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学术报道 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在青岛召开
高鉴国/杨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5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6年01期第121-122页
【作者简介】高鉴国 杨光，现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工作
1995年8月12至16日，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第五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青岛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武汉大学、华中师大、杭州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山东大学、青岛文物局等20多个科研文化机构和高等院校的近4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本次年会共收到论文、资料20余篇（种）。代表们就反法西斯问题、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 近代德国与战后德国等专题举行了学术报告和座谈。
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代表们从不同角度重点讨论了反法西斯问题。肖汉森指出：反对战争是全体德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地下抵抗小组是反战反法西斯专政的主要组织形式，“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成立和“自由德国”运动兴起标志着德国人民的斗争进入新的阶段。肖辉英总结了德国反法西斯斗争的主要特点，认为：尽管德国进步势力没能遏制希特勒纳粹党夺取政权和发动侵略战争，但德国各个不同阶层以不同形式同希特勒法西斯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客观上都对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起到有利作用；德国反法西斯斗争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和反希特勒活动具有隐蔽的群众性（包括其他政党、教会人士、知识青年、纳粹公职人员，军人及其他阶层人士），德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形式具有多样性。苑耀凯在发言中，以大量史实，论证了中国人民对反法西斯战争发挥的巨大作用。马振犊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陈晓春提交大会的论文，介绍、总结了统一前两个德国学术界对反对希特勒抵抗运动的研究状况。
朱懋铎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在缺乏资产阶级民主的德国，封建主义残余的大量存在是法西斯运动得以发展的重要历史条件，软弱无力的魏玛共和国则成为法西斯运动生长的温床，法西斯运动自身的特点及希特勒的特殊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其发展，德国工人队伍的分裂使反法西斯力量没能团结起来组成统一战线；此外，法西斯运动的发展也与垄断资本和容克贵族的扶植分不开。一些代表还就纳粹理论等问题作了发言、讨论。邸文详细论述了纳粹的经济思想，指出在纳粹上台前就已形成的经济思想对推动第三帝国经济体制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郑寅达强调纳粹政治理论的核心是“民族共同体”，它是纳粹统治赖以形成的重要支柱。张奇方认为纳粹的反犹主义即是历史上反犹主即是历史上反犹主义的一部分，也有其非同寻常的特色；研究这一问题，应将反犹主义的普遍性与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特殊性相结合；希特勒反犹主义的特点是一贯性，但这个一贯具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归根到底，反犹主义只是他以政治家身份来打的一张牌。
姚宝、李道豫等还对二战的性质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丁建弘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评价，从纯学术角度来看，难以做到特别一致、公允，应以全世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找到解决分歧的合理途径。朱希淦认为，认识战争的性质需要准确地把握史实，阶级分析的理论方法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
今年是伟大导师恩格斯逝世100周年， 张奇方介绍了有关马恩著作的翻译、研究和出版情况。罗衡林在《恩格斯的宗教史观》中论述了恩格斯从早年信奉宗教到怀疑宗教到批判宗教、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指出恩格斯对宗教的本质和历史发展图式作出了全面准确的规定，恩格斯的宗教史观是历史上一切无神论中最彻底的无神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全世界许多民族中仍有巨大影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指导宗教工作的重要意识形态。
就近代德国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的邢来顺和荷兰分别提交了论文《论德国殖民帝国的创立》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政策背景分析》，论述了从俾斯麦到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成因及其后果。邢来顺认为德国迅速拓展成拥有诸多属地的殖民帝国，是德国商人、传教士以及探险家长期从事海外商业殖民活动的必然结果，也是俾斯麦政府在国内争取政治主动的一个筹码。俾斯麦通过各种外交努力建立的大陆联盟体系以及英国的国际困境，是德国能够顺利夺取大量海外殖民地的重要原因。荷兰分析了世纪之交德国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变化以及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认为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国际关系领域，争夺与再争夺、瓜分与再瓜分、矛盾和冲突成为主流；德国传统的黩武主义精神和新兴的工业实力决定了这一时期其外交政策的急不可待性、咄咄逼人性和狂妄好斗性；其结果是使得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更加混乱、紧张，终于不得不以战争解决之。刘明翰在题为《论盖斯玛尔与蒂罗尔宪章》的发言中，肯定了盖斯玛尔的历史作用与地位，对德国农民战争的下限提出新的观点，认为其下限应是1526年7月， 并认为德国农民战争应该包括蒂罗尔地区在内的4个地区，有着包括“24 条款”在内的4个纲领。
与会代表对战后德国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德国的重新崛起和两德关系方面。黄正柏的《浅论阿登纳的西欧联合政策和西德主权的恢复》，肯定了50年代上半期阿登纳政府积极推动西欧联合和德法和解的对外方针，认为联邦德国找到了自己政治和经济复兴的结合点和一致性，也创造了自己复兴的条件，达到了恢复主权和平等的目标。杨荫恩在《试评“柏林墙”》中指出，柏林墙是大国冲突的产物，也是东部“自我封闭”、竞争失利的重要原因；在对柏林墙具体“功过”的评价上，他认为应该承认它一度基本上消除了“柏林危机”的“地震源头”，有助于欧洲大局的稳定；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它“过”大于“功”。姚华《两德统一的原因探讨》一文从民族感情与统一愿望、国际背景、两德经济社会差异、科尔政府作用等方面阐述了两德最终实现统一的条件。过文英的《解放者、占领者、保护者—从盟军撤退看德国50年的变迁》介绍了战后各大国与德关系的概况。
最后，大会选举出新一届理事会。^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5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6年01期第121-122页
【作者简介】高鉴国 杨光，现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工作
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代表们从不同角度重点讨论了反法西斯问题。肖汉森指出：反对战争是全体德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地下抵抗小组是反战反法西斯专政的主要组织形式，“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成立和“自由德国”运动兴起标志着德国人民的斗争进入新的阶段。肖辉英总结了德国反法西斯斗争的主要特点，认为：尽管德国进步势力没能遏制希特勒纳粹党夺取政权和发动侵略战争，但德国各个不同阶层以不同形式同希特勒法西斯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客观上都对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起到有利作用；德国反法西斯斗争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和反希特勒活动具有隐蔽的群众性（包括其他政党、教会人士、知识青年、纳粹公职人员，军人及其他阶层人士），德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形式具有多样性。苑耀凯在发言中，以大量史实，论证了中国人民对反法西斯战争发挥的巨大作用。马振犊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陈晓春提交大会的论文，介绍、总结了统一前两个德国学术界对反对希特勒抵抗运动的研究状况。
朱懋铎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在缺乏资产阶级民主的德国，封建主义残余的大量存在是法西斯运动得以发展的重要历史条件，软弱无力的魏玛共和国则成为法西斯运动生长的温床，法西斯运动自身的特点及希特勒的特殊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其发展，德国工人队伍的分裂使反法西斯力量没能团结起来组成统一战线；此外，法西斯运动的发展也与垄断资本和容克贵族的扶植分不开。一些代表还就纳粹理论等问题作了发言、讨论。邸文详细论述了纳粹的经济思想，指出在纳粹上台前就已形成的经济思想对推动第三帝国经济体制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郑寅达强调纳粹政治理论的核心是“民族共同体”，它是纳粹统治赖以形成的重要支柱。张奇方认为纳粹的反犹主义即是历史上反犹主即是历史上反犹主义的一部分，也有其非同寻常的特色；研究这一问题，应将反犹主义的普遍性与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特殊性相结合；希特勒反犹主义的特点是一贯性，但这个一贯具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归根到底，反犹主义只是他以政治家身份来打的一张牌。
姚宝、李道豫等还对二战的性质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丁建弘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评价，从纯学术角度来看，难以做到特别一致、公允，应以全世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找到解决分歧的合理途径。朱希淦认为，认识战争的性质需要准确地把握史实，阶级分析的理论方法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
今年是伟大导师恩格斯逝世100周年， 张奇方介绍了有关马恩著作的翻译、研究和出版情况。罗衡林在《恩格斯的宗教史观》中论述了恩格斯从早年信奉宗教到怀疑宗教到批判宗教、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指出恩格斯对宗教的本质和历史发展图式作出了全面准确的规定，恩格斯的宗教史观是历史上一切无神论中最彻底的无神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全世界许多民族中仍有巨大影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指导宗教工作的重要意识形态。
就近代德国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的邢来顺和荷兰分别提交了论文《论德国殖民帝国的创立》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政策背景分析》，论述了从俾斯麦到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成因及其后果。邢来顺认为德国迅速拓展成拥有诸多属地的殖民帝国，是德国商人、传教士以及探险家长期从事海外商业殖民活动的必然结果，也是俾斯麦政府在国内争取政治主动的一个筹码。俾斯麦通过各种外交努力建立的大陆联盟体系以及英国的国际困境，是德国能够顺利夺取大量海外殖民地的重要原因。荷兰分析了世纪之交德国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变化以及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认为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国际关系领域，争夺与再争夺、瓜分与再瓜分、矛盾和冲突成为主流；德国传统的黩武主义精神和新兴的工业实力决定了这一时期其外交政策的急不可待性、咄咄逼人性和狂妄好斗性；其结果是使得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更加混乱、紧张，终于不得不以战争解决之。刘明翰在题为《论盖斯玛尔与蒂罗尔宪章》的发言中，肯定了盖斯玛尔的历史作用与地位，对德国农民战争的下限提出新的观点，认为其下限应是1526年7月， 并认为德国农民战争应该包括蒂罗尔地区在内的4个地区，有着包括“24 条款”在内的4个纲领。
与会代表对战后德国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德国的重新崛起和两德关系方面。黄正柏的《浅论阿登纳的西欧联合政策和西德主权的恢复》，肯定了50年代上半期阿登纳政府积极推动西欧联合和德法和解的对外方针，认为联邦德国找到了自己政治和经济复兴的结合点和一致性，也创造了自己复兴的条件，达到了恢复主权和平等的目标。杨荫恩在《试评“柏林墙”》中指出，柏林墙是大国冲突的产物，也是东部“自我封闭”、竞争失利的重要原因；在对柏林墙具体“功过”的评价上，他认为应该承认它一度基本上消除了“柏林危机”的“地震源头”，有助于欧洲大局的稳定；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它“过”大于“功”。姚华《两德统一的原因探讨》一文从民族感情与统一愿望、国际背景、两德经济社会差异、科尔政府作用等方面阐述了两德最终实现统一的条件。过文英的《解放者、占领者、保护者—从盟军撤退看德国50年的变迁》介绍了战后各大国与德关系的概况。
最后，大会选举出新一届理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