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朝鲜近代史研究中的三大问题
靳树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6期
【原文出处】《江海学刊》(南京)1996年02期第139-143页
【作者简介】靳树声，本名法福民，1953年生，现为北京市发明技术公司工程师
对朝鲜近代史的研究是我国近年来外国史研究中的热点之一。纵观朝鲜近代史的研究论著，我认为有三大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恰当评价，这就是：一、如何正确评价闵妃集团和大院君集团之间的斗争；二、如何正确评价“甲申政变”；三、如何正确评价“甲午更张”。
重新评价闵妃集团与大院君集团之间的斗争
关于李氏王朝末年闵妃集团与大院君集团之间的斗争，史学界一般是右大院君而左闵妃，以为闵妃集团是守旧派，大院君集团则倾向改革。有些学者更把闵妃集团与大院君集团之间的斗争看作是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斗争。但揆诸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研究闵妃集团与大院君集团之间的斗争，必须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加以考查，而且要以社会实践来作检验。从1863年李氏王朝第25代国王哲宗病逝后，李昰应即以国王李熙生父的身份被封为大院君开始掌握政权。1866年，神贞后赵大妃不再垂帘听政，“还政”于国王。大院君更是大权独揽，时年14岁的国王李熙全都听命于他。
当时韩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是，处于上升时期的日本一方面搞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也同时出现了侵略别国的野心，“征韩论”甚嚣尘上，以桂小五郎（后改名为木户孝元）为核心策谋征韩计划。1868年5月，外国官（即后来的外务省）小松带刀（带刀是一种身份）准备在俄国侵略朝鲜前即“采取步骤”，抢先占领韩国。韩国的宗主国中国，也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俄、日的威胁。新兴的美国和欧洲诸国中的法国则于1866年分别侵入大同江和江华岛（朝鲜史家称之“洋扰”）。也就是说，当时的李氏王朝处于十分危急的境地。实际掌握政权的大院君集团正确的应变之策应该是：巩固与同受西方列强侵略和日本威胁的宗主国中国的同盟，联合起来反对侵略，同时进行改革，使国家富强起来。但大院君集团却不是这样。他一方面在内政上作了一点改革，并取得了某些成绩；另一方面却实行锁国政策。1866年，大院君集团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天主教徒，12万名教徒被捕，8000名教徒被杀。被捕的12名法国传教士中，9名被杀，法国舰队入侵即以此为借口。由于朝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热情和在反侵略斗争中的英勇精神，韩国取得了击退了美、法侵略者的胜利。大院君集团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进一步推行“国禁”，拒绝与世界各国联系，并与大清帝国疏远。而在内政上也停止了改革，反而强化腐朽的封建制度，加紧对人民大众的剥削和压迫。这就必然导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加剧、人民的不满，为它的垮台准备了条件。
闵妃集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上台的。闵妃入宫时，年仅16岁。她家势孤单，大院君原以为她不会构成对他统治的威胁。孰料闵妃苦读经典，谨慎温顺，争取到了宫中人士的同情。大院君之妻闵氏乃闵氏家族成员之一，她促使大院君起用闵氏的近亲。1871年，闵妃生下儿子，更提高了闵妃的地位和对国王李熙的影响。在闵妃的鼓励下，李熙宣布“亲政”，大院君退隐于三溪洞山庄，大院君集团的成员大都离开政府，至是，开始了闵妃集团统治时期。
失宠的两班（官僚地主）家族，扬言“改革”来掩盖其夺权和推翻闵妃集团的阴谋，并以“开化党”（开化派）自居。他们的首领是亲日派金玉均。日本政府则把他们作为自己的代理人。
闵妃集团执政后的第一步措施，是加强了与大清帝国的联盟。遇有重要大事，即与驻韩国的中国官员商量。与此相联系，恢复儒学，调整与儒生的关系；其次，改锁国为“开国”。至80年代初期，“朝鲜开国及其经济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客观上刺激了民族工商的发展。开港后，朝鲜的商业发展迅速，商业资本的积累增加很快。于是，朝鲜出现了一批有名的巨商，如开城商人朴广叟，其资本多达50余万元。商业的发展使地方中心市场更趋活跃，除汉城与开放港口外，出现了许多近代意义的地方城市，其中包括历代故都平壤、汉城等”[①]。也就是说，在闵妃集团的统治下，韩国出现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生产力的代表——新型工商业者；第三，闵妃集团支持民族意识。随着朝鲜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国际市场联系的加强，“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和信息量，促进了沉睡的人们逐渐觉醒。朝鲜政府开始争取修改不平等朝日条约的免税贸易条款，以维护朝鲜的关税自主权”[②]。此外，闵妃集团还进行了诸如军制改革等一些内政改革。当然，闵妃集团是李氏王朝中的统治集团，当时韩国统治集团的腐朽和腐败，闵妃集团也都有。如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宫内“每夜曲宴淫戏，保佑、巫祝、工瞽歌吹媒嫚，殿廷灯烛如昼，连曙不休”[③]。对此，不必也不能为闵妃集团讳。但是，如果从大处着眼，闵妃集团比之大院君集团，其所执行的政策及其实践还是有利于朝鲜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
闵妃集团对大院君集团的改弦更张，不只是引起了大院君集团的痛恨，也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把它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在1882年的“壬午兵变”中，大院君集团再次上台。他一反闵妃集团之所为，带有复辟的性质。但是，大院君集团只统治了33天，即全盘垮台。1884年的“甲申政变”中，大院君又被推戴出来。1884年12月5日公布的新政府的“政令”纲要的第1条即是“大院君不日陪还事”。但是，“甲申政变”不到3天就失败了，大院君这次也未能上台。在闵妃集团与大院君集团的斗争中，朝鲜人民的同情是在闵妃集团这一边。
要写好、写准朝鲜近代史，必须改变以往史家右大院君集团而左闵妃集团的传统观点。
“甲申政变”性质究若何大院君第二次上台被击败后，日本政府加紧了扶植亲日派金玉均、朴泳孝等人使之执政的活动。金玉均、朴泳孝等人自称为“开化党”，实为一贵族集团。他们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期，与日本政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决定采取武装行动，推翻韩国闵妃集团的统治，由他们来掌握政权。日本政府则利用控制他们，以达到统治朝鲜的目的。
1882年7月23日，汉城侍卫部队的士兵因官员克扣稻米，把掺有泥沙的稻米给他们吃而爆发了起义。城市贫民迅速响应起义者。但这次起义的矛头迅速转向了日本侵略者。士兵和城市起义者包围了日本公使馆。日本官员在深夜从燃烧着的房子里出逃。他们逃到了仁川，搭乘了一只渔船，到牙山附近换乘了一艘英国兵舰，这才得以逃回日本。
国王和闵妃也在人民起义时出逃。大院君利用人民的起义，又暂时夺取了政权。日本得知大院君重新上台，立即命令日本公使带领舰队回到汉城，以宣战来威胁，要求赔偿日本公使馆所遭受的损失。侵略者强迫大院君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仁川条约。日本政府要求付给赔款50万日圆和对被杀日人家属的赔偿费5万日圆，惩罚七月二十三日事件的“祸首”，修复日本公使馆由韩国政府担负费用。日本政府还获得了使朝鲜进一步殖民地化的一系列权利，例如用专门条款规定，将日本官方人员在全国活动范围扩大为各开放港口周围的100公里，并规定日人有权在汉城保有军队，等等。清政府反对大院君向日本政府作如此大的让步，1882年8月，3000名中国军队被派赴汉城周围驻防。袁世凯把大院君诱至一艘军舰，并被送到中国。韩国政权又转入闵妃集团手中。
1882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在亲日派集团首领金玉均和徐光范的帮助下，改组了韩国军队而组织了4营韩国兵。日本企图通过控制韩国军队来掌握韩国的命运。
1884年3月以后，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与闵泳翊为首的“清党”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日益加剧。1884年11月19日，金玉均承李熙之召入对，见周围无人，便向李熙进言：中日交战，中国必败，韩国应自谋独立，并告知他与日本驻韩公使竹添进一郎的关系。李熙闻言后，即亲书密敕给金玉均，授他以生杀大权。12月1日，“开化党”激进派主要成员在朴泳孝宅邸，密商政变细节。他们决定于12月4日，借庆祝邮政局新厦落成举行宴会之机，放火别宫，暗杀四营使，举行政变，夺取王宫。12月4日晚，宴会举行。别宫放火未能按原定计划实现。于是金玉均派人点燃了邮政大厦附近的草房。闵妃集团首脑人物禁卫大将闵泳翊，遭埋伏的日本杀手刺杀。闵妃集团其他要员则混杂在外国使节、邮局职员中安全逃出。“开化党”的计划未能实现。这时，他们就在日本军队帮助下冲入王宫，国王和王妃成了日本人的俘虏。谋叛者在当夜就组成了新政府，把六曹大臣的职位分配给亲日派集团中的活动家。政变者以为他们已经获胜。孰料12月5日，汉城爆发了反对日本侵略者和民族叛徒的全民起义。人民群众破坏亲日派的住宅，起来打死日本人。12月6日，中国军队包围了宫庭。日本人及其走卒仓猝出逃。居民对未及逃出的亲日派继续打击。日本公使馆的房屋和兵营被焚毁。日本殖民者及其走卒企图夺取韩国政权的阴谋以完全失败而告终。一个同情日本侵略者的美国海军武官福克，见到1884年12月4日事件以后的真实情况后写道：“人民群众的情绪是这样强烈的拥护中国，又是那样激烈和愤慨的仇恨日本人，以致即使在整整一本书上要把所有他们反对日本人和谋叛者的诅咒记载下来也是困难的”[④]。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得到日本侵略者全力支持的，由韩国亲日派发动的“甲申政变”，竟被某些史家称之为“反对封建制度的首次资产阶级的运动”；再升级为它的“历史内容的基本性质是资产阶级的、爱国的运动”；再升级为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他们的“理由”有三：
一是“甲申政变”是被袁世凯镇压下去的，而袁世凯是后来出卖“戊戌变法”者的罪魁祸首，戊戌变法是进步的，因此，同样是被袁世凯镇压的“甲申政变”也是进步的。这一“理由”完全是形而上学的。就“甲申政变”中袁世凯的作为而言，他维护了韩国的民族利益，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卒韩国亲日派。如果不是袁世凯当机立断，立即出动武装包围王宫，亲日派的阴谋就有可能得逞。如此，韩国亡国不是在1910年，而是早在19世纪，韩国就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因此中国军队的作为受到韩国人民的欢迎，上引美国海军武官福克的话证明了这一点。假如袁世凯的作为逆韩国人民的意志而动，那么，“甲申政变”后，韩国人民就不会以“王者之师”来看待中国军队了。
二是所谓“甲申政变”的“政令”纲要是“进步”的。这也是只看宣言不看实际。这些“政令”纲要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指使下为适应日本的需要又是为了欺骗韩国人民群众而制定的。“甲申政变”所产生的政府是傀儡政府，在韩国它是做不得主的。“政令”纲要第1条“大院君不日陪还事（朝贡虚礼，议行废止）”，就表明，亲日派要断绝与宗主国中国的关系，彻底倒向日本侵略者一边，这又有什么“进步”可言呢？
三是所谓“甲申政变”的发动者“开化党”是宣言“改革”的，而“清党”则是保守的，因此“甲申政变”也是“进步”的。这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看法。如前所述，“开化党”是个贵族集团，它们并不依靠人民，而是依靠日本侵略者，这就注定了他们发动的“甲申政变”的反人民本质和一定失败。“清党”是韩国统治集团中的另一派，就其本质而言，也是腐朽的，但他们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主张联合清帝国抗日，却是正确的。并不是宣言“改革”的人都是进步的。
对“甲午更张”不该评价过高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前，日本侵略者与亲日派决定在韩国发动宫庭政变。其行动计划是：（一）借日军的帮助夺取王宫并把它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二）解除闵妃及其全部宗戚的职务；（三）任命大院君为摄政王。[⑤]7月18日，日本驻韩公使大鸟向韩国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强迫韩国政府要求撤退中国军队，立即废除与中国缔结的一切条约，修理日本兵营并架设汉城和釜山之间的电报线。最后通牒的限期是7月22日夜十二时。[⑥]最后通牒没有得到回答。7月23日清晨，日本部队借口向牙山出发离开兵营，却转向了汉城。守卫宫庭的韩国部队和侵略者的部队在汉城北门发生了战斗。日本侵略军冲进市内，宫庭陷入日军手中。国王李熙担心自己被日军杀害，下令禁卫营驻军不战而降。日本公使来到宫庭，见国王李熙，“劝告”国王邀请大院君，并建议大院君出任执政。不久，大院君在日本公使馆的工作人员冈本伴随下来到宫庭。大院君声明，必须依靠日本的援助，并着手进行“改革”。[⑦]7月25日，以亲日派首领金弘集为总理大臣的韩国政府，宣布废除与中国签署的一切条约，“依赖”日本从朝鲜“驱逐”中国军队，从而为日军进攻中国军队挑起中日战争制造了法律根据。也就在这一天，日本未经宣战就袭击了靠近牙山港的载有1300名中国士兵的“高升”号运输舰，“高升”号被击沉。8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与中国宣战。所谓“甲午更张”，其内容正是在日本侵略者已经控制了韩国政府又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提出的。
在第一次金弘集内阁时期（1894年7月27日～12月16日），军国机务处在1894年7～10月的短时间内，先后制定和发布了208件“内政改革”的法令。单从表面上看，这些法令涉及改革官制、废除科举、社会改革、财政改革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似乎对韩国的社会发展有利。但是，11月20日和21日，由日本新任特命全权公使井上馨向韩国国王和大臣提出的所谓《内政改革纲领20条》（其内容与此前所颁布的改革方案并无多大区别），却暴露了它的要害，即剥夺韩国的自主权，企图以所谓国王“亲政”、“政权归一”控制国王和派驻日本顾问来达到控制韩国统治权的目的。12月17日，日本又将亡命日本，后来蜕变为日本工具的朴泳孝安插进韩国内阁，担任内务大臣。金弘集与朴泳孝的合作，标志着韩国统治者的完全屈服。其后，金弘集内阁根据井上的《20条》，起草了《洪范14条》。1895年1月7日，国王带领王子、生父和百官大臣参拜宗庙，宣布包括《洪范14条》在内的誓文。1895年10月8日，在第三次金弘集内阁期间（1895年8月24日～1896年2月12日），日本军又一次冲入宫庭，他们杀死了闵妃，用布包着闵妃的尸体在宫庭附近烧毁。残杀闵妃后的第二天，杀害闵妃的组织者、日本公使三浦梧楼和大院君向国王提出预先准备好的三个文件，要求他立即签字。侵略者提出的要求是必需把全部政权转交给日本人和他们的走狗们。国王李熙被迫签署了关于转交内阁全部行政权的命令、关于任命大院君的长子为朝廷大臣和关于从宫中撤出皇室卫队并由日本人控制的训练队接替的命令。至此，李熙实际上已成了日本人的阶下囚。金弘集再度成为总理大臣。
即使从以上“甲午更张”前后所经历的若干件大事中也可看出，“甲午更张”是在日本刺刀下进行的“更张”，是得到日本人默认的“更张”，其美丽的“更张”条文，只是掩盖了日本侵略者变韩国为殖民地的罪恶阴谋。然而，“甲午更张”却被某些史家说成是“1894年改革，是朝鲜社会发展合乎客观规律的反映，是符合朝鲜人民利益的进步的政策”，在朝鲜“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的史家则把“甲午更张”说成是“由少数精英从‘上’面进行的资产阶级改革”，把“甲午更张”抬到不适当的高度。事实上，“甲午更张”中公布的法案基本上都未实行，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通过对朝鲜近代史上三大问题的考察，我们发现，在朝鲜近代史研究中有这么一种倾向，凡标榜“改革”的一概褒之为“进步”，而对于爱国的、保护民族主权的行动则一概贬之为“保守”。但是，在朝鲜近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并不是所有扬言“改革”的全是与历史共进的。那些与侵略者共谋、共事的人，是道道地地的韩奸。（金弘集等人被民众称为“八奸”就是明显的事例）相反，对出卖民族主权持保留、反对态度的人，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保守，却坚持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大义，不能因为他们未倡言“改革”而斥之为“守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辩证法的灵魂。如果不是由金弘集这帮人掌权，而是由韩国的爱国主义者执政，韩国绝不会在1910年亡国。而在中国辛亥革命后，他们一定会和中国并肩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侵略者。韩国的灭亡，正是亡在这一帮明言“改革”实则卖国的人们手里，朝鲜近代史的研究者，应该旗帜鲜明地揭示这一真理。如此才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和评价朝鲜近代史。
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在1910～1911年间，晚清小说家冷血生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英雄泪》，总结了韩国灭亡的教训，歌颂了韩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肯定了中韩人民并肩抗日的正义性，同时也剖析了韩、中抗日何以失败的教训，其历史观基本上是正确的。冷血生写作这部小说，就是为了中国避免走上韩国的老路。它对金玉均、金弘集这帮人，作了彻底的揭露，而对于爱国的韩国大臣，则给予由衷的赞誉，对闵妃的被杀则寄予同情。这部小说所流露的思想情绪，可以说是中国人民在晚清时期对韩国灭亡这一悲剧的共有心声。朝鲜近代史的研究者，如果阅读一下这部小说，也许会对朝鲜近代史的认识取得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②曹中屏：《朝鲜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③《梅泉野录》卷1（上）。
④哈灵登：《财神爷与日本人》，第39页。
⑤菊地谦让：《近代朝鲜秘史》，第264～265页。
⑥币原坦：《朝鲜史话》，第415～416页。
⑦参见菊地谦让：《近代朝鲜历史》第二卷，第313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6期
【原文出处】《江海学刊》(南京)1996年02期第139-143页
【作者简介】靳树声，本名法福民，1953年生，现为北京市发明技术公司工程师
重新评价闵妃集团与大院君集团之间的斗争
关于李氏王朝末年闵妃集团与大院君集团之间的斗争，史学界一般是右大院君而左闵妃，以为闵妃集团是守旧派，大院君集团则倾向改革。有些学者更把闵妃集团与大院君集团之间的斗争看作是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斗争。但揆诸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研究闵妃集团与大院君集团之间的斗争，必须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加以考查，而且要以社会实践来作检验。从1863年李氏王朝第25代国王哲宗病逝后，李昰应即以国王李熙生父的身份被封为大院君开始掌握政权。1866年，神贞后赵大妃不再垂帘听政，“还政”于国王。大院君更是大权独揽，时年14岁的国王李熙全都听命于他。
当时韩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是，处于上升时期的日本一方面搞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也同时出现了侵略别国的野心，“征韩论”甚嚣尘上，以桂小五郎（后改名为木户孝元）为核心策谋征韩计划。1868年5月，外国官（即后来的外务省）小松带刀（带刀是一种身份）准备在俄国侵略朝鲜前即“采取步骤”，抢先占领韩国。韩国的宗主国中国，也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俄、日的威胁。新兴的美国和欧洲诸国中的法国则于1866年分别侵入大同江和江华岛（朝鲜史家称之“洋扰”）。也就是说，当时的李氏王朝处于十分危急的境地。实际掌握政权的大院君集团正确的应变之策应该是：巩固与同受西方列强侵略和日本威胁的宗主国中国的同盟，联合起来反对侵略，同时进行改革，使国家富强起来。但大院君集团却不是这样。他一方面在内政上作了一点改革，并取得了某些成绩；另一方面却实行锁国政策。1866年，大院君集团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天主教徒，12万名教徒被捕，8000名教徒被杀。被捕的12名法国传教士中，9名被杀，法国舰队入侵即以此为借口。由于朝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热情和在反侵略斗争中的英勇精神，韩国取得了击退了美、法侵略者的胜利。大院君集团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进一步推行“国禁”，拒绝与世界各国联系，并与大清帝国疏远。而在内政上也停止了改革，反而强化腐朽的封建制度，加紧对人民大众的剥削和压迫。这就必然导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加剧、人民的不满，为它的垮台准备了条件。
闵妃集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上台的。闵妃入宫时，年仅16岁。她家势孤单，大院君原以为她不会构成对他统治的威胁。孰料闵妃苦读经典，谨慎温顺，争取到了宫中人士的同情。大院君之妻闵氏乃闵氏家族成员之一，她促使大院君起用闵氏的近亲。1871年，闵妃生下儿子，更提高了闵妃的地位和对国王李熙的影响。在闵妃的鼓励下，李熙宣布“亲政”，大院君退隐于三溪洞山庄，大院君集团的成员大都离开政府，至是，开始了闵妃集团统治时期。
失宠的两班（官僚地主）家族，扬言“改革”来掩盖其夺权和推翻闵妃集团的阴谋，并以“开化党”（开化派）自居。他们的首领是亲日派金玉均。日本政府则把他们作为自己的代理人。
闵妃集团执政后的第一步措施，是加强了与大清帝国的联盟。遇有重要大事，即与驻韩国的中国官员商量。与此相联系，恢复儒学，调整与儒生的关系；其次，改锁国为“开国”。至80年代初期，“朝鲜开国及其经济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客观上刺激了民族工商的发展。开港后，朝鲜的商业发展迅速，商业资本的积累增加很快。于是，朝鲜出现了一批有名的巨商，如开城商人朴广叟，其资本多达50余万元。商业的发展使地方中心市场更趋活跃，除汉城与开放港口外，出现了许多近代意义的地方城市，其中包括历代故都平壤、汉城等”[①]。也就是说，在闵妃集团的统治下，韩国出现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生产力的代表——新型工商业者；第三，闵妃集团支持民族意识。随着朝鲜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国际市场联系的加强，“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和信息量，促进了沉睡的人们逐渐觉醒。朝鲜政府开始争取修改不平等朝日条约的免税贸易条款，以维护朝鲜的关税自主权”[②]。此外，闵妃集团还进行了诸如军制改革等一些内政改革。当然，闵妃集团是李氏王朝中的统治集团，当时韩国统治集团的腐朽和腐败，闵妃集团也都有。如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宫内“每夜曲宴淫戏，保佑、巫祝、工瞽歌吹媒嫚，殿廷灯烛如昼，连曙不休”[③]。对此，不必也不能为闵妃集团讳。但是，如果从大处着眼，闵妃集团比之大院君集团，其所执行的政策及其实践还是有利于朝鲜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
闵妃集团对大院君集团的改弦更张，不只是引起了大院君集团的痛恨，也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把它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在1882年的“壬午兵变”中，大院君集团再次上台。他一反闵妃集团之所为，带有复辟的性质。但是，大院君集团只统治了33天，即全盘垮台。1884年的“甲申政变”中，大院君又被推戴出来。1884年12月5日公布的新政府的“政令”纲要的第1条即是“大院君不日陪还事”。但是，“甲申政变”不到3天就失败了，大院君这次也未能上台。在闵妃集团与大院君集团的斗争中，朝鲜人民的同情是在闵妃集团这一边。
要写好、写准朝鲜近代史，必须改变以往史家右大院君集团而左闵妃集团的传统观点。
“甲申政变”性质究若何大院君第二次上台被击败后，日本政府加紧了扶植亲日派金玉均、朴泳孝等人使之执政的活动。金玉均、朴泳孝等人自称为“开化党”，实为一贵族集团。他们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期，与日本政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决定采取武装行动，推翻韩国闵妃集团的统治，由他们来掌握政权。日本政府则利用控制他们，以达到统治朝鲜的目的。
1882年7月23日，汉城侍卫部队的士兵因官员克扣稻米，把掺有泥沙的稻米给他们吃而爆发了起义。城市贫民迅速响应起义者。但这次起义的矛头迅速转向了日本侵略者。士兵和城市起义者包围了日本公使馆。日本官员在深夜从燃烧着的房子里出逃。他们逃到了仁川，搭乘了一只渔船，到牙山附近换乘了一艘英国兵舰，这才得以逃回日本。
国王和闵妃也在人民起义时出逃。大院君利用人民的起义，又暂时夺取了政权。日本得知大院君重新上台，立即命令日本公使带领舰队回到汉城，以宣战来威胁，要求赔偿日本公使馆所遭受的损失。侵略者强迫大院君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仁川条约。日本政府要求付给赔款50万日圆和对被杀日人家属的赔偿费5万日圆，惩罚七月二十三日事件的“祸首”，修复日本公使馆由韩国政府担负费用。日本政府还获得了使朝鲜进一步殖民地化的一系列权利，例如用专门条款规定，将日本官方人员在全国活动范围扩大为各开放港口周围的100公里，并规定日人有权在汉城保有军队，等等。清政府反对大院君向日本政府作如此大的让步，1882年8月，3000名中国军队被派赴汉城周围驻防。袁世凯把大院君诱至一艘军舰，并被送到中国。韩国政权又转入闵妃集团手中。
1882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在亲日派集团首领金玉均和徐光范的帮助下，改组了韩国军队而组织了4营韩国兵。日本企图通过控制韩国军队来掌握韩国的命运。
1884年3月以后，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与闵泳翊为首的“清党”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日益加剧。1884年11月19日，金玉均承李熙之召入对，见周围无人，便向李熙进言：中日交战，中国必败，韩国应自谋独立，并告知他与日本驻韩公使竹添进一郎的关系。李熙闻言后，即亲书密敕给金玉均，授他以生杀大权。12月1日，“开化党”激进派主要成员在朴泳孝宅邸，密商政变细节。他们决定于12月4日，借庆祝邮政局新厦落成举行宴会之机，放火别宫，暗杀四营使，举行政变，夺取王宫。12月4日晚，宴会举行。别宫放火未能按原定计划实现。于是金玉均派人点燃了邮政大厦附近的草房。闵妃集团首脑人物禁卫大将闵泳翊，遭埋伏的日本杀手刺杀。闵妃集团其他要员则混杂在外国使节、邮局职员中安全逃出。“开化党”的计划未能实现。这时，他们就在日本军队帮助下冲入王宫，国王和王妃成了日本人的俘虏。谋叛者在当夜就组成了新政府，把六曹大臣的职位分配给亲日派集团中的活动家。政变者以为他们已经获胜。孰料12月5日，汉城爆发了反对日本侵略者和民族叛徒的全民起义。人民群众破坏亲日派的住宅，起来打死日本人。12月6日，中国军队包围了宫庭。日本人及其走卒仓猝出逃。居民对未及逃出的亲日派继续打击。日本公使馆的房屋和兵营被焚毁。日本殖民者及其走卒企图夺取韩国政权的阴谋以完全失败而告终。一个同情日本侵略者的美国海军武官福克，见到1884年12月4日事件以后的真实情况后写道：“人民群众的情绪是这样强烈的拥护中国，又是那样激烈和愤慨的仇恨日本人，以致即使在整整一本书上要把所有他们反对日本人和谋叛者的诅咒记载下来也是困难的”[④]。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得到日本侵略者全力支持的，由韩国亲日派发动的“甲申政变”，竟被某些史家称之为“反对封建制度的首次资产阶级的运动”；再升级为它的“历史内容的基本性质是资产阶级的、爱国的运动”；再升级为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他们的“理由”有三：
一是“甲申政变”是被袁世凯镇压下去的，而袁世凯是后来出卖“戊戌变法”者的罪魁祸首，戊戌变法是进步的，因此，同样是被袁世凯镇压的“甲申政变”也是进步的。这一“理由”完全是形而上学的。就“甲申政变”中袁世凯的作为而言，他维护了韩国的民族利益，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卒韩国亲日派。如果不是袁世凯当机立断，立即出动武装包围王宫，亲日派的阴谋就有可能得逞。如此，韩国亡国不是在1910年，而是早在19世纪，韩国就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因此中国军队的作为受到韩国人民的欢迎，上引美国海军武官福克的话证明了这一点。假如袁世凯的作为逆韩国人民的意志而动，那么，“甲申政变”后，韩国人民就不会以“王者之师”来看待中国军队了。
二是所谓“甲申政变”的“政令”纲要是“进步”的。这也是只看宣言不看实际。这些“政令”纲要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指使下为适应日本的需要又是为了欺骗韩国人民群众而制定的。“甲申政变”所产生的政府是傀儡政府，在韩国它是做不得主的。“政令”纲要第1条“大院君不日陪还事（朝贡虚礼，议行废止）”，就表明，亲日派要断绝与宗主国中国的关系，彻底倒向日本侵略者一边，这又有什么“进步”可言呢？
三是所谓“甲申政变”的发动者“开化党”是宣言“改革”的，而“清党”则是保守的，因此“甲申政变”也是“进步”的。这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看法。如前所述，“开化党”是个贵族集团，它们并不依靠人民，而是依靠日本侵略者，这就注定了他们发动的“甲申政变”的反人民本质和一定失败。“清党”是韩国统治集团中的另一派，就其本质而言，也是腐朽的，但他们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主张联合清帝国抗日，却是正确的。并不是宣言“改革”的人都是进步的。
对“甲午更张”不该评价过高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前，日本侵略者与亲日派决定在韩国发动宫庭政变。其行动计划是：（一）借日军的帮助夺取王宫并把它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二）解除闵妃及其全部宗戚的职务；（三）任命大院君为摄政王。[⑤]7月18日，日本驻韩公使大鸟向韩国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强迫韩国政府要求撤退中国军队，立即废除与中国缔结的一切条约，修理日本兵营并架设汉城和釜山之间的电报线。最后通牒的限期是7月22日夜十二时。[⑥]最后通牒没有得到回答。7月23日清晨，日本部队借口向牙山出发离开兵营，却转向了汉城。守卫宫庭的韩国部队和侵略者的部队在汉城北门发生了战斗。日本侵略军冲进市内，宫庭陷入日军手中。国王李熙担心自己被日军杀害，下令禁卫营驻军不战而降。日本公使来到宫庭，见国王李熙，“劝告”国王邀请大院君，并建议大院君出任执政。不久，大院君在日本公使馆的工作人员冈本伴随下来到宫庭。大院君声明，必须依靠日本的援助，并着手进行“改革”。[⑦]7月25日，以亲日派首领金弘集为总理大臣的韩国政府，宣布废除与中国签署的一切条约，“依赖”日本从朝鲜“驱逐”中国军队，从而为日军进攻中国军队挑起中日战争制造了法律根据。也就在这一天，日本未经宣战就袭击了靠近牙山港的载有1300名中国士兵的“高升”号运输舰，“高升”号被击沉。8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与中国宣战。所谓“甲午更张”，其内容正是在日本侵略者已经控制了韩国政府又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提出的。
在第一次金弘集内阁时期（1894年7月27日～12月16日），军国机务处在1894年7～10月的短时间内，先后制定和发布了208件“内政改革”的法令。单从表面上看，这些法令涉及改革官制、废除科举、社会改革、财政改革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似乎对韩国的社会发展有利。但是，11月20日和21日，由日本新任特命全权公使井上馨向韩国国王和大臣提出的所谓《内政改革纲领20条》（其内容与此前所颁布的改革方案并无多大区别），却暴露了它的要害，即剥夺韩国的自主权，企图以所谓国王“亲政”、“政权归一”控制国王和派驻日本顾问来达到控制韩国统治权的目的。12月17日，日本又将亡命日本，后来蜕变为日本工具的朴泳孝安插进韩国内阁，担任内务大臣。金弘集与朴泳孝的合作，标志着韩国统治者的完全屈服。其后，金弘集内阁根据井上的《20条》，起草了《洪范14条》。1895年1月7日，国王带领王子、生父和百官大臣参拜宗庙，宣布包括《洪范14条》在内的誓文。1895年10月8日，在第三次金弘集内阁期间（1895年8月24日～1896年2月12日），日本军又一次冲入宫庭，他们杀死了闵妃，用布包着闵妃的尸体在宫庭附近烧毁。残杀闵妃后的第二天，杀害闵妃的组织者、日本公使三浦梧楼和大院君向国王提出预先准备好的三个文件，要求他立即签字。侵略者提出的要求是必需把全部政权转交给日本人和他们的走狗们。国王李熙被迫签署了关于转交内阁全部行政权的命令、关于任命大院君的长子为朝廷大臣和关于从宫中撤出皇室卫队并由日本人控制的训练队接替的命令。至此，李熙实际上已成了日本人的阶下囚。金弘集再度成为总理大臣。
即使从以上“甲午更张”前后所经历的若干件大事中也可看出，“甲午更张”是在日本刺刀下进行的“更张”，是得到日本人默认的“更张”，其美丽的“更张”条文，只是掩盖了日本侵略者变韩国为殖民地的罪恶阴谋。然而，“甲午更张”却被某些史家说成是“1894年改革，是朝鲜社会发展合乎客观规律的反映，是符合朝鲜人民利益的进步的政策”，在朝鲜“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的史家则把“甲午更张”说成是“由少数精英从‘上’面进行的资产阶级改革”，把“甲午更张”抬到不适当的高度。事实上，“甲午更张”中公布的法案基本上都未实行，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通过对朝鲜近代史上三大问题的考察，我们发现，在朝鲜近代史研究中有这么一种倾向，凡标榜“改革”的一概褒之为“进步”，而对于爱国的、保护民族主权的行动则一概贬之为“保守”。但是，在朝鲜近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并不是所有扬言“改革”的全是与历史共进的。那些与侵略者共谋、共事的人，是道道地地的韩奸。（金弘集等人被民众称为“八奸”就是明显的事例）相反，对出卖民族主权持保留、反对态度的人，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保守，却坚持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大义，不能因为他们未倡言“改革”而斥之为“守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辩证法的灵魂。如果不是由金弘集这帮人掌权，而是由韩国的爱国主义者执政，韩国绝不会在1910年亡国。而在中国辛亥革命后，他们一定会和中国并肩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侵略者。韩国的灭亡，正是亡在这一帮明言“改革”实则卖国的人们手里，朝鲜近代史的研究者，应该旗帜鲜明地揭示这一真理。如此才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和评价朝鲜近代史。
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在1910～1911年间，晚清小说家冷血生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英雄泪》，总结了韩国灭亡的教训，歌颂了韩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肯定了中韩人民并肩抗日的正义性，同时也剖析了韩、中抗日何以失败的教训，其历史观基本上是正确的。冷血生写作这部小说，就是为了中国避免走上韩国的老路。它对金玉均、金弘集这帮人，作了彻底的揭露，而对于爱国的韩国大臣，则给予由衷的赞誉，对闵妃的被杀则寄予同情。这部小说所流露的思想情绪，可以说是中国人民在晚清时期对韩国灭亡这一悲剧的共有心声。朝鲜近代史的研究者，如果阅读一下这部小说，也许会对朝鲜近代史的认识取得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②曹中屏：《朝鲜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③《梅泉野录》卷1（上）。
④哈灵登：《财神爷与日本人》，第39页。
⑤菊地谦让：《近代朝鲜秘史》，第264～265页。
⑥币原坦：《朝鲜史话》，第415～416页。
⑦参见菊地谦让：《近代朝鲜历史》第二卷，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