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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历史哲学的再认识
启良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5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6年01期第69-82页
【作者简介】启良,1955年生，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西方历史上，本世纪无疑是科学发展最为迅速同时又是人类灾难最为深重的一个世纪。传统的失序，信仰的失落，文化的全面危机，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将西方文化推到接近毁灭的边缘。面对此种局面，西方哲学家们纷纷涉足社会历史领域，试图重新理解历史的意义和确立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同时对传统的历史学和历史思想进行再批判，从而在历史哲学领域形成了一幅流派纷呈、新思想新学说迭出的图景。其中，奥裔英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R·Popper，1902—1994）的历史哲学别具特色。他不依傍任何一家学说，并在广泛批判各家学说的基础上，写出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部重要著作，将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矗立于学术之林，从而引来了广泛的赞誉和批评。不少西方学者为他的著作的出版拍手叫好，称之为“20世纪划时代的”巨著，“使人联想到马克思”。而在原苏联和近十余年来的我国学术界，则采取几乎完全否定的观点，将其历史哲学视为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实际上，波普尔的历史哲学既不像西方学者所推崇的那样完美，也并非一无是处。其中既有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成见，亦有值得重视的思想成分。特别是将他的历史哲学同近百年来西方各种历史哲学流派相比较，更能体现其思想的独到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一、“世界Ⅲ”与历史学的学科特性
历史学能否称得上一门科学？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构成了近两百年来西方历史哲学史上的主题。以孔德和朗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和史学家深信，历史现象如同自然现象一样，有着严格意义上的规律性，因而必须同样实证化，同样需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而从叔本华、德罗伊森、狄尔泰等人开始，许多思想家强调历史的个别性和直觉悟性，并尽力将历史学同自然科学划清界限。
波普尔认为，以往哲学家们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理解都是片面的，要么是“部分的对”，要么是“部分的错”。他认为，历史学既有自己的学科特性，同时与自然科学又有着相统一的地方。具体说就是：“理论科学所应用的科学方法的统一性这个论题，可以在一定限度内扩展到历史科学的领域去，并且不必放弃理论科学同历史科学之间的根本区别。”〔1〕就二者的统一性而言， “历史科学在它们对待普遍规律的态度上并非相距甚远”，因为“普遍规律和特定事件对于任何因果解释都是必要的”；就二者的区别而言，“理论科学主要关心于寻求和检验普遍规律，而历史科学则把一切普遍规律视为当然，而主要关心于寻求和检验各个单称命题”〔2〕。波普尔这里所说的“理论科学”即自然科学，尤以物理学为代表。
历史科学之所以同自然科学既相统一又相区别，在波普尔看来，关键是历史科学有两种使命，它不但关心对特定事件的解释，同时也关心对特定事件的描述。当历史事件作为解释对象时，它就是一种典型，具有普遍意义。这样，历史学也就同自然科学走到一起，即同样需要寻找事物的因果联系。而当历史事件作为描述的对象时，它又是个别的，独一无二的，不再具有普遍意义。这样，自然科学的规律与方法在这里也就失去了用场。
对历史学学科特性的理解和阐述，波普尔所依据的是他的“世界Ⅲ”理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对世界Ⅲ客体的理解构成了人文科学的中心问题。”〔3〕。
在传统的各家哲学里，对世界的认识大多是两分法，即把世界分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波普尔一反人们的常规思维，在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外，设立第三个世界。“世界Ⅰ”为客体世界，“世界Ⅱ”为主体世界，“世界Ⅲ”为科学知识世界，即“属于客观理论、客观问题和客观依据的世界”，像问题、猜想、理论、论据、书籍、杂志等等，都属于世界Ⅲ。
世界Ⅲ于科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人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并非一堆死物，而自己亦非抱着纯粹客观的态度来处理这堆死物。他的研究行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世界Ⅲ的制约。但是世界Ⅲ绝不是主观的，它与信仰无关，同研究者的情感好恶无关。它从本质上说是客观的，自主的，不以研究者的精神世界而改变。所以，波普尔反反复复地说明，他的世界Ⅲ是一种“客观世界”和一个“自主的世界”。
波普尔认为，只有按照世界Ⅲ理论来理解人文科学中的“理解”问题，才可能为人文科学确定方法论根据。即是说，人文科学中的“理解”并非主观的、个人的或心理的活动，而是有着坚实的客观性保障。此种保障，即世界Ⅲ的客观性与自主性。因为“理解”虽然是认识主体的心理活动，但所依赖的却是世界Ⅲ客体，尤其可能是一种理论。例如一个历史的说明，所依赖的是一系列的论据和史料，而不可能离开论据和史料妄行推断。
这样，在有关人文科学的“理解”问题上，波普尔明显地同狄尔泰和科林伍德等人划清了界限。在狄尔泰和科林伍德那里，“理解”属于波普尔所称的世界Ⅱ，即无客观性保障的精神世界。狄尔泰就曾说过，在所有的理解中，都有一种非理性的东西，正如生命本身就是非理性的那样。这种非理性的东西就是“直觉”。而直觉是纯主观的，完全得自于人的主观体验。科林伍德认为，理解历史就是用自己的思想重演前人的思想。
显然，按照狄尔泰和科林伍德的“理解”理论，则人文科学就纯系一种主观性的学问，没有客观知识作为保障。也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把人文科学同自然科学严格地区分开来。而波普尔认为，狄尔泰等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人为地分为两截，不仅否定了二者相一致的地方，而且否定了历史学的客观性。他强调说：“我反对把理解的方法说成是人文科学的特点，说成是我们用以区别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标志。”〔4〕在他看来，人文科学需要“理解”， 自然科学同样需要“理解”。起码，二者在如下四个方面是相似的：1.由于共同的人性基础，我们可以理解别人，同样也可以因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理解自然；2.由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某种合理性，我们可以理解社会历史，同样也可以因为自然中的合理性而理解自然；3.既然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自然是上帝的作品，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像理解艺术作品一样地理解自然；4.理解自然科学的局限性在人文科学里同样存在。
基于上述分析，波普尔认为，历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与自然科学走到一起，而不必隔绝于科学体系之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理解历史和研究历史，而历史学也才可能具有它所应该具有的价值。如果按照狄尔泰和科林伍德等人的观点，将历史学完全看作一门主观性的学问，历史研究也就成了多余。波普尔还认为，科林伍德的“重建”理论，委实过高地估计了历史学家的“重建”能力。事实上，任何历史学家由于自身的种种局限，都是不可能重建前人思想的。例如研究一位皇帝，你如果没有做皇帝的经验，你怎么可能凭着自己的思想去重建这位皇帝的思想呢？又如研究像凯撒这样一位英雄，你如果没有凯撒那样的英雄气概，又怎么可能去重建凯撒的思想呢？所以，波普尔的结论是：“作为历史学家，他必须做的事情不是重建过去的经验，而是整理客观论据来证明或者反驳自己推测性的境况分析。”〔5〕
也就是说，历史学家所能做的，并不是凭着主观的臆想，飞腾时空的间距，直接与古人的事迹取得沟通，而是在前人或同代人的研究基础上，即借助世界Ⅲ客体，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使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更贴近历史的真实。这一过程，也就是猜想与反驳的过程。所以波普尔说，在历史理解问题上，“批判地重建问题境况的世界Ⅲ方法胜过直观地重新体验某种个人体验的世界Ⅱ方法。”〔6〕这样， 在波普尔这里，历史科学的方法也就基本上统一于他的证伪主义的科学哲学里面去了，从而达到了他对“物理学方法是否真的能用于社会科学”这一学术难题的解答。
但是，波普尔认为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相一致的地方，并不意味着他将二者视为没有差别。在他看来，历史科学虽然与自然科学相类似，但“如果我们将在历史中某一‘观点’所扮演的角色和物理学中某一‘观点’所扮演的角色作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彼此有很大差异。我们知道由物理学理论所呈现的‘观点’，通常可由新的事实来鉴定，在历史学中，情况就不是这样简单了”〔7〕。因为在自然科学里， 人们最感兴趣的是普遍法则或假说，不但可以引出一种“统合”，同时也产生一种“观点”。然而在历史科学里，重要的不是普遍法则，而是特殊事件。即是说，历史学家尽管试图使用普遍法则来理解历史，但这里的普遍法则“提供不出具有选择性和统合力的原则，也提供不出专为历史而有的‘观点’”。在历史中，我们所能使用的种种事实，常常受到极大的限制，不能将其重复。同时，这种种事实又是按照我们预想的观点而搜集的，很难说反映了历史原态的真实。所谓的历史资料，只不过是那些在历史学家看来值得记录的事实，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下，历史资料所包含的事实仅是那些与预想的理论相合的事实。而且，由于缺乏进一步的事实可资运用，其理论也就无法验证。
但这并不是说历史的解释没有价值。相反，波普尔认为，历史科学的价值恰好体现于它的解释对象与解释人的时空间距。解释是无穷尽的，不可能有最后的或绝对真理的解释。因为每一代人都势必面临着新的困扰与问题，都有着自己的兴趣和观点，所以每一代人都有权力依照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新解释历史。虽然这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做法，但却正是历史学的学科特性所在。如果像19世纪的一些历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只是如实地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那么历史学家就失去了它自身的意义，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不必以为将自己的观点有意的和批判的应用到问题上，会比另一类自称不提供解释的人所写的历史还差”〔8〕。
可以看出，对于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波普尔的解释是全新的。他试图借助世界Ⅲ作为通达二者的桥梁，从而使历史学在科学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在这一点上，波普尔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把历史学排除在科学的门外，那么事实上也就完全否定了历史的可知性，而历史学本身也就等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波普尔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同样是有欠缺的。世界Ⅲ只是当它作为认识或借助的对象时，才是客观的，并不能说明它本身就是客观的。比如史料，当它作为文字形式存在时，无疑是客观的，然而这种客观性并非它所反映历史事件的客观性。因为史料本身早已带上了史料记载人的主观成分。而这一点，波普尔自己也是认识到的。但是，如果世界Ⅲ本身的客观性成问题，我们又如何可能保障历史认识行为本身的客观性呢？再者，自然现象与历史现象毕竟有别，这也已为波普尔所认识。科学家研究自然，自然是他的对象物，他完全可以以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来看待他的研究对象，而历史学家则做不到这一点。他所面对的不是一堆死物，而是自身存在于历史之中。他无法跳出历史而研究历史，如同他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如是，则决定着他不可能像科学家研究自然那样做到客观，同时亦决定着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可能像波普尔所说的那样，通过世界Ⅲ的客观性和自主性就能使二者走到一起。
二、对泛自然主义历史哲学的批判
波普尔的历史哲学是批判性的，其批判的对象，他称之为“历史决定论”。照他的理解，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9〕。而且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之所以难尽如人意， 人类历史之所以灾难频仍，历史决定论难辞其咎。他精心构筑自己的历史哲学体系，并对历史决定论大加挞伐，就在于他深深地认识到，历史决定论的危害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重要的是对现代民主精神的否定。他明确表示，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书是“为战斗而作的努力”，因为它们“意味着反对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的思想以保卫自由”〔10〕。所以他又称他的学术研究为“战业”，称他的历史哲学为“政治哲学”。
波普尔将历史决定论分为两类，即“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二者的区别在于“对物理学方法可应用性的观点”，“如果他们赞成把物理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则称他们为‘泛自然主义的’或‘肯定的’；如果他们反对这些方法的应用，则称他们为‘反自然主义的’或‘否定的’”〔11〕。
不难看出，这里有一个疑问。波普尔自己的历史哲学是建立在他的物理学思想基础上的，而且他也曾一再表明，他对历史科学的一切努力，就是要使人们能够成功地将物理学方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照此说来，波普尔也应该是位泛自然主义者。那么为什么他还要将泛自然主义作为批判对象呢？对此，波普尔的回答是：问题不在于历史科学能否运用物理学方法，重要的是如何运用。他认为以往的历史哲学，不管是泛自然主义的还是反自然主义的，“关键性的错误在于对物理学方法的一些十分常见的误解”。
在西方思想史上，将自然科学推到万能位置上的是牛顿力学。在牛顿看来，一切自然现象都可用力学原理予以解释，因为整个世界不是偶然的、杂乱的，而是系统的、有序的。只要运用正确的科学方法，就可探寻事物的必然性和内部联系。在他的宇宙观里，整个自然界都是在机械原理下有规则地运行着，空间变成了几何学领域，时间变成了数的连续，人变成了与自己的历史毫不相干的旁观者。整个18世纪，牛顿力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或稍后的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乃至思想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牛顿的学说，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成联盟，即用自然科学中的机械决定论解释人文现象。用卡西尔的话说，18世纪没有一位值得尊敬的思想家能够避免这种机械论的影响。像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等人身上都带有牛顿的影子。
19世纪下半期，达尔文的进化论像牛顿力学一样，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在许多人看来，用达尔文的进化论理解社会历史，或许比牛顿力学更能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因为人类本来就是一种生物，也就必然受制于进化规律。他们视社会为有机体，视人类历史为“自然的演化”，甚至将制度与文化视为生物物种。
波普尔认为，上述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都是错误地模仿自然科学，错误地认为历史科学可以“揭示社会进化的规律，以便预言社会的未来”。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波普尔对其予以了系统的批判。
（一）按照泛自然主义的观点，人类历史必然受制于自然因果律。在这里，没有飞跃，没有断裂，没有停顿，有的只是“历史连续规律”，一切都按部就班地朝着某一理想的目标发展。波普尔认为，研究人类历史虽然可以采取因果性解释，但此种解释与自然领域的因果解释有着明显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在自然领域，因果关系是重复出现的，因而是可以被检验的，而历史领域却没有这种重复性的因果关系，因为这里不存在类似于自然领域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感兴趣的是普遍规律，而在历史领域，人们只是对独特事件的因果性解释感兴趣。而对独特事件的因果解释是不可能推演出“历史连续规律”的，也不可能看出历史的进步过程与阶段性。
（二）按照泛自然主义的观点，运动由力所决定，人类历史既然也是一种运动，那么也就以动力学原理为根据。即是说，历史解释必须分析产生社会变革和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此种观点在孔德的学说里得到了经典性的表述。波普尔认为，我们虽然可以把社会组织的改变和生产方式的改革作为一种运动来描述，但这只是一种比喻，而不能把它们真正地看作是一种运动。因为在物理学里，如果谈到物体或物体系统的运动，我们并非指该物体或物体系统有什么内部结构的改变，而只是说明它改变了相对于某个坐标系的位置。而社会历史的变革，与物体的运动完全是两回事，因而也就不能用动力学的原理予以说明。波普尔进而指出，在历史科学里，如果仅仅是为了达到认识历史的目的而借用速度、轨道、路线、方向等动力学概念，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以科学自居，那么这些概念就成为科学的奇谈怪论”〔12〕。在他看来，社会历史领域根本就不存在与物体运动相类似的社会运动，当然也就无所谓“社会运动的规律”，更不应该用动力学的原理来理解人类历史。
（三）按照泛自然主义的观点，尤其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人类历史的发展体现为一种进化规律，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一规律对未来抱乐观主义态度，并“大规模地”预测未来前景。波普尔认为，这完全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神话，也是最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历史理论。进化论基于对生物界的大量观察，得出相关的种类有共同的祖先的科学假说，虽然包含某些普遍性的自然规律，诸如遗传规律、分异规律和突变规律。但是，“这个假说本身并不是一条普遍规律”，倒不如说，它具有特殊的或专有的历史命题的性质，因而从中不可能发现有什么普遍规律。对此，波普尔的表述十分明了简捷：“我的理由很简单。地球上的生命进化或者人类社会的进化，只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进程。”〔13〕又说：“不存在进化的规律，只存在动植物变化，或更准确地讲，动植物已经发生变化的历史事实。规律决定进化的方向和特点的观念，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的错误，它起因于把传统上赋予上帝的功能转归‘自然规律’这种思想流行病。”〔14〕波普尔认为，这里的关键是，历史假说只是关于个别事件的单称命题，而不是全称命题。进化论只是一种历史假说，因而也只能看作单称命题。况且，任何规律在它被科学认可之前，都必须由新的情况来检验。如果我们永远只限于观察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那就不能指望对假说进行验证，不能指望发现科学所能接受的自然规律。所以波普尔的结论是，对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的观察不可能帮助我们预见它的未来发展，如同对一个正在成长的蝎子进行再仔细的观察也不能预见它会变成蝴蝶一样。
（四）按照泛自然主义的观点，社会如同有机体，同样有自己的诞生、童年、青年、壮年、老年和死亡的生命周期，因而对其未来的发展形式也是可以作出预测的。此种历史观同样受进化论的影响，不同的只是，它不是强调历史的直线发展，而是一种历史循环论。波普尔并不否认某些历史事件的相似性，但他认为，“所有这些重复情况都牵涉到环境，而环境是千差万别的，环境可以对其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因此，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期望，历史发展中看来是重复的事情将一模一样地继续出现”〔15〕。也就是说，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不具备可逆性，它只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每一时刻的每一事件都是新的。这种不可逆性决定着它不可能有终点，更不可能作圆周运动。自然现象有周期性的变化，如日夜更替、四季轮转，是因为自然万物只有服从自然规律的必然，没有超越规律的自由。而人类历史不同，一切都有赖于人的创造，都是人在一定的环境下凭着自己的能力所造就的。人在变化，环境也在变化，由此又决定着后代不可能重复前代的历史。
（五）波普尔对泛自然主义的批判，最值得重视的是他揭开了其批判对象的神学“目的论”面纱。他认为，泛自然主义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对科学的推崇，实际上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相反，倒是神学的翻版。因为这种历史哲学将“规律”放在神的位置上，完全是一种宿命论，一种迷信。“它认定在没有播种的地方，也能有收获；它试图说服我们，只要随着历史的步伐，一切自能平平坦坦，毋需我们作重要的决定；它试图将我们的责任转移到历史上，然后玩弄超越我们个人的邪恶权力；……”〔16〕。在这样一种历史观面前，人是极其渺小的，其价值等于零。所以波普尔指出，这种历史观的要害是对人在历史中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的否定，“不承认人类理性具有实现一个较合理的世界的能力”。既然一切都是由“历史连续规律”安排好了的，那么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多余。如是，则人本身的意义也就从根本上成了大问题。
波普尔对泛自然主义的上述批判，并非纯学术性的，而是紧联着对人类命运问题的思考。因为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非但为学术上的谬说，更重要的是将人类社会导入迷途，坠入深渊。其要害，克罗齐、科林伍德、汤因比等人都曾有过揭示，但均不及波普尔的思想力度。同时应该指出的是，波普尔的批判虽曰深刻，但在具体的论述方面又不免失之偏颇。人既与自然万物有别，但同时又是自然界的一员，他既有可能超出自然律从事历史活动，但又无时不受自然律的限制。即是说，我们在讨论历史问题时，首先所要思考的应是人的历史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是自主的，以及历史活动与自然律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如果此等问题不解决，那么就难以令人信服地驳倒泛自然主义历史哲学的谬误。
三、对反自然主义历史哲学的批判
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在西方思想史上，严格说来始于维科的《新科学》。但是维科的思想很长时期内不为学界所了解，直到19世纪下半期，西方思想界才兴起一股强劲的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思想，代表性人物有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克罗齐、科林伍德等人。他们或者强调历史的个别性，或者强调历史认识的直觉悟性，但其目的却是一致的，即尽力将历史学从实证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波普尔认为，各式各样反自然主义历史哲学同样是错误的。它们虽试图将历史学同自然科学划清界限，还历史学的独立性，但其结果却使历史学成了纯主观的东西，并使自己同批判对象走到一起，即同样表现为历史决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波普尔所批判的反自然主义历史哲学，并非仅限于近现代，而是从古代说起，认为“历史决定论是一个古老的观念，更恰当地说，是由许多松泛的观念连结在一起”。他把基督教的“选民论”，把部落至上观念，都看作历史决定论的早期形式。所以他的批判对象，既有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史学家和哲学家，也有古代的思想家，如柏拉图、赫拉克利特等人。
由于批判对象大多是些“松泛的观念”，所以波普尔对反自然主义历史哲学的驳论亦大多零乱，有的甚至没有展开论辩。大致说来，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
（一）关于历史学的选择性问题。反自然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方法之所以不能运用于历史学，原因之一便是历史学家在从事他的研究时，总是在做一种选择工作。他不仅选择史实和史料，同时也选择理论。这样，导致历史学家不可能如实地再现历史。波普尔认为，研究工作中的选择问题，并非只在历史学中有之，自然科学家同样存在。在自然科学中，“观点”通常是由一种科学的理论所决定，“这种情形若以探照灯来比喻会更清楚。探照灯探照事物，要依灯的位置，我们让它所朝的方向，灯光的强度、色彩等来决定”〔17〕。而在历史学中，正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同样避免不了选择，“若坚持能避免，唯有导致自欺和缺乏批判的用心”〔18〕。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他所应该做的，只是在承认自己这种选择性的基础上，诚实地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进而维护历史学的科学品格。
（二）关于历史学的不确定性问题。反自然主义坚持认为，自然科学所处理的课题是简单的，而历史学的课题则要复杂得多。此种复杂性，既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复杂，又表现为历史解释与被解释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复杂，因此，历史学与自然科学迥然相异。更重要的是，此种复杂性致以历史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预测功能。对此，波普尔基本上是同意的。但他认为，仅此并不能说明历史学不能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历史学中的“不确定性”，只能说明我们更加有必要以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来对待，而不能将其排除在科学的门外，任其由某些别有用心者所利用，结出有损人类进步事业的恶果。
（三）关于历史学的直觉悟性问题。反自然主义认为，自然科学的目的是解释因果关系，而历史学则是对以往事件的描述。自然科学可借助数学公式对事物作出严格的定量说明，而历史学则主要是从性质上去把握认识对象，用“民族性”或“时代精神”来理解历史的发展。所以前者运用的是归纳的概括，后者则只能借诸联想。而在波普尔看来，反自然主义对历史学直觉悟性的看法，错误不在于历史学方法上，而是对历史发展理论的误解。此种观点相信历史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对其认识也只能是神秘的直觉悟性。这样一种历史哲学，说到底，还是局限在神学的教条中，其对历史学运用科学方法的不信任，如同教士们认为科学方法无助于信仰的思维模式一样。
（四）关于历史学的整体性问题。反自然主义认为，历史学的研究不应采取原子主义的方法，而应采取整体主义的方法。因为社会集团决不能视为只是个人的集合体，而是一个整体。作为整体的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传统和自己的建构。而研究其传统和建构，自然科学的方法则做不到这一点。波普尔认为，这样一种整体主义思想，对人们的社会实践“具有特别有害的影响”。可以说，波普尔整套历史哲学的要旨也就在这里。在他看来，整体主义的要害即对社会历史大规模预测的信仰，而忽视渐进性的社会改革，并从根本上忽视了人在历史创造活动中的主体性。
波普尔对整体主义的批判，按他自己的说法，“有两点反对意见：（a）它忽视了过去一切社会知识， 包括前科学的和科学的知识都至为重要的渐进实验。（b ）整体主义实验不可能对我们的实验知识有较大的帮助”〔19〕。“渐进实验”与“整体主义实验”是波普尔历史哲学中两个重要概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称之为“渐进工程”和“乌托邦工程”。他认为，“渐进工程”所相信的是人的理性和能力，相信人类历史的进步是通过“渐进的技术师”的不断批判和不断改良而实现的。它的品格是开放的，所引来的必是一个民主自由和稳步发展的社会。反之，整体主义的“乌托邦工程”则是对人在历史中的批判理性和创造热情的扼制，所引来的只能是政治上的极权和社会的动荡不安。
将反自然主义作为历史决定论来批判，是波普尔历史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我们知道，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哲学领域的种种非决定论者，几乎都是反自然主义的。因为近代以来的历史决定论，主要植根于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自然决定论。波普尔也是非决定论者，他反对泛自然主义，亦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有着反自然主义倾向。然而波普尔的特殊之处是，他在许多方面并不同意以往的非决定论者，反对将历史学排除在科学之外。这样，无疑为他的理论阐发增加了困难，也使别人对他的理论的理解增加了困难，就连他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论述亦显得互相矛盾。
比如，他反对将不确定性和选择性看作历史学的特性，认为在自然科学里同样存在着不确定性和选择性，却没有看到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不确定性和选择性是有差别的。如果取消这一差别，那么就会滑向他所反对的泛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上去。
又如，他反对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并将其看作开放社会的敌人。实际上，历史尽管出于人的创造，但其内部的结构和规律却是不可否认的。也就是说，我们承认历史进步的“渐进工程”性质，并不意味着就能否定它的整体性质。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于是否认可整体主义观点，而是如何既承认历史的整体性质又肯定人在历史中的创造作用，而不至于沦为宿命论。再者，承认历史进步的整体性，也并非就一定是一种“乌托邦工程”的历史观。相反，如果否认历史内在的结构和规律，倒是很容易导致开放社会的真正敌人——唯意志论的产生。就历史实例看，许多“乌托邦工程”的实践，不正是因为忽视历史的内在结构和规律而凭着某种主观热情或善良愿望的盲干胡来？况且，“渐进工程”也不一定就是开放社会的特征。如果没有健全的制度文明作保障，社会批判精神难以萌生，“渐进工程”的历史观同样是开放社会的敌人，同样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因为，如果认识不到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内在规律，一切都是无定性的，时时处在摸索之中，结果只能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四、历史的预测与历史的意义问题
对波普尔的历史哲学，人们颇多异议，尤其在我国学术界，大多将其当作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来批判，主要是因为波普尔如下两个观点：历史不能预测未来；历史无意义。
历史不能预测，这一观点是波普尔历史哲学的核心内容，因而也是我们在研究他的历史思想时所不可回避的。
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的序言中，波普尔写道：“我成功地对历史决定论给予反驳：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接着，他将自己的“逻辑理由”概括为下面几点：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2.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3.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这里的表述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只是：波普尔是在什么意义上反对历史预测的。
相信历史具有预测功能，在西方思想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论是中世纪的上帝史观，还是近代的唯心史观和机械论历史观，都是将历史作超历史的理解，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创造性与主体性。由于历史被神秘化，所以在许多思想家那里，历史是可以预测的：从过去可以理解现在，从现在可以预言未来。
波普尔是一位非决定论者，他只相信社会进步是人类不断修正错误和解决问题的结果，即“渐进工程”的产物。这其中包括人类自己的想象、批判、选择和运气以及其他非决定性的偶然因素。因之，人类应该对自己的历史负责任。如果一切都是前定的，那么人类既可能把自己以往的错误归咎于实体化的“历史”，从而回避错误，并可能继续犯错误，同时又可能对未来采取守株待兔的消极态度，一切听从历史规律的必然性摆布。在这里，人的主体性被完全湮灭，甚至连历史决定论所宣称的历史规律亦不复存在。因为过分地对一个虚构的不变规律的强调并将其摆在上帝的位置上，实际上也就是对这种虚构的规律的逻辑否定。
在波普尔看来，人类历史进程受到人类知识增长的影响，知识的增长即历史的进步。但是，知识的增长是不可能预测的。如果我们能够预测将来的知识，说明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这种知识，那么它就不是将来的，而是现在的。如是，预测也就失去了意义。与此相应，人类历史由于受知识增长的影响，因而也是不能预测的。波普尔认为，真正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就是很好地把握现在，充分认识世界Ⅲ客体的前提价值，并始终抱着理性的批判精神看待现在的一切理论和政策。一项政策只是一个假说，它必须加以检验，并和现实相比较，以便随时修正。社会运行的合理步骤，是事先通过批判的考察，发现错误和潜在的问题，而不是消极地静候它在实践中暴露，从而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理性的批判精神是开放社会的品格，是民主自由的体现。它所依赖的是人民的智慧与理性，而不是少数人的玄想和发号施令。相反，强调历史预测的人，只能把人类进步的希望寄托于少数人对整个社会的“计划”或“控制”。因为在此种以整体主义思想为逻辑前提的历史观里，人民是无所作为的，“历史连续规律”被认为只有少数几个大脑方可认识，或者说，只有少数几个大脑才可以借助于“历史连续规律”的学说，达到对整个社会的一统控制。这也就是波普尔将“渐进工程”作为民主社会的特征和将“乌托邦工程”作为极权社会特征的主要理论依据。
对于历史是否具有预测功能这一问题，相对于传统的历史哲学，波普尔的思考的确不乏精到之处，尤其对于消除人们历史视域的眼障，功不可没。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应该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我们所反对的只是那种类似于神学目的论的历史预测理论，而不能据此否定历史预测功能本身。既然承认历史是人的作品，那么人类的共性就决定着其所创造的历史有着某种连续性和各个时代的相似性，凭着此种连续性和相似性，人们便可以通过过去认识现在，或通过现在和过去把握未来。虽然这种预测不可能准确，更不是像历史决定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未来的道路是预成的。但是人类未来的大势基本上是可以把握的。如果一切都是无定性的，未来全都是渺茫的，那么不仅人生的意义会成问题，而且任何创造和建设都不可能。再者，历史预测也并不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的丧失，相反正是其主体性的体现。
波普尔反对历史预测功能，主要理论依据是他认为历史中不存在普遍规律。关于历史规律与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问题，是几个世纪以来哲人们颇感困惑的难题。波普尔试图通过高扬人的主体性而求得问题的解答，且开拓了一条前人不曾思考过的致思理路。但是从总体上看，其探索仍不甚成功。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在看待历史规律与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的关系问题上，是否一定要将二者视为水火不容。换句话说，我们肯定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性，是否就一定要以牺牲历史规律为代价。如果历史中没有规律可循，那么人们创造历史岂不失去依凭，而且历史也会变得不可认识。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波普尔“历史无意义”的思想。
波普尔明确说过：“历史没有意义”，又说，“大部分人所说的那种历史根本就不存在”〔20〕。据此，许多论者批评他否认历史的价值，甚至否认历史的客观存在。实际上，此种批评只是望文生义，并未理解波普尔的原意。波普尔“历史无意义”一语中的“历史”并非指以往客观存在的历史，而只是指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
波普尔认为，历史中的事实是无穷尽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将万般事实都写上，而必须有所选择。例如，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写一部艺术史，或一部语言史，或一部饮食史，或一部伤寒病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历史书中，没有一部是人类的历史。为了区分事实的历史和见诸文字的历史，波普尔用“是”与“关于”两个词作界定。即是说，我们所能见到的历史是“关于”什么的历史，而不是“是”什么的历史。譬如欧洲史，历史学家只能写出“关于”欧洲的历史，而这种历史并不能看作“是”欧洲的历史。
但问题是，“关于”什么的历史不也是历史吗？虽然它不全面，经过历史学家的选择，但多少还是反映了客观历史的真实，怎能说没有意义呢？原来，在波普尔看来，出自历史学家手下的历史非但不全面，且多是对历史的歪曲。因为千百年来，历史学家对艺术史、语言史之类的题材并不感兴趣，主要兴趣放在“政治权力的发展史”，并将其抬到世界史的高度，好像一部人类史仅此而已。波普尔是倾向人民史观的，对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却无好感，认为“政治权力的发展史，只不过是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的历史”。而教科书中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甚至将一些罪大恶极的罪犯颂扬为历史的英雄。这样的历史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他认为“一切现存的历史，伟人的历史和权力的历史，充其量只是一种肤浅的闹剧而已”〔21〕。
在波普尔看来，事实中的历史是整个人类的历史，“那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个人；他们的忧愁和欢乐，他们的痛苦和死亡，才是各时代的人所经历的真正内容”。因之，从道理上说，历史“务必是包含全人类的希望、斗争和灾难的历史。因为， 没有人是比其他人更重要的”〔22〕。只是这样的历史很难写出来，因为人们写历史，“必定要抽象、 省略，要有所选择”。那么，人们为什么选择政治权力的发展史，而不选择其他方面呢？照波普尔的理解，原因是权力的影响大，人们对权力大多有一种恐惧心理，而且拥有权力的人也希望将自己载入史册，所以历史学家大多是在皇帝、将军、独裁者的淫威之下来撰写历史的。这样的历史肯定是要失真的，有的甚至完全是一些骗人的文字，“是人伪造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波普尔看到，既然历史只是一部“政治权力的发展史”，那么历史学家在强权的淫威下撰写历史，必定是按照强者的逻辑而写的。在这样的历史中，存在就是合理，似乎历史发展到今天，每一步骤每一变革都是合逻辑、合目的地发展下来的。此种历史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一方面从理论上为现实辩护和为现实贴金，另一方面消解人民对现实不合理现象的批判精神。它的教育功能只是告诉人们，跟着历史的步伐走，历史将你带到何处，你就跟到何处，而毋需怀疑这种实体化的“历史”是否存在。这种按强者的逻辑所写的历史，正是波普尔所极力批判的历史决定论中的东西。
波普尔“历史无意义”的命题虽然是针对历史著作而言的，而不是指客观的历史本身没有意义，但实际上这一命题对客观的历史同样地构成了伤害。后人了解前人的历史，主要靠阅读历史书籍而获知。如果历史著作全无意义，那么后人又如何可能了解前人的历史呢？如果不能，那么客观历史事实本身岂不也就对后人失去了价值？再者，历史著作偏重于“政治权力的发展史”，且是在强权的淫威下写成的，但这同样不能说明历史著作没有意义。起码它可以帮助后人了解权力的发展史，如果读者自身具有理性的批判精神，还可以从中获得某种历史智慧，从而有益于对现代政治的洞悉。何况，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也不仅仅只有政治史。比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就不是以政治史为主题的。更为重要的是，按照波普尔世界Ⅲ理论，历史著作属于世界Ⅲ客体。如果历史著作没有意义，那么他自己的世界Ⅲ理论的价值岂不也就成了问题。
注释：
〔1〕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第114页。
〔2〕《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16页。
〔3〕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页。
〔4〕《客观知识》，第195页。
〔5〕《客观知识》，第199页。
〔6〕《客观知识》，第180页。
〔7〕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桂冠图书公司1984年版， 第1040页。
〔8〕《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048页。
〔9〕《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2页。
〔10〕波普尔：《无穷的探索—思想自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
〔11〕《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2页。
〔12〕《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90页。
〔13〕《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85页。
〔14〕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 第485页。
〔15〕《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88页。
〔16〕《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063页。
〔17〕《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039页。
〔18〕《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040页。
〔19〕《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67页。
〔20〕《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050—1051页。
〔21〕《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054页。
〔22〕《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052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5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6年01期第69-82页
【作者简介】启良,1955年生，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
一、“世界Ⅲ”与历史学的学科特性
历史学能否称得上一门科学？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构成了近两百年来西方历史哲学史上的主题。以孔德和朗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和史学家深信，历史现象如同自然现象一样，有着严格意义上的规律性，因而必须同样实证化，同样需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而从叔本华、德罗伊森、狄尔泰等人开始，许多思想家强调历史的个别性和直觉悟性，并尽力将历史学同自然科学划清界限。
波普尔认为，以往哲学家们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理解都是片面的，要么是“部分的对”，要么是“部分的错”。他认为，历史学既有自己的学科特性，同时与自然科学又有着相统一的地方。具体说就是：“理论科学所应用的科学方法的统一性这个论题，可以在一定限度内扩展到历史科学的领域去，并且不必放弃理论科学同历史科学之间的根本区别。”〔1〕就二者的统一性而言， “历史科学在它们对待普遍规律的态度上并非相距甚远”，因为“普遍规律和特定事件对于任何因果解释都是必要的”；就二者的区别而言，“理论科学主要关心于寻求和检验普遍规律，而历史科学则把一切普遍规律视为当然，而主要关心于寻求和检验各个单称命题”〔2〕。波普尔这里所说的“理论科学”即自然科学，尤以物理学为代表。
历史科学之所以同自然科学既相统一又相区别，在波普尔看来，关键是历史科学有两种使命，它不但关心对特定事件的解释，同时也关心对特定事件的描述。当历史事件作为解释对象时，它就是一种典型，具有普遍意义。这样，历史学也就同自然科学走到一起，即同样需要寻找事物的因果联系。而当历史事件作为描述的对象时，它又是个别的，独一无二的，不再具有普遍意义。这样，自然科学的规律与方法在这里也就失去了用场。
对历史学学科特性的理解和阐述，波普尔所依据的是他的“世界Ⅲ”理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对世界Ⅲ客体的理解构成了人文科学的中心问题。”〔3〕。
在传统的各家哲学里，对世界的认识大多是两分法，即把世界分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波普尔一反人们的常规思维，在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外，设立第三个世界。“世界Ⅰ”为客体世界，“世界Ⅱ”为主体世界，“世界Ⅲ”为科学知识世界，即“属于客观理论、客观问题和客观依据的世界”，像问题、猜想、理论、论据、书籍、杂志等等，都属于世界Ⅲ。
世界Ⅲ于科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人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并非一堆死物，而自己亦非抱着纯粹客观的态度来处理这堆死物。他的研究行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世界Ⅲ的制约。但是世界Ⅲ绝不是主观的，它与信仰无关，同研究者的情感好恶无关。它从本质上说是客观的，自主的，不以研究者的精神世界而改变。所以，波普尔反反复复地说明，他的世界Ⅲ是一种“客观世界”和一个“自主的世界”。
波普尔认为，只有按照世界Ⅲ理论来理解人文科学中的“理解”问题，才可能为人文科学确定方法论根据。即是说，人文科学中的“理解”并非主观的、个人的或心理的活动，而是有着坚实的客观性保障。此种保障，即世界Ⅲ的客观性与自主性。因为“理解”虽然是认识主体的心理活动，但所依赖的却是世界Ⅲ客体，尤其可能是一种理论。例如一个历史的说明，所依赖的是一系列的论据和史料，而不可能离开论据和史料妄行推断。
这样，在有关人文科学的“理解”问题上，波普尔明显地同狄尔泰和科林伍德等人划清了界限。在狄尔泰和科林伍德那里，“理解”属于波普尔所称的世界Ⅱ，即无客观性保障的精神世界。狄尔泰就曾说过，在所有的理解中，都有一种非理性的东西，正如生命本身就是非理性的那样。这种非理性的东西就是“直觉”。而直觉是纯主观的，完全得自于人的主观体验。科林伍德认为，理解历史就是用自己的思想重演前人的思想。
显然，按照狄尔泰和科林伍德的“理解”理论，则人文科学就纯系一种主观性的学问，没有客观知识作为保障。也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把人文科学同自然科学严格地区分开来。而波普尔认为，狄尔泰等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人为地分为两截，不仅否定了二者相一致的地方，而且否定了历史学的客观性。他强调说：“我反对把理解的方法说成是人文科学的特点，说成是我们用以区别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标志。”〔4〕在他看来，人文科学需要“理解”， 自然科学同样需要“理解”。起码，二者在如下四个方面是相似的：1.由于共同的人性基础，我们可以理解别人，同样也可以因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理解自然；2.由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某种合理性，我们可以理解社会历史，同样也可以因为自然中的合理性而理解自然；3.既然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自然是上帝的作品，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像理解艺术作品一样地理解自然；4.理解自然科学的局限性在人文科学里同样存在。
基于上述分析，波普尔认为，历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与自然科学走到一起，而不必隔绝于科学体系之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理解历史和研究历史，而历史学也才可能具有它所应该具有的价值。如果按照狄尔泰和科林伍德等人的观点，将历史学完全看作一门主观性的学问，历史研究也就成了多余。波普尔还认为，科林伍德的“重建”理论，委实过高地估计了历史学家的“重建”能力。事实上，任何历史学家由于自身的种种局限，都是不可能重建前人思想的。例如研究一位皇帝，你如果没有做皇帝的经验，你怎么可能凭着自己的思想去重建这位皇帝的思想呢？又如研究像凯撒这样一位英雄，你如果没有凯撒那样的英雄气概，又怎么可能去重建凯撒的思想呢？所以，波普尔的结论是：“作为历史学家，他必须做的事情不是重建过去的经验，而是整理客观论据来证明或者反驳自己推测性的境况分析。”〔5〕
也就是说，历史学家所能做的，并不是凭着主观的臆想，飞腾时空的间距，直接与古人的事迹取得沟通，而是在前人或同代人的研究基础上，即借助世界Ⅲ客体，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使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更贴近历史的真实。这一过程，也就是猜想与反驳的过程。所以波普尔说，在历史理解问题上，“批判地重建问题境况的世界Ⅲ方法胜过直观地重新体验某种个人体验的世界Ⅱ方法。”〔6〕这样， 在波普尔这里，历史科学的方法也就基本上统一于他的证伪主义的科学哲学里面去了，从而达到了他对“物理学方法是否真的能用于社会科学”这一学术难题的解答。
但是，波普尔认为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相一致的地方，并不意味着他将二者视为没有差别。在他看来，历史科学虽然与自然科学相类似，但“如果我们将在历史中某一‘观点’所扮演的角色和物理学中某一‘观点’所扮演的角色作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彼此有很大差异。我们知道由物理学理论所呈现的‘观点’，通常可由新的事实来鉴定，在历史学中，情况就不是这样简单了”〔7〕。因为在自然科学里， 人们最感兴趣的是普遍法则或假说，不但可以引出一种“统合”，同时也产生一种“观点”。然而在历史科学里，重要的不是普遍法则，而是特殊事件。即是说，历史学家尽管试图使用普遍法则来理解历史，但这里的普遍法则“提供不出具有选择性和统合力的原则，也提供不出专为历史而有的‘观点’”。在历史中，我们所能使用的种种事实，常常受到极大的限制，不能将其重复。同时，这种种事实又是按照我们预想的观点而搜集的，很难说反映了历史原态的真实。所谓的历史资料，只不过是那些在历史学家看来值得记录的事实，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下，历史资料所包含的事实仅是那些与预想的理论相合的事实。而且，由于缺乏进一步的事实可资运用，其理论也就无法验证。
但这并不是说历史的解释没有价值。相反，波普尔认为，历史科学的价值恰好体现于它的解释对象与解释人的时空间距。解释是无穷尽的，不可能有最后的或绝对真理的解释。因为每一代人都势必面临着新的困扰与问题，都有着自己的兴趣和观点，所以每一代人都有权力依照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新解释历史。虽然这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做法，但却正是历史学的学科特性所在。如果像19世纪的一些历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只是如实地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那么历史学家就失去了它自身的意义，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不必以为将自己的观点有意的和批判的应用到问题上，会比另一类自称不提供解释的人所写的历史还差”〔8〕。
可以看出，对于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波普尔的解释是全新的。他试图借助世界Ⅲ作为通达二者的桥梁，从而使历史学在科学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在这一点上，波普尔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把历史学排除在科学的门外，那么事实上也就完全否定了历史的可知性，而历史学本身也就等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波普尔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同样是有欠缺的。世界Ⅲ只是当它作为认识或借助的对象时，才是客观的，并不能说明它本身就是客观的。比如史料，当它作为文字形式存在时，无疑是客观的，然而这种客观性并非它所反映历史事件的客观性。因为史料本身早已带上了史料记载人的主观成分。而这一点，波普尔自己也是认识到的。但是，如果世界Ⅲ本身的客观性成问题，我们又如何可能保障历史认识行为本身的客观性呢？再者，自然现象与历史现象毕竟有别，这也已为波普尔所认识。科学家研究自然，自然是他的对象物，他完全可以以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来看待他的研究对象，而历史学家则做不到这一点。他所面对的不是一堆死物，而是自身存在于历史之中。他无法跳出历史而研究历史，如同他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如是，则决定着他不可能像科学家研究自然那样做到客观，同时亦决定着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可能像波普尔所说的那样，通过世界Ⅲ的客观性和自主性就能使二者走到一起。
二、对泛自然主义历史哲学的批判
波普尔的历史哲学是批判性的，其批判的对象，他称之为“历史决定论”。照他的理解，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9〕。而且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之所以难尽如人意， 人类历史之所以灾难频仍，历史决定论难辞其咎。他精心构筑自己的历史哲学体系，并对历史决定论大加挞伐，就在于他深深地认识到，历史决定论的危害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重要的是对现代民主精神的否定。他明确表示，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书是“为战斗而作的努力”，因为它们“意味着反对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的思想以保卫自由”〔10〕。所以他又称他的学术研究为“战业”，称他的历史哲学为“政治哲学”。
波普尔将历史决定论分为两类，即“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二者的区别在于“对物理学方法可应用性的观点”，“如果他们赞成把物理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则称他们为‘泛自然主义的’或‘肯定的’；如果他们反对这些方法的应用，则称他们为‘反自然主义的’或‘否定的’”〔11〕。
不难看出，这里有一个疑问。波普尔自己的历史哲学是建立在他的物理学思想基础上的，而且他也曾一再表明，他对历史科学的一切努力，就是要使人们能够成功地将物理学方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照此说来，波普尔也应该是位泛自然主义者。那么为什么他还要将泛自然主义作为批判对象呢？对此，波普尔的回答是：问题不在于历史科学能否运用物理学方法，重要的是如何运用。他认为以往的历史哲学，不管是泛自然主义的还是反自然主义的，“关键性的错误在于对物理学方法的一些十分常见的误解”。
在西方思想史上，将自然科学推到万能位置上的是牛顿力学。在牛顿看来，一切自然现象都可用力学原理予以解释，因为整个世界不是偶然的、杂乱的，而是系统的、有序的。只要运用正确的科学方法，就可探寻事物的必然性和内部联系。在他的宇宙观里，整个自然界都是在机械原理下有规则地运行着，空间变成了几何学领域，时间变成了数的连续，人变成了与自己的历史毫不相干的旁观者。整个18世纪，牛顿力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或稍后的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乃至思想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牛顿的学说，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成联盟，即用自然科学中的机械决定论解释人文现象。用卡西尔的话说，18世纪没有一位值得尊敬的思想家能够避免这种机械论的影响。像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等人身上都带有牛顿的影子。
19世纪下半期，达尔文的进化论像牛顿力学一样，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在许多人看来，用达尔文的进化论理解社会历史，或许比牛顿力学更能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因为人类本来就是一种生物，也就必然受制于进化规律。他们视社会为有机体，视人类历史为“自然的演化”，甚至将制度与文化视为生物物种。
波普尔认为，上述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都是错误地模仿自然科学，错误地认为历史科学可以“揭示社会进化的规律，以便预言社会的未来”。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波普尔对其予以了系统的批判。
（一）按照泛自然主义的观点，人类历史必然受制于自然因果律。在这里，没有飞跃，没有断裂，没有停顿，有的只是“历史连续规律”，一切都按部就班地朝着某一理想的目标发展。波普尔认为，研究人类历史虽然可以采取因果性解释，但此种解释与自然领域的因果解释有着明显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在自然领域，因果关系是重复出现的，因而是可以被检验的，而历史领域却没有这种重复性的因果关系，因为这里不存在类似于自然领域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感兴趣的是普遍规律，而在历史领域，人们只是对独特事件的因果性解释感兴趣。而对独特事件的因果解释是不可能推演出“历史连续规律”的，也不可能看出历史的进步过程与阶段性。
（二）按照泛自然主义的观点，运动由力所决定，人类历史既然也是一种运动，那么也就以动力学原理为根据。即是说，历史解释必须分析产生社会变革和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此种观点在孔德的学说里得到了经典性的表述。波普尔认为，我们虽然可以把社会组织的改变和生产方式的改革作为一种运动来描述，但这只是一种比喻，而不能把它们真正地看作是一种运动。因为在物理学里，如果谈到物体或物体系统的运动，我们并非指该物体或物体系统有什么内部结构的改变，而只是说明它改变了相对于某个坐标系的位置。而社会历史的变革，与物体的运动完全是两回事，因而也就不能用动力学的原理予以说明。波普尔进而指出，在历史科学里，如果仅仅是为了达到认识历史的目的而借用速度、轨道、路线、方向等动力学概念，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以科学自居，那么这些概念就成为科学的奇谈怪论”〔12〕。在他看来，社会历史领域根本就不存在与物体运动相类似的社会运动，当然也就无所谓“社会运动的规律”，更不应该用动力学的原理来理解人类历史。
（三）按照泛自然主义的观点，尤其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人类历史的发展体现为一种进化规律，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一规律对未来抱乐观主义态度，并“大规模地”预测未来前景。波普尔认为，这完全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神话，也是最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历史理论。进化论基于对生物界的大量观察，得出相关的种类有共同的祖先的科学假说，虽然包含某些普遍性的自然规律，诸如遗传规律、分异规律和突变规律。但是，“这个假说本身并不是一条普遍规律”，倒不如说，它具有特殊的或专有的历史命题的性质，因而从中不可能发现有什么普遍规律。对此，波普尔的表述十分明了简捷：“我的理由很简单。地球上的生命进化或者人类社会的进化，只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进程。”〔13〕又说：“不存在进化的规律，只存在动植物变化，或更准确地讲，动植物已经发生变化的历史事实。规律决定进化的方向和特点的观念，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的错误，它起因于把传统上赋予上帝的功能转归‘自然规律’这种思想流行病。”〔14〕波普尔认为，这里的关键是，历史假说只是关于个别事件的单称命题，而不是全称命题。进化论只是一种历史假说，因而也只能看作单称命题。况且，任何规律在它被科学认可之前，都必须由新的情况来检验。如果我们永远只限于观察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那就不能指望对假说进行验证，不能指望发现科学所能接受的自然规律。所以波普尔的结论是，对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的观察不可能帮助我们预见它的未来发展，如同对一个正在成长的蝎子进行再仔细的观察也不能预见它会变成蝴蝶一样。
（四）按照泛自然主义的观点，社会如同有机体，同样有自己的诞生、童年、青年、壮年、老年和死亡的生命周期，因而对其未来的发展形式也是可以作出预测的。此种历史观同样受进化论的影响，不同的只是，它不是强调历史的直线发展，而是一种历史循环论。波普尔并不否认某些历史事件的相似性，但他认为，“所有这些重复情况都牵涉到环境，而环境是千差万别的，环境可以对其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因此，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期望，历史发展中看来是重复的事情将一模一样地继续出现”〔15〕。也就是说，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不具备可逆性，它只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每一时刻的每一事件都是新的。这种不可逆性决定着它不可能有终点，更不可能作圆周运动。自然现象有周期性的变化，如日夜更替、四季轮转，是因为自然万物只有服从自然规律的必然，没有超越规律的自由。而人类历史不同，一切都有赖于人的创造，都是人在一定的环境下凭着自己的能力所造就的。人在变化，环境也在变化，由此又决定着后代不可能重复前代的历史。
（五）波普尔对泛自然主义的批判，最值得重视的是他揭开了其批判对象的神学“目的论”面纱。他认为，泛自然主义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对科学的推崇，实际上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相反，倒是神学的翻版。因为这种历史哲学将“规律”放在神的位置上，完全是一种宿命论，一种迷信。“它认定在没有播种的地方，也能有收获；它试图说服我们，只要随着历史的步伐，一切自能平平坦坦，毋需我们作重要的决定；它试图将我们的责任转移到历史上，然后玩弄超越我们个人的邪恶权力；……”〔16〕。在这样一种历史观面前，人是极其渺小的，其价值等于零。所以波普尔指出，这种历史观的要害是对人在历史中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的否定，“不承认人类理性具有实现一个较合理的世界的能力”。既然一切都是由“历史连续规律”安排好了的，那么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多余。如是，则人本身的意义也就从根本上成了大问题。
波普尔对泛自然主义的上述批判，并非纯学术性的，而是紧联着对人类命运问题的思考。因为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非但为学术上的谬说，更重要的是将人类社会导入迷途，坠入深渊。其要害，克罗齐、科林伍德、汤因比等人都曾有过揭示，但均不及波普尔的思想力度。同时应该指出的是，波普尔的批判虽曰深刻，但在具体的论述方面又不免失之偏颇。人既与自然万物有别，但同时又是自然界的一员，他既有可能超出自然律从事历史活动，但又无时不受自然律的限制。即是说，我们在讨论历史问题时，首先所要思考的应是人的历史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是自主的，以及历史活动与自然律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如果此等问题不解决，那么就难以令人信服地驳倒泛自然主义历史哲学的谬误。
三、对反自然主义历史哲学的批判
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在西方思想史上，严格说来始于维科的《新科学》。但是维科的思想很长时期内不为学界所了解，直到19世纪下半期，西方思想界才兴起一股强劲的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思想，代表性人物有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克罗齐、科林伍德等人。他们或者强调历史的个别性，或者强调历史认识的直觉悟性，但其目的却是一致的，即尽力将历史学从实证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波普尔认为，各式各样反自然主义历史哲学同样是错误的。它们虽试图将历史学同自然科学划清界限，还历史学的独立性，但其结果却使历史学成了纯主观的东西，并使自己同批判对象走到一起，即同样表现为历史决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波普尔所批判的反自然主义历史哲学，并非仅限于近现代，而是从古代说起，认为“历史决定论是一个古老的观念，更恰当地说，是由许多松泛的观念连结在一起”。他把基督教的“选民论”，把部落至上观念，都看作历史决定论的早期形式。所以他的批判对象，既有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史学家和哲学家，也有古代的思想家，如柏拉图、赫拉克利特等人。
由于批判对象大多是些“松泛的观念”，所以波普尔对反自然主义历史哲学的驳论亦大多零乱，有的甚至没有展开论辩。大致说来，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
（一）关于历史学的选择性问题。反自然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方法之所以不能运用于历史学，原因之一便是历史学家在从事他的研究时，总是在做一种选择工作。他不仅选择史实和史料，同时也选择理论。这样，导致历史学家不可能如实地再现历史。波普尔认为，研究工作中的选择问题，并非只在历史学中有之，自然科学家同样存在。在自然科学中，“观点”通常是由一种科学的理论所决定，“这种情形若以探照灯来比喻会更清楚。探照灯探照事物，要依灯的位置，我们让它所朝的方向，灯光的强度、色彩等来决定”〔17〕。而在历史学中，正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同样避免不了选择，“若坚持能避免，唯有导致自欺和缺乏批判的用心”〔18〕。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他所应该做的，只是在承认自己这种选择性的基础上，诚实地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进而维护历史学的科学品格。
（二）关于历史学的不确定性问题。反自然主义坚持认为，自然科学所处理的课题是简单的，而历史学的课题则要复杂得多。此种复杂性，既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复杂，又表现为历史解释与被解释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复杂，因此，历史学与自然科学迥然相异。更重要的是，此种复杂性致以历史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预测功能。对此，波普尔基本上是同意的。但他认为，仅此并不能说明历史学不能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历史学中的“不确定性”，只能说明我们更加有必要以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来对待，而不能将其排除在科学的门外，任其由某些别有用心者所利用，结出有损人类进步事业的恶果。
（三）关于历史学的直觉悟性问题。反自然主义认为，自然科学的目的是解释因果关系，而历史学则是对以往事件的描述。自然科学可借助数学公式对事物作出严格的定量说明，而历史学则主要是从性质上去把握认识对象，用“民族性”或“时代精神”来理解历史的发展。所以前者运用的是归纳的概括，后者则只能借诸联想。而在波普尔看来，反自然主义对历史学直觉悟性的看法，错误不在于历史学方法上，而是对历史发展理论的误解。此种观点相信历史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对其认识也只能是神秘的直觉悟性。这样一种历史哲学，说到底，还是局限在神学的教条中，其对历史学运用科学方法的不信任，如同教士们认为科学方法无助于信仰的思维模式一样。
（四）关于历史学的整体性问题。反自然主义认为，历史学的研究不应采取原子主义的方法，而应采取整体主义的方法。因为社会集团决不能视为只是个人的集合体，而是一个整体。作为整体的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传统和自己的建构。而研究其传统和建构，自然科学的方法则做不到这一点。波普尔认为，这样一种整体主义思想，对人们的社会实践“具有特别有害的影响”。可以说，波普尔整套历史哲学的要旨也就在这里。在他看来，整体主义的要害即对社会历史大规模预测的信仰，而忽视渐进性的社会改革，并从根本上忽视了人在历史创造活动中的主体性。
波普尔对整体主义的批判，按他自己的说法，“有两点反对意见：（a）它忽视了过去一切社会知识， 包括前科学的和科学的知识都至为重要的渐进实验。（b ）整体主义实验不可能对我们的实验知识有较大的帮助”〔19〕。“渐进实验”与“整体主义实验”是波普尔历史哲学中两个重要概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称之为“渐进工程”和“乌托邦工程”。他认为，“渐进工程”所相信的是人的理性和能力，相信人类历史的进步是通过“渐进的技术师”的不断批判和不断改良而实现的。它的品格是开放的，所引来的必是一个民主自由和稳步发展的社会。反之，整体主义的“乌托邦工程”则是对人在历史中的批判理性和创造热情的扼制，所引来的只能是政治上的极权和社会的动荡不安。
将反自然主义作为历史决定论来批判，是波普尔历史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我们知道，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哲学领域的种种非决定论者，几乎都是反自然主义的。因为近代以来的历史决定论，主要植根于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自然决定论。波普尔也是非决定论者，他反对泛自然主义，亦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有着反自然主义倾向。然而波普尔的特殊之处是，他在许多方面并不同意以往的非决定论者，反对将历史学排除在科学之外。这样，无疑为他的理论阐发增加了困难，也使别人对他的理论的理解增加了困难，就连他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论述亦显得互相矛盾。
比如，他反对将不确定性和选择性看作历史学的特性，认为在自然科学里同样存在着不确定性和选择性，却没有看到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不确定性和选择性是有差别的。如果取消这一差别，那么就会滑向他所反对的泛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上去。
又如，他反对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并将其看作开放社会的敌人。实际上，历史尽管出于人的创造，但其内部的结构和规律却是不可否认的。也就是说，我们承认历史进步的“渐进工程”性质，并不意味着就能否定它的整体性质。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于是否认可整体主义观点，而是如何既承认历史的整体性质又肯定人在历史中的创造作用，而不至于沦为宿命论。再者，承认历史进步的整体性，也并非就一定是一种“乌托邦工程”的历史观。相反，如果否认历史内在的结构和规律，倒是很容易导致开放社会的真正敌人——唯意志论的产生。就历史实例看，许多“乌托邦工程”的实践，不正是因为忽视历史的内在结构和规律而凭着某种主观热情或善良愿望的盲干胡来？况且，“渐进工程”也不一定就是开放社会的特征。如果没有健全的制度文明作保障，社会批判精神难以萌生，“渐进工程”的历史观同样是开放社会的敌人，同样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因为，如果认识不到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内在规律，一切都是无定性的，时时处在摸索之中，结果只能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四、历史的预测与历史的意义问题
对波普尔的历史哲学，人们颇多异议，尤其在我国学术界，大多将其当作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来批判，主要是因为波普尔如下两个观点：历史不能预测未来；历史无意义。
历史不能预测，这一观点是波普尔历史哲学的核心内容，因而也是我们在研究他的历史思想时所不可回避的。
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的序言中，波普尔写道：“我成功地对历史决定论给予反驳：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接着，他将自己的“逻辑理由”概括为下面几点：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2.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3.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这里的表述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只是：波普尔是在什么意义上反对历史预测的。
相信历史具有预测功能，在西方思想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论是中世纪的上帝史观，还是近代的唯心史观和机械论历史观，都是将历史作超历史的理解，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创造性与主体性。由于历史被神秘化，所以在许多思想家那里，历史是可以预测的：从过去可以理解现在，从现在可以预言未来。
波普尔是一位非决定论者，他只相信社会进步是人类不断修正错误和解决问题的结果，即“渐进工程”的产物。这其中包括人类自己的想象、批判、选择和运气以及其他非决定性的偶然因素。因之，人类应该对自己的历史负责任。如果一切都是前定的，那么人类既可能把自己以往的错误归咎于实体化的“历史”，从而回避错误，并可能继续犯错误，同时又可能对未来采取守株待兔的消极态度，一切听从历史规律的必然性摆布。在这里，人的主体性被完全湮灭，甚至连历史决定论所宣称的历史规律亦不复存在。因为过分地对一个虚构的不变规律的强调并将其摆在上帝的位置上，实际上也就是对这种虚构的规律的逻辑否定。
在波普尔看来，人类历史进程受到人类知识增长的影响，知识的增长即历史的进步。但是，知识的增长是不可能预测的。如果我们能够预测将来的知识，说明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这种知识，那么它就不是将来的，而是现在的。如是，预测也就失去了意义。与此相应，人类历史由于受知识增长的影响，因而也是不能预测的。波普尔认为，真正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就是很好地把握现在，充分认识世界Ⅲ客体的前提价值，并始终抱着理性的批判精神看待现在的一切理论和政策。一项政策只是一个假说，它必须加以检验，并和现实相比较，以便随时修正。社会运行的合理步骤，是事先通过批判的考察，发现错误和潜在的问题，而不是消极地静候它在实践中暴露，从而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理性的批判精神是开放社会的品格，是民主自由的体现。它所依赖的是人民的智慧与理性，而不是少数人的玄想和发号施令。相反，强调历史预测的人，只能把人类进步的希望寄托于少数人对整个社会的“计划”或“控制”。因为在此种以整体主义思想为逻辑前提的历史观里，人民是无所作为的，“历史连续规律”被认为只有少数几个大脑方可认识，或者说，只有少数几个大脑才可以借助于“历史连续规律”的学说，达到对整个社会的一统控制。这也就是波普尔将“渐进工程”作为民主社会的特征和将“乌托邦工程”作为极权社会特征的主要理论依据。
对于历史是否具有预测功能这一问题，相对于传统的历史哲学，波普尔的思考的确不乏精到之处，尤其对于消除人们历史视域的眼障，功不可没。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应该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我们所反对的只是那种类似于神学目的论的历史预测理论，而不能据此否定历史预测功能本身。既然承认历史是人的作品，那么人类的共性就决定着其所创造的历史有着某种连续性和各个时代的相似性，凭着此种连续性和相似性，人们便可以通过过去认识现在，或通过现在和过去把握未来。虽然这种预测不可能准确，更不是像历史决定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未来的道路是预成的。但是人类未来的大势基本上是可以把握的。如果一切都是无定性的，未来全都是渺茫的，那么不仅人生的意义会成问题，而且任何创造和建设都不可能。再者，历史预测也并不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的丧失，相反正是其主体性的体现。
波普尔反对历史预测功能，主要理论依据是他认为历史中不存在普遍规律。关于历史规律与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问题，是几个世纪以来哲人们颇感困惑的难题。波普尔试图通过高扬人的主体性而求得问题的解答，且开拓了一条前人不曾思考过的致思理路。但是从总体上看，其探索仍不甚成功。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在看待历史规律与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的关系问题上，是否一定要将二者视为水火不容。换句话说，我们肯定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性，是否就一定要以牺牲历史规律为代价。如果历史中没有规律可循，那么人们创造历史岂不失去依凭，而且历史也会变得不可认识。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波普尔“历史无意义”的思想。
波普尔明确说过：“历史没有意义”，又说，“大部分人所说的那种历史根本就不存在”〔20〕。据此，许多论者批评他否认历史的价值，甚至否认历史的客观存在。实际上，此种批评只是望文生义，并未理解波普尔的原意。波普尔“历史无意义”一语中的“历史”并非指以往客观存在的历史，而只是指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
波普尔认为，历史中的事实是无穷尽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将万般事实都写上，而必须有所选择。例如，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写一部艺术史，或一部语言史，或一部饮食史，或一部伤寒病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历史书中，没有一部是人类的历史。为了区分事实的历史和见诸文字的历史，波普尔用“是”与“关于”两个词作界定。即是说，我们所能见到的历史是“关于”什么的历史，而不是“是”什么的历史。譬如欧洲史，历史学家只能写出“关于”欧洲的历史，而这种历史并不能看作“是”欧洲的历史。
但问题是，“关于”什么的历史不也是历史吗？虽然它不全面，经过历史学家的选择，但多少还是反映了客观历史的真实，怎能说没有意义呢？原来，在波普尔看来，出自历史学家手下的历史非但不全面，且多是对历史的歪曲。因为千百年来，历史学家对艺术史、语言史之类的题材并不感兴趣，主要兴趣放在“政治权力的发展史”，并将其抬到世界史的高度，好像一部人类史仅此而已。波普尔是倾向人民史观的，对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却无好感，认为“政治权力的发展史，只不过是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的历史”。而教科书中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甚至将一些罪大恶极的罪犯颂扬为历史的英雄。这样的历史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他认为“一切现存的历史，伟人的历史和权力的历史，充其量只是一种肤浅的闹剧而已”〔21〕。
在波普尔看来，事实中的历史是整个人类的历史，“那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个人；他们的忧愁和欢乐，他们的痛苦和死亡，才是各时代的人所经历的真正内容”。因之，从道理上说，历史“务必是包含全人类的希望、斗争和灾难的历史。因为， 没有人是比其他人更重要的”〔22〕。只是这样的历史很难写出来，因为人们写历史，“必定要抽象、 省略，要有所选择”。那么，人们为什么选择政治权力的发展史，而不选择其他方面呢？照波普尔的理解，原因是权力的影响大，人们对权力大多有一种恐惧心理，而且拥有权力的人也希望将自己载入史册，所以历史学家大多是在皇帝、将军、独裁者的淫威之下来撰写历史的。这样的历史肯定是要失真的，有的甚至完全是一些骗人的文字，“是人伪造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波普尔看到，既然历史只是一部“政治权力的发展史”，那么历史学家在强权的淫威下撰写历史，必定是按照强者的逻辑而写的。在这样的历史中，存在就是合理，似乎历史发展到今天，每一步骤每一变革都是合逻辑、合目的地发展下来的。此种历史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一方面从理论上为现实辩护和为现实贴金，另一方面消解人民对现实不合理现象的批判精神。它的教育功能只是告诉人们，跟着历史的步伐走，历史将你带到何处，你就跟到何处，而毋需怀疑这种实体化的“历史”是否存在。这种按强者的逻辑所写的历史，正是波普尔所极力批判的历史决定论中的东西。
波普尔“历史无意义”的命题虽然是针对历史著作而言的，而不是指客观的历史本身没有意义，但实际上这一命题对客观的历史同样地构成了伤害。后人了解前人的历史，主要靠阅读历史书籍而获知。如果历史著作全无意义，那么后人又如何可能了解前人的历史呢？如果不能，那么客观历史事实本身岂不也就对后人失去了价值？再者，历史著作偏重于“政治权力的发展史”，且是在强权的淫威下写成的，但这同样不能说明历史著作没有意义。起码它可以帮助后人了解权力的发展史，如果读者自身具有理性的批判精神，还可以从中获得某种历史智慧，从而有益于对现代政治的洞悉。何况，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也不仅仅只有政治史。比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就不是以政治史为主题的。更为重要的是，按照波普尔世界Ⅲ理论，历史著作属于世界Ⅲ客体。如果历史著作没有意义，那么他自己的世界Ⅲ理论的价值岂不也就成了问题。
注释：
〔1〕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第114页。
〔2〕《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16页。
〔3〕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页。
〔4〕《客观知识》，第195页。
〔5〕《客观知识》，第199页。
〔6〕《客观知识》，第180页。
〔7〕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桂冠图书公司1984年版， 第1040页。
〔8〕《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048页。
〔9〕《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2页。
〔10〕波普尔：《无穷的探索—思想自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
〔11〕《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2页。
〔12〕《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90页。
〔13〕《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85页。
〔14〕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 第485页。
〔15〕《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88页。
〔16〕《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063页。
〔17〕《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039页。
〔18〕《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040页。
〔19〕《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67页。
〔20〕《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050—1051页。
〔21〕《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054页。
〔22〕《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0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