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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中国史学、东方史学之父
毛曦
【专题名称】历史学
【专 题 号】K1
【复印期号】1996年12期
【原文出处】《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03期第24-29页
摘要 本文在确立作为“史学之父”的标准与条件的前提下，论孔子的史学贡献，认为中国史学之父是孔子而不是司马迁，并认为孔子也是东方史学之父。
关键词 孔子 史学之父 东方 中国
长期以来，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我们对中国史学之父问题的探讨重视不够，对此的认识尚缺乏系统性和深刻性，形成的观点也莫衷一是，研究工作进展缓慢。这样的现状对于弄清中国史学的早期形成和发展以及正确确立中国中学在世界史学中的地位极为不利。笔者在前人和时贤对此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探讨，认为司马迁不是中国史学之父，而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同时也是东方史学之父。下面仅就此略加申述，不当之处，祈请同仁指教。
一、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史学之父即史学学科的鼻祖、始祖、开山祖。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的西塞罗（前106—前43年）就最早提出“史学之父”的说法。他尊推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为西方“历史之父”（这里应译为“史学之父”，后面对此有说明。）此后，西方史学界对希罗多德的认识评价虽几经反复，褒贬不一，但至目前为止，已基本认同希罗多德为西方史学之父。[①]与西方史学不同，中国史学有她独立完整的体系，那么，中国史学是何时正式形成的？中国的“史学之父”是谁呢？到目前为止，对此的主张可归结为两种：一是认为司马迁为中国史学之父；一是坚持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
早在本世纪50年代，我国史学界就有人提出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之父。齐思和先生指出：“罗马的西塞罗称希腊的希罗多德为‘历史之父’，他自然是指着西洋的史学而言。我们可以同样说：“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之父，中国史学的奠基者。”[②]翦伯赞、郑鹤声二位先生也有相似的主张。[③]当时这种主张的产生大概与当时苏联史学界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在苏联早期编纂的大百科全书中，他们把司马迁和欧洲的希罗多德相提并论，认为“古代中国的历史知识，较其他古代东方各国获得更大的发展；在纪元前六——三世纪，古代中国就有了最初的一些历史著作，叙述从远古时代到纪元前二世纪的中国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古代最伟大思想家之一司马迁（纪元前一四五——八六年）所著名为《史记》的书。”[④]近年来，仍有学者坚持司马迁为中国史学之父。李颖科《论孔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影响》[⑤]一文和周一平同志的文章《〈史记〉对中国史学影响新论》[⑥]，都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之父。
认为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的观点是近几年来提出的。随着史学理论的觉醒和发展及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已认识到：历史学的产生，东西方大体相同而中国略早，如果说西方史学从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5年）算起，那么，中国史学就应从春秋时期的孔子（前551——前479年）算起。[⑦]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近年来有学者撰写论文，更进一步提出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朱本源先生《“〈诗〉亡然后〈春秋〉作”论》[⑧]一文深入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史学的起源即孟子的中国史学起源论——“《诗》亡然后《春秋》作”，认为中国史学始于孔子之《春秋》，孔子是中国历史之父，并将孔子与希罗多德相提并论。“维科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作为希腊史上这一过渡完成的标志，我们可以更恰当地把历史之父孔子作为中国史上这一过渡完成的标志。这一过渡在历史思维的发展方面就是《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所以是中国历史之父，这是因为他完成了由诗性的历史到科学的历史的过渡。”笔者赞同孔子是中国历史学之父的主张。
近年来，对于中国史学始祖问题的讨论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一，有关论著中有“历史之父”与“史学之父”两种提法，而“历史之父”的提法不够妥切，需要予以澄清。我们知道：“历史与历史学（史学）不同。简言之：历史就是已经逝去或还在延续的史实，史学是认识和研究客观历史的一门学科。希罗多德开创了西方史学，因此可称其为西方“史学之父”，而不能称为“历史之父”。称希罗多德为西方“历史之父”，反映了对“历史”与“史学”概念的混淆，也可能是外文译成中文时出了差错（如在英文中，History一词，有“历史”和“历史学”两层含义，我们应译作“史学”）。同样，我们讨论的是谁人为中国史学之父而不是谁为中国历史之父的问题。迄今为止，我国史学界同仁对“历史之父”的沿用和误用依然存在，如近年出版的《西方史学史纲》一书仍采用“历史之父”的说法[⑩]，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要探讨问题，首先要搞清探讨的对象。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史学学科之父问题，而不是历史之父问题。对此，我们要非常明确。
其二，对于史学之父的条件和标准不够明确。我们要探讨中国史学的源头，确立中国史学的始祖，就必须先搞清作为史学之父，应该具有的条件和标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弄清楚中国史学的产生。过去我们对谁为中国史学之父问题之所以争执不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对标准问题不够明确。当然，对于史学之父标准的确立，是关涉到史学家对史学理论问题的认识。史学理论研究的薄弱，人们对史学认识的幼稚，直接导致了在史学之父标准问题上的模糊不清。近年来，对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为了确立中国的史学之父，我们有必要先就史学之父的条件和标准问题达成共识。
二、判定“史学之父”的标准
判断何人是史学的开山祖，主要是通过其所著及思想主张来进行的。我们已认同希罗多德是西方史学之父，我们的认识是基于其《历史》及其中所表露的思想主张的，这集中体现在下面的表述中。他在《历史》开篇写道：“这里发表的是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把它们发表出来乃为了保存人类的事迹，不致因年深日久而被遗忘，并且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辉，特别为了探讨他们发生斗争的原因。”我们以此为参照，并且依据史学的含义及史学形成的规律，认定作为“史学之父”应该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首次对人的历史进行认识和研究，这是史学形成的根本标志。我们知道，历史是已经逝去（或还在延续）的客观存在，而历史学是认识研究客观历史的一门学问，史学始于人们对历史的研究和反思。早在史学产生之前，人类就运用各种形式包括口耳相传、结绳、刻划符号、文字等对历史有所记录，记录的内容经历了从神到人的发展，史学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作为史学之父，他的伟大功绩在于首次对人自己的历史做了认识和研究，开创了历史学科。希罗多德声明他的《历史》是他个人的研究成果，他要揭示历史事件的深层原因，探讨人类发生斗争的原因。
其二，作为史学之父，不仅对历史有所研究，而且对史学问题也有一定的看法。人们在认识和研究历史的同时，也意识到了所从事的活动或事业的伟大意义，即认识到了历史学学科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形成了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为了保存人类的事迹，不致因年深日久而被遗忘，并且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辉。”他已明确认识到史学具有保存历史、传播历史的功能。又如他还意识到治史应该具备客观求实的态度，在当时希腊大多数学者认为东方人是蛮族的时候，他在《历史》中却客观地肯定赞扬东方国家的一些美好的东西，认为埃及的太阳历比希腊历法高明，认为希腊字母是从腓尼基人那儿学来的等。[11]
其三，作为史学之父，他的著述是最早的历史学著作，其体例是编年体的。早在18世纪的早期，西方历史哲学的奠基人维科在《新科学》中对历史学形成的规律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先出现“诗性的历史”，然后产生“散文性的历史”。在古代希腊最早出现的是荷马史诗，而后产生的是以时间为顺序的对历史的记载，最后在编年记事的基础上产生了最早对历史进行研究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他的《历史》是散文性的，也是编年体的。同样的在我国，孟子最早阐明了中国史学的起源及形成规律。他说：“三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12]《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孟子认为；在《诗经》之后，产生了编年体的各国历史记载，利用文字记录历史；孔子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和价值判断，重新删修鲁国《春秋》，赋予史以“义”，“寓褒贬，别善恶”，促使了中国历史学的产生。[13]历史学在散文性的、编年体的历史记录的土壤上生长，这似可看作一种史学规律。
其四，作为史学之父，他的史学贡献具有伟大的开创性，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些不成熟性。史学始祖对历史学的贡献是前无古人、承前启后的，其思想认识和学术实践皆具有创造性，正因此他才能够成为史学之父。史学之父的产生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长期的前史学孕育酝酿的结果。另一方面，史学之父的开创性工作又有历史的局限性，在其功绩中夹杂着某些幼稚的因素。希罗多德的史学著作《历史》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着缺点和错误。过去有些史学家正是只看到他的不足的一面，否认希罗多德应有的史学地位。直到19世纪以后，希罗多德在西方史学界的始祖地位才被确认下来。我们在确认史学始祖问题时，必须要坚持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从整体来看，希罗多德不愧于西方“史学之父”的美誉。
三、中国历史学之父孔子及司马迁的史学地位
与西方史学不同，中国史学有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具有自己的民族特征，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与希罗多德齐名，中国史学也有自己的民族史学之父。依据上文对有关标准的认识，我们认定孔子是中国历史学之父，其《春秋》不仅是儒家的经典之一，而且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
首先，孔子在前人编年体历史记录（或称历史载籍，不可称史学著作）的基础上编写的史书《春秋》反映了他对历史的认识和道德评判，而在此之前，这种情况是没有的。孔子的《春秋》是以鲁国为主的春秋时期的编年史，它的记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如年、时、月、日，是部优秀的编年体史书。不仅如此，《春秋》的“比事”“属辞”，表明了孔子对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认识和评判，他以“一字之褒贬”，用微言，显大义，表现自己对于历史价值的认识，以其著述教化民众。《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上大夫壶遂曰：‘昔者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对于历史编年的革新，即赋予历史记录之中以褒贬的历史评判，使历史记录具备了崭新的姿态。《春秋》因此成为我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不再是历史记录，孔子因此而成为中国史学之父。孔子及其《春秋》开创了中国的史学，同时对我国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孔子对史学问题也有自己的精深见解。他已认识到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4]孔子做《春秋》正是要教化民众，宣扬礼法。孔子还主张治史要言而有征，“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5]又有“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对于史料缺乏或有疑问的史事，孔子主张“多闻阙疑”。“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17]孔子一生热心治史，其史学认识贯穿在作《春秋》的史学实践之中，他堪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伟大历史学家。
最后，孔子对史学研究及其编年体史著《春秋》还表现出明显的不成熟性。新生的东西富有旺盛的生命力，但同时会有幼稚和不成熟的一面。孔子承前启后，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学，但总有不成熟的表现。所著《春秋》最大的不足就是对于历史的记载过于简单，此书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242年的历史，总共仅用了18000多个汉字。这样简略的记事给后人认识春秋历史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后人对此多不满意，有人甚至提出了非议。就内容而言，《春秋》以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及人物为主，也有一些自然现象的记载，但对经济和文化方面涉及甚少，这也是其不足的表现。孔子虽对历史有一定的认识，并以微言大义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道德价值评判，但他对历史的认识和研究还有待深化，他没有说明历史事件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没有对历史本质的揭示。这些不成熟的表现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是时人所无法超越的，也是有着伟大开创性贡献的史学之父本身所附带的。否则，史学之父就不成其为史学之父，而成为史学成熟时期的史学家了。
由此看来，孔子是中国历史学之父。那么，司马迁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中又居于何种地位呢？《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它内容丰富、体系博大，与《春秋》相比，显示出更多的成熟性。司马迁居孔子之后，深受孔子史学思想的影响，[18]他对历史的研究和对史学的认识更具有系统性和深刻性。自然，司马迁不可能是中国历史学之父。这样说并无损于司马迁作为伟大史学家的崇高地位。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史学继《春秋》之后继续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司马迁是中国史学走向成熟的开拓者。这至少可从以下方面得到论证：1.纪传体记事体例的创立对中国传统史学影响深远，此后各代正史莫不以《史记》为楷模。2.《史记》记事内容广博全面，具有通史性质，这可看作史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3.司马迁对史学的认识和对历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表现出成熟的特征。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论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9]司马迁重视史料的收集和考证，他要揭示历史的真相，探讨历史发生发展的原因，探索历史的规律性，并努力使史学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以上三个方面学者论述已多，这里不再展开。
中国史学以孔子及其《春秋》为始端，而西方史学以希罗多德及其《希波战争史》为开始。孔子与希罗多德处在同一历史时期而略早。这样，中国史学的发端与西方史学相比同时而较早，可以说，中国史学是世界上形成最早的史学，孔子是世界上第一位真正意义的历史学家。过去，我们以司马迁及其《史记》作为中国史学形成的开始，这种不够准确和恰当的认识大大降低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水平。
四、孔子也是东方史学之父
学术界习惯上把世界文化分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两大体系，也有分为三大类型：欧洲型、印度型、中国型。[⑩]一般来说，就文化类型而言，针对西方文化，我们有东方文化。史学是文化的一个门类，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因此，我们也可将世界史学分为西方史学和东方史学。东方文化以中国汉文化为中心，构成儒学文化圈。同样，中国史学也构成了东方史学的源头和核心。对此，我们可从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史学的早期发展中略见一斑。
金富轼（1075——1151年）是朝鲜史学的奠基人，所著《三国史记》最高丽王朝时修成的纪传体的史学名著，也是朝鲜古代第一部通史。《三国史记》的编修不仅参考了诸如《春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等大量有关的中国史籍，而且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尤其是纪传体正史的直接影响。[21]朝鲜史学是在中国史学的深刻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可以认为，朝鲜史学的真正源头是在中国。
“从史学体系说日本史学古代未超出中国史学的范围”，日本古代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日本第一部史书是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纪》，它是模仿我国正史的敕撰史书，史书体例仿照中国正史的本纪。“日本古代史学从修史宗旨到史观、史体、史笔，皆不出中国的史学体系。”[22]日本古代史学发端的本质根源是在中国，日本史学是中国史学在日本土壤中的生长发育。
越南古代史学也属于中国史学的体系。无论是黎文休的《大越史记》，还是吴士连的《大越史全书》，它们的编修都受到中国史学的影响。他们不仅参考了大量的中国史书中的有关史料，而且以中国史学思想和历史编纂方法为指导，尤其推崇我国正史的纪传体史书体例，并运用于史书编纂之中。[23]越南史学的祖根是古老的中国史学。
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史学是东方史学的核心和源头（印度史学除外），东方各国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中国史学的直接影响和参预下进行的。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可把中国史学之父孔子进一步称为东方史学之父。这样，孔子便与希罗多德相提并论，他们分别开创的东西方史学在历史的天空中交相辉映。
注释:
①刘明翰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介》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3页。
②齐思和《〈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载《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
③翦伯赞《论司马迁的历史学》，载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郑鹤声《司马迁生平及其在历史学上的伟大贡献》，载《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55年2期。
④郭从周译《苏联大百科全书》历史·史料学，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第3页。
⑤见《唐都学刊》1994年第6期。
⑥见《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340—356页。
⑦赵吉惠师著《历史学概论》，三秦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第20页。
⑧、⑨、(13)见《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3期。
⑩宋瑞芝等编《西方史学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38页。
(11)王嘉隽译《历史》卷二第4页，卷五第58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
(12)《孟子·离娄下》。
(14)《孟子·滕文公下》。
(15)、(17)《论语·为政》。
(16)《论语·八佾》。
(18)拙作《论司马迁史学的继承性》，见《唐都学刊》1994年第6期。
(19)《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安书》。
(20)任继愈《中华文化》发刊词，载《华夏文化》1994年第1期。
(21)、(23)刘明翰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介》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269—284页，第491—512页。
②②[日]坂本太郎著，沈仁安，林铁森译《日本的修史与史学》译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片。^
【专 题 号】K1
【复印期号】1996年12期
【原文出处】《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03期第24-29页
关键词 孔子 史学之父 东方 中国
长期以来，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我们对中国史学之父问题的探讨重视不够，对此的认识尚缺乏系统性和深刻性，形成的观点也莫衷一是，研究工作进展缓慢。这样的现状对于弄清中国史学的早期形成和发展以及正确确立中国中学在世界史学中的地位极为不利。笔者在前人和时贤对此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探讨，认为司马迁不是中国史学之父，而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同时也是东方史学之父。下面仅就此略加申述，不当之处，祈请同仁指教。
一、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史学之父即史学学科的鼻祖、始祖、开山祖。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的西塞罗（前106—前43年）就最早提出“史学之父”的说法。他尊推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为西方“历史之父”（这里应译为“史学之父”，后面对此有说明。）此后，西方史学界对希罗多德的认识评价虽几经反复，褒贬不一，但至目前为止，已基本认同希罗多德为西方史学之父。[①]与西方史学不同，中国史学有她独立完整的体系，那么，中国史学是何时正式形成的？中国的“史学之父”是谁呢？到目前为止，对此的主张可归结为两种：一是认为司马迁为中国史学之父；一是坚持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
早在本世纪50年代，我国史学界就有人提出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之父。齐思和先生指出：“罗马的西塞罗称希腊的希罗多德为‘历史之父’，他自然是指着西洋的史学而言。我们可以同样说：“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之父，中国史学的奠基者。”[②]翦伯赞、郑鹤声二位先生也有相似的主张。[③]当时这种主张的产生大概与当时苏联史学界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在苏联早期编纂的大百科全书中，他们把司马迁和欧洲的希罗多德相提并论，认为“古代中国的历史知识，较其他古代东方各国获得更大的发展；在纪元前六——三世纪，古代中国就有了最初的一些历史著作，叙述从远古时代到纪元前二世纪的中国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古代最伟大思想家之一司马迁（纪元前一四五——八六年）所著名为《史记》的书。”[④]近年来，仍有学者坚持司马迁为中国史学之父。李颖科《论孔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影响》[⑤]一文和周一平同志的文章《〈史记〉对中国史学影响新论》[⑥]，都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之父。
认为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的观点是近几年来提出的。随着史学理论的觉醒和发展及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已认识到：历史学的产生，东西方大体相同而中国略早，如果说西方史学从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5年）算起，那么，中国史学就应从春秋时期的孔子（前551——前479年）算起。[⑦]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近年来有学者撰写论文，更进一步提出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朱本源先生《“〈诗〉亡然后〈春秋〉作”论》[⑧]一文深入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史学的起源即孟子的中国史学起源论——“《诗》亡然后《春秋》作”，认为中国史学始于孔子之《春秋》，孔子是中国历史之父，并将孔子与希罗多德相提并论。“维科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作为希腊史上这一过渡完成的标志，我们可以更恰当地把历史之父孔子作为中国史上这一过渡完成的标志。这一过渡在历史思维的发展方面就是《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所以是中国历史之父，这是因为他完成了由诗性的历史到科学的历史的过渡。”笔者赞同孔子是中国历史学之父的主张。
近年来，对于中国史学始祖问题的讨论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一，有关论著中有“历史之父”与“史学之父”两种提法，而“历史之父”的提法不够妥切，需要予以澄清。我们知道：“历史与历史学（史学）不同。简言之：历史就是已经逝去或还在延续的史实，史学是认识和研究客观历史的一门学科。希罗多德开创了西方史学，因此可称其为西方“史学之父”，而不能称为“历史之父”。称希罗多德为西方“历史之父”，反映了对“历史”与“史学”概念的混淆，也可能是外文译成中文时出了差错（如在英文中，History一词，有“历史”和“历史学”两层含义，我们应译作“史学”）。同样，我们讨论的是谁人为中国史学之父而不是谁为中国历史之父的问题。迄今为止，我国史学界同仁对“历史之父”的沿用和误用依然存在，如近年出版的《西方史学史纲》一书仍采用“历史之父”的说法[⑩]，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要探讨问题，首先要搞清探讨的对象。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史学学科之父问题，而不是历史之父问题。对此，我们要非常明确。
其二，对于史学之父的条件和标准不够明确。我们要探讨中国史学的源头，确立中国史学的始祖，就必须先搞清作为史学之父，应该具有的条件和标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弄清楚中国史学的产生。过去我们对谁为中国史学之父问题之所以争执不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对标准问题不够明确。当然，对于史学之父标准的确立，是关涉到史学家对史学理论问题的认识。史学理论研究的薄弱，人们对史学认识的幼稚，直接导致了在史学之父标准问题上的模糊不清。近年来，对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为了确立中国的史学之父，我们有必要先就史学之父的条件和标准问题达成共识。
二、判定“史学之父”的标准
判断何人是史学的开山祖，主要是通过其所著及思想主张来进行的。我们已认同希罗多德是西方史学之父，我们的认识是基于其《历史》及其中所表露的思想主张的，这集中体现在下面的表述中。他在《历史》开篇写道：“这里发表的是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把它们发表出来乃为了保存人类的事迹，不致因年深日久而被遗忘，并且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辉，特别为了探讨他们发生斗争的原因。”我们以此为参照，并且依据史学的含义及史学形成的规律，认定作为“史学之父”应该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首次对人的历史进行认识和研究，这是史学形成的根本标志。我们知道，历史是已经逝去（或还在延续）的客观存在，而历史学是认识研究客观历史的一门学问，史学始于人们对历史的研究和反思。早在史学产生之前，人类就运用各种形式包括口耳相传、结绳、刻划符号、文字等对历史有所记录，记录的内容经历了从神到人的发展，史学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作为史学之父，他的伟大功绩在于首次对人自己的历史做了认识和研究，开创了历史学科。希罗多德声明他的《历史》是他个人的研究成果，他要揭示历史事件的深层原因，探讨人类发生斗争的原因。
其二，作为史学之父，不仅对历史有所研究，而且对史学问题也有一定的看法。人们在认识和研究历史的同时，也意识到了所从事的活动或事业的伟大意义，即认识到了历史学学科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形成了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为了保存人类的事迹，不致因年深日久而被遗忘，并且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辉。”他已明确认识到史学具有保存历史、传播历史的功能。又如他还意识到治史应该具备客观求实的态度，在当时希腊大多数学者认为东方人是蛮族的时候，他在《历史》中却客观地肯定赞扬东方国家的一些美好的东西，认为埃及的太阳历比希腊历法高明，认为希腊字母是从腓尼基人那儿学来的等。[11]
其三，作为史学之父，他的著述是最早的历史学著作，其体例是编年体的。早在18世纪的早期，西方历史哲学的奠基人维科在《新科学》中对历史学形成的规律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先出现“诗性的历史”，然后产生“散文性的历史”。在古代希腊最早出现的是荷马史诗，而后产生的是以时间为顺序的对历史的记载，最后在编年记事的基础上产生了最早对历史进行研究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他的《历史》是散文性的，也是编年体的。同样的在我国，孟子最早阐明了中国史学的起源及形成规律。他说：“三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12]《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孟子认为；在《诗经》之后，产生了编年体的各国历史记载，利用文字记录历史；孔子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和价值判断，重新删修鲁国《春秋》，赋予史以“义”，“寓褒贬，别善恶”，促使了中国历史学的产生。[13]历史学在散文性的、编年体的历史记录的土壤上生长，这似可看作一种史学规律。
其四，作为史学之父，他的史学贡献具有伟大的开创性，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些不成熟性。史学始祖对历史学的贡献是前无古人、承前启后的，其思想认识和学术实践皆具有创造性，正因此他才能够成为史学之父。史学之父的产生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长期的前史学孕育酝酿的结果。另一方面，史学之父的开创性工作又有历史的局限性，在其功绩中夹杂着某些幼稚的因素。希罗多德的史学著作《历史》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着缺点和错误。过去有些史学家正是只看到他的不足的一面，否认希罗多德应有的史学地位。直到19世纪以后，希罗多德在西方史学界的始祖地位才被确认下来。我们在确认史学始祖问题时，必须要坚持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从整体来看，希罗多德不愧于西方“史学之父”的美誉。
三、中国历史学之父孔子及司马迁的史学地位
与西方史学不同，中国史学有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具有自己的民族特征，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与希罗多德齐名，中国史学也有自己的民族史学之父。依据上文对有关标准的认识，我们认定孔子是中国历史学之父，其《春秋》不仅是儒家的经典之一，而且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
首先，孔子在前人编年体历史记录（或称历史载籍，不可称史学著作）的基础上编写的史书《春秋》反映了他对历史的认识和道德评判，而在此之前，这种情况是没有的。孔子的《春秋》是以鲁国为主的春秋时期的编年史，它的记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如年、时、月、日，是部优秀的编年体史书。不仅如此，《春秋》的“比事”“属辞”，表明了孔子对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认识和评判，他以“一字之褒贬”，用微言，显大义，表现自己对于历史价值的认识，以其著述教化民众。《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上大夫壶遂曰：‘昔者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对于历史编年的革新，即赋予历史记录之中以褒贬的历史评判，使历史记录具备了崭新的姿态。《春秋》因此成为我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不再是历史记录，孔子因此而成为中国史学之父。孔子及其《春秋》开创了中国的史学，同时对我国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孔子对史学问题也有自己的精深见解。他已认识到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4]孔子做《春秋》正是要教化民众，宣扬礼法。孔子还主张治史要言而有征，“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5]又有“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对于史料缺乏或有疑问的史事，孔子主张“多闻阙疑”。“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17]孔子一生热心治史，其史学认识贯穿在作《春秋》的史学实践之中，他堪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伟大历史学家。
最后，孔子对史学研究及其编年体史著《春秋》还表现出明显的不成熟性。新生的东西富有旺盛的生命力，但同时会有幼稚和不成熟的一面。孔子承前启后，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学，但总有不成熟的表现。所著《春秋》最大的不足就是对于历史的记载过于简单，此书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242年的历史，总共仅用了18000多个汉字。这样简略的记事给后人认识春秋历史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后人对此多不满意，有人甚至提出了非议。就内容而言，《春秋》以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及人物为主，也有一些自然现象的记载，但对经济和文化方面涉及甚少，这也是其不足的表现。孔子虽对历史有一定的认识，并以微言大义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道德价值评判，但他对历史的认识和研究还有待深化，他没有说明历史事件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没有对历史本质的揭示。这些不成熟的表现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是时人所无法超越的，也是有着伟大开创性贡献的史学之父本身所附带的。否则，史学之父就不成其为史学之父，而成为史学成熟时期的史学家了。
由此看来，孔子是中国历史学之父。那么，司马迁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中又居于何种地位呢？《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它内容丰富、体系博大，与《春秋》相比，显示出更多的成熟性。司马迁居孔子之后，深受孔子史学思想的影响，[18]他对历史的研究和对史学的认识更具有系统性和深刻性。自然，司马迁不可能是中国历史学之父。这样说并无损于司马迁作为伟大史学家的崇高地位。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史学继《春秋》之后继续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司马迁是中国史学走向成熟的开拓者。这至少可从以下方面得到论证：1.纪传体记事体例的创立对中国传统史学影响深远，此后各代正史莫不以《史记》为楷模。2.《史记》记事内容广博全面，具有通史性质，这可看作史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3.司马迁对史学的认识和对历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表现出成熟的特征。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论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9]司马迁重视史料的收集和考证，他要揭示历史的真相，探讨历史发生发展的原因，探索历史的规律性，并努力使史学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以上三个方面学者论述已多，这里不再展开。
中国史学以孔子及其《春秋》为始端，而西方史学以希罗多德及其《希波战争史》为开始。孔子与希罗多德处在同一历史时期而略早。这样，中国史学的发端与西方史学相比同时而较早，可以说，中国史学是世界上形成最早的史学，孔子是世界上第一位真正意义的历史学家。过去，我们以司马迁及其《史记》作为中国史学形成的开始，这种不够准确和恰当的认识大大降低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水平。
四、孔子也是东方史学之父
学术界习惯上把世界文化分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两大体系，也有分为三大类型：欧洲型、印度型、中国型。[⑩]一般来说，就文化类型而言，针对西方文化，我们有东方文化。史学是文化的一个门类，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因此，我们也可将世界史学分为西方史学和东方史学。东方文化以中国汉文化为中心，构成儒学文化圈。同样，中国史学也构成了东方史学的源头和核心。对此，我们可从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史学的早期发展中略见一斑。
金富轼（1075——1151年）是朝鲜史学的奠基人，所著《三国史记》最高丽王朝时修成的纪传体的史学名著，也是朝鲜古代第一部通史。《三国史记》的编修不仅参考了诸如《春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等大量有关的中国史籍，而且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尤其是纪传体正史的直接影响。[21]朝鲜史学是在中国史学的深刻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可以认为，朝鲜史学的真正源头是在中国。
“从史学体系说日本史学古代未超出中国史学的范围”，日本古代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日本第一部史书是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纪》，它是模仿我国正史的敕撰史书，史书体例仿照中国正史的本纪。“日本古代史学从修史宗旨到史观、史体、史笔，皆不出中国的史学体系。”[22]日本古代史学发端的本质根源是在中国，日本史学是中国史学在日本土壤中的生长发育。
越南古代史学也属于中国史学的体系。无论是黎文休的《大越史记》，还是吴士连的《大越史全书》，它们的编修都受到中国史学的影响。他们不仅参考了大量的中国史书中的有关史料，而且以中国史学思想和历史编纂方法为指导，尤其推崇我国正史的纪传体史书体例，并运用于史书编纂之中。[23]越南史学的祖根是古老的中国史学。
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史学是东方史学的核心和源头（印度史学除外），东方各国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中国史学的直接影响和参预下进行的。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可把中国史学之父孔子进一步称为东方史学之父。这样，孔子便与希罗多德相提并论，他们分别开创的东西方史学在历史的天空中交相辉映。
注释:
①刘明翰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介》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3页。
②齐思和《〈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载《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
③翦伯赞《论司马迁的历史学》，载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郑鹤声《司马迁生平及其在历史学上的伟大贡献》，载《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55年2期。
④郭从周译《苏联大百科全书》历史·史料学，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第3页。
⑤见《唐都学刊》1994年第6期。
⑥见《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340—356页。
⑦赵吉惠师著《历史学概论》，三秦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第20页。
⑧、⑨、(13)见《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3期。
⑩宋瑞芝等编《西方史学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38页。
(11)王嘉隽译《历史》卷二第4页，卷五第58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
(12)《孟子·离娄下》。
(14)《孟子·滕文公下》。
(15)、(17)《论语·为政》。
(16)《论语·八佾》。
(18)拙作《论司马迁史学的继承性》，见《唐都学刊》1994年第6期。
(19)《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安书》。
(20)任继愈《中华文化》发刊词，载《华夏文化》1994年第1期。
(21)、(23)刘明翰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介》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269—284页，第491—512页。
②②[日]坂本太郎著，沈仁安，林铁森译《日本的修史与史学》译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