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
史迪威、陈纳德之争与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
李亚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3期
【原文出处】《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西安)1995年04期第24-30页
【作者简介】李亚平，1952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参编《中国现代史》等著作数部，发表《红卫兵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特点》等论文数篇。
摘要 抗战中后期，美国对华政策自身存在的矛盾导致美蒋利益的冲突，致使史迪威和陈纳德在执行各自的使命时发生了权力之争和对日战略上的分歧。史、陈之争严重地妨碍了美国近期军事目标与长远政治利益的实现。罗斯福在史、陈之间采取“折中”态度，以缓解矛盾。随着太平洋战争朝着有利于美国的转变，罗斯福不断调整对华政策，保证了美国近期目标的实现和美蒋在政治利益上的统一。
关键词 史迪威 陈纳德 抗日战争 蒋介石
约瑟夫·史迪威，抗战时期中国战区参谋长，收复缅甸、打通中印缅交通的头号功臣，因“史迪威事件”而在美国家喻户晓。克莱尔·陈纳德，威震日军的“飞虎队”队长，1943年12月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但这两位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在中国的日子里，争吵不休，积怨甚深。本文将透过史、陈之争，从一个侧面揭示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一
抗战中后期，在中美关系史上具有特别意义的“史迪威指挥权”问题，曾引起学者们极大的关注。然而不少人忽视了这个问题的最初层面是在史迪威和陈纳德之间展开的，并逐渐引发中美对日战略的巨大冲突和导致史迪威直接同蒋介石争夺指挥权的斗争。
我们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实现目标的策略谈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近期，用中国军队拖住日军，最后打败日本；远期，同国民党政权在政治上长期合作，以获取美国在远东和中国的永久利益。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加强中国的战略地位，为此同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任命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最大限度地调动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为加强中美之间的联系，美国政府应蒋介石的请求，选择一位高级军事官员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美国官方鉴于中国军队的现实状况，认为这位官员不仅要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同时还要“重视中国内部军事改组”。〔1〕
1942年3月，史迪威以中将衔身兼美国驻华军事代表、 在缅中英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等多项职务来到中国。〔2 〕对史迪威的任命及拥有如此之多的权力，在美国高层虽有不同意见，但毕竟没有出现重大分歧。因为像史迪威这样出身西点军校，有长期在中国任职的资历，精通汉语，了解中国情况且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人并不多。因此，史迪威是完成美国军事目标的最佳人选。然而，这一任命还是引起了风波。
对史迪威任命的不满较早是来自国民党政府。首先，美国在租借物资的分配和使用权上一反惯例，未能像对待其他盟国一样，由受援国元首执掌，而是由史迪威独控，蒋介石认为这是美国对另一个大国的藐视。其次，史迪威同时具有美国驻华军事代表的身份，意味着史迪威可以按照美国方面的意图独立行使军事指挥的权力，这同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权形成矛盾，引起蒋介石的不快。就蒋介石的本意，他希望美国方面派出的人对他言听计从，不必干涉他的权力，“听命于中国统帅”，“只有运筹策划”。更“不必是远东问题专家”，“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太多只会使他惘然无措”。〔3〕第三，史迪威同时拥有在华空军指挥权，无疑冷落了蒋介石、宋美龄的老朋友——在政治上完全亲蒋的陈纳德。因为蒋介石更看重中美结盟的政治意义与合作者的政治态度。
对美国决定的不满，同时也来自陈纳德。陈纳德早在1937年5 月即到中国，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的顾问。由于工作关系，他同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关系十分密切，且十分崇拜蒋介石，认为他“是当今世界上两三个最伟大的军事和政治领袖之一”。〔4〕1941年8月，在陈纳德的积极奔走之下，经美国官方秘密授权，组织了“美国志愿航空队”，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这支部队1941年12月20日首次在中国西南地区投入对日作战，初战告捷，陈纳德的名字家喻户晓。中国老百姓以特有的想像，把航空队叫做“飞虎队”。
以陈纳德在中国的战绩和同中国高层的关系，蒋介石和陈纳德都认为在中美结盟后，陈纳德将得到美国军方的重用。当陈纳德得知“志愿航空队”即将并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后，向美国政府表示：美国志愿航空队并入陆军航空队会“引起志愿队战斗效力的破坏，很可能长达四到六个月之久”。为此他建议：“鉴于我十分了解中国的情况以及日方的战略战术和其总的态势，我认为，最好的安排是将我任命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名将级军官和中国空军指挥官。我身负这一重任，就能既能领导美国志愿队，又能领导将来派往中国任何航空队的作战单位”，“我不相信到这里来的任何一位其他陌生军官能像我那样出色地办理这些事情”。〔5〕
陈纳德的要求得到蒋介石的支持。除去蒋、陈私交这一因素外，陈纳德曾信誓旦旦地向蒋介石承诺，只要他能得到500架战斗机和100架运输机，再加上“全权指挥这个地区的空军”就能打赢这场战争。陈纳德不曾意识到这种大包大揽所要负的政治风险，因为仅靠美国人打败日本的任何承诺都是有违于美国援华抗日的基本目的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更直接同史迪威改造中国军队，增强中国陆军战斗力的使命相违背。但这种承诺却很对蒋介石的胃口，因此，蒋介石为陈纳德的请求积极呼吁，“委员长初欲美方委托陈纳德为驻华美国空军最高司令”。〔6〕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曾向蒋介石保证让陈纳德担任中国的高级指挥官”。〔7〕
但事与愿违，蒋介石的要求和马歇尔的许诺受到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和史迪威的反对。史迪威提议由他的老部下克莱顿·比斯尔为陈纳德的上司。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并入美国驻印度的第10航空队，作为第23战斗机大队驻中国特遣队。陈纳德虽然同时被授予准将衔，但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职位和独立指挥权。国民党当局认为这是对陈纳德的不公，“纳德虽有辉煌之战绩，而竟屈于默默无闻之指挥官”〔8〕。 陈纳德本人更是愤愤不平，他曾同比斯尔共事，早有介蒂：“比斯尔这个人选在我退休时的级别比我还低”，“他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9〕。陈纳德和他的队员都认为这一决定是史迪威作梗，“这样， 两个个性很强的领导人就开始了后来变成一场持久的、破坏性很大的斗气”〔10〕。陈纳德的这些怨气在史、陈矛盾的初期，对中美关系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仅仅表现出陈纳德对自己军事才能未被认可以及早就存在于美国陆、空军矛盾的反映。尽管如此，陈纳德和史迪威在初次合作中还是融洽的。史迪威回忆说：“我同他谈了很长时间，终于使他冷静下来。他同意把美国志愿团并入美国空军，并说乐意在我的领导下供职。非常令人感到欣慰……他还不错”〔11〕。但是这种潜伏的矛盾，随着蒋介石同史迪威发生冲突后，史陈矛盾开始升级，而且具有明显的争夺权力的性质。
“自从蒋委员长与史迪威参谋长就如何处理缅甸作战进行争吵后，他内心一直希望陈纳德来接替史迪威”〔12〕。此时蒋介石支持陈纳德获得权力的意义在于，陈纳德指挥权的扩大，意味着蒋介石对美国驻华空军控制力的增强，对于贯彻蒋介石的意志更加有效。为此，蒋介石通过美国驻华海军武官麦克休，向美国政府表达了要求召回史迪威的意见。陈纳德也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指责“史迪威和比斯尔力求压制在中国的空战”，“是不灵活的、不合理的军事组织和不懂得在中国进行空战的人”。他向美国总统写信：“我自信我得到了蒋委员长和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信任”，“我现在深信，只要我拥有作为一个美国驻华军事指挥官的全部权力，我不仅能打垮日本，且能使中国人变成美国持久的朋友”。〔13〕美国总统助理柯里也认为“国民党和它的领袖代表着合法的民族主义，这是美国必须加以鼓励和支持的一股力量。所以他竭力要求罗斯福撤换引起磨擦的史迪威将军，代之以一位愿意安抚蒋介石的‘外交将领’——或许就是陈纳德”〔14〕。宋美龄更是为陈纳德积极奔走。但是由于陆军部长史汀生和马歇尔的反对，撤换史迪威的要求被搁浅。
二
在陈纳德争夺权力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中美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早在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就大讲“不患国际局势不变”，这种待变的心态隐含的意义是蒋介石期待西方盟国对日宣战，打败日本。从1937年到1942年，中国单独对日作战5年，国家的财力、 物力、人力被极大地消耗，尤其是让蒋介石感到不安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国民党军队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地面作战，会极大地消耗他的军事力量及削弱武力支撑的政治地位，他对一切可能损害、危及自身政治利益的主张本能地予以反对。史迪威根据他在中国多年的经历及现实的感受，一针见血地指出“蒋指望美国替他打败日本”，“蒋和国民党今天基本考虑不是这场抗击日本的战争，而是为国内争权的继续斗争，消灭共产党的愿望和几乎确凿无疑的内战之必然”。〔15〕史迪威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制定了旨在打通中印缅交通、更有效的地面作战方案使蒋介石恼怒，为此，蒋介石以全力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方式来对抗史迪威。
陈纳德是一位出色的空军将领，他的经历使他形成了一整套的空战理论和观念，这些理论曾有效地在中国对日空战中运用。但陈纳德无疑又夸大了空军的作用，对日军地面部队的作用也估计不足。他认为：“中国由于其地理上的特点和受到日本人的包围，它本应是一个空军战区。史汀生和马歇尔将军任命一位地面指挥官来指挥，这是否是一个失误”，“选一位空军军官来指挥，恐更合乎常理”。〔16〕为了反对史迪威，陈纳德、蒋介石等极力贬低、指责史迪威的第二次入缅作战计划。陈纳德说：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完全是史迪威个人为挽回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去的面子，“修建利多公路完全是浪费时间”。〔17〕支持陈纳德的麦克休也认为：“史迪威想重新收回缅甸纯属遭受耻辱性失败之后个人野心的表现”，“并在重占缅甸上的力气会使陈纳德打一场空战的计划不受重视”。〔18〕陈纳德等人的指责对史迪威显然是不公正的。史迪威的计划得到美国最高军事当局的支持，打通并保持中印缅交通的畅通有益于中国战场效力的发挥，这同美国援华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而陈纳德对此缺乏理解，他上书罗斯福，“如果让我有指挥在华空军的全权，而给予105架驱逐机，50架中型轰炸机，12架重型轰炸机， 并配属以足够的补充及补给，可以在6个月到1年内将日本击灭，使战争结束”〔19〕。柯里也认为：“这支空军不仅可以抑制日本新的行动，而且能够发动攻势，因为神户、京都、大阪、横滨和东京等目标，从中国境内现有机场起飞的轰炸机都能加以攻击”〔20〕。陈纳德的计划还得到中美合作所准将米尔顿·梅尔斯的支持，他说：陈纳德是“今天中国能够战胜日本佬唯一的人。如果陈纳德被授于全权，只向华盛顿负责，并获得一些飞机，他就会把这块地方打扫干净”，这样一种战略保证能得到的报偿是一个“巨大的战后中国市场”。〔21〕这位强烈反共的海军官员，凭敏锐的政治嗅觉觉察到了空战理论的政治意义。
陈纳德等人的空中战略，使蒋介石乐不可支，他“热切地验证并接受了陈纳德的战略”。蒋介石非常明白，如果空中战略得以实施，美国就必须保证空中战略所必需的一切物资，进而迫使“史迪威就不能积累起他为缅甸战役所准备的储备物资”而放弃中国军队二次入缅作战。其次，蒋介石难以言表的是“允许陈纳德的军用飞机在中国作战，作为抗击日本人的先锋，这一举动并不耗费中国军队和资源”，〔22〕完全符合他保存实力的政策。
陈纳德的空战主张，受到史迪威和美国军事当局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一个荒诞而不切实际的空想。史迪威说：“陈纳德开始对日本军队和运输船只采取空中进攻后不久，日本人就要进攻他的空军基地。因为中国军队一片混乱，这个基地不可能设防”〔23〕。“蒋介石的杂牌军根本无法保证那些毫无隐蔽的机场免遭日军的袭击。”他强调：“中国成败的关键，既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尖端武器”〔24〕，“战胜日本的关键在于军事改组，而不在于技术方面”。〔25〕蒋介石应解除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动用中共的武装力量打击日本。马歇尔也说：“给予陈纳德一支庞大的作战力量为基础的空中战略，无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毫无意义。他对日本人没有多大的妨碍，却会使蒋介石得意忘形，认为他有办法操纵美国的政策”；“陈纳德在中国搞的空中攻势以及支援这种攻势的空勤服务部的巨大空运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26〕
1943年底，史迪威率中国驻印军实施反攻缅甸的计划，蒋介石把史、陈之争变成了行动上的反对，他违背诺言，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滇西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中国驻印军在缅北孤军苦战。1944年春，日军大举进攻豫、湘、桂，日军这一战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摧毁这些地区的美军空军基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西南地区的美军空军基地危在旦夕。蒋介石以此为借口，不但拖延出兵缅甸，反而要求已进入缅甸的部分中国军队回防西南。史迪威气愤之余，主张对蒋介石采取严厉态度，在马歇尔的支持下，他以停止租借物资胁迫蒋介石，同时要蒋介石交出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史、蒋矛盾再次升级。与此同时，史、陈争吵也在继续，陈纳德指责史迪威不给他足够的战略物资，使他的空中打击受挫。
史迪威和陈纳德的争吵，蒋介石的顽固不化，一直困绕着美国当局，严重影响了美国在远东和中国政策的推行。争执双方各自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陈纳德背后站着一个蒋介石，使罗斯福举棋不定。
三
1943年5月，罗斯福召见了史迪威和陈纳德， 以听取他们的陈述。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已意识到史、陈之争实际上已上升到了政治层面。罗斯福在写给马歇尔的信中表明了他不愿对蒋介石采取严厉态度的理由：美国是中国的盟国，他亲自提议给中国四强之一的地位。蒋介石是“四亿人民无可争辩的领袖”，并且他已经在中国建树了“我们花费两个世纪才取得的成就。”〔27〕总统助理柯里的观点更明确地表达了包括罗斯福在内的许多美国人的想法：“我们有着难得的机会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发展施以深刻的影响。据我看来，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充分支持委员长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这种支持规定什么条件或附带什么但书。”〔28〕罗斯福清楚，在中国，要把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完全分开是不可能的。支持陈纳德，无疑是对蒋介石的一种承诺，这种承诺既可拉住蒋介石坚定地站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一边，牵制日军，更可以保持美国同中国政府良好的关系，对蒋介石做出一点让步，从长远来看可以获取更多的实惠。
但是，完全支持陈纳德又是不可能的，史迪威的立场更准确地反映出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基本原则。在维护美国现实利益上，史迪威的表现是无可指责的。而且“白宫未必有人相信唯独空军才能有所作为”。〔29〕对蒋介石热衷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的真实用意，罗斯福并非不了解，但这对美国未必是件坏事。因此，罗斯福在史、陈之间搞“折中”。一方面，他继续支持史迪威反攻缅甸，打通中印缅交通，保持中国地面战场对日本的牵制与威慑作用，也利用史迪威的强硬态度和对租借物资的分配和使用，压迫蒋介石积极对日作战；另一方面，他对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予以认可，保证中国的空中优势。为此，他在1943年3月8日下令组建独立的第14航空队，任命陈纳德为司令，同时晋升为少将军衔，四个月后，又任命他为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为安抚史迪威，美国陆军部授予史迪威一枚最高荣誉军团勋章，以肯定史迪威在中国的贡献。蒋介石也接受了这种“折中”，承诺中国军队二次入缅作战。
四
史迪威和陈纳德的冲突，最初源于他们各自出身陆空军形成的战略观念的差异。但究其根本则是源于美国对华政策自身和中美双方战略利益的冲突，表现为：援助中国积极抗日，减少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同蒋介石消极抗日、保存实力的矛盾，即现实军事利益与长远政治利益的冲突。但这种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整个太平洋战场形势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美国现实利益退居次要地位时，罗斯福逐步调整对华政策，由“折中”史、陈的办法，进而放弃两面政策，将美、蒋利益吻合起来。
太平洋战争之初，包括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内的所有盟军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溃不成军。国民党军队虽然也屡战屡败，但仍然保持着半壁河山与作战部队的完整，美国十分看重中国战场对战胜日本的军事价值和潜力。特别是中国有巨大的人口资源，正如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所说：他和总统想要购买愿意按美国人的要求“什么都干”的“一百万突击部队”。〔30〕史迪威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中国军队士兵吃苦耐劳，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支优秀的军队相媲美，中国军队是打击日军最理想的军队，无能的只是军官。因此，改组中国军队，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是当务之急。但这些想法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一厢情愿，蒋介石有他自己的打算，正如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马格鲁将军所言，期待蒋介石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纽约时报》社论中也指出：国民党政权“想利用它同美国结盟捞取金钱、武器以及帮助他们赢得国内最高权力”。〔31〕这些预言不幸被言中。
1942年以后，国民党军队作战非常消极，官兵不思作战，内部腐败。美国援助的军用物品出现在大后方的市场上，1943年蒋介石违背诺言，拖延出兵缅甸，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是在毫无抵抗下再次将大片国土丢失。在河南作战的日军讥笑国民党军队跑得比他们的骑兵还快。蒋介石这种明显的保存实力的做法，同美国的期望相去甚远。为此，罗斯福、马歇尔都支持史迪威加强中国地面作战的计划，甚至必要的时候由史迪威接替蒋介石指挥中国军队，美国人从来不掩饰他们利己的立场，大国沙文主义、殖民主义的色彩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时隐时现。
而蒋介石根本不正面回应美国和史迪威的要求，他巧妙地利用陈纳德，支持他的空中战略。因为若实现空中战略，这是美国人的事，对国民党有百利无一害。更何况这种绝好的主张又是出自一个同样是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将军之口，蒋介石既可通过对日空战获得大量的美援，又可避免“保存实力”之嫌。
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特殊身份，使他们无可避免地在中美分歧中成了矛盾的焦点，蒋介石不但利用了陈纳德，同样也利用了史迪威，即以排斥史迪威向美国表达出他的政治诉求，警告美国不能无视他的大国领袖地位和他在未来国内政治上的利益。史迪威和陈纳德作为职业军人，其共同的特点是不谙政治，尤其是不懂得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部深刻含义，这种含义就是美国既不能放弃其军事利益，同样也不能放弃在华的长远利益。首先，没有蒋介石政府的合作抗日，日军将被大批抽调到太平洋战场，美军将陷于危险的境地。其次，利用中国打败日本就意味着战后远东格局的重新组合，亲美的国民党政权将在新的组合中发挥巨大作用。其三，利用蒋介石强烈的反共立场，抑制苏联及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保护资本主义和美国在中国及远东的“巨大市场”。因此，虽然蒋介石政府同美国的短期目标相冲突，却不足以使美国放弃国民党政权。史迪威、陈纳德对此不一定清楚，但蒋介石却深谙其道。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罗斯福必须选择一种既能达到美国近期军事目标，又不激化同蒋介石的矛盾；既要对蒋做出一定的妥协，使其保持亲美立场不变，又要保持美国对华政策的自主性、主动性和灵活的策略和两面战略。而史迪威采取了过于激烈的对抗方式，甚至当面顶撞、羞辱蒋介石，它的后果可能会危及美国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偏离美国对华政策的长远目标。陈纳德虽然同蒋介石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但这种关系过多地染上了私人色彩，不能正确代表和反映美国的原则立场。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和陈纳德如出一辙”，〔32〕他不自觉地充当了蒋介石的代言人，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
面对史、陈冲突和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难，罗斯福不失时机地修正了他的两面政策，尤其是在史迪威改组中国军队的计划受挫后，退而求之，欲将中国战后的政治作用提升到首要地位，即最大可能把中国变成远东抗衡苏联扩张的桥头堡。
1944年下半年，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取得绝对优势，美军可以不依靠中国大陆而独立发动对日本本土的攻击，中国战场的军事价值下降，罗斯福果断放弃他的两面政策。这个转变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在10月间召回史迪威，开始在政治上全力支持蒋介石建立一个统一的亲美政权。
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使史迪威和陈纳德成了两个悲剧性的人物。史迪威没有亲眼在中国的土地上看到日军的投降，更没有想到由他亲自指挥打通、洒满中美两国士兵鲜血的中缅公路上运送到中国的武器装备，全部被蒋介石用来打了内战。陈纳德在史迪威被召回国后，不但没有得到重用，反而在抗战胜利前夕被免除了军职而退役。这一结果除去因为陈纳德和蒋介石联手把史迪威排挤出中国而激怒了美国军方外，他同蒋介石过于接近也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原因。
收稿日期：1995—05—09
注释：
〔1〕〔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5页。
〔2〕〔3〕〔6〕〔台〕梁敬錞：《史迪威事件》， 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8页，第26页，第116页。
〔4〕〔7〕〔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33页，第350页。
〔5〕〔美〕杰克·萨姆森：《陈纳德》，东方出版社1990 年版，第122页。
〔8〕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16页。
〔9〕〔10〕〔12〕〔13〕杰克·萨姆森：《陈纳德》，第137页，第141页，第209页，第205页。
〔11〕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369～370页。
〔14〕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15页。
〔15〕〔美〕约翰·谢伟思：《美亚文件：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转引自《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期， 第138页。
〔16〕〔17〕〔18〕杰克·萨姆森：《陈纳德》，第187页，第213页，第209页。
〔19〕〔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4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页。
〔20〕〔21〕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81页，第134页。
〔22〕〔23〕迈克尔·沙勒：《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第85页。
〔24〕〔25〕〔27〕〔28〕〔29〕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33页，第111页，第122页，第114页，第115页。
〔26〕杰克·萨姆森：《陈纳德》第275页。
〔30〕〔31〕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98页，第90页。
〔32〕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15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3期
【原文出处】《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西安)1995年04期第24-30页
【作者简介】李亚平，1952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参编《中国现代史》等著作数部，发表《红卫兵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特点》等论文数篇。
关键词 史迪威 陈纳德 抗日战争 蒋介石
约瑟夫·史迪威，抗战时期中国战区参谋长，收复缅甸、打通中印缅交通的头号功臣，因“史迪威事件”而在美国家喻户晓。克莱尔·陈纳德，威震日军的“飞虎队”队长，1943年12月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但这两位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在中国的日子里，争吵不休，积怨甚深。本文将透过史、陈之争，从一个侧面揭示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一
抗战中后期，在中美关系史上具有特别意义的“史迪威指挥权”问题，曾引起学者们极大的关注。然而不少人忽视了这个问题的最初层面是在史迪威和陈纳德之间展开的，并逐渐引发中美对日战略的巨大冲突和导致史迪威直接同蒋介石争夺指挥权的斗争。
我们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实现目标的策略谈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近期，用中国军队拖住日军，最后打败日本；远期，同国民党政权在政治上长期合作，以获取美国在远东和中国的永久利益。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加强中国的战略地位，为此同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任命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最大限度地调动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为加强中美之间的联系，美国政府应蒋介石的请求，选择一位高级军事官员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美国官方鉴于中国军队的现实状况，认为这位官员不仅要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同时还要“重视中国内部军事改组”。〔1〕
1942年3月，史迪威以中将衔身兼美国驻华军事代表、 在缅中英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等多项职务来到中国。〔2 〕对史迪威的任命及拥有如此之多的权力，在美国高层虽有不同意见，但毕竟没有出现重大分歧。因为像史迪威这样出身西点军校，有长期在中国任职的资历，精通汉语，了解中国情况且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人并不多。因此，史迪威是完成美国军事目标的最佳人选。然而，这一任命还是引起了风波。
对史迪威任命的不满较早是来自国民党政府。首先，美国在租借物资的分配和使用权上一反惯例，未能像对待其他盟国一样，由受援国元首执掌，而是由史迪威独控，蒋介石认为这是美国对另一个大国的藐视。其次，史迪威同时具有美国驻华军事代表的身份，意味着史迪威可以按照美国方面的意图独立行使军事指挥的权力，这同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权形成矛盾，引起蒋介石的不快。就蒋介石的本意，他希望美国方面派出的人对他言听计从，不必干涉他的权力，“听命于中国统帅”，“只有运筹策划”。更“不必是远东问题专家”，“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太多只会使他惘然无措”。〔3〕第三，史迪威同时拥有在华空军指挥权，无疑冷落了蒋介石、宋美龄的老朋友——在政治上完全亲蒋的陈纳德。因为蒋介石更看重中美结盟的政治意义与合作者的政治态度。
对美国决定的不满，同时也来自陈纳德。陈纳德早在1937年5 月即到中国，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的顾问。由于工作关系，他同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关系十分密切，且十分崇拜蒋介石，认为他“是当今世界上两三个最伟大的军事和政治领袖之一”。〔4〕1941年8月，在陈纳德的积极奔走之下，经美国官方秘密授权，组织了“美国志愿航空队”，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这支部队1941年12月20日首次在中国西南地区投入对日作战，初战告捷，陈纳德的名字家喻户晓。中国老百姓以特有的想像，把航空队叫做“飞虎队”。
以陈纳德在中国的战绩和同中国高层的关系，蒋介石和陈纳德都认为在中美结盟后，陈纳德将得到美国军方的重用。当陈纳德得知“志愿航空队”即将并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后，向美国政府表示：美国志愿航空队并入陆军航空队会“引起志愿队战斗效力的破坏，很可能长达四到六个月之久”。为此他建议：“鉴于我十分了解中国的情况以及日方的战略战术和其总的态势，我认为，最好的安排是将我任命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名将级军官和中国空军指挥官。我身负这一重任，就能既能领导美国志愿队，又能领导将来派往中国任何航空队的作战单位”，“我不相信到这里来的任何一位其他陌生军官能像我那样出色地办理这些事情”。〔5〕
陈纳德的要求得到蒋介石的支持。除去蒋、陈私交这一因素外，陈纳德曾信誓旦旦地向蒋介石承诺，只要他能得到500架战斗机和100架运输机，再加上“全权指挥这个地区的空军”就能打赢这场战争。陈纳德不曾意识到这种大包大揽所要负的政治风险，因为仅靠美国人打败日本的任何承诺都是有违于美国援华抗日的基本目的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更直接同史迪威改造中国军队，增强中国陆军战斗力的使命相违背。但这种承诺却很对蒋介石的胃口，因此，蒋介石为陈纳德的请求积极呼吁，“委员长初欲美方委托陈纳德为驻华美国空军最高司令”。〔6〕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曾向蒋介石保证让陈纳德担任中国的高级指挥官”。〔7〕
但事与愿违，蒋介石的要求和马歇尔的许诺受到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和史迪威的反对。史迪威提议由他的老部下克莱顿·比斯尔为陈纳德的上司。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并入美国驻印度的第10航空队，作为第23战斗机大队驻中国特遣队。陈纳德虽然同时被授予准将衔，但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职位和独立指挥权。国民党当局认为这是对陈纳德的不公，“纳德虽有辉煌之战绩，而竟屈于默默无闻之指挥官”〔8〕。 陈纳德本人更是愤愤不平，他曾同比斯尔共事，早有介蒂：“比斯尔这个人选在我退休时的级别比我还低”，“他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9〕。陈纳德和他的队员都认为这一决定是史迪威作梗，“这样， 两个个性很强的领导人就开始了后来变成一场持久的、破坏性很大的斗气”〔10〕。陈纳德的这些怨气在史、陈矛盾的初期，对中美关系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仅仅表现出陈纳德对自己军事才能未被认可以及早就存在于美国陆、空军矛盾的反映。尽管如此，陈纳德和史迪威在初次合作中还是融洽的。史迪威回忆说：“我同他谈了很长时间，终于使他冷静下来。他同意把美国志愿团并入美国空军，并说乐意在我的领导下供职。非常令人感到欣慰……他还不错”〔11〕。但是这种潜伏的矛盾，随着蒋介石同史迪威发生冲突后，史陈矛盾开始升级，而且具有明显的争夺权力的性质。
“自从蒋委员长与史迪威参谋长就如何处理缅甸作战进行争吵后，他内心一直希望陈纳德来接替史迪威”〔12〕。此时蒋介石支持陈纳德获得权力的意义在于，陈纳德指挥权的扩大，意味着蒋介石对美国驻华空军控制力的增强，对于贯彻蒋介石的意志更加有效。为此，蒋介石通过美国驻华海军武官麦克休，向美国政府表达了要求召回史迪威的意见。陈纳德也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指责“史迪威和比斯尔力求压制在中国的空战”，“是不灵活的、不合理的军事组织和不懂得在中国进行空战的人”。他向美国总统写信：“我自信我得到了蒋委员长和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信任”，“我现在深信，只要我拥有作为一个美国驻华军事指挥官的全部权力，我不仅能打垮日本，且能使中国人变成美国持久的朋友”。〔13〕美国总统助理柯里也认为“国民党和它的领袖代表着合法的民族主义，这是美国必须加以鼓励和支持的一股力量。所以他竭力要求罗斯福撤换引起磨擦的史迪威将军，代之以一位愿意安抚蒋介石的‘外交将领’——或许就是陈纳德”〔14〕。宋美龄更是为陈纳德积极奔走。但是由于陆军部长史汀生和马歇尔的反对，撤换史迪威的要求被搁浅。
二
在陈纳德争夺权力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中美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早在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就大讲“不患国际局势不变”，这种待变的心态隐含的意义是蒋介石期待西方盟国对日宣战，打败日本。从1937年到1942年，中国单独对日作战5年，国家的财力、 物力、人力被极大地消耗，尤其是让蒋介石感到不安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国民党军队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地面作战，会极大地消耗他的军事力量及削弱武力支撑的政治地位，他对一切可能损害、危及自身政治利益的主张本能地予以反对。史迪威根据他在中国多年的经历及现实的感受，一针见血地指出“蒋指望美国替他打败日本”，“蒋和国民党今天基本考虑不是这场抗击日本的战争，而是为国内争权的继续斗争，消灭共产党的愿望和几乎确凿无疑的内战之必然”。〔15〕史迪威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制定了旨在打通中印缅交通、更有效的地面作战方案使蒋介石恼怒，为此，蒋介石以全力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方式来对抗史迪威。
陈纳德是一位出色的空军将领，他的经历使他形成了一整套的空战理论和观念，这些理论曾有效地在中国对日空战中运用。但陈纳德无疑又夸大了空军的作用，对日军地面部队的作用也估计不足。他认为：“中国由于其地理上的特点和受到日本人的包围，它本应是一个空军战区。史汀生和马歇尔将军任命一位地面指挥官来指挥，这是否是一个失误”，“选一位空军军官来指挥，恐更合乎常理”。〔16〕为了反对史迪威，陈纳德、蒋介石等极力贬低、指责史迪威的第二次入缅作战计划。陈纳德说：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完全是史迪威个人为挽回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去的面子，“修建利多公路完全是浪费时间”。〔17〕支持陈纳德的麦克休也认为：“史迪威想重新收回缅甸纯属遭受耻辱性失败之后个人野心的表现”，“并在重占缅甸上的力气会使陈纳德打一场空战的计划不受重视”。〔18〕陈纳德等人的指责对史迪威显然是不公正的。史迪威的计划得到美国最高军事当局的支持，打通并保持中印缅交通的畅通有益于中国战场效力的发挥，这同美国援华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而陈纳德对此缺乏理解，他上书罗斯福，“如果让我有指挥在华空军的全权，而给予105架驱逐机，50架中型轰炸机，12架重型轰炸机， 并配属以足够的补充及补给，可以在6个月到1年内将日本击灭，使战争结束”〔19〕。柯里也认为：“这支空军不仅可以抑制日本新的行动，而且能够发动攻势，因为神户、京都、大阪、横滨和东京等目标，从中国境内现有机场起飞的轰炸机都能加以攻击”〔20〕。陈纳德的计划还得到中美合作所准将米尔顿·梅尔斯的支持，他说：陈纳德是“今天中国能够战胜日本佬唯一的人。如果陈纳德被授于全权，只向华盛顿负责，并获得一些飞机，他就会把这块地方打扫干净”，这样一种战略保证能得到的报偿是一个“巨大的战后中国市场”。〔21〕这位强烈反共的海军官员，凭敏锐的政治嗅觉觉察到了空战理论的政治意义。
陈纳德等人的空中战略，使蒋介石乐不可支，他“热切地验证并接受了陈纳德的战略”。蒋介石非常明白，如果空中战略得以实施，美国就必须保证空中战略所必需的一切物资，进而迫使“史迪威就不能积累起他为缅甸战役所准备的储备物资”而放弃中国军队二次入缅作战。其次，蒋介石难以言表的是“允许陈纳德的军用飞机在中国作战，作为抗击日本人的先锋，这一举动并不耗费中国军队和资源”，〔22〕完全符合他保存实力的政策。
陈纳德的空战主张，受到史迪威和美国军事当局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一个荒诞而不切实际的空想。史迪威说：“陈纳德开始对日本军队和运输船只采取空中进攻后不久，日本人就要进攻他的空军基地。因为中国军队一片混乱，这个基地不可能设防”〔23〕。“蒋介石的杂牌军根本无法保证那些毫无隐蔽的机场免遭日军的袭击。”他强调：“中国成败的关键，既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尖端武器”〔24〕，“战胜日本的关键在于军事改组，而不在于技术方面”。〔25〕蒋介石应解除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动用中共的武装力量打击日本。马歇尔也说：“给予陈纳德一支庞大的作战力量为基础的空中战略，无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毫无意义。他对日本人没有多大的妨碍，却会使蒋介石得意忘形，认为他有办法操纵美国的政策”；“陈纳德在中国搞的空中攻势以及支援这种攻势的空勤服务部的巨大空运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26〕
1943年底，史迪威率中国驻印军实施反攻缅甸的计划，蒋介石把史、陈之争变成了行动上的反对，他违背诺言，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滇西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中国驻印军在缅北孤军苦战。1944年春，日军大举进攻豫、湘、桂，日军这一战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摧毁这些地区的美军空军基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西南地区的美军空军基地危在旦夕。蒋介石以此为借口，不但拖延出兵缅甸，反而要求已进入缅甸的部分中国军队回防西南。史迪威气愤之余，主张对蒋介石采取严厉态度，在马歇尔的支持下，他以停止租借物资胁迫蒋介石，同时要蒋介石交出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史、蒋矛盾再次升级。与此同时，史、陈争吵也在继续，陈纳德指责史迪威不给他足够的战略物资，使他的空中打击受挫。
史迪威和陈纳德的争吵，蒋介石的顽固不化，一直困绕着美国当局，严重影响了美国在远东和中国政策的推行。争执双方各自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陈纳德背后站着一个蒋介石，使罗斯福举棋不定。
三
1943年5月，罗斯福召见了史迪威和陈纳德， 以听取他们的陈述。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已意识到史、陈之争实际上已上升到了政治层面。罗斯福在写给马歇尔的信中表明了他不愿对蒋介石采取严厉态度的理由：美国是中国的盟国，他亲自提议给中国四强之一的地位。蒋介石是“四亿人民无可争辩的领袖”，并且他已经在中国建树了“我们花费两个世纪才取得的成就。”〔27〕总统助理柯里的观点更明确地表达了包括罗斯福在内的许多美国人的想法：“我们有着难得的机会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发展施以深刻的影响。据我看来，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充分支持委员长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这种支持规定什么条件或附带什么但书。”〔28〕罗斯福清楚，在中国，要把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完全分开是不可能的。支持陈纳德，无疑是对蒋介石的一种承诺，这种承诺既可拉住蒋介石坚定地站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一边，牵制日军，更可以保持美国同中国政府良好的关系，对蒋介石做出一点让步，从长远来看可以获取更多的实惠。
但是，完全支持陈纳德又是不可能的，史迪威的立场更准确地反映出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基本原则。在维护美国现实利益上，史迪威的表现是无可指责的。而且“白宫未必有人相信唯独空军才能有所作为”。〔29〕对蒋介石热衷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的真实用意，罗斯福并非不了解，但这对美国未必是件坏事。因此，罗斯福在史、陈之间搞“折中”。一方面，他继续支持史迪威反攻缅甸，打通中印缅交通，保持中国地面战场对日本的牵制与威慑作用，也利用史迪威的强硬态度和对租借物资的分配和使用，压迫蒋介石积极对日作战；另一方面，他对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予以认可，保证中国的空中优势。为此，他在1943年3月8日下令组建独立的第14航空队，任命陈纳德为司令，同时晋升为少将军衔，四个月后，又任命他为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为安抚史迪威，美国陆军部授予史迪威一枚最高荣誉军团勋章，以肯定史迪威在中国的贡献。蒋介石也接受了这种“折中”，承诺中国军队二次入缅作战。
四
史迪威和陈纳德的冲突，最初源于他们各自出身陆空军形成的战略观念的差异。但究其根本则是源于美国对华政策自身和中美双方战略利益的冲突，表现为：援助中国积极抗日，减少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同蒋介石消极抗日、保存实力的矛盾，即现实军事利益与长远政治利益的冲突。但这种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整个太平洋战场形势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美国现实利益退居次要地位时，罗斯福逐步调整对华政策，由“折中”史、陈的办法，进而放弃两面政策，将美、蒋利益吻合起来。
太平洋战争之初，包括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内的所有盟军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溃不成军。国民党军队虽然也屡战屡败，但仍然保持着半壁河山与作战部队的完整，美国十分看重中国战场对战胜日本的军事价值和潜力。特别是中国有巨大的人口资源，正如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所说：他和总统想要购买愿意按美国人的要求“什么都干”的“一百万突击部队”。〔30〕史迪威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中国军队士兵吃苦耐劳，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支优秀的军队相媲美，中国军队是打击日军最理想的军队，无能的只是军官。因此，改组中国军队，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是当务之急。但这些想法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一厢情愿，蒋介石有他自己的打算，正如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马格鲁将军所言，期待蒋介石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纽约时报》社论中也指出：国民党政权“想利用它同美国结盟捞取金钱、武器以及帮助他们赢得国内最高权力”。〔31〕这些预言不幸被言中。
1942年以后，国民党军队作战非常消极，官兵不思作战，内部腐败。美国援助的军用物品出现在大后方的市场上，1943年蒋介石违背诺言，拖延出兵缅甸，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是在毫无抵抗下再次将大片国土丢失。在河南作战的日军讥笑国民党军队跑得比他们的骑兵还快。蒋介石这种明显的保存实力的做法，同美国的期望相去甚远。为此，罗斯福、马歇尔都支持史迪威加强中国地面作战的计划，甚至必要的时候由史迪威接替蒋介石指挥中国军队，美国人从来不掩饰他们利己的立场，大国沙文主义、殖民主义的色彩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时隐时现。
而蒋介石根本不正面回应美国和史迪威的要求，他巧妙地利用陈纳德，支持他的空中战略。因为若实现空中战略，这是美国人的事，对国民党有百利无一害。更何况这种绝好的主张又是出自一个同样是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将军之口，蒋介石既可通过对日空战获得大量的美援，又可避免“保存实力”之嫌。
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特殊身份，使他们无可避免地在中美分歧中成了矛盾的焦点，蒋介石不但利用了陈纳德，同样也利用了史迪威，即以排斥史迪威向美国表达出他的政治诉求，警告美国不能无视他的大国领袖地位和他在未来国内政治上的利益。史迪威和陈纳德作为职业军人，其共同的特点是不谙政治，尤其是不懂得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部深刻含义，这种含义就是美国既不能放弃其军事利益，同样也不能放弃在华的长远利益。首先，没有蒋介石政府的合作抗日，日军将被大批抽调到太平洋战场，美军将陷于危险的境地。其次，利用中国打败日本就意味着战后远东格局的重新组合，亲美的国民党政权将在新的组合中发挥巨大作用。其三，利用蒋介石强烈的反共立场，抑制苏联及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保护资本主义和美国在中国及远东的“巨大市场”。因此，虽然蒋介石政府同美国的短期目标相冲突，却不足以使美国放弃国民党政权。史迪威、陈纳德对此不一定清楚，但蒋介石却深谙其道。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罗斯福必须选择一种既能达到美国近期军事目标，又不激化同蒋介石的矛盾；既要对蒋做出一定的妥协，使其保持亲美立场不变，又要保持美国对华政策的自主性、主动性和灵活的策略和两面战略。而史迪威采取了过于激烈的对抗方式，甚至当面顶撞、羞辱蒋介石，它的后果可能会危及美国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偏离美国对华政策的长远目标。陈纳德虽然同蒋介石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但这种关系过多地染上了私人色彩，不能正确代表和反映美国的原则立场。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和陈纳德如出一辙”，〔32〕他不自觉地充当了蒋介石的代言人，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
面对史、陈冲突和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难，罗斯福不失时机地修正了他的两面政策，尤其是在史迪威改组中国军队的计划受挫后，退而求之，欲将中国战后的政治作用提升到首要地位，即最大可能把中国变成远东抗衡苏联扩张的桥头堡。
1944年下半年，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取得绝对优势，美军可以不依靠中国大陆而独立发动对日本本土的攻击，中国战场的军事价值下降，罗斯福果断放弃他的两面政策。这个转变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在10月间召回史迪威，开始在政治上全力支持蒋介石建立一个统一的亲美政权。
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使史迪威和陈纳德成了两个悲剧性的人物。史迪威没有亲眼在中国的土地上看到日军的投降，更没有想到由他亲自指挥打通、洒满中美两国士兵鲜血的中缅公路上运送到中国的武器装备，全部被蒋介石用来打了内战。陈纳德在史迪威被召回国后，不但没有得到重用，反而在抗战胜利前夕被免除了军职而退役。这一结果除去因为陈纳德和蒋介石联手把史迪威排挤出中国而激怒了美国军方外，他同蒋介石过于接近也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原因。
收稿日期：1995—05—09
注释：
〔1〕〔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5页。
〔2〕〔3〕〔6〕〔台〕梁敬錞：《史迪威事件》， 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8页，第26页，第116页。
〔4〕〔7〕〔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33页，第350页。
〔5〕〔美〕杰克·萨姆森：《陈纳德》，东方出版社1990 年版，第122页。
〔8〕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16页。
〔9〕〔10〕〔12〕〔13〕杰克·萨姆森：《陈纳德》，第137页，第141页，第209页，第205页。
〔11〕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369～370页。
〔14〕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15页。
〔15〕〔美〕约翰·谢伟思：《美亚文件：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转引自《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期， 第138页。
〔16〕〔17〕〔18〕杰克·萨姆森：《陈纳德》，第187页，第213页，第209页。
〔19〕〔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4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页。
〔20〕〔21〕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81页，第134页。
〔22〕〔23〕迈克尔·沙勒：《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第85页。
〔24〕〔25〕〔27〕〔28〕〔29〕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33页，第111页，第122页，第114页，第115页。
〔26〕杰克·萨姆森：《陈纳德》第275页。
〔30〕〔31〕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98页，第90页。
〔32〕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