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70年代以来“经济武器”在美国对苏外交中的运用
茹莹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3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5年06期第2-9页
【作者简介】茹莹，1969年生，现为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
“经济武器”一直是美国对苏外交中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美国追求全球战略目标的手段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坚信：“进行冷战应当使用军事武器，也应当使用经济武器”，〔1〕因而， 在战后的头二十多年里，美国在经济上对苏采取种种严厉措施，以阻挠苏联经济的发展，达到自己的称霸目的。这成为五、六十年代美苏经济关系甚为淡漠的重要原因。70年代以来，“经济武器”在美国的对苏外交中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并得到大规模的运用。从这一历史时期来看，其中又可划分为诱导式经济外交、高压式经济外交以及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这三个不同层次而又相互联系、逐步深化的阶段。
一、诱导式经济外交阶段（尼克松至卡特中期：1969年至1979年）
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一改战后以来对美苏经济关系的冷漠态度，转而推行以发展经济关系为诱饵、牵制苏联内外政策的诱导式经济外交。
当时，与战后初期相比，美国实力相对衰落，而西欧、日本力量加强，尤其是苏联获得很大发展，给美国带来更大威胁。对于战后以来的全球扩张战略，美国已深感力不从心。在这种困境下，尼克松政府就美国政策作出战略调整，主张战略收缩的“尼克松主义”出笼了。“尼克松主义”主张对苏缓和，企图通过改善美苏关系，以实现换取苏联的自我约束与让步，达到巩固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目的。与此同时，苏联也企望通过缓和得到西方的技术和资金，并力图以此麻痹西方，加速发展自己的力量。美国对于缓和的需求，促使双方关系从对抗转向对话。正是在这种缓和的气氛下，给了美国从经济上、从意识形态上影响苏联的机会。诱导式经济外交开始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苏政策中的重要内容。
诱导式经济外交体现在美国的对苏经济政策上，首先是发展与苏联的经济关系。70年代以前，美苏经济关系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尤其与苏联同西欧国家的经济关系相比，更是如此。以1969年为例，苏联同美、英、西德、法、意各国贸易额分别为161.0；706.4；741.0；470.3 ； 531.3（百万美元）。〔2〕相差非常悬殊，这与美国世界贸易大国的身份是很不相符的。尼克松上台后，致力于改善同苏联的经济关系。1972年5月，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 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议时， 就“美国与苏联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其中第7 条规定：“美国和苏联认为商业及经济的联系是加强两国之间双边关系的重要而必需的因素。”〔3〕此后，美苏经济关系有了很大进展：1972年7月8日， 美苏签订了苏在三年内向美购买7.5亿美元的粮食协定，美向苏提供5亿美元贷款；7月14日，苏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签订一项科技合作协议， 交易额达30亿美元；7月28日，美苏在莫斯科签订科技合作协定议定书， 规定两国在能源、电子计算机、农业等六个研究领域进行合作；12月，两国签订相互提供贷款协定……总之，尼克松政府放松了对苏联的多种限制，无论在贷款、粮食买卖，还是在转让先进技术以及出售机器设备等方面，都获得了战后以来最大的发展。其中一个最为明显的表现便是贸易额的不断上升：1972年美苏贸易额仅为6.38亿美元，而到1979年，则上升为44.77亿美元。〔4〕可见，到卡特政府中期，美苏经济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然而，发展对苏经济关系，不过是美国推行对苏诱导式经济外交，达到其政治目的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政策制订人认为，苏联经济在60年代已陷入困境，迫切需要西方的投资与技术，因而“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自从50年代后期，苏联就已开始寻求同西方扩大贸易作为获得现代技术和资本的捷径”。〔5〕由此，美国政府确信， 利用苏联的这一迫切要求，通过扩大同苏联的经济贸易关系，使苏联逐渐纳入西方的经济范围内，加深苏联对西方的依赖程度，可以达到牵制苏联，软化其内外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的目的。从而在美苏之间建立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促进美国的全球目标。
对于这一点，美国政府并不讳言，早在约翰逊总统时期，就已提出“在同共产党国家的关系中更加积极地利用贸易安排作为政治手段的时机已经成熟”，〔6 〕强调“密切的贸易关系……能够使共产主义国家的国内发展和对外政策沿着我们所期望的目标前进，促进世界和平”。〔7〕而到了70年代， 约翰逊的这种思想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挥并被付诸实施。基辛格曾声明：“久而久之，贸易和投资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苏联制度的自给自足倾向，促使苏联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渐地联系起来，和造成某种程度的相互依赖，从而对政治平衡增加一个稳定因素。”〔8〕“我们把它（美苏经济关系——作者注）当作一种工具， 来推动人们（苏联——作者注）实行比较温和的外交政策或加强其温和的方针，并奖励负责的国际行为，”〔9〕尼克松更为明确地指出， 虽然只凭这种经济上的关系并不能防止美苏间的对抗和竞争，但是“当苏联人企图在国际上从事冒险的时候，他们至少总得把这些关系列入总的损益表上权衡一下”。〔10〕这意味着，扩大对苏经济关系，苏联对美的经济依赖愈深，美苏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促进美苏经济关系，不仅不会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还会增加美国的安全。对于以尼克松、基辛格为代表的这种经济外交思想，沃伦·纳特在他的《基辛格的总构想》一书中作了清晰的阐述：“应该让苏联这个处在驯良过程中的不守规矩的国家看到，可以从最终形成的关系网中获得很大好处，应该利用它担心失去这种好处的心理，诱导它按照大家同意的国际行为准则行事。”〔11〕看来，美国的意图在于以经济关系作为实现其全球目标的有力武器。
诱导式经济外交利用经济关系和作为牵制苏联政策的工具，并非仅仅以鼓励的方式进行，在对苏“诱导”的同时，也施加一些压力。尼克松曾强调：“贸易应跟随政治的进步，而不是领先于它。”〔12〕最能反映美国对苏诱导式经济外交实质的代表性事例如下：
其一，将苏联对北越的态度与扩大对苏贸易连在一起。当基辛格赴莫斯科为1972年的最高级会谈作最后安排时，尼克松指示他说：“把越南战争问题放在首位。在苏联人自己明确地保证愿意帮助结束这场战争以前，拒绝讨论他们想要讨论的任何问题，特别是他们那么渴望要讨论的贸易协定问题。”〔13〕可见，苏联若想同美国达成贸易协定，首先必须在越南问题上作出让步。
其二，利用经济关系为诱饵，换取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的让步。1972年5月，尼克松提出了在贸易、 信贷和武器削减问题进展之间的联系关系。他对列日涅夫强调，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将有助于他在国会中获得对扩大贸易关系政策的支持。由此，经济关系亦成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美向苏讨价还价的武器。
其三，将经济方面的进展同苏联的国内政策紧密相连。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规定不向那些限制其公民移居国外或对其公民移居国外课税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提供贷款，也不给这种国家以最惠国待遇。1975年，又通过史蒂文森修正案，把不经国会批准美国可向苏联提供的信贷的最高限额规定为3亿美元。 这两项修正案力图使苏联在移民政策上作出让步。此外，美国还打着保护“人权”的旗号，对苏联施压。1978年，作为对苏联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抗议”，卡特政府否决了对苏联塔斯社用于1980年夏季奥运会的一项斯派瑞通用电子计算机的出口许可证。尽管这种将经济与人权挂钩的做法在70年代颇为人所争议，然而，美国政府的上述行动已反映出美国干预苏联内政的意图。
总起来看，美国发展与苏联的经济关系，目的在于使美国在全球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
发展对苏经济关系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美苏缓和的进程。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这种做法遭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谴责。许多人认为，美苏经济关系的发展，使苏联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军事利益，这大大增强了苏联的力量，尤其是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西方国家向苏联出口技术以及与苏联进行技术合作，使苏联有可能运用获得的先进技术加强其军事力量，认为：“这种经济交流不是一般的经济交流，西方对苏联经济的贡献充满政治意义和潜在的军事意义。”〔14〕然而，就经济关系能否牵制苏联，使之更为合作这一问题，政府内部仍然存在很大分歧。卡特前期，“国务卿万斯和其他国务院官员常常倡导与苏联的合作，而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们则普遍主张对苏挑战”。〔15〕后者认为：“更多的，而不是较少严厉的美国出口限制将会引导克里姆林宫的执政者们改善他们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强硬政策，并放松他们的移民限制。”〔16〕正当美国政府内部就与苏联合作还是向苏联挑战而争论不休之时，1979年12月底，苏联公然入侵阿富汗。这证明了诱导式经济外交未达到其“软化”苏联政策的既定目标。伴随着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这种对苏经济武器的运用政策逐渐让位于以经济制裁为手段的高压式经济外交。
二、高压式经济外交阶段（卡特政府后期至里根第一任期：1980年至1984年）
卡特政府后期，面对苏联日益强化的扩张行径，深感缓和政策的软弱无力，为扭转与苏争霸的不利局面，卡特政府终于被迫再次调整对苏外交政策。1980年1月23日，卡特发表国情讲话，宣称， “外部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一切尝试都将被视为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进攻。美国将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军事力量在内打退这种进攻。 ”〔17 〕这就是象征着美国对苏政策从软弱的缓和转向强硬的对抗的“卡特主义”。“卡特主义”的出笼，意味着美苏争霸开始又趋激烈。美国政府断然抛弃了诱导式经济外交，转而推行对苏高压式经济外交。这主要表现在美国采取的对苏经济制裁上。
1980年1月4日，卡特总统宣布对苏实行经济制裁，其措施如下：①实行粮食禁运。声明除1975年协定规定提供的800万吨粮食以外， 美国将不交付苏联另外从美订购的1700万吨粮食。②宣布禁止向苏联出口所有高技术产品，冻结价值为1.55亿美元的对苏出口高级技术项目的申请，并拒绝批准今后几年内向苏出口计算机等高级技术的出口许可证。③进行信贷抵制，在卡特政府的努力下，西方盟国同意不向苏提供优惠的政府信贷。④减少苏联在美国海域的渔业利益。
随着这种经济制裁政策的推行，美苏贸易额大幅度下降，从1979年的近45亿美元跌至1980年的20亿美元，两国关系亦日趋紧张。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1981年1月，里根就任总统。 他上台后，强调重整军备，以实力求和平，对苏推行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
1981年12月29日，借口苏联授意波兰实行戒严法，里根宣布对苏制裁，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推迟美苏长期谷物协定谈判；②宣布对苏实行石油和天然气设备禁运；③促使西方盟国提高对苏贷款利率，并要求各国控制民间贷款和成立协商机构；……
更有甚者，1982年6月18日，美国不顾西欧的反对， 单方面宣布扩大对苏制裁范围，将1981年11月宣布的不准美国公司对苏出口石油、天然气设备的禁令，扩大到在国外的美国子公司以及持有美国公司许可证、使用美国专利生产的外国公司。里根政府声称，这些公司如不服从禁令，美国有权对其实行制裁。可见，在这一时期，里根的对苏制裁态度更为坚决，措施更加强硬，以至于苏联塔斯社谴责里根正努力“将世界拉回到黑暗的冷战时代”。〔18〕
卡特和里根对苏实施高压式经济外交，主要出于以下目的：
首先，通过制裁，抑制苏联扩张行为。卡特宣称，苏联要为侵略阿富汗付出实际代价，美必须对之实行经济惩罚。里根政府期望，“对苏施加经济压力……以便能强迫苏联领导人削减军事费用，并逐渐缓和他们在世界上的行为，尤其在波兰和阿富汗问题上。”〔19〕美国政府相信经济制裁是能够发挥效用的，因为“苏联与它的欧洲卫星国正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由于这种经济处境，它需要从西方获得经济援助”。〔20〕
其次，通过制裁，加剧苏联国内经济困境，削弱他们维持强大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迫使苏联在军用开支与民用开支之间作出比较艰难的选择。美国政府强调：“即使西方不采取任何行动加剧苏联在大炮与黄油问题上陷入困境，也不应当缓和这种困境。”〔21〕
再次，通过制裁，截断对苏联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物资与技术出口。国防部部长温伯格强调说：“苏联进行了大规模、系统的努力以从西方获取先进技术，其目的在于加强苏联军事力量。”〔22〕因此，经济制裁，尤其是对苏联的技术出口限制，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迟滞苏联的技术发展，从而削弱它的军事力量。
最后，对苏联进行经济制裁，也是美国限制西欧、日本发展与苏联经济关系的手段之一。70年代以来，西欧、日本与苏联及东欧的经济关系获得长足发展，例如，“法国、德国与意大利机器出口的20%—30%被运往经互会国家”，〔23〕这无疑极不利于美国对苏经济武器的运用，美国人对此非常不满。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日之间在经贸问题上产生一系列严重摩擦，因此，美国力图通过制裁苏联，也向西欧、日本施压，以巩固自身的世界经济强国地位。
高压式经济外交的经济制裁手段给苏联在粮食、科技、信贷等方面造成不小的压力，使本来就比较脆弱的苏联经济处于更为困难的境地，但它却无法从根本上压垮苏联。经济制裁后，苏联并未从阿富汗撤军，而西方盟国内部却日趋分裂。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便要求西方盟国共同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然而，西欧不但不响应美国的做法，反而同苏联增加了贸易。1980年，联邦德国同苏联的贸易额扩大37%，达到89亿美元，法国同苏联贸易增加44%，达58亿美元。美国对此极为不满，双方在天然气管道设备问题上爆发了激烈争吵。1981年，西欧决定向苏联提供上述设备，并提供贷款，以换取苏联天然气。美国认为这将增强西欧对苏的依赖程度，坚决反对，遭到西欧拒绝。为此，1982年6月18日，美国单方面宣布扩大制裁范围， 将制裁矛头对准了某些西欧公司，这一决定严重损害了西欧的利益，大大激怒了他们，纷纷采取行动抗议美国的行径。法国公然无视美国禁令，命令某公司向苏联提交三台天然气压气机；甚至“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这位同里根哲学思想一致的盟友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地指责美国的政策。在就里根对英国公司的制裁发生争执的高潮时刻，她说：‘我们感到被一个朋友深深伤害了。’”〔24〕可见，经济制裁使盟国内部的分裂加剧了。
高压式经济外交在截断流向苏联的先进技术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很明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技术扩散趋势的不可逆转。战后初期，美国在世界上具有科学技术方面杰出的领先地位，1948年“美国获得的专利几乎是所有其他国家的20倍”，〔25〕这使美国在当时可垄断出口控制政策。而到了80年代，西欧、日本的技术力量日益增强，在1988年，“美国获得的专利只是其他国家的一倍和一倍半”。〔26〕这使美国对苏技术控制受到严峻挑战。苏联往往可以避开美国的控制，从其他国家得到类似技术。因而，对苏严厉的出口控制不仅未起到十分有效的作用，反而让其他国家抢走了美国的技术市场。
此外，高压式经济外交也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仅粮食禁运而言，资料表明：“1980年至1981年的谷物禁运使美国损失了大约115 亿美元，310000个工作，31亿美元的个人收入……”〔27〕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高压式经济外交的局限性与不良后果，开始重新调整对苏经济政策，从而将对苏外交中经济武器的运用推进到一个更为成熟，也更具威胁性的阶段——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阶段。
三、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阶段（里根第二任期至苏联解体：1985年至1991年）
从高压式经济外交到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这种策略上的转变，是在美苏从对抗走向对话，双方关系再次缓和的基础上实现的。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提出了“新思维”，就苏联对外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他强调核时代苏美必须相互依存，主张苏美对话，减少对抗，尤其热衷于发展美苏经济关系。与此同时，里根的扩充军备政策与国内财政困难的矛盾日益突出，为摆脱这种困境，对苏缓和也成为美国的自身需要。然而，美国更希望乘苏联改革之机，利用缓和，促苏演变。曾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则露骨地指出：“整个苏联体制正处于变化不定的状态，我们应当同他们交往，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鼓励他们走上正确道路。”〔28〕显然，美国企图引导苏联重新回到西方怀抱。所以，在对苏联施加政治、军事压力的同时，它还运用经济武器，对苏推行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
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不仅仅是美国适应新形势，改变对苏策略的反映，也是美国政府对诱导式经济外交和高压式经济外交进行反思的结果。鉴于高压式经济外交所带来的不良后果，1988年1月，里根明确提出， 美国对外政策将“少使用经济制裁措施”。〔29〕与此同时，从70年代诱导式经济外交未能软化苏联政策的教训出发，美国政府又认为，盲目发展与苏经济关系，希望以此换取苏联克制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而强调：“我们决不应使自己一心一意去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以致对破坏稳定关系基础的行径视而不见。”〔30〕总之，自里根第二任期开始，使用诱压相结合的经济外交成为这一时期经济武器在对苏外交中运用的一大特色。
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在对苏经济政策上的反映，则是经济关系的不断松动：延长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协定；举行副部长级贸易会谈；重组美苏商业委员会……到1989年，美苏双方贸易额增至55亿美元。
然而，与先前的美国对苏经济政策一样，在这一时期，政治目标仍是第一位的。美苏“贸易和经济关系的任何加强都取决于美国官员所说的苏联‘表现’良好”。〔31〕所不同的是，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所企望达到的政治目标，与前两个经济外交阶段相比，更具有深刻性、彻底性。布什总统的“超越遏制战略”政策对此作了最充分的阐述。1989年5月，布什总统推出了他的“超越遏制战略”，公开提出， “美国现在的目标远不仅仅是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我们所谋求的是苏联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西方应当鼓励苏联朝着一个开放社会的方向演进”。〔32〕由此可知，促苏演变已成为布什时期对苏政策的指导性方针，而运用经济武器，对苏推行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则是美国实现“超越遏制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主要体现为：利用经济援助这一诱饵，压迫苏联不断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退却，最终推动了苏联的和平演变进程。
1990年前后，苏联经济陷于十分严重的危机之中。国民收入增长率大幅度滑坡；1990年为－3%；谷物产量锐减，物资奇缺， 通货膨胀年平均率为86%，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迫于苏联日益严峻的经济困境，从1989年起，戈尔巴乔夫就开始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政府则趁机向苏联施加压力，提出了向苏联实施援助的必要条件：①苏联必须削减其庞大的军事力量，以减少苏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②苏联必须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推向深化。对于这一点，布什强调，在能证明提供经济援助是正确的之前，“那里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市场改革、各种改革”。贝克则进一步挑明道：“直到有迹象表明苏联已经进行了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华盛顿才会不再阻止对苏联的经济援助。”〔33〕美国力图以此使苏联走上“自由化道路”。③苏联必须改变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压制政策。美国政府以为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促苏演变的重要力量，因而对他们给予有力的支持。1990年7月， 当时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向美保证“不压制合法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刚刚起步的资本主义”。〔34〕。此后，布什同意了美国向苏联提供有限援助的一揽子计划。④强调“苏联的前途由苏联人民以和平方式并且本着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原则自己决定”。〔35〕要求苏联必须尊重并给予各加盟共和国所要求的自主权。⑤苏联必须彻底放弃对古巴等国政权的支持。
从以上内容来看，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更着眼于苏联整个体制的变化。同时，它也比以前的两种经济外交手段更为谨慎，一个最为明显的例证便是：布什极少将对苏援助计划付诸实施，即口惠而实不至。总之，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都更具有渗透性：美国尽力通过它使自己的价值观念、利益要求渗透到苏联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
美国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政策运用的结果，加速了苏联演变与解体的进程。
注释：
〔1〕丹·考德威尔著：《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版，第31页。
〔2 〕詹姆斯·利比：《美俄经济关系：问题与参考通论》（Libbey,James K.,American—Russian Economic Relations:a Survey of Issues and Reference），加利福尼亚1989年版，第98页。
〔3〕菲利普·富尼吉洛：《冷战时期的美苏贸易》（Funigiello,Philip J.,American—Soviet Trade in the Cold War）， 北卡罗莱纳1988年版，第177页。
〔4〕詹姆斯·利比：《美俄经济关系》，第107页。
〔5 〕加利·伯奇：《国家安全和技术转让：东西方贸易的战略性》（Bertsch, Gary K. , National Security and TechnologyTransfer: the Strategic Dimensions of East-West Trade）， 科罗拉多1983年版，第67页。
〔6〕《美国与东欧国家及苏联贸易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载美国《国务院公报》1966年5月30日，第846页。转引自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第57页。
〔7〕詹姆斯·利比：《美俄经济关系》，第99页。
〔8 〕〔美〕当代问题研究所编：《论美国在缓和后世界中的新作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2页。
〔9〕《论美国在缓和后世界中的新作用》，第15页。
〔10〕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页。
〔11〕沃伦·纳特：《基辛格的总构想》，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6页。
〔12〕菲利普·富尼吉洛：《冷战时期的美苏贸易》，第181页。
〔13〕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83页。
〔14〕《论美国在缓和后世界中的新作用》，第14页。
〔15〕詹姆斯·利比：《美俄经济关系》，第111页。
〔16〕菲利普·富尼吉洛：《冷战时期的美苏贸易》，第190页。
〔17〕《纽约时报》，1980年1月24日文章。
〔18〕菲利普·富尼吉洛：《冷战时期的美苏贸易》，第198页。
〔19 〕尼什·加姆高奇主编：《美苏关系中相互受益的方面》（Nish Jamgotch, Jr. ed., Sector of Mutual Benefit in U. S. ——Soviet Relations），北卡罗米纳1985年版，第36页。
〔20〕菲利普·富尼吉洛：《冷战时期的美苏贸易》，第209页。
〔21〕《金融时报》，1983年1月10日文章。
〔22 〕尼什·加姆高奇主编：《美苏关系中相互受益的方面》， 第40页。
〔23〕尼什·加姆高奇主编：《美苏关系中相互受益的方面》，第31—32页。
〔24〕《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2年12月20日文章。
〔25〕加利·伯奇主编：《出口控制的演变：前景、问题和展望》（Bertsch,Gary.ed.,Export Controls in Transition: Perspectives,Problems and Prospects），北卡罗来纳1992年版，第301页。
〔26〕加利·伯奇：《出口控制的演变：前景、问题和展望》，第301页。
〔27〕尼什·加姆高奇主编：《美苏关系中相互受益的方面》，第32页。
〔28〕《巴尔的摩太阳报》，1987年8月30日文章。
〔29〕里根1988年1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30〕美联社华盛顿1985年1月31日英文电。
〔31〕法新社华盛顿1985年11月17日英文电。
〔32〕《纽约时报》，1989年5月13日文章。
〔33〕法新社华盛顿1990年6月29日英文电。
〔34〕美联社华盛顿1990年9月4日英文电。
〔35〕美联社华盛顿1990年9月4日英文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3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5年06期第2-9页
【作者简介】茹莹，1969年生，现为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
一、诱导式经济外交阶段（尼克松至卡特中期：1969年至1979年）
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一改战后以来对美苏经济关系的冷漠态度，转而推行以发展经济关系为诱饵、牵制苏联内外政策的诱导式经济外交。
当时，与战后初期相比，美国实力相对衰落，而西欧、日本力量加强，尤其是苏联获得很大发展，给美国带来更大威胁。对于战后以来的全球扩张战略，美国已深感力不从心。在这种困境下，尼克松政府就美国政策作出战略调整，主张战略收缩的“尼克松主义”出笼了。“尼克松主义”主张对苏缓和，企图通过改善美苏关系，以实现换取苏联的自我约束与让步，达到巩固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目的。与此同时，苏联也企望通过缓和得到西方的技术和资金，并力图以此麻痹西方，加速发展自己的力量。美国对于缓和的需求，促使双方关系从对抗转向对话。正是在这种缓和的气氛下，给了美国从经济上、从意识形态上影响苏联的机会。诱导式经济外交开始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苏政策中的重要内容。
诱导式经济外交体现在美国的对苏经济政策上，首先是发展与苏联的经济关系。70年代以前，美苏经济关系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尤其与苏联同西欧国家的经济关系相比，更是如此。以1969年为例，苏联同美、英、西德、法、意各国贸易额分别为161.0；706.4；741.0；470.3 ； 531.3（百万美元）。〔2〕相差非常悬殊，这与美国世界贸易大国的身份是很不相符的。尼克松上台后，致力于改善同苏联的经济关系。1972年5月，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 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议时， 就“美国与苏联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其中第7 条规定：“美国和苏联认为商业及经济的联系是加强两国之间双边关系的重要而必需的因素。”〔3〕此后，美苏经济关系有了很大进展：1972年7月8日， 美苏签订了苏在三年内向美购买7.5亿美元的粮食协定，美向苏提供5亿美元贷款；7月14日，苏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签订一项科技合作协议， 交易额达30亿美元；7月28日，美苏在莫斯科签订科技合作协定议定书， 规定两国在能源、电子计算机、农业等六个研究领域进行合作；12月，两国签订相互提供贷款协定……总之，尼克松政府放松了对苏联的多种限制，无论在贷款、粮食买卖，还是在转让先进技术以及出售机器设备等方面，都获得了战后以来最大的发展。其中一个最为明显的表现便是贸易额的不断上升：1972年美苏贸易额仅为6.38亿美元，而到1979年，则上升为44.77亿美元。〔4〕可见，到卡特政府中期，美苏经济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然而，发展对苏经济关系，不过是美国推行对苏诱导式经济外交，达到其政治目的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政策制订人认为，苏联经济在60年代已陷入困境，迫切需要西方的投资与技术，因而“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自从50年代后期，苏联就已开始寻求同西方扩大贸易作为获得现代技术和资本的捷径”。〔5〕由此，美国政府确信， 利用苏联的这一迫切要求，通过扩大同苏联的经济贸易关系，使苏联逐渐纳入西方的经济范围内，加深苏联对西方的依赖程度，可以达到牵制苏联，软化其内外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的目的。从而在美苏之间建立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促进美国的全球目标。
对于这一点，美国政府并不讳言，早在约翰逊总统时期，就已提出“在同共产党国家的关系中更加积极地利用贸易安排作为政治手段的时机已经成熟”，〔6 〕强调“密切的贸易关系……能够使共产主义国家的国内发展和对外政策沿着我们所期望的目标前进，促进世界和平”。〔7〕而到了70年代， 约翰逊的这种思想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挥并被付诸实施。基辛格曾声明：“久而久之，贸易和投资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苏联制度的自给自足倾向，促使苏联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渐地联系起来，和造成某种程度的相互依赖，从而对政治平衡增加一个稳定因素。”〔8〕“我们把它（美苏经济关系——作者注）当作一种工具， 来推动人们（苏联——作者注）实行比较温和的外交政策或加强其温和的方针，并奖励负责的国际行为，”〔9〕尼克松更为明确地指出， 虽然只凭这种经济上的关系并不能防止美苏间的对抗和竞争，但是“当苏联人企图在国际上从事冒险的时候，他们至少总得把这些关系列入总的损益表上权衡一下”。〔10〕这意味着，扩大对苏经济关系，苏联对美的经济依赖愈深，美苏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促进美苏经济关系，不仅不会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还会增加美国的安全。对于以尼克松、基辛格为代表的这种经济外交思想，沃伦·纳特在他的《基辛格的总构想》一书中作了清晰的阐述：“应该让苏联这个处在驯良过程中的不守规矩的国家看到，可以从最终形成的关系网中获得很大好处，应该利用它担心失去这种好处的心理，诱导它按照大家同意的国际行为准则行事。”〔11〕看来，美国的意图在于以经济关系作为实现其全球目标的有力武器。
诱导式经济外交利用经济关系和作为牵制苏联政策的工具，并非仅仅以鼓励的方式进行，在对苏“诱导”的同时，也施加一些压力。尼克松曾强调：“贸易应跟随政治的进步，而不是领先于它。”〔12〕最能反映美国对苏诱导式经济外交实质的代表性事例如下：
其一，将苏联对北越的态度与扩大对苏贸易连在一起。当基辛格赴莫斯科为1972年的最高级会谈作最后安排时，尼克松指示他说：“把越南战争问题放在首位。在苏联人自己明确地保证愿意帮助结束这场战争以前，拒绝讨论他们想要讨论的任何问题，特别是他们那么渴望要讨论的贸易协定问题。”〔13〕可见，苏联若想同美国达成贸易协定，首先必须在越南问题上作出让步。
其二，利用经济关系为诱饵，换取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的让步。1972年5月，尼克松提出了在贸易、 信贷和武器削减问题进展之间的联系关系。他对列日涅夫强调，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将有助于他在国会中获得对扩大贸易关系政策的支持。由此，经济关系亦成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美向苏讨价还价的武器。
其三，将经济方面的进展同苏联的国内政策紧密相连。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规定不向那些限制其公民移居国外或对其公民移居国外课税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提供贷款，也不给这种国家以最惠国待遇。1975年，又通过史蒂文森修正案，把不经国会批准美国可向苏联提供的信贷的最高限额规定为3亿美元。 这两项修正案力图使苏联在移民政策上作出让步。此外，美国还打着保护“人权”的旗号，对苏联施压。1978年，作为对苏联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抗议”，卡特政府否决了对苏联塔斯社用于1980年夏季奥运会的一项斯派瑞通用电子计算机的出口许可证。尽管这种将经济与人权挂钩的做法在70年代颇为人所争议，然而，美国政府的上述行动已反映出美国干预苏联内政的意图。
总起来看，美国发展与苏联的经济关系，目的在于使美国在全球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
发展对苏经济关系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美苏缓和的进程。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这种做法遭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谴责。许多人认为，美苏经济关系的发展，使苏联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军事利益，这大大增强了苏联的力量，尤其是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西方国家向苏联出口技术以及与苏联进行技术合作，使苏联有可能运用获得的先进技术加强其军事力量，认为：“这种经济交流不是一般的经济交流，西方对苏联经济的贡献充满政治意义和潜在的军事意义。”〔14〕然而，就经济关系能否牵制苏联，使之更为合作这一问题，政府内部仍然存在很大分歧。卡特前期，“国务卿万斯和其他国务院官员常常倡导与苏联的合作，而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们则普遍主张对苏挑战”。〔15〕后者认为：“更多的，而不是较少严厉的美国出口限制将会引导克里姆林宫的执政者们改善他们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强硬政策，并放松他们的移民限制。”〔16〕正当美国政府内部就与苏联合作还是向苏联挑战而争论不休之时，1979年12月底，苏联公然入侵阿富汗。这证明了诱导式经济外交未达到其“软化”苏联政策的既定目标。伴随着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这种对苏经济武器的运用政策逐渐让位于以经济制裁为手段的高压式经济外交。
二、高压式经济外交阶段（卡特政府后期至里根第一任期：1980年至1984年）
卡特政府后期，面对苏联日益强化的扩张行径，深感缓和政策的软弱无力，为扭转与苏争霸的不利局面，卡特政府终于被迫再次调整对苏外交政策。1980年1月23日，卡特发表国情讲话，宣称， “外部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一切尝试都将被视为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进攻。美国将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军事力量在内打退这种进攻。 ”〔17 〕这就是象征着美国对苏政策从软弱的缓和转向强硬的对抗的“卡特主义”。“卡特主义”的出笼，意味着美苏争霸开始又趋激烈。美国政府断然抛弃了诱导式经济外交，转而推行对苏高压式经济外交。这主要表现在美国采取的对苏经济制裁上。
1980年1月4日，卡特总统宣布对苏实行经济制裁，其措施如下：①实行粮食禁运。声明除1975年协定规定提供的800万吨粮食以外， 美国将不交付苏联另外从美订购的1700万吨粮食。②宣布禁止向苏联出口所有高技术产品，冻结价值为1.55亿美元的对苏出口高级技术项目的申请，并拒绝批准今后几年内向苏出口计算机等高级技术的出口许可证。③进行信贷抵制，在卡特政府的努力下，西方盟国同意不向苏提供优惠的政府信贷。④减少苏联在美国海域的渔业利益。
随着这种经济制裁政策的推行，美苏贸易额大幅度下降，从1979年的近45亿美元跌至1980年的20亿美元，两国关系亦日趋紧张。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1981年1月，里根就任总统。 他上台后，强调重整军备，以实力求和平，对苏推行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
1981年12月29日，借口苏联授意波兰实行戒严法，里根宣布对苏制裁，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推迟美苏长期谷物协定谈判；②宣布对苏实行石油和天然气设备禁运；③促使西方盟国提高对苏贷款利率，并要求各国控制民间贷款和成立协商机构；……
更有甚者，1982年6月18日，美国不顾西欧的反对， 单方面宣布扩大对苏制裁范围，将1981年11月宣布的不准美国公司对苏出口石油、天然气设备的禁令，扩大到在国外的美国子公司以及持有美国公司许可证、使用美国专利生产的外国公司。里根政府声称，这些公司如不服从禁令，美国有权对其实行制裁。可见，在这一时期，里根的对苏制裁态度更为坚决，措施更加强硬，以至于苏联塔斯社谴责里根正努力“将世界拉回到黑暗的冷战时代”。〔18〕
卡特和里根对苏实施高压式经济外交，主要出于以下目的：
首先，通过制裁，抑制苏联扩张行为。卡特宣称，苏联要为侵略阿富汗付出实际代价，美必须对之实行经济惩罚。里根政府期望，“对苏施加经济压力……以便能强迫苏联领导人削减军事费用，并逐渐缓和他们在世界上的行为，尤其在波兰和阿富汗问题上。”〔19〕美国政府相信经济制裁是能够发挥效用的，因为“苏联与它的欧洲卫星国正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由于这种经济处境，它需要从西方获得经济援助”。〔20〕
其次，通过制裁，加剧苏联国内经济困境，削弱他们维持强大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迫使苏联在军用开支与民用开支之间作出比较艰难的选择。美国政府强调：“即使西方不采取任何行动加剧苏联在大炮与黄油问题上陷入困境，也不应当缓和这种困境。”〔21〕
再次，通过制裁，截断对苏联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物资与技术出口。国防部部长温伯格强调说：“苏联进行了大规模、系统的努力以从西方获取先进技术，其目的在于加强苏联军事力量。”〔22〕因此，经济制裁，尤其是对苏联的技术出口限制，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迟滞苏联的技术发展，从而削弱它的军事力量。
最后，对苏联进行经济制裁，也是美国限制西欧、日本发展与苏联经济关系的手段之一。70年代以来，西欧、日本与苏联及东欧的经济关系获得长足发展，例如，“法国、德国与意大利机器出口的20%—30%被运往经互会国家”，〔23〕这无疑极不利于美国对苏经济武器的运用，美国人对此非常不满。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日之间在经贸问题上产生一系列严重摩擦，因此，美国力图通过制裁苏联，也向西欧、日本施压，以巩固自身的世界经济强国地位。
高压式经济外交的经济制裁手段给苏联在粮食、科技、信贷等方面造成不小的压力，使本来就比较脆弱的苏联经济处于更为困难的境地，但它却无法从根本上压垮苏联。经济制裁后，苏联并未从阿富汗撤军，而西方盟国内部却日趋分裂。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便要求西方盟国共同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然而，西欧不但不响应美国的做法，反而同苏联增加了贸易。1980年，联邦德国同苏联的贸易额扩大37%，达到89亿美元，法国同苏联贸易增加44%，达58亿美元。美国对此极为不满，双方在天然气管道设备问题上爆发了激烈争吵。1981年，西欧决定向苏联提供上述设备，并提供贷款，以换取苏联天然气。美国认为这将增强西欧对苏的依赖程度，坚决反对，遭到西欧拒绝。为此，1982年6月18日，美国单方面宣布扩大制裁范围， 将制裁矛头对准了某些西欧公司，这一决定严重损害了西欧的利益，大大激怒了他们，纷纷采取行动抗议美国的行径。法国公然无视美国禁令，命令某公司向苏联提交三台天然气压气机；甚至“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这位同里根哲学思想一致的盟友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地指责美国的政策。在就里根对英国公司的制裁发生争执的高潮时刻，她说：‘我们感到被一个朋友深深伤害了。’”〔24〕可见，经济制裁使盟国内部的分裂加剧了。
高压式经济外交在截断流向苏联的先进技术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很明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技术扩散趋势的不可逆转。战后初期，美国在世界上具有科学技术方面杰出的领先地位，1948年“美国获得的专利几乎是所有其他国家的20倍”，〔25〕这使美国在当时可垄断出口控制政策。而到了80年代，西欧、日本的技术力量日益增强，在1988年，“美国获得的专利只是其他国家的一倍和一倍半”。〔26〕这使美国对苏技术控制受到严峻挑战。苏联往往可以避开美国的控制，从其他国家得到类似技术。因而，对苏严厉的出口控制不仅未起到十分有效的作用，反而让其他国家抢走了美国的技术市场。
此外，高压式经济外交也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仅粮食禁运而言，资料表明：“1980年至1981年的谷物禁运使美国损失了大约115 亿美元，310000个工作，31亿美元的个人收入……”〔27〕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高压式经济外交的局限性与不良后果，开始重新调整对苏经济政策，从而将对苏外交中经济武器的运用推进到一个更为成熟，也更具威胁性的阶段——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阶段。
三、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阶段（里根第二任期至苏联解体：1985年至1991年）
从高压式经济外交到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这种策略上的转变，是在美苏从对抗走向对话，双方关系再次缓和的基础上实现的。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提出了“新思维”，就苏联对外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他强调核时代苏美必须相互依存，主张苏美对话，减少对抗，尤其热衷于发展美苏经济关系。与此同时，里根的扩充军备政策与国内财政困难的矛盾日益突出，为摆脱这种困境，对苏缓和也成为美国的自身需要。然而，美国更希望乘苏联改革之机，利用缓和，促苏演变。曾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则露骨地指出：“整个苏联体制正处于变化不定的状态，我们应当同他们交往，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鼓励他们走上正确道路。”〔28〕显然，美国企图引导苏联重新回到西方怀抱。所以，在对苏联施加政治、军事压力的同时，它还运用经济武器，对苏推行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
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不仅仅是美国适应新形势，改变对苏策略的反映，也是美国政府对诱导式经济外交和高压式经济外交进行反思的结果。鉴于高压式经济外交所带来的不良后果，1988年1月，里根明确提出， 美国对外政策将“少使用经济制裁措施”。〔29〕与此同时，从70年代诱导式经济外交未能软化苏联政策的教训出发，美国政府又认为，盲目发展与苏经济关系，希望以此换取苏联克制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而强调：“我们决不应使自己一心一意去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以致对破坏稳定关系基础的行径视而不见。”〔30〕总之，自里根第二任期开始，使用诱压相结合的经济外交成为这一时期经济武器在对苏外交中运用的一大特色。
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在对苏经济政策上的反映，则是经济关系的不断松动：延长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协定；举行副部长级贸易会谈；重组美苏商业委员会……到1989年，美苏双方贸易额增至55亿美元。
然而，与先前的美国对苏经济政策一样，在这一时期，政治目标仍是第一位的。美苏“贸易和经济关系的任何加强都取决于美国官员所说的苏联‘表现’良好”。〔31〕所不同的是，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所企望达到的政治目标，与前两个经济外交阶段相比，更具有深刻性、彻底性。布什总统的“超越遏制战略”政策对此作了最充分的阐述。1989年5月，布什总统推出了他的“超越遏制战略”，公开提出， “美国现在的目标远不仅仅是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我们所谋求的是苏联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西方应当鼓励苏联朝着一个开放社会的方向演进”。〔32〕由此可知，促苏演变已成为布什时期对苏政策的指导性方针，而运用经济武器，对苏推行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则是美国实现“超越遏制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主要体现为：利用经济援助这一诱饵，压迫苏联不断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退却，最终推动了苏联的和平演变进程。
1990年前后，苏联经济陷于十分严重的危机之中。国民收入增长率大幅度滑坡；1990年为－3%；谷物产量锐减，物资奇缺， 通货膨胀年平均率为86%，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迫于苏联日益严峻的经济困境，从1989年起，戈尔巴乔夫就开始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政府则趁机向苏联施加压力，提出了向苏联实施援助的必要条件：①苏联必须削减其庞大的军事力量，以减少苏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②苏联必须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推向深化。对于这一点，布什强调，在能证明提供经济援助是正确的之前，“那里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市场改革、各种改革”。贝克则进一步挑明道：“直到有迹象表明苏联已经进行了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华盛顿才会不再阻止对苏联的经济援助。”〔33〕美国力图以此使苏联走上“自由化道路”。③苏联必须改变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压制政策。美国政府以为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促苏演变的重要力量，因而对他们给予有力的支持。1990年7月， 当时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向美保证“不压制合法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刚刚起步的资本主义”。〔34〕。此后，布什同意了美国向苏联提供有限援助的一揽子计划。④强调“苏联的前途由苏联人民以和平方式并且本着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原则自己决定”。〔35〕要求苏联必须尊重并给予各加盟共和国所要求的自主权。⑤苏联必须彻底放弃对古巴等国政权的支持。
从以上内容来看，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更着眼于苏联整个体制的变化。同时，它也比以前的两种经济外交手段更为谨慎，一个最为明显的例证便是：布什极少将对苏援助计划付诸实施，即口惠而实不至。总之，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都更具有渗透性：美国尽力通过它使自己的价值观念、利益要求渗透到苏联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
美国诱压结合式经济外交政策运用的结果，加速了苏联演变与解体的进程。
注释：
〔1〕丹·考德威尔著：《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版，第31页。
〔2 〕詹姆斯·利比：《美俄经济关系：问题与参考通论》（Libbey,James K.,American—Russian Economic Relations:a Survey of Issues and Reference），加利福尼亚1989年版，第98页。
〔3〕菲利普·富尼吉洛：《冷战时期的美苏贸易》（Funigiello,Philip J.,American—Soviet Trade in the Cold War）， 北卡罗莱纳1988年版，第177页。
〔4〕詹姆斯·利比：《美俄经济关系》，第107页。
〔5 〕加利·伯奇：《国家安全和技术转让：东西方贸易的战略性》（Bertsch, Gary K. , National Security and TechnologyTransfer: the Strategic Dimensions of East-West Trade）， 科罗拉多1983年版，第67页。
〔6〕《美国与东欧国家及苏联贸易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载美国《国务院公报》1966年5月30日，第846页。转引自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第57页。
〔7〕詹姆斯·利比：《美俄经济关系》，第99页。
〔8 〕〔美〕当代问题研究所编：《论美国在缓和后世界中的新作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2页。
〔9〕《论美国在缓和后世界中的新作用》，第15页。
〔10〕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页。
〔11〕沃伦·纳特：《基辛格的总构想》，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6页。
〔12〕菲利普·富尼吉洛：《冷战时期的美苏贸易》，第181页。
〔13〕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83页。
〔14〕《论美国在缓和后世界中的新作用》，第14页。
〔15〕詹姆斯·利比：《美俄经济关系》，第111页。
〔16〕菲利普·富尼吉洛：《冷战时期的美苏贸易》，第190页。
〔17〕《纽约时报》，1980年1月24日文章。
〔18〕菲利普·富尼吉洛：《冷战时期的美苏贸易》，第198页。
〔19 〕尼什·加姆高奇主编：《美苏关系中相互受益的方面》（Nish Jamgotch, Jr. ed., Sector of Mutual Benefit in U. S. ——Soviet Relations），北卡罗米纳1985年版，第36页。
〔20〕菲利普·富尼吉洛：《冷战时期的美苏贸易》，第209页。
〔21〕《金融时报》，1983年1月10日文章。
〔22 〕尼什·加姆高奇主编：《美苏关系中相互受益的方面》， 第40页。
〔23〕尼什·加姆高奇主编：《美苏关系中相互受益的方面》，第31—32页。
〔24〕《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2年12月20日文章。
〔25〕加利·伯奇主编：《出口控制的演变：前景、问题和展望》（Bertsch,Gary.ed.,Export Controls in Transition: Perspectives,Problems and Prospects），北卡罗来纳1992年版，第301页。
〔26〕加利·伯奇：《出口控制的演变：前景、问题和展望》，第301页。
〔27〕尼什·加姆高奇主编：《美苏关系中相互受益的方面》，第32页。
〔28〕《巴尔的摩太阳报》，1987年8月30日文章。
〔29〕里根1988年1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30〕美联社华盛顿1985年1月31日英文电。
〔31〕法新社华盛顿1985年11月17日英文电。
〔32〕《纽约时报》，1989年5月13日文章。
〔33〕法新社华盛顿1990年6月29日英文电。
〔34〕美联社华盛顿1990年9月4日英文电。
〔35〕美联社华盛顿1990年9月4日英文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