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战后日本的军国主义浊流
董群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6期
【原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京)1996年01期第28-34页
【作者简介】董群，历史系讲师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战后，日本原有的战争机器被瓦解，军国主义受到清算但并未被彻底摧毁。总想重振“大日本雄风”的军国主义势力从来没有停止过活动，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日益变本加厉。这股军国主义浊流的主要表现是：重新建立强大的战争力量，积极开展“改宪”、“扩宪”的活动，曲解、颠倒侵略历史等。它是对世界尤其是亚洲和平的威胁，我们必须对其保持高度的警惕。
关键词 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防卫 日本宪法 侵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日本，战败50年来，军国主义的浊流一直在涌动，并且不断加剧，它对日本的未来走向关系重大。世界，尤其是亚洲各国理所当然地警惕着这方面事态的发展。
二次大战结束前的日本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军国主义支配着国家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加强战争力量，准备和进行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是国家活动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都围绕这个中心，为其服务。战争力量的领导与指挥机构，如军部，实际上统治着全社会。日本，当时真可谓“武装到牙齿”。1945年，这架战争机器受到沉重打击，但并未被彻底摧毁。总想重振“大日本雄风”的军国主义势力从来没有停止过活动，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日益变本加厉。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活动是系统的、多方面而又相互配合的，又是持续的、步步推进的。
一
军国主义的活动，落到实处就是建立起强大的战争力量。
二战结束，战败国日本原有的战争机器当然被瓦解。但由于冷战格局的出现，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在战后不久，即开始重新武装。尽管在50年代，在亚洲，在日本国内都展开了反对重新武装日本的斗争，但日本依然在重新武装的道路上步步前进。
1950年8月，日本国家警察预备队建立，开始了军事力量的重建。1954年7月，日本防卫厅和陆海空自卫队便正式成立了，名为自卫队，实际即武装部队。1957年6月岸信介内阁正式决定了第一个防御力量建设三年计划（1958—1960年，名为《第一次防御力量整备计划》——“一次防”）；1961年7月，池田内阁制定通过了《第二次防御力量整备计划》（1962—1966年，“二次防”）；1966年11月，以佐藤首相为主席的国防会议决定了“三次防”（1967—1971年）扩军计划；1972年10月，日本国防会议通过了“四次防”计划（1972—1976年）。
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增强和扩展军事力量的经费更急剧增长。如“三次防”的预算费用总额达24200亿日元（最后首相裁决为23400亿日元），较“二次防”增加一倍，几乎等于1955年自民党成立以来防卫费的总和。“四次防”的预算经费为51950亿日元，为“三次防”的2.2倍，就其绝对额来说居世界第12位（虽受舆论严厉批评，后来亦仅削减了5000亿日元）。
1980年初，美国政府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希望扎实并明显地扩大日本防卫力量”，具体地希望1983年以前完成日本防卫厅制定的“昭和53年中期业务规划”（1980—1984年期间发展军备的5年计划，简称“53中业”）。该计划预定用于购置正面装备的费用约为27000亿日元。根据美方要求，日本国防会议正式决定于1982年3月提前完成此项计划。1981年，日本政府继之提出“昭和56年中期业务规划”（1983—1987年），这5年所需军费按预算数字计划，约为15—16万亿日元，远远超过“53中业”的支出，等于前9年（1974—1982年）的总和。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增强军备的速度明显加快。1984年度的军费开支为29346亿日元，占GNP的0.991%。它的绝对值在全世界各国中占第8位。
1987年度，日本军费达35174亿日元，占本年度GNP的1.004%，首次突破了1%的限制。此后连续3年超过1%的限度，军费年均递增6%左右。1990年度，日本军费高达41688亿日元，首次突破了4万亿日元大关。1991—1995年度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规定军费开支总额为227500亿日元，年均45500亿日元，超过东北亚、东南亚各国军费之和，居世界第3位。美国前国防部长卡卢奇曾在国会作证说，日本把这样一大笔钱用于军事，其军队必将由防御型转入进攻型。[（1）]
由于为扩充军备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巨额军费）和先进的技术基础（高技术），日本自卫队除了没有核武器外，其武器装备和指挥、通讯、后勤手段的现代化程度均已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目前日本海军拥有170艘舰艇，总吨位32万吨，居世界第6位，但其扫雷和反潜作战能力已被认为居世界第1、2位。日本空军战斗机的数量已超过了美国部署在远东地区的数量，大致与美国保护本土的战斗机数量相当，而日本国土的面积仅为美国的1/25，其防空导弹的密度已居世界第2位。无怪乎亚洲舆论普遍认为，日本防卫力量已超过自卫限度。[（2）]
日本的防卫力量超过自卫限度，也正是日本不断调整其防卫政策的结果。
战后，日本的防卫政策受美国的操纵控制，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所谓“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和“专守防卫”正是这种日美战略关系的集中体现。“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在1951年9月即初具雏形，后又经过多次修补、调整，用条约、协定等形式固定下来。“专守防卫”战略于1965年正式提出，1970年在《防卫白皮书》中得到确认，且是1976年制订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核心内容。根据“专守防卫”的要求，日本政府在内外形势的推动下，先后作出“无核三原则”、“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不行使集体自卫权”、“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额”等声明与承诺。但是，要求突破“专守防卫”限制的意见与要求一直存在。
从1986年5月起，终于在日本国内掀起了军事战略的大讨论。讨论中发表意见的大多数人认为“专守防卫”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求修改。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变消极防御”战略为“攻势防御”；积极推行“海洋战略”；大胆实行“自主防卫”；变“专守防卫”为“集体防卫”，行使“集体自卫权”。也就是说对以前政府作过的许多承诺，予以改变和废弃，而其核心要求就是要使日本的武装力量突破“自卫”与“防守”的限制，能够在国门以外，在海洋上施展。
1987年8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1987年版《防卫白皮书》。《白皮书》一开头就强调“军事力量的意义”，明确提出“军事力量的作用或机能，归根结底就是要以实力来迫使对方满足要求”；公开表示“为防止侵略，进行外交努力、经济合作固然重要，但仅靠这些不够，有必要建立无懈可击的防卫态势”；而且特别强调“军事力量所具有的遏制侵略的机能”。[（3）]《白皮书》鼓吹军事力量的意义和作用的这些论点，在日本以前就存在，但是在作为国家防卫政策正式表达形式的《白皮书》中，如此明确、突出地肯定下来，还是第一次。
《白皮书》还重点对于防卫费突破1%限额进行解释，试图以“不得已”来肯定其合理性。它强调“由于名义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停留在较低水平上，因此，不得已才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所以，废除防卫费的1%限额，以政府决定的防卫五年计划所需防卫费总额为限额是“合理的方针”。实际上从此防卫费将没有限额。
防卫政策的重大变化还表现在防卫区域的不断扩大和积极主张向海外派兵。
按“专守防卫”的原则，日军只能在本土进行防御性作战。但到了1981年，《防卫白皮书》则改提为“前沿防御战略”，即要求“歼敌于海上”。对此防卫厅解释说，“专守防卫”的地理范围“未必限于我国领土、领空、领海，具体划到何处需视个别情况而定，不可一概而论”。[（4）]中曾根内阁时进一步明确提出：自卫队要承担起日本周边1000海里的防卫职责，紧急情况下要负责封锁对马、津轻、宗谷三海峡。这样，日本的防卫圈超出了其本土的3倍以上。近年来，“防卫族”（即前防卫厅系统的官员、政治家和自卫队队员）人士及右翼政治家更鼓吹要将防卫圈扩大到马六甲海峡、印度洋乃至波斯湾。
海湾战争爆发时，日本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决定派出航空运输机。海湾战争结束后，又于1991年4月派出扫雷舰赴波斯湾扫雷，完成任务后仍以“防卫石油运输线”为名驻留海湾，直到10月15日方撤回。与此同时，陆上自卫队则建立了“协助联合国和平行动体制”：派出10—20名将军赴瑞典联合国训练中心研修；组建海外救灾部队，500人接受了训练；配备10架直升飞机，并集结5个方面军轮流待命，一俟有关法案通过即可出国执行任务。[（5）]1992年6月，日本参、众两院不顾国内外强烈反对，先后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为日本的扩军和派兵海外扫除了法律障碍。1992年9月，日本向柬埔寨派出首批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自卫队员，到10月份达到608人。这一派兵行为进一步表明日本的军事战略已从保卫本土转向“关注”世界。由此，战后日本的军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了。
二
日本在加强其军事与战争力量方面的一系列突破，实际上也是对战后《日本国宪法》的突破。在战后的日本，要求“改宪”和“扩宪”的活动，是和军事力量的扩展相伴而行的。“改宪”、“扩宪”说到底就是为重新武装和加强战争力量取得法律上的认可。
战后的《日本国宪法》是在美国占领军直接控制下制定的。这部宪法确定“主权在民”和放弃战争、军备。但日本的一些人一直宣称它是占领军当局“强加”给日本的，并以此为借口不断提出改宪的要求或对宪法另作解释。他们要修改的主要是限制天皇权力的宪法第一章，尤其是规定放弃战争、否认交战权、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的宪法第九条。
1946年8月，吉田茂在国会曾说，“由于新宪法第九条第二款不承认一切军备和国家的交战权，其结果就等于放弃了自卫权的发动和交战权。”但到1950年1月，他出自重建武装力量的需要而改口说，“放弃战争并非放弃自卫权”；[（6）]继而采取行动，于同年8月，建立了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
1954年12月，鸠山一郎明白表示“有必要修改宪法，特别是修改第九条”，并促使通过设置宪法调查会法案。
1957年2月，岸信介上台，他看到修改宪法的条件尚不成熟，遂改变手法，试图通过解释宪法来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8月，岸信介正式建立了鸠山内阁时代由于社会党拒绝参加而未能成立的内阁宪法调查会。1958年秋，宪法调查会以会长高柳贤三为团长组成调查团赴欧美调查研究日本国宪法制定的经过，12月回国。在会见记者时，高柳发表谈话说：首先倡议写明第九条放弃战争条款的是币原喜重郎（当时日本内阁首相）。麦克阿瑟当时认为，为了对抗别国侵略，保卫本国安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是理所当然的，第九条对此并无任何妨碍。还说，在美军司令部起草日本国宪法草案的有关人士认为，经过一定时间以后，日本国民重新研讨现行宪法是很自然的。只是希望不要推翻新宪法的根本原则。[（7）]高柳的这番讲话，实际上是为修改宪法提出依据。
在池田内阁时期，宪法调查会于各地召开听证会，至1963年春调查工作结束。调查会中绝大多数委员主张修改宪法。但日本宪法规定，修改宪法需要2/3以上国会议员的动议和半数以上国民投票赞同。自民党看到改宪的条件仍不具备，便决定继续通过对宪法有关条款扩大解释和灵活运用来达到实质上修改宪法的目的。1964年1月，自民党作出决定，要求全党竭尽全力在国民中创造需要修改宪法的舆论条件。1965年1月，自民党宪法调查会根据内阁宪法调查会中18名改宪死硬派委员的意见，制定了《宪法修改政要》，为进一步扩充军备等规定了指导原则。
1985年7月，中曾根首相在第五次自民党轻井泽讨论会上提到：“修改宪法已是既定方针”。其实，他的想法早在《新的保守理论》中就有表示：“日本宪法的制定过程，即使从手续上看，也可以发现瑕疵”，“从民主宪法的前提出发，重新估价宪法是正确的”，“在国民中多数人承认自卫队存在的必要性的现在，……有必要适应现状，在宪法上对自卫队正确地做出规定。”[（8）]
海湾战争爆发后，日本开始出现新的“改宪思潮”，在要求改宪的人中，有26%认为日本应该拥有正式军队。[（9）]日本政府、自民党正在诱导舆论为改宪打下思想基础，从通过“扩大解释”造成日本拥有自卫队的既成事实，进一步过渡到使宪法有关条文“空心化”，最终达到改宪的目的，从而使日本合法地拥有正式军队，进而无所顾忌不受约束地加强战争力量。
三
要把日本重新推上军国主义道路，就不可避免地要肯定过去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犯下的一切罪行，也就必然地要对历史作出一系列颠倒和曲解。50年来日本政界的许多头面人物有许多丑恶的表演和令人愤慨的活动。
其一是否认对外侵略的历史，否认发动侵略战争，否认在侵略战争中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
1988年，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宣称：“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日本是为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在受到批驳和在舆论压力下辞职后，他还发表文章说：“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想建立亚洲人的亚洲，解放东亚”，甚至颠倒黑白地说：“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作出了贡献”。
奥野之后，1994年5月，又有个内阁大臣永野茂门声言：“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当时日本即将被搞垮，日本是为了生存而揭竿而起”，“是为了解放殖民地以确立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放肆地颠倒和歪曲历史，理所当然地受到谴责而下台。但时隔三个月，又一名内阁成员樱井新跟着站出来否认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说“日本并非想发动侵略而打仗”；“与其说侵略战争，毋宁说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指日本）的福，从欧洲殖民的支配下获得独立”；“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也使它们民族强盛起来”。按照这些人的说法，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是为了保卫日本，而且是为了“解放”亚洲才发动那样残酷的侵略战争的，因此不仅不该受到谴责和否定，相反地应该受到礼赞和肯定。他们就是这样地颠倒历史。
下大力气颠倒历史的远不只是这些个政界的头面人物，还有一些所谓的“学者”，从60年代以来就以发表“学术著作”的行径，对历史大加颠倒和歪曲。如60年代初在日本发行的《大东亚战争全史》，全面肯定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将日本的侵略说成是“正当防御”，宣称：中国政治家利用排日运动来实现政治目的，损害了日本的在华权益，因此日本才不得不发动了“自卫战争”。而这部“巨著”的作者服部卓四郎原是前大本营陆军部作战课长，他为侵略战争效力多年，又用八年时间著书立说为侵略战争辩护，可谓始终如一的了。还有作者在60年代初，于日本杂志《中央公论》上连载发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公然声称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为了抵抗欧美列强，是为了保卫和解放亚洲民族。可见，这些“学者”与前述的政客完全声气相通，是在演“双簧”。事实上，那些所谓“巨著”大多是直接在政界、财界的资助下撰写出版的。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动，而是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背景的系统的有组织的行动。
其二是在颠倒历史的同时颠倒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是把战争罪犯颠倒为“爱国”、“卫国”的英雄。几乎年年上演的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便是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
靖国神社原名“招魂社”，是为纪念明治维新战争中战死的将士而建，由民间管理的普通神社。本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侵略的扩大，日本政府改靖国神社由国家管理，神社管理官由退役的陆海军大将担任。入祀神社的战死者要经天皇批准，被公认为是“对天皇忠诚的模范”和“为国捐躯的英雄”。每年春秋两季神社都要举行悼念亡灵的“大祭”活动。这对鼓动更多的日本国民加入到侵略战争行列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战后，神社内依然“供奉”着明治维新以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止日本在国内战争和对外侵略战争中死去的250万官兵（包括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等战争罪犯）的灵牌。神社内“遗品宝物馆”陈列着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使用过的武器和物品。根据美国占领军1945年12月的政教分离指令和日本宪法的规定，神社与国家政权分离，靖国神社成为一个普通的宗教法人单位。但是，要求将靖国神社恢复到战前那样由国家政权管理的活动一直存在。自60年代以来，日本刮起了一股妄图为日本战犯翻案的风潮。自民党头面人物参拜神社的举动也不断增加且步步升级。1969年以来，自民党先后五次向国会提出旨在实现国家管理的“靖国神社法案”，未能得逞。此后，他们改变手法，要求国家公职人员正式参拜，以“积累事实”，逐步形成声势。
吉田茂是战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开先河者。但直至70年代末期，首相还都以个人名义参拜，而且参拜的时间极力回避“八·一五”这个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然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以“尊重国民感情”为名，明定“八·一五”为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之日。1978年，福田首相也以个人名义参拜靖国神社，但在神社的名薄上公然签上了“内阁总理大臣福田纠夫”的字样。由于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日本国内外非常敏感的问题，铃木内阁于1980年11月发表了政府“统一见解”，表示“尚不能否认正式参拜有违反宪法嫌疑”。但是，1982年8月15日，以他为首的内阁成员同去参拜靖国神社，举动之大，明显超出了个人参拜的限度。中曾根上台后，推翻了铃木内阁的“统一见解”，先指示自民党成立“靖国神社小组委员会”，为阁僚正式参拜寻找法律根据，接着又在内阁设立了“有关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恳谈会”。在此基础上，内阁官房长官于1985年8月15日宣布“变更”以前的“政府统一见解”，决定中曾根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当日，中曾根率领172名国会议员和18名内阁成员到靖国神社敬礼献花，并公开声明不是个人参拜，而是“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的正式参拜”。这一行动立即受到日本国内有识之士和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此后的历届首相在这一问题上比较谨慎，但以个人名义在8月15日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者不乏其人。
目前日本国内依然有人在不断地进行活动，力求将政府官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制度化，并恢复靖国神社为国家管理。[（10）]
四
日本的政治家们所以那样热衷于参拜靖国神社，是因为此举具有多面效应，即既可直接间接地把日本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颠倒为卫国的爱国的战争；又可以对这些死者的崇敬与礼赞来吸引青年参加武装部队，为战争献身。这实际上是日本的政界要人以引人瞩目的方式对日本人进行军国主义教育。
尊崇过去从事侵略战争的亡灵，是为了今天和明天能招致新的更多的人照着他们的路前进。这需要系统的军国主义教育。战后的日本，事实上一直有一股力量在推行军国主义教育。
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军根据《波茨坦公告》和《美国对日方针》的基本精神，针对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发布了四条指令，即“关于日本教育制度管理政策令”、“关于教育及教育官员审查、革职、批准令”、“关于禁止政府对国家神道、神社神道予以保障、支援、保全、监督及传播令”、“关于停讲修身、日本历史及地理课令”。[（11）]日本当局不得不根据这四条指令制订一些消除军国主义教育的具体法令和措施。
1950年5月，刚就任日本文相的天野贞佑，就以文部省的名义提出全国中小学要唱“君之代”歌，并公开提出把明治的《教育敕语》作为战后日本人的道德准则。1955年8月，日本民主党基于对战后教育民主改革的反感，提出了所谓《令人忧虑的教科书问题》。这就是后来愈演愈烈的教科书问题的开始。为排除所谓“令人忧虑的教科书问题”，文部省于1955年开始陆续就小学、初中、高中的教科书提出了一系列修订意见，把军国主义思想重新塞进了“学习指导要领”。1963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对军国主义分子作出恢复授勋的决议，同年8月15日举行第一次全国阵亡将士追悼会，1964年4月颁布阵亡将士授勋令，为军国主义分子歌功颂德，树碑立传。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恢复军国主义教育的活动又有发展。日本当局一些头面人物公然美化《教育敕语》，宣扬战前军国主义教育，反对战后教育民主改革。在80年代，为恢复、推行军国主义教育，日本文部省和右派势力在由来已久的教科书问题上又掀起波澜。1982年，经日本文部审定的一批教科书中，有关近、现代史的记述部分，不少内容歪曲史实，隐瞒真相，企图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开脱罪责。1986年，教科书事件再度重演。文部省审定通过名为《新编日本史》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在古代史部分美化天皇，把天皇说成是“宇宙中最高的神”；在近代部分，则宣扬充满军国主义精神的《教育敕语》，并有意歪曲历史。这本书是由名为“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组织编纂的。该组织是由日本一批很有影响的反动文人、学者和原自卫队的高级军官组成的极右集团。他们得到了财界、政界、自民党的强有力的资助。
上述种种，清楚表明，军国主义在战后的日本确实是愈演愈烈，而其逐步加剧的进程又同日本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事实上，日本的财界以多种方式支持和资助了军国主义的活动，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同时，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决不会忘记，战前的日本战争力量便是以日本大财团为其经济支柱，又是为这些大财团谋取种种权益的。今天的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种经济力量同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军国主义思潮与活动很容易结合起来，一面推动日本成为全面高技术化的军事大国；一面激发与形成形形色色的“新民族主义”、“新大和主义”、“新国家主义”等等思想、观念，而其实质是要在世界谋取霸权。日本有一名国际政治学者曾直言不讳地说：“靠我们的决心成为军事大国并不困难”，而“日本能力足够，只欠决心”。[（12）]军国主义的活动似乎只是要把日本全国上下动员起来下这个决心，即先成为军事大国，再夺世界霸权。当然，时代不同了，日本要重走战前军国主义的老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是不容易如愿的。但是，如果对日本现在存在的军国主义势力缺乏警惕，那么，这股军国主义势力把严重的灾难重新加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头上，并非绝无可能。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之一的和平，是要靠斗争来维护和实现的。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保持高度的警惕，正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
注释：
（1）（美）1989年2月13日《华盛顿邮报》。
（2）（香港）1990年12月21日《远东经济评论》评论员文章。
（3）郭震远：《日本1987年版〈防卫白皮书〉的发表是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重要一步》，《日本问题资料》1988年第2期。
（4）周季华：《日本国防现代化的走向——“亚太地区军事未来预测讨论会”上的发言》，《日本问题资料》1989年第1期。
（5）林晓光：《日本军事战略、防卫政策的演变及重大调整》，《日本问题资料》1993年第3期。
（6）（日）三冢博监修：《议会政治100年》，德间书店，1988年，第485—486页。
（7）关南等：《战后日本政治》，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240—241页。
（8）（日）中曾根康弘：《新的保守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90—93页。
（9）刘江永：《日本的崛起及政治外交倾向》，《日本学刊》1991年第4期。
（10）鲁义：《当前中日关系中的几个问题》，《日本问题资料》1994年第5期。
（11）吴光威：《教科书问题与军国主义教育》，《日本问题资料》1986年第7期。
（12）（日）《宝石》月刊1990年第1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6期
【原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京)1996年01期第28-34页
【作者简介】董群，历史系讲师
关键词 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防卫 日本宪法 侵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日本，战败50年来，军国主义的浊流一直在涌动，并且不断加剧，它对日本的未来走向关系重大。世界，尤其是亚洲各国理所当然地警惕着这方面事态的发展。
二次大战结束前的日本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军国主义支配着国家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加强战争力量，准备和进行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是国家活动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都围绕这个中心，为其服务。战争力量的领导与指挥机构，如军部，实际上统治着全社会。日本，当时真可谓“武装到牙齿”。1945年，这架战争机器受到沉重打击，但并未被彻底摧毁。总想重振“大日本雄风”的军国主义势力从来没有停止过活动，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日益变本加厉。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活动是系统的、多方面而又相互配合的，又是持续的、步步推进的。
一
军国主义的活动，落到实处就是建立起强大的战争力量。
二战结束，战败国日本原有的战争机器当然被瓦解。但由于冷战格局的出现，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在战后不久，即开始重新武装。尽管在50年代，在亚洲，在日本国内都展开了反对重新武装日本的斗争，但日本依然在重新武装的道路上步步前进。
1950年8月，日本国家警察预备队建立，开始了军事力量的重建。1954年7月，日本防卫厅和陆海空自卫队便正式成立了，名为自卫队，实际即武装部队。1957年6月岸信介内阁正式决定了第一个防御力量建设三年计划（1958—1960年，名为《第一次防御力量整备计划》——“一次防”）；1961年7月，池田内阁制定通过了《第二次防御力量整备计划》（1962—1966年，“二次防”）；1966年11月，以佐藤首相为主席的国防会议决定了“三次防”（1967—1971年）扩军计划；1972年10月，日本国防会议通过了“四次防”计划（1972—1976年）。
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增强和扩展军事力量的经费更急剧增长。如“三次防”的预算费用总额达24200亿日元（最后首相裁决为23400亿日元），较“二次防”增加一倍，几乎等于1955年自民党成立以来防卫费的总和。“四次防”的预算经费为51950亿日元，为“三次防”的2.2倍，就其绝对额来说居世界第12位（虽受舆论严厉批评，后来亦仅削减了5000亿日元）。
1980年初，美国政府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希望扎实并明显地扩大日本防卫力量”，具体地希望1983年以前完成日本防卫厅制定的“昭和53年中期业务规划”（1980—1984年期间发展军备的5年计划，简称“53中业”）。该计划预定用于购置正面装备的费用约为27000亿日元。根据美方要求，日本国防会议正式决定于1982年3月提前完成此项计划。1981年，日本政府继之提出“昭和56年中期业务规划”（1983—1987年），这5年所需军费按预算数字计划，约为15—16万亿日元，远远超过“53中业”的支出，等于前9年（1974—1982年）的总和。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增强军备的速度明显加快。1984年度的军费开支为29346亿日元，占GNP的0.991%。它的绝对值在全世界各国中占第8位。
1987年度，日本军费达35174亿日元，占本年度GNP的1.004%，首次突破了1%的限制。此后连续3年超过1%的限度，军费年均递增6%左右。1990年度，日本军费高达41688亿日元，首次突破了4万亿日元大关。1991—1995年度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规定军费开支总额为227500亿日元，年均45500亿日元，超过东北亚、东南亚各国军费之和，居世界第3位。美国前国防部长卡卢奇曾在国会作证说，日本把这样一大笔钱用于军事，其军队必将由防御型转入进攻型。[（1）]
由于为扩充军备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巨额军费）和先进的技术基础（高技术），日本自卫队除了没有核武器外，其武器装备和指挥、通讯、后勤手段的现代化程度均已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目前日本海军拥有170艘舰艇，总吨位32万吨，居世界第6位，但其扫雷和反潜作战能力已被认为居世界第1、2位。日本空军战斗机的数量已超过了美国部署在远东地区的数量，大致与美国保护本土的战斗机数量相当，而日本国土的面积仅为美国的1/25，其防空导弹的密度已居世界第2位。无怪乎亚洲舆论普遍认为，日本防卫力量已超过自卫限度。[（2）]
日本的防卫力量超过自卫限度，也正是日本不断调整其防卫政策的结果。
战后，日本的防卫政策受美国的操纵控制，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所谓“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和“专守防卫”正是这种日美战略关系的集中体现。“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在1951年9月即初具雏形，后又经过多次修补、调整，用条约、协定等形式固定下来。“专守防卫”战略于1965年正式提出，1970年在《防卫白皮书》中得到确认，且是1976年制订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核心内容。根据“专守防卫”的要求，日本政府在内外形势的推动下，先后作出“无核三原则”、“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不行使集体自卫权”、“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额”等声明与承诺。但是，要求突破“专守防卫”限制的意见与要求一直存在。
从1986年5月起，终于在日本国内掀起了军事战略的大讨论。讨论中发表意见的大多数人认为“专守防卫”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求修改。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变消极防御”战略为“攻势防御”；积极推行“海洋战略”；大胆实行“自主防卫”；变“专守防卫”为“集体防卫”，行使“集体自卫权”。也就是说对以前政府作过的许多承诺，予以改变和废弃，而其核心要求就是要使日本的武装力量突破“自卫”与“防守”的限制，能够在国门以外，在海洋上施展。
1987年8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1987年版《防卫白皮书》。《白皮书》一开头就强调“军事力量的意义”，明确提出“军事力量的作用或机能，归根结底就是要以实力来迫使对方满足要求”；公开表示“为防止侵略，进行外交努力、经济合作固然重要，但仅靠这些不够，有必要建立无懈可击的防卫态势”；而且特别强调“军事力量所具有的遏制侵略的机能”。[（3）]《白皮书》鼓吹军事力量的意义和作用的这些论点，在日本以前就存在，但是在作为国家防卫政策正式表达形式的《白皮书》中，如此明确、突出地肯定下来，还是第一次。
《白皮书》还重点对于防卫费突破1%限额进行解释，试图以“不得已”来肯定其合理性。它强调“由于名义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停留在较低水平上，因此，不得已才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所以，废除防卫费的1%限额，以政府决定的防卫五年计划所需防卫费总额为限额是“合理的方针”。实际上从此防卫费将没有限额。
防卫政策的重大变化还表现在防卫区域的不断扩大和积极主张向海外派兵。
按“专守防卫”的原则，日军只能在本土进行防御性作战。但到了1981年，《防卫白皮书》则改提为“前沿防御战略”，即要求“歼敌于海上”。对此防卫厅解释说，“专守防卫”的地理范围“未必限于我国领土、领空、领海，具体划到何处需视个别情况而定，不可一概而论”。[（4）]中曾根内阁时进一步明确提出：自卫队要承担起日本周边1000海里的防卫职责，紧急情况下要负责封锁对马、津轻、宗谷三海峡。这样，日本的防卫圈超出了其本土的3倍以上。近年来，“防卫族”（即前防卫厅系统的官员、政治家和自卫队队员）人士及右翼政治家更鼓吹要将防卫圈扩大到马六甲海峡、印度洋乃至波斯湾。
海湾战争爆发时，日本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决定派出航空运输机。海湾战争结束后，又于1991年4月派出扫雷舰赴波斯湾扫雷，完成任务后仍以“防卫石油运输线”为名驻留海湾，直到10月15日方撤回。与此同时，陆上自卫队则建立了“协助联合国和平行动体制”：派出10—20名将军赴瑞典联合国训练中心研修；组建海外救灾部队，500人接受了训练；配备10架直升飞机，并集结5个方面军轮流待命，一俟有关法案通过即可出国执行任务。[（5）]1992年6月，日本参、众两院不顾国内外强烈反对，先后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为日本的扩军和派兵海外扫除了法律障碍。1992年9月，日本向柬埔寨派出首批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自卫队员，到10月份达到608人。这一派兵行为进一步表明日本的军事战略已从保卫本土转向“关注”世界。由此，战后日本的军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了。
二
日本在加强其军事与战争力量方面的一系列突破，实际上也是对战后《日本国宪法》的突破。在战后的日本，要求“改宪”和“扩宪”的活动，是和军事力量的扩展相伴而行的。“改宪”、“扩宪”说到底就是为重新武装和加强战争力量取得法律上的认可。
战后的《日本国宪法》是在美国占领军直接控制下制定的。这部宪法确定“主权在民”和放弃战争、军备。但日本的一些人一直宣称它是占领军当局“强加”给日本的，并以此为借口不断提出改宪的要求或对宪法另作解释。他们要修改的主要是限制天皇权力的宪法第一章，尤其是规定放弃战争、否认交战权、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的宪法第九条。
1946年8月，吉田茂在国会曾说，“由于新宪法第九条第二款不承认一切军备和国家的交战权，其结果就等于放弃了自卫权的发动和交战权。”但到1950年1月，他出自重建武装力量的需要而改口说，“放弃战争并非放弃自卫权”；[（6）]继而采取行动，于同年8月，建立了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
1954年12月，鸠山一郎明白表示“有必要修改宪法，特别是修改第九条”，并促使通过设置宪法调查会法案。
1957年2月，岸信介上台，他看到修改宪法的条件尚不成熟，遂改变手法，试图通过解释宪法来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8月，岸信介正式建立了鸠山内阁时代由于社会党拒绝参加而未能成立的内阁宪法调查会。1958年秋，宪法调查会以会长高柳贤三为团长组成调查团赴欧美调查研究日本国宪法制定的经过，12月回国。在会见记者时，高柳发表谈话说：首先倡议写明第九条放弃战争条款的是币原喜重郎（当时日本内阁首相）。麦克阿瑟当时认为，为了对抗别国侵略，保卫本国安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是理所当然的，第九条对此并无任何妨碍。还说，在美军司令部起草日本国宪法草案的有关人士认为，经过一定时间以后，日本国民重新研讨现行宪法是很自然的。只是希望不要推翻新宪法的根本原则。[（7）]高柳的这番讲话，实际上是为修改宪法提出依据。
在池田内阁时期，宪法调查会于各地召开听证会，至1963年春调查工作结束。调查会中绝大多数委员主张修改宪法。但日本宪法规定，修改宪法需要2/3以上国会议员的动议和半数以上国民投票赞同。自民党看到改宪的条件仍不具备，便决定继续通过对宪法有关条款扩大解释和灵活运用来达到实质上修改宪法的目的。1964年1月，自民党作出决定，要求全党竭尽全力在国民中创造需要修改宪法的舆论条件。1965年1月，自民党宪法调查会根据内阁宪法调查会中18名改宪死硬派委员的意见，制定了《宪法修改政要》，为进一步扩充军备等规定了指导原则。
1985年7月，中曾根首相在第五次自民党轻井泽讨论会上提到：“修改宪法已是既定方针”。其实，他的想法早在《新的保守理论》中就有表示：“日本宪法的制定过程，即使从手续上看，也可以发现瑕疵”，“从民主宪法的前提出发，重新估价宪法是正确的”，“在国民中多数人承认自卫队存在的必要性的现在，……有必要适应现状，在宪法上对自卫队正确地做出规定。”[（8）]
海湾战争爆发后，日本开始出现新的“改宪思潮”，在要求改宪的人中，有26%认为日本应该拥有正式军队。[（9）]日本政府、自民党正在诱导舆论为改宪打下思想基础，从通过“扩大解释”造成日本拥有自卫队的既成事实，进一步过渡到使宪法有关条文“空心化”，最终达到改宪的目的，从而使日本合法地拥有正式军队，进而无所顾忌不受约束地加强战争力量。
三
要把日本重新推上军国主义道路，就不可避免地要肯定过去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犯下的一切罪行，也就必然地要对历史作出一系列颠倒和曲解。50年来日本政界的许多头面人物有许多丑恶的表演和令人愤慨的活动。
其一是否认对外侵略的历史，否认发动侵略战争，否认在侵略战争中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
1988年，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宣称：“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日本是为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在受到批驳和在舆论压力下辞职后，他还发表文章说：“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想建立亚洲人的亚洲，解放东亚”，甚至颠倒黑白地说：“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作出了贡献”。
奥野之后，1994年5月，又有个内阁大臣永野茂门声言：“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当时日本即将被搞垮，日本是为了生存而揭竿而起”，“是为了解放殖民地以确立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放肆地颠倒和歪曲历史，理所当然地受到谴责而下台。但时隔三个月，又一名内阁成员樱井新跟着站出来否认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说“日本并非想发动侵略而打仗”；“与其说侵略战争，毋宁说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指日本）的福，从欧洲殖民的支配下获得独立”；“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也使它们民族强盛起来”。按照这些人的说法，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是为了保卫日本，而且是为了“解放”亚洲才发动那样残酷的侵略战争的，因此不仅不该受到谴责和否定，相反地应该受到礼赞和肯定。他们就是这样地颠倒历史。
下大力气颠倒历史的远不只是这些个政界的头面人物，还有一些所谓的“学者”，从60年代以来就以发表“学术著作”的行径，对历史大加颠倒和歪曲。如60年代初在日本发行的《大东亚战争全史》，全面肯定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将日本的侵略说成是“正当防御”，宣称：中国政治家利用排日运动来实现政治目的，损害了日本的在华权益，因此日本才不得不发动了“自卫战争”。而这部“巨著”的作者服部卓四郎原是前大本营陆军部作战课长，他为侵略战争效力多年，又用八年时间著书立说为侵略战争辩护，可谓始终如一的了。还有作者在60年代初，于日本杂志《中央公论》上连载发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公然声称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为了抵抗欧美列强，是为了保卫和解放亚洲民族。可见，这些“学者”与前述的政客完全声气相通，是在演“双簧”。事实上，那些所谓“巨著”大多是直接在政界、财界的资助下撰写出版的。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动，而是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背景的系统的有组织的行动。
其二是在颠倒历史的同时颠倒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是把战争罪犯颠倒为“爱国”、“卫国”的英雄。几乎年年上演的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便是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
靖国神社原名“招魂社”，是为纪念明治维新战争中战死的将士而建，由民间管理的普通神社。本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侵略的扩大，日本政府改靖国神社由国家管理，神社管理官由退役的陆海军大将担任。入祀神社的战死者要经天皇批准，被公认为是“对天皇忠诚的模范”和“为国捐躯的英雄”。每年春秋两季神社都要举行悼念亡灵的“大祭”活动。这对鼓动更多的日本国民加入到侵略战争行列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战后，神社内依然“供奉”着明治维新以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止日本在国内战争和对外侵略战争中死去的250万官兵（包括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等战争罪犯）的灵牌。神社内“遗品宝物馆”陈列着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使用过的武器和物品。根据美国占领军1945年12月的政教分离指令和日本宪法的规定，神社与国家政权分离，靖国神社成为一个普通的宗教法人单位。但是，要求将靖国神社恢复到战前那样由国家政权管理的活动一直存在。自60年代以来，日本刮起了一股妄图为日本战犯翻案的风潮。自民党头面人物参拜神社的举动也不断增加且步步升级。1969年以来，自民党先后五次向国会提出旨在实现国家管理的“靖国神社法案”，未能得逞。此后，他们改变手法，要求国家公职人员正式参拜，以“积累事实”，逐步形成声势。
吉田茂是战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开先河者。但直至70年代末期，首相还都以个人名义参拜，而且参拜的时间极力回避“八·一五”这个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然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以“尊重国民感情”为名，明定“八·一五”为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之日。1978年，福田首相也以个人名义参拜靖国神社，但在神社的名薄上公然签上了“内阁总理大臣福田纠夫”的字样。由于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日本国内外非常敏感的问题，铃木内阁于1980年11月发表了政府“统一见解”，表示“尚不能否认正式参拜有违反宪法嫌疑”。但是，1982年8月15日，以他为首的内阁成员同去参拜靖国神社，举动之大，明显超出了个人参拜的限度。中曾根上台后，推翻了铃木内阁的“统一见解”，先指示自民党成立“靖国神社小组委员会”，为阁僚正式参拜寻找法律根据，接着又在内阁设立了“有关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恳谈会”。在此基础上，内阁官房长官于1985年8月15日宣布“变更”以前的“政府统一见解”，决定中曾根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当日，中曾根率领172名国会议员和18名内阁成员到靖国神社敬礼献花，并公开声明不是个人参拜，而是“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的正式参拜”。这一行动立即受到日本国内有识之士和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此后的历届首相在这一问题上比较谨慎，但以个人名义在8月15日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者不乏其人。
目前日本国内依然有人在不断地进行活动，力求将政府官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制度化，并恢复靖国神社为国家管理。[（10）]
四
日本的政治家们所以那样热衷于参拜靖国神社，是因为此举具有多面效应，即既可直接间接地把日本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颠倒为卫国的爱国的战争；又可以对这些死者的崇敬与礼赞来吸引青年参加武装部队，为战争献身。这实际上是日本的政界要人以引人瞩目的方式对日本人进行军国主义教育。
尊崇过去从事侵略战争的亡灵，是为了今天和明天能招致新的更多的人照着他们的路前进。这需要系统的军国主义教育。战后的日本，事实上一直有一股力量在推行军国主义教育。
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军根据《波茨坦公告》和《美国对日方针》的基本精神，针对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发布了四条指令，即“关于日本教育制度管理政策令”、“关于教育及教育官员审查、革职、批准令”、“关于禁止政府对国家神道、神社神道予以保障、支援、保全、监督及传播令”、“关于停讲修身、日本历史及地理课令”。[（11）]日本当局不得不根据这四条指令制订一些消除军国主义教育的具体法令和措施。
1950年5月，刚就任日本文相的天野贞佑，就以文部省的名义提出全国中小学要唱“君之代”歌，并公开提出把明治的《教育敕语》作为战后日本人的道德准则。1955年8月，日本民主党基于对战后教育民主改革的反感，提出了所谓《令人忧虑的教科书问题》。这就是后来愈演愈烈的教科书问题的开始。为排除所谓“令人忧虑的教科书问题”，文部省于1955年开始陆续就小学、初中、高中的教科书提出了一系列修订意见，把军国主义思想重新塞进了“学习指导要领”。1963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对军国主义分子作出恢复授勋的决议，同年8月15日举行第一次全国阵亡将士追悼会，1964年4月颁布阵亡将士授勋令，为军国主义分子歌功颂德，树碑立传。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恢复军国主义教育的活动又有发展。日本当局一些头面人物公然美化《教育敕语》，宣扬战前军国主义教育，反对战后教育民主改革。在80年代，为恢复、推行军国主义教育，日本文部省和右派势力在由来已久的教科书问题上又掀起波澜。1982年，经日本文部审定的一批教科书中，有关近、现代史的记述部分，不少内容歪曲史实，隐瞒真相，企图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开脱罪责。1986年，教科书事件再度重演。文部省审定通过名为《新编日本史》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在古代史部分美化天皇，把天皇说成是“宇宙中最高的神”；在近代部分，则宣扬充满军国主义精神的《教育敕语》，并有意歪曲历史。这本书是由名为“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组织编纂的。该组织是由日本一批很有影响的反动文人、学者和原自卫队的高级军官组成的极右集团。他们得到了财界、政界、自民党的强有力的资助。
上述种种，清楚表明，军国主义在战后的日本确实是愈演愈烈，而其逐步加剧的进程又同日本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事实上，日本的财界以多种方式支持和资助了军国主义的活动，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同时，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决不会忘记，战前的日本战争力量便是以日本大财团为其经济支柱，又是为这些大财团谋取种种权益的。今天的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种经济力量同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军国主义思潮与活动很容易结合起来，一面推动日本成为全面高技术化的军事大国；一面激发与形成形形色色的“新民族主义”、“新大和主义”、“新国家主义”等等思想、观念，而其实质是要在世界谋取霸权。日本有一名国际政治学者曾直言不讳地说：“靠我们的决心成为军事大国并不困难”，而“日本能力足够，只欠决心”。[（12）]军国主义的活动似乎只是要把日本全国上下动员起来下这个决心，即先成为军事大国，再夺世界霸权。当然，时代不同了，日本要重走战前军国主义的老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是不容易如愿的。但是，如果对日本现在存在的军国主义势力缺乏警惕，那么，这股军国主义势力把严重的灾难重新加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头上，并非绝无可能。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之一的和平，是要靠斗争来维护和实现的。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保持高度的警惕，正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
注释：
（1）（美）1989年2月13日《华盛顿邮报》。
（2）（香港）1990年12月21日《远东经济评论》评论员文章。
（3）郭震远：《日本1987年版〈防卫白皮书〉的发表是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重要一步》，《日本问题资料》1988年第2期。
（4）周季华：《日本国防现代化的走向——“亚太地区军事未来预测讨论会”上的发言》，《日本问题资料》1989年第1期。
（5）林晓光：《日本军事战略、防卫政策的演变及重大调整》，《日本问题资料》1993年第3期。
（6）（日）三冢博监修：《议会政治100年》，德间书店，1988年，第485—486页。
（7）关南等：《战后日本政治》，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240—241页。
（8）（日）中曾根康弘：《新的保守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90—93页。
（9）刘江永：《日本的崛起及政治外交倾向》，《日本学刊》1991年第4期。
（10）鲁义：《当前中日关系中的几个问题》，《日本问题资料》1994年第5期。
（11）吴光威：《教科书问题与军国主义教育》，《日本问题资料》1986年第7期。
（12）（日）《宝石》月刊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