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重新界定及其意义
张运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3期
【原文出处】《四川教育学院学报》(成都)1995年03期第36-41页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在国内外都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今后也许还会争论下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我们无疑应当对这一场战争的性质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审视，比较公认的界定。这不仅涉及到一系列有关的问题的认识，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不断深入总结这场战争的经验、教训及其对战后世界的影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乎此，笔者不揣冒昧，试就传统的“阶段性质论”提出质疑，并谈谈自己的“整体性质论”浅见，以求教于专家与读者朋友。
一、对传统的“阶段性质论”的质疑
在前苏联东欧学术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的性质的认识，曾一直存在着一种传统的、居主导地位的“阶段性质论”，即根据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苏联开始卫国战争作为分界线， 把二战性质划分为前后迥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帝国主义国家争霸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后一阶段“转变”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的战争。由葛罗米柯等人主编的影响较大的《外交史》多卷本著作，在谈到战争前一阶段的性质时写道：“这次战争爆发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矛盾极端激化的结果”，“英法反对德国的战争最初也具有帝国主义的性质”〔1 〕我国的世界史教科书及有关著作基本上沿袭这一评价，同时还提出一些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观点，例如：英法等国家“帮助法西斯国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开始时的帝国主义性质后来……改变了”。〔2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经历了由帝国主义战争到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的演变”。〔3〕等等。
如果说，原苏联学术界持有上述观点是不足为奇的，甚至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长期同日本法西斯进行英勇斗争、有着8年持续抗战历史并且做出巨大牺牲、 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家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接受上述观点实在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它无异乎是对30年代中国的英勇抗战的忽视或抹杀，无异乎是接受国际关系史学界欧洲学者忽视其他弱小国家和地区的“欧洲中心论”，也无异乎是接受原苏联的以我为中心以我划线的大国主义思想。如果我们再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战争的理论，关于阶级关系与国际关系的理论，对比一下他们对于一些历史上著名的战争的论断，上述关于二战性质的“阶段性质论”观点就不能不暴露出种种明显的矛盾，这些矛盾既无助于人们认清历史的真实面目，也无助于对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
下面试提出几点质疑以说明“阶段性质论”存在的问题：
第一，如果把二战初期阶段的性质看成纯粹的帝国主义战争，那么应当如何解释大战爆发之前苏联积极争取同英法结盟的企图和努力呢？很明显，1935年的法苏互助条约和1939年夏英法苏三国争取结盟的谈判，不能视为苏联意欲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帝国主义集团之一缔结同盟，而是苏联争取与意在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英法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进行结盟谈判。而如果依据“阶段性质论”，那是不可能作此区别的。
第二，是否可以根据“阶段性质论”断言苏联因为苏德条约的签订而同帝国主义国家或集团划清了界线并且改善了其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德关系呢？表面上看来，苏德条约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而事实上，既没有也不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苏联正是以苏德条约的签订以及当时苏德关系的短暂变化来看待苏德关系和英法苏关系的，这既不可能对英法进行战争的性质作准确的判断，也不可能认清英法同德意法西斯的重大区别；从而模糊了自己的视线。而苏联对二战性质的几度自相矛盾的变化，恰恰是受了英法，苏联和德国之间三角关系的微妙变化的影响。
第三，二战前夕与二战前期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英法集团和德意日集团各处于战争的什么位置呢？是否都是战争的策源地，都对大战的爆发负有同样的责任？如果把它们等同起来，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如果区别看待，那就不应得出“阶段性质论”的结论。
第四，应当怎样看待二战之前或二战前期业已存在的包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内的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在二战中的地位及其对评价二战性质的意义？如果忽视它们的存在或者把它们放在从属的地位而得出“阶段性质论”，那就是“欧洲中心论”的体现，或者是以我为中心的大国主义的表现；如果把它们纳入二战前期或者二战序曲之中，“阶段性质论”也自然难以成立。
第五，应该怎样看待德国入侵波兰和英法作出的反应（尽管苏联不久之后也进入波兰东部）？如果仅从苏联的角度出发去判断是非，判断战争的性质，那么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困境：一面谴责慕尼黑阴谋，谴责英法的背叛和出卖，纵容德国侵占苏台德区和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绥靖主义，一面又指责英法对盟国波兰的援助和采取军事行动是“进行帝国主义战”。只要接受“阶段性质论”，就难以走出这种困境。
第六，在评价二战性质的时候，应当怎样把阶级利益，国家利益同全人类的利益和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呢？如果仅仅考虑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仅从阶级观点或者国家的性质出发，那就不可能在这场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大决战中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力量对比关系，正确地划分敌我友，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可见“阶段性质论”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消极的。
二、“阶段性质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阶段性质论”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曲折的历史经历和复杂的历史背景。
首先，这种观点的形成是和苏联同英法的关系的曲折变化分不开的，这种曲折变化妨碍着从历史的高度、从整体和全局的观点来把握二战的性质，不是客观地而是简单地从“阶级观点”得出“阶段性质论”。这样，忽视了从历史的与全局的观点分析战争各方的地位、对战争的态度及其变化，从而判断各方追求的目标同历史发展的总方向和人类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或相悖性，也忽视了对当时英法等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不同特点进行分析和区别，“忘记了”即使在同德国采取重大的外交缓和步骤时仍然应当留有余地，仍然应当考虑到最终同英法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实行战略联合或者结成同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当然，英法方面的迟疑观望和自私狡猾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1939年8 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8月31 日莫洛托夫在对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仍对苏联同英法未签订任何形式的条约表示遗憾，他说：“我们与其他若干非法西斯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竟未订有此种（互不侵犯）条约，但此非我们之过。”〔4〕
其次，上述观点的形成同英法苏谈判破裂，苏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有直接的关系。大战迫在眉睫，三角关系微妙复杂，利益攸关，各有打算，各有忧虑，英法的缺乏诚意和企图“祸水东引”政策是导致英法苏谈判破裂和苏联转向同德国签约的重要原因之一。英法苏在战争中终于走到一起，是由它们面临法西斯轴心国的严重威胁这一共同的现实、有着反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共同目标以及有着维护各自国家的安全这一共同利益所决定的。前后两阶段都是一样的，决不是由于英法进行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的结果。
再次，苏联对战争性质的评价，明显带有苏联当时同英法和德国关系短暂变化为转移和外交需要的特点。短短两个月中，苏联对战争的判断和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既有其适应外交战略调整的需要，也有其适应对外宣传的需要。如果说，8月31 日莫洛托夫还在为英法苏“在欧洲缔结一个反侵略的互助公约”失败而唱挽歌的话，那么，10月31日他则来了一个急转弯，为苏德关系的“根本改善”和“友善关系的建立”而唱赞歌，并且谴责英法进行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了；莫洛托夫8 月31日报告说：“诸位深知，英法苏谈判是为了在欧洲缔结一反侵略的互助公约”，“只须英法苏同意，规定种种军事步骤，以抵抗侵略者的进攻，则反侵略互助公约的缔结，即有价值”。“一方面，英法害怕侵略，因此它们想和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但在另一方面，又怕会加强苏联的力量。〔5〕莫洛托夫10月31 日的报告则说：德苏多年的不正常关系“已经根本改善了”，“已由苏德彼此的接近和友善关系的建立所代替”，两国关系“已经建立在坚固的相互利益的基础上”，因此苏联对德政策的方针应当是“巩固两国友善关系，发展实际合作，在政治上赞助德国趋向和平的愿望。”〔6〕对于英法， 则放弃了“反侵略”和“抵抗侵略者的进攻”的提法，指责英法“假借恢复旧时波兰国家的名义来继续进行现时的战争，是很荒谬的”；认为“‘侵略’和‘侵略国’这样的概念，在最近几个月来已取得新的具体内容，已有新的含义了”，“德国是处在趋向于立刻结束战争并达到和平的国家地位中”，英法对德战争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恢复旧时的波兰，不在于“进行这种以冒充拥护‘民主’为掩饰的，以‘消灭希特勒主义’为名义的战争”，也不在于建立自身的安全保障，而仅仅是“与这两个强大殖民地占有国家底物质性的利益有关”，所以明显地具有“这一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7〕
再则，苏联对二战性质主要是对英法进行战争的性质的认识几经变化，还受到战后国际关系处于冷战时代东西方对立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1942年5月英苏签订反德同盟互助条约， 明确了两国共同反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的性质，该条约7 次提到德国及其同伙的“侵略”或“侵略行动”，并决定结成同盟制止这种侵略。〔8〕应当说， 这已经“修正”了对战争初期阶段英法进行战争性质的认识和结论，然而，战后反法西斯盟国的分裂和矛盾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两大集团的对抗与冷战，苏联同西方国家对二战若干重大问题的认识扩大了分歧，对英法进行战争的性质的结论又重新回到了1939年九、十月间的立场。这种变化，不能不带有冷战时代的政治色彩。在冷战已经结束之后，今天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客观上已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阶段性质论”是建立在仅仅以欧洲战场为着眼点、排斥亚洲及其他战场对战争性质的决定作用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当我们今天已经承认30年代初已揭开了二战的序幕、30年代中期中国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大战在东方的爆发，从而确立起对大战进程的新的认识之后，“阶段性质论”就完全丧失其存在的基础。
三、从整体的观点与全局的观点认识二战的性质
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必须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遵循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历史的高度，世界整体和战争全局的观点出发，我们把二战看做是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开展的一场战争，具有始终如一的性质，并且同一战的性质完全不同，这就是：二战自始至终是一场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奴役、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进行自卫的战争，对于英法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来说，也是反法西斯侵略和扩张的防御性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整体性质论”观点。
从30年代初起，日本法西斯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30年代中期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德意法西斯联合干涉西班牙内战，此后，国际关系中始终存在着法西斯对外侵略扩张和奴役同反法西斯侵略扩张和奴役、发动世界战争威胁世界和平与制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两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决定着全人类的命运，决定着历史是向前发展还是出现巨大的倒退。任何阶级的、社会的和国家的力量都将在这一斗争面前接受检验，其立场与政策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都将以此为标准，接受这一斗争的检验。
国际政治力量围绕上述斗争出现了两大组合：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形成和英法苏等反法西斯国家争取结盟的努力。当大战危险的阴云已经笼罩着国际政治舞台之际，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却仍然障碍重重，道路坎坷曲折，在遭受重大挫折、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得以实现。历史无情地表明：在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国际政治力量关系的组合和调整并不仅仅是以国家的阶级性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唯一尺度来进行的，其最终的决定因素乃是世界和平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最高利益。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将在这一共同的利益中找到它们的契合点而联合起来，不管他们的阶级属性、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如何的不同和对立，这就是历史的逻辑。
要破除“阶段性质论”确立“整体性质论”，不仅需要破除战争与国际关系的“欧洲中心论观点。充分肯定亚非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阿比西尼亚等国家反法西斯战争的地位和意义，还必须对英法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政权性质、对内对外战略及其对战争的态度、目标和所负责任加以区别，只有这样才能明了为什么必须从一开始就将英法进行的战争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整体之中。
发端于意大利继而在德国和日本有了恶性膨胀的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右翼反动思潮，对内实行公开的恐怖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危及世界和平，把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推入灾难的深渊。法西斯国家同西方殖民大国的矛盾和冲突，不仅触及其殖民利益，更威胁其民主制度和国家安全。从大战前夕的客观形势来看，敌对双方的军备竞赛、攻守态势及外交政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力求维持现状，避免战争，保持既得利益，甚至推行绥靖政策，不惜牺牲他国的利益来达到这一目的。总体上说，其防止战争的发生，同苏联和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方向客观上是一致的，符合历史发展总趋势。但英法统治者的自私、畏惧、狡诈和动摇不定也是显而易见的。1939年8 月英法苏谈判的失败和德苏条约的签订表明，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力量组合使反法西斯国家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努力遭受重大挫折，法西斯德国的离间分化策略使局势发生了利于德国的变化，通向战争之路的大门洞开了。
英法等资产阶级国家进行大战的目的、性质和对战争发生所负的责任，同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也有着显著的区别。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是二战的发动者，经过长期准备和精心策划而进行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对人类犯下了巨大的战争罪行，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英法进行这场战争固然有其消极的方面，即维护其剥削阶级利益，殖民利益和霸权利益，推行绥靖政策对法西斯一再妥协退让，以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维护自己的利益，拖延同苏联的结盟企图祸水东引坐收渔利，但英法的基本立场是处于防御和自卫的地位与立场，其基本态度和政策是力图防止和避免战争的发生，英法还承受了其错误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所有这些都既不能同法西斯国家混为一谈，也不能与一战的情况相提并论。
作为大战前奏阶段亚洲、非洲以及欧洲国家的人民已经广泛开展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民族独立战争和革命运动，对于决定二战前期的性质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意义。30年代上半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局部蚕食发展到全面的侵略战争，中国进行的全面的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广泛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世界东方形成反法西斯侵略的主要战场无疑也是评价二战性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自不应以苏联是否已经参战判定其地位与性质。1936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以及阿人民英勇的抗意战争，同年西班牙法西斯将领发动叛乱，德意的积极支持和干涉西内政，这些战争和斗争汇成二战的序幕，从一开始就对二战的性质打上了明显的标记。“阶段性质论”把这些重大事件和二战的组成部分排斥于外，或撇在一边，仅仅以苏联参战之日来判断二战性质发生重大变化云云，岂不是太自专了吗？
就英法等对中国和阿比西尼亚事件的态度来看，存在着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英法没有采取任何切实有效的措施支持中、阿的反侵略战争，制止日、意的侵略行为，甚至包庇侵略者，掩饰其侵略，模棱两可、敷衍塞责，但这种态度同日意法西斯侵略者自然有明显的区别。另一方面，英法等基本上还是反对法西斯国家在中国和阿比西尼亚的侵略行为的，是同情这些国家的反侵略战争的。例如：1935年10月7日， 即意大利发动侵阿战争后第4天，英法控制的国联曾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19 日，国联进而宣布开始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但英法商定“不做任何可能导致（与意直接发生）战争的事情”。〔9〕1936 年西班牙法西斯叛乱挑起内战后，法国总理勃鲁姆曾表示应当向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提供军火，但勃鲁姆同英国首相鲍德温会唔后，双方决定采取“不干涉”政策，勃鲁姆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英国政府则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西班牙战争的扩大”。〔10〕1937年7 月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后，美国国务院于10月6日就曾发表声明， 谴责“日本在华的行动是不符合国际关系原则的”，是违反有关国际公约的。〔11〕英国首相张伯伦也曾表示英国政府将对罗斯福关于采取共同行动以维护和平事业的声明取积极的态度。〔12〕英美后来在内外压力下退缩了，这有其复杂的背景和根本性的弱点。但总的来说，在评价二战性质的时候，不考虑这个时期英法对上述事件的这些态度，将其与德日意的情况不加区别，等同起来，也是不合适的。如果这样做，就难以真正说明英法等国家同这些事件的复杂关系和微妙态度，也难以说明英法同苏联和各反法西斯国家走到一起的事实的根本原因。
以上就是我们主张从整体上来认识和判定二战性质的理由。
四、关于认识二战性质的几个比较
为了更好地说明关于二战性质的整体论观点，我们进一步对几个类似的或者相关的问题作一比较，相信这将有助于对二战性质作出合符实际的判定。
在历史发展的座标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类似的战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之进行分析时，采取了唯物辩证史观，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法国大革命涌现出的代表人物拿破仑一世在欧洲进行了一场持久的战争。恩格斯一方面指出拿破仑以战争的形式把法国的“恐怖统治”搬到了其他国家，实行“征服”；另一方面又指出，拿破仑的对外征服客观上把法国革命的法律带到这些国家，用资产阶级的关系和方式代替封建主义的关系和方式，“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封建社会的摧毁人。”〔13〕斯大林在把拿破仑和希特勒进行对比的时候指出，“拿破仑是依靠进步力量来反对反动力量，而希特勒则相反，是依靠反动力量来反对进步力量”。〔14〕马克思在分析欧洲国家的反法战争时也指出它们的两面性：“所有反法的独立战争都具有复兴的性质和反动的性质相结合的特点”。〔15〕在这里，经典作家既不因其阶级的进步性而否定其战争的征服性，也不因其阶级的反动性而否定其维护国家独立统一的进步性，而否定其维护国家独立统一的进步性，从而把阶级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可见，片面的阶级观点不可能说明历史的真实。
关于普法战争，马克思也作了类似的分析。马克思指出，普法战争“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而在第二帝国崩溃后，“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纯粹防御的性质而变成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16〕列宁也认为，在拿破仑三世失败以前，战争在德国方面“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目的在于冲破维持“德国的封建割据”的外力，其后则变为“掠夺法国”的战争。〔17〕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具有“防御性”和“进步性”的普鲁士的方面，还有着三个突出的特点：（1 ）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阶级的反动性；（2 ）进行战争的目的除了为德意志的统一扫清外部障碍之外，还有同法国争夺欧洲霸权的性质；（3 ）普鲁士统治者有意“把德国弄到必须处于防御地位”，蓄意挑起战争〔18〕。尽管如此，经典作家都肯定了普鲁士方面的防御性质和进步性。而当法皇色当投降后，又肯定了资产阶级国防政府统治下的法国的防御性质和正义性。他们既从阶级观点出发，又不囿于阶级分析的观点，而是把握住各阶级各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同时也从人类发展的总的趋势和历史事变的整体范围，从战争各方所处的地位、所追求的目标以及战争的发展进程，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决定性特征，作出实事求是是分析和评价。
再把二战初期英法的情况同一战时的情况比较，二者也是有明显的区别的：（1）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有不同。 一战前夕欧洲两大对立的集团矛盾尖锐，难以解决，双方都希望通过战争来解决，它们是大战的共同发动者，对战争负有同样的责任。二战之初英法则力避战争的发生，不惜一切代价一再让步，力求通过和平协商解决矛盾，保持既得利益，对战争持消极妥协的态度。（2 ）在战争准备和临战状态方面也不同。一战前夕双方都积极扩军备战，开展军备竞赛，对对方采取进攻态势；而二战之初，英法基本上取防御和被迫自卫的姿态，法国的马奇诺防线更是着眼于本土的安全，属纯粹防御性质，即使德国已进攻波兰，被迫承担起防卫盟国义务时，仍取消极观望态度。在1940年夏法国败降之后，更是变为完全的自卫与防御了，岂可待到一年之后苏联参战再言其为防御性战争。（3）在战争的目的上也是不同的。 一战时两大集团的目的都是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具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而二战前夕的英法则有所不同，虽然有其垄断资产阶级维护其既得的殖民利益和霸权利益的因素，但他们主要地是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进行战争具有明显的被迫性防御性和自卫性，并且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一。（4 ）在敌我友的选择上也是不同的。一战时英法在盟友或朋友的选择及其利害关系上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丝毫没有共同之处；而二战的情况则不同，二战前夕业已形成这样的局面：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政策与战争政策既威胁到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的命运，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和进行革命斗争的人民，也威胁到英法的安全和利益，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面对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威胁，有着抗击法西斯国家的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和共同要求，结成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是共同利益所在。在这种情况下把英法同反法西斯国割裂开来，实为不智之举。因而，把英法看做是“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无疑是不合适的，这既模糊了同英法这样的反法西斯国家争取结盟的正义性，也混淆了敌我友之间的界限。
最后，再把当时的英法与德意日国家稍加比较，其统治阶级的阶级属性与内外政策既有相似性又有着差异性。德意日国家的统治阶级是极端保守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翼集团，从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发展为法西斯主义，其保守性与反动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走向全面反动，政治上剥夺本国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其恐怖统治威胁到人民的生存权利。英法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在资产阶级的现存制度和既得利益下继续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允许反对党和反对派的存在，给予人民以一定的民主自由权利，这同法西斯恐怖统治是有重大区别的。在对外政策与扩充军备方面，二者也有不同。英法为保持既得利益、政治优势和势力范围，力图维持凡尔赛体系，保持和平的国际秩序，把争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主张《非战公约》的非战原则应予维持，“谴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并在相互关系中废弃以战争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19〕在军备竞赛与军事战略方面，基本上处于被动与防御的地位。德日意则以其迅速增长的实力力主以武力重新瓜分世界，不择手段地实行军事征服和拓展疆土，夺取新的“生存空间”和“阳光下的地盘”，为此积极进行扩军备战，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总动员，全力以赴准备发动侵略战争，不惜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以达到目的。总之，在德意日方面，其政治战略具有进攻性，军事战略具有冒险性，对外政策具有挑衅性，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乃是其既定方针，而在英法等方面，政治战略具有防御性，军事战略具有保守性，对外政策具有妥协性，其基本思想是竭力避免大规模战争的发生。这说明，即使在欧战爆发初期，简单地笼统地一言以蔽之而把英法进行的战争同德意日进行的战争统称为“帝国主义战争”，也是不合适的。
五、重新界定二战性质的意义
当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重新审视重新界定二战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进一步认识二战这一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二战对当代世界和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的许多方面和若干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认识和探讨。如同关于二战的其他若干问题一样，对二战的性质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着疑问和分歧，不同的国家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是对我国学者来说，应当独立地思考和审视历史，在时代与背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有更充分的条件去重新认识这一问题，再接受和维持过去那种片面的、实用主义结论就太不合时宜了。
第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关于二战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关于敌我友的正确认识与划分以及制订相应的战略策略对我们始终具有特别的意义。二战提供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教训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中的力量组合并不仅仅以国家的阶级性、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依据，在面临决定人类命运的大规模战争的时候更是如此。二战的进程与结果表明，国际关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世界战争更是扑朔迷离，战争的遏制与防止，战争的发生，战争的性质，战争各方的关系与格局，战争进程的发展与突变等，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去分析和把握，对于战争的性质与对敌我友的认识和判断，一旦出现失误和偏差，或者作出过分的反应，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随时加以修正。即使在冷战时期，在当代，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也仍然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东西：共同的愿望、要求和利益，必要的联系、交往和合作，需要求同存异、相互依赖。在国际关系中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突出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史上许多国家不得不遵循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原则。这对防止战争的发生，不是很值得深思吗？
第三，关于二战性质的整体论观点有助于驳斥某些原法西斯战败国出现的错误思想和言论，特别是有利于批驳其否认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性质、推卸战争责任、抹杀战争罪行的企图。例如在日本，长期以来某些政界人士和右翼势力，力图否认日本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事实和性质，声称日本攻击了别的国家，别的国家也攻击了日本，彼此彼此；他们推卸战争责任和否认战争罪行，宣传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和原子武器的受害者。“阶段性质论”的不加区别的观点在这方面具有消极的作用，因此必须明确区分法西斯国家的战争责任、战争罪行和应受的惩罚，而不给这些人以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
看一看日本联合执政党和众议院通过的战后50年决议，日本在“反省”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战争时说什么“深思世界近代史上很多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认识并深刻反省我国过去的这种行为”云云，这种歪曲历史，逃避二战罪责、混淆世听的“彼此彼此”论调，不是真正值得令人深思和引起注意的吗？
第四，确立“整体性质论”的重要意义根本点在于：肯定二战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世界反法西斯侵略和奴役的战争，有利于充分肯定中国抗日战争在这场大战中的重要作用，确认中国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的地位，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种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和抹杀的。“阶段性质论”则恰恰无视中国战场早已存在，否认或贬低业已存在的中国抗日战争在决定这场大战的性质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仅仅以苏联是否参战作为判断大战性质的标准，这是“欧洲中心论”与大国主义思想的表现，我们必须坚决摈异这种思想。
注释：
〔1〕苏《外交史》第4卷上，三联书店，第1页。
〔2〕《世界现代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第687页。
〔3〕《世界史简明问答》，新华出版社，1985，第264页。
〔4〕〔5〕《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33——1939，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第281—289页。
〔6〕〔7〕莫洛托夫：《论苏联对外政策》，1939年10月31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第五届全会会议上的报告，1939，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社，单行本。
〔8〕《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第350—353页。
〔9〕洪育沂：《1931—1939年国际关系简史》三联书店，1980， 第95页。
〔10〕《1937年国际事务概览》，牛津，1938年，第2卷，第159页。
〔11〕《1938年国际事务概览》牛津，1941，第1卷，第614页。
〔12〕《1937年国际事务概览》牛津，1938，第1卷，第27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40页。
〔14〕《斯大林文选》，第28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6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9、343页。
〔17〕《列宁选集》第2卷，第67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9页。
〔19〕《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二分册，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第559、560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3期
【原文出处】《四川教育学院学报》(成都)1995年03期第36-41页
一、对传统的“阶段性质论”的质疑
在前苏联东欧学术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的性质的认识，曾一直存在着一种传统的、居主导地位的“阶段性质论”，即根据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苏联开始卫国战争作为分界线， 把二战性质划分为前后迥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帝国主义国家争霸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后一阶段“转变”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的战争。由葛罗米柯等人主编的影响较大的《外交史》多卷本著作，在谈到战争前一阶段的性质时写道：“这次战争爆发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矛盾极端激化的结果”，“英法反对德国的战争最初也具有帝国主义的性质”〔1 〕我国的世界史教科书及有关著作基本上沿袭这一评价，同时还提出一些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观点，例如：英法等国家“帮助法西斯国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开始时的帝国主义性质后来……改变了”。〔2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经历了由帝国主义战争到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的演变”。〔3〕等等。
如果说，原苏联学术界持有上述观点是不足为奇的，甚至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长期同日本法西斯进行英勇斗争、有着8年持续抗战历史并且做出巨大牺牲、 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家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接受上述观点实在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它无异乎是对30年代中国的英勇抗战的忽视或抹杀，无异乎是接受国际关系史学界欧洲学者忽视其他弱小国家和地区的“欧洲中心论”，也无异乎是接受原苏联的以我为中心以我划线的大国主义思想。如果我们再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战争的理论，关于阶级关系与国际关系的理论，对比一下他们对于一些历史上著名的战争的论断，上述关于二战性质的“阶段性质论”观点就不能不暴露出种种明显的矛盾，这些矛盾既无助于人们认清历史的真实面目，也无助于对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
下面试提出几点质疑以说明“阶段性质论”存在的问题：
第一，如果把二战初期阶段的性质看成纯粹的帝国主义战争，那么应当如何解释大战爆发之前苏联积极争取同英法结盟的企图和努力呢？很明显，1935年的法苏互助条约和1939年夏英法苏三国争取结盟的谈判，不能视为苏联意欲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帝国主义集团之一缔结同盟，而是苏联争取与意在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英法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进行结盟谈判。而如果依据“阶段性质论”，那是不可能作此区别的。
第二，是否可以根据“阶段性质论”断言苏联因为苏德条约的签订而同帝国主义国家或集团划清了界线并且改善了其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德关系呢？表面上看来，苏德条约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而事实上，既没有也不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苏联正是以苏德条约的签订以及当时苏德关系的短暂变化来看待苏德关系和英法苏关系的，这既不可能对英法进行战争的性质作准确的判断，也不可能认清英法同德意法西斯的重大区别；从而模糊了自己的视线。而苏联对二战性质的几度自相矛盾的变化，恰恰是受了英法，苏联和德国之间三角关系的微妙变化的影响。
第三，二战前夕与二战前期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英法集团和德意日集团各处于战争的什么位置呢？是否都是战争的策源地，都对大战的爆发负有同样的责任？如果把它们等同起来，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如果区别看待，那就不应得出“阶段性质论”的结论。
第四，应当怎样看待二战之前或二战前期业已存在的包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内的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在二战中的地位及其对评价二战性质的意义？如果忽视它们的存在或者把它们放在从属的地位而得出“阶段性质论”，那就是“欧洲中心论”的体现，或者是以我为中心的大国主义的表现；如果把它们纳入二战前期或者二战序曲之中，“阶段性质论”也自然难以成立。
第五，应该怎样看待德国入侵波兰和英法作出的反应（尽管苏联不久之后也进入波兰东部）？如果仅从苏联的角度出发去判断是非，判断战争的性质，那么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困境：一面谴责慕尼黑阴谋，谴责英法的背叛和出卖，纵容德国侵占苏台德区和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绥靖主义，一面又指责英法对盟国波兰的援助和采取军事行动是“进行帝国主义战”。只要接受“阶段性质论”，就难以走出这种困境。
第六，在评价二战性质的时候，应当怎样把阶级利益，国家利益同全人类的利益和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呢？如果仅仅考虑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仅从阶级观点或者国家的性质出发，那就不可能在这场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大决战中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力量对比关系，正确地划分敌我友，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可见“阶段性质论”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消极的。
二、“阶段性质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阶段性质论”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曲折的历史经历和复杂的历史背景。
首先，这种观点的形成是和苏联同英法的关系的曲折变化分不开的，这种曲折变化妨碍着从历史的高度、从整体和全局的观点来把握二战的性质，不是客观地而是简单地从“阶级观点”得出“阶段性质论”。这样，忽视了从历史的与全局的观点分析战争各方的地位、对战争的态度及其变化，从而判断各方追求的目标同历史发展的总方向和人类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或相悖性，也忽视了对当时英法等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不同特点进行分析和区别，“忘记了”即使在同德国采取重大的外交缓和步骤时仍然应当留有余地，仍然应当考虑到最终同英法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实行战略联合或者结成同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当然，英法方面的迟疑观望和自私狡猾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1939年8 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8月31 日莫洛托夫在对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仍对苏联同英法未签订任何形式的条约表示遗憾，他说：“我们与其他若干非法西斯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竟未订有此种（互不侵犯）条约，但此非我们之过。”〔4〕
其次，上述观点的形成同英法苏谈判破裂，苏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有直接的关系。大战迫在眉睫，三角关系微妙复杂，利益攸关，各有打算，各有忧虑，英法的缺乏诚意和企图“祸水东引”政策是导致英法苏谈判破裂和苏联转向同德国签约的重要原因之一。英法苏在战争中终于走到一起，是由它们面临法西斯轴心国的严重威胁这一共同的现实、有着反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共同目标以及有着维护各自国家的安全这一共同利益所决定的。前后两阶段都是一样的，决不是由于英法进行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的结果。
再次，苏联对战争性质的评价，明显带有苏联当时同英法和德国关系短暂变化为转移和外交需要的特点。短短两个月中，苏联对战争的判断和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既有其适应外交战略调整的需要，也有其适应对外宣传的需要。如果说，8月31 日莫洛托夫还在为英法苏“在欧洲缔结一个反侵略的互助公约”失败而唱挽歌的话，那么，10月31日他则来了一个急转弯，为苏德关系的“根本改善”和“友善关系的建立”而唱赞歌，并且谴责英法进行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了；莫洛托夫8 月31日报告说：“诸位深知，英法苏谈判是为了在欧洲缔结一反侵略的互助公约”，“只须英法苏同意，规定种种军事步骤，以抵抗侵略者的进攻，则反侵略互助公约的缔结，即有价值”。“一方面，英法害怕侵略，因此它们想和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但在另一方面，又怕会加强苏联的力量。〔5〕莫洛托夫10月31 日的报告则说：德苏多年的不正常关系“已经根本改善了”，“已由苏德彼此的接近和友善关系的建立所代替”，两国关系“已经建立在坚固的相互利益的基础上”，因此苏联对德政策的方针应当是“巩固两国友善关系，发展实际合作，在政治上赞助德国趋向和平的愿望。”〔6〕对于英法， 则放弃了“反侵略”和“抵抗侵略者的进攻”的提法，指责英法“假借恢复旧时波兰国家的名义来继续进行现时的战争，是很荒谬的”；认为“‘侵略’和‘侵略国’这样的概念，在最近几个月来已取得新的具体内容，已有新的含义了”，“德国是处在趋向于立刻结束战争并达到和平的国家地位中”，英法对德战争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恢复旧时的波兰，不在于“进行这种以冒充拥护‘民主’为掩饰的，以‘消灭希特勒主义’为名义的战争”，也不在于建立自身的安全保障，而仅仅是“与这两个强大殖民地占有国家底物质性的利益有关”，所以明显地具有“这一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7〕
再则，苏联对二战性质主要是对英法进行战争的性质的认识几经变化，还受到战后国际关系处于冷战时代东西方对立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1942年5月英苏签订反德同盟互助条约， 明确了两国共同反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的性质，该条约7 次提到德国及其同伙的“侵略”或“侵略行动”，并决定结成同盟制止这种侵略。〔8〕应当说， 这已经“修正”了对战争初期阶段英法进行战争性质的认识和结论，然而，战后反法西斯盟国的分裂和矛盾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两大集团的对抗与冷战，苏联同西方国家对二战若干重大问题的认识扩大了分歧，对英法进行战争的性质的结论又重新回到了1939年九、十月间的立场。这种变化，不能不带有冷战时代的政治色彩。在冷战已经结束之后，今天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客观上已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阶段性质论”是建立在仅仅以欧洲战场为着眼点、排斥亚洲及其他战场对战争性质的决定作用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当我们今天已经承认30年代初已揭开了二战的序幕、30年代中期中国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大战在东方的爆发，从而确立起对大战进程的新的认识之后，“阶段性质论”就完全丧失其存在的基础。
三、从整体的观点与全局的观点认识二战的性质
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必须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遵循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历史的高度，世界整体和战争全局的观点出发，我们把二战看做是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开展的一场战争，具有始终如一的性质，并且同一战的性质完全不同，这就是：二战自始至终是一场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奴役、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进行自卫的战争，对于英法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来说，也是反法西斯侵略和扩张的防御性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整体性质论”观点。
从30年代初起，日本法西斯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30年代中期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德意法西斯联合干涉西班牙内战，此后，国际关系中始终存在着法西斯对外侵略扩张和奴役同反法西斯侵略扩张和奴役、发动世界战争威胁世界和平与制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两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决定着全人类的命运，决定着历史是向前发展还是出现巨大的倒退。任何阶级的、社会的和国家的力量都将在这一斗争面前接受检验，其立场与政策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都将以此为标准，接受这一斗争的检验。
国际政治力量围绕上述斗争出现了两大组合：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形成和英法苏等反法西斯国家争取结盟的努力。当大战危险的阴云已经笼罩着国际政治舞台之际，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却仍然障碍重重，道路坎坷曲折，在遭受重大挫折、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得以实现。历史无情地表明：在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国际政治力量关系的组合和调整并不仅仅是以国家的阶级性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唯一尺度来进行的，其最终的决定因素乃是世界和平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最高利益。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将在这一共同的利益中找到它们的契合点而联合起来，不管他们的阶级属性、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如何的不同和对立，这就是历史的逻辑。
要破除“阶段性质论”确立“整体性质论”，不仅需要破除战争与国际关系的“欧洲中心论观点。充分肯定亚非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阿比西尼亚等国家反法西斯战争的地位和意义，还必须对英法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政权性质、对内对外战略及其对战争的态度、目标和所负责任加以区别，只有这样才能明了为什么必须从一开始就将英法进行的战争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整体之中。
发端于意大利继而在德国和日本有了恶性膨胀的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右翼反动思潮，对内实行公开的恐怖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危及世界和平，把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推入灾难的深渊。法西斯国家同西方殖民大国的矛盾和冲突，不仅触及其殖民利益，更威胁其民主制度和国家安全。从大战前夕的客观形势来看，敌对双方的军备竞赛、攻守态势及外交政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力求维持现状，避免战争，保持既得利益，甚至推行绥靖政策，不惜牺牲他国的利益来达到这一目的。总体上说，其防止战争的发生，同苏联和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方向客观上是一致的，符合历史发展总趋势。但英法统治者的自私、畏惧、狡诈和动摇不定也是显而易见的。1939年8 月英法苏谈判的失败和德苏条约的签订表明，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力量组合使反法西斯国家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努力遭受重大挫折，法西斯德国的离间分化策略使局势发生了利于德国的变化，通向战争之路的大门洞开了。
英法等资产阶级国家进行大战的目的、性质和对战争发生所负的责任，同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也有着显著的区别。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是二战的发动者，经过长期准备和精心策划而进行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对人类犯下了巨大的战争罪行，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英法进行这场战争固然有其消极的方面，即维护其剥削阶级利益，殖民利益和霸权利益，推行绥靖政策对法西斯一再妥协退让，以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维护自己的利益，拖延同苏联的结盟企图祸水东引坐收渔利，但英法的基本立场是处于防御和自卫的地位与立场，其基本态度和政策是力图防止和避免战争的发生，英法还承受了其错误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所有这些都既不能同法西斯国家混为一谈，也不能与一战的情况相提并论。
作为大战前奏阶段亚洲、非洲以及欧洲国家的人民已经广泛开展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民族独立战争和革命运动，对于决定二战前期的性质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意义。30年代上半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局部蚕食发展到全面的侵略战争，中国进行的全面的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广泛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世界东方形成反法西斯侵略的主要战场无疑也是评价二战性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自不应以苏联是否已经参战判定其地位与性质。1936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以及阿人民英勇的抗意战争，同年西班牙法西斯将领发动叛乱，德意的积极支持和干涉西内政，这些战争和斗争汇成二战的序幕，从一开始就对二战的性质打上了明显的标记。“阶段性质论”把这些重大事件和二战的组成部分排斥于外，或撇在一边，仅仅以苏联参战之日来判断二战性质发生重大变化云云，岂不是太自专了吗？
就英法等对中国和阿比西尼亚事件的态度来看，存在着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英法没有采取任何切实有效的措施支持中、阿的反侵略战争，制止日、意的侵略行为，甚至包庇侵略者，掩饰其侵略，模棱两可、敷衍塞责，但这种态度同日意法西斯侵略者自然有明显的区别。另一方面，英法等基本上还是反对法西斯国家在中国和阿比西尼亚的侵略行为的，是同情这些国家的反侵略战争的。例如：1935年10月7日， 即意大利发动侵阿战争后第4天，英法控制的国联曾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19 日，国联进而宣布开始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但英法商定“不做任何可能导致（与意直接发生）战争的事情”。〔9〕1936 年西班牙法西斯叛乱挑起内战后，法国总理勃鲁姆曾表示应当向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提供军火，但勃鲁姆同英国首相鲍德温会唔后，双方决定采取“不干涉”政策，勃鲁姆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英国政府则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西班牙战争的扩大”。〔10〕1937年7 月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后，美国国务院于10月6日就曾发表声明， 谴责“日本在华的行动是不符合国际关系原则的”，是违反有关国际公约的。〔11〕英国首相张伯伦也曾表示英国政府将对罗斯福关于采取共同行动以维护和平事业的声明取积极的态度。〔12〕英美后来在内外压力下退缩了，这有其复杂的背景和根本性的弱点。但总的来说，在评价二战性质的时候，不考虑这个时期英法对上述事件的这些态度，将其与德日意的情况不加区别，等同起来，也是不合适的。如果这样做，就难以真正说明英法等国家同这些事件的复杂关系和微妙态度，也难以说明英法同苏联和各反法西斯国家走到一起的事实的根本原因。
以上就是我们主张从整体上来认识和判定二战性质的理由。
四、关于认识二战性质的几个比较
为了更好地说明关于二战性质的整体论观点，我们进一步对几个类似的或者相关的问题作一比较，相信这将有助于对二战性质作出合符实际的判定。
在历史发展的座标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类似的战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之进行分析时，采取了唯物辩证史观，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法国大革命涌现出的代表人物拿破仑一世在欧洲进行了一场持久的战争。恩格斯一方面指出拿破仑以战争的形式把法国的“恐怖统治”搬到了其他国家，实行“征服”；另一方面又指出，拿破仑的对外征服客观上把法国革命的法律带到这些国家，用资产阶级的关系和方式代替封建主义的关系和方式，“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封建社会的摧毁人。”〔13〕斯大林在把拿破仑和希特勒进行对比的时候指出，“拿破仑是依靠进步力量来反对反动力量，而希特勒则相反，是依靠反动力量来反对进步力量”。〔14〕马克思在分析欧洲国家的反法战争时也指出它们的两面性：“所有反法的独立战争都具有复兴的性质和反动的性质相结合的特点”。〔15〕在这里，经典作家既不因其阶级的进步性而否定其战争的征服性，也不因其阶级的反动性而否定其维护国家独立统一的进步性，而否定其维护国家独立统一的进步性，从而把阶级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可见，片面的阶级观点不可能说明历史的真实。
关于普法战争，马克思也作了类似的分析。马克思指出，普法战争“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而在第二帝国崩溃后，“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纯粹防御的性质而变成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16〕列宁也认为，在拿破仑三世失败以前，战争在德国方面“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目的在于冲破维持“德国的封建割据”的外力，其后则变为“掠夺法国”的战争。〔17〕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具有“防御性”和“进步性”的普鲁士的方面，还有着三个突出的特点：（1 ）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阶级的反动性；（2 ）进行战争的目的除了为德意志的统一扫清外部障碍之外，还有同法国争夺欧洲霸权的性质；（3 ）普鲁士统治者有意“把德国弄到必须处于防御地位”，蓄意挑起战争〔18〕。尽管如此，经典作家都肯定了普鲁士方面的防御性质和进步性。而当法皇色当投降后，又肯定了资产阶级国防政府统治下的法国的防御性质和正义性。他们既从阶级观点出发，又不囿于阶级分析的观点，而是把握住各阶级各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同时也从人类发展的总的趋势和历史事变的整体范围，从战争各方所处的地位、所追求的目标以及战争的发展进程，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决定性特征，作出实事求是是分析和评价。
再把二战初期英法的情况同一战时的情况比较，二者也是有明显的区别的：（1）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有不同。 一战前夕欧洲两大对立的集团矛盾尖锐，难以解决，双方都希望通过战争来解决，它们是大战的共同发动者，对战争负有同样的责任。二战之初英法则力避战争的发生，不惜一切代价一再让步，力求通过和平协商解决矛盾，保持既得利益，对战争持消极妥协的态度。（2 ）在战争准备和临战状态方面也不同。一战前夕双方都积极扩军备战，开展军备竞赛，对对方采取进攻态势；而二战之初，英法基本上取防御和被迫自卫的姿态，法国的马奇诺防线更是着眼于本土的安全，属纯粹防御性质，即使德国已进攻波兰，被迫承担起防卫盟国义务时，仍取消极观望态度。在1940年夏法国败降之后，更是变为完全的自卫与防御了，岂可待到一年之后苏联参战再言其为防御性战争。（3）在战争的目的上也是不同的。 一战时两大集团的目的都是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具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而二战前夕的英法则有所不同，虽然有其垄断资产阶级维护其既得的殖民利益和霸权利益的因素，但他们主要地是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进行战争具有明显的被迫性防御性和自卫性，并且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一。（4 ）在敌我友的选择上也是不同的。一战时英法在盟友或朋友的选择及其利害关系上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丝毫没有共同之处；而二战的情况则不同，二战前夕业已形成这样的局面：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政策与战争政策既威胁到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的命运，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和进行革命斗争的人民，也威胁到英法的安全和利益，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面对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威胁，有着抗击法西斯国家的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和共同要求，结成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是共同利益所在。在这种情况下把英法同反法西斯国割裂开来，实为不智之举。因而，把英法看做是“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无疑是不合适的，这既模糊了同英法这样的反法西斯国家争取结盟的正义性，也混淆了敌我友之间的界限。
最后，再把当时的英法与德意日国家稍加比较，其统治阶级的阶级属性与内外政策既有相似性又有着差异性。德意日国家的统治阶级是极端保守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翼集团，从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发展为法西斯主义，其保守性与反动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走向全面反动，政治上剥夺本国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其恐怖统治威胁到人民的生存权利。英法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在资产阶级的现存制度和既得利益下继续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允许反对党和反对派的存在，给予人民以一定的民主自由权利，这同法西斯恐怖统治是有重大区别的。在对外政策与扩充军备方面，二者也有不同。英法为保持既得利益、政治优势和势力范围，力图维持凡尔赛体系，保持和平的国际秩序，把争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主张《非战公约》的非战原则应予维持，“谴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并在相互关系中废弃以战争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19〕在军备竞赛与军事战略方面，基本上处于被动与防御的地位。德日意则以其迅速增长的实力力主以武力重新瓜分世界，不择手段地实行军事征服和拓展疆土，夺取新的“生存空间”和“阳光下的地盘”，为此积极进行扩军备战，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总动员，全力以赴准备发动侵略战争，不惜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以达到目的。总之，在德意日方面，其政治战略具有进攻性，军事战略具有冒险性，对外政策具有挑衅性，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乃是其既定方针，而在英法等方面，政治战略具有防御性，军事战略具有保守性，对外政策具有妥协性，其基本思想是竭力避免大规模战争的发生。这说明，即使在欧战爆发初期，简单地笼统地一言以蔽之而把英法进行的战争同德意日进行的战争统称为“帝国主义战争”，也是不合适的。
五、重新界定二战性质的意义
当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重新审视重新界定二战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进一步认识二战这一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二战对当代世界和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的许多方面和若干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认识和探讨。如同关于二战的其他若干问题一样，对二战的性质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着疑问和分歧，不同的国家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是对我国学者来说，应当独立地思考和审视历史，在时代与背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有更充分的条件去重新认识这一问题，再接受和维持过去那种片面的、实用主义结论就太不合时宜了。
第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关于二战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关于敌我友的正确认识与划分以及制订相应的战略策略对我们始终具有特别的意义。二战提供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教训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中的力量组合并不仅仅以国家的阶级性、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依据，在面临决定人类命运的大规模战争的时候更是如此。二战的进程与结果表明，国际关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世界战争更是扑朔迷离，战争的遏制与防止，战争的发生，战争的性质，战争各方的关系与格局，战争进程的发展与突变等，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去分析和把握，对于战争的性质与对敌我友的认识和判断，一旦出现失误和偏差，或者作出过分的反应，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随时加以修正。即使在冷战时期，在当代，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也仍然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东西：共同的愿望、要求和利益，必要的联系、交往和合作，需要求同存异、相互依赖。在国际关系中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突出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史上许多国家不得不遵循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原则。这对防止战争的发生，不是很值得深思吗？
第三，关于二战性质的整体论观点有助于驳斥某些原法西斯战败国出现的错误思想和言论，特别是有利于批驳其否认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性质、推卸战争责任、抹杀战争罪行的企图。例如在日本，长期以来某些政界人士和右翼势力，力图否认日本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事实和性质，声称日本攻击了别的国家，别的国家也攻击了日本，彼此彼此；他们推卸战争责任和否认战争罪行，宣传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和原子武器的受害者。“阶段性质论”的不加区别的观点在这方面具有消极的作用，因此必须明确区分法西斯国家的战争责任、战争罪行和应受的惩罚，而不给这些人以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
看一看日本联合执政党和众议院通过的战后50年决议，日本在“反省”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战争时说什么“深思世界近代史上很多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认识并深刻反省我国过去的这种行为”云云，这种歪曲历史，逃避二战罪责、混淆世听的“彼此彼此”论调，不是真正值得令人深思和引起注意的吗？
第四，确立“整体性质论”的重要意义根本点在于：肯定二战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世界反法西斯侵略和奴役的战争，有利于充分肯定中国抗日战争在这场大战中的重要作用，确认中国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的地位，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种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和抹杀的。“阶段性质论”则恰恰无视中国战场早已存在，否认或贬低业已存在的中国抗日战争在决定这场大战的性质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仅仅以苏联是否参战作为判断大战性质的标准，这是“欧洲中心论”与大国主义思想的表现，我们必须坚决摈异这种思想。
注释：
〔1〕苏《外交史》第4卷上，三联书店，第1页。
〔2〕《世界现代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第687页。
〔3〕《世界史简明问答》，新华出版社，1985，第264页。
〔4〕〔5〕《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33——1939，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第281—289页。
〔6〕〔7〕莫洛托夫：《论苏联对外政策》，1939年10月31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第五届全会会议上的报告，1939，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社，单行本。
〔8〕《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第350—353页。
〔9〕洪育沂：《1931—1939年国际关系简史》三联书店，1980， 第95页。
〔10〕《1937年国际事务概览》，牛津，1938年，第2卷，第159页。
〔11〕《1938年国际事务概览》牛津，1941，第1卷，第614页。
〔12〕《1937年国际事务概览》牛津，1938，第1卷，第27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40页。
〔14〕《斯大林文选》，第28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6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9、343页。
〔17〕《列宁选集》第2卷，第67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9页。
〔19〕《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二分册，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第559、5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