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洪迈在《史记》研究上的贡献
可永雪
【专题名称】历史学
【专 题 号】K1
【复印期号】1996年12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师大学报》(呼和浩特)1996年03期第63-69页
【作者简介】可永雪，内蒙古师大汉文系
[内容摘要]洪迈在《史记》研究上做出了一份不容忽视的贡献：一、《史记法语》，首开《史记》语词研究之风；二、《容斋随笔》，究心《史记》为文之法，标举《史记》重沓之妙；三、《容斋随笔》对《史记》人物的评论和研究。
[关键词]洪迈 《史记》研究 语词 为文之法 人物评论
作为南宋著名学者、作家，洪迈学识渊博，涉足领域广泛，在《史记》的研究上，也做出了一份不容忽视的贡献。兹分三题约略说之。
一、《史记法语》，首开《史记》语词研究之风。
洪迈对《史记》的研究，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他所编《史记法语》一书。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编于《史记》百三十篇内，自二字以上，句法古隽者，依次标出，亦间录旧注，盖与《经子法语》等编同，以备修辞之用。”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1.此书体式——其所纂录，有词有语，以语为主，而且语句较长，甚或有两句以上者，鲜明地体现出词语摘编的特点。例如：
纪第一五帝 幼而徇齐（徇，疾；齐，速也） 有赤气出，如匹绛帛（集解） 其服士（衣服服士服，言其公且廉也）
纪第二夏 食少，调有余相给 草繇木条
纪第三殷 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以水喻民） 割政（割剥之政） 有好女入之纣（有美女必入纣宫）
传第六十九货殖列传 ……素封（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
2.此书性质——洪迈于典要古籍，多有词语摘编本，如《经子法语》、《史记法语》、《汉书法语》、《南朝史精语》等。自经、子、前汉，皆曰“法语”，自后汉至唐书，皆曰“精语”。从以“精语”与“法语”对举，知“法语”的含义为“可为典法，可为范式”之意，实与今日一些名章迥句词典相类，乃备揣摹研习词章之用者。
3.此书价值——在于它开了《史记》词语研究（扩大一点说是语言研究）之风。因为自此书一出，不久又有娄机《班马字类》、林越《汉隽》，之后元代王若虚《史记辨惑》等几部类似撰著问世；直到明代，此风不衰，有谢肇淛《史
》、施端教《读史汉翘》、凌迪知《太史华句》等出版。它们都可以说是《史记》词语以至语言研究的先驱。
洪迈为什么能做出这一贡献？从社会背景看，汉武选士重对策，唐开科举重诗赋，南宋始立博学宏词科，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南朝史精语》条所说：“盖南宋最重词科，士大夫多节录古书，以备遣用。其排比成编者，则有王应麟《玉海》、章俊卿《山堂考索》之流。巾箱秘本，本非著书，不幸而为人所传者，则有如此类。后人以其名重存之，实非其志也。”不管是备自家遣用还是为士子所传，总之是适应了社会上的客观需要。从主观上说，洪迈出身于文化素质相当高的洪氏家族，其父兄都是功节卓著的名臣。他本人既与其二兄相继登词科，更具有超常的记忆力，且兴趣广泛，“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宋史》本传），以博洽受知于文宗。有关记传还说他平生考阅典故，渔猎经史，极鬼神事物之变，手书《资治通鉴》凡三，有《容斋》五笔、《夷坚志》等行于世，还编有《万首唐人绝句》……大家看，这本身不就是一个博学宏词的典型吗？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处在那样一种典型的文化氛围之中，当然最能够感受到文化食粮之需要，所以从他手里开启这种风气，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容斋随笔》，究心《史记》为文之法，标举《史记》重沓之妙
洪氏是在博学宏词之风弥漫的气候里浸润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者、作家。他自己写小说、写随笔、编唐诗，晚年更弃官专事写作。因此，究心为文之道就成为他学术生涯当中贯穿始终的一条重要线索。纵观五集《容斋随笔》可以看到，洪氏着意于为文之道的眼界、兴趣相当广泛，从宏观的理论主张到具体的操作技巧，举凡写作实践当中所遇到的，几乎都有论列，光是题目就可随手举出一长串，诸如“文繁简有当”、“韩柳为文之旨”、“张吕二公论文”、“作诗旨意”、“作文句法”、“三传记事”、“《左传》书事”、“《毛诗》语助”“唐史省文之失”、“为文救首尾”、“韩、苏、杜公叙马”、“《左传》用‘门焉’、‘闺焉’”、“《醉翁亭记》、《酒经》用‘也’字”等等。从这些题目也可约略看出，它们名副其实是随笔而发、点点滴滴、具体而微，并没形成一个什么“体系”；然而又说一是一，说二是二，都是确有体悟的经验之谈，一条有一条的用处，一条有一条的份量。
具体到《史记》，洪氏的注意力明显地集中在重沓熟复、虚词运用以及文章结尾等几方面。
关于重沓，《容斋随笔》卷七“汉书用字”条曰：“太史公《陈涉世家》：‘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又曰：‘戌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叠用七死字，而不为冗复，非后人笔墨所能到也。”《容斋五笔》卷五“《史记》简妙处”一条，讲：“《太史公书》不待称说，若云褒赞其高古简妙处，殆是摹写星日之光辉，多见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读至《韩世家》、《苏秦》、《平原君》、《鲁仲连传》，未尝不惊呼击节，不知其所以然。魏公子无忌与王论韩事，曰‘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十余语之间，五用魏字。苏秦说赵肃侯曰：‘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客毛遂愿行，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几年于此矣？’曰：‘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力请行，面折楚王，再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盘血，而右手招十九人于堂下，其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卒定从而归，至于赵，平原君曰：‘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秦围赵，鲁仲连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君曰：‘胜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是，胜也何敢言事！’仲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是三者重沓熟复，如骏马下驻千丈坡，其文势正尔，风行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容斋随笔》卷十五“云中守魏尚”条，举“《史记》《汉书》所记冯唐救魏尚事，其始云：‘魏尚为云中守，与匈奴战，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臣以陛下赏太轻，罚太重。’而又申言之云：‘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重言云中守及姓名，而文势益遒健有力，今人无此笔也。”
这些例子当中，有的是某个字的重叠，如《陈涉世家》叠“死”字，《魏世家》叠“魏”字；有的是某些词的重沓，如《苏秦传》重的是“民安”、“民不得安”，《平原君传》重的是“先生”，是“吾君在前，叱何也！”《鲁仲连传》重的是“胜也何敢言事！”而《冯唐传》重的是“云中守魏尚”。
可以看出，洪氏是怀着一种激赏之情标举出这些令他倾倒、赞美的语言现象的。对于这种复叠重沓的美，对于这种复叠重沓的魅力，他是充分感觉到了，并且已经讲出它们能造成一种“如骏马下驻千丈坡”的文势，而且这种文势有如“风行于上而水波”那样的自然。但是也显然，对于这种复叠重沓的作用，以及作者为什么要运用这样的修辞手段，他还没来得及分析得十分透彻。实际上，复叠重沓，是人物内在感情，作品内在韵律的一种外现，自然也是造成文章气势韵味的重要手段。人们每当感情特别强烈、浓重、深沉，某种情绪汹涌澎湃不能自己，用一般语言、一般语序或仅说一遍不足以畅达时，便往往借助于重沓或复叠。毛遂所以面折楚王，再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是因为他对于楚王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骄横不能容忍，特别是对于当着赵王的面呵斥自己这种羞辱不能容忍，所以先以拼死给对方一个下马威：“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然后抓住对方的无礼——“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从道义上摧折慑服之，接着便侃侃而谈，提出“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的高论。为什么议论完了又重一句“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这正是表现对于楚王的无礼，他毛遂是言已尽而气未消！《陈涉世家》叠用七个“死”字，是因为秦的暴政的确已经把他们那支谪戌队伍逼上了死路：“失期，法皆斩”，“藉第令毋斩，而戌死者固十六七。”面临死亡的威胁，陈胜吴广才有“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的话，叠用“死”字，正突出了这次起义逼上梁山的性质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情势。由于这里绝非玩弄字眼而是字与气并，言共意出，所以“死”字虽多虽重，“而不为冗复也”。
洪氏注意的另一问题是《史记》的虚字。他在《容斋续笔》卷七“迁、固用疑字”条说：“东坡作赵德麟字说云：汉武帝获白麟，司马迁、班固书曰：‘获一角兽，盖麟云。’盖之为言，疑之也。予观《史》《汉》所记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盖，其语舒缓含深意。姑以《封禅书》、《郊祀志》考之，漫记于此。‘雍州好淛自古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三神山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未能至，望见之焉’……”按此条专论《史记》的疑问语气词，因为这确实是《史记》语言的一个突出现象——遇迷离惝恍之事，便以疑词出之。而《史记》用虚字传神，是其文章的一大特点，不止疑词，还有决词——者也，汉词等等。洪氏是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人。
洪氏还论及《史记》的结尾艺术。《容斋续笔》卷九“文字结尾”条，于拈出“老子《道德经·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盖用二字结之”；《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章，“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必餍酒肉而后反。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妻
其所之，乃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馀。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以三字结之”等例之后，又举“《史记·封禅书》载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长陵、神君、李少君、谬忌、少翁、游水发根、栾大……”等求神仙长生故事，“凡数十事，三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则武帝所以兴为者皆堕诞罔中，不待一一论说也，文字结尾之简妙如此。”
仅就以上三例，已可看出，洪迈究心于《史记》为文之道，沉浸其中，吟味玩索，时有所感、所会、所悟、所得，便随手疏记。由于他确实钻进去了，所以他的所感所会，所悟所得便每每能够抓住《史记》写作中的一些独具特点的典型现象，把这些揭示出来，提起人们的注意，这便是发明、是贡献。有些虽然仅仅是提出现象，并没多少理论分析，这也无妨，只要所提出的确实是《史记》特质之所在，是读者共同感到的普遍问题，就有价值。事实证明，洪氏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后来都有人继起研究——象重沓复叠问题便有吴见思、姚苎田、钱钟书等继起，虚词运用有焦竑、李长之等人继起，结尾艺术也有林纾等人继起，而且都成了《史记》研究的传统课题。总之，洪氏究心《史记》为文之道，特别是对《史记》的语言研究方面，可以说作出了开辟性贡献。
三、《容斋随笔》对《史记》人物的评论和研究
《容斋随笔》对《史记》人物的评论，着笔最多的集中在汉朝的几位皇帝和汉初的几位大臣。
对于世所艳称的汉初三杰，洪氏于张良颇有微词，《随笔》卷二“张良无后”条有云：“沛公攻峣关，秦将欲连合，良曰：‘不如因其懈怠击之。’公引兵大破秦军，项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既解而东归矣，良有‘养虎自遗患’之语，劝王回军追羽而灭之。此其事固不止于杀降也。其无后宜哉！”对于韩信，则着笔甚少，而独钟情于萧何。对萧何，先在《随笔》卷七“佐命元臣”条倡言：“盛王创业，必有同德之英，辅成垂世久长之计，不如是不足以为一代宗臣。”然后历举“汉萧何佐高祖，其始入关，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以周知天下险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高祖失职为汉王，欲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何独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愿王王汉中，收用巴蜀，然后还定三秦’，王用其言，此刘氏兴亡至计也。进韩信为大将，使当一面，定魏赵燕齐，高祖得专心与楚角，无北顾忧。且死，引曹参代己，而画一之法成。约三章以蠲秦暴，拊百姓以申汉德，四百年基业，此焉肇之。”充分肯定了萧何奠定国基的大功。《随笔》卷十三“萧房知人”条，就萧何荐韩信“遂成汉业”，房乔荐杜如晦，“遂为名相”而发论道：“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将如韩信、相如杜公而后用之，不亦难乎。惟能置萧、房于帷幄中，拔茅汇进，则珠玉无径而至矣。”点示出有一个能知人的宰辅，为国识拔真才，对于帝王的功业有多么重要。《续笔》卷九“萧何先见”条则指出，“何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请得毋行。则当秦之未亡，已知其不能久矣。”这里点出萧何的政治远见，是韩信陈平等没法与之相比的。《续笔》卷八，“萧何绐韩信”条，对当时流行甚广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俚语不以为然。洪氏深原萧何之心，为之辩白，指出“黥布为其臣贲赫告反，高祖以语萧相国，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布遂反。”说明萧还是实事求是的，甚至可以说是很明察的；又指出，萧何是在“韩信为人告反，吕后欲召，恐其不信”的情势下，才“诈令人称豨已破”，以绐信的。根据这样的情况，他分析：“何尚能救布，而翻忍于信如此？岂非以高祖出征，吕后居内，而急变从中起，已为留守，故不得不亟诛之，非如布之事尚在疑似之域也。”这个辩驳，鞭辟入理，是很有说服力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俚语，从同情韩信的角度讲是有其原由的，但归罪于萧何却是没有道理的。相反，萧何在对待和处理有关韩信的问题上，倒是前后一致，自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很鲜明：他荐韩信（以至追韩信等等）是为了汉朝统一天下的事业（他深知韩信有这个才干）；他绐韩信（为吕后设计等等）也是为了汉朝统一天下的事业（他看到韩信已经危及汉朝的统一和安定）。所以，萧何在韩信问题上，无论是始还是终，都是有原则的。有了以上诸条，对于认识萧何来说，当然不能说已经完满，然而对于萧何身上的一些闪光之点，却可以说是基本把握住了，如果将《随笔》中所有论萧何的文字都集中起来，那不啻是一篇精妙的萧何专论。
与萧何相联系可以作为一组人物看的是曹参。关于曹参，《随笔》卷二“曹参赵括”条，论“曹参之宜为相，高祖以为可，惠帝以为可，萧何以为可，参自以为可，故汉用之而兴”。说明他是众望所归。卷五“汉唐八相”条，就“萧何且死，所推贤唯曹参。魏丙同心辅政，房乔每议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发出“唯贤知贤”的感叹。萧曹一文一武，平时本不相能，然而萧何且死，推曹自代；曹闻萧卒，即趣舍人治装，曰“吾将入相”，确信萧何必然推荐他，这种相知之诚，确乎令人感动。洪氏把这归之“唯贤知贤”，从有高尚道德的人物往往心气相通来说，无疑是正确的、深刻的。但“唯贤知贤”说用之于萧曹，总嫌有点宽泛了。盖萧曹二人的相知，乃是在共同辅佐刘邦反秦和与项羽争天下这血与火的生死斗争中考验出来的，是以双方都有一腔对汉帝国统一大业的忠诚为基础的。他们的相知，是经过多少年风风雨雨的考验品量出来的，非一般“友谊”、一般“贤贤相结”可比。卷七“名世英宰”条，称“曹参为相国，日夜饮醇酒，不事事，而画一之歌兴”，以说明象曹参这样的人，“盖非扬己取名了然使户晓者也，真名世英宰也，岂曰不事事哉！”洪氏从曹参把握天下大势，抉择天下大计，坚定执行高祖、萧何所制定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方针，一切从天下万民的利益着想，绝无“扬己取名”之意，揭示曹参政治品质之可贵，这确属难得的卓见，能使人对曹参的政治品格在认识上提高一步。
在汉朝皇帝中，洪迈对高祖、文、景以及武帝都曾论及，于高祖、景帝多所批评而对文帝独多褒扬。这并不奇怪，我们要注意的倒是他批评什么又褒扬什么。
《随笔》卷十四“汉祖三诈”条，批评“高祖用韩信为大将，而三以诈临之。信既定赵，高祖自成皋渡河，晨自称汉使，驰入信壁，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项羽死，则又袭夺其军；卒之伪游云梦而缚信”。并议论说：“夫以豁达大度开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终于谋逆，盖有以启之矣！”在洪氏心目中，刘邦这些行径，有损身份！《续笔》卷二“汉文帝受言”条，标举缇萦上书事，盛赞“史称文帝止辇受言，今以一女子上书，躬身省览，即除数千载所行之刑，曾不留难，然则天下事岂复有稽滞不决者哉！所谓集上书囊以为殿帷，盖凡囊封之书必至前也。”对文帝心系百姓，由衷地给予肯定。《三笔》卷十一“汉文帝不用兵”条，引《史记·律书》将军陈武等建议对南越、朝鲜用兵，文帝答以“朕……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者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今匈奴内侵，边夷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愿见坚边设侯，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洪氏以为“孝文之仁德如此，与武帝黩武穷兵，为霄壤不侔矣。”而对于班史略不及此事，《资治通鉴》亦不编入，使其事不甚暴白，表示深深的惋惜。对于景帝，《随笔》卷十一“汉景帝忍杀”和《续笔》卷九“汉景帝”两条，批判景帝“寡恩忍杀”和处事不公，“为人甚有可议”，而且提高到本性的高度，痛下诛心之论，说：“景帝恭俭爱民，上继文帝，故亦称为贤君”，然而“考其天资，则刻戾忍杀之人耳。身在东宫时，因博戏杀吴太子，以起老濞之怨……正信用晁错，付以国事，及袁盎之说行，但请斩错而已，帝令有司劾错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七国之役，下诏以深入多杀为功”，又以非罪置周亚夫于死地。所有这些，都不是一般的失误而是品质问题。洪氏之笔，可谓严于斧钺！
在汉家皇帝中，洪氏评论最多最深，常有出乎意表之论的是武帝。《续笔》卷十“汉武留意郡守”条指出，“汉武天资高明，政自已出，故辅相之任，不甚择使，若但使之奉行文书而已。但于除用郡守，尤所注意”，这从对庄助的考察，赐吾丘寿王书及委汲黯卧治淮阳三事可以看出来。这一条揭示出由武帝性格所决定的这一朝代若干行政特点，当时许多丞相成为“备员”，实根源于此。《五笔》卷四“武帝田鼢公孙宏”条独出新见，看出常遭人们贬斥的武帝、田鼢、公孙宏三人的一件大功劳。其论曰“然则武帝奢暴，固贻患一时，鼢、弘之为人，得罪于公论，而所以扶持圣教者，乃万世之功也。”从“万世”与“一时”着眼，肯定三人在倡导儒学上的功绩。《随笔》卷五“武帝赏功明白”条，以“卫青为大将军，霍始为校尉”，“其后各以五万骑深入（匈奴）”，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户，而青不得益封者，以青亡失多，说明“武帝赏功，必视法如何，不以贵贱为高下，其明白如此”。《五笔》卷六“汉武帝喜杀人”条，讲到“武帝天资刚严，闻臣下有杀人者，不唯不加之罪，更喜而褒称之”。举李广杀霸陵尉，上书自陈谢罪，上报曰：“将军者，国之爪牙也，怒形则千里竦，威振则万物伏；夫报忿除害，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从这件事和这段报语可以品出武帝所特有的性格趣味，可以领略其英风豪气与不同常人的思想逻辑。《续笔》卷二“巫蛊之祸”与卷四“武帝心术”条，更进一步切入武帝的心理心术，指出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实缘于武帝。说明“是时帝春秋已高，忽忽善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由心术既荒，随念招妄……祸之所被，以妻则卫皇后，以子则戾园……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而武帝“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固是好事，然而使卜筮参与政治，“至以卜筮射蛊道，巫蛊时或颇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门灭祖者，不可胜数”，以致引起“百僚荡恐”。洪氏认为这都是武帝博采异端所导致的祸害，“傥心术趋于正当，不如是之酷也”。《随笔》卷二“戾太子”一条，更是透视武帝心理灵魂的绝好探镜。“戾太子死，武帝追悔，为之族江充；黄门苏文助充谮太子，至于焚杀之；李寿加兵刃于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为丞相，又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以上种种使我们感到司马迁对武帝了解之深。在汉家皇帝中，可算得是最为深知和亲知的一个，因为他在武帝周围从做郎中到太史令再到中书令，时间那么久。这不由得使人想到，《史记》的《今上本纪》，肯定会有很精彩、很深刻的揭示武帝心理的篇章，可能由于刻露得过于赤裸和碍眼了，以至没能传下来。惜哉！
综观洪迈对于《史记》人物的评论，有两个特点：
首先，司马迁在写人物时，具有强烈的英雄史观和浓重的爱奇倾向，因而对于象张良、韩信、陈平这样倜傥非常，有着奇节异能的人物不免特予青睐，而对于在他看来才质平庸之辈，便屡屡露出不屑之慨。譬如《萧相国世家》的论赞中说：“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曹相国世家》说：“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如此者，以与淮阴侯俱。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其名。”《绛侯周勃世家》说：“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才如何如何……）”《樊郦滕灌列传》讲：“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好象这些人都是附刘邦这个真龙天子的骥尾，沾了韩信这样英雄的光才有所成就的，严重忽略了这些人物个人主体的历史功绩和历史作用。而洪氏则转而注目于这些人物，着重发掘和阐扬这些人物在缔造汉帝国，开创这一历史新纪元中不可磨灭、不可替代的巨大功用。他的论述，既凿凿有据，又识力不凡，讲得头头是道，读过之后，使人隐隐觉得，太史公在对待这两类人物的看法上，真的略有偏颇，需要稍稍扭一扭。
洪氏为什么能见及于此，发前人所未发？看来一是他在衡人的标准上特重道德这一面：在才与德，功与德的天平上，他把德看得更重。拿这个尺度一量，张良、韩信便都显出缺欠来了。他这个标准不但对大臣，对皇帝也一样，正因如此，他对高祖的三诈当然便有苛词，而对景帝的“忍杀”、景帝为人“甚有可议”，以至武帝的“心术”就更不留情了。除此之外，洪氏之着意于萧、曹，恐怕还和洪氏父子都位极台辅，又处在一个守成的时代，因而对于萧、曹这样的治世功臣比对张良、韩信等打天下的豪杰有更多的相通和理解，对于他们的价值有更深的体察有关。
其次，洪氏评论人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绝不随人俯仰而往往独出新见。前引“武帝田鼢、公孙弘”等条是这样，《随笔》卷五“平津侯”条也是这样。这一条说：“公孙平津本传，称其意忌内深，杀主父偃、徙董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称者两事：武帝置苍海，朔方之郡，平津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卜式上书愿输家财助边，盖迎合上意。上以语平津，对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勿许。’当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概之后世，足以为贤相矣。”同卷“韩信周瑜”条指出，有一种说法，认为韩信破井陉一战，如果广武君的计策被采用，“信且成禽”。洪氏认为，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不善观人者也”，其理由是“夫以韩信敌陈余，犹以猛虎当羊豕耳”，“正使井陉不得进，必有他奇策”，韩信所讲“向使成安君听子计，仆亦禽矣”等语，“盖谦以求言之词也”。这种分析，详情入理，高人一筹。再譬如，对于陈涉这个人物，汉代扬雄完全否定，他在《法言》一书给下了一个字的考语：“或问陈胜吴广？曰：‘乱。’”洪氏针锋相对，撰文指出“陈涉不可轻”（《续笔》卷十四），发论说：“秦以无道毒天下，六王皆万乘之国，相踵灭亡。岂无孝子慈孙，故家遗俗，皆奉头鼠伏，自张良狙击之外，更无一人敢西向窥其锋者。陈胜出于戌卒，一旦奋发不顾，海内豪杰之士，乃始云合响应，并起而诛之……”足见其识见和勇气。
为什么能做到这一步？这是因为洪氏著作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总是有所见，有所为而发，而且对于他所评论的每个人，每件事，每个说法都深原其心，设身处地地思考过，象前面说到的他对“萧何绐韩信”等的分析就是这样。
CONTRIBUTIONS MADE BY HONG MAI TO THE RESEARCH IN "RECORDSOF THE HISTORIAN"
Ke Yong-xue
(Chinese Department,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SYNOPSIS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Hong Mai to the research in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can not be ignored.These are:1."Model Languageof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which started the studies of the languageof the Records;2."Notes taken in Rong Study",a thonough study of the writing art of the Records;3."Notes taken in Rong Study",comments on and studie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Records.
KEY WORDS Hong Mai rescarch in the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language the writing art comments on characters
【专 题 号】K1
【复印期号】1996年12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师大学报》(呼和浩特)1996年03期第63-69页
【作者简介】可永雪，内蒙古师大汉文系
[关键词]洪迈 《史记》研究 语词 为文之法 人物评论
作为南宋著名学者、作家，洪迈学识渊博，涉足领域广泛，在《史记》的研究上，也做出了一份不容忽视的贡献。兹分三题约略说之。
一、《史记法语》，首开《史记》语词研究之风。
洪迈对《史记》的研究，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他所编《史记法语》一书。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编于《史记》百三十篇内，自二字以上，句法古隽者，依次标出，亦间录旧注，盖与《经子法语》等编同，以备修辞之用。”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1.此书体式——其所纂录，有词有语，以语为主，而且语句较长，甚或有两句以上者，鲜明地体现出词语摘编的特点。例如：
纪第一五帝 幼而徇齐（徇，疾；齐，速也） 有赤气出，如匹绛帛（集解） 其服士（衣服服士服，言其公且廉也）
纪第二夏 食少，调有余相给 草繇木条
纪第三殷 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以水喻民） 割政（割剥之政） 有好女入之纣（有美女必入纣宫）
传第六十九货殖列传 ……素封（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
2.此书性质——洪迈于典要古籍，多有词语摘编本，如《经子法语》、《史记法语》、《汉书法语》、《南朝史精语》等。自经、子、前汉，皆曰“法语”，自后汉至唐书，皆曰“精语”。从以“精语”与“法语”对举，知“法语”的含义为“可为典法，可为范式”之意，实与今日一些名章迥句词典相类，乃备揣摹研习词章之用者。
3.此书价值——在于它开了《史记》词语研究（扩大一点说是语言研究）之风。因为自此书一出，不久又有娄机《班马字类》、林越《汉隽》，之后元代王若虚《史记辨惑》等几部类似撰著问世；直到明代，此风不衰，有谢肇淛《史
》、施端教《读史汉翘》、凌迪知《太史华句》等出版。它们都可以说是《史记》词语以至语言研究的先驱。洪迈为什么能做出这一贡献？从社会背景看，汉武选士重对策，唐开科举重诗赋，南宋始立博学宏词科，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南朝史精语》条所说：“盖南宋最重词科，士大夫多节录古书，以备遣用。其排比成编者，则有王应麟《玉海》、章俊卿《山堂考索》之流。巾箱秘本，本非著书，不幸而为人所传者，则有如此类。后人以其名重存之，实非其志也。”不管是备自家遣用还是为士子所传，总之是适应了社会上的客观需要。从主观上说，洪迈出身于文化素质相当高的洪氏家族，其父兄都是功节卓著的名臣。他本人既与其二兄相继登词科，更具有超常的记忆力，且兴趣广泛，“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宋史》本传），以博洽受知于文宗。有关记传还说他平生考阅典故，渔猎经史，极鬼神事物之变，手书《资治通鉴》凡三，有《容斋》五笔、《夷坚志》等行于世，还编有《万首唐人绝句》……大家看，这本身不就是一个博学宏词的典型吗？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处在那样一种典型的文化氛围之中，当然最能够感受到文化食粮之需要，所以从他手里开启这种风气，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容斋随笔》，究心《史记》为文之法，标举《史记》重沓之妙
洪氏是在博学宏词之风弥漫的气候里浸润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者、作家。他自己写小说、写随笔、编唐诗，晚年更弃官专事写作。因此，究心为文之道就成为他学术生涯当中贯穿始终的一条重要线索。纵观五集《容斋随笔》可以看到，洪氏着意于为文之道的眼界、兴趣相当广泛，从宏观的理论主张到具体的操作技巧，举凡写作实践当中所遇到的，几乎都有论列，光是题目就可随手举出一长串，诸如“文繁简有当”、“韩柳为文之旨”、“张吕二公论文”、“作诗旨意”、“作文句法”、“三传记事”、“《左传》书事”、“《毛诗》语助”“唐史省文之失”、“为文救首尾”、“韩、苏、杜公叙马”、“《左传》用‘门焉’、‘闺焉’”、“《醉翁亭记》、《酒经》用‘也’字”等等。从这些题目也可约略看出，它们名副其实是随笔而发、点点滴滴、具体而微，并没形成一个什么“体系”；然而又说一是一，说二是二，都是确有体悟的经验之谈，一条有一条的用处，一条有一条的份量。
具体到《史记》，洪氏的注意力明显地集中在重沓熟复、虚词运用以及文章结尾等几方面。
关于重沓，《容斋随笔》卷七“汉书用字”条曰：“太史公《陈涉世家》：‘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又曰：‘戌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叠用七死字，而不为冗复，非后人笔墨所能到也。”《容斋五笔》卷五“《史记》简妙处”一条，讲：“《太史公书》不待称说，若云褒赞其高古简妙处，殆是摹写星日之光辉，多见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读至《韩世家》、《苏秦》、《平原君》、《鲁仲连传》，未尝不惊呼击节，不知其所以然。魏公子无忌与王论韩事，曰‘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十余语之间，五用魏字。苏秦说赵肃侯曰：‘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客毛遂愿行，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几年于此矣？’曰：‘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力请行，面折楚王，再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盘血，而右手招十九人于堂下，其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卒定从而归，至于赵，平原君曰：‘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秦围赵，鲁仲连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君曰：‘胜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是，胜也何敢言事！’仲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是三者重沓熟复，如骏马下驻千丈坡，其文势正尔，风行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容斋随笔》卷十五“云中守魏尚”条，举“《史记》《汉书》所记冯唐救魏尚事，其始云：‘魏尚为云中守，与匈奴战，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臣以陛下赏太轻，罚太重。’而又申言之云：‘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重言云中守及姓名，而文势益遒健有力，今人无此笔也。”
这些例子当中，有的是某个字的重叠，如《陈涉世家》叠“死”字，《魏世家》叠“魏”字；有的是某些词的重沓，如《苏秦传》重的是“民安”、“民不得安”，《平原君传》重的是“先生”，是“吾君在前，叱何也！”《鲁仲连传》重的是“胜也何敢言事！”而《冯唐传》重的是“云中守魏尚”。
可以看出，洪氏是怀着一种激赏之情标举出这些令他倾倒、赞美的语言现象的。对于这种复叠重沓的美，对于这种复叠重沓的魅力，他是充分感觉到了，并且已经讲出它们能造成一种“如骏马下驻千丈坡”的文势，而且这种文势有如“风行于上而水波”那样的自然。但是也显然，对于这种复叠重沓的作用，以及作者为什么要运用这样的修辞手段，他还没来得及分析得十分透彻。实际上，复叠重沓，是人物内在感情，作品内在韵律的一种外现，自然也是造成文章气势韵味的重要手段。人们每当感情特别强烈、浓重、深沉，某种情绪汹涌澎湃不能自己，用一般语言、一般语序或仅说一遍不足以畅达时，便往往借助于重沓或复叠。毛遂所以面折楚王，再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是因为他对于楚王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骄横不能容忍，特别是对于当着赵王的面呵斥自己这种羞辱不能容忍，所以先以拼死给对方一个下马威：“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然后抓住对方的无礼——“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从道义上摧折慑服之，接着便侃侃而谈，提出“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的高论。为什么议论完了又重一句“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这正是表现对于楚王的无礼，他毛遂是言已尽而气未消！《陈涉世家》叠用七个“死”字，是因为秦的暴政的确已经把他们那支谪戌队伍逼上了死路：“失期，法皆斩”，“藉第令毋斩，而戌死者固十六七。”面临死亡的威胁，陈胜吴广才有“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的话，叠用“死”字，正突出了这次起义逼上梁山的性质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情势。由于这里绝非玩弄字眼而是字与气并，言共意出，所以“死”字虽多虽重，“而不为冗复也”。
洪氏注意的另一问题是《史记》的虚字。他在《容斋续笔》卷七“迁、固用疑字”条说：“东坡作赵德麟字说云：汉武帝获白麟，司马迁、班固书曰：‘获一角兽，盖麟云。’盖之为言，疑之也。予观《史》《汉》所记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盖，其语舒缓含深意。姑以《封禅书》、《郊祀志》考之，漫记于此。‘雍州好淛自古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三神山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未能至，望见之焉’……”按此条专论《史记》的疑问语气词，因为这确实是《史记》语言的一个突出现象——遇迷离惝恍之事，便以疑词出之。而《史记》用虚字传神，是其文章的一大特点，不止疑词，还有决词——者也，汉词等等。洪氏是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人。
洪氏还论及《史记》的结尾艺术。《容斋续笔》卷九“文字结尾”条，于拈出“老子《道德经·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盖用二字结之”；《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章，“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必餍酒肉而后反。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妻
其所之，乃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馀。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以三字结之”等例之后，又举“《史记·封禅书》载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长陵、神君、李少君、谬忌、少翁、游水发根、栾大……”等求神仙长生故事，“凡数十事，三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则武帝所以兴为者皆堕诞罔中，不待一一论说也，文字结尾之简妙如此。”仅就以上三例，已可看出，洪迈究心于《史记》为文之道，沉浸其中，吟味玩索，时有所感、所会、所悟、所得，便随手疏记。由于他确实钻进去了，所以他的所感所会，所悟所得便每每能够抓住《史记》写作中的一些独具特点的典型现象，把这些揭示出来，提起人们的注意，这便是发明、是贡献。有些虽然仅仅是提出现象，并没多少理论分析，这也无妨，只要所提出的确实是《史记》特质之所在，是读者共同感到的普遍问题，就有价值。事实证明，洪氏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后来都有人继起研究——象重沓复叠问题便有吴见思、姚苎田、钱钟书等继起，虚词运用有焦竑、李长之等人继起，结尾艺术也有林纾等人继起，而且都成了《史记》研究的传统课题。总之，洪氏究心《史记》为文之道，特别是对《史记》的语言研究方面，可以说作出了开辟性贡献。
三、《容斋随笔》对《史记》人物的评论和研究
《容斋随笔》对《史记》人物的评论，着笔最多的集中在汉朝的几位皇帝和汉初的几位大臣。
对于世所艳称的汉初三杰，洪氏于张良颇有微词，《随笔》卷二“张良无后”条有云：“沛公攻峣关，秦将欲连合，良曰：‘不如因其懈怠击之。’公引兵大破秦军，项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既解而东归矣，良有‘养虎自遗患’之语，劝王回军追羽而灭之。此其事固不止于杀降也。其无后宜哉！”对于韩信，则着笔甚少，而独钟情于萧何。对萧何，先在《随笔》卷七“佐命元臣”条倡言：“盛王创业，必有同德之英，辅成垂世久长之计，不如是不足以为一代宗臣。”然后历举“汉萧何佐高祖，其始入关，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以周知天下险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高祖失职为汉王，欲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何独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愿王王汉中，收用巴蜀，然后还定三秦’，王用其言，此刘氏兴亡至计也。进韩信为大将，使当一面，定魏赵燕齐，高祖得专心与楚角，无北顾忧。且死，引曹参代己，而画一之法成。约三章以蠲秦暴，拊百姓以申汉德，四百年基业，此焉肇之。”充分肯定了萧何奠定国基的大功。《随笔》卷十三“萧房知人”条，就萧何荐韩信“遂成汉业”，房乔荐杜如晦，“遂为名相”而发论道：“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将如韩信、相如杜公而后用之，不亦难乎。惟能置萧、房于帷幄中，拔茅汇进，则珠玉无径而至矣。”点示出有一个能知人的宰辅，为国识拔真才，对于帝王的功业有多么重要。《续笔》卷九“萧何先见”条则指出，“何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请得毋行。则当秦之未亡，已知其不能久矣。”这里点出萧何的政治远见，是韩信陈平等没法与之相比的。《续笔》卷八，“萧何绐韩信”条，对当时流行甚广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俚语不以为然。洪氏深原萧何之心，为之辩白，指出“黥布为其臣贲赫告反，高祖以语萧相国，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布遂反。”说明萧还是实事求是的，甚至可以说是很明察的；又指出，萧何是在“韩信为人告反，吕后欲召，恐其不信”的情势下，才“诈令人称豨已破”，以绐信的。根据这样的情况，他分析：“何尚能救布，而翻忍于信如此？岂非以高祖出征，吕后居内，而急变从中起，已为留守，故不得不亟诛之，非如布之事尚在疑似之域也。”这个辩驳，鞭辟入理，是很有说服力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俚语，从同情韩信的角度讲是有其原由的，但归罪于萧何却是没有道理的。相反，萧何在对待和处理有关韩信的问题上，倒是前后一致，自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很鲜明：他荐韩信（以至追韩信等等）是为了汉朝统一天下的事业（他深知韩信有这个才干）；他绐韩信（为吕后设计等等）也是为了汉朝统一天下的事业（他看到韩信已经危及汉朝的统一和安定）。所以，萧何在韩信问题上，无论是始还是终，都是有原则的。有了以上诸条，对于认识萧何来说，当然不能说已经完满，然而对于萧何身上的一些闪光之点，却可以说是基本把握住了，如果将《随笔》中所有论萧何的文字都集中起来，那不啻是一篇精妙的萧何专论。
与萧何相联系可以作为一组人物看的是曹参。关于曹参，《随笔》卷二“曹参赵括”条，论“曹参之宜为相，高祖以为可，惠帝以为可，萧何以为可，参自以为可，故汉用之而兴”。说明他是众望所归。卷五“汉唐八相”条，就“萧何且死，所推贤唯曹参。魏丙同心辅政，房乔每议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发出“唯贤知贤”的感叹。萧曹一文一武，平时本不相能，然而萧何且死，推曹自代；曹闻萧卒，即趣舍人治装，曰“吾将入相”，确信萧何必然推荐他，这种相知之诚，确乎令人感动。洪氏把这归之“唯贤知贤”，从有高尚道德的人物往往心气相通来说，无疑是正确的、深刻的。但“唯贤知贤”说用之于萧曹，总嫌有点宽泛了。盖萧曹二人的相知，乃是在共同辅佐刘邦反秦和与项羽争天下这血与火的生死斗争中考验出来的，是以双方都有一腔对汉帝国统一大业的忠诚为基础的。他们的相知，是经过多少年风风雨雨的考验品量出来的，非一般“友谊”、一般“贤贤相结”可比。卷七“名世英宰”条，称“曹参为相国，日夜饮醇酒，不事事，而画一之歌兴”，以说明象曹参这样的人，“盖非扬己取名了然使户晓者也，真名世英宰也，岂曰不事事哉！”洪氏从曹参把握天下大势，抉择天下大计，坚定执行高祖、萧何所制定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方针，一切从天下万民的利益着想，绝无“扬己取名”之意，揭示曹参政治品质之可贵，这确属难得的卓见，能使人对曹参的政治品格在认识上提高一步。
在汉朝皇帝中，洪迈对高祖、文、景以及武帝都曾论及，于高祖、景帝多所批评而对文帝独多褒扬。这并不奇怪，我们要注意的倒是他批评什么又褒扬什么。
《随笔》卷十四“汉祖三诈”条，批评“高祖用韩信为大将，而三以诈临之。信既定赵，高祖自成皋渡河，晨自称汉使，驰入信壁，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项羽死，则又袭夺其军；卒之伪游云梦而缚信”。并议论说：“夫以豁达大度开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终于谋逆，盖有以启之矣！”在洪氏心目中，刘邦这些行径，有损身份！《续笔》卷二“汉文帝受言”条，标举缇萦上书事，盛赞“史称文帝止辇受言，今以一女子上书，躬身省览，即除数千载所行之刑，曾不留难，然则天下事岂复有稽滞不决者哉！所谓集上书囊以为殿帷，盖凡囊封之书必至前也。”对文帝心系百姓，由衷地给予肯定。《三笔》卷十一“汉文帝不用兵”条，引《史记·律书》将军陈武等建议对南越、朝鲜用兵，文帝答以“朕……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者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今匈奴内侵，边夷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愿见坚边设侯，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洪氏以为“孝文之仁德如此，与武帝黩武穷兵，为霄壤不侔矣。”而对于班史略不及此事，《资治通鉴》亦不编入，使其事不甚暴白，表示深深的惋惜。对于景帝，《随笔》卷十一“汉景帝忍杀”和《续笔》卷九“汉景帝”两条，批判景帝“寡恩忍杀”和处事不公，“为人甚有可议”，而且提高到本性的高度，痛下诛心之论，说：“景帝恭俭爱民，上继文帝，故亦称为贤君”，然而“考其天资，则刻戾忍杀之人耳。身在东宫时，因博戏杀吴太子，以起老濞之怨……正信用晁错，付以国事，及袁盎之说行，但请斩错而已，帝令有司劾错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七国之役，下诏以深入多杀为功”，又以非罪置周亚夫于死地。所有这些，都不是一般的失误而是品质问题。洪氏之笔，可谓严于斧钺！
在汉家皇帝中，洪氏评论最多最深，常有出乎意表之论的是武帝。《续笔》卷十“汉武留意郡守”条指出，“汉武天资高明，政自已出，故辅相之任，不甚择使，若但使之奉行文书而已。但于除用郡守，尤所注意”，这从对庄助的考察，赐吾丘寿王书及委汲黯卧治淮阳三事可以看出来。这一条揭示出由武帝性格所决定的这一朝代若干行政特点，当时许多丞相成为“备员”，实根源于此。《五笔》卷四“武帝田鼢公孙宏”条独出新见，看出常遭人们贬斥的武帝、田鼢、公孙宏三人的一件大功劳。其论曰“然则武帝奢暴，固贻患一时，鼢、弘之为人，得罪于公论，而所以扶持圣教者，乃万世之功也。”从“万世”与“一时”着眼，肯定三人在倡导儒学上的功绩。《随笔》卷五“武帝赏功明白”条，以“卫青为大将军，霍始为校尉”，“其后各以五万骑深入（匈奴）”，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户，而青不得益封者，以青亡失多，说明“武帝赏功，必视法如何，不以贵贱为高下，其明白如此”。《五笔》卷六“汉武帝喜杀人”条，讲到“武帝天资刚严，闻臣下有杀人者，不唯不加之罪，更喜而褒称之”。举李广杀霸陵尉，上书自陈谢罪，上报曰：“将军者，国之爪牙也，怒形则千里竦，威振则万物伏；夫报忿除害，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从这件事和这段报语可以品出武帝所特有的性格趣味，可以领略其英风豪气与不同常人的思想逻辑。《续笔》卷二“巫蛊之祸”与卷四“武帝心术”条，更进一步切入武帝的心理心术，指出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实缘于武帝。说明“是时帝春秋已高，忽忽善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由心术既荒，随念招妄……祸之所被，以妻则卫皇后，以子则戾园……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而武帝“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固是好事，然而使卜筮参与政治，“至以卜筮射蛊道，巫蛊时或颇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门灭祖者，不可胜数”，以致引起“百僚荡恐”。洪氏认为这都是武帝博采异端所导致的祸害，“傥心术趋于正当，不如是之酷也”。《随笔》卷二“戾太子”一条，更是透视武帝心理灵魂的绝好探镜。“戾太子死，武帝追悔，为之族江充；黄门苏文助充谮太子，至于焚杀之；李寿加兵刃于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为丞相，又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以上种种使我们感到司马迁对武帝了解之深。在汉家皇帝中，可算得是最为深知和亲知的一个，因为他在武帝周围从做郎中到太史令再到中书令，时间那么久。这不由得使人想到，《史记》的《今上本纪》，肯定会有很精彩、很深刻的揭示武帝心理的篇章，可能由于刻露得过于赤裸和碍眼了，以至没能传下来。惜哉！
综观洪迈对于《史记》人物的评论，有两个特点：
首先，司马迁在写人物时，具有强烈的英雄史观和浓重的爱奇倾向，因而对于象张良、韩信、陈平这样倜傥非常，有着奇节异能的人物不免特予青睐，而对于在他看来才质平庸之辈，便屡屡露出不屑之慨。譬如《萧相国世家》的论赞中说：“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曹相国世家》说：“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如此者，以与淮阴侯俱。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其名。”《绛侯周勃世家》说：“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才如何如何……）”《樊郦滕灌列传》讲：“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好象这些人都是附刘邦这个真龙天子的骥尾，沾了韩信这样英雄的光才有所成就的，严重忽略了这些人物个人主体的历史功绩和历史作用。而洪氏则转而注目于这些人物，着重发掘和阐扬这些人物在缔造汉帝国，开创这一历史新纪元中不可磨灭、不可替代的巨大功用。他的论述，既凿凿有据，又识力不凡，讲得头头是道，读过之后，使人隐隐觉得，太史公在对待这两类人物的看法上，真的略有偏颇，需要稍稍扭一扭。
洪氏为什么能见及于此，发前人所未发？看来一是他在衡人的标准上特重道德这一面：在才与德，功与德的天平上，他把德看得更重。拿这个尺度一量，张良、韩信便都显出缺欠来了。他这个标准不但对大臣，对皇帝也一样，正因如此，他对高祖的三诈当然便有苛词，而对景帝的“忍杀”、景帝为人“甚有可议”，以至武帝的“心术”就更不留情了。除此之外，洪氏之着意于萧、曹，恐怕还和洪氏父子都位极台辅，又处在一个守成的时代，因而对于萧、曹这样的治世功臣比对张良、韩信等打天下的豪杰有更多的相通和理解，对于他们的价值有更深的体察有关。
其次，洪氏评论人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绝不随人俯仰而往往独出新见。前引“武帝田鼢、公孙弘”等条是这样，《随笔》卷五“平津侯”条也是这样。这一条说：“公孙平津本传，称其意忌内深，杀主父偃、徙董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称者两事：武帝置苍海，朔方之郡，平津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卜式上书愿输家财助边，盖迎合上意。上以语平津，对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勿许。’当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概之后世，足以为贤相矣。”同卷“韩信周瑜”条指出，有一种说法，认为韩信破井陉一战，如果广武君的计策被采用，“信且成禽”。洪氏认为，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不善观人者也”，其理由是“夫以韩信敌陈余，犹以猛虎当羊豕耳”，“正使井陉不得进，必有他奇策”，韩信所讲“向使成安君听子计，仆亦禽矣”等语，“盖谦以求言之词也”。这种分析，详情入理，高人一筹。再譬如，对于陈涉这个人物，汉代扬雄完全否定，他在《法言》一书给下了一个字的考语：“或问陈胜吴广？曰：‘乱。’”洪氏针锋相对，撰文指出“陈涉不可轻”（《续笔》卷十四），发论说：“秦以无道毒天下，六王皆万乘之国，相踵灭亡。岂无孝子慈孙，故家遗俗，皆奉头鼠伏，自张良狙击之外，更无一人敢西向窥其锋者。陈胜出于戌卒，一旦奋发不顾，海内豪杰之士，乃始云合响应，并起而诛之……”足见其识见和勇气。
为什么能做到这一步？这是因为洪氏著作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总是有所见，有所为而发，而且对于他所评论的每个人，每件事，每个说法都深原其心，设身处地地思考过，象前面说到的他对“萧何绐韩信”等的分析就是这样。
CONTRIBUTIONS MADE BY HONG MAI TO THE RESEARCH IN "RECORDSOF THE HISTORIAN"
Ke Yong-xue
(Chinese Department,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SYNOPSIS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Hong Mai to the research in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can not be ignored.These are:1."Model Languageof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which started the studies of the languageof the Records;2."Notes taken in Rong Study",a thonough study of the writing art of the Records;3."Notes taken in Rong Study",comments on and studie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Records.
KEY WORDS Hong Mai rescarch in the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language the writing art comments on charac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