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论汉文化对朝鲜思想史的影响
李炬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6期
【原文出处】《中国文化研究》(京)1996年01期第123-127页
随着世界各国科技信息的交流和经济的“开放与相撞”，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也逐渐减弱，彼此接触、彼此移入、彼此促进构成了当代社会的多元文化现象。特别是东亚汉字文化圈这种文化现象尤为明显。中国汉文化（或称传统文化）不但在历史上对周边国家思想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且在当代对东亚诸国的文化积淀和文化模式的构建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推动力。本文试以朝鲜思想史的发展轨迹，浅论汉文化对朝鲜（包括韩国）思想史的影响。
1.思想史，韩国学者金得晃在他的《韩国思想史》中指出“思想史的概念并非新名词，思想史是对历史的事实进行认真的反思与充分的理解，并对这些繁杂的历史事实作出客观系统的阐述和解释的方法论。”接着，论述汉文化对韩国思想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引证了英美等西方国家关于思想史（History of Ideas），即历史的或沿革的观念论，以及德国精神史，即Ideenge schichte，或者思想史（Geistesgeschichte）的论断。最后，他的结论是朝鲜的思想史直接受汉文化影响而产生，因而东洋诸国统称思想史。换言之，思想史有两层语义：首先，思想史属哲学范畴，在朝鲜不论什么学说史，还是什么教义史，或者是什么ism（主义、学说、制度），ity（性质、状态、程度）的发展与变革，都把研究的视点放在分析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认识结果，包括政治学史、儒学史、道德史、经济学史、教义史，等等。其次，朝鲜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不同时代的思潮与不同时期的精神面貌，以及彼此的聚合结果。
2.纵观朝鲜思想史不难发现，朝鲜思想史的研究主要是从古朝鲜时期的檀君神话到三国鼎立，从高丽王朝到李氏朝鲜时期，乃至于近代和现代世界思潮的影响，特别是李氏朝鲜时期以儒学文化治国安邦，促进文化繁荣时期作为大书特书的思想史。朝鲜思想史的发展大体划分为四个时期的嬗变。
3.第一时期是固有思想时期。这个时期该民族的思想意识是朴素的自然为本位的观念为主导，认为大自然是不可思议的，因而产生了宇宙的存在，万物的生长，动物的繁衍都具有不可知的神秘性。因此，这个时期先人除对大自然抱有惊叹心理外，又滋长了崇拜自然，崇拜灵魂的信仰心理。例如，当时把宇宙与人的关系分为天上、地上、下界。“天上”，指善人善行善报的魂灵，倘若一个人在生之年行为端正和心地善良，那么离开人世后其灵魂便能升入天堂，并受天神（天帝）的永久保护。这种灵魂观孕育出太阳崇拜的鬼神崇拜论。“地上”，指人的生存和自然生态现象，同“天上”与“下界”的必然联系。“下界”，指凡人生前行为丑恶或心术不正，那么死后的魂灵也是丑陋不堪，入地后受阴界的处罚。这种依赖魂灵的思想意识又类推出许多神界，如，日神、月神、龙神、疫神、自然神、人神、动物神、家宅神、杂神，等等。据朝鲜史料记载，古朝鲜檀君是开国始祖，它是天帝的后裔“弘益人间”。据《三国遗事·魏书》记载“乃往2千载，有檀君王俭，立都阿斯达，开国号朝鲜……将风伯、雨师、云师、而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凡人主人间360余事，在世理化”。这种充满敬天思想的檀君神话一直到当代朝鲜文学史上也有它的一席之地。从文化背景来看，古朝鲜檀君神话是借助中国神话传说中尧舜的“民本思想”模式而形成和流传的。换言之，檀君神话同中国古代先人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的文化心理相契合。
4.第二时期是佛教为中心的思想时期。据我国史书记载，从二世纪到八世纪后印度文化和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又被人发挥出现了以印度佛学为依托的中国式佛学宗派，后又传播到朝鲜和日本。朝鲜的佛教思想除沿习印度佛学外，主要是信仰中国佛学的流派，如，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等等。从时间上看，这个时期可追溯到古朝鲜三国中叶到高丽末期约九百年。从三国中叶到新罗统一约一百五十年属于固有思想时期，其间固有思想与佛教思想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调和，到了高丽末期佛教才得以传播。同时，中国的儒学也相继输入，于是在当时的朝鲜出现了“双教双璧”的对峙局面。事实上，这九百年，朝鲜思想史先是由统治阶层接受佛教企图以佛治国，极力提倡佛家的八种圣道。如，正见、正思、正语、正行、正命、正勤、正念、正定。同时，朝庭上又派遣许多佛僧到中国唐朝学习中国的佛学。中国的佛学传入朝鲜后对古朝鲜的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文学的渲染手法，诵读经学，雕刻绘画，印刷术，反切注音等的积极渗透。又如，中国的佛学对新罗文化的发展提供许多有益的经验，因而新罗积极修建佛寺，创造艺术作品。再如，高勾丽和百济也同样信奉佛学，并大量引进中国的佛学经典和汉文书籍。但是，百济和高勾丽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没多久被新罗统一。新罗统一后，尽管极力推行了以佛治国的政策，可是因国运陷入暮气，社会不安定，不久，新罗的锐气大为挫折，终于被高丽王朝取而代之。
5.高丽太祖王建继新罗王业维持其高丽统治，驯服高丽人，又推行了一整套以佛治国的新措施，即把佛教强行规定为国教，并以中国佛学的华严、天台、慈恩、禅寂、南山等五宗的教旨为具体理据，以此来持续了五百多年的统治。当时，高丽统治者意识到中国的阴阳和五行说与风水说对治理国家有更重要的意义，于是又信奉阴阳五行说。正当此时，谁也没有预料中国儒学也在悄然兴起。高丽文宗时期有个叫崔冲（字浩然，号惺斋、月圃，任国史修撰官，创设私塾，致力于儒学教育，誉为“海东孔子”）振兴儒学，并设立九个私塾传授儒学，然后由他的儒门十二徒在全国各地设斋大力传授儒学经典及中国宋代的朱子学。这对于高丽王朝以佛治国威胁甚大，导致高丽时期佛教处于冷落，接着高丽王朝也在无形的压力下告终。简言之，高丽王朝以佛治国的思想统治了较长时间，但它终究无法抵御儒学思想的传播，更无法阻止儒学经典的输入和汉文化的渗透，这就为李氏朝鲜的创立奠定了思想意识和文化承继的基础。
6.第三时期是实现儒学时期。这个时期是在朝鲜历史上吸收和传播儒学和儒学经典的最佳时期，也是汉文化对朝鲜文化积淀和跨文化传通，以及朝鲜民族文化昌明的黄金时代。
据史料记载，早在周武王封箕子（又称奇子）于朝鲜之前儒学已通过部分知识人士传入朝鲜。大约公元前3—4世纪汉字汉文在朝鲜统治阶层广为使用。例如，在当时上流阶层根据尊孔学儒之需要用汉字记录朝鲜语言（乡札）；后来，又出现“吏读”和“口诀”。到了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满开疆拓土在朝鲜设置汉四郡之后，汉字汉文化随儒学经典通过中国学者、商人和游民大量传入朝鲜。例如，中国儒学经典《五经》、《史纪》、《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春秋》、《玉篇》、《字统》等汉文书籍已传入朝鲜。
7.据朝鲜史书记载，早在古朝鲜三国时期已经大量吸收和使用汉字，后又高丽王朝到李氏朝鲜发展了这种状态。当汉字汉文传入初期先人们视汉字汉文为外国语，但是在高勾丽时期传授儒学时意识到没有自己文字的情况下只能使用汉字汉文。例如，高勾丽第二代琉璃王为他的妻子写的《黄鸟歌》就是一个佐证。这首诗是仿中国《诗经》四言体而写成的汉文诗。原文是“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又据《朝鲜通史》记载，公元一世纪初就有朝鲜人背诵《诗经》、《书经》、《春秋》等中国的儒学经书。又如，《三国史纪》卷20记载，“婴阳王十一年诏大学博士李文真，约古史为新集五卷（用汉文撰写）”。高勾丽17代小兽林王二年，随着儒学的广泛普及，即设立“太学”传授中国的儒学，先后创
堂、私塾，并规定凡未成年男子必须习读儒学经典。
8.百济从建国初期就普及和使用汉字汉文，并设立儒学教育机构“国学”大力传授汉文化。例如，百济近肖古王三年，诏汉学博士高兴用汉文编撰《百济书记》。新罗虽然接受汉文化较之高勾丽和百济稍晚些，但统一后为了强化统治，在两班阶层传授儒学。不仅如此，早在六世纪初就把国号和王号改称汉字式，又把全国地名改写成汉语式地名。公元七世纪设专门传授儒学经典的教育机构，八世纪末又实行读书三品制的选用官吏的考举制。《三国史记·新罗本记》记载，“王深然之命，大阿餐居柒夫等，广集文士，俾之修撰”，即用汉文撰修新罗国史。到了高丽时期又创立“国子监”实行科举制推动了儒学的发展。高丽仁宗时国子监明确规定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并确定考试有制述，以诗赋为科举考试形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为必考课目，凡及第者授予红牌，由国王亲自诏见择贤。由此可见，中国儒学经典传入朝鲜离不开汉字汉文，同时汉文化的传授又推动了儒学的传播。
9.在朝鲜历史上使儒学思想达到高峰的则是李氏朝鲜时期。据记载，李氏朝鲜的始祖李成桂为巩固中央集权制推行“崇儒抑佛”和“崇文轻武”的国策，在全国兴起了儒学热潮，同时又派留学生到中国学儒取经，有的在中国中举做官，有的同中国学者编写创作了不朽的诗文。李氏朝鲜之所以崇儒抑佛，重视汉文化，是因为当时东亚诸国中汉文化是唯一先进的，这对当时还没有自己文字的国家而言，使用汉字汉文传授儒学经典也是必然的。因此，李氏朝鲜实现儒学思想，接受汉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下面举两例）。
10.朝鲜著名朱子学家李滉（1501—1570），誉之为东方朱子学者。字景浩，号退溪、陶叟，历任博士修撰，两馆大提学等职。李滉的儒学思想是当今东西方，乃至于世界儒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人物，因而韩国学者李家源称颂“退溪先生之修己治人的真诀备载焉。以仁义礼智信为德理，究竟归结于敬之一字”。李滉之所以赢得后人的赞誉，主要在于他的仁义、社稷之儒学思想对当时的朝鲜思想史影响甚大。例如，他一方面潜心研究正统的朱子学，一方面又左右着李朝儒学界。值得一提的是，他所著的《心经释义》、《朱子书节要十卷》、《理学通录十一卷》、《四书释义》、《启蒙传疑》、《三经释义》、《圣学十图》、《古镜重磨方》等书籍全面反映了他的思想体系。以及“四端七情”对后来的儒学界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他的学说对日本，即日本明治时代的教育理念及教育思想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东亚儒学界尊李滉为“古今绝无之真儒。”
11.在研究汉文化对朝鲜文化的影响时，离不开中国儒学和经典对朝鲜文字学发展的影响。因为在当时中国汉文化是以儒学文化为主线，同时在东亚只有儒学文化是唯一先进的文化现象。
《训民正音》是由李朝第四代王世宗（1397—1450）于1420年创设集贤殿谚文厅同清廉人士共同创制的。世宗，名祹，字元正，号庄宪，他是一位精通中国儒学和通晓汉文经书的君主，他在创制《训民正音》前走遍朝鲜八道收集了各地方言土语，构思了《训民正音》的框架。世宗在思想上信奉儒学，因而同当时的中国明朝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先后从明朝传入许多韵书和经书，特别是对中国的阴阳五行说、朱子性理学，以及中国文学学和音韵学有很深的造诣（详见拙文“训民正音与汉文化因素”，刊于《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五期），因此，他能够根据中国文字学和音韵学与朱子学说创制了正音二十八字。《训民正音》的创制是朝鲜思想史上的一大创举，也是朝鲜从愚昧转向文明的开端，尽管它不是完善的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但至少为后世创造完整、得体、实用的本民族语言文字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发展民族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总之，汉文化对东亚汉字文化圈内诸国的辐射较广，特别是汉字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朝鲜思想史的产生、发展、变革有巨大影响。正如，韩国学者所说“韩国的经济发展有赖于中国儒学思想”。因此“自我孤立于汉字文化圈外只能导致教育质量的低下，思想文化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弊端”，因而在朝鲜又掀起学习汉文汉学的热潮，在思想道德文化层依然贯穿着传统的汉文化因素。由此推理，我们对探讨汉文化对朝鲜思想史的影响时，还要从深层次地反思和研究汉文化诸方面闪光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当今世界范围之“汉语热”，“汉文化热”的时代要求，只有这样才能预测汉文化将在21世纪世界文明史上所起的作用和深远的社会意义。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6期
【原文出处】《中国文化研究》(京)1996年01期第123-127页
1.思想史，韩国学者金得晃在他的《韩国思想史》中指出“思想史的概念并非新名词，思想史是对历史的事实进行认真的反思与充分的理解，并对这些繁杂的历史事实作出客观系统的阐述和解释的方法论。”接着，论述汉文化对韩国思想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引证了英美等西方国家关于思想史（History of Ideas），即历史的或沿革的观念论，以及德国精神史，即Ideenge schichte，或者思想史（Geistesgeschichte）的论断。最后，他的结论是朝鲜的思想史直接受汉文化影响而产生，因而东洋诸国统称思想史。换言之，思想史有两层语义：首先，思想史属哲学范畴，在朝鲜不论什么学说史，还是什么教义史，或者是什么ism（主义、学说、制度），ity（性质、状态、程度）的发展与变革，都把研究的视点放在分析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认识结果，包括政治学史、儒学史、道德史、经济学史、教义史，等等。其次，朝鲜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不同时代的思潮与不同时期的精神面貌，以及彼此的聚合结果。
2.纵观朝鲜思想史不难发现，朝鲜思想史的研究主要是从古朝鲜时期的檀君神话到三国鼎立，从高丽王朝到李氏朝鲜时期，乃至于近代和现代世界思潮的影响，特别是李氏朝鲜时期以儒学文化治国安邦，促进文化繁荣时期作为大书特书的思想史。朝鲜思想史的发展大体划分为四个时期的嬗变。
3.第一时期是固有思想时期。这个时期该民族的思想意识是朴素的自然为本位的观念为主导，认为大自然是不可思议的，因而产生了宇宙的存在，万物的生长，动物的繁衍都具有不可知的神秘性。因此，这个时期先人除对大自然抱有惊叹心理外，又滋长了崇拜自然，崇拜灵魂的信仰心理。例如，当时把宇宙与人的关系分为天上、地上、下界。“天上”，指善人善行善报的魂灵，倘若一个人在生之年行为端正和心地善良，那么离开人世后其灵魂便能升入天堂，并受天神（天帝）的永久保护。这种灵魂观孕育出太阳崇拜的鬼神崇拜论。“地上”，指人的生存和自然生态现象，同“天上”与“下界”的必然联系。“下界”，指凡人生前行为丑恶或心术不正，那么死后的魂灵也是丑陋不堪，入地后受阴界的处罚。这种依赖魂灵的思想意识又类推出许多神界，如，日神、月神、龙神、疫神、自然神、人神、动物神、家宅神、杂神，等等。据朝鲜史料记载，古朝鲜檀君是开国始祖，它是天帝的后裔“弘益人间”。据《三国遗事·魏书》记载“乃往2千载，有檀君王俭，立都阿斯达，开国号朝鲜……将风伯、雨师、云师、而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凡人主人间360余事，在世理化”。这种充满敬天思想的檀君神话一直到当代朝鲜文学史上也有它的一席之地。从文化背景来看，古朝鲜檀君神话是借助中国神话传说中尧舜的“民本思想”模式而形成和流传的。换言之，檀君神话同中国古代先人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的文化心理相契合。
4.第二时期是佛教为中心的思想时期。据我国史书记载，从二世纪到八世纪后印度文化和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又被人发挥出现了以印度佛学为依托的中国式佛学宗派，后又传播到朝鲜和日本。朝鲜的佛教思想除沿习印度佛学外，主要是信仰中国佛学的流派，如，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等等。从时间上看，这个时期可追溯到古朝鲜三国中叶到高丽末期约九百年。从三国中叶到新罗统一约一百五十年属于固有思想时期，其间固有思想与佛教思想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调和，到了高丽末期佛教才得以传播。同时，中国的儒学也相继输入，于是在当时的朝鲜出现了“双教双璧”的对峙局面。事实上，这九百年，朝鲜思想史先是由统治阶层接受佛教企图以佛治国，极力提倡佛家的八种圣道。如，正见、正思、正语、正行、正命、正勤、正念、正定。同时，朝庭上又派遣许多佛僧到中国唐朝学习中国的佛学。中国的佛学传入朝鲜后对古朝鲜的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文学的渲染手法，诵读经学，雕刻绘画，印刷术，反切注音等的积极渗透。又如，中国的佛学对新罗文化的发展提供许多有益的经验，因而新罗积极修建佛寺，创造艺术作品。再如，高勾丽和百济也同样信奉佛学，并大量引进中国的佛学经典和汉文书籍。但是，百济和高勾丽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没多久被新罗统一。新罗统一后，尽管极力推行了以佛治国的政策，可是因国运陷入暮气，社会不安定，不久，新罗的锐气大为挫折，终于被高丽王朝取而代之。
5.高丽太祖王建继新罗王业维持其高丽统治，驯服高丽人，又推行了一整套以佛治国的新措施，即把佛教强行规定为国教，并以中国佛学的华严、天台、慈恩、禅寂、南山等五宗的教旨为具体理据，以此来持续了五百多年的统治。当时，高丽统治者意识到中国的阴阳和五行说与风水说对治理国家有更重要的意义，于是又信奉阴阳五行说。正当此时，谁也没有预料中国儒学也在悄然兴起。高丽文宗时期有个叫崔冲（字浩然，号惺斋、月圃，任国史修撰官，创设私塾，致力于儒学教育，誉为“海东孔子”）振兴儒学，并设立九个私塾传授儒学，然后由他的儒门十二徒在全国各地设斋大力传授儒学经典及中国宋代的朱子学。这对于高丽王朝以佛治国威胁甚大，导致高丽时期佛教处于冷落，接着高丽王朝也在无形的压力下告终。简言之，高丽王朝以佛治国的思想统治了较长时间，但它终究无法抵御儒学思想的传播，更无法阻止儒学经典的输入和汉文化的渗透，这就为李氏朝鲜的创立奠定了思想意识和文化承继的基础。
6.第三时期是实现儒学时期。这个时期是在朝鲜历史上吸收和传播儒学和儒学经典的最佳时期，也是汉文化对朝鲜文化积淀和跨文化传通，以及朝鲜民族文化昌明的黄金时代。
据史料记载，早在周武王封箕子（又称奇子）于朝鲜之前儒学已通过部分知识人士传入朝鲜。大约公元前3—4世纪汉字汉文在朝鲜统治阶层广为使用。例如，在当时上流阶层根据尊孔学儒之需要用汉字记录朝鲜语言（乡札）；后来，又出现“吏读”和“口诀”。到了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满开疆拓土在朝鲜设置汉四郡之后，汉字汉文化随儒学经典通过中国学者、商人和游民大量传入朝鲜。例如，中国儒学经典《五经》、《史纪》、《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春秋》、《玉篇》、《字统》等汉文书籍已传入朝鲜。
7.据朝鲜史书记载，早在古朝鲜三国时期已经大量吸收和使用汉字，后又高丽王朝到李氏朝鲜发展了这种状态。当汉字汉文传入初期先人们视汉字汉文为外国语，但是在高勾丽时期传授儒学时意识到没有自己文字的情况下只能使用汉字汉文。例如，高勾丽第二代琉璃王为他的妻子写的《黄鸟歌》就是一个佐证。这首诗是仿中国《诗经》四言体而写成的汉文诗。原文是“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又据《朝鲜通史》记载，公元一世纪初就有朝鲜人背诵《诗经》、《书经》、《春秋》等中国的儒学经书。又如，《三国史纪》卷20记载，“婴阳王十一年诏大学博士李文真，约古史为新集五卷（用汉文撰写）”。高勾丽17代小兽林王二年，随着儒学的广泛普及，即设立“太学”传授中国的儒学，先后创
堂、私塾，并规定凡未成年男子必须习读儒学经典。8.百济从建国初期就普及和使用汉字汉文，并设立儒学教育机构“国学”大力传授汉文化。例如，百济近肖古王三年，诏汉学博士高兴用汉文编撰《百济书记》。新罗虽然接受汉文化较之高勾丽和百济稍晚些，但统一后为了强化统治，在两班阶层传授儒学。不仅如此，早在六世纪初就把国号和王号改称汉字式，又把全国地名改写成汉语式地名。公元七世纪设专门传授儒学经典的教育机构，八世纪末又实行读书三品制的选用官吏的考举制。《三国史记·新罗本记》记载，“王深然之命，大阿餐居柒夫等，广集文士，俾之修撰”，即用汉文撰修新罗国史。到了高丽时期又创立“国子监”实行科举制推动了儒学的发展。高丽仁宗时国子监明确规定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并确定考试有制述，以诗赋为科举考试形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为必考课目，凡及第者授予红牌，由国王亲自诏见择贤。由此可见，中国儒学经典传入朝鲜离不开汉字汉文，同时汉文化的传授又推动了儒学的传播。
9.在朝鲜历史上使儒学思想达到高峰的则是李氏朝鲜时期。据记载，李氏朝鲜的始祖李成桂为巩固中央集权制推行“崇儒抑佛”和“崇文轻武”的国策，在全国兴起了儒学热潮，同时又派留学生到中国学儒取经，有的在中国中举做官，有的同中国学者编写创作了不朽的诗文。李氏朝鲜之所以崇儒抑佛，重视汉文化，是因为当时东亚诸国中汉文化是唯一先进的，这对当时还没有自己文字的国家而言，使用汉字汉文传授儒学经典也是必然的。因此，李氏朝鲜实现儒学思想，接受汉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下面举两例）。
10.朝鲜著名朱子学家李滉（1501—1570），誉之为东方朱子学者。字景浩，号退溪、陶叟，历任博士修撰，两馆大提学等职。李滉的儒学思想是当今东西方，乃至于世界儒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人物，因而韩国学者李家源称颂“退溪先生之修己治人的真诀备载焉。以仁义礼智信为德理，究竟归结于敬之一字”。李滉之所以赢得后人的赞誉，主要在于他的仁义、社稷之儒学思想对当时的朝鲜思想史影响甚大。例如，他一方面潜心研究正统的朱子学，一方面又左右着李朝儒学界。值得一提的是，他所著的《心经释义》、《朱子书节要十卷》、《理学通录十一卷》、《四书释义》、《启蒙传疑》、《三经释义》、《圣学十图》、《古镜重磨方》等书籍全面反映了他的思想体系。以及“四端七情”对后来的儒学界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他的学说对日本，即日本明治时代的教育理念及教育思想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东亚儒学界尊李滉为“古今绝无之真儒。”
11.在研究汉文化对朝鲜文化的影响时，离不开中国儒学和经典对朝鲜文字学发展的影响。因为在当时中国汉文化是以儒学文化为主线，同时在东亚只有儒学文化是唯一先进的文化现象。
《训民正音》是由李朝第四代王世宗（1397—1450）于1420年创设集贤殿谚文厅同清廉人士共同创制的。世宗，名祹，字元正，号庄宪，他是一位精通中国儒学和通晓汉文经书的君主，他在创制《训民正音》前走遍朝鲜八道收集了各地方言土语，构思了《训民正音》的框架。世宗在思想上信奉儒学，因而同当时的中国明朝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先后从明朝传入许多韵书和经书，特别是对中国的阴阳五行说、朱子性理学，以及中国文学学和音韵学有很深的造诣（详见拙文“训民正音与汉文化因素”，刊于《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五期），因此，他能够根据中国文字学和音韵学与朱子学说创制了正音二十八字。《训民正音》的创制是朝鲜思想史上的一大创举，也是朝鲜从愚昧转向文明的开端，尽管它不是完善的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但至少为后世创造完整、得体、实用的本民族语言文字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发展民族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总之，汉文化对东亚汉字文化圈内诸国的辐射较广，特别是汉字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朝鲜思想史的产生、发展、变革有巨大影响。正如，韩国学者所说“韩国的经济发展有赖于中国儒学思想”。因此“自我孤立于汉字文化圈外只能导致教育质量的低下，思想文化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弊端”，因而在朝鲜又掀起学习汉文汉学的热潮，在思想道德文化层依然贯穿着传统的汉文化因素。由此推理，我们对探讨汉文化对朝鲜思想史的影响时，还要从深层次地反思和研究汉文化诸方面闪光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当今世界范围之“汉语热”，“汉文化热”的时代要求，只有这样才能预测汉文化将在21世纪世界文明史上所起的作用和深远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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