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国家利益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对外政策
侯文富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5期
【原文出处】《外国问题研究》(沈阳)1996年01期第33-37页
斯大林时代时间跨度较大，苏联对外政策给复杂的国际关系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其演变更易，不仅关系到苏联自身战略利益的实现，而且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国际格局变迁、新旧矛盾的交替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反观历史，斯大林时代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国家利益，还是国际利益？其外交方面的政府行为中，是以大国利己主义为主导，抑或国际主义为主导？几十年来，学术界一直存在岐见。我们认为，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前者，而非后者。本文拟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分段考评。
一
2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度过了战后初期的革命与动乱，逐步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苏联在经历了三年国内战争后，也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并进而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苏联对外政策因之由十月革命后的“准备与迎接世界革命”转向争取与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范围内的和平共处。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一度坚持了这一政策，旨在为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整个二战前及二战中，苏联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所面临的外交对象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斯大林的理论视野中，资本主义已经陷入了总的和根本的危机之中，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和复杂化，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进入新的高潮时期。从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而言，“和平共处”的时期正在过去，“我们现在处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是革命与战争的结果，又是新的革命与新的战争的原因。〔1 〕斯大林的这种认识势必直接影响苏联的对外政策。对资本主义灭亡时限的乐观估计决定了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与其说是其对外政策所必须遵从的基本原则，毋宁说是一种只具有相对意义的权宜之计。
进入30年代以后，欧洲和世界主要矛盾发生根本变化，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建立与法西斯侵略扩张的日益发展构成了对于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也包括对苏联的严重威胁。苏联对于整个国际局势的基本判断以及与这种判断相关的对外政策路线开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集中地表现为苏联全力推行以争取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为特征的集体安全政策。1932年11月，苏联同法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1933年9月， 同意大利缔结了友好与互不侵犯条约；11月，又与美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2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指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苏联已有可能参加国联，也已有可能同广大的欧洲国家缔结共同防御侵略的协定。集体安全应被视为防止战争、保障和平的有效手段。据此，苏联外交部拟订了关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保障体制的建议：（1 ）苏联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参加国联；（2 ）苏联不反对在国联范围内缔结共同防御来自德国的侵略和区域性协定；（3）苏联同意让比利时、法国、 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或其中的某几国参加这个协议，但法国和波兰必须参加；（4 ）关于阐明未来的共同防御公约的义务，可以在本规定的倡议者法国提出协定草案后开始谈判；（5）不论共同防御协定的义务如何， 在出现未为本规定预见到的军事进攻的情况下，本协定各参加国应承担义务，在外交上、道义上并尽可能在物质上相互提供援助，同时亦应对本国报刊施加相应的影响。12月19日，外交部的这一建议得到政治局批准。〔2〕于是， 苏联对于法国倡导的缔结“东方公约”的活动给予了积极地支持。次年9月， 苏联加入了国联。1935年，又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别签订了互助条约。此后一段时间，苏联主要是希望通过国联来组织对于侵略者的制裁，而将战略重心集中于中东欧地区。
1939年3月， 联共（布）“十八大”调整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从追求集体安全转向首先谋求自保。在这样的政策基调下，其具体政策行为从一开始便具有极大的弹性。苏联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同时与西方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展开多种形式的对话、接触与交锋。对于西方民主国家，苏联重新提出了结成反法西斯大联盟的主张，它不仅关心结盟的一般形式与内容，而且要求这一联盟不能留下使得西方民主国家有可能临阵脱逃的缝隙。在这里，苏联要求的实质上是一种“绝对的安全”。而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这对于任何国家又都是不存在的。要求“绝对安全”，只能意味着杜绝更为有利的“相对安全”的实现可能性。而对于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活动，苏联既准备采取对抗态度，又不愿意同法西斯国家（特别是同德国、日本）的关系处于一种没有任何伸缩性的僵硬状态。苏联外交的双管齐下的动向，其中已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若是难以通过切实可靠的“大联盟”从英、法方面求得总体的和平，那就不能不考虑同德国和日本达成某种妥协，乃至通过其他途径求得苏联自身的和平，即便这只是一种相对、暂时的和平。唯其如此，才会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建立“东方战线”、《苏日中立条约》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出现。
应该怎样评价“首先谋求自保”政策的历史地位呢？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只要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对外政策就必定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种种利害冲突。要真正维护和平，不仅需要使人们相信这种和平是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也必须使和平处于一种有利的力量对比地位，从而使一切企图通过战争而渔利的霸权主义行径都只能有所失，而不能有所得。问题在于，苏联政府在同法西斯国家达成妥协。法西斯国家的政策行为是以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为基础的，在它们看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安全完全是以相应的“生存空间”与势力范围为转移的，其政策目标则是对于排他性生存空间的无限追求，并把人类的厮杀和战争行为视为民族力量的最高体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跨越社会制度、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的鸿沟，在相互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妥协，必然要以牺牲他国利益为前提。苏德条约、苏日条约的令人谴责之处，也正在于此。“东方战线”与这两个条约有所不同，它是正当希特勒在侵占奥、捷、波领土时，苏联为保护自身安全、防御法西斯侵略而建立的。“东方战线”的建立对于加强苏联的安全地位是起了一些作用的，尤其是将波兰东部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确实使得德国后来进攻苏联的出发点向西后退了，但从苏德战争初期的情况而论，整个“东方战线”对于延宕德国进攻所起的作用又是相当有限的。此举固然扩大了直接处于自己控制下的领土，也将原来可能成为苏德之间缓冲国家的芬兰与罗马尼亚推进德国的怀抱；苏联边界西移后没有及时完成新边界国防工事建设，而老边境的国防工事建设又因边界西移而相对地放松了。扩大领土而获得的空间并未为苏联换得更为安全的地位。在前工业化时代，领土空间曾经构成“实力”这一概念的决定因素。更大的领土空间不仅意味着更为深厚的人力、物质资源，也意味着更为广袤的战略回旋余地。而在现代战争中，军事技术的进步及军事战略的相应发展已使得领土空间作为构成“实力”这一概念的要素大大地贬值了。领土空间并没有失去意义，但人类所掌握的物质技术手段的膨胀使得领土空间的意义变得相对狭小了。如果忽视构成实力这一概念的其他要素而片面追求领土空间的话，更大的领土空间并不一定意味着实力与安全地位的增强。对于这一点，苏联决策者的认识显然是不甚清醒的。综上分析，苏联谋求的集体安全保障及首先谋求自保，是其力求维护国家利益的两种形态，但对其他国家来说，二者的含义又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后者是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对外战略。人们有理由质问：在纵容希特勒这一点上，“二战的主要责任应写在英法账上，然而苏联——或者说，斯大林——有没有责任？”〔3〕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将发生何种变化、苏联同西方国家关系可能朝哪个方向发展、苏联同西方国家能否和平共处这些重大问题，最初保持着谨慎和克制的态度，总的思想倾向是争取和平与合作〔4〕。苏联希望加强同西方的政治、 贸易和文化联系，同意召开苏、美、英三大国会议，支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建立国际警察力量，苏联不会利用德国反对西欧和美国；在远东，也愿意实行和美国共同的政策。
到美国抛出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加速筹建布鲁塞尔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加紧分裂德国、“遏制”苏联之后，斯大林的思想和对策倾向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从原来相信可以同西方国家保持和平合作关系，转向认定美、英政府毫无合作诚意，现正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5〕据此，斯大林公开号召各国人民为推翻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 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以此牵制西方国家的决策者。〔6〕
斯大林的上述思想、观点，使他在对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的认识方法方面不可避免地复归于原来的思维范式。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断言，列宁在1916年提出的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他本人在30年代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都已经失效了。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就是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7〕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者处于上升和衰落的不同趋势， 并把这种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混同于即将到来的“现实”，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把推进世界革命、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斗争的直接目标，提出社会主义力量、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三大力量联合起来，埋葬资本主义的口号。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倾向，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这样，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的论点的指导下被纳入封闭的轨道，苏联的对外政策也被引入追求狭隘民族利益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错误方向。
有论者谓，在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指导方针的主要方面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种看法，割断了苏联对外政策发展的连续性，忽视了苏联民族主义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仍旧一再表现出来的事实。在这里，我们只想强调三点：首先，斯大林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曾指出，侵略者通常比爱好和平的国家更有作战的准备，而“爱好和平的国家将来可能又会措手不及地遭到侵略”，这是“历史的规律性”〔8〕。 苏联对周边国家的政权的考虑完全以自己的安全需要为出发点，以划定势力范围为终极目的，继续在北起芬兰湾南至黑海的周边地区占领“战略据点”，通过直接军事行动、武力威胁和大国谈判等手段，把东欧建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它甚至希望控制地处直布罗陀海峡的丹吉尔、濒临地中海的的黎波里、扼守红海的厄立特里亚等地，向伊朗、土耳其也提出领土要求。同样地，苏联也尊重美、英对与它们利益攸关的国家与地区的处理。其次，苏联经济在战时受到了严重创伤，损失达4850亿美元。战时人口死亡2000万人，占战前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斯大林深知苏联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仍处于相对弱小的地位，因而急于改变现状，以最快速度发展本国经济，特别是军事工业和重工业，迅速增强国防力量。苏联要求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以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都应无条件地维护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国际利益。强调“只有绝对拥护苏联的人才算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若不捍卫苏联，便不能解决国际革命工人运动中的问题”〔9〕。 苏联以“老大哥”身分控制、干涉兄弟国家、兄弟党内部事务，拆迁大批设备、索取苛重赔偿，强迫他们紧随苏联外交政策和策略的转变亦步亦趋。这种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错误作法，难免引起兄弟国家、兄弟党的不满。再次，为了维持雅尔塔体制，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战后初期，虽然民主解放运动主要在亚洲发展，但苏联实际上采取“欧洲第一”方针，对“托管”的兴趣大于争取“独立”斗争的支持，处处着眼在远东事务中的发言权，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没有提供应有的国际主义援助。以其对华政策来说，苏联没有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反而承认蒋介石政权是中国合法政府，承认美国在华的特殊地位，换取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即使是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后的朝鲜战争中，苏联也仅仅是向中国提供了13.4亿美元的有息贷款，用以购买苏联的军事物资，而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总共花费了100亿美元。〔10〕凡此种种， 表明战后初期苏联执行的是一条狭隘的民族安全战略，很难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它对外政策指导方针的主要方面。
三
国际关系是国际社会上各主权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交往关系。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有其民族的、国家的利益需要维护。苏联又生存在一个强权的语言仍然是国际政治领域中最强音的世界上，道德原则并不能支配一切，其约束力量也是极其脆弱，以至于任何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是不能完全以道德原则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的。
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对外政策必然要考虑本民族的本国的现实利益，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安全，否则它一天也不能存在。国家利益是制约、影响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根本因素。国际力量的分聚离合的终极原因是世界基本矛盾运动。而各国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以什么意识形态作为本国社会主导思想，取决于各国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它本身就是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体现一国国家利益的国家意志，绝不应该强加于别国。因此，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主要根据不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是国家的现实利益。国家利益理应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因此，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判断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中应该充分考虑到作为政策驱动力量的战略利益、战略需求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正当性，允许苏联也同别的国家一样，将自己的安全利益作为制订对外政策、支配对外行动的依据。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时代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大国利己主义倾向应从时代和历史条件上加以解释，因而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但是，决不能以此否认、抵消这样一个原则问题：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政策行为不仅要受到国际法一般准则的制约，同时又要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誉、形象负有极大的责任。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便特别具有意义。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为了自身的安全利益，践踏别国的主权，侵犯别国的利益。否则，苏联的对外政策与沙俄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苏联对外政策又如何同资本主义国家民族利己主义的对外政策划清界限呢？从这一基点上审视苏联对外政策中出现的大国利己主义行为，不足为训。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价值取向应该兼顾道义原则与民族利益，竭尽全力寻求二者之间的合理结合部。
注释：
〔1〕《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页；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4～147、210、243、244、246页；《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6、 217页。
〔2〕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547、548页；J.哈斯莱姆：《苏联和争取欧洲集体安全的斗争，1933～1939》，纽约1984年版，第29页。
〔3〕萧乾：《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三联书店1995年版， 第23页。
〔4〕〔5〕〔6〕〔7〕〔8〕《斯大林文选（1934～1952 ）》（下），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77、479、487、493页；第504、512页；第565、599页；第595页；第400页。
〔9〕沃兹涅夫斯基：《战时及战后苏联经济》，中华书局1949 年版，第3页。
〔10〕姚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3周年》，《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5期
【原文出处】《外国问题研究》(沈阳)1996年01期第33-37页
一
2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度过了战后初期的革命与动乱，逐步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苏联在经历了三年国内战争后，也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并进而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苏联对外政策因之由十月革命后的“准备与迎接世界革命”转向争取与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范围内的和平共处。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一度坚持了这一政策，旨在为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整个二战前及二战中，苏联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所面临的外交对象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斯大林的理论视野中，资本主义已经陷入了总的和根本的危机之中，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和复杂化，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进入新的高潮时期。从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而言，“和平共处”的时期正在过去，“我们现在处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是革命与战争的结果，又是新的革命与新的战争的原因。〔1 〕斯大林的这种认识势必直接影响苏联的对外政策。对资本主义灭亡时限的乐观估计决定了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与其说是其对外政策所必须遵从的基本原则，毋宁说是一种只具有相对意义的权宜之计。
进入30年代以后，欧洲和世界主要矛盾发生根本变化，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建立与法西斯侵略扩张的日益发展构成了对于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也包括对苏联的严重威胁。苏联对于整个国际局势的基本判断以及与这种判断相关的对外政策路线开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集中地表现为苏联全力推行以争取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为特征的集体安全政策。1932年11月，苏联同法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1933年9月， 同意大利缔结了友好与互不侵犯条约；11月，又与美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2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指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苏联已有可能参加国联，也已有可能同广大的欧洲国家缔结共同防御侵略的协定。集体安全应被视为防止战争、保障和平的有效手段。据此，苏联外交部拟订了关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保障体制的建议：（1 ）苏联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参加国联；（2 ）苏联不反对在国联范围内缔结共同防御来自德国的侵略和区域性协定；（3）苏联同意让比利时、法国、 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或其中的某几国参加这个协议，但法国和波兰必须参加；（4 ）关于阐明未来的共同防御公约的义务，可以在本规定的倡议者法国提出协定草案后开始谈判；（5）不论共同防御协定的义务如何， 在出现未为本规定预见到的军事进攻的情况下，本协定各参加国应承担义务，在外交上、道义上并尽可能在物质上相互提供援助，同时亦应对本国报刊施加相应的影响。12月19日，外交部的这一建议得到政治局批准。〔2〕于是， 苏联对于法国倡导的缔结“东方公约”的活动给予了积极地支持。次年9月， 苏联加入了国联。1935年，又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别签订了互助条约。此后一段时间，苏联主要是希望通过国联来组织对于侵略者的制裁，而将战略重心集中于中东欧地区。
1939年3月， 联共（布）“十八大”调整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从追求集体安全转向首先谋求自保。在这样的政策基调下，其具体政策行为从一开始便具有极大的弹性。苏联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同时与西方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展开多种形式的对话、接触与交锋。对于西方民主国家，苏联重新提出了结成反法西斯大联盟的主张，它不仅关心结盟的一般形式与内容，而且要求这一联盟不能留下使得西方民主国家有可能临阵脱逃的缝隙。在这里，苏联要求的实质上是一种“绝对的安全”。而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这对于任何国家又都是不存在的。要求“绝对安全”，只能意味着杜绝更为有利的“相对安全”的实现可能性。而对于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活动，苏联既准备采取对抗态度，又不愿意同法西斯国家（特别是同德国、日本）的关系处于一种没有任何伸缩性的僵硬状态。苏联外交的双管齐下的动向，其中已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若是难以通过切实可靠的“大联盟”从英、法方面求得总体的和平，那就不能不考虑同德国和日本达成某种妥协，乃至通过其他途径求得苏联自身的和平，即便这只是一种相对、暂时的和平。唯其如此，才会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建立“东方战线”、《苏日中立条约》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出现。
应该怎样评价“首先谋求自保”政策的历史地位呢？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只要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对外政策就必定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种种利害冲突。要真正维护和平，不仅需要使人们相信这种和平是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也必须使和平处于一种有利的力量对比地位，从而使一切企图通过战争而渔利的霸权主义行径都只能有所失，而不能有所得。问题在于，苏联政府在同法西斯国家达成妥协。法西斯国家的政策行为是以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为基础的，在它们看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安全完全是以相应的“生存空间”与势力范围为转移的，其政策目标则是对于排他性生存空间的无限追求，并把人类的厮杀和战争行为视为民族力量的最高体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跨越社会制度、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的鸿沟，在相互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妥协，必然要以牺牲他国利益为前提。苏德条约、苏日条约的令人谴责之处，也正在于此。“东方战线”与这两个条约有所不同，它是正当希特勒在侵占奥、捷、波领土时，苏联为保护自身安全、防御法西斯侵略而建立的。“东方战线”的建立对于加强苏联的安全地位是起了一些作用的，尤其是将波兰东部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确实使得德国后来进攻苏联的出发点向西后退了，但从苏德战争初期的情况而论，整个“东方战线”对于延宕德国进攻所起的作用又是相当有限的。此举固然扩大了直接处于自己控制下的领土，也将原来可能成为苏德之间缓冲国家的芬兰与罗马尼亚推进德国的怀抱；苏联边界西移后没有及时完成新边界国防工事建设，而老边境的国防工事建设又因边界西移而相对地放松了。扩大领土而获得的空间并未为苏联换得更为安全的地位。在前工业化时代，领土空间曾经构成“实力”这一概念的决定因素。更大的领土空间不仅意味着更为深厚的人力、物质资源，也意味着更为广袤的战略回旋余地。而在现代战争中，军事技术的进步及军事战略的相应发展已使得领土空间作为构成“实力”这一概念的要素大大地贬值了。领土空间并没有失去意义，但人类所掌握的物质技术手段的膨胀使得领土空间的意义变得相对狭小了。如果忽视构成实力这一概念的其他要素而片面追求领土空间的话，更大的领土空间并不一定意味着实力与安全地位的增强。对于这一点，苏联决策者的认识显然是不甚清醒的。综上分析，苏联谋求的集体安全保障及首先谋求自保，是其力求维护国家利益的两种形态，但对其他国家来说，二者的含义又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后者是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对外战略。人们有理由质问：在纵容希特勒这一点上，“二战的主要责任应写在英法账上，然而苏联——或者说，斯大林——有没有责任？”〔3〕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将发生何种变化、苏联同西方国家关系可能朝哪个方向发展、苏联同西方国家能否和平共处这些重大问题，最初保持着谨慎和克制的态度，总的思想倾向是争取和平与合作〔4〕。苏联希望加强同西方的政治、 贸易和文化联系，同意召开苏、美、英三大国会议，支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建立国际警察力量，苏联不会利用德国反对西欧和美国；在远东，也愿意实行和美国共同的政策。
到美国抛出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加速筹建布鲁塞尔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加紧分裂德国、“遏制”苏联之后，斯大林的思想和对策倾向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从原来相信可以同西方国家保持和平合作关系，转向认定美、英政府毫无合作诚意，现正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5〕据此，斯大林公开号召各国人民为推翻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 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以此牵制西方国家的决策者。〔6〕
斯大林的上述思想、观点，使他在对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的认识方法方面不可避免地复归于原来的思维范式。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断言，列宁在1916年提出的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他本人在30年代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都已经失效了。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就是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7〕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者处于上升和衰落的不同趋势， 并把这种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混同于即将到来的“现实”，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把推进世界革命、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斗争的直接目标，提出社会主义力量、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三大力量联合起来，埋葬资本主义的口号。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倾向，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这样，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的论点的指导下被纳入封闭的轨道，苏联的对外政策也被引入追求狭隘民族利益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错误方向。
有论者谓，在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指导方针的主要方面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种看法，割断了苏联对外政策发展的连续性，忽视了苏联民族主义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仍旧一再表现出来的事实。在这里，我们只想强调三点：首先，斯大林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曾指出，侵略者通常比爱好和平的国家更有作战的准备，而“爱好和平的国家将来可能又会措手不及地遭到侵略”，这是“历史的规律性”〔8〕。 苏联对周边国家的政权的考虑完全以自己的安全需要为出发点，以划定势力范围为终极目的，继续在北起芬兰湾南至黑海的周边地区占领“战略据点”，通过直接军事行动、武力威胁和大国谈判等手段，把东欧建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它甚至希望控制地处直布罗陀海峡的丹吉尔、濒临地中海的的黎波里、扼守红海的厄立特里亚等地，向伊朗、土耳其也提出领土要求。同样地，苏联也尊重美、英对与它们利益攸关的国家与地区的处理。其次，苏联经济在战时受到了严重创伤，损失达4850亿美元。战时人口死亡2000万人，占战前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斯大林深知苏联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仍处于相对弱小的地位，因而急于改变现状，以最快速度发展本国经济，特别是军事工业和重工业，迅速增强国防力量。苏联要求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以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都应无条件地维护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国际利益。强调“只有绝对拥护苏联的人才算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若不捍卫苏联，便不能解决国际革命工人运动中的问题”〔9〕。 苏联以“老大哥”身分控制、干涉兄弟国家、兄弟党内部事务，拆迁大批设备、索取苛重赔偿，强迫他们紧随苏联外交政策和策略的转变亦步亦趋。这种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错误作法，难免引起兄弟国家、兄弟党的不满。再次，为了维持雅尔塔体制，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战后初期，虽然民主解放运动主要在亚洲发展，但苏联实际上采取“欧洲第一”方针，对“托管”的兴趣大于争取“独立”斗争的支持，处处着眼在远东事务中的发言权，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没有提供应有的国际主义援助。以其对华政策来说，苏联没有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反而承认蒋介石政权是中国合法政府，承认美国在华的特殊地位，换取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即使是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后的朝鲜战争中，苏联也仅仅是向中国提供了13.4亿美元的有息贷款，用以购买苏联的军事物资，而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总共花费了100亿美元。〔10〕凡此种种， 表明战后初期苏联执行的是一条狭隘的民族安全战略，很难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它对外政策指导方针的主要方面。
三
国际关系是国际社会上各主权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交往关系。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有其民族的、国家的利益需要维护。苏联又生存在一个强权的语言仍然是国际政治领域中最强音的世界上，道德原则并不能支配一切，其约束力量也是极其脆弱，以至于任何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是不能完全以道德原则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的。
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对外政策必然要考虑本民族的本国的现实利益，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安全，否则它一天也不能存在。国家利益是制约、影响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根本因素。国际力量的分聚离合的终极原因是世界基本矛盾运动。而各国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以什么意识形态作为本国社会主导思想，取决于各国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它本身就是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体现一国国家利益的国家意志，绝不应该强加于别国。因此，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主要根据不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是国家的现实利益。国家利益理应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因此，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判断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中应该充分考虑到作为政策驱动力量的战略利益、战略需求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正当性，允许苏联也同别的国家一样，将自己的安全利益作为制订对外政策、支配对外行动的依据。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时代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大国利己主义倾向应从时代和历史条件上加以解释，因而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但是，决不能以此否认、抵消这样一个原则问题：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政策行为不仅要受到国际法一般准则的制约，同时又要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誉、形象负有极大的责任。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便特别具有意义。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为了自身的安全利益，践踏别国的主权，侵犯别国的利益。否则，苏联的对外政策与沙俄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苏联对外政策又如何同资本主义国家民族利己主义的对外政策划清界限呢？从这一基点上审视苏联对外政策中出现的大国利己主义行为，不足为训。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价值取向应该兼顾道义原则与民族利益，竭尽全力寻求二者之间的合理结合部。
注释：
〔1〕《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页；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4～147、210、243、244、246页；《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6、 217页。
〔2〕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547、548页；J.哈斯莱姆：《苏联和争取欧洲集体安全的斗争，1933～1939》，纽约1984年版，第29页。
〔3〕萧乾：《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三联书店1995年版， 第23页。
〔4〕〔5〕〔6〕〔7〕〔8〕《斯大林文选（1934～1952 ）》（下），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77、479、487、493页；第504、512页；第565、599页；第595页；第400页。
〔9〕沃兹涅夫斯基：《战时及战后苏联经济》，中华书局1949 年版，第3页。
〔10〕姚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3周年》，《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