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二十一世纪新史学的展望
张博泉/王家福/刘德斌/韩东育/王占阳
【专题名称】历史学
【专 题 号】K1
【复印期号】1996年12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6年05期第1-16页
【作者简介】张博泉 一名甫白,满族,1926年生,辽宁辽阳人＾王家福，男,1939年生,辽宁省人＾刘德斌，男,1957年生;1977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韩东育，1962年12月生.1979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6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王占阳，1956年生,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1990年获吉林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现任吉林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
〔编者按〕 历史学，做为人类认识自身、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的最古老的一门学科，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里曾经出现过几度辉煌。如今，历史又运行到了一个世纪的交汇点——21世纪即将到来。对于中国的历史学来说，这个时代的交汇点，既有激发活力的机遇，又有超越危机的挑战。如何利用时代提供的机遇，迎接历史学的新挑战，是史学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为此，本刊邀请部分专家、学者撰文，就历史学的过去进行认真的回顾，对历史学的未来进行前瞻性探讨，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谈新时代与新史学
新时代，指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即将跨入21世纪新的挑战时代。新时代为史学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难逢的机遇。我想就如何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新史学，讲点自我的认识和看法。
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要有符合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结合学科的历史实际构思新的理论思维和体系。我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改革、开放和即将进入21世纪全人类大进步的时代，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对此做出认真的思考和抉择。史学的发展从来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和再创造，不能由于对时代认识不足，把史学难逢的发展机遇，视为史学危机。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史学研究有空前的发展，但至今对建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新史学这一重大问题却仍然处于沉默之中。建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新史学，关键在于思想认识要有新的转变，并付诸史学实践中去。
第一，要认真认识当代的社会，认真领会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强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意识。要掌握中国历史的最大实际和特点，即统一的多民族的“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的政体结构的国家，提出学科研究的主思想来，用它来结构和研究中国的过去，并展示未来社会和世界的美好前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新史学的理论思维、结构和体系建树的基准。
第二，建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新史学，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有新的转变，要清楚认识今天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改革和走向繁荣的新时代，主要是维护已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向前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要从与敌人对抗中转变为维护社会的统一、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上来。史学理论思维是由哲学上的统一、社会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结构而成的，因此在当前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观也就至为重要。我们今天的“时中”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中”。因此提出的政策是长治久安，维护矛盾着的事物统一和稳定。我们的方法论是在量与质的辩证思维中把握自我调整、平衡、和谐，发挥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求同存异，维护统一，独立自主，不受外来干预。要讲三点论和三段式，也就是多点论和多段论，不搞法家的绝对论，也不搞道家的相对论，也不是儒家的唯心主义辩证方法论中的“时中”，而是社会主义时代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观。这种辩证观是有原则的，有是非的，不是无原则的调和。
第三，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格局朝着全新发展，“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内容与结构的模式也不同于过去的任何时代，这就要史学适时的开创史学新结构和新体系，要用新时代的思维、民族、区域和制度格局它，不能再用旧的名称与内容格局它。
新史学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如果能实现以上三个方面的转变，我认为就有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史学。
二、新时代的新史学繁荣在于多学派。学派从学科的研究中产生，指在学科中有系统的主张和见解而形成的不同流派。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学术所宗不同，主张和见解有异，乃至地域性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学派多出是文化繁荣的标识，智力深化的结晶。只有多学派才会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会有批评出新和综合独创；才会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创新；才会有各学派的一代大师出现。学派的流传性和影响较为深远，从学者亦多。从来学派都是兼容发展的，王通对董仲舒神学体系进行批判，在思想上“援佛入儒”，实际上也“援道入儒”。王通把“道”提高到“天帝”之上，就原之于庄子。有了王通才有后来的理学和北方实用经学的发展，才有金、元之际元好问的全国同为“中州一体”的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可以与来之于不同之源的金石学派、考据学派以及当代有利于人类进步的学派并存。对人类文化研究能从不同角度作出贡献，只要各学派取得对统一国家根本利益共识，有着相同的爱国、爱民族的共同愿望，都会在学术研究中发挥专长。新的时代是培养人才的时代，各种人才以及年龄档次不同的人才都会大量涌现。在新时代的大进步中，神童要多，新秀要多，奇才要多，同样的积一生而晚成大器者也要多。21世纪的学术界应当诸峰争秀，蔚然而钟为社会主义一代文化的新风。
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史学应当是开发的、开扩的、不断创新的新史学。在这里我想讲与之有关的三个问题：
第一，开发离不开人才，也就是能创新和奉献的人才。巴尔扎克曾说过这样的话：“第一个用花形容姑娘的是奇才，第二个再来形容的是庸才，第三个就只能叫蠢才”。第一种人才不会是多数，第二种人才可能要多，而第三种人才是人们所不希望的。学科研究要有更多的能首次发现新问题和创新的人才。《文心雕龙》中有这样的话：“有饱学而才馁，有大富而学贫”。这是警惕治学问不要做“饱学”、“大富”，要集诸精华，精炼清出，富于创新。这样的人才就能担起史学开发的重任。
第二，学科开发要有所选择，要有窗口和突破力，即在学科的整体和个体中选薄弱环节、无人区和学科间的交界处开发，变薄弱为先进，变无人区为人烟区。恩格斯说：“科学在两门学科的交界处是最有前途的”。这里是新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产生的地方。史学在研究改变薄弱和无人区落后状态的同时，也要开发新学科。
第三，学科的发展要有好的环境氛围，要不断地治理和排除在学术发展中所遇到的污泥浊水和干扰。我了解的情况甚少，但感受有之，如学阀、门户之见和徇私情不能说已无。学阀，是学术界的强权者，凭借已取得的知识和权力压制年轻人的进步，知识垄断，不许学生有不同于己的见解，不许年轻人和同行超过他，用自己手中的地位和权势寻机找种种借口给予压制。门户之见和徇私情在学术活动中亦有。这都不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就某种意义讲是学术发展的阻力。在我国古代大学者很多，但也多有身居要位，而以提携后进，奖励后学为己任者。社会主义是要不分地位高低、学问大小、人人平等，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有师生、前贤与后贤之间的尊爱。要老中青结合，共求进步，前贤让后贤，在漫长的征途中共同促进社会主义学术兴盛与繁荣。
我致力于史学虽积四十余载，旧不成，新不就。所言纯属个人之所想，难以合时要。理解不当或错误之处，尚乞赐正。
历史研究的跨世纪选向
近20年来的历史研究，与前期相比，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极少有传世之作；与现实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陷入进退维谷之中；与未来要求相比，它是反向运行，愈加速离时代临界点愈远。面对21世纪中期前后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设计前景，我们的史学研究应该从现在起推进其战略变位，积极而慎重地探索优化的学科选向。
当前，人们对史学研究状态的看法，自然是多有歧见。但是，其分野的关键，主要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面对信息社会的尖锐挑战，人们势必寻求当代科学思维方式。时间增值促成立足未来的思维方式，空间贬值形成了系统思维方式，知识更新加快推动探索立体思维方式。与此息息相关的是，作为动态系统的思维活动，应倡导开放性的思维方式；也要谋求思维手段的现代化，探索新的思维方法。
面对跨世纪的挑战，依循当代科学思维方式，我们历史研究的优化取向，应该是专业性、社会性与应用性的有机合成。专业性是指学科的继承与发展，开掘学科发展的深度，以升华文明的火距。社会性是指提高全国公众的人文素质，拓展历史纵深社会的广度，以扩展文明的大众化星火。应用性是指以研究咨询参与决策，张驰历史智能与现实的结合度，以强化文明动力的燃点。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专业性研究，就没有文明的延续；没有社会性的渗透，就没有公众的支撑；没有应用性的参与，就没有时代的需要。也就是说，史学研究没有专业性、社会性与应用性的合成，就没有生的权力，或者说，就是自绝于社会。在当代世界，纵然有25种市场经济模式，一般地说，凡是市场机制运行比较规范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是专业性、社会性与应用性的合一。我国处于从计划机制向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转轨期，历史研究因此必须与其相适应，寻求优化的选向。
与历史研究的跨世纪选向相比，我们当前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与当代世界先导性潮流作反向运行，它在多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
如果说大千世界史学走势是专业性、社会性与应用性的有机合成，那么我们在实际上多是把社会性与应用性抛在一边，而在专业性上也多有残缺。诸如在研究课题上是“窄而小”；在思维上是“僵而拙”；在态势上是“旧而杂”。三者凝为一体令史学研究与队伍物化为“冷而穷”。事实上，我国世界史著名专家，在中国史领域研究的成果甚至也达到了中国史教授水准。我国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其所撰《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所征引文献共17种文字。与陈先生相比，陈先生的晚辈，及其晚辈的晚辈，在通才达识的参照系上，愈来愈窄，每况剧落，以至今日沦入死胡同的境地。笔者曾听某些院校历史系学生说，他们所学的中国古代史，宛如走马灯似的换老师，以至学生记不住老师的名字。据悉，那里把中国古代史切割成那么多段，也未见其中的研究者成为史学大家。笔者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发现，那里历史系一位执教中国史的教授，他从远古一直讲到国史。其国史的主要参考书（类似我国的教材）达12卷。其容量与中文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相当。这位教授的科研方向是明史，其“大明律”研究水准，据中国明史专家评论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同时，他还是多家公司的顾问，笔者还经历了他为美国一家对中国粮食贸易公司的一次咨询过程。
中国有句古训叫“通才达识”。求实地说，我们当前的史学研究态势，甚至与“通才达识”反其道而行之。既与历史荣光背道而驰，又与当代世界先导走向运行反向，其走向只能是撞入死胡同。
我国史学研究队伍的势能也多有反向运行之态。在某些青年学者看来，某些老专家是“旧而僵”；而在某些老专家看来，某些青年专家是“新而杂”。某些老专家严谨治学，一篇有价值的论文通常用一年左右的功夫；而个别的青年学者在一年时间内，居然能出版三、五本专“著”。透过如此巨大的反差，其中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我们的史学队伍较少凝聚成老中青的有序合力，甚至某种学派也难以衍生与发展。姑且不究其成因，但在另外一个天地的景象却令国人好生审视。国际一项统计表明，在人类不朽的巨著中，有66%的作品是在其60岁以后所著的。一般人才发现规律表明，人们可在5岁上下的年龄中去选可能有培养价值的芭蕾舞演员，而看一个人能否成为历史学家约在30多岁时才似可看清。在对世界4000多个学科的选才统计中，唯独历史学科是“大器晚成”。
在专业属性上，历史学科具有大器晚成的特征。相对不朽著作，这里多是“未老先退”；相对于世界人才选优律，这里又出现“超前早成”之势。前者似有“一切作古”之态，后者似有“另起炉灶”之势。形象地表述是，学术的老中青梯队宛如三级火箭，一级火箭尚未达到高燃点之时断火，受到重创的二级火箭不及推进时，抢先引爆了在发射现场赶制的三级火箭。从流体力学角度看，三级火箭如此无序运行，其整体势能势必在无序中呈反向之势。
信息社会先导潮流效应下的科学结构位移，迫切要求研究方法取向的优化。而研究方法的演进，既不能固守全部传统，也不要全盘西化，而重在求索现代化，既着力于在实质上创新，又能在升华中顺应本民族文化的精华。在这一重要方面，我们的领域又从不同的方向上作反向运行。
我国传统治学之道，重在详尽占有资料，简言之是求全“面”。信息雪崩式地剧增，任何人也不可能求得全面资料。据国际有关统计，在全世界4027门学科中，平均每位专业人员一生仅能阅读其专业文献的5%。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资料处理正处于相对反向的运转态势，即资料处理的重心，由全“面”转向捕寻关键之“点”。据统计，从文字载体量计算，世界新图书的新内容平均不超过其总量的11%。这一走势要求我们的工作宜走向捕寻关键之点，求得以少之质，胜过求全之效。然而，在新形势面前，某些人并非乘势而进。一个极端的例证是，某领域的一号专家固守传统，积一生之力寻觅一课题的资料，仅笔记与卡片的文字即逾360万。但是，这位首席专家的资料不“全”之感却与日俱增，以至他走进历史，也未曾为这部大作写上一个字。与其反其道而行之的是另一个极端的例子，笔者闻知某大学一位青年教师在一年内竟然出版了7本专“著”。
极端不代表一般，但它能从极端的角度敞开问题的尖锐性。上述两个方面的极端，至少还有某种内在联系，即“物极必反”；两者从不同方位上对科学研究方法作了反向运行。
从表象看来，我国史学领域多有“混杂”，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断层”现象等。但是，以大历史跨度和宽广的战略视野透视其实质，所谓“混杂”，其表象掩映下的是在引发创新的活力；所谓“断层”，更多的是在构造从此岸向彼岸实施“惊险地一跳”的“起跳板”。我国史学通过漫长地活力积聚，必将构造出新世纪的运行机制。而它的良性起点，就是探索历史学科的优化选向。
历史学科优化选向是要在漫长征途中渐次推进的。历史学科在一个国家的方位是由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界定的。美国从事历史教学与科研人员，约占其整个国际问题学者的25%；其次是政治学、语言和文学，各占其20%；经济学占11%，社会学占5%。而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史学在诸学科中的地位是极其寒微的。我们在界定这一基础性前提下，也该认定，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严重滞后将受到21世纪的巨大惩罚。因此，有魄力、有远见的人们也宜有所作为地展开巨大的内在力量，因势利导地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大业。广大公众也该认识到，人世间的公众素质与人文素质是不能进口的，而这些又是市场经济展开势能的无形的强大能源。当然，作为历史学科与历史学家更不能自绝于社会，不能坐待社会的拥抱。有鉴于此，在史学领域，长者也宜走进社会，少者也该走进书房，老少携手共进，互激互励；中年学者尽展承上启下之能，为繁荣我国史学继续奉献历史命运注定的最大智能。
笔者在1984年和1992年发表的研究咨询报告中解析出，面对21世纪初期，世界各领域都将面临杰出人才日趋贫乏、信念强度渐次疲软和平庸因素无序扩张等险情。与杰出领导人贫乏相比，短缺杰出自然科学家则显得更为突出，“教授荒”将席卷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造成杰出人才贫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一世纪之交恰逢杰出人才的世界性“低谷区”。其次，从世界科学发展角度观察，科学发展前锋受阻，必将导致智力的横向转移，或者是学科“回采”；目前处于新学科、新体系的孕育期，一时难以推出杰出的人才群。第三，主要来自长期的“教育危机”。教育非但没有“超前20年”，反而大幅度滞后；“智能愈高愈贫穷”已成为世界通病。
在全世界处于新旧世纪困难期之时，史学工作者在经济社会不发达国家献身于事业，必须高强度地展开“意志自由”的战略张力，并在“轻度贫穷”中磨练事业超越生命的意志强度。思维活力是人才要素的核心。老中青学者宜全力地构建思维的空间塔楼，精心地运行思维的立体系统，宛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头脑中建筑房屋，以闪射史诗般的视角，物化工匠般的技艺。信念是统领智能到位的核心要素。以恩格斯所倡导的“意志自由”来总揽我们的创新研究，为史学研究赢得一个全新的境界。
史学研究的社会性，它既是学科深扎于国家的母体之中，求得永生的源泉，也是升华大众的人文素质，获得国家腾飞的巨大能源。在发达国家里，一流专家写通俗读物，王牌教授编专著索引，把历史精雕细刻、点点滴滴地输导给社会，传输给公众，这是全方位的社会性追求。史学研究的应用性是把图书资料解析成绝密情报，这是奉献国家、贡献事业的特殊智能加工的流程，也是历史走出历史、历史参与现实、历史助推未来的科学实践。史学研究的社会性与应用性也是高层次的科学研究，更是专业性研究升层次的实践支点。我国某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在这一方面的探索及其进展已拉开了史学优化选向的序幕，而让它走向21世纪学术舞台的中心，还要中经漫长的征程。
历史学：在遥远的历史与鲜活的现实之间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衣、食、住、行方面的显著变化，世所瞩目之外，中国最明显的变化还是发生在人的精神面貌上，甚至可以说是发生在中国人的气质上。中国人越来越挺胸抬头地走路了。中国人的脸上少了木然和呆板，多了生机和欲求。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有魅力了。对比一下改革开放初期和现在的影视作品，你会发现那是两个时代的缩影，不管其内容涉今还是论古。从1984年洛杉矶、1988年汉城、1992年巴塞罗纳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入场的境头之上，你也会找到时代前进的标记。中国的体育健儿少了拘谨，多了洒脱。即使你观察的是连续参加两届或三届奥运会的同一位运动员，你也会发现他（她）越来越不象以前的他（她）了。你至少会发现他（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多了坦然，少了羞怯。实际上，只要你把自己或亲朋好友改革开放之前或初期的照片翻出来品味一下，你也会发现作为中国人的你或你们有多大的变化。尽管岁月不会让你显得年轻，但你或你们倒会变得更象一个男人或女人。旧时照片上的你可能是一个面有菜色的“套中人”，现实照片上的你可能红光满面，一副既很满意，又不知足的样子。
当然，最根本的变化还是发生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变了，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也变了。中国人开始吝惜时间，中国人开始讲究效率；中国人开始公开坦然地追求私人利益，中国人开始疯狂地急功近利。蓝灰色的世界没有了，木然的人群消失了。代之而起的五彩缤纷，是八仙过海，……
这是一个变化的中国，这是一个新鲜而富有生机的现实——鲜活的现实。
二
在这样一个变化着的中国，在这样一个鲜活的时代，却有一群人似乎被冷落于社会的主流之外。他们遭冷落的原因非常简单：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他们所研究的学问似乎与人们急于要在其中获利的市场经济无关。既然他们不能给别人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财富，他们那些学问存在的前提也就让人产生了怀疑。这群人就是那些以文史哲等人文科学的教育和研究的职业的人，其中以史学工作者的处境更为艰难。写出来的书难以出版，因为不能给出版社创利；培养出来的学生难以被用人单位接受，因为“学历史的在我们那儿没用”。许多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找机会逃离了史学队伍，尽管是降格以求，但由于马上就有了一个物质上的极大改善，内心就得到了平衡和满足。尽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界也曾一度繁荣，尽管中国史学经过其从业者的艰苦努力，无论是在新的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在新的方法论的引进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尽管史学家也在反省自己，努力向社会靠拢，但史学仍难以从诸种因素中解脱出来。
普遍认为，史学及整个人文学科的遭遇，是社会转型、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的结果。转型难免促成急功近利，建立市场经济的需要又使经济学和法学取代了历史学和哲学昔日的地位，成为新时代的“显学”。史学等人文学科由于不能晓人以发财之道，又不具备能够直接制造利润的可操作性，被社会冷漠也就成为自然之事了。也有人对当今的史学及其他人文科学提出批评。认为这些学科体系陈旧，方法落后，观点僵化，远离社会现实，因而被现实所冷落。只要这些学科经过认真改造，贴近生活，是可以被现实所接纳的。
笔者也曾持类似看法，并曾在有关论文里谈到。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相当幼稚的。因为当今社会对史学已不再仅仅是“冷漠”，而实质是“拒绝”。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急剧转轨的当今社会，由于现实生活的瞬息万变、斑驳陆离，造成了今天和昨天的巨大差别与断然分离。历史对于现今的中国人似乎更为遥远，面对这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面对在自己眼前突然涌现出来的现代文明的种种刺激，人们已无需用以往的经历来判定现实的事务（以往的经历中也没有现在所能看到的新事务）。在许多人看来，以往的经历和现今的生活并没有内在的联系。尤其在现实的“富裕”和“自由”与过去的“贫穷”与“束缚”形成鲜明对照之时，人们就更加迫不急待地力图摆脱历史传统对自己的约束，并希求在割断自己与过去联系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新人，一个“现代人”，一个获得了个体人格“独立”的人。这种心态或许推动一批人丢掉包袱，成为新时代的开拓者、改革家；但在另一方面，也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人们私欲的膨胀和世界观的转变，成为世风败坏的心理基础。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历史和历史学自然是无用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似乎就成了当今社会多余的学问和人物了。可见，从根本上讲，人们对历史学的冷漠实际上也是对历史的冷漠，是想通过割断自己过去与现在联系的途径来落得一种解脱，获得一种解放。
三
这样，在这个历史最悠久（之一）的国度里，历史学却成了人们最不喜欢的学科（之一）；当别人把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作现代中国的一部分而加以研究，甚至心存羡慕的同时，这一悠久历史的子孙们却正想从她的背景中解脱出来。遥远的历史就这样和鲜活的现实碰撞在一起，从而将史学推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史学不能抛弃自身的特性而迎合这个鲜活的现实；脱离现实太远，史学便又失去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照此看来，很难说史学的境地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善。
但历史是割不断的。今日改革开放及其所带来的变化，是中国历史上长时期闭关锁国反向作用的结果。中国一直在摸索一条能在短时间内赶上西方列强的道路，但又往往欲速则不达，而且总是以一方面的牺牲作为另一方面发展进步的前提。在国外看来，这是一个民族不成熟的表现。历史学的功用，就在于警示世人避免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的往复循环，从而推动我们的人民和整个民族成熟起来。实际上就是把古老的历史与鲜活的现实衔接起来。与此相联系，作为人文科学，史学应在提高民族的人文素养方面发挥作用。
经过百余年的摸索、探求之后，中国人终于把加入到市场经济的世界潮流中来作为自己摆脱落后、跻身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的道路选择。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是，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归根到底靠的是人才。而人才问题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掌握技术问题。衡量人才的标准，就个体而言，首先就有一个文化素养和文化品格问题；就一个集团或群体而言，首先就是一个人文教养问题。就全社会而言，人文教养往往影响到一个社会的治、乱、兴、衰，并且通过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对这个民族的前途产生深远影响。实际上，我们现在社会上的许多弊病，不是起因于贫穷，也不是起因于所谓法制的不健全，而是起因于人文教养的缺乏。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国家大力支持创办人文学科基地、并促其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幅射源的原因所在。实际上，西方国家是在现代化进程已经完成、物质生活相当丰富之后才出现人文教育的滑坡和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失衡的。而我们尚在现代化进程中就已经开始品尝由于忽视人文教育而种下的苦果了。
21世纪无疑是综合国力竞争的世纪。西方领导人所强调的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他们的精神力量；而我们则更多地强调的是综合国力中的物质力量。西方，特别是美国领导人在自己国家的精神文明陷入危机的情况下，竟依然放手向东方国家，特别是向中国的精神文明提出挑战，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国加强自身精神文明建设的紧迫性。21世纪实际上将成为各大力量文明竞争的世纪。时代呼唤着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表现出能与其他大国相匹敌的精神力量，因而也在呼唤着中国推出新的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关系到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人文导向，关系到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塑造。
史学要想在遥远的历史和鲜活的现实之间发挥粘合作用，摆脱目前的尴尬局面，应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是它的教化性。这种教化性当然不是表现在我们那些板着面孔训人的史学论著中，而是表现在能给人以知识和美的享受的多种形式的作品里。中国史学博大精深，许多史学作品也是文学和哲学方面的力作。但是到了我们手里，史学论著往往成了干巴巴的教条。史学要想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立足之地，就必须改变自己，使自己易于被人们所接近，所接受。其次是它的开放性。中国史学对外闭关自守，内部门户相斥这一基本事实至少就削弱了自己对社会，对其他学科的吸引力。在中国史学界内部，搞中国史的人很少涉猎世界史，搞世界史的人也往往偏废中国史。即使在中国古代史这一专业内，往往也是搞秦汉的不能教明清，搞明清的不问战国，形成过多的条块和壁垒。大多数史学工作者都是以一个二级学科，甚至二级学科以下的某个方向作为自己的专业，从事打井式研究。结果历史科学被分割了。与此同时，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距离就更远了。多数人对与其他学科交叉不感兴趣，起码不想主动去接近其他学科。跨学科研究被许多人视为非分之事，甚至嗤之以鼻。这种情况是中国史学顺应时代要求、改变自身处境的最大障碍，也是中国史学难以同国外同行沟通、并使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合作的最大障碍。第三，理论性。缺乏理论特色是中国史学各学科的通病，也应该成为“新”、“旧”史学的主要差别。新史学的理论特色既可以是开放性的一个结果，并进一步促进史学同其它学科的沟通，同时又能够提高教化性的水平与层次，并最终使中国史学同时代合拍。
中国史研究亟待走出误区
自郭老不承认中国有特殊国情，说中国人既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以来，唯物史观便君临了中国史研究领域。作为唯物史观之认识论根据的辩证唯物主义，至少有这样几个比较明显的理论特征：1、凡事都要依思维与存在这一哲学的基本对立关系而一分为二，即找出相互斗争的矛盾；2、主张在派别归属上要非此即彼：要么唯物，要么唯心，对动摇于二者之间者，一般都划归为唯心主义；3、强调对抗的辩证法，即强调对抗之间斗争的一面；4、把辩证唯物主义视为终极原则，认为世界只可以通过物质存在而知之，形而上学和怀疑论无须存在。这些认识论特征，实导源于思维和存在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易使整个世界发生普遍的分裂，因为它可以把一切对象都一分为二，并使双方绝对地对立起来。“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云者，实际上不过是该原则的具体展开罢了。于是，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便当然地表现为生产斗争；而在群我人际间，则表现为阶级斗争。它构成了一种范式，即：“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便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模式。在这里，人们首先看到的是阶级斗争，它已被概括为除原始状态以外的全部社会特征。即：“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4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所谓“阶级斗争”，指的是不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辩证唯物史观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不以思维或精神为转移的物质存在。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由物质存在来决定，这恐怕是该理论之所以被称为唯物主义的根据所在。当人们把所有的社会矛盾都归因于人的经济行为时，整个社会便自然要以经济状况为唯一划分标准而“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而阶级斗争在经济生活中又具体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作为生产力主要因素的直接生产者在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革命过程中，则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生产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称谓，如与自由民相对的奴隶、与贵族相对的平民、与领主相对的农奴、与行会师傅相对的帮工和与资本家相对的工人等，“一句话”，即“被压迫者”阶级。这应该是唯物史观中阶级倾向主义之所自来的逻辑根据。当着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尚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缓解和抑制时，双方的斗争是隐蔽的；而当量的增长达到极限，公开的斗争——“革命”，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因为既然矛盾是由“物质—经济”原因引起的，那么，解决该矛盾，也必须要以“物质—经济”行为为手段，即：“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于是，以毁灭对方（自然是被压迫阶级起而毁灭压迫者）为形式的武装斗争（物的冲突）便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它透露出的，是黑格尔关于逻辑统治世界之信念的余绪，即政治冲突的结局就应该总是以建立某种更为先进的制度为目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革命的”这一命题所暗示的其本身不可能达到任何最后静止状态的特性，使人们难以相信，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果真就不会发生革命了。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说“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而没有讲过倘无阶级冲突这一动力，社会进化将怎样实现。它形成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即：其理论中手段与目的本身也构成了一对儿永远无法接近的对立的两极。尽管这有违理论初衷，但结果却只能如此。
辩证唯物史观一经引进，中国历史就完全呈现了另一副面貌。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史清理的结果，至少使以下四个问题在解释上发生了巨变，它们是：1、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2、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3、历史的创造者问题；4、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论述，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在中国历史上“找出”了依次更迭的“五大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但研究中发现，在中国经济政治史当中，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界线异常含混，西周、战国、秦统一、魏晋等无数个封建说及其纷争颉颃，至少反映了两个难以讲清楚的问题：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到底有没有和后来的农业革命、城市革命以及产业革命相类似的显示生产力向一个新阶段发展的明显标志？如果没有，奴隶制和封建制这两大社会形态该依何划分？而与之相连带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这两大形态无法划分，那么社会中人们的阶级属性该依何而定？由于这个问题无法解决，中国史学界在该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则普遍呈现出欲将生产方式更迭次数尽力减少的倾向。我们看到，无论是通过批判斯大林的“五形态”以肯定马克思的“四形态”的观点，还是以“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为由而提出的“三形态”理论，都不自觉地道出了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无法找到那么多回如此井然有序而又阵线分明的“对抗”现象这一研究者们的共同困惑。当听到“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国内知名学者最后竟发出“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个不成其问题的问题”之自我否定宣言时，这种困惑，更染上了一抹虚无。
唯物史观所提供的历史发展动力说，是阶级斗争。当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严重障碍时，阶级斗争便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的和“真正”的动力。其中仿佛具有的一种必然联系是：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也只有借助于这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才能实现。于是，只要是农民战争，便都成了代表历史前进的进步行为，一部中国史，也被写成了农民战争的前因和后果——成为“人民战争史”。至于农民战争本身所带来的严重破坏和起义军首领都要做皇帝这一事实，却每每忽略不计。而自从革命被认为是解决历史僵局的唯一有效途径以来，非暴力、不革命的“改良”，便被披上了名。对号入座，“辛亥革命”自然伟大，而“戊戌变法”便当然可咒了。其实，所谓改良的不彻底和革命的彻底性，就根本意义上来说，每每是互易其位的。我们看到，作为改良运动的“戊戌变法”在谈及变革时弊时，言必称“两千年来”如何如何：而以暴力冲突为形式的“辛亥革命”，却只是说“二百年来”如何如何。西方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对改良（或称改革）和革命有着与唯物史观截然相反的看法。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他认为，“改革就是以较大程度的社会、经济或政治平等为目标，扩大社会和行政参与的一场变化”，“革命者的目标在于将政治两极化、戏剧化，并把政治问题简单明确地归为‘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两类。革命者试图加深裂隙，而改革者必须尽力化解裂隙”，“革命者必须把各种社会力量一分为二，改革者必须能操纵这些力量”。其对“革命”理论之认识论根据的揭示准确得令人吃惊。
历史唯物主义在谈到历史的创造者问题时，创造了一个“人民”的概念，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作为人民群众之主体的，是劳动人民，是一切体力劳动者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这样一来，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有产的思想家和文化传播者，便统统被逐出了历史的创造者之外。他们的长期被批判，使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亦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于是，对于见称为“人民”者，多著以朱赤；而对其余的人，则墨黑视之。以孔子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古代文化名流之所以被强行打入另册，他们所创造的几乎代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全部的精神财富之所以被弃之无遗，原因即在于此。这种对历史人物以极其简单的方式戏剧性地两极化的分断行为，实源于简单而戏剧化的分断评价模式，即：凡是被剥削被统治者，都是进步的；而剥削者统治者乃至精神贵族，便都进入了反动势力的范畴。陈胜、洪秀全的“红”与刘邦、朱元璋的“黑”，就根本而言，亦著色于此。
正如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在于认识论一样，广义的中国认识论史——中国哲学思想史，亦自然被作为根本的变化对象而受到了更加彻底的洗礼。在“思维和存在”这一基本对立原则的比照下，中国哲学思想史也被重新解释成一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史。为了更直接地将这种分断运用于经济政治史研究，具有唯物论、可知论、辩证法倾向的哲学思想家，一般被划为进步派别，而他们的对立面，便天然地具有了反动属性。依此，“儒法斗争史”的出现，则自应被目为当然才是。在中国古代哲学界，由于“天人合一”原则被一贯始终，因此，在从中寻找依斗争哲学而划分出来的井然有序、阵线分明的两大敌对派别时，往往要发生很大困难。一向被称为唯心主义者的老子，其思想中，却每每闪烁出唯物主义的“光辉”，因为他讲“有无相生”；而几乎被人们视为当然的唯物主义者的王充，却有着那么深的命定论思想……对于那些同被视为唯心主义者，又因其程度有别而很难划归一类的哲学思想家，我国学者则强分之以“客观唯心论者”和“主观唯心论者”。老子庄子然，孔子孟子然，朱子和阳明子亦然。某些国外学者的挑剔，却也道出了这种强行分断的艰难。日本人加地伸行说：“在中国，有一个随意使用概念的倾向，如大体习惯于把‘客观的’一词当成唯物论的意思来使用，自然，‘主观的’也就成为‘唯心论’的同义语了。可这样，当说到中国人创造的‘客观唯心论’一词时，便产生了‘唯物论的唯心论’这一奇特的意义。尤其是他们所讲的‘主观唯心论’，实际上已成为近乎同义反复的‘唯心论的唯心论’了。”（《何谓儒教》〔日文版〕第195页，中公新书1990年版）中国传统哲学的“合一”基调，使唯物与唯心、可知与不可知、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等西方近代哲学中矛盾的两极在中国落起脚来信为困难。道家的“道”，便是这样一个难以涯限的概念。
显然，中国史研究当中所发生的种种不协调，从根本上讲，实源于中西方哲学在认识论范式上的内在差异。历史研究的国情意义是不可否认的，道理很简单，即：能够解答一切问题的方程是什么问题也解答不了的。此亦如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时所指出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希望本世纪发生的问题，能够在下个世纪获得真正的解决。
史论是现代史学的灵魂
20世纪是历史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巨大发展的历史时代。在这个世纪中，一方面，人们的历史视界急剧地扩大了，另一方面，先进的史家们更已掌握和运用了愈来愈多的比较科学和合理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使他们的史论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使史学发生了从印象主义的经验史学到理性主义的科学史学的重大转变。在这场深刻的史学革命中，20世纪的中国史学，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自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传入中国史学界以后，一种以史论为灵魂的新史学——中国的现代史学，更已愈益成为了本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强势潮流；这同20世纪世界史学革命的基本方向，无疑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史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相当幼稚的；中国的现代史论的发展，依然是举步维艰的。特别是，在国人对于从史实出发的真正的史论（如《顾准文集》中的那种史论）缺乏应有的了解的情况下，那种用理论来裁剪、以至歪曲历史的所谓“史论”——地地道道的伪史论的长期盛行，更是极大地败坏了史论的一般声誉，以致许多人误以为，史论是空泛、浅薄和易变的，并不是真功夫与真学问，只有史料研究与微观研究才是真功夫和真学问。于是，片面强调和热衷于单纯的史料研究、微观研究的学术风气，再度成为了史学界的一种“新潮”，“回到乾嘉去”重新成为了某些人的口号与行动指南，以至最近有人干脆提出，史学只有一个职能，这就是“讲故事”！
我个人并不否认史料研究与微观研究的重要性；我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也对此十分重视，并认为它是整个历史研究的真正基础。但在我看来，现代史学的真正灵魂并不在这里；现代史学的真正灵魂实际是在于科学的史论，特别是在于科学的宏观史论。
这是因为，第一，科学的实质，就在于科学理性的应用，而科学理性应用的集中表现，便在于科学的“论”即科学学说的提出上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关键便在于这种“论”的存在。由此，“论”便不能不成为了一切科学的灵魂之所在。因此，我们看到，达尔文之所以是作为生物学家的达尔文，并不在于他搜集了大批的生物学的经验材料，而正是在于他提出了自己的生物进化“论”。同样地，摩尔根在原始部落中生活了许多年，也搜集了大批的经验材料，但他如果不能由此提出自己的原始社会理论，他也决不会成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家的摩尔根。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文化人类学家们发现，处于采集狩猎阶段的“野蛮人”有关动植物的经验知识是极其丰富和精细的，其所达到的程度，只有现代的动植物学家才能与之相媲美。然而，若以真正的科学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却决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是动植物学家，我们只能说，由于野蛮人都未能提出关于动植物的理论学说，所以他们个个都不是动植物学家！……
现代的历史学，至少首先是一门科学。由此，现代历史学的灵魂，也就不能不是科学的史论，特别是科学的宏观史论。现代历史学与古代历史学的区别，实质上主要就在这里。现代历史学的核心，也因此而正在于科学的理解史学，而决不在于古代式的描述史学。因此，所谓“回到乾嘉去”，无疑完全是一种历史的谬误与倒退。因为，它实际是要求现代史学仍然停滞在古代史科学的水平上，甚至无异于要求现代史学倒退到野蛮人观察动植物和讲故事的水平上去。它根本不明白，历史学的研究工作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也是不能单靠搜集和罗列事实来进行的；历史学如果不能提供合理的分类、不断提高的理解力和深入系统的史论以取代简单的、杂乱的而且实际上是无限的堆砌物的话，它便没有权利在严肃的知识形态和科学世界中争得一席地位；历史学如果抛却了理性的分析与透视，抛却了深入系统的科学的史论，它便不可能通过努力重组历史的残篇断片来为“一堆遗体”恢复生命，而只能使这种理想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错误幻想。它是那样地崇尚微观研究，鄙视宏观研究，岂不知，离开了宏观的所谓微观研究，实际不过是在迂腐地追逐细枝末节，也是根本缺乏历史的洞察力的一种表现。它竭力以微观研究来规避“动荡不安的宏观空论”，却又常常在自觉、不自觉地为旧的不合理的史论体系做着脚注。它鄙视着历史哲学与历史理论，却不过是在不自觉地捍卫着早已陈旧过时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理论。它试图摆脱“理论的偏见”，却又经常陷于“常识的偏见”。它寻求历史研究中的绝对的客观性，却不知道“绝对的客观性”不过是一种乌托邦，不知道只有借助于较为正确的理论与方法、借助于科学的宏观史论，我们才能达到更大的客观性与精确性。它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微观研究视为“最客观的”，岂不知无视森林的客观存在恰恰是最大的主观性。它只是热衷于探求个别的、特殊的事物，却不知道，如果离开了对于宏观的、规律性的东西的探求，则我们越是探求特殊性当中的“无穷无尽的意义”，特殊性当中的一切就越是显得毫无意义。它试图以微观研究来寻求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永恒性，却常常不过是追逐到了永恒的无意义。它自以为以微观研究为基础的历史叙述也将是永恒的，却不知道从不同的角度处理现有的历史资料无疑完全可能改写我们现在所作的历史描述，而且时代与认识的发展也必然要求人们这样做。它抛却了宏观的、理论的研究与思考，因而也就丧失了从新的基本视角、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展开新的微观研究的机会与能力，而只能继续从事旧式的微观研究。它把扎实的史料研究、微观研究视为了唯一科学的历史研究，岂不知这实际只是整个科学的历史研究的基础部分。它宣称宏观的史论研究是浅薄、空泛、轻而易举和“不值钱”的，却根本不了解以坚实的微观研究为基础的严肃的宏观史论究竟是什么，根本不了解这种宏观研究如果没有相当的理论修养、长期的艰苦努力和较高的智慧也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有些人掌握了大量的史料，甚至是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却不能由此提出自己的历史学说，就是明证）。它把自己所独钟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微观研究奉为科学的历史研究的标准的理想状态，因而也就可悲地失掉了人类一切思想的更崇高的目标。它自以为抓住了科学的历史学的真谛与灵魂，但如上所述，却完全失掉了现代历史学的科学理性主义的灵魂，因而与现代历史学的基本发展方向，无疑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当然，我们这样来讲，决不含有任何贬低史料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意思。因为，事情很清楚，这种研究无疑地是整个历史研究中绝对不可缺少的基础性研究，因而也就是任何真正的而不是空泛的科学史论赖以提出、修正与发展的真正基础。正因此，我对于那些富有意义、并卓有成效的微观研究——那往往是很专门化、很深奥、很艰苦的研究工作，一向抱有高度的敬意。我甚至认为，如果一个人在宏观领域里几乎只有一点“炒冷饭”之类的本事的话，那他还不如在真正的高明者的指点下去从事一些扎实的、富有意义的史料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工作。然而，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尤应强调的却不是这一点，而是彻底实现从古代史学观到现代史学观的历史转变，彻底抛弃以“新乾嘉学派”为代表的忽视、贬低、以至否定史论的价值的旧的史学观，充分确立“以史料为基础，以史论为灵魂”或“以微观为基础，以宏观为灵魂”的现代的史学观。我们过去曾经忽视了史学的基础性研究，忽视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而一度空论泛滥；我们决不可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而又失落了现代史学的灵魂。
第二，从史学的职责与功能的角度来看，史论更是现代史学的灵魂。
任何史学，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史学。所谓超时代的永恒的历史学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史学的时代性意味着史家通常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通过今天生活在人类现实中的人们并且为了他们而重现过去的人类社会和状态的。而现代史学赖以实现其时代性的中心环节，便是史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不能不说：史论正是现代史学的灵魂之所在。
问题在于，现代社会为史家提供史学工作职位，总是为了让史家去为社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养活一些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历史兴趣而去“玩赏历史”的社会累赘。而史家作为社会的良知，也理所当然地应当为社会、为人类而服务。因此，象“新乾嘉学派”那样逃避现实、“为了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无疑是极不负责任的。而史家如果不能声称并确实努力为社会提供某种有用的东西的话，那他还有什么资格去要求社会重视他们、并给予他们以“应有的待遇”呢？同时，他又怎么能够从自己的时代中汲取新的动力、营养与灵感，以使史学获得无愧于自己时代的新发展呢？！
问题更在于，现代史学只有通过史论这一中心环节，只有使历史成为可由概念体系把握的东西，才能从根本上转变为现实生活的智慧，才能真正实现其主要的职责与功能。
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实际是在于：现代史家和古代史家所面对的史学对象，可以说是迥然不同的。古代史家尚处于人类社会的较低发展阶段上，对于原始时代也很少了解，因而他们所面对的实际主要地只是同一种性质的文明——农业文明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甚至主要地只是其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如中国秦以后的历史阶段）。现代史家则处于人类社会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对于远古时代和世界历史也有了较多的了解，因而他们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单一的同质文明，而已是不同性质的文明（包括采集狩猎文明——典型的原始文明）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各具特色的世界各民族了。这样，正是由此所规定，古代史家主要依靠对同质文明、同质发展阶段的某些历史事实的现象性的描述，再加上少许伦理性的史评，便足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了；在这方面，《资治通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代史家则不然。现代史家的史学对象的高度多质化、多样化，以及现代社会对于科学理性的高度需求，均使现代史家必须从个别、特殊出发而又超越个别和特殊，必须研究特定的历史阶段而又超越特定的历史阶段，必须由此而使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呈现出某种深层的统一性或一致性，从而在理性世界中建立起一座从特殊的历史直接通达现实世界与未来世界的桥梁，必须经过这座桥梁而实现深层的历史问题与深层的现实问题、深层的历史研究与深层的现实研究的内在的统一性或同一性，……一句话，他必须经过科学理性与科学的史论，特别是经由科学的宏观史论，方能发现过去的时代与现时代的统一性或同一性，因而也才能在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中愈益广泛、准确、深入地阐明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式、发展规律与发展趋势，才能为一切致力于静态分析的人文社会科学有效地提供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即动态考察的领域，从而有力地克服由单纯的静态分析所难免带来的理论绝对化与缺乏远见和深度的毛病，克服由于缺乏广阔的历史眼界、深厚的历史感与敏锐的历史洞察力而产生的种种失误与局限性，才能以其综合性、全程性的动态考察分析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真正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主要基础学科与前沿学科（这种前沿性，只要看一看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看一看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等等，就很清楚了），才能真正成为现代人类赖以认识自己的现实与未来的一种主要的和强有力的认识工具，真正使历史的智慧、历史的经验教训转变为现实生活的智慧，因而也才能使愈来愈多的人们由认识现实的兴趣而转向认识历史的兴趣，又由历史的认识而导向对于现实的深刻认识，并由此而使史学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取得应有的现实地位，真正克服和走出其目前的孤独与危机。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如果说主张史学即是史料学或微观史学的论者所主张的“人类历史中全部最细微事实的集合终将说话”之说对于古代史学来说还有颇大的真理性的话，那么，除现、当代史研究中的某些情况之外，它对于现代史学来说，则已基本上成为了一种唐·吉诃德式的梦想。过去时代细微的史实本身并不会自动说话，——它只有在现代人向它发问时才会说话。而这种发问，这种探究——特别是对人类发展过程的整体性探究，却正是历史学家所独占的研究领域与史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在这个领域中，史家不去说话，不去研究并发表自己的史论，而让本来并不会说话的细微的史实本身去说话，这便是失职（某些特殊情况除外）；这实际等于是让缺乏专门研究的读者自己去劳神，象一位史家一样去专心地研究复杂而深奥的史论问题，并由此而形成自己的史论，然而这不仅不符合社会分工的一般原则，而且在信息爆炸和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当中，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说，着力研究史论问题，无疑是现代史家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专 题 号】K1
【复印期号】1996年12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6年05期第1-16页
【作者简介】张博泉 一名甫白,满族,1926年生,辽宁辽阳人＾王家福，男,1939年生,辽宁省人＾刘德斌，男,1957年生;1977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韩东育，1962年12月生.1979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6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王占阳，1956年生,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1990年获吉林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现任吉林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
谈新时代与新史学
新时代，指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即将跨入21世纪新的挑战时代。新时代为史学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难逢的机遇。我想就如何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新史学，讲点自我的认识和看法。
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要有符合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结合学科的历史实际构思新的理论思维和体系。我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改革、开放和即将进入21世纪全人类大进步的时代，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对此做出认真的思考和抉择。史学的发展从来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和再创造，不能由于对时代认识不足，把史学难逢的发展机遇，视为史学危机。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史学研究有空前的发展，但至今对建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新史学这一重大问题却仍然处于沉默之中。建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新史学，关键在于思想认识要有新的转变，并付诸史学实践中去。
第一，要认真认识当代的社会，认真领会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强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意识。要掌握中国历史的最大实际和特点，即统一的多民族的“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的政体结构的国家，提出学科研究的主思想来，用它来结构和研究中国的过去，并展示未来社会和世界的美好前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新史学的理论思维、结构和体系建树的基准。
第二，建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新史学，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有新的转变，要清楚认识今天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改革和走向繁荣的新时代，主要是维护已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向前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要从与敌人对抗中转变为维护社会的统一、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上来。史学理论思维是由哲学上的统一、社会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结构而成的，因此在当前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观也就至为重要。我们今天的“时中”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中”。因此提出的政策是长治久安，维护矛盾着的事物统一和稳定。我们的方法论是在量与质的辩证思维中把握自我调整、平衡、和谐，发挥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求同存异，维护统一，独立自主，不受外来干预。要讲三点论和三段式，也就是多点论和多段论，不搞法家的绝对论，也不搞道家的相对论，也不是儒家的唯心主义辩证方法论中的“时中”，而是社会主义时代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观。这种辩证观是有原则的，有是非的，不是无原则的调和。
第三，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格局朝着全新发展，“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内容与结构的模式也不同于过去的任何时代，这就要史学适时的开创史学新结构和新体系，要用新时代的思维、民族、区域和制度格局它，不能再用旧的名称与内容格局它。
新史学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如果能实现以上三个方面的转变，我认为就有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史学。
二、新时代的新史学繁荣在于多学派。学派从学科的研究中产生，指在学科中有系统的主张和见解而形成的不同流派。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学术所宗不同，主张和见解有异，乃至地域性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学派多出是文化繁荣的标识，智力深化的结晶。只有多学派才会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会有批评出新和综合独创；才会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创新；才会有各学派的一代大师出现。学派的流传性和影响较为深远，从学者亦多。从来学派都是兼容发展的，王通对董仲舒神学体系进行批判，在思想上“援佛入儒”，实际上也“援道入儒”。王通把“道”提高到“天帝”之上，就原之于庄子。有了王通才有后来的理学和北方实用经学的发展，才有金、元之际元好问的全国同为“中州一体”的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可以与来之于不同之源的金石学派、考据学派以及当代有利于人类进步的学派并存。对人类文化研究能从不同角度作出贡献，只要各学派取得对统一国家根本利益共识，有着相同的爱国、爱民族的共同愿望，都会在学术研究中发挥专长。新的时代是培养人才的时代，各种人才以及年龄档次不同的人才都会大量涌现。在新时代的大进步中，神童要多，新秀要多，奇才要多，同样的积一生而晚成大器者也要多。21世纪的学术界应当诸峰争秀，蔚然而钟为社会主义一代文化的新风。
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史学应当是开发的、开扩的、不断创新的新史学。在这里我想讲与之有关的三个问题：
第一，开发离不开人才，也就是能创新和奉献的人才。巴尔扎克曾说过这样的话：“第一个用花形容姑娘的是奇才，第二个再来形容的是庸才，第三个就只能叫蠢才”。第一种人才不会是多数，第二种人才可能要多，而第三种人才是人们所不希望的。学科研究要有更多的能首次发现新问题和创新的人才。《文心雕龙》中有这样的话：“有饱学而才馁，有大富而学贫”。这是警惕治学问不要做“饱学”、“大富”，要集诸精华，精炼清出，富于创新。这样的人才就能担起史学开发的重任。
第二，学科开发要有所选择，要有窗口和突破力，即在学科的整体和个体中选薄弱环节、无人区和学科间的交界处开发，变薄弱为先进，变无人区为人烟区。恩格斯说：“科学在两门学科的交界处是最有前途的”。这里是新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产生的地方。史学在研究改变薄弱和无人区落后状态的同时，也要开发新学科。
第三，学科的发展要有好的环境氛围，要不断地治理和排除在学术发展中所遇到的污泥浊水和干扰。我了解的情况甚少，但感受有之，如学阀、门户之见和徇私情不能说已无。学阀，是学术界的强权者，凭借已取得的知识和权力压制年轻人的进步，知识垄断，不许学生有不同于己的见解，不许年轻人和同行超过他，用自己手中的地位和权势寻机找种种借口给予压制。门户之见和徇私情在学术活动中亦有。这都不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就某种意义讲是学术发展的阻力。在我国古代大学者很多，但也多有身居要位，而以提携后进，奖励后学为己任者。社会主义是要不分地位高低、学问大小、人人平等，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有师生、前贤与后贤之间的尊爱。要老中青结合，共求进步，前贤让后贤，在漫长的征途中共同促进社会主义学术兴盛与繁荣。
我致力于史学虽积四十余载，旧不成，新不就。所言纯属个人之所想，难以合时要。理解不当或错误之处，尚乞赐正。
历史研究的跨世纪选向
近20年来的历史研究，与前期相比，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极少有传世之作；与现实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陷入进退维谷之中；与未来要求相比，它是反向运行，愈加速离时代临界点愈远。面对21世纪中期前后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设计前景，我们的史学研究应该从现在起推进其战略变位，积极而慎重地探索优化的学科选向。
当前，人们对史学研究状态的看法，自然是多有歧见。但是，其分野的关键，主要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面对信息社会的尖锐挑战，人们势必寻求当代科学思维方式。时间增值促成立足未来的思维方式，空间贬值形成了系统思维方式，知识更新加快推动探索立体思维方式。与此息息相关的是，作为动态系统的思维活动，应倡导开放性的思维方式；也要谋求思维手段的现代化，探索新的思维方法。
面对跨世纪的挑战，依循当代科学思维方式，我们历史研究的优化取向，应该是专业性、社会性与应用性的有机合成。专业性是指学科的继承与发展，开掘学科发展的深度，以升华文明的火距。社会性是指提高全国公众的人文素质，拓展历史纵深社会的广度，以扩展文明的大众化星火。应用性是指以研究咨询参与决策，张驰历史智能与现实的结合度，以强化文明动力的燃点。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专业性研究，就没有文明的延续；没有社会性的渗透，就没有公众的支撑；没有应用性的参与，就没有时代的需要。也就是说，史学研究没有专业性、社会性与应用性的合成，就没有生的权力，或者说，就是自绝于社会。在当代世界，纵然有25种市场经济模式，一般地说，凡是市场机制运行比较规范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是专业性、社会性与应用性的合一。我国处于从计划机制向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转轨期，历史研究因此必须与其相适应，寻求优化的选向。
与历史研究的跨世纪选向相比，我们当前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与当代世界先导性潮流作反向运行，它在多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
如果说大千世界史学走势是专业性、社会性与应用性的有机合成，那么我们在实际上多是把社会性与应用性抛在一边，而在专业性上也多有残缺。诸如在研究课题上是“窄而小”；在思维上是“僵而拙”；在态势上是“旧而杂”。三者凝为一体令史学研究与队伍物化为“冷而穷”。事实上，我国世界史著名专家，在中国史领域研究的成果甚至也达到了中国史教授水准。我国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其所撰《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所征引文献共17种文字。与陈先生相比，陈先生的晚辈，及其晚辈的晚辈，在通才达识的参照系上，愈来愈窄，每况剧落，以至今日沦入死胡同的境地。笔者曾听某些院校历史系学生说，他们所学的中国古代史，宛如走马灯似的换老师，以至学生记不住老师的名字。据悉，那里把中国古代史切割成那么多段，也未见其中的研究者成为史学大家。笔者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发现，那里历史系一位执教中国史的教授，他从远古一直讲到国史。其国史的主要参考书（类似我国的教材）达12卷。其容量与中文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相当。这位教授的科研方向是明史，其“大明律”研究水准，据中国明史专家评论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同时，他还是多家公司的顾问，笔者还经历了他为美国一家对中国粮食贸易公司的一次咨询过程。
中国有句古训叫“通才达识”。求实地说，我们当前的史学研究态势，甚至与“通才达识”反其道而行之。既与历史荣光背道而驰，又与当代世界先导走向运行反向，其走向只能是撞入死胡同。
我国史学研究队伍的势能也多有反向运行之态。在某些青年学者看来，某些老专家是“旧而僵”；而在某些老专家看来，某些青年专家是“新而杂”。某些老专家严谨治学，一篇有价值的论文通常用一年左右的功夫；而个别的青年学者在一年时间内，居然能出版三、五本专“著”。透过如此巨大的反差，其中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我们的史学队伍较少凝聚成老中青的有序合力，甚至某种学派也难以衍生与发展。姑且不究其成因，但在另外一个天地的景象却令国人好生审视。国际一项统计表明，在人类不朽的巨著中，有66%的作品是在其60岁以后所著的。一般人才发现规律表明，人们可在5岁上下的年龄中去选可能有培养价值的芭蕾舞演员，而看一个人能否成为历史学家约在30多岁时才似可看清。在对世界4000多个学科的选才统计中，唯独历史学科是“大器晚成”。
在专业属性上，历史学科具有大器晚成的特征。相对不朽著作，这里多是“未老先退”；相对于世界人才选优律，这里又出现“超前早成”之势。前者似有“一切作古”之态，后者似有“另起炉灶”之势。形象地表述是，学术的老中青梯队宛如三级火箭，一级火箭尚未达到高燃点之时断火，受到重创的二级火箭不及推进时，抢先引爆了在发射现场赶制的三级火箭。从流体力学角度看，三级火箭如此无序运行，其整体势能势必在无序中呈反向之势。
信息社会先导潮流效应下的科学结构位移，迫切要求研究方法取向的优化。而研究方法的演进，既不能固守全部传统，也不要全盘西化，而重在求索现代化，既着力于在实质上创新，又能在升华中顺应本民族文化的精华。在这一重要方面，我们的领域又从不同的方向上作反向运行。
我国传统治学之道，重在详尽占有资料，简言之是求全“面”。信息雪崩式地剧增，任何人也不可能求得全面资料。据国际有关统计，在全世界4027门学科中，平均每位专业人员一生仅能阅读其专业文献的5%。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资料处理正处于相对反向的运转态势，即资料处理的重心，由全“面”转向捕寻关键之“点”。据统计，从文字载体量计算，世界新图书的新内容平均不超过其总量的11%。这一走势要求我们的工作宜走向捕寻关键之点，求得以少之质，胜过求全之效。然而，在新形势面前，某些人并非乘势而进。一个极端的例证是，某领域的一号专家固守传统，积一生之力寻觅一课题的资料，仅笔记与卡片的文字即逾360万。但是，这位首席专家的资料不“全”之感却与日俱增，以至他走进历史，也未曾为这部大作写上一个字。与其反其道而行之的是另一个极端的例子，笔者闻知某大学一位青年教师在一年内竟然出版了7本专“著”。
极端不代表一般，但它能从极端的角度敞开问题的尖锐性。上述两个方面的极端，至少还有某种内在联系，即“物极必反”；两者从不同方位上对科学研究方法作了反向运行。
从表象看来，我国史学领域多有“混杂”，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断层”现象等。但是，以大历史跨度和宽广的战略视野透视其实质，所谓“混杂”，其表象掩映下的是在引发创新的活力；所谓“断层”，更多的是在构造从此岸向彼岸实施“惊险地一跳”的“起跳板”。我国史学通过漫长地活力积聚，必将构造出新世纪的运行机制。而它的良性起点，就是探索历史学科的优化选向。
历史学科优化选向是要在漫长征途中渐次推进的。历史学科在一个国家的方位是由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界定的。美国从事历史教学与科研人员，约占其整个国际问题学者的25%；其次是政治学、语言和文学，各占其20%；经济学占11%，社会学占5%。而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史学在诸学科中的地位是极其寒微的。我们在界定这一基础性前提下，也该认定，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严重滞后将受到21世纪的巨大惩罚。因此，有魄力、有远见的人们也宜有所作为地展开巨大的内在力量，因势利导地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大业。广大公众也该认识到，人世间的公众素质与人文素质是不能进口的，而这些又是市场经济展开势能的无形的强大能源。当然，作为历史学科与历史学家更不能自绝于社会，不能坐待社会的拥抱。有鉴于此，在史学领域，长者也宜走进社会，少者也该走进书房，老少携手共进，互激互励；中年学者尽展承上启下之能，为繁荣我国史学继续奉献历史命运注定的最大智能。
笔者在1984年和1992年发表的研究咨询报告中解析出，面对21世纪初期，世界各领域都将面临杰出人才日趋贫乏、信念强度渐次疲软和平庸因素无序扩张等险情。与杰出领导人贫乏相比，短缺杰出自然科学家则显得更为突出，“教授荒”将席卷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造成杰出人才贫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一世纪之交恰逢杰出人才的世界性“低谷区”。其次，从世界科学发展角度观察，科学发展前锋受阻，必将导致智力的横向转移，或者是学科“回采”；目前处于新学科、新体系的孕育期，一时难以推出杰出的人才群。第三，主要来自长期的“教育危机”。教育非但没有“超前20年”，反而大幅度滞后；“智能愈高愈贫穷”已成为世界通病。
在全世界处于新旧世纪困难期之时，史学工作者在经济社会不发达国家献身于事业，必须高强度地展开“意志自由”的战略张力，并在“轻度贫穷”中磨练事业超越生命的意志强度。思维活力是人才要素的核心。老中青学者宜全力地构建思维的空间塔楼，精心地运行思维的立体系统，宛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头脑中建筑房屋，以闪射史诗般的视角，物化工匠般的技艺。信念是统领智能到位的核心要素。以恩格斯所倡导的“意志自由”来总揽我们的创新研究，为史学研究赢得一个全新的境界。
史学研究的社会性，它既是学科深扎于国家的母体之中，求得永生的源泉，也是升华大众的人文素质，获得国家腾飞的巨大能源。在发达国家里，一流专家写通俗读物，王牌教授编专著索引，把历史精雕细刻、点点滴滴地输导给社会，传输给公众，这是全方位的社会性追求。史学研究的应用性是把图书资料解析成绝密情报，这是奉献国家、贡献事业的特殊智能加工的流程，也是历史走出历史、历史参与现实、历史助推未来的科学实践。史学研究的社会性与应用性也是高层次的科学研究，更是专业性研究升层次的实践支点。我国某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在这一方面的探索及其进展已拉开了史学优化选向的序幕，而让它走向21世纪学术舞台的中心，还要中经漫长的征程。
历史学：在遥远的历史与鲜活的现实之间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衣、食、住、行方面的显著变化，世所瞩目之外，中国最明显的变化还是发生在人的精神面貌上，甚至可以说是发生在中国人的气质上。中国人越来越挺胸抬头地走路了。中国人的脸上少了木然和呆板，多了生机和欲求。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有魅力了。对比一下改革开放初期和现在的影视作品，你会发现那是两个时代的缩影，不管其内容涉今还是论古。从1984年洛杉矶、1988年汉城、1992年巴塞罗纳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入场的境头之上，你也会找到时代前进的标记。中国的体育健儿少了拘谨，多了洒脱。即使你观察的是连续参加两届或三届奥运会的同一位运动员，你也会发现他（她）越来越不象以前的他（她）了。你至少会发现他（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多了坦然，少了羞怯。实际上，只要你把自己或亲朋好友改革开放之前或初期的照片翻出来品味一下，你也会发现作为中国人的你或你们有多大的变化。尽管岁月不会让你显得年轻，但你或你们倒会变得更象一个男人或女人。旧时照片上的你可能是一个面有菜色的“套中人”，现实照片上的你可能红光满面，一副既很满意，又不知足的样子。
当然，最根本的变化还是发生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变了，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也变了。中国人开始吝惜时间，中国人开始讲究效率；中国人开始公开坦然地追求私人利益，中国人开始疯狂地急功近利。蓝灰色的世界没有了，木然的人群消失了。代之而起的五彩缤纷，是八仙过海，……
这是一个变化的中国，这是一个新鲜而富有生机的现实——鲜活的现实。
二
在这样一个变化着的中国，在这样一个鲜活的时代，却有一群人似乎被冷落于社会的主流之外。他们遭冷落的原因非常简单：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他们所研究的学问似乎与人们急于要在其中获利的市场经济无关。既然他们不能给别人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财富，他们那些学问存在的前提也就让人产生了怀疑。这群人就是那些以文史哲等人文科学的教育和研究的职业的人，其中以史学工作者的处境更为艰难。写出来的书难以出版，因为不能给出版社创利；培养出来的学生难以被用人单位接受，因为“学历史的在我们那儿没用”。许多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找机会逃离了史学队伍，尽管是降格以求，但由于马上就有了一个物质上的极大改善，内心就得到了平衡和满足。尽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界也曾一度繁荣，尽管中国史学经过其从业者的艰苦努力，无论是在新的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在新的方法论的引进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尽管史学家也在反省自己，努力向社会靠拢，但史学仍难以从诸种因素中解脱出来。
普遍认为，史学及整个人文学科的遭遇，是社会转型、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的结果。转型难免促成急功近利，建立市场经济的需要又使经济学和法学取代了历史学和哲学昔日的地位，成为新时代的“显学”。史学等人文学科由于不能晓人以发财之道，又不具备能够直接制造利润的可操作性，被社会冷漠也就成为自然之事了。也有人对当今的史学及其他人文科学提出批评。认为这些学科体系陈旧，方法落后，观点僵化，远离社会现实，因而被现实所冷落。只要这些学科经过认真改造，贴近生活，是可以被现实所接纳的。
笔者也曾持类似看法，并曾在有关论文里谈到。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相当幼稚的。因为当今社会对史学已不再仅仅是“冷漠”，而实质是“拒绝”。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急剧转轨的当今社会，由于现实生活的瞬息万变、斑驳陆离，造成了今天和昨天的巨大差别与断然分离。历史对于现今的中国人似乎更为遥远，面对这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面对在自己眼前突然涌现出来的现代文明的种种刺激，人们已无需用以往的经历来判定现实的事务（以往的经历中也没有现在所能看到的新事务）。在许多人看来，以往的经历和现今的生活并没有内在的联系。尤其在现实的“富裕”和“自由”与过去的“贫穷”与“束缚”形成鲜明对照之时，人们就更加迫不急待地力图摆脱历史传统对自己的约束，并希求在割断自己与过去联系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新人，一个“现代人”，一个获得了个体人格“独立”的人。这种心态或许推动一批人丢掉包袱，成为新时代的开拓者、改革家；但在另一方面，也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人们私欲的膨胀和世界观的转变，成为世风败坏的心理基础。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历史和历史学自然是无用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似乎就成了当今社会多余的学问和人物了。可见，从根本上讲，人们对历史学的冷漠实际上也是对历史的冷漠，是想通过割断自己过去与现在联系的途径来落得一种解脱，获得一种解放。
三
这样，在这个历史最悠久（之一）的国度里，历史学却成了人们最不喜欢的学科（之一）；当别人把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作现代中国的一部分而加以研究，甚至心存羡慕的同时，这一悠久历史的子孙们却正想从她的背景中解脱出来。遥远的历史就这样和鲜活的现实碰撞在一起，从而将史学推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史学不能抛弃自身的特性而迎合这个鲜活的现实；脱离现实太远，史学便又失去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照此看来，很难说史学的境地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善。
但历史是割不断的。今日改革开放及其所带来的变化，是中国历史上长时期闭关锁国反向作用的结果。中国一直在摸索一条能在短时间内赶上西方列强的道路，但又往往欲速则不达，而且总是以一方面的牺牲作为另一方面发展进步的前提。在国外看来，这是一个民族不成熟的表现。历史学的功用，就在于警示世人避免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的往复循环，从而推动我们的人民和整个民族成熟起来。实际上就是把古老的历史与鲜活的现实衔接起来。与此相联系，作为人文科学，史学应在提高民族的人文素养方面发挥作用。
经过百余年的摸索、探求之后，中国人终于把加入到市场经济的世界潮流中来作为自己摆脱落后、跻身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的道路选择。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是，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归根到底靠的是人才。而人才问题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掌握技术问题。衡量人才的标准，就个体而言，首先就有一个文化素养和文化品格问题；就一个集团或群体而言，首先就是一个人文教养问题。就全社会而言，人文教养往往影响到一个社会的治、乱、兴、衰，并且通过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对这个民族的前途产生深远影响。实际上，我们现在社会上的许多弊病，不是起因于贫穷，也不是起因于所谓法制的不健全，而是起因于人文教养的缺乏。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国家大力支持创办人文学科基地、并促其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幅射源的原因所在。实际上，西方国家是在现代化进程已经完成、物质生活相当丰富之后才出现人文教育的滑坡和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失衡的。而我们尚在现代化进程中就已经开始品尝由于忽视人文教育而种下的苦果了。
21世纪无疑是综合国力竞争的世纪。西方领导人所强调的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他们的精神力量；而我们则更多地强调的是综合国力中的物质力量。西方，特别是美国领导人在自己国家的精神文明陷入危机的情况下，竟依然放手向东方国家，特别是向中国的精神文明提出挑战，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国加强自身精神文明建设的紧迫性。21世纪实际上将成为各大力量文明竞争的世纪。时代呼唤着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表现出能与其他大国相匹敌的精神力量，因而也在呼唤着中国推出新的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关系到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人文导向，关系到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塑造。
史学要想在遥远的历史和鲜活的现实之间发挥粘合作用，摆脱目前的尴尬局面，应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是它的教化性。这种教化性当然不是表现在我们那些板着面孔训人的史学论著中，而是表现在能给人以知识和美的享受的多种形式的作品里。中国史学博大精深，许多史学作品也是文学和哲学方面的力作。但是到了我们手里，史学论著往往成了干巴巴的教条。史学要想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立足之地，就必须改变自己，使自己易于被人们所接近，所接受。其次是它的开放性。中国史学对外闭关自守，内部门户相斥这一基本事实至少就削弱了自己对社会，对其他学科的吸引力。在中国史学界内部，搞中国史的人很少涉猎世界史，搞世界史的人也往往偏废中国史。即使在中国古代史这一专业内，往往也是搞秦汉的不能教明清，搞明清的不问战国，形成过多的条块和壁垒。大多数史学工作者都是以一个二级学科，甚至二级学科以下的某个方向作为自己的专业，从事打井式研究。结果历史科学被分割了。与此同时，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距离就更远了。多数人对与其他学科交叉不感兴趣，起码不想主动去接近其他学科。跨学科研究被许多人视为非分之事，甚至嗤之以鼻。这种情况是中国史学顺应时代要求、改变自身处境的最大障碍，也是中国史学难以同国外同行沟通、并使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合作的最大障碍。第三，理论性。缺乏理论特色是中国史学各学科的通病，也应该成为“新”、“旧”史学的主要差别。新史学的理论特色既可以是开放性的一个结果，并进一步促进史学同其它学科的沟通，同时又能够提高教化性的水平与层次，并最终使中国史学同时代合拍。
中国史研究亟待走出误区
自郭老不承认中国有特殊国情，说中国人既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以来，唯物史观便君临了中国史研究领域。作为唯物史观之认识论根据的辩证唯物主义，至少有这样几个比较明显的理论特征：1、凡事都要依思维与存在这一哲学的基本对立关系而一分为二，即找出相互斗争的矛盾；2、主张在派别归属上要非此即彼：要么唯物，要么唯心，对动摇于二者之间者，一般都划归为唯心主义；3、强调对抗的辩证法，即强调对抗之间斗争的一面；4、把辩证唯物主义视为终极原则，认为世界只可以通过物质存在而知之，形而上学和怀疑论无须存在。这些认识论特征，实导源于思维和存在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易使整个世界发生普遍的分裂，因为它可以把一切对象都一分为二，并使双方绝对地对立起来。“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云者，实际上不过是该原则的具体展开罢了。于是，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便当然地表现为生产斗争；而在群我人际间，则表现为阶级斗争。它构成了一种范式，即：“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便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模式。在这里，人们首先看到的是阶级斗争，它已被概括为除原始状态以外的全部社会特征。即：“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4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所谓“阶级斗争”，指的是不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辩证唯物史观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不以思维或精神为转移的物质存在。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由物质存在来决定，这恐怕是该理论之所以被称为唯物主义的根据所在。当人们把所有的社会矛盾都归因于人的经济行为时，整个社会便自然要以经济状况为唯一划分标准而“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而阶级斗争在经济生活中又具体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作为生产力主要因素的直接生产者在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革命过程中，则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生产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称谓，如与自由民相对的奴隶、与贵族相对的平民、与领主相对的农奴、与行会师傅相对的帮工和与资本家相对的工人等，“一句话”，即“被压迫者”阶级。这应该是唯物史观中阶级倾向主义之所自来的逻辑根据。当着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尚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缓解和抑制时，双方的斗争是隐蔽的；而当量的增长达到极限，公开的斗争——“革命”，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因为既然矛盾是由“物质—经济”原因引起的，那么，解决该矛盾，也必须要以“物质—经济”行为为手段，即：“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于是，以毁灭对方（自然是被压迫阶级起而毁灭压迫者）为形式的武装斗争（物的冲突）便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它透露出的，是黑格尔关于逻辑统治世界之信念的余绪，即政治冲突的结局就应该总是以建立某种更为先进的制度为目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革命的”这一命题所暗示的其本身不可能达到任何最后静止状态的特性，使人们难以相信，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果真就不会发生革命了。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说“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而没有讲过倘无阶级冲突这一动力，社会进化将怎样实现。它形成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即：其理论中手段与目的本身也构成了一对儿永远无法接近的对立的两极。尽管这有违理论初衷，但结果却只能如此。
辩证唯物史观一经引进，中国历史就完全呈现了另一副面貌。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史清理的结果，至少使以下四个问题在解释上发生了巨变，它们是：1、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2、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3、历史的创造者问题；4、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论述，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在中国历史上“找出”了依次更迭的“五大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但研究中发现，在中国经济政治史当中，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界线异常含混，西周、战国、秦统一、魏晋等无数个封建说及其纷争颉颃，至少反映了两个难以讲清楚的问题：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到底有没有和后来的农业革命、城市革命以及产业革命相类似的显示生产力向一个新阶段发展的明显标志？如果没有，奴隶制和封建制这两大社会形态该依何划分？而与之相连带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这两大形态无法划分，那么社会中人们的阶级属性该依何而定？由于这个问题无法解决，中国史学界在该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则普遍呈现出欲将生产方式更迭次数尽力减少的倾向。我们看到，无论是通过批判斯大林的“五形态”以肯定马克思的“四形态”的观点，还是以“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为由而提出的“三形态”理论，都不自觉地道出了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无法找到那么多回如此井然有序而又阵线分明的“对抗”现象这一研究者们的共同困惑。当听到“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国内知名学者最后竟发出“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个不成其问题的问题”之自我否定宣言时，这种困惑，更染上了一抹虚无。
唯物史观所提供的历史发展动力说，是阶级斗争。当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严重障碍时，阶级斗争便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的和“真正”的动力。其中仿佛具有的一种必然联系是：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也只有借助于这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才能实现。于是，只要是农民战争，便都成了代表历史前进的进步行为，一部中国史，也被写成了农民战争的前因和后果——成为“人民战争史”。至于农民战争本身所带来的严重破坏和起义军首领都要做皇帝这一事实，却每每忽略不计。而自从革命被认为是解决历史僵局的唯一有效途径以来，非暴力、不革命的“改良”，便被披上了名。对号入座，“辛亥革命”自然伟大，而“戊戌变法”便当然可咒了。其实，所谓改良的不彻底和革命的彻底性，就根本意义上来说，每每是互易其位的。我们看到，作为改良运动的“戊戌变法”在谈及变革时弊时，言必称“两千年来”如何如何：而以暴力冲突为形式的“辛亥革命”，却只是说“二百年来”如何如何。西方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对改良（或称改革）和革命有着与唯物史观截然相反的看法。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他认为，“改革就是以较大程度的社会、经济或政治平等为目标，扩大社会和行政参与的一场变化”，“革命者的目标在于将政治两极化、戏剧化，并把政治问题简单明确地归为‘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两类。革命者试图加深裂隙，而改革者必须尽力化解裂隙”，“革命者必须把各种社会力量一分为二，改革者必须能操纵这些力量”。其对“革命”理论之认识论根据的揭示准确得令人吃惊。
历史唯物主义在谈到历史的创造者问题时，创造了一个“人民”的概念，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作为人民群众之主体的，是劳动人民，是一切体力劳动者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这样一来，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有产的思想家和文化传播者，便统统被逐出了历史的创造者之外。他们的长期被批判，使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亦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于是，对于见称为“人民”者，多著以朱赤；而对其余的人，则墨黑视之。以孔子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古代文化名流之所以被强行打入另册，他们所创造的几乎代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全部的精神财富之所以被弃之无遗，原因即在于此。这种对历史人物以极其简单的方式戏剧性地两极化的分断行为，实源于简单而戏剧化的分断评价模式，即：凡是被剥削被统治者，都是进步的；而剥削者统治者乃至精神贵族，便都进入了反动势力的范畴。陈胜、洪秀全的“红”与刘邦、朱元璋的“黑”，就根本而言，亦著色于此。
正如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在于认识论一样，广义的中国认识论史——中国哲学思想史，亦自然被作为根本的变化对象而受到了更加彻底的洗礼。在“思维和存在”这一基本对立原则的比照下，中国哲学思想史也被重新解释成一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史。为了更直接地将这种分断运用于经济政治史研究，具有唯物论、可知论、辩证法倾向的哲学思想家，一般被划为进步派别，而他们的对立面，便天然地具有了反动属性。依此，“儒法斗争史”的出现，则自应被目为当然才是。在中国古代哲学界，由于“天人合一”原则被一贯始终，因此，在从中寻找依斗争哲学而划分出来的井然有序、阵线分明的两大敌对派别时，往往要发生很大困难。一向被称为唯心主义者的老子，其思想中，却每每闪烁出唯物主义的“光辉”，因为他讲“有无相生”；而几乎被人们视为当然的唯物主义者的王充，却有着那么深的命定论思想……对于那些同被视为唯心主义者，又因其程度有别而很难划归一类的哲学思想家，我国学者则强分之以“客观唯心论者”和“主观唯心论者”。老子庄子然，孔子孟子然，朱子和阳明子亦然。某些国外学者的挑剔，却也道出了这种强行分断的艰难。日本人加地伸行说：“在中国，有一个随意使用概念的倾向，如大体习惯于把‘客观的’一词当成唯物论的意思来使用，自然，‘主观的’也就成为‘唯心论’的同义语了。可这样，当说到中国人创造的‘客观唯心论’一词时，便产生了‘唯物论的唯心论’这一奇特的意义。尤其是他们所讲的‘主观唯心论’，实际上已成为近乎同义反复的‘唯心论的唯心论’了。”（《何谓儒教》〔日文版〕第195页，中公新书1990年版）中国传统哲学的“合一”基调，使唯物与唯心、可知与不可知、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等西方近代哲学中矛盾的两极在中国落起脚来信为困难。道家的“道”，便是这样一个难以涯限的概念。
显然，中国史研究当中所发生的种种不协调，从根本上讲，实源于中西方哲学在认识论范式上的内在差异。历史研究的国情意义是不可否认的，道理很简单，即：能够解答一切问题的方程是什么问题也解答不了的。此亦如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时所指出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希望本世纪发生的问题，能够在下个世纪获得真正的解决。
史论是现代史学的灵魂
20世纪是历史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巨大发展的历史时代。在这个世纪中，一方面，人们的历史视界急剧地扩大了，另一方面，先进的史家们更已掌握和运用了愈来愈多的比较科学和合理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使他们的史论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使史学发生了从印象主义的经验史学到理性主义的科学史学的重大转变。在这场深刻的史学革命中，20世纪的中国史学，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自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传入中国史学界以后，一种以史论为灵魂的新史学——中国的现代史学，更已愈益成为了本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强势潮流；这同20世纪世界史学革命的基本方向，无疑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史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相当幼稚的；中国的现代史论的发展，依然是举步维艰的。特别是，在国人对于从史实出发的真正的史论（如《顾准文集》中的那种史论）缺乏应有的了解的情况下，那种用理论来裁剪、以至歪曲历史的所谓“史论”——地地道道的伪史论的长期盛行，更是极大地败坏了史论的一般声誉，以致许多人误以为，史论是空泛、浅薄和易变的，并不是真功夫与真学问，只有史料研究与微观研究才是真功夫和真学问。于是，片面强调和热衷于单纯的史料研究、微观研究的学术风气，再度成为了史学界的一种“新潮”，“回到乾嘉去”重新成为了某些人的口号与行动指南，以至最近有人干脆提出，史学只有一个职能，这就是“讲故事”！
我个人并不否认史料研究与微观研究的重要性；我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也对此十分重视，并认为它是整个历史研究的真正基础。但在我看来，现代史学的真正灵魂并不在这里；现代史学的真正灵魂实际是在于科学的史论，特别是在于科学的宏观史论。
这是因为，第一，科学的实质，就在于科学理性的应用，而科学理性应用的集中表现，便在于科学的“论”即科学学说的提出上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关键便在于这种“论”的存在。由此，“论”便不能不成为了一切科学的灵魂之所在。因此，我们看到，达尔文之所以是作为生物学家的达尔文，并不在于他搜集了大批的生物学的经验材料，而正是在于他提出了自己的生物进化“论”。同样地，摩尔根在原始部落中生活了许多年，也搜集了大批的经验材料，但他如果不能由此提出自己的原始社会理论，他也决不会成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家的摩尔根。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文化人类学家们发现，处于采集狩猎阶段的“野蛮人”有关动植物的经验知识是极其丰富和精细的，其所达到的程度，只有现代的动植物学家才能与之相媲美。然而，若以真正的科学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却决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是动植物学家，我们只能说，由于野蛮人都未能提出关于动植物的理论学说，所以他们个个都不是动植物学家！……
现代的历史学，至少首先是一门科学。由此，现代历史学的灵魂，也就不能不是科学的史论，特别是科学的宏观史论。现代历史学与古代历史学的区别，实质上主要就在这里。现代历史学的核心，也因此而正在于科学的理解史学，而决不在于古代式的描述史学。因此，所谓“回到乾嘉去”，无疑完全是一种历史的谬误与倒退。因为，它实际是要求现代史学仍然停滞在古代史科学的水平上，甚至无异于要求现代史学倒退到野蛮人观察动植物和讲故事的水平上去。它根本不明白，历史学的研究工作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也是不能单靠搜集和罗列事实来进行的；历史学如果不能提供合理的分类、不断提高的理解力和深入系统的史论以取代简单的、杂乱的而且实际上是无限的堆砌物的话，它便没有权利在严肃的知识形态和科学世界中争得一席地位；历史学如果抛却了理性的分析与透视，抛却了深入系统的科学的史论，它便不可能通过努力重组历史的残篇断片来为“一堆遗体”恢复生命，而只能使这种理想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错误幻想。它是那样地崇尚微观研究，鄙视宏观研究，岂不知，离开了宏观的所谓微观研究，实际不过是在迂腐地追逐细枝末节，也是根本缺乏历史的洞察力的一种表现。它竭力以微观研究来规避“动荡不安的宏观空论”，却又常常在自觉、不自觉地为旧的不合理的史论体系做着脚注。它鄙视着历史哲学与历史理论，却不过是在不自觉地捍卫着早已陈旧过时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理论。它试图摆脱“理论的偏见”，却又经常陷于“常识的偏见”。它寻求历史研究中的绝对的客观性，却不知道“绝对的客观性”不过是一种乌托邦，不知道只有借助于较为正确的理论与方法、借助于科学的宏观史论，我们才能达到更大的客观性与精确性。它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微观研究视为“最客观的”，岂不知无视森林的客观存在恰恰是最大的主观性。它只是热衷于探求个别的、特殊的事物，却不知道，如果离开了对于宏观的、规律性的东西的探求，则我们越是探求特殊性当中的“无穷无尽的意义”，特殊性当中的一切就越是显得毫无意义。它试图以微观研究来寻求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永恒性，却常常不过是追逐到了永恒的无意义。它自以为以微观研究为基础的历史叙述也将是永恒的，却不知道从不同的角度处理现有的历史资料无疑完全可能改写我们现在所作的历史描述，而且时代与认识的发展也必然要求人们这样做。它抛却了宏观的、理论的研究与思考，因而也就丧失了从新的基本视角、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展开新的微观研究的机会与能力，而只能继续从事旧式的微观研究。它把扎实的史料研究、微观研究视为了唯一科学的历史研究，岂不知这实际只是整个科学的历史研究的基础部分。它宣称宏观的史论研究是浅薄、空泛、轻而易举和“不值钱”的，却根本不了解以坚实的微观研究为基础的严肃的宏观史论究竟是什么，根本不了解这种宏观研究如果没有相当的理论修养、长期的艰苦努力和较高的智慧也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有些人掌握了大量的史料，甚至是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却不能由此提出自己的历史学说，就是明证）。它把自己所独钟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微观研究奉为科学的历史研究的标准的理想状态，因而也就可悲地失掉了人类一切思想的更崇高的目标。它自以为抓住了科学的历史学的真谛与灵魂，但如上所述，却完全失掉了现代历史学的科学理性主义的灵魂，因而与现代历史学的基本发展方向，无疑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当然，我们这样来讲，决不含有任何贬低史料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意思。因为，事情很清楚，这种研究无疑地是整个历史研究中绝对不可缺少的基础性研究，因而也就是任何真正的而不是空泛的科学史论赖以提出、修正与发展的真正基础。正因此，我对于那些富有意义、并卓有成效的微观研究——那往往是很专门化、很深奥、很艰苦的研究工作，一向抱有高度的敬意。我甚至认为，如果一个人在宏观领域里几乎只有一点“炒冷饭”之类的本事的话，那他还不如在真正的高明者的指点下去从事一些扎实的、富有意义的史料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工作。然而，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尤应强调的却不是这一点，而是彻底实现从古代史学观到现代史学观的历史转变，彻底抛弃以“新乾嘉学派”为代表的忽视、贬低、以至否定史论的价值的旧的史学观，充分确立“以史料为基础，以史论为灵魂”或“以微观为基础，以宏观为灵魂”的现代的史学观。我们过去曾经忽视了史学的基础性研究，忽视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而一度空论泛滥；我们决不可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而又失落了现代史学的灵魂。
第二，从史学的职责与功能的角度来看，史论更是现代史学的灵魂。
任何史学，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史学。所谓超时代的永恒的历史学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史学的时代性意味着史家通常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通过今天生活在人类现实中的人们并且为了他们而重现过去的人类社会和状态的。而现代史学赖以实现其时代性的中心环节，便是史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不能不说：史论正是现代史学的灵魂之所在。
问题在于，现代社会为史家提供史学工作职位，总是为了让史家去为社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养活一些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历史兴趣而去“玩赏历史”的社会累赘。而史家作为社会的良知，也理所当然地应当为社会、为人类而服务。因此，象“新乾嘉学派”那样逃避现实、“为了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无疑是极不负责任的。而史家如果不能声称并确实努力为社会提供某种有用的东西的话，那他还有什么资格去要求社会重视他们、并给予他们以“应有的待遇”呢？同时，他又怎么能够从自己的时代中汲取新的动力、营养与灵感，以使史学获得无愧于自己时代的新发展呢？！
问题更在于，现代史学只有通过史论这一中心环节，只有使历史成为可由概念体系把握的东西，才能从根本上转变为现实生活的智慧，才能真正实现其主要的职责与功能。
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实际是在于：现代史家和古代史家所面对的史学对象，可以说是迥然不同的。古代史家尚处于人类社会的较低发展阶段上，对于原始时代也很少了解，因而他们所面对的实际主要地只是同一种性质的文明——农业文明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甚至主要地只是其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如中国秦以后的历史阶段）。现代史家则处于人类社会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对于远古时代和世界历史也有了较多的了解，因而他们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单一的同质文明，而已是不同性质的文明（包括采集狩猎文明——典型的原始文明）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各具特色的世界各民族了。这样，正是由此所规定，古代史家主要依靠对同质文明、同质发展阶段的某些历史事实的现象性的描述，再加上少许伦理性的史评，便足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了；在这方面，《资治通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代史家则不然。现代史家的史学对象的高度多质化、多样化，以及现代社会对于科学理性的高度需求，均使现代史家必须从个别、特殊出发而又超越个别和特殊，必须研究特定的历史阶段而又超越特定的历史阶段，必须由此而使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呈现出某种深层的统一性或一致性，从而在理性世界中建立起一座从特殊的历史直接通达现实世界与未来世界的桥梁，必须经过这座桥梁而实现深层的历史问题与深层的现实问题、深层的历史研究与深层的现实研究的内在的统一性或同一性，……一句话，他必须经过科学理性与科学的史论，特别是经由科学的宏观史论，方能发现过去的时代与现时代的统一性或同一性，因而也才能在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中愈益广泛、准确、深入地阐明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式、发展规律与发展趋势，才能为一切致力于静态分析的人文社会科学有效地提供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即动态考察的领域，从而有力地克服由单纯的静态分析所难免带来的理论绝对化与缺乏远见和深度的毛病，克服由于缺乏广阔的历史眼界、深厚的历史感与敏锐的历史洞察力而产生的种种失误与局限性，才能以其综合性、全程性的动态考察分析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真正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主要基础学科与前沿学科（这种前沿性，只要看一看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看一看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等等，就很清楚了），才能真正成为现代人类赖以认识自己的现实与未来的一种主要的和强有力的认识工具，真正使历史的智慧、历史的经验教训转变为现实生活的智慧，因而也才能使愈来愈多的人们由认识现实的兴趣而转向认识历史的兴趣，又由历史的认识而导向对于现实的深刻认识，并由此而使史学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取得应有的现实地位，真正克服和走出其目前的孤独与危机。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如果说主张史学即是史料学或微观史学的论者所主张的“人类历史中全部最细微事实的集合终将说话”之说对于古代史学来说还有颇大的真理性的话，那么，除现、当代史研究中的某些情况之外，它对于现代史学来说，则已基本上成为了一种唐·吉诃德式的梦想。过去时代细微的史实本身并不会自动说话，——它只有在现代人向它发问时才会说话。而这种发问，这种探究——特别是对人类发展过程的整体性探究，却正是历史学家所独占的研究领域与史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在这个领域中，史家不去说话，不去研究并发表自己的史论，而让本来并不会说话的细微的史实本身去说话，这便是失职（某些特殊情况除外）；这实际等于是让缺乏专门研究的读者自己去劳神，象一位史家一样去专心地研究复杂而深奥的史论问题，并由此而形成自己的史论，然而这不仅不符合社会分工的一般原则，而且在信息爆炸和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当中，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说，着力研究史论问题，无疑是现代史家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