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9世纪前半期德国的古典史学及其影响
晏绍祥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2期
【原文出处】《高师函授学刊》(武汉)1995年04期第18-21页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期，是近代德国资产阶级的科学历史学产生并达到初步繁荣的时期。在此期间，尼布尔、沃尔夫、博克等人把历史学从训诂学、神学与哲学的从属学科提高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率先在大学中开设了历史专业课程与高级研究课程，为培养专业历史研究人员开了一条新路。而所有这些变化，首先发生于古代希腊、罗马史领域，因而比较全面地评述19世纪前期德国古史研究的成果，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1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学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中经启蒙运动而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很难说存在真正的历史研究，所以长期以来，历史学只是哲学与神学等的辅助学科，缺少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培养专业人才的体系。其原因正如英国历史家古奇指出那样，一是对史料缺少批判精神，迷信史料而缺少辨伪的方法和技术。博学派的史学就是如此。二是忽视史料，以理论的构想来代替材料的积累，史料只是其政治、哲学观点的注脚。启蒙运动的史学就属此类。三是在大学中缺少正规的历史教育，学者们虽然认为历史对君王的教育必不可少，可在19世纪以前，大学中开设专门历史课程的寥寥无几；有些大学虽设置了历史教授的讲席，但缺少明确的任职资格要求，有些担任历史教授的人从来不去或很少去讲课。就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来说，情况尤其如此。19世纪以前产生的历史著作，大体上可分两类。一类是以转述古典作家的记述为主，对史料完全不加分析和甄别，如18世纪法国博学派史家提列蒙（1637—1698）16大卷的《基督教最初6个世纪的历史》， 不过是把古典作家关于这一或那一问题的记载拼凑在一起编成的，根本没有注意不同作家之间提法上的相互矛盾之处。另一类是以理论代替史料，如马基雅维利的《论提图斯·李维历史的前10卷》和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不由使人想起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罗马史的史实成为他们阐述政治理想的注脚，也不能称为真正的历史研究。吉本和温克尔曼可以说是两个较特殊的例子，他们的著作可以视为某种程度的研究，但毕竟未得到历史学界的公认，真正给历史学带来革命性变革的是德国学者沃尔夫和尼布尔。
沃尔夫年仅24岁时就担任了哈勒大学教授。他第一个试图把有关古代世界的知识提高到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地位，以求得有关古代世界的整体印象。1795年他出版了《荷马诗篇序论》。他充分运用古典作家们关于荷马史诗是历经几个世纪才达到其最后形式的结论，汲取了罗伯特·武德和维瓦松等人的研究成果，系统地分析了荷马史诗的作者、内部统一性、口传传统及写定年代等问题，认为从根本上说，史诗是由民间口传的，在不同时期完成了不同部分，直到公元前6 世纪时才在雅典被编纂成书，并经过了后人的校订。
沃尔夫的观点本身并不新鲜，但他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与前人不同。他的著作本质上是训诂文学的，但他不仅仅从训诂学的角度看问题，而且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后者甚至更为重要。他全面分析了史诗产生时的语言环境与历史背景，把整个史诗当作一个历史问题来处理，奠定了后世所谓“荷马问题”的基础，并向人们证明：对古代的史料进行批判鉴别是可能的，历史家可通过不同史料层的对比，确实其与时代的关系，从而建立起真实的历史图景。正因如此，沃尔夫这本训诂学著作，成为科学历史学的奠基作之一。
对历史学发展影响更大的是尼布尔。古奇声称：“他把处于从属地位的史学提高为一门尊严的科学。”尼布尔本为丹麦人，但他长期为普鲁士政府工作，并曾在柏林大学、波恩大学主持古代史讲座，讲授希腊和罗马史。他最主要的著作是1812年初版、1831年修订再版的《罗马史》，所述内容起自传说中的王政时代，止于公元前3世纪末， 因作者早逝而成为未竟之作。
尼布尔运用丰富的古代与近代语言知识在罗马史领域中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在重建星期罗马史的过程中，他为历史学作出了两大贡献，一是对史料的批判使用，一是历史比较法的创立和运用。
尼布尔仔细研究了现存早期罗马史的资料，进行了大量资料整理工作。他认为，不可能存在根本不反映历史真实的史料；后世记载的口传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不同时期真实的历史事实写成的，因而带有一定的有关早期的信息。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把传说同真实的证据区别开来。在研究了罗马的传说后，他揭示出其中包含许多真实的史实。这些史实是通过歌谣、挽歌以及由祭司长保管的纪年史传递下来的。有些歌谣是互不关联的，有些则形成完整的一组，即所谓史诗。它在深刻与丰富多彩的想象力方面，远远胜过罗马后期所有的作品。高卢人的入侵并未完全毁灭罗马人的所有文献。
在找到这些线索后，他着手重建早期罗马的历史。在他看来，历史家的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史料，从现存史料中发现真实的信息；一是综合，即根据这些信息来重建历史。在勾勒早期罗马史图景时，由于史料严重不足，他广泛地运用了历史比较法。
尼布尔具有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统一性的思想。他认为，所有民族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经历过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因而可以相互比较。具体说来，尼布尔认为所有国家在纯粹歌谣时期与完全历史时期之间，都有一个半神话、半历史的时期。就希腊来讲，它指荷马时代；就罗马来看，它是王政时代，所以，历史家可以用荷马史诗的丰富材料来推测王政时代罗马的情况。尼布尔凭借他独有的才智，运用这一方法，基本上看清了早期罗马历史的基本轮廓。应该承认，尼布尔有关早期罗马史的图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基本上是正确的。后世史家在重述早期罗马史时，不过是在他奠定的基础上加以增删、润色和少量修正而已。
尼布尔的著作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围绕着他使用的方法和一些具体观点，学者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大多数人接受了他的方法。从此，欧洲学术界的风气大变，对史料的批判使用成为历史家的基本修养。正因如此，尼布尔成为近代所谓科学历史学的开山祖师。
2
从尼布尔开始，德国历史学获得了迅速发展，在古史研究中尤其如此，其中贡献突出者，有博克、穆勒、德罗伊曾等人。
博克是柏林大学教授，他对古史研究的贡献，不亚于兰克在近代欧洲史领域中所做的工作。他是第一个大量使用碑铭材料、第一个系统研究雅典经济的人，并以其在柏林大学成功的教学，培养出了大批第一流的古史研究人才。
15世纪以来，人们已注意到古代文物在说明历史中的作用，并着手收集、整理和出版古代的文物。但对碑铭作为史料，尤其是作为某一著作的主要史料，人们心存疑虑，因为赝品极多，而辨伪的方法很原始。博克是第一个认识到碑铭的意义并将其应用于历史研究的人。1815年他提议编写一部希腊语的铭文集，计划在4年内完成。 普鲁士科学院积极支持，拨出了专项经费。1825年《希腊碑铭集成》第一卷第一分册出版，3年后完成了第一卷。1843年第二卷出版；第三、 四卷由其门生基希霍夫、科修斯完成。全书包括大约10,000件铭文，按地区排列。这部著作对搜集有关希腊史的资料具有重大意义。它考订精细、评注规范、补缺精到，引起了一大批学者对它的注意，有力地推动了古史研究的发展。为了恢复原文，博克及其门生不得不对铭文的真伪进行考订，确定它们所属的历史时期，阐明铭文与铭文、铭文与古典著作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碑铭学的发展，奠定了它作为古典史学主要辅助学科之一的基础。
在编纂铭文集的过程中，博克还运用铭文，系统地研究了古典时代雅典的财政与经济。1817年他出版了他一生中最主要的著作《雅典国家经济》。博克以铭文为基础，深入研究了雅典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工资、生活必需品价格，经常性的和非常性的税收，高利贷利率，以及国家的收入、支出等，致力于从日常生活中看待雅典人和雅典国家。他指出：“希腊人尽管有他们完美的艺术与政治自由，但比一般想象的要更加不幸。甚至在他们的光荣时期，他们本身已产生了那些使他们遭受毁灭的种子。”因此有力地打击了学术界流行的把希腊人理想化的倾向，开拓了历史学的一个新领域——社会与经济史领域，把人们的眼光引向更广阔的社会。
1837年，博克出版了他另一部重要著作《古代度量衡》，致力于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的结合。他详细讨论了希腊、意大利、西西里、腓尼基与巴比伦的度量衡制度与货币，建立了比较计量学的体系，揭示了地中海各民族间的相互联系与文明的统一性。他还研究过雅典海军的性质与管理制度，成为希腊军事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博克从1810 年开始在柏林大学任教， 并一直在那里讲授各种课程56年之久，因而培养了大批学生。在他的门生中，最杰出的是奥特弗里德·穆勒和J·W·A·基希霍夫、德罗伊曾等。
穆勒著有《厄吉那史》，这是第一部研究单个希腊城邦的著作。该书叙述了厄吉那的历史地理、种族、宗教、海上实力、贸易与政治。《奥科美那斯》运用希腊神话学的材料，系统研究了它的起源、殖民、艺术和文化。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多里安人史》，在史学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古代希腊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部族，勾划出多里安人的一般特点，给后世编写综合性希腊史创造了条件。
德罗伊曾先在伯林大学任教，后转到基尔大学。他是普鲁士学派的一名主将，使他享誉欧洲的是他3卷的巨著《希腊化史》。 他充分运用尼布尔批判史学的成就，研究了希腊历史上最受忽视、也最为模糊不清的时期，即从亚历山大东征后到罗马征服地中海期间东地中海区的历史。德罗伊曾在精研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确定了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以“希腊化的（Hellenistic）”这一不同于“希腊（Hellenic ）”的词汇来称呼它，认为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在于希腊文化不断衰落、蜕化，并逐渐与东方文化融合。他阐述了希腊化各国之间的关系，勾划出主要政治家的特点。在这部著作出版以后，希腊历史便起了新的、质的变化。犹如吉本在古典世界和近代之间架起桥梁一样，德罗伊曾使古典希腊与罗马帝国联系了起来，并使这一时期东地中海区的历史变得可以理解。从那时起至今，希腊化世界就一直吸引着历史家的注意，大批的希腊史专家，如罗斯托夫采夫、沃尔班克、奥斯丁等人，均写有希腊化史的专著。
3
由于德国古史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它对欧洲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德国史学从此在欧洲取得了领先地位。德国古史研究的功绩，首先在于它给整个欧洲的古史研究以极大的推动。在法国，米什莱根据尼布尔的主要结论和方法，写出了2卷的《罗马史》。 在英国，罗马史的研究是从翻译、介绍和评价尼布尔著作开始的。桑沃尔和哈尔合作翻译了尼布尔《罗马史》；托马斯·亚诺尔还专程到波恩拜访过尼布尔，并模仿尼布尔的方法，编写了一部《罗马史》。古奇在评论这部著作时指出，该书关于王政时代的叙述，文笔是亚诺尔的，精神是尼布尔的，甚至连后者对歌谣的大胆假设也都被他接受过来。康沃尔·刘易斯为了反驳尼布尔，更深入地考察了早期罗马史的资料，坚持认为早期罗马史不可信。桑沃尔在其8卷本的《希腊史》中， 对希腊的传说与信史进行了区分；格罗特这位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家，则完全把神话摒除在历史之外。我们从他们这里不难看出尼布尔方法与观点对希腊史的影响。此外，博克、穆勒等人的著作也被译成英文出版，进一步扩大了德国史学在英国的影响。
在德国，尼布尔等的影响更为深远。虽然19世纪后期罗马史研究已取得巨大进展，蒙森的《罗马史》已基本取代尼布尔的著作，但追随尼布尔者仍大有人在。卡尔·彼得在其《罗马大事记》中，像尼布尔一样，接受传统作为追述宪法形式与发展的指导；伊纳的《高卢毁灭前的罗马史》关于早期罗马的叙述，带有明显的尼布尔色彩。19世纪后期德国最伟大、最博学的罗马史家的奥多·蒙森也认为，每一个历史家，只要他们是不辜负这个名字的，都是尼布尔的学生。
德国古史学家对历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领域是欧洲史和德国史。当时德国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尼布尔的影响。众所周知，近代史领域在19世纪是朗克学派的天下，而朗克本人只承认在他一生中有3位老师，即修昔底德、费希特和尼布尔。 朗克总是不厌其烦地表明他得益于尼布尔的方法，把尼布尔的半身塑像放在他书斋中极显眼的位置。有人甚至认为，朗克的所谓贡献，不过是把尼布尔的方法应用于近代史领域而已。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萨维尼宣称，尼布尔所开辟的道路，激励着许多人去做进一步的探索。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实非他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历史学家所能及。朗克最得意的门生之一魏茨声称，他所得益于尼布尔《罗马史》的比任何其他著作都多。普鲁士学派精神上的祖师达尔曼是从沃尔夫那里学到的史料批判方法。
在培养人才、增强学术研究的后劲方面，德国古史学家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尼布尔在柏林大学授课时，听众中不仅有大批学生，还有政府高级官员。博克、穆勒等人不仅是一流学者，而且是出色的老师。博克本人曾带出了大批弟子；穆勒的学生中包括恩斯特·科修斯等19世纪后期德国的著名古史学者。正是由于他们重视人才培养，才使德国古史学在19世纪后期继续在欧洲保持领先地位。
重视伦理教化，是德国古史学者的优良传统。尼布尔之所以选择罗马史作为他的研究重点，是因为他想从罗马的伟大中寻求振兴德意志民族之路，以激励青年一代奋起抵抗拿破仑，完成德国独立与统一的任务。博克之抨击雅典民主，无非是借此攻击法国大革命的某些原则。这种传统一直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普鲁士学派将其发展到极端，为德国军国主义张目，显然非尼布尔等人本意。
德国的古史研究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等创立唯物史观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们均熟知尼布尔、博克等人的著作，并在写作时经常引用他们的著作或对其加以批判。其中对恩格斯影响最大的当推尼尔布的《罗马史》。尼布尔认为，罗马人的历史发展同其他民族一样，在最初并不是什么父系家庭，而是氏族；国家组织是以氏族而不是家庭为基础。国家与氏族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领土来划分居民的。罗马国家与氏族制度之间的分水岭是塞尔维乌斯改革，改革后产生了罗马国家。美国学者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中，几乎全盘接受了尼布尔关于罗马氏族的观点。而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又是以摩尔根的著作为基础的，并充分运用了尼布尔的研究成果。我们从恩格斯有关国家与氏族之间的区别的论述，关于罗马王政时代特征及罗马早期平民、贵族斗争的论述，不难看出尼布尔的影响。当然，恩格斯在运用这些具体材料和观点时，作了必要的扬弃。但毫无疑问，唯物史观的最终形成，受到了德国古史研究成果一定程度的影响。^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2期
【原文出处】《高师函授学刊》(武汉)1995年04期第18-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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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学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中经启蒙运动而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很难说存在真正的历史研究，所以长期以来，历史学只是哲学与神学等的辅助学科，缺少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培养专业人才的体系。其原因正如英国历史家古奇指出那样，一是对史料缺少批判精神，迷信史料而缺少辨伪的方法和技术。博学派的史学就是如此。二是忽视史料，以理论的构想来代替材料的积累，史料只是其政治、哲学观点的注脚。启蒙运动的史学就属此类。三是在大学中缺少正规的历史教育，学者们虽然认为历史对君王的教育必不可少，可在19世纪以前，大学中开设专门历史课程的寥寥无几；有些大学虽设置了历史教授的讲席，但缺少明确的任职资格要求，有些担任历史教授的人从来不去或很少去讲课。就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来说，情况尤其如此。19世纪以前产生的历史著作，大体上可分两类。一类是以转述古典作家的记述为主，对史料完全不加分析和甄别，如18世纪法国博学派史家提列蒙（1637—1698）16大卷的《基督教最初6个世纪的历史》， 不过是把古典作家关于这一或那一问题的记载拼凑在一起编成的，根本没有注意不同作家之间提法上的相互矛盾之处。另一类是以理论代替史料，如马基雅维利的《论提图斯·李维历史的前10卷》和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不由使人想起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罗马史的史实成为他们阐述政治理想的注脚，也不能称为真正的历史研究。吉本和温克尔曼可以说是两个较特殊的例子，他们的著作可以视为某种程度的研究，但毕竟未得到历史学界的公认，真正给历史学带来革命性变革的是德国学者沃尔夫和尼布尔。
沃尔夫年仅24岁时就担任了哈勒大学教授。他第一个试图把有关古代世界的知识提高到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地位，以求得有关古代世界的整体印象。1795年他出版了《荷马诗篇序论》。他充分运用古典作家们关于荷马史诗是历经几个世纪才达到其最后形式的结论，汲取了罗伯特·武德和维瓦松等人的研究成果，系统地分析了荷马史诗的作者、内部统一性、口传传统及写定年代等问题，认为从根本上说，史诗是由民间口传的，在不同时期完成了不同部分，直到公元前6 世纪时才在雅典被编纂成书，并经过了后人的校订。
沃尔夫的观点本身并不新鲜，但他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与前人不同。他的著作本质上是训诂文学的，但他不仅仅从训诂学的角度看问题，而且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后者甚至更为重要。他全面分析了史诗产生时的语言环境与历史背景，把整个史诗当作一个历史问题来处理，奠定了后世所谓“荷马问题”的基础，并向人们证明：对古代的史料进行批判鉴别是可能的，历史家可通过不同史料层的对比，确实其与时代的关系，从而建立起真实的历史图景。正因如此，沃尔夫这本训诂学著作，成为科学历史学的奠基作之一。
对历史学发展影响更大的是尼布尔。古奇声称：“他把处于从属地位的史学提高为一门尊严的科学。”尼布尔本为丹麦人，但他长期为普鲁士政府工作，并曾在柏林大学、波恩大学主持古代史讲座，讲授希腊和罗马史。他最主要的著作是1812年初版、1831年修订再版的《罗马史》，所述内容起自传说中的王政时代，止于公元前3世纪末， 因作者早逝而成为未竟之作。
尼布尔运用丰富的古代与近代语言知识在罗马史领域中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在重建星期罗马史的过程中，他为历史学作出了两大贡献，一是对史料的批判使用，一是历史比较法的创立和运用。
尼布尔仔细研究了现存早期罗马史的资料，进行了大量资料整理工作。他认为，不可能存在根本不反映历史真实的史料；后世记载的口传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不同时期真实的历史事实写成的，因而带有一定的有关早期的信息。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把传说同真实的证据区别开来。在研究了罗马的传说后，他揭示出其中包含许多真实的史实。这些史实是通过歌谣、挽歌以及由祭司长保管的纪年史传递下来的。有些歌谣是互不关联的，有些则形成完整的一组，即所谓史诗。它在深刻与丰富多彩的想象力方面，远远胜过罗马后期所有的作品。高卢人的入侵并未完全毁灭罗马人的所有文献。
在找到这些线索后，他着手重建早期罗马的历史。在他看来，历史家的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史料，从现存史料中发现真实的信息；一是综合，即根据这些信息来重建历史。在勾勒早期罗马史图景时，由于史料严重不足，他广泛地运用了历史比较法。
尼布尔具有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统一性的思想。他认为，所有民族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经历过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因而可以相互比较。具体说来，尼布尔认为所有国家在纯粹歌谣时期与完全历史时期之间，都有一个半神话、半历史的时期。就希腊来讲，它指荷马时代；就罗马来看，它是王政时代，所以，历史家可以用荷马史诗的丰富材料来推测王政时代罗马的情况。尼布尔凭借他独有的才智，运用这一方法，基本上看清了早期罗马历史的基本轮廓。应该承认，尼布尔有关早期罗马史的图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基本上是正确的。后世史家在重述早期罗马史时，不过是在他奠定的基础上加以增删、润色和少量修正而已。
尼布尔的著作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围绕着他使用的方法和一些具体观点，学者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大多数人接受了他的方法。从此，欧洲学术界的风气大变，对史料的批判使用成为历史家的基本修养。正因如此，尼布尔成为近代所谓科学历史学的开山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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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尼布尔开始，德国历史学获得了迅速发展，在古史研究中尤其如此，其中贡献突出者，有博克、穆勒、德罗伊曾等人。
博克是柏林大学教授，他对古史研究的贡献，不亚于兰克在近代欧洲史领域中所做的工作。他是第一个大量使用碑铭材料、第一个系统研究雅典经济的人，并以其在柏林大学成功的教学，培养出了大批第一流的古史研究人才。
15世纪以来，人们已注意到古代文物在说明历史中的作用，并着手收集、整理和出版古代的文物。但对碑铭作为史料，尤其是作为某一著作的主要史料，人们心存疑虑，因为赝品极多，而辨伪的方法很原始。博克是第一个认识到碑铭的意义并将其应用于历史研究的人。1815年他提议编写一部希腊语的铭文集，计划在4年内完成。 普鲁士科学院积极支持，拨出了专项经费。1825年《希腊碑铭集成》第一卷第一分册出版，3年后完成了第一卷。1843年第二卷出版；第三、 四卷由其门生基希霍夫、科修斯完成。全书包括大约10,000件铭文，按地区排列。这部著作对搜集有关希腊史的资料具有重大意义。它考订精细、评注规范、补缺精到，引起了一大批学者对它的注意，有力地推动了古史研究的发展。为了恢复原文，博克及其门生不得不对铭文的真伪进行考订，确定它们所属的历史时期，阐明铭文与铭文、铭文与古典著作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碑铭学的发展，奠定了它作为古典史学主要辅助学科之一的基础。
在编纂铭文集的过程中，博克还运用铭文，系统地研究了古典时代雅典的财政与经济。1817年他出版了他一生中最主要的著作《雅典国家经济》。博克以铭文为基础，深入研究了雅典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工资、生活必需品价格，经常性的和非常性的税收，高利贷利率，以及国家的收入、支出等，致力于从日常生活中看待雅典人和雅典国家。他指出：“希腊人尽管有他们完美的艺术与政治自由，但比一般想象的要更加不幸。甚至在他们的光荣时期，他们本身已产生了那些使他们遭受毁灭的种子。”因此有力地打击了学术界流行的把希腊人理想化的倾向，开拓了历史学的一个新领域——社会与经济史领域，把人们的眼光引向更广阔的社会。
1837年，博克出版了他另一部重要著作《古代度量衡》，致力于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的结合。他详细讨论了希腊、意大利、西西里、腓尼基与巴比伦的度量衡制度与货币，建立了比较计量学的体系，揭示了地中海各民族间的相互联系与文明的统一性。他还研究过雅典海军的性质与管理制度，成为希腊军事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博克从1810 年开始在柏林大学任教， 并一直在那里讲授各种课程56年之久，因而培养了大批学生。在他的门生中，最杰出的是奥特弗里德·穆勒和J·W·A·基希霍夫、德罗伊曾等。
穆勒著有《厄吉那史》，这是第一部研究单个希腊城邦的著作。该书叙述了厄吉那的历史地理、种族、宗教、海上实力、贸易与政治。《奥科美那斯》运用希腊神话学的材料，系统研究了它的起源、殖民、艺术和文化。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多里安人史》，在史学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古代希腊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部族，勾划出多里安人的一般特点，给后世编写综合性希腊史创造了条件。
德罗伊曾先在伯林大学任教，后转到基尔大学。他是普鲁士学派的一名主将，使他享誉欧洲的是他3卷的巨著《希腊化史》。 他充分运用尼布尔批判史学的成就，研究了希腊历史上最受忽视、也最为模糊不清的时期，即从亚历山大东征后到罗马征服地中海期间东地中海区的历史。德罗伊曾在精研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确定了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以“希腊化的（Hellenistic）”这一不同于“希腊（Hellenic ）”的词汇来称呼它，认为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在于希腊文化不断衰落、蜕化，并逐渐与东方文化融合。他阐述了希腊化各国之间的关系，勾划出主要政治家的特点。在这部著作出版以后，希腊历史便起了新的、质的变化。犹如吉本在古典世界和近代之间架起桥梁一样，德罗伊曾使古典希腊与罗马帝国联系了起来，并使这一时期东地中海区的历史变得可以理解。从那时起至今，希腊化世界就一直吸引着历史家的注意，大批的希腊史专家，如罗斯托夫采夫、沃尔班克、奥斯丁等人，均写有希腊化史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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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德国古史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它对欧洲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德国史学从此在欧洲取得了领先地位。德国古史研究的功绩，首先在于它给整个欧洲的古史研究以极大的推动。在法国，米什莱根据尼布尔的主要结论和方法，写出了2卷的《罗马史》。 在英国，罗马史的研究是从翻译、介绍和评价尼布尔著作开始的。桑沃尔和哈尔合作翻译了尼布尔《罗马史》；托马斯·亚诺尔还专程到波恩拜访过尼布尔，并模仿尼布尔的方法，编写了一部《罗马史》。古奇在评论这部著作时指出，该书关于王政时代的叙述，文笔是亚诺尔的，精神是尼布尔的，甚至连后者对歌谣的大胆假设也都被他接受过来。康沃尔·刘易斯为了反驳尼布尔，更深入地考察了早期罗马史的资料，坚持认为早期罗马史不可信。桑沃尔在其8卷本的《希腊史》中， 对希腊的传说与信史进行了区分；格罗特这位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家，则完全把神话摒除在历史之外。我们从他们这里不难看出尼布尔方法与观点对希腊史的影响。此外，博克、穆勒等人的著作也被译成英文出版，进一步扩大了德国史学在英国的影响。
在德国，尼布尔等的影响更为深远。虽然19世纪后期罗马史研究已取得巨大进展，蒙森的《罗马史》已基本取代尼布尔的著作，但追随尼布尔者仍大有人在。卡尔·彼得在其《罗马大事记》中，像尼布尔一样，接受传统作为追述宪法形式与发展的指导；伊纳的《高卢毁灭前的罗马史》关于早期罗马的叙述，带有明显的尼布尔色彩。19世纪后期德国最伟大、最博学的罗马史家的奥多·蒙森也认为，每一个历史家，只要他们是不辜负这个名字的，都是尼布尔的学生。
德国古史学家对历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领域是欧洲史和德国史。当时德国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尼布尔的影响。众所周知，近代史领域在19世纪是朗克学派的天下，而朗克本人只承认在他一生中有3位老师，即修昔底德、费希特和尼布尔。 朗克总是不厌其烦地表明他得益于尼布尔的方法，把尼布尔的半身塑像放在他书斋中极显眼的位置。有人甚至认为，朗克的所谓贡献，不过是把尼布尔的方法应用于近代史领域而已。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萨维尼宣称，尼布尔所开辟的道路，激励着许多人去做进一步的探索。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实非他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历史学家所能及。朗克最得意的门生之一魏茨声称，他所得益于尼布尔《罗马史》的比任何其他著作都多。普鲁士学派精神上的祖师达尔曼是从沃尔夫那里学到的史料批判方法。
在培养人才、增强学术研究的后劲方面，德国古史学家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尼布尔在柏林大学授课时，听众中不仅有大批学生，还有政府高级官员。博克、穆勒等人不仅是一流学者，而且是出色的老师。博克本人曾带出了大批弟子；穆勒的学生中包括恩斯特·科修斯等19世纪后期德国的著名古史学者。正是由于他们重视人才培养，才使德国古史学在19世纪后期继续在欧洲保持领先地位。
重视伦理教化，是德国古史学者的优良传统。尼布尔之所以选择罗马史作为他的研究重点，是因为他想从罗马的伟大中寻求振兴德意志民族之路，以激励青年一代奋起抵抗拿破仑，完成德国独立与统一的任务。博克之抨击雅典民主，无非是借此攻击法国大革命的某些原则。这种传统一直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普鲁士学派将其发展到极端，为德国军国主义张目，显然非尼布尔等人本意。
德国的古史研究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等创立唯物史观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们均熟知尼布尔、博克等人的著作，并在写作时经常引用他们的著作或对其加以批判。其中对恩格斯影响最大的当推尼尔布的《罗马史》。尼布尔认为，罗马人的历史发展同其他民族一样，在最初并不是什么父系家庭，而是氏族；国家组织是以氏族而不是家庭为基础。国家与氏族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领土来划分居民的。罗马国家与氏族制度之间的分水岭是塞尔维乌斯改革，改革后产生了罗马国家。美国学者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中，几乎全盘接受了尼布尔关于罗马氏族的观点。而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又是以摩尔根的著作为基础的，并充分运用了尼布尔的研究成果。我们从恩格斯有关国家与氏族之间的区别的论述，关于罗马王政时代特征及罗马早期平民、贵族斗争的论述，不难看出尼布尔的影响。当然，恩格斯在运用这些具体材料和观点时，作了必要的扬弃。但毫无疑问，唯物史观的最终形成，受到了德国古史研究成果一定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