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年会在西安召开
葛新生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6年02期第121-124页
【作者简介】葛新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
1995年10月24—28日，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1995年学术讨论会暨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在文化名城—古都西安召开。这次会议是由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来自全国各省市和自治区高校和科研单位的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中，既有老一辈专家，也有风华正茂、在史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史学工作者。
开幕式由研究会副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存堂教授主持。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陈之骅研究员致开幕词。陈之骅在讲话中总结了研究会十年来的工作，他说：十年前，在陕西师范大学宣告了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的成立。十年来，研究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领导和关心下，在全体会员的支持下，为推动我国苏联东欧史的研究，开展学术交流和培养年轻的研究人才做了一些工作，使苏联东欧史这一起步较晚、比较薄弱的世界史分支学科在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回顾研究会十年来的工作，可以总结出如下三条基本经验：首先一条是坚持开展学术活动。十年来，研究会以举行全国性的学术年会作为开展本会活动的主要形式。理事会克服经费不足的困难、集思广益、筹措资金、俭朴办会。除1988年和1989年两年之外，年年都举行研讨会。每一年年会的主题总是注意紧密联系实际，针对性强，并能组织一些有准备的专题发言，为大学、特别是为那些信息资料比较少的边远地区提供一些有助于教学和研究的信息，同时也推动和启发年会上的讨论。其次是注意培养、提携年轻的学者，在理事会和代表中年轻同志所占比例总是比较大。最后一条是，研究会有一个精悍团结的理事会和一个以北京地区的同志为主的工作班子。
陈之骅在讲话中，就学科的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前研究苏联东欧史的客观条件是很有利的。苏东发生剧变距今已有五六年之久了，特别是苏联解体已经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划上了句号。我们现在可以冷静下来对这个国家的兴衰成败作一番认真的研究。目前世界各国都在研究这些问题。我们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应该是最有条件的，因为我们曾经跟着苏联模式走过一段道路；与此同时，我们也是最早与苏联模式分道扬镳进行改革的国家，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此，我们对这一模式的历史作用和弊端有切身的体会。另外，近几年来，国外陆续公布了很多无人知晓的历史档案。如今，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材料澄清很多过去不清楚或是阐述片面的问题。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的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从实际材料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就一定能够取得积极的研究成果。
会上，代表们以“苏东与二战”为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有：苏德战场及其在二战中的地位、二战期间苏联、东欧国家的对外政策、二战对苏联东欧的影响等。
一、关于苏德战场及其在二战中的地位
在讨论中，一些代表指出：苏德战场是二战中决定性的和最主要的战场，具有战略和政治的重大意义。苏德战场上的一些规模最大的战役，例如：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科会战等战役也是欧洲战场在打败法西斯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战役。
针对认为“苏联红军在1944年春天打出国界，进入中东欧国家追歼德军有侵略他国性质”的观点，一些代表指出，德国法西斯在苏军打出本土之前仍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因此必须对其乘胜追击，决不能放虎归山，让其东山再起。二战中，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先后落入法西斯铁蹄之下。这些国家的人民尽管奋力抵抗，但毕竟是自发组织的武装，力量薄弱。因此，只有彻底消灭德国法西斯才能把弱小民族解救出来，苏联红军为此牺牲了数百万官兵。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最大，贡献也最大，功不可没。
在讨论莫斯科保卫战胜利的伟大意义时，一些代表指出，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是德国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遭受的第一次大的失败，它沉重地打击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士气，为苏联的卫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是苏联卫国战争的转捩点。
二、关于二战时期苏联东欧国家的对外政策
会上，有的代表就二战期间苏联远东策略发表看法，认为当时苏联从本国的安全和利益出发，灵活交替地运用各种策略，在远东积极展开了外交活动，达到了既定的各个目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苏联而言，远东政策的成功意义在于：首先，避免了两线作战，从而能够全力以赴地击败德国，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其次，赢得了打击日本法西斯的宝贵时间，从而有可能在胜利结束对德战争后，主动出兵远东，帮助解放亚洲被占领国家和人民，加速取得大战的彻底胜利，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新的巨大贡献。第三，与此同时，苏联从中国得到一系列权益，确立了在远东的势力范围，进而奠定了本身在战后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一些代表就“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波兰边界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是从破坏波兰边界及领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开始的。苏联解决与波兰之间边界及领土问题的最初步骤，就是先武力强行占有，然后再依照国内法律程序进行完善，使其迅速转化成合法的既成事实。苏联的行动，从国际法角度说，是一种破坏一个国家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的侵略行为，违背了最起码的国际法准则。苏联为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与德国签订了“苏德友好及边界条约”。这样做，虽然可以换来德国对它在波兰以及日后在波罗的海各国和罗马尼亚行动的支持或默许，但从长远看，这反而为苏德战争爆发后解决波兰边界问题增加了无形的障碍。波兰流亡政府中关于“两个敌人”的意识根深蒂固，英美等国千方百计地避免就边界问题作出承诺，都与此不无关系。
波兰边界问题的产生与解决几乎贯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这就注定了它无法摆脱战争和战争条件下国际政治生活的作用与影响。它先是成为国际问题，之后又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了大国政治棋盘中的一粒棋子。在战争这样的非常时期，它的解决很难通过公正合理的正常渠道完成，相反，必须去适应和服从战争这个当时最大的政治需要，由当时对这个最大的政治最具影响力和支配力的国家决定其解决的方式和时间表。苏联作为引出波兰边界问题的最初因素之一，在此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这不仅是因为它与波兰边界问题直接有关，更重要的是由于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特殊作用所决定的。苏联处理波兰边界问题的方式具有典型意义。
三、关于二战对苏联和东欧的影响
对于这一问题，大家各抒己见，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共识。与会者认为，由于二战给苏联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二战末期和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战略构想的中心课题是如何有效地防御侵略威胁，确保苏联国家安全。斯大林一方面承继二战初期建立“东方战线”的做法，继续把苏联西部边界向外推进，一方面在东欧培植亲苏政权，以便把昔日入侵苏联的危险走廊变成保卫苏联的安全地带。此外，苏联也企图在中近东和远东建立一条防线。但苏联的这一做法一方面引起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不安，认为苏联在乘机扩张共产主义，对整个自由世界造成威胁；另一方面和美国称霸全球的对外战略相撞，致使美英政府改变和苏联合作态度、制定遏制政策，对苏联发动了冷战。在冷战的背景下，苏联为了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在处理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往往表现为肆意践踏国际法，屡屡干涉别国的内政，甚至于不惜出兵。这些做法的结果是破坏和削弱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导致苏联与东欧各国关系的恶化。冷战使苏联与东欧国家把大量财力、物力用于军事而未能全力解决国内问题，从而导致国内问题日积月累，经济发展逐渐陷入困境，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明显提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加上政治上破坏民主与法制等许多问题，使许多人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成为80年代末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之一。
有的代表对战后初期苏联出现的社会危机和改革思潮从与战争关系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战后苏联的社会危机产生于战时体制未得到及时转轨，国家仍以决议和法律的形式，将强硬的战时计划经济体制、战时非常法令和战时专门法庭，或原封不动地、或稍加变通地、或变本加厉地搬到了战后和平时期，甚或在一些领域又新添律条，加强了严刑峻法。这一做法激起了各阶层人们的普遍不满。战后苏联的社会危机突出反映在人们的思想情绪上，其集中表现是，在战后苏联社会汇集着一股求革思变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是十分强大的。它根植于当时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一支社会力量——经过出生入死，从前方回来的被称之为“新十二月党人”的“火线军人”之中。战争曾给他们提供了交往的特殊环境和条件，先前一无所知的各种信息都在战壕中获得。战争培养了人们对祖国命运强烈的责任感。战争培养了人们的大无畏精神和使命感，以及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战争后期，打出国门，国内国外生活的巨大反差，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再不能象以前那样生活下去”的想法，期盼着在战后能过上一种与战前不同的新的美好生活——这是最早在他们思想中埋下的思革求变的主要动机之一。然而，战后苏联高度集中、强制命令的体制比战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经过战后一个时期的等待，生活的许多方面并未得到应有的好转，“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的变革思潮便酝酿成熟。这一思潮从“火线军人”之中逐渐波及、扩大到社会的上上下下，各个阶层；而且这股思潮是同战后苏联的社会危机联系在一起，并为这一危机催化和加强了的。可是，战后的历史机遇并没有给苏联社会打开通向改革的道路。这是因为战争及其胜利对苏联国内局势的影响是极其复杂、极其矛盾的。一方面战争带来了以所谓“新十二月党人”，即“火线军人”为代表的改革思潮和愿望；另一方面，战争的胜利也提高了斯大林个人及其体制的威望，使最高当局把30年代形成的体制理想化、凝固化，拒绝批评。战后苏联对于社会上这一思革求变的思想情绪，最终是以批判和镇压的方式作了回答，几乎重演了30年代的悲剧。
一些代表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在目前对苏联改革研究不足的情况下，有些问题尚难以定论。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陕西历代的文物古迹和人文景观。西安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讨论会在28日下午圆满结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6年02期第121-124页
【作者简介】葛新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
开幕式由研究会副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存堂教授主持。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陈之骅研究员致开幕词。陈之骅在讲话中总结了研究会十年来的工作，他说：十年前，在陕西师范大学宣告了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的成立。十年来，研究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领导和关心下，在全体会员的支持下，为推动我国苏联东欧史的研究，开展学术交流和培养年轻的研究人才做了一些工作，使苏联东欧史这一起步较晚、比较薄弱的世界史分支学科在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回顾研究会十年来的工作，可以总结出如下三条基本经验：首先一条是坚持开展学术活动。十年来，研究会以举行全国性的学术年会作为开展本会活动的主要形式。理事会克服经费不足的困难、集思广益、筹措资金、俭朴办会。除1988年和1989年两年之外，年年都举行研讨会。每一年年会的主题总是注意紧密联系实际，针对性强，并能组织一些有准备的专题发言，为大学、特别是为那些信息资料比较少的边远地区提供一些有助于教学和研究的信息，同时也推动和启发年会上的讨论。其次是注意培养、提携年轻的学者，在理事会和代表中年轻同志所占比例总是比较大。最后一条是，研究会有一个精悍团结的理事会和一个以北京地区的同志为主的工作班子。
陈之骅在讲话中，就学科的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前研究苏联东欧史的客观条件是很有利的。苏东发生剧变距今已有五六年之久了，特别是苏联解体已经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划上了句号。我们现在可以冷静下来对这个国家的兴衰成败作一番认真的研究。目前世界各国都在研究这些问题。我们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应该是最有条件的，因为我们曾经跟着苏联模式走过一段道路；与此同时，我们也是最早与苏联模式分道扬镳进行改革的国家，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此，我们对这一模式的历史作用和弊端有切身的体会。另外，近几年来，国外陆续公布了很多无人知晓的历史档案。如今，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材料澄清很多过去不清楚或是阐述片面的问题。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的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从实际材料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就一定能够取得积极的研究成果。
会上，代表们以“苏东与二战”为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有：苏德战场及其在二战中的地位、二战期间苏联、东欧国家的对外政策、二战对苏联东欧的影响等。
一、关于苏德战场及其在二战中的地位
在讨论中，一些代表指出：苏德战场是二战中决定性的和最主要的战场，具有战略和政治的重大意义。苏德战场上的一些规模最大的战役，例如：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科会战等战役也是欧洲战场在打败法西斯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战役。
针对认为“苏联红军在1944年春天打出国界，进入中东欧国家追歼德军有侵略他国性质”的观点，一些代表指出，德国法西斯在苏军打出本土之前仍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因此必须对其乘胜追击，决不能放虎归山，让其东山再起。二战中，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先后落入法西斯铁蹄之下。这些国家的人民尽管奋力抵抗，但毕竟是自发组织的武装，力量薄弱。因此，只有彻底消灭德国法西斯才能把弱小民族解救出来，苏联红军为此牺牲了数百万官兵。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最大，贡献也最大，功不可没。
在讨论莫斯科保卫战胜利的伟大意义时，一些代表指出，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是德国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遭受的第一次大的失败，它沉重地打击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士气，为苏联的卫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是苏联卫国战争的转捩点。
二、关于二战时期苏联东欧国家的对外政策
会上，有的代表就二战期间苏联远东策略发表看法，认为当时苏联从本国的安全和利益出发，灵活交替地运用各种策略，在远东积极展开了外交活动，达到了既定的各个目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苏联而言，远东政策的成功意义在于：首先，避免了两线作战，从而能够全力以赴地击败德国，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其次，赢得了打击日本法西斯的宝贵时间，从而有可能在胜利结束对德战争后，主动出兵远东，帮助解放亚洲被占领国家和人民，加速取得大战的彻底胜利，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新的巨大贡献。第三，与此同时，苏联从中国得到一系列权益，确立了在远东的势力范围，进而奠定了本身在战后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一些代表就“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波兰边界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是从破坏波兰边界及领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开始的。苏联解决与波兰之间边界及领土问题的最初步骤，就是先武力强行占有，然后再依照国内法律程序进行完善，使其迅速转化成合法的既成事实。苏联的行动，从国际法角度说，是一种破坏一个国家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的侵略行为，违背了最起码的国际法准则。苏联为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与德国签订了“苏德友好及边界条约”。这样做，虽然可以换来德国对它在波兰以及日后在波罗的海各国和罗马尼亚行动的支持或默许，但从长远看，这反而为苏德战争爆发后解决波兰边界问题增加了无形的障碍。波兰流亡政府中关于“两个敌人”的意识根深蒂固，英美等国千方百计地避免就边界问题作出承诺，都与此不无关系。
波兰边界问题的产生与解决几乎贯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这就注定了它无法摆脱战争和战争条件下国际政治生活的作用与影响。它先是成为国际问题，之后又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了大国政治棋盘中的一粒棋子。在战争这样的非常时期，它的解决很难通过公正合理的正常渠道完成，相反，必须去适应和服从战争这个当时最大的政治需要，由当时对这个最大的政治最具影响力和支配力的国家决定其解决的方式和时间表。苏联作为引出波兰边界问题的最初因素之一，在此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这不仅是因为它与波兰边界问题直接有关，更重要的是由于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特殊作用所决定的。苏联处理波兰边界问题的方式具有典型意义。
三、关于二战对苏联和东欧的影响
对于这一问题，大家各抒己见，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共识。与会者认为，由于二战给苏联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二战末期和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战略构想的中心课题是如何有效地防御侵略威胁，确保苏联国家安全。斯大林一方面承继二战初期建立“东方战线”的做法，继续把苏联西部边界向外推进，一方面在东欧培植亲苏政权，以便把昔日入侵苏联的危险走廊变成保卫苏联的安全地带。此外，苏联也企图在中近东和远东建立一条防线。但苏联的这一做法一方面引起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不安，认为苏联在乘机扩张共产主义，对整个自由世界造成威胁；另一方面和美国称霸全球的对外战略相撞，致使美英政府改变和苏联合作态度、制定遏制政策，对苏联发动了冷战。在冷战的背景下，苏联为了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在处理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往往表现为肆意践踏国际法，屡屡干涉别国的内政，甚至于不惜出兵。这些做法的结果是破坏和削弱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导致苏联与东欧各国关系的恶化。冷战使苏联与东欧国家把大量财力、物力用于军事而未能全力解决国内问题，从而导致国内问题日积月累，经济发展逐渐陷入困境，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明显提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加上政治上破坏民主与法制等许多问题，使许多人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成为80年代末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之一。
有的代表对战后初期苏联出现的社会危机和改革思潮从与战争关系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战后苏联的社会危机产生于战时体制未得到及时转轨，国家仍以决议和法律的形式，将强硬的战时计划经济体制、战时非常法令和战时专门法庭，或原封不动地、或稍加变通地、或变本加厉地搬到了战后和平时期，甚或在一些领域又新添律条，加强了严刑峻法。这一做法激起了各阶层人们的普遍不满。战后苏联的社会危机突出反映在人们的思想情绪上，其集中表现是，在战后苏联社会汇集着一股求革思变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是十分强大的。它根植于当时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一支社会力量——经过出生入死，从前方回来的被称之为“新十二月党人”的“火线军人”之中。战争曾给他们提供了交往的特殊环境和条件，先前一无所知的各种信息都在战壕中获得。战争培养了人们对祖国命运强烈的责任感。战争培养了人们的大无畏精神和使命感，以及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战争后期，打出国门，国内国外生活的巨大反差，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再不能象以前那样生活下去”的想法，期盼着在战后能过上一种与战前不同的新的美好生活——这是最早在他们思想中埋下的思革求变的主要动机之一。然而，战后苏联高度集中、强制命令的体制比战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经过战后一个时期的等待，生活的许多方面并未得到应有的好转，“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的变革思潮便酝酿成熟。这一思潮从“火线军人”之中逐渐波及、扩大到社会的上上下下，各个阶层；而且这股思潮是同战后苏联的社会危机联系在一起，并为这一危机催化和加强了的。可是，战后的历史机遇并没有给苏联社会打开通向改革的道路。这是因为战争及其胜利对苏联国内局势的影响是极其复杂、极其矛盾的。一方面战争带来了以所谓“新十二月党人”，即“火线军人”为代表的改革思潮和愿望；另一方面，战争的胜利也提高了斯大林个人及其体制的威望，使最高当局把30年代形成的体制理想化、凝固化，拒绝批评。战后苏联对于社会上这一思革求变的思想情绪，最终是以批判和镇压的方式作了回答，几乎重演了30年代的悲剧。
一些代表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在目前对苏联改革研究不足的情况下，有些问题尚难以定论。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陕西历代的文物古迹和人文景观。西安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讨论会在28日下午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