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早期埃及文明的演进：问题与论证
李晓东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5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社版》(呼和浩特)1995年03期第89-96页
引言
（编译）《史前世界杂志》1991年第五卷第三期上刊登了华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罗伯特丁·温克的一篇关于早期埃及文明演进研究的总结性论文，作者高屋建瓴地评价了当代各种史学理论在公元前四千到两千年间的埃及文化演进研究中的功过是非，并在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回答了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统一起来的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埃及早期文明演进的不可多得的教材。
在这篇论文中，罗伯特丁·温克把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了上下埃及的文化融合，埃及国家演进的正在界定的进程的特殊转变的新的考古证明上。作者自己说，他的任务是提供早期埃及复合社会的经验主义记录之明确的概括和分析，其年代焦点定在埃及的第一个伟大王朝时期，从大约公元前四千年到大约前两千年。这段时间内古代埃及文明的核心要素首次出现。其地域焦点在尼罗河主干和三角洲，特别是三角洲。
基本理论问题
系统地对早期埃及复合社会的考古研究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处于中心地位的全部历史探究的古老问题是：问题的要点是什么？对于过去的历史我们的希望知道些什么？确信像埃及这样早期文明可以同并非琐碎和不证自明的一般原则的术语比较解释或理解的理性基础存在吗？这些长久而繁缛的争论毫无结果，但在这里对分析过埃及考古史料的学者的研究目标作一下考查是完全必要的。
大多数古埃及学者只是简单地寻求重建古埃及生活，用文件证明古埃及历史，解释古埃及社会和文人的字句，他们试图确定金字塔是怎么建的，培比二世统治了多少年，那尔迈是否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王室官员是如何行使职责的，“神性王权”的性质等等。埃及学家们并未完全忽视现代社会科学，但根据其文章来判断，他们对传统社会科学的最基本前提即建立一种经验主义为基础的解释科学并不感兴趣。巴里·肯普很有说服力地道出了一个为什么埃及学家没能被大多着重于社会科学的分析所注意的基本原因。
早期国家起源的许多现代分析的一个特征是从下而上，以一组标准题目开始：人口的压力，农业的改善，城市的出现，贸易的重要以及信息的交流。用这种观点分析，国家自发地从人群环境的广泛的无个性特征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的相互联系中，或随着这些联系而产生。但是，国家是建立在统治的迫切需要和秩序的远见之上的。虽然国家不得不在它的土地和人口的压力中起作用，但国家产生力量，推动变化并广泛干预。因此，在考查国家时，我们应该坚持这个由上而下，从内向外的发生力在我们头脑中的领先地位。（1989.9.7）
尽管许多偏重社会学的考古学家将会同意肯普的对国家产生的传统解释的批评，如柴尔德、魏特夫、哈里斯等人，但许多现代学者认为，确认这些变化，模式和进程的联系不能“解释”古代文明进化的所有重要方面。事实上，肯普的国家形成的传统原形批评针对的是一个通常几乎没有当代支持者的理论观点。
然而，当代考古学或一般社会科学能在古埃及的分析中为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目的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取舍吗？当代理论考古学中最激进的观点是一个严格的唯物主义和进化的方法。一些考古学家曾认为，要建立一个关于已经消失了的人的行为的真正科学是不可能的，例如邓尼尔认为考古学绝不能成为一种行为科学，因为行为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造物，而且这样一种人工制品的科学也不能像物理学，人工制品史料最初只是进化进程创造的结果，完全不同于统治物理世界的统一的永恒的规律。温克认为，一种唯物主义进化方法很有潜力，但像所有的科学一样，它是极端归纳的，不能提供诉诸人类动机和行为的古埃及的“一望而知”的解释，这就不能使许多学者感到满意。
当代考古学中一个被更广泛持有的观点是考古学家可以用来自范围很宽的社会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建立一种可以包括社会结构，人的目的，社会阶级关系和其它意识形态因素的对于过去历史的解释科学，它完全是一种行为科学，这些学者运用来自经济地理学，人类统计学，系统理论和其它现代社会科学的观念来解释考古史料。
与这两种观点不同，其他考古学家认为，正是古埃及社会和个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必须成为考古分析的焦点，但经验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基本上不适于认识过去历史。我们对历史的解释来自也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是我们创造了过去历史。对于这些还有许多其它方法论问题的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也许似乎是一种折衷——综合：我们可以综合来自每一个相关原则的根据建立一种对古埃及的更完整的理解。例如，我们可以用地球物理学来重建古尼罗河的水力学，从而解释为什么古王国在三角洲的村落几乎毫无例外地建在沙砾上；然后我们可以因考古数据来说明这些村落在第五和第六王朝间在数量上的增加；这一时期的文献将告诉我们，这些村落在数量上的增加可能是由于一个要保护他的东部边防的法老给予赋税鼓动；最后，倾向这样做的学者们可以在马克思那里，威伯那里，在进化论中或在其它地方找到一般的历史理论。总之，我们可以尝试用一种多面的途径去理解古代文化。
然而，这样一种折衷——综合的方法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例如，纳尔迈调色板使人想起古埃及人的观念和尼罗河三角洲与尼罗河河谷间关系的历史的变化，考古证据用河谷和三角洲的人工制品风格的最后的均质化的形式为此提供了证据。但是从一些观点看，这些铭文和考古数据只有当我们试图重建埃及文化史时才完全是互补的。我们在像纳尔迈调色板这类东西中塞入的和看出的古埃及的思想不具有同陶器风格中的可以衡量的可变性所引起的作用同样科学的地位和用途；实际上，从唯物主义观点看，这个尼罗河谷和三角洲的“文化综”可被定义为实际上只含有人工制品风格和分布的可衡量、可作统计分析的变化的意思。同样，早期国家的社会学和行为学的解释大多强调作为借此来划分和分析早期复合社会的有效的“权力”和“统治”。但是，一些早期文明没能出现是因为它没有产生合适的权力结构吗？
总之，我们的结论是对历史和古埃及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解释不能在真正唯物主义科学的逻辑框架和概念中获得，相反，考古材料的真正的唯物主义科学也不能使大多数学者满意，因为他们要把人工制品翻译成我们经验熟悉的行为的一望而知的术语来理解过去历史。
古埃及年代学
借以建构这个年代学的主要数据有古代文献，放射性碳年代和人工制品风格的变化。在公元前四千至三千年这一关键发展时期没有文献存留下来，一些涉及埃及年代学的文献如帕勒摩石碑虽可断年在公元前三千年，但其文字材料却可作多种解释，学者们的解释也是各持一端的。都灵纸草和曼尼托的编年史提供了构成以后年代学和古王国以后的时期的基础的国王名单，以文献为基础的年代学提供了一些似乎通过参考可确定时间的天文事件而很好地确定的时间点。
哈森和罗宾逊在放射性碳年表和估计为第一和第五王朝其间的时期和一些以后时期的传统时代很好地吻合。例如来自佐塞坟墓的刺槐和埃及榕木的八个标本的日期是高度一致的，平均为公元前2680±104cal，这与爱德华对此墓的估计前2686年是很相适合的。他们也把历史日期和放射碳日期相比较以使埃及和西南亚的年表相关联。格依等人对于古王国的日期除了第六王朝外在大部分放射性碳日期和历史时期之间发现了大体的一致，但由于标本的污染和校正曲线的多种解释，他们对用辐射断年去推断精确的年表提出了疑问。
尽管有这个整体上的吻合，一些新的放射性碳日期却与历史年代学尖锐对立。哈斯等人发现，取自许多古王国金字塔、祠庙和坟墓的碳化生物材料64个标本平均比以文献为基础的传统年代推断早大约三百七十四年。对这个不一致的各种解释都不能特别令人信服。
年轮年代学可能适合于古埃及，因为木头在那儿保存得很好，但许多圆木和地中海东部地区针叶树制造的人工制品却从未被系统地分析过。
传统的人工制品的类型学仍然是埃及文化演进的早期形态的代表借以分析的工具，但这些类型却必须假定为风格、功能和随机变化的混合体。许多学者认为用来创造这些单位的方法远非令人满意，最近埃及陶器类型学已以等级的品性分析的形式被重新铸造。然而许多学者认为，更有效的类型学和分类法可以同非等级方法相配合。
埃及文明的演进：5000——2000B.C
近来哈森对早期埃及复合社会的农业基础作了全面的评论。
埃及法老时代的主要驯化物，大麦、小麦、绵羊、山羊的结合物一般认为是从西南亚引进的，但埃及的材料却提供了其独立演进的重要实例。考兹娄斯基和金特尔根据人工制品风格得出结论，我们知道的最早的埃及农业定居地法尤姆和麦利姆达·比尼·萨拉玛公社“同近东的，特别是约旦狭谷的发源地有同一个祖先”（1989.8.176）。其他人认为是起源于西北非或苏丹或撒哈拉。
无论何种情况，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埃及农业是一个为埃及文明的而后演进提供了基础的牛、猪、绵羊、山羊、小麦、大麦及其它作物和动物的丰饶混合体。根据环境、农业和基本人口统计的变化，大约公元前四千年到大约前两千年这段时间可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的转变时代，在此期间，埃及的定居模式，起作用的互相依存和复杂性，以及其它主要可变物经历了演进速度和方向的平行变化，就在公元前两千年之前，在成熟的古王国达到顶点。
古埃及人的自然人类学
最初埃及复合社会和之后演进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什么？尼罗河谷和三角洲通过什么过程和机制达到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统一的？早期埃及国家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和意识形态的组织原则和机制是什么？以及在它的演进发展中如何将埃及与其它早期国家相比较？埃及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一些学者试图通过追溯古埃及人的“遗传学的”姻亲关系来为以上问题找到答案。
伯纳尔认为，古希腊文化大部分来自埃及，而埃及文化相当一部分是黑非洲文化的产物。戴利认为从南部或西南部亚洲来的人是法老时代埃及人的主要遗传学祖先。正如特里格提到的，各早期学者得出结论，最早的前朝代的人是类黑人，但有“闪——舍”人的反复侵入，这个“朝代种族”带来了表达于早王朝埃及的先进文明。
用来估价这些思想的材料是模棱两可的。旧石器时代的埃及人被发现的太少，不能确定他们与其他人群的相似。特里格引证巴特拉维得出结论，来自上埃及的骨胳遗物表明从前王朝时期进入后历史时期没有什么变化，而虽然“人口数量上有些变化，但上埃及人大多身材较小，颅骨窄长，头发黑卷，皮肤为棕色……在麦利达，埃及——欧玛利和玛阿第发现的骨胳告诉我们，三角洲前王朝居民比上埃及人更高更壮，颅骨也更宽”（1983a,P12）。 但他对其他人的北方人给埃及带来“文明”的结论表示怀疑。
出现在早期法老的画和雕塑中的人的一般相貌与次撒哈拉非洲人形成对照，许多学者解释这些描绘以说明古埃及人属于地中海类型——矮小，四肢精巧，棕色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埃及与西南亚和地中海地区之间的基因流动，根据不断增加的商品交换，大概可能从农业起源时代起不断增加。头盖骨和牙齿的物理特征的时间和空间的对比分布根据农业和早期文化综是否是北非人和西南亚人大约公元前六千到前三千年迁入尼罗河谷的直接结果或相反，是否埃及基因圈在这些转化时代或多或少保持了不变，只是西南亚的文化因素而非人被引进埃及可被预料。
埃及文明的早期和中期的前王朝起源：Ca. 4000——3400B.C.
前王朝墓地和定居地在上埃及许多地点出现，但它们的密度在巴达里以北呈现出陡然的下降，巴策尔观察到孟菲斯和上埃及遗点之间地区的低定居密度，认为这可能是“需要大量人力去控制”的中埃及自然洪水盆地之大造成的。另外，这是中埃及的新的定居的密度，早期文物可能被掩盖了。
然而，到大约公元前三千六百年左右，大量公社在下埃及玛阿第及附近地区存在，即使埃及的人口统计、经济政治中心仍在上埃及，开始于大约公元前三千四百年之后的人口增长，经济扩大在北方似乎最快。但是，三角洲大约公元前三千四百年之前在什么程度上有人定居？三角洲西缘的法尤姆和麦利姆达的定居国告诉我们，公元前四千年以前下埃及肯定有人居住，至少在三角洲边缘地区，但几乎没有遗址能填补公元前四千年到大约前三千七百年这一段上埃及定居密度陡长，重大的文化变化发生的时间。
早期和中期前王朝的三角洲定居的遗物尚未被发现，这可能只是因为埋得太深的缘故。关于在上埃及演化来的最早的埃及复合社会性质的解释也存在着分歧。肯普认为希拉康坡里和一些其它地点曾作为大定居点出现，前王朝埃及的定居模式是“首领”式，就是说几个非常大的定居地囊括了绝大部分人口，而哈森认为，在前王朝时期和“甚至在王朝时代（这个模式）是一种强有力的分级系统”（1988.P162）。 首领式分布与趋向较大的集中和经济功能的分化的迅速变化相关，而分级式分布与权力和管理的集中相对小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系统相关。
坐落点地理模型能够被确定的话，便可更有效地用于考古定居模式材料。下埃及麦利姆达和玛阿第和涅伽达，海玛密的早期和中期前王朝遗址和其它南方遗址由直径为几米或更小的圆形小屋构成，由动物圈、贮藏所、垃圾坑和其它具有简单家庭经济特征的东西分隔开。在以后的时代里，这样的公社变成共有一道或更多墙的方形泥砖建筑的典型中东模式的较大的公社。我们知道的关于这些建筑的变化主要来自希拉康坡里等较大遗址，它们包含了完整的巴达里——阿姆拉特——涅伽达顺序。霍夫曼等人的结论是，在大约公元前三千二百年，希拉康坡里成了一个南部埃及国家的首都。他们认为，他们的研究的重要含义之一是他们的研究证明了“埃及文明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内部的不间断的进程”。
涅伽达遗址在早期前王朝时代可能象希拉康坡里一样重要。哈森指出，虽然前王朝的希拉康坡里和涅伽达都是具有大约几千居民的紧凑的聚核定居点，但它们“可能不是人口的主要中心，他们的功效可能主要是一个新的生活秩序、一个祭神的圣地和神的中心的象征”。
我们知道的与以希拉康坡里和涅伽达为中心的发展中的上埃及国家同时代的下埃及遗址只有玛阿第和一些附近公社。放射碳测定的年代表明，最初在这里的定居是在大约公元前三千六百五十年和此后的几个世纪。玛阿第由许多柱支茅顶的半地下的坑屋构成。玛阿第的数百个墓穴，就其内容的变化上看，至少表明了一些社会的分级，但最重要的是公社功能的改变。数百件叙利亚——巴勒斯坦的陶器在玛阿第被发现，这反映了与这个地区并可能与美索不达米亚发展中的乌鲁克——杰姆戴特·纳斯尔国家的牢固的联系。
下埃及和三角洲不是埃及文化综的最初中心地，这在生态学领域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如特里格提出的，上埃及最初的文化领先，可能与上埃及的大堤更易于农业耕种有关。卡内罗的早期国家形成模式在这里可能仍然适用：人口在严重受限的农业环境中的增长将导致资源的竞争，资源的竞争又将导致作为一个军事机构副产品的国家组织的发展。
前王朝——早王朝的过渡：Ca.3400——2700B.C.
到公元前三千年，整个尼罗河谷和三角洲从地中海到努比亚边界以及西部沙漠的绿洲都有人居住了。
大多数学者猜想，埃及借以达到政治统一的进程是一个暴力的进程。然而，关于埃及的发展是与西南亚交往而刺激起来的可能性的证据还不大清楚。雷德弗尔德指出，从格尔塞时代到第一王朝的埃及历史的传统解释证明了一种随着向上推进到尼罗河谷、席卷三角洲，扩展到亚洲的政治统一和扩张力量的向北渗透，但有一个因素特别难于纳入这个埃及政治演进的南北大潮，即格尔塞和后来人工制品遗址的人工制品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朗——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纳尔迈调色板，利比亚调色板和一些其它东西形象地描绘了一些人认为是埃及政治统一事件的说明的图景，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图景是含糊不清的。凯泽等人认为埃及统一得要更早些。
一个测定政治权力中心转移的传统方法是分析纪念碑建筑和丧葬祭礼地点。例如埃默里的北萨卡拉早期王朝坟墓的挖掘，展示了下埃及社会的一些地方的大量财富，但第一王朝统治者和他们的后继者的实际坟墓看来好象在阿比多斯，在人们知道的乌姆·埃尔·卡阿博地区。
萨卡拉的梯形金字塔的建造可能标志埃及庄严的文化中心的北移点达到了尼罗河谷和三角洲的交界处。特里格等人指出，上埃及人工制品风格在下埃及定居地的原始的出现并不表明必然的政治或经济的结合。但当我们把三角洲的最早的人工制品同早王朝其它居住地的人工制品相比较时，我们看到河谷和三角洲之间的人工制品风格的同一性大大增加了。
布托已被证明包含至少确定为公元前四千年晚期的沉积。在那里，发掘者们发现了反映同西南亚国家，特别是北叙利亚的阿幕奇F 时代定居区交往的泥锥、陶器和其它人工制品，说明通过这个地区，贸易联系可能达到了底格里斯、巴里克和上幼发拉底地区，布托可能是最重要的三角洲港。此外，三角洲东部定居地和巴勒斯坦公社可能有短的陆路连接。
除了这些不断扩大的对外关系的迹像外，也有迹像表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后，埃及尼罗河谷和三角洲公社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例如，最早的来自布托，宜斯威德丘和伊勃拉黑姆·阿瓦德丘的前王朝三角洲陶器与来自南方的是大不相同的。凡·登·布林克在伊勃拉黑姆·阿瓦德丘发现了四米沉积物，并指出其最早的几层出现了在风格上“显然与尼罗河各同时代遗址不同，所以可能反映了一个原始的三角洲文化……”的前王朝的陶器。凡·登·布林克在宜斯威德丘发现了最早的几层有最早的独特三角洲风格的小屋式的圆结构和陶瓷制品的遗存，后来的定居地有显示与尼罗河各传统风格一致的长方形泥砖结构和陶瓷制品的同样原型。关于在这些遗址观察到地层学顺序的中断和它们构成的不同的意义的争论依旧在进行着。
在上埃及和下埃及，很明显在产品的系列和生产方法上都有很引人注意的变化。大多复合社会都有一个其中强劳动量，高装饰陶器被较少审美吸引力，大批量生产的形式所取代的时代。西南亚的这一时代发生在早期的四千年，埃及的陶器似乎在早期王朝时代已有一个类似的过渡，但它的顶点却在古王国时期。
总之，到大约公元前二千七百年，与早期文明传统相联系的文化综的每个因素，从一个民族的宗教意识到主要工艺生产的政府控制管理都已在埃及出现。早期王朝的定居模式包括一些可能已是数千居民家园的定居地，就其提供的经济和政治的功能的数量而言是如何复杂地组织起来的还不清楚。一般讲，直到埃及历史很晚的时候，它似乎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的然而又是建立在数千小而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仅伴有经济生产的很小集中的集权国家。
古王国埃及：帝国的转变
约公元前二千七百年以后，埃及很快进入伟大的“金字塔时代”，也进入了历史时代，许多保存下来的古王国文献提供了一幅这个时代生活的生动图画。
古王国我们看到一些开始于很久以前的前王朝时代的一些发展趋势的继续。可以说，古王朝埃及在量的方面起初不同于早期王朝埃及。肯普认为古王国和中王国是一个“一元的阶段”，他把中王国看作基本上是一个第一中间期的一段时间的变化之后的古王国文化形式的重建。
至少从马克思时代起，古王国埃及已被看作古代社会形式，魏特夫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肯普认为，要理解如古王国埃及这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理解其伟大传统，即古王国和中王国的神性王权，它提供了藉此埃及国家被控制和被证明合法的机制。
古王国经济的性质在考古上没有很多文献，但一些文字材料和墓画弥补了这个不足。一些文献提供了管理者的等级，被广泛用于推测古王国集权管理的性质。其征税系统是完备而有效的。肯普认为古王国埃及的农业资源包括三个不同的种类：直接由国王拥有的财产；属于敬神基地的财产和由个人拥有属于税收的财产。
然而，当我们试图把这些不同的文献材料与已知的考古材料相比较时，困难就产生了。在简单的人口统计水平上，尽管有一些埃及形成时期的全面的人口增长的证据，但增长的速度显然很缓慢。在这同一时期中至少有一些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上的技术改善和可能一些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人们从一地向另一地的搬迁，因此，人口增长的总原形的实际结果和原因可能很难估计。在三角洲地区，一些小的古王国遗址的核心已被发现，古王国定居地显然也广泛分布在埃及的其它地区。
尽管古王国时期有总体人口增加，但似乎几乎没有此外的大的遗址。这与一些其它古老文明的情况很不相同。古王国定居地点和大小不取决于当地的环境，而且取决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许多学者指出，法老个人引导着埃及的定居，而这样做是出于不同的市俗动机，包括王室权力的巩固，刺激经济发展和边疆的防卫。
古王国定居原型至少包括五个不同类型：（1 ）孟菲斯的民族“首都”。（2）规模大而又有墙的城镇。（3）要塞和贸易集散地。（4 ）金字塔城镇。（5）小地方村落和城镇。 我们有来自这五种定居点的大量材料。更小的和中型的公社，我们的大多详细的证据来自三角洲西部的康·埃尔—黑森，其地点，一般构造和陶器方面同凡·登·布林克置于三角洲东部的古王国遗址的情况极其相似。作为一个地方首都，它在地方政治方面有些重要性，但它似乎也是一个一般的田园农业城镇，在第五和第六王朝及以后的许多时代都是一个大公社。
主要定居地的土石堆大多由古王国以有炉膛，贮藏部分，烟炱陶器，烧焦了的有机物和其它家庭化活动痕迹的小屋形式的泥砖建筑构成。我们只出土很少康·埃尔—黑森的随机样品，但到此为止的证据似乎大多与它是一个政府办的专门化的养牛定居地或通向利比亚路上的中转站的推断相一致。（1）几乎没有当地工艺品的证据。（2）制品风格给人的印象同遍及埃及，从基萨到达荷拉绿洲的古王国遗址的制品风格相一致，表明与中央古王国国家的很强的文化联系。（3）在康·埃尔—黑森发现的刻有标记的泥封反映了政府贮藏的直接进口或出口。（4）在康·埃尔—黑森和尼罗河各遗址之间在牛骨出现率方面有一个根本的不同，这个不同与牛粪是一个主要燃料资源的论证一起可能反映了牛的饲养和出口是一个主要的经济活动。（5）建筑费用和容量中的相对小的差别和显然康·埃尔—黑森的有限经济活动范围和社会阶级同主要由生计农民构成的公社相一致。马斯塔丘的古王国定居构成还不清楚，而门底斯可能位于尼罗河一个主要支流而且像布托一样，是非洲和亚洲沟通海路和陆路的一个主要连接点。
在尼罗河谷，古王国定居地按美索不达米亚标准似乎很小，组织相对简单。对布痕、埃里分订莱地点的古王国设防定居地的分析显示这些定居地是埃及帝王管理的重要部分。这些沿尼罗河的主要古王国城镇可能左右有大量的农业村庄。它们大多已被毁坏或埋掉了。
随着国内社会政治的变化，古王国地方定居形式可能随着时间大大地改变了。巴尔的对古王国头衔和等级的分析展示了古王国官僚政治的等级制度的巨大复杂性和变化。肯普提出在上埃及，地方事物由法老监督控制在古王国晚期逐渐削弱，而地方统治或诺姆长的出现则达到了顶峰。
关于古王国朝代的交替，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审美传统，我们知道的大多来自对祭祀中心基萨、萨卡拉的附近地区的考察，但只是最近，这些祭祀中心才被系统地挖掘。埃及金字塔本身可能是功能关系和某种程度上古王国埃及变化的功能结构中构成原因因素变化中的水平的精确反映。雷内尔认为基萨的三个金字塔、斯芬克斯和其它纪念物可能是一个单位计划的一部分而非只是承续的独立建筑规划的结果。然而许多学者认为金字塔和一些同样的能量“浪费”的表达不只是法老的狂想的产物，而且是基本社会经济决定因素的产物。这个“浪费”对于建造这些纪念物的社会来说是一个积极的贡献。
邓尼尔根据向农业的转化解释了北美史前金字塔和土丘建筑插曲的空间分布和时间测定。他认为这些丧葬崇拜在采集经济和早期农业经济大多在边缘地方的地区最为复杂，它们在以对他们长久生存起一份作用的方式连接许多小族的再分配经济中起了焦点作用。如果以同样的观点考虑埃及金字塔，我们会把古王国的纪念建筑物规划的突然兴盛解释为反映了这时期与随着同外国的交往而迅速发展及其它因素古王国经济和政治系统的迅速集中相联系的不稳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古王国后期的金字塔建筑的衰落可能反映了一个以后许多世纪在埃及存在的稳定形式中的经济或管理机构的全国的重建。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王国可以看到大量庙宇的不断修建，在某种程度上，以前花在金字塔上的能量完全转入其它建筑形式。肯普指出，在古王国的末叶，因为维护现存的崇拜中心的高费用，金字塔建筑可能慢了下来。而且金字塔只是观念上相同的投资于坟墓——方尖碑等的一种表达。塞德勒玛耶已指出，至少在考——玛特玛尔地区，第一中间期没有坟墓明显繁荣的变化。此外，卡那瓦提对原始文件和陵墓的评价是古王国后期王室权力没有像一般设想的那样衰落。这样，似乎投在金字塔上的劳力和资源必定不知怎么被调节到其它用途和其它变体上。
在金字塔建筑减少的这个时期，基本经济似乎没有大的转变。这与邓尼尔讨论的北美东部的变化相似，但许多因素可能一起减少了花在中王国埃及金字塔综上的费用。许多奢华的陵墓和其它综合物仍被建造，可能地方贵族权力和这些地方资源的巨大变化有一个增长，与努比亚和地中海世界的贸易可能更系统化。
一般说来，古王国埃及看到一个在前王朝和早期王朝已经看到的下埃及和上埃及国家政治经济组织趋向集中的趋势的加强，这可能反映了埃及的对外关系和三角洲巨大农业潜力的不断增长的重要性。但是，阿比多斯这样的南方遗址仍然是重要的丧葬中心，希拉康坡里和其它南方城镇至少到古王国后期仍有人居住。在国际贸易方面，古王国是一个来自巴勒斯坦的木材和许多其它商品的主要消费者。雷德弗尔德提出关于古王国埃及与西亚的关系的铭文证据表明埃及人把西亚看作属于法老，但没有代表稍后时代的殖民管理和帝国建筑的词汇的证据；他认为古王国君主通过贸易和征服，也通过威胁开发西亚以得到财物和劳力。
总之，有考古和文献的证明表明，古王国埃及是一个功能分化的，等级组建的扩张政体。
总结
这篇论文考虑的中心问题，即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为什么，什么时候，如何统一起的？应该说只是部分地回答了。最近来自三角洲遗址的证据已经改变了埃及作为一个复合社会起源的一些解释，无疑未来的研究将改变现在的解释。但我们关于埃及过去的知识的性质和潜力的更大的问题仍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比埃及历史的详细情况更重要，更难以驾驭。
温克非常赞同许多学者持有的观点，数百年无用的认识论的争论早应使我们不确信唯一切合实际的研究历史的方法是用一种综合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我们使用从沉积学到符号学的每一个与此探索有关的原则；使我们确信我们应该暂停对模仿物理和生物科学的历史经验主义科学的探索；使我们确信我们应该接受探索性质的大争论都谈到的主要“试验例”，但是，许多关于对埃及人我们知道和能够希望知道的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仍然存在着。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5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社版》(呼和浩特)1995年03期第89-96页
（编译）《史前世界杂志》1991年第五卷第三期上刊登了华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罗伯特丁·温克的一篇关于早期埃及文明演进研究的总结性论文，作者高屋建瓴地评价了当代各种史学理论在公元前四千到两千年间的埃及文化演进研究中的功过是非，并在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回答了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统一起来的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埃及早期文明演进的不可多得的教材。
在这篇论文中，罗伯特丁·温克把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了上下埃及的文化融合，埃及国家演进的正在界定的进程的特殊转变的新的考古证明上。作者自己说，他的任务是提供早期埃及复合社会的经验主义记录之明确的概括和分析，其年代焦点定在埃及的第一个伟大王朝时期，从大约公元前四千年到大约前两千年。这段时间内古代埃及文明的核心要素首次出现。其地域焦点在尼罗河主干和三角洲，特别是三角洲。
基本理论问题
系统地对早期埃及复合社会的考古研究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处于中心地位的全部历史探究的古老问题是：问题的要点是什么？对于过去的历史我们的希望知道些什么？确信像埃及这样早期文明可以同并非琐碎和不证自明的一般原则的术语比较解释或理解的理性基础存在吗？这些长久而繁缛的争论毫无结果，但在这里对分析过埃及考古史料的学者的研究目标作一下考查是完全必要的。
大多数古埃及学者只是简单地寻求重建古埃及生活，用文件证明古埃及历史，解释古埃及社会和文人的字句，他们试图确定金字塔是怎么建的，培比二世统治了多少年，那尔迈是否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王室官员是如何行使职责的，“神性王权”的性质等等。埃及学家们并未完全忽视现代社会科学，但根据其文章来判断，他们对传统社会科学的最基本前提即建立一种经验主义为基础的解释科学并不感兴趣。巴里·肯普很有说服力地道出了一个为什么埃及学家没能被大多着重于社会科学的分析所注意的基本原因。
早期国家起源的许多现代分析的一个特征是从下而上，以一组标准题目开始：人口的压力，农业的改善，城市的出现，贸易的重要以及信息的交流。用这种观点分析，国家自发地从人群环境的广泛的无个性特征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的相互联系中，或随着这些联系而产生。但是，国家是建立在统治的迫切需要和秩序的远见之上的。虽然国家不得不在它的土地和人口的压力中起作用，但国家产生力量，推动变化并广泛干预。因此，在考查国家时，我们应该坚持这个由上而下，从内向外的发生力在我们头脑中的领先地位。（1989.9.7）
尽管许多偏重社会学的考古学家将会同意肯普的对国家产生的传统解释的批评，如柴尔德、魏特夫、哈里斯等人，但许多现代学者认为，确认这些变化，模式和进程的联系不能“解释”古代文明进化的所有重要方面。事实上，肯普的国家形成的传统原形批评针对的是一个通常几乎没有当代支持者的理论观点。
然而，当代考古学或一般社会科学能在古埃及的分析中为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目的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取舍吗？当代理论考古学中最激进的观点是一个严格的唯物主义和进化的方法。一些考古学家曾认为，要建立一个关于已经消失了的人的行为的真正科学是不可能的，例如邓尼尔认为考古学绝不能成为一种行为科学，因为行为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造物，而且这样一种人工制品的科学也不能像物理学，人工制品史料最初只是进化进程创造的结果，完全不同于统治物理世界的统一的永恒的规律。温克认为，一种唯物主义进化方法很有潜力，但像所有的科学一样，它是极端归纳的，不能提供诉诸人类动机和行为的古埃及的“一望而知”的解释，这就不能使许多学者感到满意。
当代考古学中一个被更广泛持有的观点是考古学家可以用来自范围很宽的社会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建立一种可以包括社会结构，人的目的，社会阶级关系和其它意识形态因素的对于过去历史的解释科学，它完全是一种行为科学，这些学者运用来自经济地理学，人类统计学，系统理论和其它现代社会科学的观念来解释考古史料。
与这两种观点不同，其他考古学家认为，正是古埃及社会和个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必须成为考古分析的焦点，但经验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基本上不适于认识过去历史。我们对历史的解释来自也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是我们创造了过去历史。对于这些还有许多其它方法论问题的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也许似乎是一种折衷——综合：我们可以综合来自每一个相关原则的根据建立一种对古埃及的更完整的理解。例如，我们可以用地球物理学来重建古尼罗河的水力学，从而解释为什么古王国在三角洲的村落几乎毫无例外地建在沙砾上；然后我们可以因考古数据来说明这些村落在第五和第六王朝间在数量上的增加；这一时期的文献将告诉我们，这些村落在数量上的增加可能是由于一个要保护他的东部边防的法老给予赋税鼓动；最后，倾向这样做的学者们可以在马克思那里，威伯那里，在进化论中或在其它地方找到一般的历史理论。总之，我们可以尝试用一种多面的途径去理解古代文化。
然而，这样一种折衷——综合的方法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例如，纳尔迈调色板使人想起古埃及人的观念和尼罗河三角洲与尼罗河河谷间关系的历史的变化，考古证据用河谷和三角洲的人工制品风格的最后的均质化的形式为此提供了证据。但是从一些观点看，这些铭文和考古数据只有当我们试图重建埃及文化史时才完全是互补的。我们在像纳尔迈调色板这类东西中塞入的和看出的古埃及的思想不具有同陶器风格中的可以衡量的可变性所引起的作用同样科学的地位和用途；实际上，从唯物主义观点看，这个尼罗河谷和三角洲的“文化综”可被定义为实际上只含有人工制品风格和分布的可衡量、可作统计分析的变化的意思。同样，早期国家的社会学和行为学的解释大多强调作为借此来划分和分析早期复合社会的有效的“权力”和“统治”。但是，一些早期文明没能出现是因为它没有产生合适的权力结构吗？
总之，我们的结论是对历史和古埃及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解释不能在真正唯物主义科学的逻辑框架和概念中获得，相反，考古材料的真正的唯物主义科学也不能使大多数学者满意，因为他们要把人工制品翻译成我们经验熟悉的行为的一望而知的术语来理解过去历史。
古埃及年代学
借以建构这个年代学的主要数据有古代文献，放射性碳年代和人工制品风格的变化。在公元前四千至三千年这一关键发展时期没有文献存留下来，一些涉及埃及年代学的文献如帕勒摩石碑虽可断年在公元前三千年，但其文字材料却可作多种解释，学者们的解释也是各持一端的。都灵纸草和曼尼托的编年史提供了构成以后年代学和古王国以后的时期的基础的国王名单，以文献为基础的年代学提供了一些似乎通过参考可确定时间的天文事件而很好地确定的时间点。
哈森和罗宾逊在放射性碳年表和估计为第一和第五王朝其间的时期和一些以后时期的传统时代很好地吻合。例如来自佐塞坟墓的刺槐和埃及榕木的八个标本的日期是高度一致的，平均为公元前2680±104cal，这与爱德华对此墓的估计前2686年是很相适合的。他们也把历史日期和放射碳日期相比较以使埃及和西南亚的年表相关联。格依等人对于古王国的日期除了第六王朝外在大部分放射性碳日期和历史时期之间发现了大体的一致，但由于标本的污染和校正曲线的多种解释，他们对用辐射断年去推断精确的年表提出了疑问。
尽管有这个整体上的吻合，一些新的放射性碳日期却与历史年代学尖锐对立。哈斯等人发现，取自许多古王国金字塔、祠庙和坟墓的碳化生物材料64个标本平均比以文献为基础的传统年代推断早大约三百七十四年。对这个不一致的各种解释都不能特别令人信服。
年轮年代学可能适合于古埃及，因为木头在那儿保存得很好，但许多圆木和地中海东部地区针叶树制造的人工制品却从未被系统地分析过。
传统的人工制品的类型学仍然是埃及文化演进的早期形态的代表借以分析的工具，但这些类型却必须假定为风格、功能和随机变化的混合体。许多学者认为用来创造这些单位的方法远非令人满意，最近埃及陶器类型学已以等级的品性分析的形式被重新铸造。然而许多学者认为，更有效的类型学和分类法可以同非等级方法相配合。
埃及文明的演进：5000——2000B.C
近来哈森对早期埃及复合社会的农业基础作了全面的评论。
埃及法老时代的主要驯化物，大麦、小麦、绵羊、山羊的结合物一般认为是从西南亚引进的，但埃及的材料却提供了其独立演进的重要实例。考兹娄斯基和金特尔根据人工制品风格得出结论，我们知道的最早的埃及农业定居地法尤姆和麦利姆达·比尼·萨拉玛公社“同近东的，特别是约旦狭谷的发源地有同一个祖先”（1989.8.176）。其他人认为是起源于西北非或苏丹或撒哈拉。
无论何种情况，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埃及农业是一个为埃及文明的而后演进提供了基础的牛、猪、绵羊、山羊、小麦、大麦及其它作物和动物的丰饶混合体。根据环境、农业和基本人口统计的变化，大约公元前四千年到大约前两千年这段时间可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的转变时代，在此期间，埃及的定居模式，起作用的互相依存和复杂性，以及其它主要可变物经历了演进速度和方向的平行变化，就在公元前两千年之前，在成熟的古王国达到顶点。
古埃及人的自然人类学
最初埃及复合社会和之后演进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什么？尼罗河谷和三角洲通过什么过程和机制达到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统一的？早期埃及国家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和意识形态的组织原则和机制是什么？以及在它的演进发展中如何将埃及与其它早期国家相比较？埃及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一些学者试图通过追溯古埃及人的“遗传学的”姻亲关系来为以上问题找到答案。
伯纳尔认为，古希腊文化大部分来自埃及，而埃及文化相当一部分是黑非洲文化的产物。戴利认为从南部或西南部亚洲来的人是法老时代埃及人的主要遗传学祖先。正如特里格提到的，各早期学者得出结论，最早的前朝代的人是类黑人，但有“闪——舍”人的反复侵入，这个“朝代种族”带来了表达于早王朝埃及的先进文明。
用来估价这些思想的材料是模棱两可的。旧石器时代的埃及人被发现的太少，不能确定他们与其他人群的相似。特里格引证巴特拉维得出结论，来自上埃及的骨胳遗物表明从前王朝时期进入后历史时期没有什么变化，而虽然“人口数量上有些变化，但上埃及人大多身材较小，颅骨窄长，头发黑卷，皮肤为棕色……在麦利达，埃及——欧玛利和玛阿第发现的骨胳告诉我们，三角洲前王朝居民比上埃及人更高更壮，颅骨也更宽”（1983a,P12）。 但他对其他人的北方人给埃及带来“文明”的结论表示怀疑。
出现在早期法老的画和雕塑中的人的一般相貌与次撒哈拉非洲人形成对照，许多学者解释这些描绘以说明古埃及人属于地中海类型——矮小，四肢精巧，棕色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埃及与西南亚和地中海地区之间的基因流动，根据不断增加的商品交换，大概可能从农业起源时代起不断增加。头盖骨和牙齿的物理特征的时间和空间的对比分布根据农业和早期文化综是否是北非人和西南亚人大约公元前六千到前三千年迁入尼罗河谷的直接结果或相反，是否埃及基因圈在这些转化时代或多或少保持了不变，只是西南亚的文化因素而非人被引进埃及可被预料。
埃及文明的早期和中期的前王朝起源：Ca. 4000——3400B.C.
前王朝墓地和定居地在上埃及许多地点出现，但它们的密度在巴达里以北呈现出陡然的下降，巴策尔观察到孟菲斯和上埃及遗点之间地区的低定居密度，认为这可能是“需要大量人力去控制”的中埃及自然洪水盆地之大造成的。另外，这是中埃及的新的定居的密度，早期文物可能被掩盖了。
然而，到大约公元前三千六百年左右，大量公社在下埃及玛阿第及附近地区存在，即使埃及的人口统计、经济政治中心仍在上埃及，开始于大约公元前三千四百年之后的人口增长，经济扩大在北方似乎最快。但是，三角洲大约公元前三千四百年之前在什么程度上有人定居？三角洲西缘的法尤姆和麦利姆达的定居国告诉我们，公元前四千年以前下埃及肯定有人居住，至少在三角洲边缘地区，但几乎没有遗址能填补公元前四千年到大约前三千七百年这一段上埃及定居密度陡长，重大的文化变化发生的时间。
早期和中期前王朝的三角洲定居的遗物尚未被发现，这可能只是因为埋得太深的缘故。关于在上埃及演化来的最早的埃及复合社会性质的解释也存在着分歧。肯普认为希拉康坡里和一些其它地点曾作为大定居点出现，前王朝埃及的定居模式是“首领”式，就是说几个非常大的定居地囊括了绝大部分人口，而哈森认为，在前王朝时期和“甚至在王朝时代（这个模式）是一种强有力的分级系统”（1988.P162）。 首领式分布与趋向较大的集中和经济功能的分化的迅速变化相关，而分级式分布与权力和管理的集中相对小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系统相关。
坐落点地理模型能够被确定的话，便可更有效地用于考古定居模式材料。下埃及麦利姆达和玛阿第和涅伽达，海玛密的早期和中期前王朝遗址和其它南方遗址由直径为几米或更小的圆形小屋构成，由动物圈、贮藏所、垃圾坑和其它具有简单家庭经济特征的东西分隔开。在以后的时代里，这样的公社变成共有一道或更多墙的方形泥砖建筑的典型中东模式的较大的公社。我们知道的关于这些建筑的变化主要来自希拉康坡里等较大遗址，它们包含了完整的巴达里——阿姆拉特——涅伽达顺序。霍夫曼等人的结论是，在大约公元前三千二百年，希拉康坡里成了一个南部埃及国家的首都。他们认为，他们的研究的重要含义之一是他们的研究证明了“埃及文明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内部的不间断的进程”。
涅伽达遗址在早期前王朝时代可能象希拉康坡里一样重要。哈森指出，虽然前王朝的希拉康坡里和涅伽达都是具有大约几千居民的紧凑的聚核定居点，但它们“可能不是人口的主要中心，他们的功效可能主要是一个新的生活秩序、一个祭神的圣地和神的中心的象征”。
我们知道的与以希拉康坡里和涅伽达为中心的发展中的上埃及国家同时代的下埃及遗址只有玛阿第和一些附近公社。放射碳测定的年代表明，最初在这里的定居是在大约公元前三千六百五十年和此后的几个世纪。玛阿第由许多柱支茅顶的半地下的坑屋构成。玛阿第的数百个墓穴，就其内容的变化上看，至少表明了一些社会的分级，但最重要的是公社功能的改变。数百件叙利亚——巴勒斯坦的陶器在玛阿第被发现，这反映了与这个地区并可能与美索不达米亚发展中的乌鲁克——杰姆戴特·纳斯尔国家的牢固的联系。
下埃及和三角洲不是埃及文化综的最初中心地，这在生态学领域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如特里格提出的，上埃及最初的文化领先，可能与上埃及的大堤更易于农业耕种有关。卡内罗的早期国家形成模式在这里可能仍然适用：人口在严重受限的农业环境中的增长将导致资源的竞争，资源的竞争又将导致作为一个军事机构副产品的国家组织的发展。
前王朝——早王朝的过渡：Ca.3400——2700B.C.
到公元前三千年，整个尼罗河谷和三角洲从地中海到努比亚边界以及西部沙漠的绿洲都有人居住了。
大多数学者猜想，埃及借以达到政治统一的进程是一个暴力的进程。然而，关于埃及的发展是与西南亚交往而刺激起来的可能性的证据还不大清楚。雷德弗尔德指出，从格尔塞时代到第一王朝的埃及历史的传统解释证明了一种随着向上推进到尼罗河谷、席卷三角洲，扩展到亚洲的政治统一和扩张力量的向北渗透，但有一个因素特别难于纳入这个埃及政治演进的南北大潮，即格尔塞和后来人工制品遗址的人工制品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朗——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纳尔迈调色板，利比亚调色板和一些其它东西形象地描绘了一些人认为是埃及政治统一事件的说明的图景，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图景是含糊不清的。凯泽等人认为埃及统一得要更早些。
一个测定政治权力中心转移的传统方法是分析纪念碑建筑和丧葬祭礼地点。例如埃默里的北萨卡拉早期王朝坟墓的挖掘，展示了下埃及社会的一些地方的大量财富，但第一王朝统治者和他们的后继者的实际坟墓看来好象在阿比多斯，在人们知道的乌姆·埃尔·卡阿博地区。
萨卡拉的梯形金字塔的建造可能标志埃及庄严的文化中心的北移点达到了尼罗河谷和三角洲的交界处。特里格等人指出，上埃及人工制品风格在下埃及定居地的原始的出现并不表明必然的政治或经济的结合。但当我们把三角洲的最早的人工制品同早王朝其它居住地的人工制品相比较时，我们看到河谷和三角洲之间的人工制品风格的同一性大大增加了。
布托已被证明包含至少确定为公元前四千年晚期的沉积。在那里，发掘者们发现了反映同西南亚国家，特别是北叙利亚的阿幕奇F 时代定居区交往的泥锥、陶器和其它人工制品，说明通过这个地区，贸易联系可能达到了底格里斯、巴里克和上幼发拉底地区，布托可能是最重要的三角洲港。此外，三角洲东部定居地和巴勒斯坦公社可能有短的陆路连接。
除了这些不断扩大的对外关系的迹像外，也有迹像表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后，埃及尼罗河谷和三角洲公社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例如，最早的来自布托，宜斯威德丘和伊勃拉黑姆·阿瓦德丘的前王朝三角洲陶器与来自南方的是大不相同的。凡·登·布林克在伊勃拉黑姆·阿瓦德丘发现了四米沉积物，并指出其最早的几层出现了在风格上“显然与尼罗河各同时代遗址不同，所以可能反映了一个原始的三角洲文化……”的前王朝的陶器。凡·登·布林克在宜斯威德丘发现了最早的几层有最早的独特三角洲风格的小屋式的圆结构和陶瓷制品的遗存，后来的定居地有显示与尼罗河各传统风格一致的长方形泥砖结构和陶瓷制品的同样原型。关于在这些遗址观察到地层学顺序的中断和它们构成的不同的意义的争论依旧在进行着。
在上埃及和下埃及，很明显在产品的系列和生产方法上都有很引人注意的变化。大多复合社会都有一个其中强劳动量，高装饰陶器被较少审美吸引力，大批量生产的形式所取代的时代。西南亚的这一时代发生在早期的四千年，埃及的陶器似乎在早期王朝时代已有一个类似的过渡，但它的顶点却在古王国时期。
总之，到大约公元前二千七百年，与早期文明传统相联系的文化综的每个因素，从一个民族的宗教意识到主要工艺生产的政府控制管理都已在埃及出现。早期王朝的定居模式包括一些可能已是数千居民家园的定居地，就其提供的经济和政治的功能的数量而言是如何复杂地组织起来的还不清楚。一般讲，直到埃及历史很晚的时候，它似乎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的然而又是建立在数千小而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仅伴有经济生产的很小集中的集权国家。
古王国埃及：帝国的转变
约公元前二千七百年以后，埃及很快进入伟大的“金字塔时代”，也进入了历史时代，许多保存下来的古王国文献提供了一幅这个时代生活的生动图画。
古王国我们看到一些开始于很久以前的前王朝时代的一些发展趋势的继续。可以说，古王朝埃及在量的方面起初不同于早期王朝埃及。肯普认为古王国和中王国是一个“一元的阶段”，他把中王国看作基本上是一个第一中间期的一段时间的变化之后的古王国文化形式的重建。
至少从马克思时代起，古王国埃及已被看作古代社会形式，魏特夫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肯普认为，要理解如古王国埃及这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理解其伟大传统，即古王国和中王国的神性王权，它提供了藉此埃及国家被控制和被证明合法的机制。
古王国经济的性质在考古上没有很多文献，但一些文字材料和墓画弥补了这个不足。一些文献提供了管理者的等级，被广泛用于推测古王国集权管理的性质。其征税系统是完备而有效的。肯普认为古王国埃及的农业资源包括三个不同的种类：直接由国王拥有的财产；属于敬神基地的财产和由个人拥有属于税收的财产。
然而，当我们试图把这些不同的文献材料与已知的考古材料相比较时，困难就产生了。在简单的人口统计水平上，尽管有一些埃及形成时期的全面的人口增长的证据，但增长的速度显然很缓慢。在这同一时期中至少有一些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上的技术改善和可能一些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人们从一地向另一地的搬迁，因此，人口增长的总原形的实际结果和原因可能很难估计。在三角洲地区，一些小的古王国遗址的核心已被发现，古王国定居地显然也广泛分布在埃及的其它地区。
尽管古王国时期有总体人口增加，但似乎几乎没有此外的大的遗址。这与一些其它古老文明的情况很不相同。古王国定居地点和大小不取决于当地的环境，而且取决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许多学者指出，法老个人引导着埃及的定居，而这样做是出于不同的市俗动机，包括王室权力的巩固，刺激经济发展和边疆的防卫。
古王国定居原型至少包括五个不同类型：（1 ）孟菲斯的民族“首都”。（2）规模大而又有墙的城镇。（3）要塞和贸易集散地。（4 ）金字塔城镇。（5）小地方村落和城镇。 我们有来自这五种定居点的大量材料。更小的和中型的公社，我们的大多详细的证据来自三角洲西部的康·埃尔—黑森，其地点，一般构造和陶器方面同凡·登·布林克置于三角洲东部的古王国遗址的情况极其相似。作为一个地方首都，它在地方政治方面有些重要性，但它似乎也是一个一般的田园农业城镇，在第五和第六王朝及以后的许多时代都是一个大公社。
主要定居地的土石堆大多由古王国以有炉膛，贮藏部分，烟炱陶器，烧焦了的有机物和其它家庭化活动痕迹的小屋形式的泥砖建筑构成。我们只出土很少康·埃尔—黑森的随机样品，但到此为止的证据似乎大多与它是一个政府办的专门化的养牛定居地或通向利比亚路上的中转站的推断相一致。（1）几乎没有当地工艺品的证据。（2）制品风格给人的印象同遍及埃及，从基萨到达荷拉绿洲的古王国遗址的制品风格相一致，表明与中央古王国国家的很强的文化联系。（3）在康·埃尔—黑森发现的刻有标记的泥封反映了政府贮藏的直接进口或出口。（4）在康·埃尔—黑森和尼罗河各遗址之间在牛骨出现率方面有一个根本的不同，这个不同与牛粪是一个主要燃料资源的论证一起可能反映了牛的饲养和出口是一个主要的经济活动。（5）建筑费用和容量中的相对小的差别和显然康·埃尔—黑森的有限经济活动范围和社会阶级同主要由生计农民构成的公社相一致。马斯塔丘的古王国定居构成还不清楚，而门底斯可能位于尼罗河一个主要支流而且像布托一样，是非洲和亚洲沟通海路和陆路的一个主要连接点。
在尼罗河谷，古王国定居地按美索不达米亚标准似乎很小，组织相对简单。对布痕、埃里分订莱地点的古王国设防定居地的分析显示这些定居地是埃及帝王管理的重要部分。这些沿尼罗河的主要古王国城镇可能左右有大量的农业村庄。它们大多已被毁坏或埋掉了。
随着国内社会政治的变化，古王国地方定居形式可能随着时间大大地改变了。巴尔的对古王国头衔和等级的分析展示了古王国官僚政治的等级制度的巨大复杂性和变化。肯普提出在上埃及，地方事物由法老监督控制在古王国晚期逐渐削弱，而地方统治或诺姆长的出现则达到了顶峰。
关于古王国朝代的交替，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审美传统，我们知道的大多来自对祭祀中心基萨、萨卡拉的附近地区的考察，但只是最近，这些祭祀中心才被系统地挖掘。埃及金字塔本身可能是功能关系和某种程度上古王国埃及变化的功能结构中构成原因因素变化中的水平的精确反映。雷内尔认为基萨的三个金字塔、斯芬克斯和其它纪念物可能是一个单位计划的一部分而非只是承续的独立建筑规划的结果。然而许多学者认为金字塔和一些同样的能量“浪费”的表达不只是法老的狂想的产物，而且是基本社会经济决定因素的产物。这个“浪费”对于建造这些纪念物的社会来说是一个积极的贡献。
邓尼尔根据向农业的转化解释了北美史前金字塔和土丘建筑插曲的空间分布和时间测定。他认为这些丧葬崇拜在采集经济和早期农业经济大多在边缘地方的地区最为复杂，它们在以对他们长久生存起一份作用的方式连接许多小族的再分配经济中起了焦点作用。如果以同样的观点考虑埃及金字塔，我们会把古王国的纪念建筑物规划的突然兴盛解释为反映了这时期与随着同外国的交往而迅速发展及其它因素古王国经济和政治系统的迅速集中相联系的不稳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古王国后期的金字塔建筑的衰落可能反映了一个以后许多世纪在埃及存在的稳定形式中的经济或管理机构的全国的重建。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王国可以看到大量庙宇的不断修建，在某种程度上，以前花在金字塔上的能量完全转入其它建筑形式。肯普指出，在古王国的末叶，因为维护现存的崇拜中心的高费用，金字塔建筑可能慢了下来。而且金字塔只是观念上相同的投资于坟墓——方尖碑等的一种表达。塞德勒玛耶已指出，至少在考——玛特玛尔地区，第一中间期没有坟墓明显繁荣的变化。此外，卡那瓦提对原始文件和陵墓的评价是古王国后期王室权力没有像一般设想的那样衰落。这样，似乎投在金字塔上的劳力和资源必定不知怎么被调节到其它用途和其它变体上。
在金字塔建筑减少的这个时期，基本经济似乎没有大的转变。这与邓尼尔讨论的北美东部的变化相似，但许多因素可能一起减少了花在中王国埃及金字塔综上的费用。许多奢华的陵墓和其它综合物仍被建造，可能地方贵族权力和这些地方资源的巨大变化有一个增长，与努比亚和地中海世界的贸易可能更系统化。
一般说来，古王国埃及看到一个在前王朝和早期王朝已经看到的下埃及和上埃及国家政治经济组织趋向集中的趋势的加强，这可能反映了埃及的对外关系和三角洲巨大农业潜力的不断增长的重要性。但是，阿比多斯这样的南方遗址仍然是重要的丧葬中心，希拉康坡里和其它南方城镇至少到古王国后期仍有人居住。在国际贸易方面，古王国是一个来自巴勒斯坦的木材和许多其它商品的主要消费者。雷德弗尔德提出关于古王国埃及与西亚的关系的铭文证据表明埃及人把西亚看作属于法老，但没有代表稍后时代的殖民管理和帝国建筑的词汇的证据；他认为古王国君主通过贸易和征服，也通过威胁开发西亚以得到财物和劳力。
总之，有考古和文献的证明表明，古王国埃及是一个功能分化的，等级组建的扩张政体。
总结
这篇论文考虑的中心问题，即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为什么，什么时候，如何统一起的？应该说只是部分地回答了。最近来自三角洲遗址的证据已经改变了埃及作为一个复合社会起源的一些解释，无疑未来的研究将改变现在的解释。但我们关于埃及过去的知识的性质和潜力的更大的问题仍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比埃及历史的详细情况更重要，更难以驾驭。
温克非常赞同许多学者持有的观点，数百年无用的认识论的争论早应使我们不确信唯一切合实际的研究历史的方法是用一种综合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我们使用从沉积学到符号学的每一个与此探索有关的原则；使我们确信我们应该暂停对模仿物理和生物科学的历史经验主义科学的探索；使我们确信我们应该接受探索性质的大争论都谈到的主要“试验例”，但是，许多关于对埃及人我们知道和能够希望知道的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仍然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