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我国美国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著名女学者黄绍湘教授
张宏毅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6年02期第90-100页
【作者简介】张宏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美国历史，其起始几乎与新中国诞生同步。而这头几步的足迹，就是和著名的美国史专家、我国美国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黄绍湘教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①a]她自1950年起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撰写和发表了有关美国历史的文章，1953年即推出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美国史专著《美国简明史》，继而又于1957年推出另一美国史专著《美国早期发展史》。这不仅在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是最早的，在我国世界国别史研究领域也是最早的。黄教授笔耕不止，历40余载乃至80高龄的今天，带着耳聋体虚的病痛，仍在殚精竭虑、潜心思考，坚持其研究工作。现在就我所了解的黄教授的生平，她的为学、为人及学术成就作一简要回顾，以期从中获取教益和启示。
一
黄绍湘先生长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兼学术委员、博士生导师、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自1979年至1986年连续三届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1986年至今担任顾问。1980—1993年任中国历史学会理事。1985—1986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高级访问学者访问美国，在哥伦比亚、哈佛、耶鲁、纽约市立大学等校讲学。1967年10月，参加国家教委委托北京外国语学院主办的中美学者关于美国宪法制定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担任中方主要发言人。黄教授著述甚丰。除前已提到的《美国简明史》和《美国早期发展史》外，她又于1979年和1987年在对上述两书作全面审查与修改的基础上，分别推出《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和《美国史纲（1492—1823）》（重庆出版社出版），并发表美国史论文数十篇。1991年7月起，获国务院颁发的为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者证书和特殊津贴。
黄先生1915年5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在北京受中小学教育。1931年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她出于爱国热情，参加了学生支援南下请愿代表的卧轨行动。1934年夏，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二年级插班生。面对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黄先生对中国近百年来屈辱的历史，产生了进行研究的强烈愿望。1935年夏，由外语系转入历史系学习。当时，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我华北进行侵略的步伐。“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35年冬，黄先生投身于“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随后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在高碑店遭军警包围殴打并被押回北京。同学们在愤怒抗议中，自动组织了“民族解放先锋队”，黄先生是最早的队员之一，并写了一篇《高碑店之夜》的报导，以揭露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行径。1937年2月北平学联在1936年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的形势下，组织华北学生献旗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三中全会献旗、请愿，要求“团结御侮”，“一致对外、全面抗战”。黄先生被推举为献旗请愿团团长。一行20人抵南京后，即被国民党当局军警软禁。黄先生挺身而出，带动全团成员据理力争，申明此行目的是争取国内团结抗日，爱国无罪。由于黄先生在校内外积极从事进步活动，两次受到校方记大过处分。
黄先生于1937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此后，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从1941年夏季起，参加了由毕季龙、潘菽等20余人组织的秘密读书会，讨论国内外政治形势。1943年间，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盟军均取得重大胜利。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此形势下举办了第一届自费留美考试。当时黄先生与清华的知心同学多次商谈，一致认为战后美国必将成为世界头等强国，在国际事务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各方面研究美国，自有其迫切性。于是，她报名参加留美考试并被录取。1944年秋，黄先生到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开始了美国史的学习与研究。该校是美国盛极一时的进步史学派的主要阵地。虽然进步学派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采用经济解释方法，分析美国史重大事件，注重分析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提供了大量关于美国经济发展的具体素材，使黄先生获益匪浅。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为了扩大视野，黄先生还到纽约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办的杰斐逊社会科学院，进修美国工人运动史、黑人运动史。在此期间，结识了一些进步的留美同学，定期座谈国内形势。还参加了史沫特莱和林语堂主持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的辩论会。1945年4月，董必武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停留期间，在华人学者集会上介绍中国解放区情况，遭到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围攻，黄先生与中国进步留美学生一道，挺身而出，保护董老安全。史沫特莱当时正在撰写《朱德传》，黄先生积极为她翻译有关革命根据地的报刊资料。她还团结中国进步学者于1945年6月在报刊上联名向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出呼吁，要他改变援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并以个人名义致函杜鲁门，明确提出两条：1）命令美国军队立即从中国撤走；2）推迟（给国民党政府的）3300万美元的信用贷款和其它任何贷款，直到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建立起来。表现出了一位爱国进步历史学者的鲜明立场。1946年夏，先生完成了题为“威廉·麦克莱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硕士论文（麦克莱是一位杰斐逊民主主义者），得到导师约翰·克劳特（一位进步派学者）的高度评价，认为是“倾注了深邃的思想”、“写得非常好”的论文。1947年春，国内全面内战已经展开，黄先生放弃了她在耶鲁大学讲授中文并改读博士学位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到国内。黄先生后来说，“两年多艰苦而愉快的学习，奠定了40多年来从事美国史研究的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黄先生的学术生涯也开始了崭新的一页。她先后任山东大学文史系教授，人民出版社编审，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继而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从1977年7月起，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任美国史研究员。1951—1952年，黄先生参加了广西柳城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土改行将结束时，三名土改队员（其中两人是辅仁大学同学）被混进土改工作队的匪徒开枪打死，另两位同志被枪声惊醒，与歹徒英勇搏斗，才幸免于难。黄先生说这次血淋淋的事件给她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斗争课。
黄先生在总结自己从青年时代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实践活动时深有感触地说，“上述社会实践使我认清了革命的艰巨性、集体的力量、人民群众的智慧，磨练了我的意志，提高了我分析问题的能力，增强了我追求真理的信念，对我毕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事学术研究起着重大的影响。”[①b]这一番话，隽永意长，发人深思。
二
谈到黄先生作为我国美国史研究奠基人之一的贡献，不能不从其早期成就谈起，而这些成就又都与她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历史事件做出科学解释分不开的。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在于实事求是。黄先生发表的最初几篇论文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成的。
1951年6月，正值我国人民处于抗美援朝的高潮之中，一些文章的作者为这一伟大运动所激动，希望从历史上找出美帝破坏条约的罪证，来“帮助读者从理性认识上增加仇视美帝、蔑视美帝、鄙视美帝的情绪”。但他们“不能以科学的历史观点，分析美国历史事件和人物，找罪证。”相反，却随意摭取了一条当美国走出独立战争时，1978年美国谈判代表利用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之间的矛盾，赢得于己有利的条约的实例，作为揭露美国破坏条约的“历史罪证”。如果不是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人们或许会同意那些同志的“左”的简单化处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蓬勃开展的当时，情况更其如此。但黄先生坚决反对这种简单化的、非科学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她在1951年6月特地以“评‘美帝破坏条约的历史上的罪证’”为题批评了这种现象。指出，“这一个时代的美国，非但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甚至资本主义也还在萌芽的阶段，她能够策略地运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矛盾，在独立革命战争中获得当时英国的敌人——法国专制的波旁王朝的援助，充实了作战的力量，击败了束缚它的发展的敌人——英国，可以说她是外交政策的成功。这正是弱小国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运用灵活外交的辉煌胜利。但当她走出战争的时候，旧日的同盟国家——法兰西、西班牙要宰割她，索取极高的代价，妨碍了美国的生存权利和发展，而旧日的敌人——英国已打得无还击力量，愿意以宽大的条件和美国单独媾和的时候，年轻的刚走出战争的美国单独地和英国媾和，是绝对符合她的生存和发展的，是正确的。”[①c]黄先生进一步指出，“要想找美国破坏条约的历史上的罪证是多得很”，问题是，“历史上的一切制度、现象、政治人物、个别问题都由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所规定，我们着手分析时，必须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去评定它们（或他们），不然，就会陷入简化主义或公式主义的错误，就是非历史观点的方法。”[②c]她在文章的末尾总结性地指出，“从以上的分析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具体历史条件之下，1783年美国和英国单独媾和是附合美国民族利益的，美国当时并不负任何破坏同盟的责任。我们研究历史，尤其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要站稳科学的历史的立场，决不可以牵强附会，曲解历史，因为任何外国史的研究，在国内还是崭新的园地，我们对于任何专题的研究，如果不用冷静的头脑，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处理，就会发生严重的偏差，引起学术界的混乱现象的。”[③c]
以上这段文字，可谓是切中肯綮，抓住了历史研究的一个关键，今天读来仍然倍感亲切。这是40多年前黄先生初涉新中国史学园地时就表达的真知灼见，而她也正是沿着这一基本思路开始了她美国史宏篇专著的写作。
黄先生回顾她写作《美国简明史》的过程，追溯到了1947年春回国不久。当时她对国民党腐朽政权必将崩溃满怀信心，便在青岛使用从美国带回的大量书籍、资料，着手写《美国政治经济史》初稿。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继续进行写作。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出版总署建议将史稿改写为简史，以应读者的需要。于是，黄先生历几年之辛劳，终于写成《美国简明史》，并于195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叙述了从17世纪北美殖民地时期到1952年美国侵朝战争失败和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为止时期的美国历史。全书共10章，凡36万字。正如黄先生在自序中所说，她尝试“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展开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同时书中还具体描述了美国劳动人民的地位和生活状况以及人民群众在推动美国历史前进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美国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华盛顿、杰斐逊、潘恩、道格拉斯和林肯等都作了新的评价，对于工人阶级活动家和领袖人物如约瑟夫·魏德迈、佐尔格、德布斯、鲁登堡和福斯特等的活动，也都作了恰当的叙述。这些都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立场和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该书的问世，在社会上和学术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陈翰笙先生认为，这“是我国解放后史学中第一部关于外国通史的著作。其内容、组织和笔调都很好”。[④c]另一位学者认为“它是解放以来我国历史学界第一部用新观点写的关于外国通史的著作”。[⑤c]这“第一”部不能不是对黄先生对于新中国外国史研究特别是美国史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的充分肯定。后来人们仍始终没有忘记将这一著作连同1957年出版的《美国早期发展史》共同列为我国“美国史研究的拓荒著作”。[⑥c]事实上，这两部著作成为许多五六十年代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和历史教学工作者的必读书，为培养一代美国史研究工作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黄先生的研究是从不止步的。除“文革”期间因思想上抵触较大，始终未发表文章外，一直没有停留对美国史问题的思考。粉碎“四人帮”之后，她终于集中精力完成全面修订《简史》的工作，而于1979年12月出版了《美国通史简编》。接着，又着手将《早史》修改为《美国史纲（1492—1823）》，并于1987年正式出版。这两部著作分别是50年代前两部著作的补充、修订、发展和提高。
就《简编》而言，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这是她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有关美国的历史资料和各种学派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分析、探讨而写成的。这确实是该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这也是多位为黄先生《简编》撰写书评者的一个共识。他们指出“在结构和对史实的分析方面，作者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许多在资产阶级学者笔下长期被埋没的史实”。[①d]这体现在《简编》的结构上和分期上，并贯串于自17世纪初欧洲殖民主义开始在北美建立殖民地，至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侵朝战争失败，这300多年历史的全过程。他们还指出该书另一个重要特点，即“着重阐述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巨大作用”。[②d]作者在各个历史阶段热情讴歌了各阶层人民的罢工斗争、农民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突出了美国黑人争取平等、解放、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历史；真实地反映了印第安人争取生存的英勇斗争，同时也分析了他们的错误和失败的原因，使长期被资产阶级学者忽略或歪曲的历史，得以还其本来面目。
此外，有的评论者还指出“《简编》有它的严谨体系，论点前后呼应，贯穿始终”[③d]。有的同志则指出，它“摆脱了美国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传统叙述方式，特别是批判了‘美国例外论’，而建立了自己的体系结构”。[④d]纵观全书（包括随后出版的《美国史纲》），作者在一系列问题上发挥了自己的见解。如，在美国社会形态问题上该书提出北美印第安人早期的历史，不是美国的古代史；针对过去一些同志提出“不是民族产生了革命，而是革命产生了民族”，作者依据史实明确提出，革命战争爆发前移民北美的英国出生者及其后裔为主体的殖民地人民，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族觉醒，初步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美利坚民族。又如，关于制宪和美国宪法问题，黄先生在《简编》和《史纲》中注意认真吸收美国各学派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象比尔德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书提供的新材料和见解，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自己对宪法的性质的分析，指出宪法是北部资产阶级和南部种植园主的重大妥协，分析了宪法分权制和制衡制的原则的思想来源等。关于美国内战，先生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认为“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⑤d]并以此为依据对南北战争的前因后果作了深入的分析，“不仅揭示了内战的爆发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更加显示了内战在美国历史上的伟大意义。”[⑥d]此外，黄先生在《简编》中着重发挥了关于对罗斯福“新政”的见解，并在关于美国工业化、两党制、总统制、中美关系、对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上均独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不失为一家之言。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但那是十分正常的。象黄先生在美国通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均有自己的独立的见解，在我国美国史学界也不多见。这对于我们开阔视野、加深对美国史的理解，促进学术界空气的活跃，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基于以上事实，人们称“《美国通史简编》是美国史走向繁荣的第一部代表作”，[①e]称赞《史纲》是我国有关早期美国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
三
常言道：“著书立说，撰文立论。”对于一位历史学家而言，总是有自己独立的史学思想和见解。黄教授之立说、立论确也有其鲜明的特色。这就是她对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美国历史研究执著的探索和倡导，以及她对美国通史的系统涉猎和把握。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如果说她在50年代撰写的著作是她第一阶段探索的结晶，那么，中美两国1979年1月1日建交之后，则是她步入探索的新阶段。
黄教授研究工作的特色，我以为以下几点是需要突出指出的：
（一）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美国史研究
黄先生认为，美国史研究不能从原则出发，而必须建立在翔实的史实基础上，但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其研究结果也只能是罗列现象，堆砌史实，不分主次地把美国历史写成“流水账”，如美国某些学者的著作那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美建交以后她多次强调，“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要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入手，以加强和提高在美国史研究中的鉴别能力、分析能力。”[②e]她一方面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响应党中央号召，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而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也肩负着一份光荣的责任。因此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研究之重要性，几乎是我国所有著名史学家的共识。例如，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几十年治史，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探索历史理论，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分析复杂的历史现象，并在必要时观察有关的现象和未来，把理论推向前进。”[③e]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连西方一些求实严肃的学者也是承认的。例如，英国著名史学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作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强调说，“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他甚至肯定地说，“从某些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④e]
作为一位老历史学家，黄先生根据自己的实践认为，弄通马克思主义并运用于史学研究，要有一个思想磨练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黄先生在新形势下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在是语重心长。
（二）、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剖析美国社会经济形态和美国的内外政策
黄先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毕生精力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对它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证，至今仍是我们研究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必须遵循的方针。虽然美国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条件，二战后美国社会又出现若干新的现象，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最本质属性并没有改变。如果脱离美国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特点，脱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间角逐、矛盾的尖锐化，以及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来考察美国现代史，就会对美国剥削全世界暴发起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这样的确凿史实，指责为‘公式化的论述’。”[①f]她还指出，“弄清楚美国垄断资本的形成、演变及其动向，了解各个不同利益的财团及其代表人物对历届政府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等等，才能从本质来观察历史现象，因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9页），当然，统治者个人的作用，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必须同时加以考察。”[②f]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美国作为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建国之日起就开始了富人的统治，金钱在美国起着操纵的作用。许多美国学者指出，在大财阀、亿万富翁统治下的美国，军界、政界、财界紧密结合，“根本代表不了民意”。[③f]“美国的垄断资本和政府间的联盟非常强大。……美国社会实际上由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④f]据《时代》周刊和有线新闻电视公司1994年的一项联合专项调查，“大约只有19%的人认为华府总是或者在大多数场合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⑤f]华府之不得人心可见一斑。
而这样的社会又总是把它的生命建立在对外扩张上。“扩张是贯穿整个对外政策的主线，也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关键”。[⑥f]拿对中国的政策而言，早在1945年美国决策者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就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取决于强化中国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假手蒋介石，他们不仅能开辟巨大的中国市场，还可以开辟其他亚洲国家的市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商人梦寐以求的市场终究要成为现实了，10亿亚洲主顾会大有助于避免另一个经济危机”。[⑦f]
美国之所以如此依赖开放的世界市场，是由其经济制度决定的。正如一位美国官员所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国际体系，一旦在国际上行动不开，就要彻底完蛋的。”[⑧f]
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打破了美国的迷梦并成为美国进一步向外扩张的障碍，这就成了美国长期与中国为敌的经济根源。
此外，还有政治上的根源。早在十几年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就把美国当局对中国的心态刻划得入木三分。他说，“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直接受到威胁，如果中国人自愿选择共产主义，那就可以断定人类的大多数是不会走我们的路——至少目前是如此。因此，我们在这场危机中聊以自慰的是，认为新的中共独裁政权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认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纵手段才能维持下去。总之，我们认为它太坏，不能持久。因此作为一种原则和义务，我们必须反对它。”[①g]这样，也就把反对社会主义中国提到了美国对外战略的高度。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美两国建交以后，虽然中国从未干涉过美国内政，并一再表明希望两国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不断发展关系，美国当局却一再违反公报精神，干涉中国内政，并且从未改变其“西化”、“分化”中国的方针。
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上，如果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那就会陷入西方资产阶级的圈套或民主社会主义布下的迷雾中，将带来难以设想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黄先生所一再强调的对美国社会和美国当局政策作经济的阶级分析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
（三）、把握美国历史全貌和重要专题，作一分为二的分析
黄先生曾经指出，“我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美国历史全貌和美国历史重要专题包括中美关系史进行深入研究，并在对美国历史学派之间的争议和各种分歧观点在鉴别、对比、分析之后，批判地吸收，辩证地否定”[②g]，由此推出成果。
可以说，全面而重点地研究美国历史，“一分为二”地看待美国历史过程，是黄先生治史的又一特点。
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规律性。历史科学当然也不例外。规律是现象中普遍稳定的联系。而历史的运动变化、发展就是联系。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史学者决不满足于对一两个问题的实证考察，而总是力图对美国史作宏观整体研究揭示其中的规律。黄先生几十年之努力，都着重于通史研究，力图从宏观上加以把握。
但是，她并不是不分主次地叙述美国历史，而总是着力于研究那些反映美国社会历史本质特性和必然联系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只要留心一下黄先生发表的论文就会发现，她几乎参与了中国美国史学界所有重大问题的探讨和论争。包括前已提到的她关于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是不是美国的古代史的主张以及对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历史评价，对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的评价，门罗宣言的性质和作用，美国工业化的特点，对美国内战和南方重建以及林肯的评价，对罗斯福“新政”和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应用，以及由此引伸的对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内政措施的评价，等等。这说明黄教授始终以充沛的精力和巨大的热情投身于美国史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索。而这种论争大有助于活跃学术空气，推进研究工作的进展。
就黄先生对美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而言，她始终是坚持一分为二地加以分析。她强调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她说，美国是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本质的属性。在美国历史上，不仅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以不同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客观地存在着，而且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美国的阶级斗争还出现急风骤雨的狂飙时代。她认为，从广泛的意义来理解，在阶级社会里“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①h]
在揭露垄断资产阶级本质的同时她高度评价美国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群众在推进历史前进中的伟大作用。她说，“美国人民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作用，是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力量。当然，对杰出人物在符合人民普遍要求，推动历史前进中的重大作用也应充分评价。但英雄史观是应当摒弃的”。她在《美国通史简编》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线索，着重阐述了人民群众在创造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在书中，印第安人的反抗斗争，华工的贡献及英勇斗争以及各种改革运动均占一定篇幅，对这些运动中领袖人物所起的历史作用也给予恰当评价，如独立战争的“沼泽狐”马润，废奴运动战士约翰·布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美国马克思主义者魏德迈、左尔格、鲁登堡、福斯特，美国印第安人领袖杜堪士、红方、“坐牛”等。黄先生认为“这是其著作区别于美国资产阶级史学著作的一个鲜明的特色。”她指出，“在美国著名史学家约翰·加拉蒂的长达800多页的巨著《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中，竟找不到左尔格、魏德迈和鲁登堡的名字，约翰·布朗被污蔑为‘精神变态者’，印第安人的英雄行为被淡化和歪曲。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结合翔实的史料进行表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四）强调美国现代史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
黄先生认为，为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加速实现我国现代化，应注重美国现代史的研究。其《简编》有二分之一的篇幅是现代史方面的。改革开放以来所写的论文，也大多是现代史方面的专题研究。这与黄先生力求从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来审视美国历史发展过程，并密切结合国际形势变化中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过程来叙述美国现代史重大事件有关。黄先生说，她在改写《早期美国发展史》的同时，就将注意力转向美国现代史的研究，搜集50年代以后美国当代史史料。1989年到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黄先生认为“美国成为仅存的超级大国，坚持要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但实际有所削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形势的主要潮流，但局部地区武装冲突连续不断，美俄矛盾重现，进入和平冷战时期，西方大国之间裂痕重重，天下并不安宁。第三世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呼声高扬，国际形势正向多极化格局转化，矛盾复杂多变，经济领域内国际竞争的趋势加强，这些都影响美国内外政策的走向，均包括在美国当代史的内涵之中，也与我国实现现代化息息相关”。1995年她在健康刚刚有所恢复的情况下即撰写并发表了“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应用与发展”一文，对美国由鼎盛走向相对衰弱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分析。黄先生严肃表示，在精力许可的条件下，将勉力完成《现代美国简史》，以实现宿愿。这里，又一次表现出一位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专家的顽强精神。
黄先生还认为，中国人撰写美国史，应将中美关系史置于一定位置，体现中国特色。她说《简编》把1784年来华的“中国皇后号”说成是“使中国增添了一个新的劫持者”，是不符合早期中美关系处于平等地位的历史实际的，经同行指出，在1983年修订本已作了改正。《简编》以较多的篇幅阐述了美国政府从鸦片战争后胁迫清政府签定《望厦条约》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为止的全部中美关系史，对美国侵华的重大历史事件几无一遗漏，同样对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在多处写下浓重的一笔。黄先生还动情地说，美国著名史学家阿瑟·林克和威廉·卡顿合著的《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中册第26章第三节），污蔑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的悲剧”，《简编》则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并列为专目。这和林克等的提法形成鲜明的对比，正体现出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时在学术观点上实事求是的鲜明特色。
（五）、着力于美国史学史的研究
黄先生一再地强调要“有分析、有批判地研究美国史学流派”。虽在80年代初她就指出，目前美国史学流派众多，不弄清楚其来龙去脉及其史学观点，就无法鉴别香花与毒草，对于进行专题研究，就会遇到困难，甚至以讹传讹，特别是“中国美国史的研究处在初创阶段，许多专题尚未进行研究，而美国史研究领域中受美国资产阶级史观点的影响，远较其它国别史如英国史、法国史、日本史等为甚”。这就更要求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美国史学史的研究。她还提出，“研究美国历史，如果没有一点关于美国史学流派的知识，将无所适从，甚至漫无边际地积累史料，对个人是浪费了时间精力，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可能有损无益，这是值得警惕的”。[①i]
在这方面，她是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者。她研究了帝国学派、进步学派、新保守主义、新左派、计量学派等等。她一方面指出，“在美国历史学界，除少数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进步史学家，力图运用唯物史观来阐述美国历史以外，美国史学领域的众多学派，无论它们以何种面貌出现，都是属于唯心史观的思想体系。”[②i]但另一面她也指出，“进步学派的著作敢于揭露美国社会阶级之间、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用揭露各种矛盾的方法来分析美国历史发展过程，暴露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丑恶、腐朽的一面，同时提出了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具体素材，一经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整理改造，就可以为我所用。”[③i]
黄先生还认为，是否以学派划分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二战后美国史学流派林立，数量之多可谓世界之最。有些学派的划分并不容易，有的史学家则根本不同意把自己列入某一学派。因此，我们研究美国历史时，不宜采取简单的贴标签的办法，以派划线而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任何学派都不能亦步亦趋。黄先生自己在一些问题上就是这样做的。她吸收了老左派福斯特关于北美印第安人的有益论点，却否定了后者把摧毁印第安人的社会制度、征服新大陆作为美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论点。在美国内战问题上，黄先生吸取了进步学派比尔德的正确论点，但摒弃了后者把内战原因归结为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矛盾，甚至诋毁废奴运动的错误。
黄先生对美国史学和美国史学界的辩证分析和由此得出的结论，对我们具有长远的启迪作用。
中国女史学家凤毛鳞角，《世界历史》杂志从1993年第一期开办“中国著名世界史学家”专栏以来，黄先生或许是其中第一位出现的女史学家。况且这位年逾80的老者仍然在为着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史学的繁荣而辛勤耕耘。仅此一点即可以感到其难能可贵之处。同时，她几次正色地对我说，在学术上我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特别是有些文章和著作中某些部分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凡我认识到的，都作了更正，今后也要继续这样做。但我认为对的也要坚持下去，我力求作到实事求是。望着这位老专家，不能不使我油然产生一种崇敬之情。
注释：
①a杨生茂教授称，“在国内谈到研究美国史还当首推黄绍湘先生，她是第一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研究的。”（见《外国史知识》1981年第6期）。美国著名学术刊物《美国遗产》称，在“中国，黄绍湘是美国史的主要权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黄教授是美国史研究的拓荒者”。（见该刊1986年2—3月份合订本和4—5期合刊）
①b 见黄绍湘：《美国史研究访谈录》，载《美国史研究通讯》，1992年第3期，第12页。
①c 见黄绍湘：《评〈美帝破坏条约的历史上的罪证〉》，《历史教学》，1951年第2卷，第5期。
②c 见黄绍湘：《评〈美帝破坏条约的历史上的罪证〉》，《历史教学》，1951年第2卷，第5期。
③c 见黄绍湘：《评〈美帝破坏条约的历史上的罪证〉》，《历史教学》，1951年第2卷，第5期。
④c 见陈翰笙：《黄绍湘著〈美国简明史〉》，《光明日报》1954年1月30日。
⑤c 见谢琏造：《评介〈美国简明史〉》，《人民日报》1954年6月21日。
⑥c 《中国的美国史研究鸟瞰》，《世界图书》，1983年第12期。
①d 见柯可：《评〈美国通史简编〉》，《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
②d 祝立明：《读〈美国通史简编〉》，《人民日报》1980年10月7日。柯可等人的书评也都提及此点。
③d 邓蜀生：《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兼谈美国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读书》1980年第6期。
④d 朱士嘉、黄道立：《谈谈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文献》1982年第12辑。
⑤d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365页。
⑥d 见柯可：《评〈美国通史简编〉》，《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
①e 见《世界图书》1983年第12期。
②e 见黄绍湘：《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兰州学刊》增刊，1984年11月。
③e 见《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287页。
④e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61页。
①f②f 见黄绍湘：《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
③f④f 乔恩·谢沃德、哈文·沃斯合著：《美国社会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113、114页。
⑤f 香港《信报》1995年5月22日：《华府为什么不得人心》。
⑥f 见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⑦f⑧f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1980》，纽约1980年版，第30、10页。
①g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344、335页。
②g 黄绍湘：《开创我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浅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①h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2页。
①i 见黄绍湘《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兰州学刊》增刊，1984年11月。
②i 黄绍湘《开创我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浅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③i 见黄绍湘《开创我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浅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6年02期第90-100页
【作者简介】张宏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
黄绍湘先生长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兼学术委员、博士生导师、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自1979年至1986年连续三届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1986年至今担任顾问。1980—1993年任中国历史学会理事。1985—1986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高级访问学者访问美国，在哥伦比亚、哈佛、耶鲁、纽约市立大学等校讲学。1967年10月，参加国家教委委托北京外国语学院主办的中美学者关于美国宪法制定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担任中方主要发言人。黄教授著述甚丰。除前已提到的《美国简明史》和《美国早期发展史》外，她又于1979年和1987年在对上述两书作全面审查与修改的基础上，分别推出《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和《美国史纲（1492—1823）》（重庆出版社出版），并发表美国史论文数十篇。1991年7月起，获国务院颁发的为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者证书和特殊津贴。
黄先生1915年5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在北京受中小学教育。1931年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她出于爱国热情，参加了学生支援南下请愿代表的卧轨行动。1934年夏，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二年级插班生。面对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黄先生对中国近百年来屈辱的历史，产生了进行研究的强烈愿望。1935年夏，由外语系转入历史系学习。当时，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我华北进行侵略的步伐。“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35年冬，黄先生投身于“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随后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在高碑店遭军警包围殴打并被押回北京。同学们在愤怒抗议中，自动组织了“民族解放先锋队”，黄先生是最早的队员之一，并写了一篇《高碑店之夜》的报导，以揭露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行径。1937年2月北平学联在1936年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的形势下，组织华北学生献旗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三中全会献旗、请愿，要求“团结御侮”，“一致对外、全面抗战”。黄先生被推举为献旗请愿团团长。一行20人抵南京后，即被国民党当局军警软禁。黄先生挺身而出，带动全团成员据理力争，申明此行目的是争取国内团结抗日，爱国无罪。由于黄先生在校内外积极从事进步活动，两次受到校方记大过处分。
黄先生于1937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此后，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从1941年夏季起，参加了由毕季龙、潘菽等20余人组织的秘密读书会，讨论国内外政治形势。1943年间，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盟军均取得重大胜利。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此形势下举办了第一届自费留美考试。当时黄先生与清华的知心同学多次商谈，一致认为战后美国必将成为世界头等强国，在国际事务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各方面研究美国，自有其迫切性。于是，她报名参加留美考试并被录取。1944年秋，黄先生到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开始了美国史的学习与研究。该校是美国盛极一时的进步史学派的主要阵地。虽然进步学派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采用经济解释方法，分析美国史重大事件，注重分析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提供了大量关于美国经济发展的具体素材，使黄先生获益匪浅。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为了扩大视野，黄先生还到纽约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办的杰斐逊社会科学院，进修美国工人运动史、黑人运动史。在此期间，结识了一些进步的留美同学，定期座谈国内形势。还参加了史沫特莱和林语堂主持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的辩论会。1945年4月，董必武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停留期间，在华人学者集会上介绍中国解放区情况，遭到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围攻，黄先生与中国进步留美学生一道，挺身而出，保护董老安全。史沫特莱当时正在撰写《朱德传》，黄先生积极为她翻译有关革命根据地的报刊资料。她还团结中国进步学者于1945年6月在报刊上联名向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出呼吁，要他改变援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并以个人名义致函杜鲁门，明确提出两条：1）命令美国军队立即从中国撤走；2）推迟（给国民党政府的）3300万美元的信用贷款和其它任何贷款，直到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建立起来。表现出了一位爱国进步历史学者的鲜明立场。1946年夏，先生完成了题为“威廉·麦克莱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硕士论文（麦克莱是一位杰斐逊民主主义者），得到导师约翰·克劳特（一位进步派学者）的高度评价，认为是“倾注了深邃的思想”、“写得非常好”的论文。1947年春，国内全面内战已经展开，黄先生放弃了她在耶鲁大学讲授中文并改读博士学位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到国内。黄先生后来说，“两年多艰苦而愉快的学习，奠定了40多年来从事美国史研究的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黄先生的学术生涯也开始了崭新的一页。她先后任山东大学文史系教授，人民出版社编审，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继而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从1977年7月起，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任美国史研究员。1951—1952年，黄先生参加了广西柳城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土改行将结束时，三名土改队员（其中两人是辅仁大学同学）被混进土改工作队的匪徒开枪打死，另两位同志被枪声惊醒，与歹徒英勇搏斗，才幸免于难。黄先生说这次血淋淋的事件给她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斗争课。
黄先生在总结自己从青年时代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实践活动时深有感触地说，“上述社会实践使我认清了革命的艰巨性、集体的力量、人民群众的智慧，磨练了我的意志，提高了我分析问题的能力，增强了我追求真理的信念，对我毕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事学术研究起着重大的影响。”[①b]这一番话，隽永意长，发人深思。
二
谈到黄先生作为我国美国史研究奠基人之一的贡献，不能不从其早期成就谈起，而这些成就又都与她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历史事件做出科学解释分不开的。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在于实事求是。黄先生发表的最初几篇论文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成的。
1951年6月，正值我国人民处于抗美援朝的高潮之中，一些文章的作者为这一伟大运动所激动，希望从历史上找出美帝破坏条约的罪证，来“帮助读者从理性认识上增加仇视美帝、蔑视美帝、鄙视美帝的情绪”。但他们“不能以科学的历史观点，分析美国历史事件和人物，找罪证。”相反，却随意摭取了一条当美国走出独立战争时，1978年美国谈判代表利用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之间的矛盾，赢得于己有利的条约的实例，作为揭露美国破坏条约的“历史罪证”。如果不是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人们或许会同意那些同志的“左”的简单化处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蓬勃开展的当时，情况更其如此。但黄先生坚决反对这种简单化的、非科学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她在1951年6月特地以“评‘美帝破坏条约的历史上的罪证’”为题批评了这种现象。指出，“这一个时代的美国，非但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甚至资本主义也还在萌芽的阶段，她能够策略地运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矛盾，在独立革命战争中获得当时英国的敌人——法国专制的波旁王朝的援助，充实了作战的力量，击败了束缚它的发展的敌人——英国，可以说她是外交政策的成功。这正是弱小国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运用灵活外交的辉煌胜利。但当她走出战争的时候，旧日的同盟国家——法兰西、西班牙要宰割她，索取极高的代价，妨碍了美国的生存权利和发展，而旧日的敌人——英国已打得无还击力量，愿意以宽大的条件和美国单独媾和的时候，年轻的刚走出战争的美国单独地和英国媾和，是绝对符合她的生存和发展的，是正确的。”[①c]黄先生进一步指出，“要想找美国破坏条约的历史上的罪证是多得很”，问题是，“历史上的一切制度、现象、政治人物、个别问题都由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所规定，我们着手分析时，必须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去评定它们（或他们），不然，就会陷入简化主义或公式主义的错误，就是非历史观点的方法。”[②c]她在文章的末尾总结性地指出，“从以上的分析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具体历史条件之下，1783年美国和英国单独媾和是附合美国民族利益的，美国当时并不负任何破坏同盟的责任。我们研究历史，尤其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要站稳科学的历史的立场，决不可以牵强附会，曲解历史，因为任何外国史的研究，在国内还是崭新的园地，我们对于任何专题的研究，如果不用冷静的头脑，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处理，就会发生严重的偏差，引起学术界的混乱现象的。”[③c]
以上这段文字，可谓是切中肯綮，抓住了历史研究的一个关键，今天读来仍然倍感亲切。这是40多年前黄先生初涉新中国史学园地时就表达的真知灼见，而她也正是沿着这一基本思路开始了她美国史宏篇专著的写作。
黄先生回顾她写作《美国简明史》的过程，追溯到了1947年春回国不久。当时她对国民党腐朽政权必将崩溃满怀信心，便在青岛使用从美国带回的大量书籍、资料，着手写《美国政治经济史》初稿。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继续进行写作。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出版总署建议将史稿改写为简史，以应读者的需要。于是，黄先生历几年之辛劳，终于写成《美国简明史》，并于195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叙述了从17世纪北美殖民地时期到1952年美国侵朝战争失败和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为止时期的美国历史。全书共10章，凡36万字。正如黄先生在自序中所说，她尝试“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展开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同时书中还具体描述了美国劳动人民的地位和生活状况以及人民群众在推动美国历史前进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美国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华盛顿、杰斐逊、潘恩、道格拉斯和林肯等都作了新的评价，对于工人阶级活动家和领袖人物如约瑟夫·魏德迈、佐尔格、德布斯、鲁登堡和福斯特等的活动，也都作了恰当的叙述。这些都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立场和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该书的问世，在社会上和学术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陈翰笙先生认为，这“是我国解放后史学中第一部关于外国通史的著作。其内容、组织和笔调都很好”。[④c]另一位学者认为“它是解放以来我国历史学界第一部用新观点写的关于外国通史的著作”。[⑤c]这“第一”部不能不是对黄先生对于新中国外国史研究特别是美国史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的充分肯定。后来人们仍始终没有忘记将这一著作连同1957年出版的《美国早期发展史》共同列为我国“美国史研究的拓荒著作”。[⑥c]事实上，这两部著作成为许多五六十年代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和历史教学工作者的必读书，为培养一代美国史研究工作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黄先生的研究是从不止步的。除“文革”期间因思想上抵触较大，始终未发表文章外，一直没有停留对美国史问题的思考。粉碎“四人帮”之后，她终于集中精力完成全面修订《简史》的工作，而于1979年12月出版了《美国通史简编》。接着，又着手将《早史》修改为《美国史纲（1492—1823）》，并于1987年正式出版。这两部著作分别是50年代前两部著作的补充、修订、发展和提高。
就《简编》而言，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这是她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有关美国的历史资料和各种学派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分析、探讨而写成的。这确实是该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这也是多位为黄先生《简编》撰写书评者的一个共识。他们指出“在结构和对史实的分析方面，作者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许多在资产阶级学者笔下长期被埋没的史实”。[①d]这体现在《简编》的结构上和分期上，并贯串于自17世纪初欧洲殖民主义开始在北美建立殖民地，至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侵朝战争失败，这300多年历史的全过程。他们还指出该书另一个重要特点，即“着重阐述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巨大作用”。[②d]作者在各个历史阶段热情讴歌了各阶层人民的罢工斗争、农民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突出了美国黑人争取平等、解放、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历史；真实地反映了印第安人争取生存的英勇斗争，同时也分析了他们的错误和失败的原因，使长期被资产阶级学者忽略或歪曲的历史，得以还其本来面目。
此外，有的评论者还指出“《简编》有它的严谨体系，论点前后呼应，贯穿始终”[③d]。有的同志则指出，它“摆脱了美国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传统叙述方式，特别是批判了‘美国例外论’，而建立了自己的体系结构”。[④d]纵观全书（包括随后出版的《美国史纲》），作者在一系列问题上发挥了自己的见解。如，在美国社会形态问题上该书提出北美印第安人早期的历史，不是美国的古代史；针对过去一些同志提出“不是民族产生了革命，而是革命产生了民族”，作者依据史实明确提出，革命战争爆发前移民北美的英国出生者及其后裔为主体的殖民地人民，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族觉醒，初步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美利坚民族。又如，关于制宪和美国宪法问题，黄先生在《简编》和《史纲》中注意认真吸收美国各学派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象比尔德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书提供的新材料和见解，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自己对宪法的性质的分析，指出宪法是北部资产阶级和南部种植园主的重大妥协，分析了宪法分权制和制衡制的原则的思想来源等。关于美国内战，先生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认为“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⑤d]并以此为依据对南北战争的前因后果作了深入的分析，“不仅揭示了内战的爆发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更加显示了内战在美国历史上的伟大意义。”[⑥d]此外，黄先生在《简编》中着重发挥了关于对罗斯福“新政”的见解，并在关于美国工业化、两党制、总统制、中美关系、对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上均独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不失为一家之言。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但那是十分正常的。象黄先生在美国通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均有自己的独立的见解，在我国美国史学界也不多见。这对于我们开阔视野、加深对美国史的理解，促进学术界空气的活跃，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基于以上事实，人们称“《美国通史简编》是美国史走向繁荣的第一部代表作”，[①e]称赞《史纲》是我国有关早期美国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
三
常言道：“著书立说，撰文立论。”对于一位历史学家而言，总是有自己独立的史学思想和见解。黄教授之立说、立论确也有其鲜明的特色。这就是她对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美国历史研究执著的探索和倡导，以及她对美国通史的系统涉猎和把握。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如果说她在50年代撰写的著作是她第一阶段探索的结晶，那么，中美两国1979年1月1日建交之后，则是她步入探索的新阶段。
黄教授研究工作的特色，我以为以下几点是需要突出指出的：
（一）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美国史研究
黄先生认为，美国史研究不能从原则出发，而必须建立在翔实的史实基础上，但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其研究结果也只能是罗列现象，堆砌史实，不分主次地把美国历史写成“流水账”，如美国某些学者的著作那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美建交以后她多次强调，“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要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入手，以加强和提高在美国史研究中的鉴别能力、分析能力。”[②e]她一方面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响应党中央号召，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而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也肩负着一份光荣的责任。因此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研究之重要性，几乎是我国所有著名史学家的共识。例如，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几十年治史，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探索历史理论，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分析复杂的历史现象，并在必要时观察有关的现象和未来，把理论推向前进。”[③e]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连西方一些求实严肃的学者也是承认的。例如，英国著名史学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作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强调说，“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他甚至肯定地说，“从某些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④e]
作为一位老历史学家，黄先生根据自己的实践认为，弄通马克思主义并运用于史学研究，要有一个思想磨练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黄先生在新形势下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在是语重心长。
（二）、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剖析美国社会经济形态和美国的内外政策
黄先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毕生精力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对它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证，至今仍是我们研究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必须遵循的方针。虽然美国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条件，二战后美国社会又出现若干新的现象，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最本质属性并没有改变。如果脱离美国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特点，脱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间角逐、矛盾的尖锐化，以及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来考察美国现代史，就会对美国剥削全世界暴发起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这样的确凿史实，指责为‘公式化的论述’。”[①f]她还指出，“弄清楚美国垄断资本的形成、演变及其动向，了解各个不同利益的财团及其代表人物对历届政府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等等，才能从本质来观察历史现象，因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9页），当然，统治者个人的作用，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必须同时加以考察。”[②f]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美国作为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建国之日起就开始了富人的统治，金钱在美国起着操纵的作用。许多美国学者指出，在大财阀、亿万富翁统治下的美国，军界、政界、财界紧密结合，“根本代表不了民意”。[③f]“美国的垄断资本和政府间的联盟非常强大。……美国社会实际上由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④f]据《时代》周刊和有线新闻电视公司1994年的一项联合专项调查，“大约只有19%的人认为华府总是或者在大多数场合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⑤f]华府之不得人心可见一斑。
而这样的社会又总是把它的生命建立在对外扩张上。“扩张是贯穿整个对外政策的主线，也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关键”。[⑥f]拿对中国的政策而言，早在1945年美国决策者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就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取决于强化中国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假手蒋介石，他们不仅能开辟巨大的中国市场，还可以开辟其他亚洲国家的市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商人梦寐以求的市场终究要成为现实了，10亿亚洲主顾会大有助于避免另一个经济危机”。[⑦f]
美国之所以如此依赖开放的世界市场，是由其经济制度决定的。正如一位美国官员所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国际体系，一旦在国际上行动不开，就要彻底完蛋的。”[⑧f]
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打破了美国的迷梦并成为美国进一步向外扩张的障碍，这就成了美国长期与中国为敌的经济根源。
此外，还有政治上的根源。早在十几年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就把美国当局对中国的心态刻划得入木三分。他说，“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直接受到威胁，如果中国人自愿选择共产主义，那就可以断定人类的大多数是不会走我们的路——至少目前是如此。因此，我们在这场危机中聊以自慰的是，认为新的中共独裁政权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认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纵手段才能维持下去。总之，我们认为它太坏，不能持久。因此作为一种原则和义务，我们必须反对它。”[①g]这样，也就把反对社会主义中国提到了美国对外战略的高度。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美两国建交以后，虽然中国从未干涉过美国内政，并一再表明希望两国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不断发展关系，美国当局却一再违反公报精神，干涉中国内政，并且从未改变其“西化”、“分化”中国的方针。
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上，如果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那就会陷入西方资产阶级的圈套或民主社会主义布下的迷雾中，将带来难以设想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黄先生所一再强调的对美国社会和美国当局政策作经济的阶级分析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
（三）、把握美国历史全貌和重要专题，作一分为二的分析
黄先生曾经指出，“我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美国历史全貌和美国历史重要专题包括中美关系史进行深入研究，并在对美国历史学派之间的争议和各种分歧观点在鉴别、对比、分析之后，批判地吸收，辩证地否定”[②g]，由此推出成果。
可以说，全面而重点地研究美国历史，“一分为二”地看待美国历史过程，是黄先生治史的又一特点。
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规律性。历史科学当然也不例外。规律是现象中普遍稳定的联系。而历史的运动变化、发展就是联系。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史学者决不满足于对一两个问题的实证考察，而总是力图对美国史作宏观整体研究揭示其中的规律。黄先生几十年之努力，都着重于通史研究，力图从宏观上加以把握。
但是，她并不是不分主次地叙述美国历史，而总是着力于研究那些反映美国社会历史本质特性和必然联系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只要留心一下黄先生发表的论文就会发现，她几乎参与了中国美国史学界所有重大问题的探讨和论争。包括前已提到的她关于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是不是美国的古代史的主张以及对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历史评价，对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的评价，门罗宣言的性质和作用，美国工业化的特点，对美国内战和南方重建以及林肯的评价，对罗斯福“新政”和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应用，以及由此引伸的对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内政措施的评价，等等。这说明黄教授始终以充沛的精力和巨大的热情投身于美国史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索。而这种论争大有助于活跃学术空气，推进研究工作的进展。
就黄先生对美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而言，她始终是坚持一分为二地加以分析。她强调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她说，美国是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本质的属性。在美国历史上，不仅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以不同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客观地存在着，而且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美国的阶级斗争还出现急风骤雨的狂飙时代。她认为，从广泛的意义来理解，在阶级社会里“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①h]
在揭露垄断资产阶级本质的同时她高度评价美国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群众在推进历史前进中的伟大作用。她说，“美国人民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作用，是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力量。当然，对杰出人物在符合人民普遍要求，推动历史前进中的重大作用也应充分评价。但英雄史观是应当摒弃的”。她在《美国通史简编》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线索，着重阐述了人民群众在创造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在书中，印第安人的反抗斗争，华工的贡献及英勇斗争以及各种改革运动均占一定篇幅，对这些运动中领袖人物所起的历史作用也给予恰当评价，如独立战争的“沼泽狐”马润，废奴运动战士约翰·布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美国马克思主义者魏德迈、左尔格、鲁登堡、福斯特，美国印第安人领袖杜堪士、红方、“坐牛”等。黄先生认为“这是其著作区别于美国资产阶级史学著作的一个鲜明的特色。”她指出，“在美国著名史学家约翰·加拉蒂的长达800多页的巨著《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中，竟找不到左尔格、魏德迈和鲁登堡的名字，约翰·布朗被污蔑为‘精神变态者’，印第安人的英雄行为被淡化和歪曲。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结合翔实的史料进行表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四）强调美国现代史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
黄先生认为，为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加速实现我国现代化，应注重美国现代史的研究。其《简编》有二分之一的篇幅是现代史方面的。改革开放以来所写的论文，也大多是现代史方面的专题研究。这与黄先生力求从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来审视美国历史发展过程，并密切结合国际形势变化中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过程来叙述美国现代史重大事件有关。黄先生说，她在改写《早期美国发展史》的同时，就将注意力转向美国现代史的研究，搜集50年代以后美国当代史史料。1989年到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黄先生认为“美国成为仅存的超级大国，坚持要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但实际有所削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形势的主要潮流，但局部地区武装冲突连续不断，美俄矛盾重现，进入和平冷战时期，西方大国之间裂痕重重，天下并不安宁。第三世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呼声高扬，国际形势正向多极化格局转化，矛盾复杂多变，经济领域内国际竞争的趋势加强，这些都影响美国内外政策的走向，均包括在美国当代史的内涵之中，也与我国实现现代化息息相关”。1995年她在健康刚刚有所恢复的情况下即撰写并发表了“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应用与发展”一文，对美国由鼎盛走向相对衰弱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分析。黄先生严肃表示，在精力许可的条件下，将勉力完成《现代美国简史》，以实现宿愿。这里，又一次表现出一位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专家的顽强精神。
黄先生还认为，中国人撰写美国史，应将中美关系史置于一定位置，体现中国特色。她说《简编》把1784年来华的“中国皇后号”说成是“使中国增添了一个新的劫持者”，是不符合早期中美关系处于平等地位的历史实际的，经同行指出，在1983年修订本已作了改正。《简编》以较多的篇幅阐述了美国政府从鸦片战争后胁迫清政府签定《望厦条约》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为止的全部中美关系史，对美国侵华的重大历史事件几无一遗漏，同样对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在多处写下浓重的一笔。黄先生还动情地说，美国著名史学家阿瑟·林克和威廉·卡顿合著的《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中册第26章第三节），污蔑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的悲剧”，《简编》则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并列为专目。这和林克等的提法形成鲜明的对比，正体现出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时在学术观点上实事求是的鲜明特色。
（五）、着力于美国史学史的研究
黄先生一再地强调要“有分析、有批判地研究美国史学流派”。虽在80年代初她就指出，目前美国史学流派众多，不弄清楚其来龙去脉及其史学观点，就无法鉴别香花与毒草，对于进行专题研究，就会遇到困难，甚至以讹传讹，特别是“中国美国史的研究处在初创阶段，许多专题尚未进行研究，而美国史研究领域中受美国资产阶级史观点的影响，远较其它国别史如英国史、法国史、日本史等为甚”。这就更要求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美国史学史的研究。她还提出，“研究美国历史，如果没有一点关于美国史学流派的知识，将无所适从，甚至漫无边际地积累史料，对个人是浪费了时间精力，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可能有损无益，这是值得警惕的”。[①i]
在这方面，她是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者。她研究了帝国学派、进步学派、新保守主义、新左派、计量学派等等。她一方面指出，“在美国历史学界，除少数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进步史学家，力图运用唯物史观来阐述美国历史以外，美国史学领域的众多学派，无论它们以何种面貌出现，都是属于唯心史观的思想体系。”[②i]但另一面她也指出，“进步学派的著作敢于揭露美国社会阶级之间、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用揭露各种矛盾的方法来分析美国历史发展过程，暴露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丑恶、腐朽的一面，同时提出了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具体素材，一经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整理改造，就可以为我所用。”[③i]
黄先生还认为，是否以学派划分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二战后美国史学流派林立，数量之多可谓世界之最。有些学派的划分并不容易，有的史学家则根本不同意把自己列入某一学派。因此，我们研究美国历史时，不宜采取简单的贴标签的办法，以派划线而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任何学派都不能亦步亦趋。黄先生自己在一些问题上就是这样做的。她吸收了老左派福斯特关于北美印第安人的有益论点，却否定了后者把摧毁印第安人的社会制度、征服新大陆作为美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论点。在美国内战问题上，黄先生吸取了进步学派比尔德的正确论点，但摒弃了后者把内战原因归结为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矛盾，甚至诋毁废奴运动的错误。
黄先生对美国史学和美国史学界的辩证分析和由此得出的结论，对我们具有长远的启迪作用。
中国女史学家凤毛鳞角，《世界历史》杂志从1993年第一期开办“中国著名世界史学家”专栏以来，黄先生或许是其中第一位出现的女史学家。况且这位年逾80的老者仍然在为着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史学的繁荣而辛勤耕耘。仅此一点即可以感到其难能可贵之处。同时，她几次正色地对我说，在学术上我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特别是有些文章和著作中某些部分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凡我认识到的，都作了更正，今后也要继续这样做。但我认为对的也要坚持下去，我力求作到实事求是。望着这位老专家，不能不使我油然产生一种崇敬之情。
注释：
①a杨生茂教授称，“在国内谈到研究美国史还当首推黄绍湘先生，她是第一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研究的。”（见《外国史知识》1981年第6期）。美国著名学术刊物《美国遗产》称，在“中国，黄绍湘是美国史的主要权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黄教授是美国史研究的拓荒者”。（见该刊1986年2—3月份合订本和4—5期合刊）
①b 见黄绍湘：《美国史研究访谈录》，载《美国史研究通讯》，1992年第3期，第12页。
①c 见黄绍湘：《评〈美帝破坏条约的历史上的罪证〉》，《历史教学》，1951年第2卷，第5期。
②c 见黄绍湘：《评〈美帝破坏条约的历史上的罪证〉》，《历史教学》，1951年第2卷，第5期。
③c 见黄绍湘：《评〈美帝破坏条约的历史上的罪证〉》，《历史教学》，1951年第2卷，第5期。
④c 见陈翰笙：《黄绍湘著〈美国简明史〉》，《光明日报》1954年1月30日。
⑤c 见谢琏造：《评介〈美国简明史〉》，《人民日报》1954年6月21日。
⑥c 《中国的美国史研究鸟瞰》，《世界图书》，1983年第12期。
①d 见柯可：《评〈美国通史简编〉》，《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
②d 祝立明：《读〈美国通史简编〉》，《人民日报》1980年10月7日。柯可等人的书评也都提及此点。
③d 邓蜀生：《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兼谈美国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读书》1980年第6期。
④d 朱士嘉、黄道立：《谈谈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文献》1982年第12辑。
⑤d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365页。
⑥d 见柯可：《评〈美国通史简编〉》，《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
①e 见《世界图书》1983年第12期。
②e 见黄绍湘：《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兰州学刊》增刊，1984年11月。
③e 见《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287页。
④e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61页。
①f②f 见黄绍湘：《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
③f④f 乔恩·谢沃德、哈文·沃斯合著：《美国社会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113、114页。
⑤f 香港《信报》1995年5月22日：《华府为什么不得人心》。
⑥f 见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⑦f⑧f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1980》，纽约1980年版，第30、10页。
①g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344、335页。
②g 黄绍湘：《开创我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浅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①h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2页。
①i 见黄绍湘《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兰州学刊》增刊，1984年11月。
②i 黄绍湘《开创我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浅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③i 见黄绍湘《开创我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浅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