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西欧中古城市产生的原因
——兼评西方学者的学术观点
杨超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3期
【原文出处】《农垦师专学报》(哈尔滨)1995年03期第23-25页
城市的产生在世界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摆脱野蛮状态，确定世界各地各时的文明的性质时的……一般的指南。”〔1〕柴尔德更誉其为“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2〕各国学者在城市的产生的作用都一致首肯，但是在中世纪城市起源问题上，尤其是在中古城市与上古城市关系问题上的看法却大相径庭。概括起来观点主要有庄园起源说、罗马城市起源说、城堡论、市场论等。各派观点各自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城市起源的一家之见，但主要侧重于形式及法律两个层次来加以分析。我的看法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古城市兴起的前提，市场是中世纪城市产生的直接原因。
在谈城市起源问题首先应明确城市的内涵。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城市的定义是“一个相对永久性的、高度组织起来的人口集中的地方。”这个定义只是从表象上规定了城市的外在形式，而不能揭示其实质。要揭示其实质，必须从城市的起源和功能上来分析，这就有必要从城市的发展过程来明确城市的内涵。
考古资料证明，古代城市的起源最早是作为设有城墙等防御工事的居民聚居点而出现的。由于行政和宗教传统必然使这种设防的居民点成为一定地区政治宗教中心。到了奴隶社会以后，这种居民点就发展成为城市，并以此为中心结合周围农村形成最早的城邦国家。对于奴隶社会的这种城市起源，国内外学者殊有异议。如果公认这一观点，那么我们必须同时肯定另一点，即：上古的城市是一定地区政治、军事、宗教的中心，但绝不是经济中心。
只所以这样说，是基于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考察。原因有三：
第一，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原始城市不能成为经济中心。
上古城市脱胎于原始社会，形成于奴隶社会，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人类文明程度低，还不能发挥伟大的创造力，不能使生产力有较大的提高。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奴隶社会不能建立经常性的商品交换，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仅供于奴隶主和生产者维持生计和简单的再生产。这种情况下城市不能形成经济中心的职能。
第二，奴隶制生产关系使城市的商业化受到了阻碍。
在奴隶社会里，社会成员主要分为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层。奴隶主阶层高高在上，不劳而获。广大奴隶、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的绝大部分贡献给他们，由他们无偿享用。这就使奴隶社会数量不多的剩余产品难以流入流通领域。另外，在原始城市中虽然有大批脱离劳动的行政官吏、教士等，但他们作为奴隶主阶层的一部分，也是通过残酷剥削压迫奴隶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通过购买，使城市难以提供稳定而集中的市场。
第三，希腊、罗马及其它地中海国家的城市在上古时代贸易活动频繁，但也不能维持城市的经济中心性质。
希腊、罗马和古埃及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城市在上古时代贸易虽然繁盛，但我认为不能因此说城市具有经济中心的性质。因为这些城市虽盛极一时，但其性质主要是依仗有利的地理位置、便利的海上交通而进行的对外贸易。罗马时期“意大利商人的足迹遍及提洛岛、巴尔干、小亚细亚和高卢”〔3〕，全盛时期的雅典贸易对象也是埃及、 黑海沿岸、南意等地。而且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葡萄酒、橄榄油、手工业品等主要供给上层奴隶主阶级享用的奢侈品。这种商业贸易不仅在范围上缺乏普遍性，而且缺乏生命力。因为上古外贸依靠的是强大的实力作后盾。地中海贸易繁荣时期都是在风平浪静的和平时期，而一旦受到强敌阻遏这种贸易立刻缩减甚至绝迹，城市也就随之衰落。马其顿入侵后雅典的衰落和经历蛮族入侵后的罗马城市的衰败都证明了这一点。这种贸易城市不能提供稳定、长期的内部市场，也就不能成为商业中心。
基于上述三点我认为上古原始城市的职能只限于政治、军事和宗教中心，而非经济中心。这种情况也不因中世纪时代的开始而立刻有什么变化。“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过渡并不是突然实现和皆然分开的”〔4〕，城市的变化也是这样。进入中世纪以后， 在蛮族入侵和穆斯林入侵的先后重创之下，西欧城市处于败落。据史料记载，查理曼时期阿那坡王室庄园的纪录指出当时农业种子与产量之比为小麦1:1.7， 大麦：1.1.6，而黑麦则为1:1。在这种极低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进入中世纪的罗马城市越来越鲜明地暴露出其政治、军事、宗教中心的性质。它们或成为蛮族国家的行政中心，或成为设防的据点，或成为教会主教的驻地，在自然经济的中古时期初期缺乏商业中心产生的必要条件。
大约在11世纪以后，中世纪城市兴起了。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些城市“不是从过去的历史中以现成的形式在中世纪出现的，而是被解放了的农奴重新组成的”〔5〕。 它与上古城市的本质差别在于中古城市经济中心职能的产生。对于中世纪城市的经济中心职能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是承认的，但他们却否认经济因素在中古城市兴起中的决定性作用。“一切社会变迁和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去寻找”〔6〕，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也不例外。 西欧中世纪城市是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及手工业、农业的分离和日益专门化而产生的。
10—11世纪西欧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农具和耕作技术日益发展。铁犁的使用开始普及，三圃制得到推广耕地面积的增加及荒地的大片开发，使农业生产率显著增长，收获量增加，农业产品的剩余日渐增多，对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为城市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与此同时手工业也进入大发展时期。劳动技术日臻完善，部门分工越来越细致。在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推动下，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手工业生产专门化，使原来农工混合的局面改变，手工业变成了独立的生产部门。
农业出现剩余产品及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都使“个别生产者之间的互相交换成为社会的迫切必要了”〔7〕。 这种情况下固定的市场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只有这样不同生产者之间才能各取所需。这样市场就应运而生。市场需要一定依托，所在地要求有一定的安全保障，地点固定，交通便利。因此市场往往建立在封建领主的庄园领地上、城堡附近，其中也包括一些条件比较好的罗马时期的城市。在这些地方，市场吸引了大量周围地区的人们来此进行交易，逃离了封建主控制的手工业者也纷纷来到市场所在地定居、生产，随时出卖自己的产品。市场所在地的领主也愿意市场在此地建立，借以收税获利。他们还安排一定的管理机构。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教堂、神父也必不可缺。随着市场的稳定发展，中古城市的轮廓日益清晰，它作为一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中心的地位日趋巩固。这样以生产力发展为前提的市场的形成直接导致了中世纪城市的诞生。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从中世纪城市的政治态度和法权关系方面再把它与罗马时代的城市加以比较的区分。
在罗马时代，城市里居住的成员以奴隶主为主，城外也仍是奴隶主的天下，一切利益都服从于奴隶主阶级利益的需要，城内和城外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城市只不过是奴隶主又一个发财的据点。但是在中世纪时代， 城市却是封建领主政治的对立物。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Town air makes free），大批手工业者、 农奴为逃避封建主的奴役而逃入城市。城市不仅成为逃亡者的避难所危害封建主的利益，而且城市从产生之日起就为自身利益、为摆脱封建领主的盘剥而与其斗争、争取自治，甚至因此发动起义。另外，“法律上的差异也把中世纪的城市与古代世界的城市……皆然区别开来：在古代城市城乡实行同样的法律”〔8〕， 而在中世纪时代“城乡因实行封建法和城市法的不同而有所区别”〔9〕。这就决定了城乡的不同， 决定了它与封建领主的对立关系。尽管中古城市也不得不忍受封建主阶级的压榨，但它不断抗争。它培养了新的阶级——市民阶级，日后成为推翻封建社会的主力。可以说中世纪城市是中世纪的叛逆，封建社会的叛逆。而这正说明中古城市绝非任何古代传统的继承者。
西方学者关于中世纪城市的“庄园起源说”、“城堡起源说”等，我以为其漏洞均在于不能抓住城市的本质要素。固然城市的产生需要地点的依托，往往建在庄园或城堡内，但应看到，庄园和城堡并非中古城市起源的决定因素。城市建于斯“不是决定于这个地方的特殊性，而是取决于那些引起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一般原因”〔10〕。庄园和城堡早已有之，但城市却并非和它们相伴而生。城市的产生在于市场，而庄园和城堡能容许市场建于此就在于对封建领主来说“城市代表着政权中心，军事据点……，但首要的是城市是钱的来源。”〔11〕而钱的来源就在于城市中市场的存在。庄园或城堡在城市历史上起的作用在于“它们是城市的踏脚石”〔12〕。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和经济条件变化的必然结果。
注释：
〔1〕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
〔2〕《中国新文化论，经济篇》，联经出版事业公司83年版， 第303页。
〔3〕吴于廑、周一良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 人民出版社62年版，第310页。
〔4〕亨利·皮雷纳著《中世纪的城市》第1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2页。
〔7〕《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第159页。
〔8〕〔9〕H·G·KOENIGSBERGER《Medieval Europe 400—1500》第146页。
〔10〕科斯敏斯基、斯长斯金主编《中世纪史》第1卷， 三联书店57年版，第284页。
〔11〕H·G·KOENIGSBERGER《Medieva Europe 400—1500》， 第144页。
〔12〕亨利·皮雷纳著《中世纪的城市》第47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3期
【原文出处】《农垦师专学报》(哈尔滨)1995年03期第23-25页
在谈城市起源问题首先应明确城市的内涵。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城市的定义是“一个相对永久性的、高度组织起来的人口集中的地方。”这个定义只是从表象上规定了城市的外在形式，而不能揭示其实质。要揭示其实质，必须从城市的起源和功能上来分析，这就有必要从城市的发展过程来明确城市的内涵。
考古资料证明，古代城市的起源最早是作为设有城墙等防御工事的居民聚居点而出现的。由于行政和宗教传统必然使这种设防的居民点成为一定地区政治宗教中心。到了奴隶社会以后，这种居民点就发展成为城市，并以此为中心结合周围农村形成最早的城邦国家。对于奴隶社会的这种城市起源，国内外学者殊有异议。如果公认这一观点，那么我们必须同时肯定另一点，即：上古的城市是一定地区政治、军事、宗教的中心，但绝不是经济中心。
只所以这样说，是基于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考察。原因有三：
第一，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原始城市不能成为经济中心。
上古城市脱胎于原始社会，形成于奴隶社会，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人类文明程度低，还不能发挥伟大的创造力，不能使生产力有较大的提高。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奴隶社会不能建立经常性的商品交换，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仅供于奴隶主和生产者维持生计和简单的再生产。这种情况下城市不能形成经济中心的职能。
第二，奴隶制生产关系使城市的商业化受到了阻碍。
在奴隶社会里，社会成员主要分为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层。奴隶主阶层高高在上，不劳而获。广大奴隶、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的绝大部分贡献给他们，由他们无偿享用。这就使奴隶社会数量不多的剩余产品难以流入流通领域。另外，在原始城市中虽然有大批脱离劳动的行政官吏、教士等，但他们作为奴隶主阶层的一部分，也是通过残酷剥削压迫奴隶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通过购买，使城市难以提供稳定而集中的市场。
第三，希腊、罗马及其它地中海国家的城市在上古时代贸易活动频繁，但也不能维持城市的经济中心性质。
希腊、罗马和古埃及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城市在上古时代贸易虽然繁盛，但我认为不能因此说城市具有经济中心的性质。因为这些城市虽盛极一时，但其性质主要是依仗有利的地理位置、便利的海上交通而进行的对外贸易。罗马时期“意大利商人的足迹遍及提洛岛、巴尔干、小亚细亚和高卢”〔3〕，全盛时期的雅典贸易对象也是埃及、 黑海沿岸、南意等地。而且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葡萄酒、橄榄油、手工业品等主要供给上层奴隶主阶级享用的奢侈品。这种商业贸易不仅在范围上缺乏普遍性，而且缺乏生命力。因为上古外贸依靠的是强大的实力作后盾。地中海贸易繁荣时期都是在风平浪静的和平时期，而一旦受到强敌阻遏这种贸易立刻缩减甚至绝迹，城市也就随之衰落。马其顿入侵后雅典的衰落和经历蛮族入侵后的罗马城市的衰败都证明了这一点。这种贸易城市不能提供稳定、长期的内部市场，也就不能成为商业中心。
基于上述三点我认为上古原始城市的职能只限于政治、军事和宗教中心，而非经济中心。这种情况也不因中世纪时代的开始而立刻有什么变化。“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过渡并不是突然实现和皆然分开的”〔4〕，城市的变化也是这样。进入中世纪以后， 在蛮族入侵和穆斯林入侵的先后重创之下，西欧城市处于败落。据史料记载，查理曼时期阿那坡王室庄园的纪录指出当时农业种子与产量之比为小麦1:1.7， 大麦：1.1.6，而黑麦则为1:1。在这种极低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进入中世纪的罗马城市越来越鲜明地暴露出其政治、军事、宗教中心的性质。它们或成为蛮族国家的行政中心，或成为设防的据点，或成为教会主教的驻地，在自然经济的中古时期初期缺乏商业中心产生的必要条件。
大约在11世纪以后，中世纪城市兴起了。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些城市“不是从过去的历史中以现成的形式在中世纪出现的，而是被解放了的农奴重新组成的”〔5〕。 它与上古城市的本质差别在于中古城市经济中心职能的产生。对于中世纪城市的经济中心职能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是承认的，但他们却否认经济因素在中古城市兴起中的决定性作用。“一切社会变迁和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去寻找”〔6〕，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也不例外。 西欧中世纪城市是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及手工业、农业的分离和日益专门化而产生的。
10—11世纪西欧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农具和耕作技术日益发展。铁犁的使用开始普及，三圃制得到推广耕地面积的增加及荒地的大片开发，使农业生产率显著增长，收获量增加，农业产品的剩余日渐增多，对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为城市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与此同时手工业也进入大发展时期。劳动技术日臻完善，部门分工越来越细致。在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推动下，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手工业生产专门化，使原来农工混合的局面改变，手工业变成了独立的生产部门。
农业出现剩余产品及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都使“个别生产者之间的互相交换成为社会的迫切必要了”〔7〕。 这种情况下固定的市场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只有这样不同生产者之间才能各取所需。这样市场就应运而生。市场需要一定依托，所在地要求有一定的安全保障，地点固定，交通便利。因此市场往往建立在封建领主的庄园领地上、城堡附近，其中也包括一些条件比较好的罗马时期的城市。在这些地方，市场吸引了大量周围地区的人们来此进行交易，逃离了封建主控制的手工业者也纷纷来到市场所在地定居、生产，随时出卖自己的产品。市场所在地的领主也愿意市场在此地建立，借以收税获利。他们还安排一定的管理机构。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教堂、神父也必不可缺。随着市场的稳定发展，中古城市的轮廓日益清晰，它作为一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中心的地位日趋巩固。这样以生产力发展为前提的市场的形成直接导致了中世纪城市的诞生。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从中世纪城市的政治态度和法权关系方面再把它与罗马时代的城市加以比较的区分。
在罗马时代，城市里居住的成员以奴隶主为主，城外也仍是奴隶主的天下，一切利益都服从于奴隶主阶级利益的需要，城内和城外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城市只不过是奴隶主又一个发财的据点。但是在中世纪时代， 城市却是封建领主政治的对立物。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Town air makes free），大批手工业者、 农奴为逃避封建主的奴役而逃入城市。城市不仅成为逃亡者的避难所危害封建主的利益，而且城市从产生之日起就为自身利益、为摆脱封建领主的盘剥而与其斗争、争取自治，甚至因此发动起义。另外，“法律上的差异也把中世纪的城市与古代世界的城市……皆然区别开来：在古代城市城乡实行同样的法律”〔8〕， 而在中世纪时代“城乡因实行封建法和城市法的不同而有所区别”〔9〕。这就决定了城乡的不同， 决定了它与封建领主的对立关系。尽管中古城市也不得不忍受封建主阶级的压榨，但它不断抗争。它培养了新的阶级——市民阶级，日后成为推翻封建社会的主力。可以说中世纪城市是中世纪的叛逆，封建社会的叛逆。而这正说明中古城市绝非任何古代传统的继承者。
西方学者关于中世纪城市的“庄园起源说”、“城堡起源说”等，我以为其漏洞均在于不能抓住城市的本质要素。固然城市的产生需要地点的依托，往往建在庄园或城堡内，但应看到，庄园和城堡并非中古城市起源的决定因素。城市建于斯“不是决定于这个地方的特殊性，而是取决于那些引起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一般原因”〔10〕。庄园和城堡早已有之，但城市却并非和它们相伴而生。城市的产生在于市场，而庄园和城堡能容许市场建于此就在于对封建领主来说“城市代表着政权中心，军事据点……，但首要的是城市是钱的来源。”〔11〕而钱的来源就在于城市中市场的存在。庄园或城堡在城市历史上起的作用在于“它们是城市的踏脚石”〔12〕。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和经济条件变化的必然结果。
注释：
〔1〕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
〔2〕《中国新文化论，经济篇》，联经出版事业公司83年版， 第303页。
〔3〕吴于廑、周一良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 人民出版社62年版，第310页。
〔4〕亨利·皮雷纳著《中世纪的城市》第1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2页。
〔7〕《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第159页。
〔8〕〔9〕H·G·KOENIGSBERGER《Medieval Europe 400—1500》第146页。
〔10〕科斯敏斯基、斯长斯金主编《中世纪史》第1卷， 三联书店57年版，第284页。
〔11〕H·G·KOENIGSBERGER《Medieva Europe 400—1500》， 第144页。
〔12〕亨利·皮雷纳著《中世纪的城市》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