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二次大战德日法西斯传播体系溯源
李磊/张燕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3期
【原文出处】《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04期第100-106页
【作者简介】李磊：男，兰州大学新闻传播系讲师；
张燕：女，兰州大学新闻传播系讲师。
大众传播事业已被证明是促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种功能因其结构不同而相异。在“二元制”大众传播结构中，传播事业与社会母体构成对立矛盾，使其自身发展规律与社会功能受到社会“二元”力量的制约，无法推动社会历史进程。本文通过剖析二战中德日两国法西斯传播体制的确立，意在警示人类有意识地抑制社会某些潜在因素的产生与影响，准确把握大众传播事业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定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史上空前惨烈的一页。在这场战争中，德、日法西斯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创伤，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在欢庆纪念人类正义力量终究战胜邪恶势力的同时，也应当冷静理性地分析酿成战争灾祸的诸种原因，深刻探究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以求彻底根除法西斯体系、思潮与势力的滋生和复苏，彻底根除战争之源。
在探求二次大战发生的原因与战争发展过程时，人们较注重于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角度分析战争策源国——德、日法西斯势力的形成、壮大，以致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战争罪魁，而较少注意到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德日两国独特的大众传播事业——文化宣传的机制、组织、模式对法西斯思潮与势力的促成、德日两国的大众传播深层体制结构给予两国民众的影响以及自身发展的脉络等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剖析。事实上，人口不多地域狭小的德日两国竟敢悍然发动全球性的侵略战争，并且在大战之初攻城掠地、肆虐各国，除却两国当时强大的军事工业基础和先进的科技力量之外，法西斯思潮的蔓延与渗透，使得绝大多数国民意识上高度的“统一化”，造成了其精神力量上的顽固、持久和盲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些精神、意识、文化等因素导致了两国法西斯军队的凶悍、野蛮和顽冥，极大地提高了其国家整体的战争能力，而这一切都与两国的法西斯传播体制密不可分，可以说，德日法西斯传播体制及其传播效用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恶渊薮之一。因此，对于二战中德日两国的整体研究不可忽略它们当时的社会传播事业，不可忽略它们的传播机制、组织结构与统治意识，应当对此给予深层次的、历史纵断面的剖析，诠释其繁衍生存的“基因密码”，以求从理论与实践中彻底清算德日法西斯传播事业给人类造成的严重危害。
在日本新闻事业发展进程中，1936年至1945年间的新闻事业被称为“统制时代”新闻事业，即以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进行“一元化”控制的法西斯新闻传播事业。早在1931年“9·18”事变后， 日本法西斯军事势力大为增长，同年9月， 日本外务省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情报委员会”，由外务、陆军、文部、内务等各省选派官员组成，直属内阁领导。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就当时如何统一国内舆论，加强时局的宣传而向政府提出建议。1936年1月， 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又正式成立了列入官制的“内阁情报委员会”，直属内阁总理大臣领导，此为联络、调查、协调政府各部情报与宣传材料，制定统一宣传口径的专业机构。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内阁情报委员会”易名为“内阁情报部”，广泛招纳新闻界、文化界、经济界以及民间各界人士承担新闻报道和文化宣传工作，并加强了国人思想“一元化”的宣传势头。
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实施更为有力的法西斯一元思想控制，12月间，日本政府废除了内阁情报部，将政府部门中类似的机构合并整编为一个更为庞大的机构——内阁情报局，至此，负责整个国内外宣传报道的中枢权力机构最终形成。内阁情报局在建制上分为五个部；第一部主管文化、思想宣传计划，调查各类情况；第二部主管国际宣传；第三部主管新闻检查；第四部主管国内宣传；第五部主管国内文化宣传团体的指导与监督。各部分工明确，各尽其职。这一组织完备的机构标志着日本政府钳制言论、思想、文化的法西斯宣传情报体制的落成。
在其他方面，日本军国主义当局也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手段，完善了法西斯传播事业的“战时体制。”
1936年5月， 日本官方组建“同盟通讯社”并做为唯一的国家级官方通讯社控制着国内外一切电讯消息。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该社不仅在国内势力雄厚，而且渗透到日本在亚洲的各个占领区，扩充了该社在整个亚洲的势力范围。通过“同盟通讯社”，日本法西斯政府实现了其意欲控制国内外通讯报道、统一国内舆论、有效地进行国际宣传战的目的；1938年5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其中第20 条规定：“政府在战时因国家动员所需，得以勒令对于报纸及其他出版物的记载予以限制或禁止。”依据此条款，一系列新闻、言论统制法律纷纷出台，法西斯新闻体制的言论法规得以逐步健全。1941年5月， 在内阁情报局的指导下，日本报界成立了政府御用的报业团体——“新闻联盟”，1942年该组织更名为“日本新闻协会”。该协会效仿德、意法西斯国家有关新闻记者法制定了日本记者规章，要求每个记者都必须做到“明誓确保国体”与“确保国家使命”方可登记工作；1941年底，依据“国家总动员法”第16条，日本政府公布了“新闻事业令”及实施规则，并根据此令成立了“新闻事业协会”，负责战时统治新闻事宜，在报纸、电台的编辑、经营、销售、用纸、资财的分配及记者的登记、培养、管理等一切方面协助当局对新闻事业给予全面而严格的控制。
与此同时，依据“新闻事业令”，日本政府对全国报纸进行了整顿合并，结果使日本报纸从1939年的848家下降为1943年的54家，这54 家完全是法西斯政府的铁杆喉舌，所有反对派的报纸全部被查禁关闭。另外，日本政府还对其殖民统治下的朝鲜，我国台湾和东北三省的新闻事业实行统一管制，或者通过殖民总督、傀儡行政当局进行管理，或者分别纳入日本国内各大报系统进行控制。
通过以上诸多手段和措施，日本法西斯军部和政府将当时的新闻事业整体统制起来，建立了所谓“统一指导”的战时体制。新闻媒介完全成为政府操纵的喉舌和宣传机器，为法西斯政权和侵略战争大肆鼓噪，摇旗呐喊。
同亚洲的“伙伴”相比，德国纳粹政府更以德意志民族特有的严谨性与彻底性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纳粹新闻传播体系。
1933年，希特勒取得政权后，立即推行法西斯独裁制度，先后解散了各社会主义政党，使其报刊严重受创。“国会纵火案”之后，希特勒借此关闭了51家共产党报刊和130多家社会民主党的报刊， 并通过兴登堡总统发布命令，宣称“为了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宪法规定的新闻自由暂时中止”。这一命令取消了“魏玛宪法”规定的新闻和言论自由。
1933年3月，纳粹政府成立国家宣传部，任命戈培尔为部长， 专门负责统治言论及新闻报道，并主管纳粹的整体宣传工作。9月， 依据德国“国家文化学院法”创立了“国家新闻学院”以严格控制纳粹德国的新闻事业。
在反对派报刊消灭殆尽后，纳粹政府开始着手建立第三帝国的新报业——效忠于政府的法西斯报业。1933年10月，德国颁布“新闻记者登记法”，对新闻记者这一社会职业的人员构成进行了十分荷刻的规定，要求由宣传部长直接任命的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必须保证在其宣传媒介中不得有任何反德国国防、教育、经济及荣誉的报道。到1934年，德国报刊由原来的4703家降至1200家，保留下来的报刊都表示要效忠希特勒政府。至此，希特勒完成了对德国报业的全面控制。
1933年，德国的沃尔夫通讯社由政府接管，并与创建于1915年的“海通社”合并，改组为纳粹政府控制的德国“国家通讯社”，成为希特勒政权统一对外宣传的喉舌。而德国广播事业原为公司私营体制，1933年纳粹上台后，广播事业被收为国有，由国家宣传部所控制。同年，德国开始用英语、德语等语种对外广播，整个二战中，广播始终是戈培尔进行法西斯宣传的主要工具。
二战中的德日法西斯新闻传播体制在制造战争舆论，毒化民众意识，煽动民众的战争狂热、以及统一与强化国内外法西斯宣传等方面起到了极其显著、也是极其恶劣的作用。两国的传播事业完全抛弃了资产阶级报刊一贯标榜的“客观、公正、民主”的外衣，成为赤裸裸的法西斯政权的宣传机器和战争工具。
那么，法西斯传播体制是怎样在两国衍生的呢？我们通过对二战以前德日两国的大众传播史进程略加考察，便不难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大众传播事业之所以演化为法西斯传播体制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其传播事业“二元化”结构的长期存在。何为“二元结构”？最为简略的解释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对立，具体到德日这两个国家，则是封建因素与资本因素在两国社会结构中的长期对立与长期并存。
从历史的外部现象来看，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和1871年后的德意志帝国都已经成为“纯粹”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了。近代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则，工业化文明、一系列的现代价值观念至少在表面上已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但事实上，旧的封建因素，封建等级势力从来不曾消失，反而十分强大地潜存着，并制约改造着外在的资本文明。
这种“二元”并存特征的形成，根源于两国近代化的具体背景和特殊过程之中。从两国启动现代化过程的开始来看，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由于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和列强的外在压力而促成的革命。领导革命的不是近代资产阶级的主体力量——市民阶层，而是部分封建大名、开明武士和天皇陛下等封建势力集团。这使得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带有浓郁的封建色彩。
德国的民族统一道路，即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也是如此。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根本不能担负建立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重任，这一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封建君主国家——普鲁士“王朝战争”和俾斯麦的“铁血政策”来完成的。这个历史的存在使得普鲁士王国和这个王国最主要的社会基础——封建军事容克贵族集团在帝国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帝国的封建性质便可想而知了。由于这两个国家中的社会基础结构和内容是封建同资本的并立、妥协与融合，从而奠定了两国“二元”因素的共存，并进而产生了表面民主形式、实质封建集权的“二元”君主制政体形态——日本近代的天皇制和德意志帝国的君主宪制。
相应于社会二元结构的特征，日本和德国逐渐形成了一种介乎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半集权、半自由化的大众传播体制。这种体制特殊的质与点就在于包含其中的二元因素和这种二元因素的社会外现。
具体地说，现代和传统的对立、资本与封建的共容，使得这两国的大众传播事业呈现出二元矛盾的割裂现象，而这种割裂又被人为强制性的包容在一个奇怪的体制之中。从大众传播事业的资本元素来看，它的存在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现实生活中资本经济的存在以及在传播业中的推广；二是来自西方“正宗”资本主义传播事业精神观念的输入及影响。由于资本元素在传播领域的存在，它必然要求在这一领域中实现自己的特性，即自由的资本竞争和掠夺利润。这种营利观又必然派生出传播媒介的独立要求和对自身社会职能、地位、作用、运作机制等一系列问题的定位。这种定位一般表现为传播媒介不应成为政府的工具，而应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传播媒介的职能是作为一种社会中介、监督机构，向民众提供一个“公众舆论的讲坛”，独立制作并销售新闻商品，以满足新闻传播的各项自由——自由的采访、自由的撰写、自由的制作传播、自由的收看，必然强烈反对政府的任何强控行为和封建专制集权主义理论关于传播事业的基本原则。
从大众传播事业中的封建元素来看，它的存在也来源于社会现实和历史传统。天皇制度、容克集团、藩阀武士、官僚元老等一系列封建势力在传播领域内的存在，构成了一种残缺的、却又是强大的集权主义专制力量。从历史上来看，天皇武士和客克贵族等封建因素本应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但两国的这一革命却阴差阳错地在革命对象的领导下冲向了江户幕府和千百个分裂的德意志小邦国。日本和德国不是通过一般的资产阶级市民革命，而是通过所谓的改良维新和“王朝战争”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转化。资本的因素是天皇武士、容克贵族们人为培植的，他们当然要将其控制在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内。资本的增殖、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大是统治集团所需要的，而随之派生的资本之自由、资本之本位化却为统治集团极力压抑不允，这也正是统治集团始终抓住超经济的国家权力不放、对传播事业的自由倾向实施打击、限制、强控政策的根本原因所在。一方面，统治者允许甚至鼓励传播事业在不伤害国家根本体制、正统观念、国家秩序的前提下赚钱盈利，搞“黄色新闻”、激情报道、搞新闻本位、企业经营；另一方面，又通过一系列严厉的法规、强大的国家机器来防止传播业的越轨，并强烈要求传播事业为国家和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
于是，处于二元因素夹缝中的日本、德国传播事业最终形成为一种既有较为隐蔽的集权主义专制原则和控制方法，又能容纳资本主义元素部分内容的传播事业体系结构。这种畸形的、丑陋的、怪诞的二元结构、二元因素的传播事业（它完全是一种残缺、隐蔽的集权主义与歪曲的、虚假的自由主义的奇特组合）只能释放出有限、变形的现代化示范功能与影响能力，无力承担促成人们和社会形态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重要职责。同时，其自身也不得不按照历史既定的轨迹滑向深渊，在二战中演变成为鼓吹“圣战”，鼓动建立“第三帝国”为虎伥的法西斯传播事业体系。
据此而论，显然并非所有国家的现代化传播事业都能促进社会母体的正常健康发展进程。这取决于特定大众传播事业的深层稳定结构及外部强大的社会背景力量。特定性质和形式的传播事业结构只能释放出特定性质与功能的效用。这种深层稳定结构组织一旦形成，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性质就被确定了。
那么，日本、德国的这种传播事业的二元结构是怎样具体形成的呢？宥于篇幅，我们拟以日本为主要分析对象作进一步探讨。
我们的分析始终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点：各国传播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在受普遍共同原因推动的前提下，又强烈地被自身所处的历史背景，现实环境等众多难以确立但却存在的偶然性因素所制约影响。这种制约力量与普遍规律“化合”“嬗变”，造成了各国传播事业迥然相差，有同有异，丰富多彩的不同状态。我们欲探求日本传播事业的特殊之处——二元传播结构的确立历程，就不能不对这一传播事业早期萌芽、初步确产、关键成形时期等重要环节详加分析考察。
众所周知，日本近代历史开端的特点在于：它是在列强侵侮的强大外在压力下，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被迫从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转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转变的过程又是在封建上层力量之一的天皇明治政府指导督领下，通过自上而下地推行维新改良运动完成的。
从日本传播业的萌芽中亦可以看到这种特殊的历史折射。在江户幕府时代，封建统治者理所当然地掌握着整个社会传播系统，通过发展“御沙汰书”、“封回状”等官方传媒来进行社会信息的上层水平式或“T”型传播交流。稍后，又产生了“荷兰传闻书”、 《官版·巴达维亚新闻》等刊载海外新闻的官方传媒。它们当然也是一种高度机密，专为上层服务的信息传媒。很明显，这个时期的传播事业完全是一种旧有的、封建专制性质的传播事业。〔1〕
随着江户幕府的崩溃，旧有的封建传播体系也随之陷入崩溃之中。但是，当这一崩溃过程还未深入进行时，半封建性质的天皇明治政府便很快制止了这一过程。通过1868年4月28日太政官布告、1868年6月8 日的太政官公告和1869年2月8日公布的第一个正式新闻法规——“报纸印行条例”，把旧有的传播体系改造为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明治御用传播新体系”〔2〕了。 这个新体系的所有特征几乎同旧体系一样：信息的流动依然自上而下，控制的指令来源也还是由上层下发，读者范围仍然为中、上层藩阀或武士阶层。在这一“新”体系中，封建的传统的因素仍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它是日本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产物。
显然，日本近代传播事业的这一转变确立过程，同欧洲诸国资产阶级传播新体系产生过程完全不同。欧洲诸国资产阶级传播新体系产生的一般过程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生产力有所发展，商品经济产生并日益话跃，市民阶层对社会信息的需要增加了。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一面不断地向现存的封建传播体系作斗争，一面又不断要求并努力发展自己的媒介及传播体系。这一过程最终往往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由经济到政治的市民革命过程而完成的。它在信息传播领域中的回声便是“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口号的提出。其革命的结局便是把以往封建社会上层水平流动，单向垂直向下传播的“T ”型社会信息流动模式转变为“金字塔”型或倒“T”型信息流动模式。可是， 这一过程在日本和德国却不存在。因为在这两个国家之中，资产阶级革命并非自下而上，而是由两国封建势力领导，自上而下进行的。孱弱无能的资产阶级只能跟随其后敲敲边鼓、唱唱赞歌。这一特定状况使得日本、德国的新型近代传播事业确立伊始，就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埋下了二元结构因素体制的基石，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日后传播事业发展的性质和方向。
在日本，随着明治政府强力推行“三大国策”〔3〕， 大力扶持资本主义经济，提倡文明开化、学习西方，明治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元素成份逐渐增加了。相应地，欧洲资产阶级的各种意识形态，思想潮流也涌入日本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背景促成了日本近代传播事业开始其自身发展的历程。大批半资产阶级性质的传媒——政论、政党报刊和现代商业性大众报刊的萌芽——“廉价小报”〔4〕纷纷出现。 政党报刊鼓吹新闻自由，反对政府管制约束，要求政治民主，抨击时弊，宣告了与明治政府“蜜月”关系的彻底结束。“廉价小报”则注重新闻报道，讲求编排技巧，显示了面向下层民众的离心趋向。这两股潮流实质上正是日本的资本元素力量在新的背景形势下要求实现其自身发展轨迹的外在表现，也是对以往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集权主义传播体系的反抗和改造。但是，由于日本二元结构因素的社会格局依然顽强地存在，潜在的社会结构组织未曾发生根本性变化；也由于资产阶级集团的分裂和先天不足，以1889年天皇颁布的“帝国宪法”为标志，日本正式确立了从德国学来的整套政体形态——天皇君主立宪制，并在强力压迫下打击瓦解了政党报刊兴盛一时的阵营，促成了政党报刊的衰败和传播业向致力经济、不问政治的营利性大众传媒转化的历史进程。这一情形再次强化确定了传播事业的二元因素、二元结构，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现代新闻传播事业在日本“大正时代”种种冲突中的发展方向，并导致其最终的臣服。
“大正时代”的日本，一方面自维新以来国力日盛，经济飞速发展，为传播业的现代化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精神氛围；另一方面，日本的传播事业借助于经济和国力的起飞，完成了从近代向现代转变的过程，并进而在新的基础、新的起点和新的高度上，从自身营利宗旨出发，开展了又一次更大规模的要求言论出版自由、打破二元并存格局的斗争，顽强地企图按照现代资产阶级传播事业的一般历史轨迹走下去。
这一企图的历史外现，便是本世纪初叶，包括东京“曰比谷火烧事件”〔5〕的斗争、积极鼓动民众掀起广泛的“护宪运动”浪潮〔6〕，及同官方管制尖锐相对、致力于确立监督政府职能、现代大众传播独立之社会地位的“大正风潮”等事件。但是，在日益增长的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面前，在日益反动的天皇制权威恫吓下，在一战后白色恐怖的气氛中，日本传播业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自身要求改革新体系结构内部缺陷的企图和行动归于失败。以1918年8 月《大阪朝日新闻》“白虹贯日”〔7〕事件为标志， 日本传播业遭到了专制内阁和军部的严厉打击。在政治上灰心丧气，完全屈从于现实社会统治格局，默默地向当权者缴械投降了。
至此，来自日本社会内部改革二元因素体制的一切企图都失败了。专制集权的封建因素比重愈来愈大，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传播体制的崛起。全日本传媒在二战中狂热地投入“大东亚圣战”的鼓噪之中，欺骗民众，鼓吹侵略战争，在人类传播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页。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简略回顾和分析，证实了二元传播体制的形成同德日两国强大的封建传统势力，以及两国开始现代化过程的具体历史环境、集团力量对比等因素密不可分。这也完全印证了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的著名论断：“报刊总是带有它所属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形式和色彩”〔8〕。同时， 我们还可以从中推导出一个结论：社会传播事业的体制性质、组织结构决定着它对社会的示范功能、传播效应和影响程度，而这种组织结构一旦形成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那么，在德日两国传播事业发展史上，法西斯传播体制是否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物呢？从特定角度看，当这种二元结构社会发展到某种成熟阶段，又无强大外力扭转时，法西斯传播体制便会应运而生。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国家不在人类主观能动性具有改造社会结构性缺陷的特定时刻去消除传播体制中的根本性隐患，不注重纠正传播事业内外部环境中不合理的结构方式，一旦某些条件成熟，一旦各种历史因素被催化，这种先天便具有根本缺陷的传播体制便会呈现恶性演化，出现质的“癌变”，而它所释放出的巨大恶性能量将会严重毒化整个社会。二战中德日两国的二元传播体制渐次演化为法西斯传播体制正是因为它们内部不能产生自我纠正的机制与足够的力量，最终不得不被动地承受战争这种强制性的打击来粉碎法西斯传播体制，而这一过程必然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创痛，甚至会导致国家的分裂与民族的灭亡。当年德日两国的悲剧就在于此，如今引起人们深思与警觉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注释：
〔1〕〔2〕（日）和田洋一，《新闻学概论》第21页、第29页，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3〕日本明治政府的三大国策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 富国强兵”。
〔4〕〔5〕〔6〕〔7〕（日）内川芳美 新井直之，《日本新闻事业史》第11—14页、第41页、第29页、第34页、第42页、第37—38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8〕（美）施拉姆主编《报刊的四种理论》第1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3期
【原文出处】《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04期第100-106页
【作者简介】李磊：男，兰州大学新闻传播系讲师；
张燕：女，兰州大学新闻传播系讲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史上空前惨烈的一页。在这场战争中，德、日法西斯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创伤，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在欢庆纪念人类正义力量终究战胜邪恶势力的同时，也应当冷静理性地分析酿成战争灾祸的诸种原因，深刻探究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以求彻底根除法西斯体系、思潮与势力的滋生和复苏，彻底根除战争之源。
在探求二次大战发生的原因与战争发展过程时，人们较注重于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角度分析战争策源国——德、日法西斯势力的形成、壮大，以致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战争罪魁，而较少注意到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德日两国独特的大众传播事业——文化宣传的机制、组织、模式对法西斯思潮与势力的促成、德日两国的大众传播深层体制结构给予两国民众的影响以及自身发展的脉络等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剖析。事实上，人口不多地域狭小的德日两国竟敢悍然发动全球性的侵略战争，并且在大战之初攻城掠地、肆虐各国，除却两国当时强大的军事工业基础和先进的科技力量之外，法西斯思潮的蔓延与渗透，使得绝大多数国民意识上高度的“统一化”，造成了其精神力量上的顽固、持久和盲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些精神、意识、文化等因素导致了两国法西斯军队的凶悍、野蛮和顽冥，极大地提高了其国家整体的战争能力，而这一切都与两国的法西斯传播体制密不可分，可以说，德日法西斯传播体制及其传播效用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恶渊薮之一。因此，对于二战中德日两国的整体研究不可忽略它们当时的社会传播事业，不可忽略它们的传播机制、组织结构与统治意识，应当对此给予深层次的、历史纵断面的剖析，诠释其繁衍生存的“基因密码”，以求从理论与实践中彻底清算德日法西斯传播事业给人类造成的严重危害。
在日本新闻事业发展进程中，1936年至1945年间的新闻事业被称为“统制时代”新闻事业，即以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进行“一元化”控制的法西斯新闻传播事业。早在1931年“9·18”事变后， 日本法西斯军事势力大为增长，同年9月， 日本外务省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情报委员会”，由外务、陆军、文部、内务等各省选派官员组成，直属内阁领导。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就当时如何统一国内舆论，加强时局的宣传而向政府提出建议。1936年1月， 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又正式成立了列入官制的“内阁情报委员会”，直属内阁总理大臣领导，此为联络、调查、协调政府各部情报与宣传材料，制定统一宣传口径的专业机构。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内阁情报委员会”易名为“内阁情报部”，广泛招纳新闻界、文化界、经济界以及民间各界人士承担新闻报道和文化宣传工作，并加强了国人思想“一元化”的宣传势头。
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实施更为有力的法西斯一元思想控制，12月间，日本政府废除了内阁情报部，将政府部门中类似的机构合并整编为一个更为庞大的机构——内阁情报局，至此，负责整个国内外宣传报道的中枢权力机构最终形成。内阁情报局在建制上分为五个部；第一部主管文化、思想宣传计划，调查各类情况；第二部主管国际宣传；第三部主管新闻检查；第四部主管国内宣传；第五部主管国内文化宣传团体的指导与监督。各部分工明确，各尽其职。这一组织完备的机构标志着日本政府钳制言论、思想、文化的法西斯宣传情报体制的落成。
在其他方面，日本军国主义当局也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手段，完善了法西斯传播事业的“战时体制。”
1936年5月， 日本官方组建“同盟通讯社”并做为唯一的国家级官方通讯社控制着国内外一切电讯消息。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该社不仅在国内势力雄厚，而且渗透到日本在亚洲的各个占领区，扩充了该社在整个亚洲的势力范围。通过“同盟通讯社”，日本法西斯政府实现了其意欲控制国内外通讯报道、统一国内舆论、有效地进行国际宣传战的目的；1938年5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其中第20 条规定：“政府在战时因国家动员所需，得以勒令对于报纸及其他出版物的记载予以限制或禁止。”依据此条款，一系列新闻、言论统制法律纷纷出台，法西斯新闻体制的言论法规得以逐步健全。1941年5月， 在内阁情报局的指导下，日本报界成立了政府御用的报业团体——“新闻联盟”，1942年该组织更名为“日本新闻协会”。该协会效仿德、意法西斯国家有关新闻记者法制定了日本记者规章，要求每个记者都必须做到“明誓确保国体”与“确保国家使命”方可登记工作；1941年底，依据“国家总动员法”第16条，日本政府公布了“新闻事业令”及实施规则，并根据此令成立了“新闻事业协会”，负责战时统治新闻事宜，在报纸、电台的编辑、经营、销售、用纸、资财的分配及记者的登记、培养、管理等一切方面协助当局对新闻事业给予全面而严格的控制。
与此同时，依据“新闻事业令”，日本政府对全国报纸进行了整顿合并，结果使日本报纸从1939年的848家下降为1943年的54家，这54 家完全是法西斯政府的铁杆喉舌，所有反对派的报纸全部被查禁关闭。另外，日本政府还对其殖民统治下的朝鲜，我国台湾和东北三省的新闻事业实行统一管制，或者通过殖民总督、傀儡行政当局进行管理，或者分别纳入日本国内各大报系统进行控制。
通过以上诸多手段和措施，日本法西斯军部和政府将当时的新闻事业整体统制起来，建立了所谓“统一指导”的战时体制。新闻媒介完全成为政府操纵的喉舌和宣传机器，为法西斯政权和侵略战争大肆鼓噪，摇旗呐喊。
同亚洲的“伙伴”相比，德国纳粹政府更以德意志民族特有的严谨性与彻底性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纳粹新闻传播体系。
1933年，希特勒取得政权后，立即推行法西斯独裁制度，先后解散了各社会主义政党，使其报刊严重受创。“国会纵火案”之后，希特勒借此关闭了51家共产党报刊和130多家社会民主党的报刊， 并通过兴登堡总统发布命令，宣称“为了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宪法规定的新闻自由暂时中止”。这一命令取消了“魏玛宪法”规定的新闻和言论自由。
1933年3月，纳粹政府成立国家宣传部，任命戈培尔为部长， 专门负责统治言论及新闻报道，并主管纳粹的整体宣传工作。9月， 依据德国“国家文化学院法”创立了“国家新闻学院”以严格控制纳粹德国的新闻事业。
在反对派报刊消灭殆尽后，纳粹政府开始着手建立第三帝国的新报业——效忠于政府的法西斯报业。1933年10月，德国颁布“新闻记者登记法”，对新闻记者这一社会职业的人员构成进行了十分荷刻的规定，要求由宣传部长直接任命的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必须保证在其宣传媒介中不得有任何反德国国防、教育、经济及荣誉的报道。到1934年，德国报刊由原来的4703家降至1200家，保留下来的报刊都表示要效忠希特勒政府。至此，希特勒完成了对德国报业的全面控制。
1933年，德国的沃尔夫通讯社由政府接管，并与创建于1915年的“海通社”合并，改组为纳粹政府控制的德国“国家通讯社”，成为希特勒政权统一对外宣传的喉舌。而德国广播事业原为公司私营体制，1933年纳粹上台后，广播事业被收为国有，由国家宣传部所控制。同年，德国开始用英语、德语等语种对外广播，整个二战中，广播始终是戈培尔进行法西斯宣传的主要工具。
二战中的德日法西斯新闻传播体制在制造战争舆论，毒化民众意识，煽动民众的战争狂热、以及统一与强化国内外法西斯宣传等方面起到了极其显著、也是极其恶劣的作用。两国的传播事业完全抛弃了资产阶级报刊一贯标榜的“客观、公正、民主”的外衣，成为赤裸裸的法西斯政权的宣传机器和战争工具。
那么，法西斯传播体制是怎样在两国衍生的呢？我们通过对二战以前德日两国的大众传播史进程略加考察，便不难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大众传播事业之所以演化为法西斯传播体制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其传播事业“二元化”结构的长期存在。何为“二元结构”？最为简略的解释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对立，具体到德日这两个国家，则是封建因素与资本因素在两国社会结构中的长期对立与长期并存。
从历史的外部现象来看，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和1871年后的德意志帝国都已经成为“纯粹”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了。近代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则，工业化文明、一系列的现代价值观念至少在表面上已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但事实上，旧的封建因素，封建等级势力从来不曾消失，反而十分强大地潜存着，并制约改造着外在的资本文明。
这种“二元”并存特征的形成，根源于两国近代化的具体背景和特殊过程之中。从两国启动现代化过程的开始来看，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由于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和列强的外在压力而促成的革命。领导革命的不是近代资产阶级的主体力量——市民阶层，而是部分封建大名、开明武士和天皇陛下等封建势力集团。这使得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带有浓郁的封建色彩。
德国的民族统一道路，即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也是如此。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根本不能担负建立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重任，这一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封建君主国家——普鲁士“王朝战争”和俾斯麦的“铁血政策”来完成的。这个历史的存在使得普鲁士王国和这个王国最主要的社会基础——封建军事容克贵族集团在帝国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帝国的封建性质便可想而知了。由于这两个国家中的社会基础结构和内容是封建同资本的并立、妥协与融合，从而奠定了两国“二元”因素的共存，并进而产生了表面民主形式、实质封建集权的“二元”君主制政体形态——日本近代的天皇制和德意志帝国的君主宪制。
相应于社会二元结构的特征，日本和德国逐渐形成了一种介乎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半集权、半自由化的大众传播体制。这种体制特殊的质与点就在于包含其中的二元因素和这种二元因素的社会外现。
具体地说，现代和传统的对立、资本与封建的共容，使得这两国的大众传播事业呈现出二元矛盾的割裂现象，而这种割裂又被人为强制性的包容在一个奇怪的体制之中。从大众传播事业的资本元素来看，它的存在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现实生活中资本经济的存在以及在传播业中的推广；二是来自西方“正宗”资本主义传播事业精神观念的输入及影响。由于资本元素在传播领域的存在，它必然要求在这一领域中实现自己的特性，即自由的资本竞争和掠夺利润。这种营利观又必然派生出传播媒介的独立要求和对自身社会职能、地位、作用、运作机制等一系列问题的定位。这种定位一般表现为传播媒介不应成为政府的工具，而应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传播媒介的职能是作为一种社会中介、监督机构，向民众提供一个“公众舆论的讲坛”，独立制作并销售新闻商品，以满足新闻传播的各项自由——自由的采访、自由的撰写、自由的制作传播、自由的收看，必然强烈反对政府的任何强控行为和封建专制集权主义理论关于传播事业的基本原则。
从大众传播事业中的封建元素来看，它的存在也来源于社会现实和历史传统。天皇制度、容克集团、藩阀武士、官僚元老等一系列封建势力在传播领域内的存在，构成了一种残缺的、却又是强大的集权主义专制力量。从历史上来看，天皇武士和客克贵族等封建因素本应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但两国的这一革命却阴差阳错地在革命对象的领导下冲向了江户幕府和千百个分裂的德意志小邦国。日本和德国不是通过一般的资产阶级市民革命，而是通过所谓的改良维新和“王朝战争”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转化。资本的因素是天皇武士、容克贵族们人为培植的，他们当然要将其控制在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内。资本的增殖、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大是统治集团所需要的，而随之派生的资本之自由、资本之本位化却为统治集团极力压抑不允，这也正是统治集团始终抓住超经济的国家权力不放、对传播事业的自由倾向实施打击、限制、强控政策的根本原因所在。一方面，统治者允许甚至鼓励传播事业在不伤害国家根本体制、正统观念、国家秩序的前提下赚钱盈利，搞“黄色新闻”、激情报道、搞新闻本位、企业经营；另一方面，又通过一系列严厉的法规、强大的国家机器来防止传播业的越轨，并强烈要求传播事业为国家和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
于是，处于二元因素夹缝中的日本、德国传播事业最终形成为一种既有较为隐蔽的集权主义专制原则和控制方法，又能容纳资本主义元素部分内容的传播事业体系结构。这种畸形的、丑陋的、怪诞的二元结构、二元因素的传播事业（它完全是一种残缺、隐蔽的集权主义与歪曲的、虚假的自由主义的奇特组合）只能释放出有限、变形的现代化示范功能与影响能力，无力承担促成人们和社会形态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重要职责。同时，其自身也不得不按照历史既定的轨迹滑向深渊，在二战中演变成为鼓吹“圣战”，鼓动建立“第三帝国”为虎伥的法西斯传播事业体系。
据此而论，显然并非所有国家的现代化传播事业都能促进社会母体的正常健康发展进程。这取决于特定大众传播事业的深层稳定结构及外部强大的社会背景力量。特定性质和形式的传播事业结构只能释放出特定性质与功能的效用。这种深层稳定结构组织一旦形成，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性质就被确定了。
那么，日本、德国的这种传播事业的二元结构是怎样具体形成的呢？宥于篇幅，我们拟以日本为主要分析对象作进一步探讨。
我们的分析始终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点：各国传播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在受普遍共同原因推动的前提下，又强烈地被自身所处的历史背景，现实环境等众多难以确立但却存在的偶然性因素所制约影响。这种制约力量与普遍规律“化合”“嬗变”，造成了各国传播事业迥然相差，有同有异，丰富多彩的不同状态。我们欲探求日本传播事业的特殊之处——二元传播结构的确立历程，就不能不对这一传播事业早期萌芽、初步确产、关键成形时期等重要环节详加分析考察。
众所周知，日本近代历史开端的特点在于：它是在列强侵侮的强大外在压力下，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被迫从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转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转变的过程又是在封建上层力量之一的天皇明治政府指导督领下，通过自上而下地推行维新改良运动完成的。
从日本传播业的萌芽中亦可以看到这种特殊的历史折射。在江户幕府时代，封建统治者理所当然地掌握着整个社会传播系统，通过发展“御沙汰书”、“封回状”等官方传媒来进行社会信息的上层水平式或“T”型传播交流。稍后，又产生了“荷兰传闻书”、 《官版·巴达维亚新闻》等刊载海外新闻的官方传媒。它们当然也是一种高度机密，专为上层服务的信息传媒。很明显，这个时期的传播事业完全是一种旧有的、封建专制性质的传播事业。〔1〕
随着江户幕府的崩溃，旧有的封建传播体系也随之陷入崩溃之中。但是，当这一崩溃过程还未深入进行时，半封建性质的天皇明治政府便很快制止了这一过程。通过1868年4月28日太政官布告、1868年6月8 日的太政官公告和1869年2月8日公布的第一个正式新闻法规——“报纸印行条例”，把旧有的传播体系改造为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明治御用传播新体系”〔2〕了。 这个新体系的所有特征几乎同旧体系一样：信息的流动依然自上而下，控制的指令来源也还是由上层下发，读者范围仍然为中、上层藩阀或武士阶层。在这一“新”体系中，封建的传统的因素仍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它是日本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产物。
显然，日本近代传播事业的这一转变确立过程，同欧洲诸国资产阶级传播新体系产生过程完全不同。欧洲诸国资产阶级传播新体系产生的一般过程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生产力有所发展，商品经济产生并日益话跃，市民阶层对社会信息的需要增加了。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一面不断地向现存的封建传播体系作斗争，一面又不断要求并努力发展自己的媒介及传播体系。这一过程最终往往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由经济到政治的市民革命过程而完成的。它在信息传播领域中的回声便是“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口号的提出。其革命的结局便是把以往封建社会上层水平流动，单向垂直向下传播的“T ”型社会信息流动模式转变为“金字塔”型或倒“T”型信息流动模式。可是， 这一过程在日本和德国却不存在。因为在这两个国家之中，资产阶级革命并非自下而上，而是由两国封建势力领导，自上而下进行的。孱弱无能的资产阶级只能跟随其后敲敲边鼓、唱唱赞歌。这一特定状况使得日本、德国的新型近代传播事业确立伊始，就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埋下了二元结构因素体制的基石，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日后传播事业发展的性质和方向。
在日本，随着明治政府强力推行“三大国策”〔3〕， 大力扶持资本主义经济，提倡文明开化、学习西方，明治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元素成份逐渐增加了。相应地，欧洲资产阶级的各种意识形态，思想潮流也涌入日本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背景促成了日本近代传播事业开始其自身发展的历程。大批半资产阶级性质的传媒——政论、政党报刊和现代商业性大众报刊的萌芽——“廉价小报”〔4〕纷纷出现。 政党报刊鼓吹新闻自由，反对政府管制约束，要求政治民主，抨击时弊，宣告了与明治政府“蜜月”关系的彻底结束。“廉价小报”则注重新闻报道，讲求编排技巧，显示了面向下层民众的离心趋向。这两股潮流实质上正是日本的资本元素力量在新的背景形势下要求实现其自身发展轨迹的外在表现，也是对以往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集权主义传播体系的反抗和改造。但是，由于日本二元结构因素的社会格局依然顽强地存在，潜在的社会结构组织未曾发生根本性变化；也由于资产阶级集团的分裂和先天不足，以1889年天皇颁布的“帝国宪法”为标志，日本正式确立了从德国学来的整套政体形态——天皇君主立宪制，并在强力压迫下打击瓦解了政党报刊兴盛一时的阵营，促成了政党报刊的衰败和传播业向致力经济、不问政治的营利性大众传媒转化的历史进程。这一情形再次强化确定了传播事业的二元因素、二元结构，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现代新闻传播事业在日本“大正时代”种种冲突中的发展方向，并导致其最终的臣服。
“大正时代”的日本，一方面自维新以来国力日盛，经济飞速发展，为传播业的现代化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精神氛围；另一方面，日本的传播事业借助于经济和国力的起飞，完成了从近代向现代转变的过程，并进而在新的基础、新的起点和新的高度上，从自身营利宗旨出发，开展了又一次更大规模的要求言论出版自由、打破二元并存格局的斗争，顽强地企图按照现代资产阶级传播事业的一般历史轨迹走下去。
这一企图的历史外现，便是本世纪初叶，包括东京“曰比谷火烧事件”〔5〕的斗争、积极鼓动民众掀起广泛的“护宪运动”浪潮〔6〕，及同官方管制尖锐相对、致力于确立监督政府职能、现代大众传播独立之社会地位的“大正风潮”等事件。但是，在日益增长的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面前，在日益反动的天皇制权威恫吓下，在一战后白色恐怖的气氛中，日本传播业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自身要求改革新体系结构内部缺陷的企图和行动归于失败。以1918年8 月《大阪朝日新闻》“白虹贯日”〔7〕事件为标志， 日本传播业遭到了专制内阁和军部的严厉打击。在政治上灰心丧气，完全屈从于现实社会统治格局，默默地向当权者缴械投降了。
至此，来自日本社会内部改革二元因素体制的一切企图都失败了。专制集权的封建因素比重愈来愈大，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传播体制的崛起。全日本传媒在二战中狂热地投入“大东亚圣战”的鼓噪之中，欺骗民众，鼓吹侵略战争，在人类传播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页。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简略回顾和分析，证实了二元传播体制的形成同德日两国强大的封建传统势力，以及两国开始现代化过程的具体历史环境、集团力量对比等因素密不可分。这也完全印证了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的著名论断：“报刊总是带有它所属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形式和色彩”〔8〕。同时， 我们还可以从中推导出一个结论：社会传播事业的体制性质、组织结构决定着它对社会的示范功能、传播效应和影响程度，而这种组织结构一旦形成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那么，在德日两国传播事业发展史上，法西斯传播体制是否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物呢？从特定角度看，当这种二元结构社会发展到某种成熟阶段，又无强大外力扭转时，法西斯传播体制便会应运而生。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国家不在人类主观能动性具有改造社会结构性缺陷的特定时刻去消除传播体制中的根本性隐患，不注重纠正传播事业内外部环境中不合理的结构方式，一旦某些条件成熟，一旦各种历史因素被催化，这种先天便具有根本缺陷的传播体制便会呈现恶性演化，出现质的“癌变”，而它所释放出的巨大恶性能量将会严重毒化整个社会。二战中德日两国的二元传播体制渐次演化为法西斯传播体制正是因为它们内部不能产生自我纠正的机制与足够的力量，最终不得不被动地承受战争这种强制性的打击来粉碎法西斯传播体制，而这一过程必然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创痛，甚至会导致国家的分裂与民族的灭亡。当年德日两国的悲剧就在于此，如今引起人们深思与警觉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注释：
〔1〕〔2〕（日）和田洋一，《新闻学概论》第21页、第29页，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3〕日本明治政府的三大国策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 富国强兵”。
〔4〕〔5〕〔6〕〔7〕（日）内川芳美 新井直之，《日本新闻事业史》第11—14页、第41页、第29页、第34页、第42页、第37—38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8〕（美）施拉姆主编《报刊的四种理论》第1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