关系史及国共两党历史，皆作为全书背景，为后文铺垫。后6章详述1944年至1949年5年中美关系，是全书核心内容。附件包括一份中美关系大事年表；作为全书引言的艾奇逊国务卿致杜鲁门总统信；用以说明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各种信函、备忘录、电报、统计材料等外交文件共186件，其中包括新问世不过百日的绝密文件。
在白皮书编纂过程中，美决策层给予了高度重视。杜鲁门总统审阅过原稿，亲自对其编纂思想和发表时机作过“训示”，甚而直接干预某一敏感文件是否编入的具体问题[②]。新国务卿艾奇逊则亲为白皮书甄选材料，起草致总统附信，几乎“天天为白皮书奋斗”[③]。
这里的问题是，美决策层为何在1949年春夏匆匆赞成编纂发表白皮书？回答这个问题，显然应从中国内战战局、中美关系及美对华政策变化趋向、美国内政治斗争情况、美国政客的行为方式诸方面及其相互作用中作深层分析。
1949年初，中国内战战局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队在三大战役中受到致命打击，这进一步说明美援作用有限，蒋政权不堪一击，中共赢得战争只是迟早问题。有鉴于此，美对华政策开始趋向于停止援蒋，从中国内战抽身。这种趋向在NSC34/2和41号文件中得到了反映。在实践上，美对华政策新趋向表现为南京易手后，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继续留驻南京而未随蒋残余政权迁往广州，美蒋关系事实上降格[④]；还表现为美撤回驻华军事顾问团，大幅度削减对蒋军援[⑤]。此外，司徒雷登还在南京与中共代表频繁接触，探索打开双方政治关系的可能性[⑥]。
但是，美要贯彻新的对华政策，首先是贯彻“脱身”政策，在美国内遇到了巨大阻力，这些阻力主要来源于“院外援华集团”、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和“中国帮”等政府反对派及受他们影响的公众舆论。自战后以来，美对华政策一直受到上述势力的批评。这些批评所涉及的主要论点有：1945年美与苏联签订雅尔塔协定，出卖了蒋政权；迫使赫尔利辞职是为出卖蒋政权扫清道路；派马歇尔使华，强迫蒋与中共成立联合政府是进一步出卖蒋政权；扣压魏德迈报告；军事援蒋不力导致蒋军事失利。一句话，他们宣称是民主党政府“上面的愚蠢——下面的背叛”导致蒋政权失败[⑦]。
到1949年初，“院外援华集团”等政府反对派不仅更猛烈地攻击政府对华政策，还要求继续大规模援蒋，包括建议向陈纳德提供飞机，重组“飞虎队”，支援蒋军[⑧]；派一“能干的”美军将领带队遏制中共进军[⑨]；以及再向蒋提供15亿美元援助的“麦卡伦案”。他们还通过亲蒋传媒发动宣传战，争取舆论支持。总之，“院外援华集团”等政府反对派反对美停止援蒋，从中国内战“脱身”，因而也反对美在政治上承认中共新政权。
一般认为，普通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知之甚少，其政治向背易为舆论左右。自抗战以来，中美曾联合抗日及美大规模援蒋的历史，在美形成“蒋即中国”的观念。蒋政权失败，在美被宣传为“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灾难”[⑩]。在这种观念和心态作用下，自视颇高的美国人难以接受中共的胜利和蒋政权失败以及美由援蒋突然转向“脱身”政策。政府反对派及其舆论工具对美政府对华政策的攻击及援蒋呼吁，又进一步影响美国内舆论氛围和公众立场，使美政府任何稍为现实的对华政策都难以顺利贯彻。有鉴于此，为实现对华政策转轨，美决策集团就要应付政府反对派在国会内外的挑战。而最有效的对策，在当时莫过于影响舆论，争取公众支持。
分析白皮书的编纂体系和特点，也能说明美政府发表该文件的基本意图。白皮书对赫尔利使华；雅尔塔协定；马歇尔调停；中国军事形势；美对蒋军援经援皆作专章论述，特别是全文照登魏德迈报告，绝非偶然，因为这些正是政府反对派攻击美对华政策时反复加以利用的主要事件。白皮书论述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时，强调早日结束对日作战和避免美军伤亡的军事需要“超过其它考虑”，因而雅尔塔协定“不仅合理，而且显然是有利的”。白皮书尤其强调各方面对该协定均“表示满意”[①①]。关于赫尔利使华和马歇尔调停，白皮书强调国共两党早期合作的历史及抗战后期两党政治谈判，强调蒋介石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愿望，因而美只是中途介入而非国共和谈的发起者[①②]。关于魏德迈报告，白皮书有意突出其主张分割中国东北因而不可取处，用以解释美政府将其搁置的原因[①③]。关于美援与蒋军失利的关系，白皮书列举美驻华军事顾问团巴大维等人的实地报告，详述国民党战略失误，包括“城墙心理”、“高空无效轰炸”、“死守东北”等，并详细开列战后美援蒋清单，用以说明蒋政权军事失败并非美援不充分[①④]。关于以后美对华政策，白皮书严厉批驳继续援蒋论，断定美继续援蒋只能“得不偿失”[①⑤]。白皮书最后一个文件恰好是3月15日艾奇逊为批驳“麦卡伦案”写给参院外委会主席康纳利的信，这种编纂上的良苦用心正是要说明美将不再援蒋及其理由，因而为白皮书编纂意图打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综上所述，白皮书是美政府为应付“院外援华集团”、国会共和党人和“中国帮”等政府反对派攻击政府对华政策的政治答辩书。其核心编纂思想一是要说明蒋政权失败在于其“腐败和失去群众支持、通货膨胀及世界上最拙劣的军事领导”，与美政府无涉[①⑥]；二是为美奉行对华新政策，停止援蒋，从中国内战“脱身”寻找政策依据、争取舆论支持和政治主动。
二、国民党政权对白皮书的反应
白皮书编纂发表之际，蒋政权政治上已分崩离析，其外交权则一分为三。国民党政府形式上的最高外交权由驻广州的李宗仁、阎锡山和外交部执掌，实权则由驻台湾的蒋介石操纵。在美还有宋美龄、宋子文、甘介侯、蒋廷黻、胡适等人及诸多重叠机构，分别代表蒋、李和外交部，其中宋家兄妹和甘介侯及胡适又常自行其是。蒋政权驻美大使顾维钧描述这种格局是“一国何止三公”[①⑦]。实际上，顾维钧本人也常以资深外交家自居，自行其是，俨然是“三公”之外的又一“公”。结果，面对白皮书编纂发表，蒋政权的反应必然混乱不堪。
1949年6月，顾维钧探知美正编纂并准备发表白皮书，且获悉其内容“不利于”蒋政权后，其基本想法一是急于了解白皮书详细内容；二是要“尽力阻止其发表”[①⑧]。蒋介石则认为阻止美发表白皮书，“就等于承认”蒋政权自己有错误，因而主张不阻止其发表。而广州方面李宗仁等人的指示恰与蒋介石的想法相左[①⑨]。执行结果，国民党政权还是采取了两个重要行动阻止美发表白皮书，一是由蒋驻美公使谭绍华出面，于6月25日会见美有关官员，称美发表白皮书将影响中国“民心士气”，要求美予以慎重；二是由外交部长董霖出面，于7月11日面见美驻广州代表克拉克，威胁说如美发表白皮书，蒋政权亦将发表其对雅尔塔会议及其以后之意见[⑵⑩]。此外，顾维钧也利用其在美各界影响，四处活动，游说美国会内外亲蒋分子和政界要员，以阻止美发表白皮书。但这些努力均无效果，甚至也未能阻止白皮书按期发表。
8月5日白皮书发表后，蒋政权一时不知所措，陷入极度混乱。顾维钧主张尽快发表未收进白皮书的有关文件，对白皮书“逐条予以批驳”[②①]。但这一主张未被蒋政权高层采纳。8月8日，顾维钧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算是蒋政权对白皮书的首次正式反应。声明全文仅200余字，大意说白皮书的内容和观点“多为美国对事态的看法”，而中国方面还有自己的观点，并将在适当时候发表[②②]。广州方面，李宗仁政府要员连开5次会议，经反复讨论，草拟出一份声明，又经台湾蒋介石审订，交外交部于8月16日发表。声明全文也约200余字，其内容格调与顾维钧声明大同小异[②③]。除上述两声明外，一些国民党要员亦相继就某些具体问题，以个人名义，或辩解、或评论，大多软弱无力。只蒋政权台湾省主席陈诚的立场略显强硬[②④]。
概述蒋政权1949年对美发表白皮书的反应，可归结为四个特点：一是极度恐慌和不满；二是反应混乱不堪；三是答复迟缓；四是答复调门温和，且答复内容闪烁其词，避重就轻，明显表现出敢怒不敢言和大事化小的低调处理姿态，其温和程度，就连美国方面也觉出乎意料之外[②⑤]。
一如前述，白皮书对蒋政权的打击具有致命性。8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则；其领导世界之杜鲁门总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留下莫大之污点。”[②⑥]愤怒之情跃然笔端。国民党其他大员陈诚等人的心情也大体如此。既然这样，蒋政权为何又对美发表白皮书淡化处理？究其根源，主要是其仍对争取美援寄存希望。顾维钧8月8日声明第二部分，就要求美继续在“道义上和物资上”援蒋。宋子文也依旧频频与美方接洽，要求美提供新援助及向中国派驻军事使团。顾维钧直言不讳地评论说：国民党“首要目标是必须争取新的援助”，因而不宜发表任何“抨击白皮书的声明”，尤其要避免“对国务院的批评和攻击”[②⑦]。
三、中共对美发表白皮书的反应
与国民党政权淡化处理对策相反，中共却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广泛动员党内外人士，对白皮书展开系统批判。8月12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无可奈何的自供状”评论文章，抨击白皮书。两天后，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为题，为新华社亲笔写下第二篇评论。以后直到9月16日，毛泽东又相继为新华社撰写“别了，司徒雷登”、“四评白皮书”、“五评白皮书”、“六评白皮书”等文章，这样在短短5周内，形成了引人瞩目、颇有份量、计有6篇文章共2万余言的新华社专栏系列评论，批驳白皮书。
与此配合，《人民日报》、《世界知识》等报刊杂志也皆以相当版面刊登各界人士抨击白皮书的文章。一些城市的学生举行了示威抗议活动。尤其各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前者如民主建国会副主席黄炎培，后者如学界名流周谷城等，或撰文、或发表谈话，纷纷谴责白皮书[②⑧]。8、9两个月，抨击白皮书活动在中共控制区迅速形成高潮。
为什么是中共而不是国民党对美发表白皮书作出激烈反应？许多西方观察家颇觉不可思议，他们认为白皮书以主要篇幅叙述美蒋纠葛及蒋政权腐败情形，有“偏袒共产党”之嫌[②⑨]。以毛泽东超人般的历史和哲学思维及周恩来敏锐的政治和外交洞察力，不应对此视而不见。显然，这种疑问方式出自较为简单的西方思维模式和哲学观。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作为反帝反封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英雄，阅读白皮书时所持的政治立场、思维模式和分析方法以及由此得出的政治结论，自然为西方观察家们难以理解。
与国民党及美国方面不同，中共认为白皮书以主要篇幅叙述美蒋关系并揭露蒋政权腐朽，是由美蒋关系性质和特征所规定。不论其如何揭露、诅咒蒋政权，都是侵略者攻击其“走狗”无能；是爱恨交织，恼火其不争气而已，并不证明白皮书“偏袒共产党”[③⑩]。恰恰相反，中共认为白皮书字里行间都浸透了对中共、中国革命和中苏关系的憎恨、诅咒和诬蔑，更何况书中还有画龙点睛的大段文字，露骨表达了编纂者这种立场[③①]。尤要指出的是，自6月黄华司徒雷登会谈失败后，中共公开宣布对外“一边倒”，对短期内打开与美政治经济关系不再抱希望，因而对美立场日趋强硬。如从中国内战史全过程分析，批判白皮书还是自马歇尔调停失败以来，中共抨击美扶蒋反共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依据白皮书的论点，百余年来，美一直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中国革命起因于“人口过剩”和“西方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附从于苏联；中国革命是“遮掩”苏联控制的一场“热烈运动”[③②]。所有这些，在中共看来，皆是无稽之谈。由于白皮书讨论的这些问题，皆涉及中国革命的原因、性质、中共性质及中苏关系性质等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共不能等闲视之。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共一直受长期征战环境制约，未能对这些问题作系统的理论阐述[③③]。到1949年，随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对这些问题作系统理论阐述的时机已经成熟。白皮书的发表正好为这一工作提供了契机和活生生的材料。其对中国革命重大理论问题的歪曲性解释，刺激中共尽早完成这项工作。实际上，新华社系列评论和其他报刊文章，皆以回答上述理论问题为核心内容。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专稿，逐条批驳了白皮书所谓美对中国“友谊论”；中国革命起源于“人口过剩”及“西方影响”；以及批驳白皮书对中国革命性质、中共性质、中苏关系性质等所作的曲解和诬蔑。结果，谴责白皮书的意义远远超出其自身，变成系统解释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的宣传活动，起到了歌颂中国革命、中共业绩和中苏友谊；揭露美侵华本质；动员全国人民憎恨美蒋反动派、拥护中共、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号角作用。
中共之所以猛烈批驳白皮书，还因为白皮书公开主张“鼓励”和“促进”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推翻中共统治[③④]。自鸦片战争以来，美一直伙同西方列强积极侵华，但其侵华方式偏重于宗教、慈善和教育活动。美还支持过中国抗战。而且美未公开割占中国领土或在中国建立独立租界。由于这些表象，美侵华本质被蒙上了一层伪装色，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有亲美崇美倾向，如胡适、傅斯年等。这些人对中共和中国革命持怀疑态度，对美存在幻想。白皮书中“民主个人主义者”便指这些人。有鉴于此，白皮书关于鼓励“民主个人主义”之说，便引起中共高度重视。这一时期中共方面评论白皮书的文章，多以“美帝的新阴谋”一语来形容白皮书鼓励“民主个人主义”之说。为确保新中国不被美“和平演变”策略颠覆，中共不免要与美争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扫除知识分子中的亲美倾向。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要旨，恰好在此。因此，批判白皮书运动又成为中共巩固革命成果，防止美以知识分子为突破口而颠覆新中国的理论准备。
四、美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对白皮书的反应
美政府发表白皮书的计划，一开始在美国内就遇到巨大阻力。既然发表白皮书意在答复政府反对派对美对华政策的种种批评，就不免要大量披露蒋政权的种种劣迹，这就要开罪“院外援华集团”、国会共和党人和“中国帮”等政府反对派，因而招致其激烈反对。美决策集团内部阻力来自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发表白皮书有三大弊端：其一将极大地打击蒋政权；其二会损害美为遏制中共而作的努力；其三因大量公布机密军事情报和外交文电，会危及密码安全体系[③⑤]。国务院也有人反对发表白皮书，如有人担心发表白皮书“将在远东产生普遍的泄气情绪”，因而不利于美安全利益[③⑥]。美驻蒋政权大使司徒雷登闻报发表白皮书的计划后，也在内心深处表示“十分不安”[③⑦]。
白皮书正式发表后，立即招致美国会内外各种集团和新闻界“暴风雨般的辱骂”。顾维钧称白皮书发表后5天内，美国会共发表23篇有关白皮书的声明，其中19篇反对国务院而支持蒋政权[③⑧]。白皮书发表当天，诺兰、周以德等亲蒋议员便发表声明，称白皮书证实了他们对政府的批评“有充分根据”；两天后，前驻华大使赫尔利发表谈话，称白皮书是“国务院亲共分子的绝妙辩护词”，并说这些“亲共分子”发表白皮书的目的是要推翻蒋政权和“帮助共产党征服中国”；8月19日，周以德又发表声明，指责白皮书删去了16个不利于美政府的文件和材料；稍后，陈纳德更指控白皮书有30多项“遗漏”和“错误”[③⑨]。8、9两个月，美国会内外和新闻界也形成指控白皮书活动的高潮。这些指控也同样围绕雅尔塔协定、赫尔利使华、魏德迈报告、马歇尔调停、美军事援蒋等具体事件铺开，全面否定白皮书的观点，实际上在美挑起了“谁丢失中国”的政治大辩论。“院外援华集团”、国会共和党人和“中国帮”等政府反对派的基本论点与国民党人如出一辙，即蒋政权失败非因于其腐败无能，而因于美援不足，民主党政府政策“失误”和“出卖”[④⑩]。
不仅如此，政府反对派们在攻诘白皮书的同时，还力图迫使美政府修改对华政策，推动美重新大规模援蒋。这年9月，他们抛出了一个7500万美元援蒋法案；11月又向国务院递送一份备忘录，要求每月提供4000万美元，支持中国西南反共武装[④①]。他们还要求美政府承诺不承认中共新政权，不允许中共进入联合国。
美决策层虽然预计发表白皮书会招致政府反对派攻诘，但对其激烈程度估计不足。面对来自国会内外和新闻界的责难，十分被动。无奈之余，只得妥协退让，以减轻扑面而来的巨大政治压力。结果，美政府在冻结援蒋后不过几个月，又批准了7500万美元援蒋新计划。对中共政策也朝进一步僵硬方向演化。杜鲁门开始考虑放弃NSC41号文件中相对灵活的对中共经济政策。艾奇逊则全力以赴动员西方国家，建立有关是否承认新中国问题“共同阵线”，向中共施压。美对华政策自发表白皮书后，又重新陷入进退失据的死胡同。
结语
国共美三方对白皮书的反应表明，白皮书是一份失败多于成功的历史文件。其炮制者认定蒋政权会对其作强烈反应，蒋政权却作了冷处理；认为发表白皮书可教训中共，却遭到中共迎头痛击；企图借白皮书为过去政策辩护，争取舆论理解，却招致国会内外“暴风雨般的辱骂”。中国国共两党及美国内政府反对派都从白皮书中寻找材料抨击白皮书。有人评论说：“白皮书并未澄清气氛，它使政府的支持者们感到混乱，给敌手提供了新的弹药，使对华政策何去何从的争论进一步激化。”在这种氛围下，发表白皮书绝不可能成为实现美对华政策转轨的契机。美不但未能借发表白皮书达到与蒋政权脱离干系的目的，还“使劲关上了”与新中国建立新关系的“大门”[④②]。可以说，美发表白皮书的最初意图与其引起的各方反应及实际政治后果截然相反。
白皮书的主要炮制者艾奇逊在论及发表白皮书意图不能实现的原因时，将之归结为他像一名中学老师，过分相信“阐明事实”的教育作用。这话虽可自我解嘲，却并不诚实。仔细分析，美发表白皮书意在推卸对蒋政权失败所负的“责任”，应付国内政府反对派，逃避责难，这首先是一个很自私的意图。而为了说明美对蒋失败没有“责任”，白皮书不惜歪曲事实，用唯心史观解释中美关系性质、中国革命原因及其性质、中共历史及中苏关系性质，这自然要引起中共反对并影响中共对美政策意图的基本看法。当中共据理批驳时，白皮书不但显得苍白无力，且其本身就是用以批评美对华政策取之不尽的弹药库。
在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压迫，造成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同时高涨的格局，任何中国反动派要勾结外国反动势力，与这种革命运动对抗，都注定要失败，反之亦然。白皮书不去讨论美国该不该干涉中国革命，却纠缠于如何干涉、蒋政权如何接受干涉才能达到最佳效果，亦即讨论蒋政权失败的罪责问题，这简直是文不对题！白皮书所载186份文件清楚地说明，美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及蒋政权对美的依赖双双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度和广度，这本身就能解释中国革命兴起、胜利及蒋政权失败的基本原因。而当蒋政权及其在美的支持者们依据白皮书提供的材料，反证美应对蒋政权失败负责时，白皮书及其炮制者们同样苍白无力，难以应对。
最后，白皮书发表之际，美在华虽遭到失败，却依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强大力量。二战解放者和超级帝国的特殊历史地位，使美统治集团自上而下，普遍有一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好为人师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贯穿于白皮书字里行间。白皮书发表之际，还是美苏冷战进入第一次高潮的关键时刻，美统治集团自上而下，又普遍有一种十字军式的使命感，视在世界范围内反苏反共为己任。为完成这一使命，又不免要与世界上一切反共力量——包括最腐朽的反动力量——结盟。白皮书究其本质，不是批评蒋政权腐败无能，而是批评其反共不力而痛心疾首。这两种感情——超级帝国的优越感和反苏反共反革命的使命感——一经融合，必然促使美对华政策继续在自相矛盾、不可自拔的“怪圈”中运动，即是说，对蒋政权腐败无能的厌恶失望心情，促使美试图与其脱离干系，因而便有了白皮书问世；但反苏反共冷战需要，又不允许美撇下虽然腐败，却甘当“走狗”的蒋政权。因此，当蒋政权及其在美的支持者们以反苏反共需要为由，攻击白皮书，要求美继续援蒋时，白皮书的炮制者们便很难拒绝。而一旦这种新的援蒋要求被美政府接受，就无异于美决策集团——白皮书的炮制者——自己宣判了白皮书死刑。
注释：
①、④《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远东：中国》，华盛顿1978年版，第146—155、678—680页。
②、②⑩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十辑，国共斗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434、435页。
③加的斯·史密斯：《迪安·艾奇逊》，科珀兄弟出版公司1972年版，第116页。
⑤、①①、①②、①③、①④、①⑤、③①、③②、③④《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971—992、34、35—36、38、38、40、41、38、41页。
⑥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与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5—31页。
⑦罗斯·凯恩著，张晓贝等译：《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商务印书馆1984年5月版，第75、86、74、94、35页。
⑧威廉W·斯托克：《走向对抗之路，1947—1950年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
⑨南希·塔克：《尘埃中透视1949—1950年中美关系》，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⑩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82页。
①⑥欧内斯特·梅、小詹姆斯·汤姆逊编，齐文颖等译：《美中关系史论，兼论美国与亚洲其它国家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335—336页。
①⑦、①⑧、①⑨、②②、②③、②④、②⑦、③⑧《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232、174、226—227、235—236、234、236、235—237、238页。
②①、④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第60、186—190页。
②⑤、③⑨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236、240页。
②⑥、②⑨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十八年之证言》第14册，中央日报社译印，1977年，第98、96页。
②⑧《世界知识》1949年9月，第12卷，第20期，第10页。
③⑩、③③新华社评论《四评白皮书》，载新华时事丛刊《驳斥艾奇逊》，第21、21页。
③⑤、③⑥、④①《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1377—1381、1383—1385、588页。
③⑦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261页。
④②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版，第301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6期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1996年02期第90-96页
一、美编纂发表白皮书意图分析
由美政府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的想法，最早可追溯到1948年秋。当时，国务院官员凯南和戴维斯二人向国务院提出一项政策建议，他们认为蒋政权溃败在即，美对此应有所准备，其中最主要的办法是尽早把蒋政权腐败情形和不可救药性诉诸美国公众[①]。1949年3月，凯南、戴维斯这一建议为美决策层接受并被付诸实施。在美国务院指导下，一个“由富有学识专长的人”组成的专门小组，积极投入白皮书编纂工作。经几个月努力，于7月29日完稿，并于当年8月5日正式发表。
白皮书全称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1944—1949年时期》。其英文版正文409页，连同附件共1054页；中文译本正文约35万字，连同附件计约100万字稍多。正文分8章，前2章简述1844年以来百年中美关系史及国共两党历史，皆作为全书背景，为后文铺垫。后6章详述1944年至1949年5年中美关系，是全书核心内容。附件包括一份中美关系大事年表；作为全书引言的艾奇逊国务卿致杜鲁门总统信；用以说明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各种信函、备忘录、电报、统计材料等外交文件共186件，其中包括新问世不过百日的绝密文件。
在白皮书编纂过程中，美决策层给予了高度重视。杜鲁门总统审阅过原稿，亲自对其编纂思想和发表时机作过“训示”，甚而直接干预某一敏感文件是否编入的具体问题[②]。新国务卿艾奇逊则亲为白皮书甄选材料，起草致总统附信，几乎“天天为白皮书奋斗”[③]。
这里的问题是，美决策层为何在1949年春夏匆匆赞成编纂发表白皮书？回答这个问题，显然应从中国内战战局、中美关系及美对华政策变化趋向、美国内政治斗争情况、美国政客的行为方式诸方面及其相互作用中作深层分析。
1949年初，中国内战战局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队在三大战役中受到致命打击，这进一步说明美援作用有限，蒋政权不堪一击，中共赢得战争只是迟早问题。有鉴于此，美对华政策开始趋向于停止援蒋，从中国内战抽身。这种趋向在NSC34/2和41号文件中得到了反映。在实践上，美对华政策新趋向表现为南京易手后，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继续留驻南京而未随蒋残余政权迁往广州，美蒋关系事实上降格[④]；还表现为美撤回驻华军事顾问团，大幅度削减对蒋军援[⑤]。此外，司徒雷登还在南京与中共代表频繁接触，探索打开双方政治关系的可能性[⑥]。
但是，美要贯彻新的对华政策，首先是贯彻“脱身”政策，在美国内遇到了巨大阻力，这些阻力主要来源于“院外援华集团”、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和“中国帮”等政府反对派及受他们影响的公众舆论。自战后以来，美对华政策一直受到上述势力的批评。这些批评所涉及的主要论点有：1945年美与苏联签订雅尔塔协定，出卖了蒋政权；迫使赫尔利辞职是为出卖蒋政权扫清道路；派马歇尔使华，强迫蒋与中共成立联合政府是进一步出卖蒋政权；扣压魏德迈报告；军事援蒋不力导致蒋军事失利。一句话，他们宣称是民主党政府“上面的愚蠢——下面的背叛”导致蒋政权失败[⑦]。
到1949年初，“院外援华集团”等政府反对派不仅更猛烈地攻击政府对华政策，还要求继续大规模援蒋，包括建议向陈纳德提供飞机，重组“飞虎队”，支援蒋军[⑧]；派一“能干的”美军将领带队遏制中共进军[⑨]；以及再向蒋提供15亿美元援助的“麦卡伦案”。他们还通过亲蒋传媒发动宣传战，争取舆论支持。总之，“院外援华集团”等政府反对派反对美停止援蒋，从中国内战“脱身”，因而也反对美在政治上承认中共新政权。
一般认为，普通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知之甚少，其政治向背易为舆论左右。自抗战以来，中美曾联合抗日及美大规模援蒋的历史，在美形成“蒋即中国”的观念。蒋政权失败，在美被宣传为“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灾难”[⑩]。在这种观念和心态作用下，自视颇高的美国人难以接受中共的胜利和蒋政权失败以及美由援蒋突然转向“脱身”政策。政府反对派及其舆论工具对美政府对华政策的攻击及援蒋呼吁，又进一步影响美国内舆论氛围和公众立场，使美政府任何稍为现实的对华政策都难以顺利贯彻。有鉴于此，为实现对华政策转轨，美决策集团就要应付政府反对派在国会内外的挑战。而最有效的对策，在当时莫过于影响舆论，争取公众支持。
分析白皮书的编纂体系和特点，也能说明美政府发表该文件的基本意图。白皮书对赫尔利使华；雅尔塔协定；马歇尔调停；中国军事形势；美对蒋军援经援皆作专章论述，特别是全文照登魏德迈报告，绝非偶然，因为这些正是政府反对派攻击美对华政策时反复加以利用的主要事件。白皮书论述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时，强调早日结束对日作战和避免美军伤亡的军事需要“超过其它考虑”，因而雅尔塔协定“不仅合理，而且显然是有利的”。白皮书尤其强调各方面对该协定均“表示满意”[①①]。关于赫尔利使华和马歇尔调停，白皮书强调国共两党早期合作的历史及抗战后期两党政治谈判，强调蒋介石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愿望，因而美只是中途介入而非国共和谈的发起者[①②]。关于魏德迈报告，白皮书有意突出其主张分割中国东北因而不可取处，用以解释美政府将其搁置的原因[①③]。关于美援与蒋军失利的关系，白皮书列举美驻华军事顾问团巴大维等人的实地报告，详述国民党战略失误，包括“城墙心理”、“高空无效轰炸”、“死守东北”等，并详细开列战后美援蒋清单，用以说明蒋政权军事失败并非美援不充分[①④]。关于以后美对华政策，白皮书严厉批驳继续援蒋论，断定美继续援蒋只能“得不偿失”[①⑤]。白皮书最后一个文件恰好是3月15日艾奇逊为批驳“麦卡伦案”写给参院外委会主席康纳利的信，这种编纂上的良苦用心正是要说明美将不再援蒋及其理由，因而为白皮书编纂意图打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综上所述，白皮书是美政府为应付“院外援华集团”、国会共和党人和“中国帮”等政府反对派攻击政府对华政策的政治答辩书。其核心编纂思想一是要说明蒋政权失败在于其“腐败和失去群众支持、通货膨胀及世界上最拙劣的军事领导”，与美政府无涉[①⑥]；二是为美奉行对华新政策，停止援蒋，从中国内战“脱身”寻找政策依据、争取舆论支持和政治主动。
二、国民党政权对白皮书的反应
白皮书编纂发表之际，蒋政权政治上已分崩离析，其外交权则一分为三。国民党政府形式上的最高外交权由驻广州的李宗仁、阎锡山和外交部执掌，实权则由驻台湾的蒋介石操纵。在美还有宋美龄、宋子文、甘介侯、蒋廷黻、胡适等人及诸多重叠机构，分别代表蒋、李和外交部，其中宋家兄妹和甘介侯及胡适又常自行其是。蒋政权驻美大使顾维钧描述这种格局是“一国何止三公”[①⑦]。实际上，顾维钧本人也常以资深外交家自居，自行其是，俨然是“三公”之外的又一“公”。结果，面对白皮书编纂发表，蒋政权的反应必然混乱不堪。
1949年6月，顾维钧探知美正编纂并准备发表白皮书，且获悉其内容“不利于”蒋政权后，其基本想法一是急于了解白皮书详细内容；二是要“尽力阻止其发表”[①⑧]。蒋介石则认为阻止美发表白皮书，“就等于承认”蒋政权自己有错误，因而主张不阻止其发表。而广州方面李宗仁等人的指示恰与蒋介石的想法相左[①⑨]。执行结果，国民党政权还是采取了两个重要行动阻止美发表白皮书，一是由蒋驻美公使谭绍华出面，于6月25日会见美有关官员，称美发表白皮书将影响中国“民心士气”，要求美予以慎重；二是由外交部长董霖出面，于7月11日面见美驻广州代表克拉克，威胁说如美发表白皮书，蒋政权亦将发表其对雅尔塔会议及其以后之意见[⑵⑩]。此外，顾维钧也利用其在美各界影响，四处活动，游说美国会内外亲蒋分子和政界要员，以阻止美发表白皮书。但这些努力均无效果，甚至也未能阻止白皮书按期发表。
8月5日白皮书发表后，蒋政权一时不知所措，陷入极度混乱。顾维钧主张尽快发表未收进白皮书的有关文件，对白皮书“逐条予以批驳”[②①]。但这一主张未被蒋政权高层采纳。8月8日，顾维钧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算是蒋政权对白皮书的首次正式反应。声明全文仅200余字，大意说白皮书的内容和观点“多为美国对事态的看法”，而中国方面还有自己的观点，并将在适当时候发表[②②]。广州方面，李宗仁政府要员连开5次会议，经反复讨论，草拟出一份声明，又经台湾蒋介石审订，交外交部于8月16日发表。声明全文也约200余字，其内容格调与顾维钧声明大同小异[②③]。除上述两声明外，一些国民党要员亦相继就某些具体问题，以个人名义，或辩解、或评论，大多软弱无力。只蒋政权台湾省主席陈诚的立场略显强硬[②④]。
概述蒋政权1949年对美发表白皮书的反应，可归结为四个特点：一是极度恐慌和不满；二是反应混乱不堪；三是答复迟缓；四是答复调门温和，且答复内容闪烁其词，避重就轻，明显表现出敢怒不敢言和大事化小的低调处理姿态，其温和程度，就连美国方面也觉出乎意料之外[②⑤]。
一如前述，白皮书对蒋政权的打击具有致命性。8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则；其领导世界之杜鲁门总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留下莫大之污点。”[②⑥]愤怒之情跃然笔端。国民党其他大员陈诚等人的心情也大体如此。既然这样，蒋政权为何又对美发表白皮书淡化处理？究其根源，主要是其仍对争取美援寄存希望。顾维钧8月8日声明第二部分，就要求美继续在“道义上和物资上”援蒋。宋子文也依旧频频与美方接洽，要求美提供新援助及向中国派驻军事使团。顾维钧直言不讳地评论说：国民党“首要目标是必须争取新的援助”，因而不宜发表任何“抨击白皮书的声明”，尤其要避免“对国务院的批评和攻击”[②⑦]。
三、中共对美发表白皮书的反应
与国民党政权淡化处理对策相反，中共却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广泛动员党内外人士，对白皮书展开系统批判。8月12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无可奈何的自供状”评论文章，抨击白皮书。两天后，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为题，为新华社亲笔写下第二篇评论。以后直到9月16日，毛泽东又相继为新华社撰写“别了，司徒雷登”、“四评白皮书”、“五评白皮书”、“六评白皮书”等文章，这样在短短5周内，形成了引人瞩目、颇有份量、计有6篇文章共2万余言的新华社专栏系列评论，批驳白皮书。
与此配合，《人民日报》、《世界知识》等报刊杂志也皆以相当版面刊登各界人士抨击白皮书的文章。一些城市的学生举行了示威抗议活动。尤其各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前者如民主建国会副主席黄炎培，后者如学界名流周谷城等，或撰文、或发表谈话，纷纷谴责白皮书[②⑧]。8、9两个月，抨击白皮书活动在中共控制区迅速形成高潮。
为什么是中共而不是国民党对美发表白皮书作出激烈反应？许多西方观察家颇觉不可思议，他们认为白皮书以主要篇幅叙述美蒋纠葛及蒋政权腐败情形，有“偏袒共产党”之嫌[②⑨]。以毛泽东超人般的历史和哲学思维及周恩来敏锐的政治和外交洞察力，不应对此视而不见。显然，这种疑问方式出自较为简单的西方思维模式和哲学观。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作为反帝反封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英雄，阅读白皮书时所持的政治立场、思维模式和分析方法以及由此得出的政治结论，自然为西方观察家们难以理解。
与国民党及美国方面不同，中共认为白皮书以主要篇幅叙述美蒋关系并揭露蒋政权腐朽，是由美蒋关系性质和特征所规定。不论其如何揭露、诅咒蒋政权，都是侵略者攻击其“走狗”无能；是爱恨交织，恼火其不争气而已，并不证明白皮书“偏袒共产党”[③⑩]。恰恰相反，中共认为白皮书字里行间都浸透了对中共、中国革命和中苏关系的憎恨、诅咒和诬蔑，更何况书中还有画龙点睛的大段文字，露骨表达了编纂者这种立场[③①]。尤要指出的是，自6月黄华司徒雷登会谈失败后，中共公开宣布对外“一边倒”，对短期内打开与美政治经济关系不再抱希望，因而对美立场日趋强硬。如从中国内战史全过程分析，批判白皮书还是自马歇尔调停失败以来，中共抨击美扶蒋反共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依据白皮书的论点，百余年来，美一直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中国革命起因于“人口过剩”和“西方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附从于苏联；中国革命是“遮掩”苏联控制的一场“热烈运动”[③②]。所有这些，在中共看来，皆是无稽之谈。由于白皮书讨论的这些问题，皆涉及中国革命的原因、性质、中共性质及中苏关系性质等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共不能等闲视之。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共一直受长期征战环境制约，未能对这些问题作系统的理论阐述[③③]。到1949年，随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对这些问题作系统理论阐述的时机已经成熟。白皮书的发表正好为这一工作提供了契机和活生生的材料。其对中国革命重大理论问题的歪曲性解释，刺激中共尽早完成这项工作。实际上，新华社系列评论和其他报刊文章，皆以回答上述理论问题为核心内容。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专稿，逐条批驳了白皮书所谓美对中国“友谊论”；中国革命起源于“人口过剩”及“西方影响”；以及批驳白皮书对中国革命性质、中共性质、中苏关系性质等所作的曲解和诬蔑。结果，谴责白皮书的意义远远超出其自身，变成系统解释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的宣传活动，起到了歌颂中国革命、中共业绩和中苏友谊；揭露美侵华本质；动员全国人民憎恨美蒋反动派、拥护中共、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号角作用。
中共之所以猛烈批驳白皮书，还因为白皮书公开主张“鼓励”和“促进”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推翻中共统治[③④]。自鸦片战争以来，美一直伙同西方列强积极侵华，但其侵华方式偏重于宗教、慈善和教育活动。美还支持过中国抗战。而且美未公开割占中国领土或在中国建立独立租界。由于这些表象，美侵华本质被蒙上了一层伪装色，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有亲美崇美倾向，如胡适、傅斯年等。这些人对中共和中国革命持怀疑态度，对美存在幻想。白皮书中“民主个人主义者”便指这些人。有鉴于此，白皮书关于鼓励“民主个人主义”之说，便引起中共高度重视。这一时期中共方面评论白皮书的文章，多以“美帝的新阴谋”一语来形容白皮书鼓励“民主个人主义”之说。为确保新中国不被美“和平演变”策略颠覆，中共不免要与美争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扫除知识分子中的亲美倾向。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要旨，恰好在此。因此，批判白皮书运动又成为中共巩固革命成果，防止美以知识分子为突破口而颠覆新中国的理论准备。
四、美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对白皮书的反应
美政府发表白皮书的计划，一开始在美国内就遇到巨大阻力。既然发表白皮书意在答复政府反对派对美对华政策的种种批评，就不免要大量披露蒋政权的种种劣迹，这就要开罪“院外援华集团”、国会共和党人和“中国帮”等政府反对派，因而招致其激烈反对。美决策集团内部阻力来自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发表白皮书有三大弊端：其一将极大地打击蒋政权；其二会损害美为遏制中共而作的努力；其三因大量公布机密军事情报和外交文电，会危及密码安全体系[③⑤]。国务院也有人反对发表白皮书，如有人担心发表白皮书“将在远东产生普遍的泄气情绪”，因而不利于美安全利益[③⑥]。美驻蒋政权大使司徒雷登闻报发表白皮书的计划后，也在内心深处表示“十分不安”[③⑦]。
白皮书正式发表后，立即招致美国会内外各种集团和新闻界“暴风雨般的辱骂”。顾维钧称白皮书发表后5天内，美国会共发表23篇有关白皮书的声明，其中19篇反对国务院而支持蒋政权[③⑧]。白皮书发表当天，诺兰、周以德等亲蒋议员便发表声明，称白皮书证实了他们对政府的批评“有充分根据”；两天后，前驻华大使赫尔利发表谈话，称白皮书是“国务院亲共分子的绝妙辩护词”，并说这些“亲共分子”发表白皮书的目的是要推翻蒋政权和“帮助共产党征服中国”；8月19日，周以德又发表声明，指责白皮书删去了16个不利于美政府的文件和材料；稍后，陈纳德更指控白皮书有30多项“遗漏”和“错误”[③⑨]。8、9两个月，美国会内外和新闻界也形成指控白皮书活动的高潮。这些指控也同样围绕雅尔塔协定、赫尔利使华、魏德迈报告、马歇尔调停、美军事援蒋等具体事件铺开，全面否定白皮书的观点，实际上在美挑起了“谁丢失中国”的政治大辩论。“院外援华集团”、国会共和党人和“中国帮”等政府反对派的基本论点与国民党人如出一辙，即蒋政权失败非因于其腐败无能，而因于美援不足，民主党政府政策“失误”和“出卖”[④⑩]。
不仅如此，政府反对派们在攻诘白皮书的同时，还力图迫使美政府修改对华政策，推动美重新大规模援蒋。这年9月，他们抛出了一个7500万美元援蒋法案；11月又向国务院递送一份备忘录，要求每月提供4000万美元，支持中国西南反共武装[④①]。他们还要求美政府承诺不承认中共新政权，不允许中共进入联合国。
美决策层虽然预计发表白皮书会招致政府反对派攻诘，但对其激烈程度估计不足。面对来自国会内外和新闻界的责难，十分被动。无奈之余，只得妥协退让，以减轻扑面而来的巨大政治压力。结果，美政府在冻结援蒋后不过几个月，又批准了7500万美元援蒋新计划。对中共政策也朝进一步僵硬方向演化。杜鲁门开始考虑放弃NSC41号文件中相对灵活的对中共经济政策。艾奇逊则全力以赴动员西方国家，建立有关是否承认新中国问题“共同阵线”，向中共施压。美对华政策自发表白皮书后，又重新陷入进退失据的死胡同。
结语
国共美三方对白皮书的反应表明，白皮书是一份失败多于成功的历史文件。其炮制者认定蒋政权会对其作强烈反应，蒋政权却作了冷处理；认为发表白皮书可教训中共，却遭到中共迎头痛击；企图借白皮书为过去政策辩护，争取舆论理解，却招致国会内外“暴风雨般的辱骂”。中国国共两党及美国内政府反对派都从白皮书中寻找材料抨击白皮书。有人评论说：“白皮书并未澄清气氛，它使政府的支持者们感到混乱，给敌手提供了新的弹药，使对华政策何去何从的争论进一步激化。”在这种氛围下，发表白皮书绝不可能成为实现美对华政策转轨的契机。美不但未能借发表白皮书达到与蒋政权脱离干系的目的，还“使劲关上了”与新中国建立新关系的“大门”[④②]。可以说，美发表白皮书的最初意图与其引起的各方反应及实际政治后果截然相反。
白皮书的主要炮制者艾奇逊在论及发表白皮书意图不能实现的原因时，将之归结为他像一名中学老师，过分相信“阐明事实”的教育作用。这话虽可自我解嘲，却并不诚实。仔细分析，美发表白皮书意在推卸对蒋政权失败所负的“责任”，应付国内政府反对派，逃避责难，这首先是一个很自私的意图。而为了说明美对蒋失败没有“责任”，白皮书不惜歪曲事实，用唯心史观解释中美关系性质、中国革命原因及其性质、中共历史及中苏关系性质，这自然要引起中共反对并影响中共对美政策意图的基本看法。当中共据理批驳时，白皮书不但显得苍白无力，且其本身就是用以批评美对华政策取之不尽的弹药库。
在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压迫，造成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同时高涨的格局，任何中国反动派要勾结外国反动势力，与这种革命运动对抗，都注定要失败，反之亦然。白皮书不去讨论美国该不该干涉中国革命，却纠缠于如何干涉、蒋政权如何接受干涉才能达到最佳效果，亦即讨论蒋政权失败的罪责问题，这简直是文不对题！白皮书所载186份文件清楚地说明，美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及蒋政权对美的依赖双双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度和广度，这本身就能解释中国革命兴起、胜利及蒋政权失败的基本原因。而当蒋政权及其在美的支持者们依据白皮书提供的材料，反证美应对蒋政权失败负责时，白皮书及其炮制者们同样苍白无力，难以应对。
最后，白皮书发表之际，美在华虽遭到失败，却依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强大力量。二战解放者和超级帝国的特殊历史地位，使美统治集团自上而下，普遍有一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好为人师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贯穿于白皮书字里行间。白皮书发表之际，还是美苏冷战进入第一次高潮的关键时刻，美统治集团自上而下，又普遍有一种十字军式的使命感，视在世界范围内反苏反共为己任。为完成这一使命，又不免要与世界上一切反共力量——包括最腐朽的反动力量——结盟。白皮书究其本质，不是批评蒋政权腐败无能，而是批评其反共不力而痛心疾首。这两种感情——超级帝国的优越感和反苏反共反革命的使命感——一经融合，必然促使美对华政策继续在自相矛盾、不可自拔的“怪圈”中运动，即是说，对蒋政权腐败无能的厌恶失望心情，促使美试图与其脱离干系，因而便有了白皮书问世；但反苏反共冷战需要，又不允许美撇下虽然腐败，却甘当“走狗”的蒋政权。因此，当蒋政权及其在美的支持者们以反苏反共需要为由，攻击白皮书，要求美继续援蒋时，白皮书的炮制者们便很难拒绝。而一旦这种新的援蒋要求被美政府接受，就无异于美决策集团——白皮书的炮制者——自己宣判了白皮书死刑。
注释：
①、④《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远东：中国》，华盛顿1978年版，第146—155、678—680页。
②、②⑩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十辑，国共斗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434、435页。
③加的斯·史密斯：《迪安·艾奇逊》，科珀兄弟出版公司1972年版，第116页。
⑤、①①、①②、①③、①④、①⑤、③①、③②、③④《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971—992、34、35—36、38、38、40、41、38、41页。
⑥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与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5—31页。
⑦罗斯·凯恩著，张晓贝等译：《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商务印书馆1984年5月版，第75、86、74、94、35页。
⑧威廉W·斯托克：《走向对抗之路，1947—1950年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
⑨南希·塔克：《尘埃中透视1949—1950年中美关系》，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⑩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82页。
①⑥欧内斯特·梅、小詹姆斯·汤姆逊编，齐文颖等译：《美中关系史论，兼论美国与亚洲其它国家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335—336页。
①⑦、①⑧、①⑨、②②、②③、②④、②⑦、③⑧《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232、174、226—227、235—236、234、236、235—237、238页。
②①、④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第60、186—190页。
②⑤、③⑨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236、240页。
②⑥、②⑨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十八年之证言》第14册，中央日报社译印，1977年，第98、96页。
②⑧《世界知识》1949年9月，第12卷，第20期，第10页。
③⑩、③③新华社评论《四评白皮书》，载新华时事丛刊《驳斥艾奇逊》，第21、21页。
③⑤、③⑥、④①《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1377—1381、1383—1385、588页。
③⑦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261页。
④②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版，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