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第四届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沈永兴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5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6年01期第78-82页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今天，第四届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这里隆重开幕了，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杂志社、湘潭师院历史系和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的，在此，请允许我代表会议领导小组对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特邀光临会议的中老年世界史专家和其他来宾致以崇高的敬意，对长途跋涉赶来参加会议的各地和各单位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
应当特别提到的是，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得顺利召开，是与湘潭师院的领导和历史系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没有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紧张和周到的准备，我们是不可能在这样环境优美、条件良好的地方相聚在一起，共同切磋学术。因此，请允许我代表与会全体同志，向湘潭师院的领导和历史系表示诚挚的谢意！
各位代表：我们这次会议是继1983年北京会议、1987年上海会议、1991年南京会议后的第四届专门性的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前几次会议都开得很成功，社会反映也是好的。这不仅为从事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提供了相互了解和学术交流的机会，也为青年学者开阔视野、了解国内外世界史动向创造了良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们的科研积极性，对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出席前三次会议的代表中，有的已是科研和教学骨干，有的评上了教授或博士生导师，有的被提到领导岗位。我们希望并且相信，本次会议一定会发扬前几次会议良好的学风和成功的经验，把讨论会开得更好。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52人，比上几届人数要多。有的来自东海之滨，有的来自白山黑水之间，有的来自西南边陲。充分体现了广泛性。可喜的是，多数代表是经过单位选拔和推荐的教学骨干，在代表中有教授2人，副教授18 人， 硕士31人，博士7人，可见，代表们的素质和水平是很好的。
从上届会议以来，将近五年过去了，这几年中，国际形势进一步发生了变化，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两极体制已经瓦解，世界形成了一个超级大国、三个经济中心、五大政治力量的局面，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但世界仍不太平，海湾战争、波黑战争举世关注，民族、宗教和边界冲突连接不断。但是我们中国，在邓小平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勇于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自己的路，在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提高。生产总值比1980 年翻2番的目标已经提前完成。这是举世赞叹的成就。同样，由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给理论战线注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我们世界史学科也在不断发展。这是大家有目共睹和熟知的事实，我在这里不需要一一重复。仅就上次会议以来近五年的情况看，成绩也是喜人的。各类国别史、教科书、专著、传记等著作纷纷出版。以教科书为例，由吴于廑、齐世荣先生主编的6卷本世界通史，已经出齐， 这是一本更新换代性的教科书，说明我们的教科书已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苏东剧变后，一批研究这一重大历史性变化的作品问世；过去战后世界史教材仅限于少量专题讲座性质的作品，现在此类教材已达10余种；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大批有关二战的作品问世，数量和规模都是空前的，其中也不乏学术性较强的著作，把我国二战史研究推向一个新水平。此外，我们的研究领域还在不断拓宽，对外交流依然十分频繁，不久前，中国史学家代表团出席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8届世界史学家大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来，青年世界史工作者的成长尤为引人注目，他们已经成为这条战线上的生力军，这是十分可喜的景象。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事物的另外一面，即世界史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例如，世界史著作出版难的状况依然如故，未能得到根本改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人员流失现象时有发生；在一些单位，世界史专业队伍老化现象日趋严重，出现了人材断层和青黄不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背景下，有些人轻视历史，世界史专业招生难、分配亦难的情况相当普遍，有些学校的历史系寻找对策，出现一个历史系有多块招牌的现象。这说明了在转型时期人材向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学科流动和对传统人文学科的热情减退的新趋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史学还不能适应这种转变；当然也包括某些人在经济大潮下的心态失衡。所以，当前的世界史学科有喜也有忧。为克服这些困难，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设立了文科基地；对国家重点或部级重点项目实行招标，予以重点扶持；设立青年基金，对青年学者的科研项目予以资助，对史学著作开展评奖活动等等。但要从根本上克服这些困难，既要依靠国家与社会支持，也要我们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革新自己的教学和研研，努力使世界史教学和研究跟上和满足现实的需要，使学科焕发生命力。另一方面，对某些不安心于学术研究的同志来说，也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历史从来不是一门显学，一个有志气并想有所成就的史学工作者，既然选择了历史作为毕生从事的专业，就应甘于淡泊人生，热衷于学术。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曾经谆谆教导青年史学工作者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他数十年磨一剑，精心研究和撰写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各位代表：人类在20世纪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现在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就要来临，这一世纪之交的时刻，也是我们这一学科新老交替的时刻，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新的使命和重担无疑落到了青年一代世界史工作者的肩上。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涌现出一批数量虽然不多但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解放以来，我党又培养了一大批史学家，他们为推动我国的史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发展与繁荣史学的任务无疑要由跨世纪的一代年轻人来承担。完成这项使命需要人材，人材的培养一是依靠正确的政策和社会的支持，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二是靠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和帮助；三是靠自己努力，这是内因，也是最重要的。为了壮大队伍，发展与繁荣学科，为了青年学者的健康成长，我们认为，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要有正确的导向，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在风云变幻的时刻冷静思考，辨清方向；在形形色色思潮泛滥之时，明辨是非，才能使史学研究真正成为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然，我们要记取历史经验，反对拘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和具体观点而不结合实际情况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也反对因个别结论与具体观点在实践中被改变或修正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的机会主义态度。我们之所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遵循的思想作风，也是史学传统中所推崇的一种史德。在史学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既提倡忠于历史本来面目，又强调要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研究不可能成为科学，只能滑进历史唯心主义或其他错误的泥坑。这些年来，史学研究相当活跃，也纠正了过去某些简单化、公式化、片面化的倾向，这当然很好。但也出现某些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奇谈怪论，这说明在史学研究中历史观与方法论的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二，应当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邓小平同志早就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者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践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
我们国家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努力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在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潮流中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强国。这是我们当前的大局。理论工作是不能脱离这个大局的。在历次制订哲学社会科学五年规划的时候，中央也一再强调这一精神，指出理论联系实际是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方针，并提出要求纠正理论界某些轻视实践，脱离实际，甚至绕开现实问题走的偏向，作为理论战线组成部分之一的世界史研究，也应当密切结合这个大局。只有这样，才能使世界史研究更具有现实感，才能得到人们的重视和欢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说，目前史学出现的某些受到冷落的现象，是与满足现实的要求不够有关联的。我国的史学实力是雄厚的，但在这一方面脱离现实、缺乏创新、缺少有力度的、可供借鉴和满足社会大众需要的史学作品是其重要缺陷之一。今天，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为世界史研究联系实际开辟了道路和提供了可能性。毛泽东同志说过：“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这无非包括现状和历史两个方面的经验。全面的开放政策导致人们要求更多、更全面、更深地了解外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世界史的研究，无疑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世情”和“国情”，例如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经验，包括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史和科技史都值得我们去研究，从中引出必要和可取的东西；对当代资本主义新特点、新趋势以及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也必将有利于了解当今世界的格局、走向，有利于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和采取正确的外交政策，等等。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总之，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有些同志总是对史学研究联系实际存有种种疑惧，认为历史与现实毫不相干，更何况外国历史与中国的现实相距何等遥远。有的则担心影响学术质量，因而采取回避或脱离现实的态度。其实，史学研究与现实的结合是一种好的史学传统，而且往往是与现实结合得好的作品才成为名著，历史上不乏其例。如我国的《史记》和《资治通鉴》就是例证。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著有名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强调该书是为了起到“垂训作用”；另一位史学家波里比阿也认为，历史乃经世致用之学，“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而且史学的求实精神与垂训作用并不相互矛盾。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著有《路易十四的时代》一书，他在引言中说“写历史如写悲剧”，他写这部传记是为了昭示后世。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历史与现实是紧密相关的，昨天的现实就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归宿。从另一方面说，任何一位史学家都无法回避和摆脱现实对他的影响，不能不受到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影响和制约。著名史学家科林伍德说：“历史学家研究的过去不是一个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下仍然活在现实之中的过去”；法国史学家雷蒙·阿隆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重建的死者的生活”。英国著名史学家E·H·卡尔则说：“我们只有通过现在这双眼睛才能看到过去，才能理解过去”，“历史学家的作用既不是爱过去，更不是从过去中解放自己，而是掌握过去，理解过去，把它当作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可见，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历史与现实是不可分割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应当更加理直气壮地强调史学研究要联系实际。今年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出版了大量有关二战的作品，品种繁多，发行量很大，受到读者欢迎，这就是一个联系实际的很好的说明。
当然，我们提倡史学研究联系实际，是建立在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按严格的科学态度叙述和解释历史，并不需要削足适履地改铸历史，也不需要牵强附会把现实中出现的东西上推到历史中去寻找“依据”，更不需要搞简单类比和“射影比附”，我们要的是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汲取有用的东西。我们既不要求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把现实看作历史原封不动的循环。另外，我们提倡联系实际，也并不意味着事事处处要求每一个课题都要联系现实，因为史学研究中确实有一些属于纯学术性的课题，而且史学研究的作用也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借鉴仅是一个方面。在具体生动的世界历史画卷中，还有许多适合于爱国主义和精神文明教育的好素材；除此以外，还包含许多可以提高人们文化素养、开拓视野、丰富知识的内容。
第三，要重视做一些普及工作。在我国的理论学术界，世界史学科的队伍是比较小的，这与我国12亿人口的大国是不相称的，与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也是不相适应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有必要吸引一部分青少年加入进来，所以适当做一点普及工作是必要和理所当然的。这样才能把一些对世界史有兴趣的青少年逐步培养并吸收到学科队伍中来，壮大这支队伍，改变后继乏人的局面。可惜，我们目前的普及工作还远远不够，只是零敲碎打，还远没有形成规模。这种状况应当呼吁以求得到改变。普及与提高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普及就难以提高，也难以选拔和造就出类拔萃的尖子人材。轻视普及是不对的，过去许多大名鼎鼎的自然科学家就写过不少普及性读物，起到过良好作用。我们也应当改变这种不屑于写普及读物的错误心态，在这方面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第四，要有一种好的学风。学风是否正，这关系到能否真正成材的问题。在学风问题上重要的一条是理论联系实际，在这前面我们已经说得很多，不再重复。这里仅提出值得注意的两点。一是要刻苦钻研、踏实地做学问。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之所以能为史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就在于他们学风踏实，无半点虚假之风，他们博览群书，贯通古今中外，相比之下，现在有极少数同志做学问就显得不那么踏实、刻苦，知识面较窄，视野还不够宽阔，有的不太安于坐冷板凳，而是追求时髦和“轰动效应”；有的满足于搬用新名词，套用新概念或贩卖西方史学中的某些东西，或者热衷于搞“翻烙饼”式的研究，有的把一孔之见夸大为“创新”或“填补空白”。真正的创新是很好的，但求新必须首先求实，把创新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不能把标新立异的“怪论”自以为“创新”。这是一种浮躁风气在史学界的反映。二是详细占有资料的问题。我们目前发表的史学作品数量并不算少，但高质量、高品质的寥寥无几，缺少精品意识，原因之一是占有资料不够。有些同志不肯在这方面下功夫。这是我们与国外世界史研究有差距的重要表现之一，近几年来资料性的作品也很少，这也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最近几年，国外解密资料很多，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总之，好的学风是一个人能否成材的重要条件，也是学科能否繁荣的重要条件。
各位代表：再过五年，新的世纪就将来临，我们现在仿佛已经听到新世纪的脚步声。在这个时候，我们召开这样一次学术讨论会是很有意义的。本次会议就20世纪的世界格局与国际关系的变化、世界历史上社会转型时期的变革和走向21世纪的史学等三个问题展开讨论，我想这三个问题都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社科院的领导也十分关心这次会议，不仅把这次会议看作是对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学术成果的一次检阅，也看作是发现和培养跨世纪人材的一个举措。我们相信这次会议一定能开得好，开得成功。青年是我们的未来，也是未来的希望，新的世纪属于你们，让我们以新的成绩叩开新世纪的大门吧，相信青年一代学者将为世界史学科再造辉煌！
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祝各位代表和来宾愉快、健康！
谢谢大家！^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5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6年01期第78-82页
今天，第四届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这里隆重开幕了，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杂志社、湘潭师院历史系和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的，在此，请允许我代表会议领导小组对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特邀光临会议的中老年世界史专家和其他来宾致以崇高的敬意，对长途跋涉赶来参加会议的各地和各单位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
应当特别提到的是，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得顺利召开，是与湘潭师院的领导和历史系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没有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紧张和周到的准备，我们是不可能在这样环境优美、条件良好的地方相聚在一起，共同切磋学术。因此，请允许我代表与会全体同志，向湘潭师院的领导和历史系表示诚挚的谢意！
各位代表：我们这次会议是继1983年北京会议、1987年上海会议、1991年南京会议后的第四届专门性的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前几次会议都开得很成功，社会反映也是好的。这不仅为从事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提供了相互了解和学术交流的机会，也为青年学者开阔视野、了解国内外世界史动向创造了良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们的科研积极性，对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出席前三次会议的代表中，有的已是科研和教学骨干，有的评上了教授或博士生导师，有的被提到领导岗位。我们希望并且相信，本次会议一定会发扬前几次会议良好的学风和成功的经验，把讨论会开得更好。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52人，比上几届人数要多。有的来自东海之滨，有的来自白山黑水之间，有的来自西南边陲。充分体现了广泛性。可喜的是，多数代表是经过单位选拔和推荐的教学骨干，在代表中有教授2人，副教授18 人， 硕士31人，博士7人，可见，代表们的素质和水平是很好的。
从上届会议以来，将近五年过去了，这几年中，国际形势进一步发生了变化，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两极体制已经瓦解，世界形成了一个超级大国、三个经济中心、五大政治力量的局面，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但世界仍不太平，海湾战争、波黑战争举世关注，民族、宗教和边界冲突连接不断。但是我们中国，在邓小平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勇于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自己的路，在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提高。生产总值比1980 年翻2番的目标已经提前完成。这是举世赞叹的成就。同样，由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给理论战线注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我们世界史学科也在不断发展。这是大家有目共睹和熟知的事实，我在这里不需要一一重复。仅就上次会议以来近五年的情况看，成绩也是喜人的。各类国别史、教科书、专著、传记等著作纷纷出版。以教科书为例，由吴于廑、齐世荣先生主编的6卷本世界通史，已经出齐， 这是一本更新换代性的教科书，说明我们的教科书已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苏东剧变后，一批研究这一重大历史性变化的作品问世；过去战后世界史教材仅限于少量专题讲座性质的作品，现在此类教材已达10余种；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大批有关二战的作品问世，数量和规模都是空前的，其中也不乏学术性较强的著作，把我国二战史研究推向一个新水平。此外，我们的研究领域还在不断拓宽，对外交流依然十分频繁，不久前，中国史学家代表团出席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8届世界史学家大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来，青年世界史工作者的成长尤为引人注目，他们已经成为这条战线上的生力军，这是十分可喜的景象。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事物的另外一面，即世界史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例如，世界史著作出版难的状况依然如故，未能得到根本改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人员流失现象时有发生；在一些单位，世界史专业队伍老化现象日趋严重，出现了人材断层和青黄不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背景下，有些人轻视历史，世界史专业招生难、分配亦难的情况相当普遍，有些学校的历史系寻找对策，出现一个历史系有多块招牌的现象。这说明了在转型时期人材向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学科流动和对传统人文学科的热情减退的新趋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史学还不能适应这种转变；当然也包括某些人在经济大潮下的心态失衡。所以，当前的世界史学科有喜也有忧。为克服这些困难，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设立了文科基地；对国家重点或部级重点项目实行招标，予以重点扶持；设立青年基金，对青年学者的科研项目予以资助，对史学著作开展评奖活动等等。但要从根本上克服这些困难，既要依靠国家与社会支持，也要我们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革新自己的教学和研研，努力使世界史教学和研究跟上和满足现实的需要，使学科焕发生命力。另一方面，对某些不安心于学术研究的同志来说，也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历史从来不是一门显学，一个有志气并想有所成就的史学工作者，既然选择了历史作为毕生从事的专业，就应甘于淡泊人生，热衷于学术。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曾经谆谆教导青年史学工作者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他数十年磨一剑，精心研究和撰写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各位代表：人类在20世纪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现在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就要来临，这一世纪之交的时刻，也是我们这一学科新老交替的时刻，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新的使命和重担无疑落到了青年一代世界史工作者的肩上。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涌现出一批数量虽然不多但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解放以来，我党又培养了一大批史学家，他们为推动我国的史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发展与繁荣史学的任务无疑要由跨世纪的一代年轻人来承担。完成这项使命需要人材，人材的培养一是依靠正确的政策和社会的支持，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二是靠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和帮助；三是靠自己努力，这是内因，也是最重要的。为了壮大队伍，发展与繁荣学科，为了青年学者的健康成长，我们认为，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要有正确的导向，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在风云变幻的时刻冷静思考，辨清方向；在形形色色思潮泛滥之时，明辨是非，才能使史学研究真正成为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然，我们要记取历史经验，反对拘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和具体观点而不结合实际情况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也反对因个别结论与具体观点在实践中被改变或修正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的机会主义态度。我们之所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遵循的思想作风，也是史学传统中所推崇的一种史德。在史学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既提倡忠于历史本来面目，又强调要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研究不可能成为科学，只能滑进历史唯心主义或其他错误的泥坑。这些年来，史学研究相当活跃，也纠正了过去某些简单化、公式化、片面化的倾向，这当然很好。但也出现某些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奇谈怪论，这说明在史学研究中历史观与方法论的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二，应当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邓小平同志早就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者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践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
我们国家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努力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在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潮流中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强国。这是我们当前的大局。理论工作是不能脱离这个大局的。在历次制订哲学社会科学五年规划的时候，中央也一再强调这一精神，指出理论联系实际是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方针，并提出要求纠正理论界某些轻视实践，脱离实际，甚至绕开现实问题走的偏向，作为理论战线组成部分之一的世界史研究，也应当密切结合这个大局。只有这样，才能使世界史研究更具有现实感，才能得到人们的重视和欢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说，目前史学出现的某些受到冷落的现象，是与满足现实的要求不够有关联的。我国的史学实力是雄厚的，但在这一方面脱离现实、缺乏创新、缺少有力度的、可供借鉴和满足社会大众需要的史学作品是其重要缺陷之一。今天，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为世界史研究联系实际开辟了道路和提供了可能性。毛泽东同志说过：“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这无非包括现状和历史两个方面的经验。全面的开放政策导致人们要求更多、更全面、更深地了解外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世界史的研究，无疑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世情”和“国情”，例如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经验，包括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史和科技史都值得我们去研究，从中引出必要和可取的东西；对当代资本主义新特点、新趋势以及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也必将有利于了解当今世界的格局、走向，有利于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和采取正确的外交政策，等等。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总之，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有些同志总是对史学研究联系实际存有种种疑惧，认为历史与现实毫不相干，更何况外国历史与中国的现实相距何等遥远。有的则担心影响学术质量，因而采取回避或脱离现实的态度。其实，史学研究与现实的结合是一种好的史学传统，而且往往是与现实结合得好的作品才成为名著，历史上不乏其例。如我国的《史记》和《资治通鉴》就是例证。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著有名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强调该书是为了起到“垂训作用”；另一位史学家波里比阿也认为，历史乃经世致用之学，“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而且史学的求实精神与垂训作用并不相互矛盾。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著有《路易十四的时代》一书，他在引言中说“写历史如写悲剧”，他写这部传记是为了昭示后世。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历史与现实是紧密相关的，昨天的现实就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归宿。从另一方面说，任何一位史学家都无法回避和摆脱现实对他的影响，不能不受到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影响和制约。著名史学家科林伍德说：“历史学家研究的过去不是一个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下仍然活在现实之中的过去”；法国史学家雷蒙·阿隆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重建的死者的生活”。英国著名史学家E·H·卡尔则说：“我们只有通过现在这双眼睛才能看到过去，才能理解过去”，“历史学家的作用既不是爱过去，更不是从过去中解放自己，而是掌握过去，理解过去，把它当作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可见，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历史与现实是不可分割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应当更加理直气壮地强调史学研究要联系实际。今年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出版了大量有关二战的作品，品种繁多，发行量很大，受到读者欢迎，这就是一个联系实际的很好的说明。
当然，我们提倡史学研究联系实际，是建立在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按严格的科学态度叙述和解释历史，并不需要削足适履地改铸历史，也不需要牵强附会把现实中出现的东西上推到历史中去寻找“依据”，更不需要搞简单类比和“射影比附”，我们要的是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汲取有用的东西。我们既不要求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把现实看作历史原封不动的循环。另外，我们提倡联系实际，也并不意味着事事处处要求每一个课题都要联系现实，因为史学研究中确实有一些属于纯学术性的课题，而且史学研究的作用也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借鉴仅是一个方面。在具体生动的世界历史画卷中，还有许多适合于爱国主义和精神文明教育的好素材；除此以外，还包含许多可以提高人们文化素养、开拓视野、丰富知识的内容。
第三，要重视做一些普及工作。在我国的理论学术界，世界史学科的队伍是比较小的，这与我国12亿人口的大国是不相称的，与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也是不相适应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有必要吸引一部分青少年加入进来，所以适当做一点普及工作是必要和理所当然的。这样才能把一些对世界史有兴趣的青少年逐步培养并吸收到学科队伍中来，壮大这支队伍，改变后继乏人的局面。可惜，我们目前的普及工作还远远不够，只是零敲碎打，还远没有形成规模。这种状况应当呼吁以求得到改变。普及与提高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普及就难以提高，也难以选拔和造就出类拔萃的尖子人材。轻视普及是不对的，过去许多大名鼎鼎的自然科学家就写过不少普及性读物，起到过良好作用。我们也应当改变这种不屑于写普及读物的错误心态，在这方面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第四，要有一种好的学风。学风是否正，这关系到能否真正成材的问题。在学风问题上重要的一条是理论联系实际，在这前面我们已经说得很多，不再重复。这里仅提出值得注意的两点。一是要刻苦钻研、踏实地做学问。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之所以能为史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就在于他们学风踏实，无半点虚假之风，他们博览群书，贯通古今中外，相比之下，现在有极少数同志做学问就显得不那么踏实、刻苦，知识面较窄，视野还不够宽阔，有的不太安于坐冷板凳，而是追求时髦和“轰动效应”；有的满足于搬用新名词，套用新概念或贩卖西方史学中的某些东西，或者热衷于搞“翻烙饼”式的研究，有的把一孔之见夸大为“创新”或“填补空白”。真正的创新是很好的，但求新必须首先求实，把创新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不能把标新立异的“怪论”自以为“创新”。这是一种浮躁风气在史学界的反映。二是详细占有资料的问题。我们目前发表的史学作品数量并不算少，但高质量、高品质的寥寥无几，缺少精品意识，原因之一是占有资料不够。有些同志不肯在这方面下功夫。这是我们与国外世界史研究有差距的重要表现之一，近几年来资料性的作品也很少，这也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最近几年，国外解密资料很多，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总之，好的学风是一个人能否成材的重要条件，也是学科能否繁荣的重要条件。
各位代表：再过五年，新的世纪就将来临，我们现在仿佛已经听到新世纪的脚步声。在这个时候，我们召开这样一次学术讨论会是很有意义的。本次会议就20世纪的世界格局与国际关系的变化、世界历史上社会转型时期的变革和走向21世纪的史学等三个问题展开讨论，我想这三个问题都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社科院的领导也十分关心这次会议，不仅把这次会议看作是对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学术成果的一次检阅，也看作是发现和培养跨世纪人材的一个举措。我们相信这次会议一定能开得好，开得成功。青年是我们的未来，也是未来的希望，新的世纪属于你们，让我们以新的成绩叩开新世纪的大门吧，相信青年一代学者将为世界史学科再造辉煌！
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祝各位代表和来宾愉快、健康！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