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日本的二战史观剖析
郭梁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2期
【原文出处】《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04期第1-6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整整50年了。这是一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世界反法西斯盟国和人民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作为战争的元凶和帮凶，一些欧洲国家逐渐正视了历史，主动反省本国在二战中的行为，并以国家名义承担在战争中的责任。德国政府首脑代表其国家再三向受到过纳粹侵略和残害的各国人民赔罪，态度诚恳。1994年5月， 德国众议院修改了刑法，规定不论以任何形式否定屠杀犹太人的事实都将被判有罪。除了战争发动国德国以外，连奥地利、匈牙利、瑞士甚至战胜国法国，也就二战中各自应负的历史责任作出了明确表态。反观亚洲，二次大战的元凶日本却至今没有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就战争责任问题认真悔罪。在二战结束50年之际，日本不仅没有以此为契机认真反省、正视历史教训，反而刮起了一股否认当年侵略罪行的歪风，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6月9日日本国会通过的《战后决议》就直接反映了这股歪风的影响之大，《决议》对战争责任问题含糊其词、避重就轻，全文只字不提“道歉”、“谢罪”，更未写上“不战”的字眼，反而提出什么“必须超越对过去战争历史观的不同”。战争史观有是非之分，有正确与错误之别，诸如那种在日本列岛阴魂不散的“大东亚圣战”史观、“自存自卫战争”史观，完全是自欺而不足以欺人的二战史观，又如何能“超越”呢？
一
尊重史实，客观地反映和分析历史问题，是产生正确历史观的前提。战后日本的二战史观不能不唤起被侵略国家和人民的痛苦回忆。
近代日本是世界列强中凶恶的一员，在明治维新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和参加14次侵略战争，其中10次是对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浩劫。尤其是1931年～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行更是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达4200余万，被日军屠杀和作战牺牲的中国民众、军人2000余万，加上负伤者达3500万人。〔1〕另一项不完全统计表明， 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 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掠夺钢铁3350万吨、煤5.86亿吨、粮食5.4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1000亿美元相当于1936年中国工业总产值的26倍，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所索要赔款总额的数十倍。〔2 〕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凶狠残暴也是世所罕见，充分显露出日本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本质。侵华日军之暴行，致使日本人在世界舆论中被称为“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3〕
二战中日军入侵东南亚，建立新的殖民统治，同样罪责难逃。日军铁蹄所至，生灵涂炭，遍野哀鸿，东南亚各国人民处在被任意宰割和掠夺的地位，全然没有日本所说的什么“共存共荣”局面出现。日本用恐怖的军事专政手段维持其统治，死在日军枪口、刺刀以及皮鞭下的东南亚人民（包括华人居民）近1000万。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印尼人400 万（印尼代表在旧金山商讨和约时透露），越南人200 万（《独立宣言》中提及），新加坡、马来亚仅华人居民被害者近十数万（《新马华人抗日史料》资料、日本《赤旗报》记者采访），以及印度150 万人（政府任命的饥饿调查委员会推算孟加拉地区的饿死人数）。〔4 〕其残暴行径令人发指，新加坡大检证（大搜捕）中至少有2.5 万名华人居民惨遭杀害，〔5〕7万余名华人被扣押。〔6〕当时华人被害者“腐尸漂浮， 腥血遍野，令人毛发悚然，恐怖景象，前所未有。”〔7 〕菲律宾大屠杀是日军在二战中制造的另一起屠杀和平居民大惨案。日军占领菲律宾后宣布，如有一名日本人受到伤害，就要处决10名菲律宾人质作抵偿。〔8〕战争临结束时，日军连续几个月有计划地屠杀和平居民和俘虏。 马尼拉日军岸防长官命令：“处决菲律宾人时，要把他们尽量集中到一处，这样可以节省弹药和体力。”10多万人惨死在这次行动中。〔9 〕除了公开的屠杀镇压以外，在东南亚的日军强征数百万青壮年劳力修建军事工程也造成大批劳工累死、病死、饿死。1942年11月至1943年10月抢修的泰缅铁路，日军强迫奴役20多万名亚洲劳工和6.5 万名盟军俘虏突击施工，有半数的劳工和1万多名盟军战俘丧生，因此， 泰缅铁路被称作“一根枕木一条命”的“死亡铁路”。〔10〕
日本在经济上采取了“竭泽而渔”的掠夺政策，提出“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的战略据点，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收归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11〕也就是说，日本搞的“大东亚共荣圈”根本目的在于掠夺东南亚的丰富资源和财富。于是，日军占领当局强制垄断各国重要经济部门，滥发“金库券”搜购战争物资，强迫新加坡等地华人居民向其交纳“献金”，还改变东南亚原有农业结构，强制种植军需作物，掠夺手段花样百出。仅发行毫无价值的所谓“南方开发金库券”一项，就从东南亚掠占了无数财富。据有关资料，从1941年至1945年战争结束，日军在东南亚发行的“金库券”从3000万日元激增到194亿日元，增加646倍之多，〔12〕结果造成物价飞涨高达100 ～2000倍，老百姓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全面崩溃。
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在东南亚占领区推行了一整套旨在服从日本统治、奴化当地人民思想的文化教育政策。一方面极力禁止任何反日的言论和书报，另一方面大肆鼓吹以日本为中心的“泛亚主义”。在学校教育中，不遗余力突击普及日语和日本文化，以“大东亚共荣圈”为课程主题，灌输日本法西斯精神、武士道精神，同时厉行“日本化”，实行日本节假日制度，用日本时间、日本纪年，举行日本仪式，强迫学生搞“宫城遥拜式”（向东京致敬）。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新殖民统治秩序，把当地青少年和居民奴化为“天皇的臣民”。
对于日本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战后受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严正审判。东京审判持续两年半之久，开庭818 次，419人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达4336件，公审370次， 审判英文记录长达48412页，真可谓指控历历，证言凿凿。长达1212 页的东京审判宣判书，列举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将法西斯头目东条英机等战犯押上了断头台，为人类伸张了正义。虽然时光的流逝使历史远去，但这桩铁案是翻不了的。
二
如上所述，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历史和罪行是不容否定的。战后以来，日本的进步力量一直为清算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而进行不懈的斗争。如历史学者家永三郎控告文部省的书刊检查，揭露其在审定教科书时歪曲、隐瞒历史事实的重大错误；著名记者本多胜一无情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不屈不挠追究本国政府责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多次表示日本“应该对战争谢罪，清算过去的历史”。〔13〕他们是正义呼声的代表，也是日本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反省战争罪行不像德国那样由国家元首在议会上进行，而是由与文部省的书刊检查作斗争的历史学家进行的。日本官方，包括日皇、历任首相和一些政界要人，对战争责任采取回避和不肯正面承认错误的态度。例如战后以来在日本执政的23名首相中，只有细川护熙前首相曾经明确承认过“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而他却因此遭到国内强烈反对，不得不改口为“有侵略行为”。今年在是否通过“不战决议”的关键时刻，日本政治家又有多次“失言”表现，甚至日本右翼势力还为“反对道歉”决议而征集到450万人的签名。这说明， 时过半个世纪，日本与亚洲国家对二战历史的认识和评价仍然有条深深的鸿沟，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尖锐的对立。
第一，承认和否认的对立。究竟是承认历史事实，不让侵略战争的悲剧重演；还是无视历史事实，一再推卸侵略罪责，这是二战史观的最根本的大是大非问题。而在这点上，日本的二战史观与亚洲被侵略国家是格格不入的。日本一些人通常采取的手法是对其侵略罪行一概否认，或者强词夺理、肆意抹煞，或者模棱两可、淡化其事。从否认的具体内容来看，又有两个方面：
一是否认侵略过程中的具体罪行，重点否认事关战争性质的重大事件和史实。对日本蓄意挑起的“七七”芦沟桥事变，竟然有人提出所谓“第一枪问题”，妄图以此把责任推向中国方面。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已有大量来自国内外的人证、物证等确凿证据，表明这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屠杀暴行，但日本一些人矢口否认，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说什么所谓南京大屠杀等是捏造出来的。日本一家有影响的杂志《文艺春秋》发表文章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的敌对势力虚构的历史。还有人在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上做文章，或者否认“那是有组织的行为”，企图减轻侵略罪责。前不久，某些势力又公然对以亲身经历证实南京大屠杀的旧军人东史郎攻击恫吓，甚至诉诸法庭。
二是公然否定整个侵略战争的性质，提出“是不是侵略战争，要留待后世史家裁判”的谬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作为其一部分的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法西斯国家德、日、意的对外侵略，他们进行的是非正义战争，这已是历史的公论。但时至今日，在日本政界人士和一般民众中，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日本对东南亚的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是保卫日本生存的“自卫战争”。这种侵略等于解放、侵略等于自卫的“侵略有理”论，人们并不难寻其版源，1941年12月8日天 皇发布的“宣战诏书”，就是如此标榜“为自存自卫计”。〔14〕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不能不引起亚洲国家的高度警惕。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回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提问时说：“重要的是日本对上次战争所持的基本态度，这个态度将决定日本未来对于可能产生的冲突所持的态度。”〔15〕可见，对战争侵略性质的确认，并非纠缠历史旧帐而是事关亚洲乃至世界的长远和平事业。
第二，有罪和有功的对立。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累累罪行，早已一笔笔记载于亚洲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上，更深深铭刻在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记忆深处。在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的今天，正是日本总结历史教训、与过去的战争罪行决裂，实现与亚洲国家真正和解的最佳时刻。然而，日本却未能这样做，国会通过的“战后决议”仍没有正视历史，也没有在决议中使用日本人赔罪时的用词“谢罪”二字。更有甚者，日本一些势力反而在今天再次宣扬“侵略有功论”。自民党鹰派首领奥野诚亮等人宣称：大东亚战争不是跟亚洲作战，而是与英美之间的战争。其结果是亚洲各国从白人的殖民统治中站立起来，取得了独立。这不仅是当年由日本取代欧美势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翻版，也是为日本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进行公开翻案。按照他们的战争史观，日本发动战争对亚洲有功，东南亚各国获得独立日本有份，简直可以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榜”改成“功劳簿”了。然而亚洲人民决不会感谢日本皇军的刺刀，“有功论”也是不值一驳的歪论。
近代史上，日本逐渐强盛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外侵略扩张、奴役亚洲邻国的过程。日本早就吞并了原来并非欧美殖民地的朝鲜和中国的台湾，在那里建立直接殖民统治数十年，难道这也是把他们从白人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东南亚国家虽然长期处于英、美、法、荷等国的殖民统治下，但日本南侵决不是为了改变他们的殖民地处境，而是为了以暴易暴，更换霸主，建立新的殖民霸权。日本在东南亚国家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早已戮穿了所谓“解放者”的假面具。所以，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虽曾与老殖民主义国家打过仗，但这并不能改变其侵略的实质。至于东南亚国家的独立，完全是东南亚人民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换来的果实。日本的侵略促使被侵略国家更坚决地奋起与新老殖民者作坚决的斗争，直到最后取得胜利。日本的侵略，只是作为反面教员产生了与其主观愿望相悖的客观作用，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在“侵略有功论”的迷雾下，日本国内的一些动向更引起亚洲国家的反感。日本内阁成员有不少人，每年去参拜供奉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去年秋天至今，日本的47个都道府议会中有18个议会通过了向战争中死难者表示追悼和感谢的决议，爱嫒县议会决议居然称亚洲国家的独立和发展，“皆赖阵亡日本军人所赐”；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中死亡的旧军人“遗族”，则付出巨额抚恤金。从1950年至1994年，日本政府共向战死者遗族提供了约38万亿日元的抚恤金，这个数字是日本向外国支付的各种赔偿费的57倍。〔16〕上述认识和做法，说明了日本仍无意正视其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有意无意地回避和掩饰其侵略的历史，这与亚洲国家在二战史观上的鸿沟难以填平，也严重伤害了亚洲国家的民族感情。日本要真正取信于亚洲人民，还得从正视历史做起。
第三，加害和被害的对立。日本在二战史观上的另一个误区是颠倒了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关系。战后，日本的一些政客往往片面强调日本是“受害者”，举出日本在战争中有200多万“殉难者”， 日本是原子弹的唯一受害国等理由。可是，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真实历史，其200多万“殉难者”“殉难”的缘由， 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亚洲的暴行，却从未正面反映，连教科书也要将“侵略”一词改用“进入”；日本在控诉原子弹灾难方面狠下功夫，但对于“日本为什么会被原子弹轰炸”的问题则避而不谈。这种片面的宣传、教育，也是日本回避和掩饰其侵略历史的别有用心的手段，其目的是使一般民众和青少年更容易接受“日本是战争受害者”的看法，否认其侵略罪行。
作为侵略元凶，日本首先是不折不扣的加害者，而日本的受害只不过是其加害的结果。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说得透彻：“我们不要再只觉得自己是原子弹的受害者。我们是受害者，但也是罪犯。我们发动了战争，才造成了投掷原子弹的原因。我们在50年中还没有接受这一事实。”〔17〕日本许多有正义感的学者也对此发表了深刻的看法。原长崎大学教授岩松繁俊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从日本人民大众来说，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却在忠于天皇、八纮一宇、灭私奉公的号召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加害于别国人民的帮凶，直接参与了对朝鲜、中国、东南亚、太平洋诸岛的侵略和暴虐行为。”〔18〕日本著名学者、前一桥大学教授藤原彰写道：“作为日本人，承认自己是战争加害者决不是愉快的事。然而，历史的事实是无法抹煞的，我们要作做的是将事实如实地、正确地告诉人们，搞清楚事情发生的原因。既然许多日本人都去过战场，更需要搞清侵略战争的史实和其中加害者的经历。这才是真正的和平友好之路。”〔19〕这些认识，无疑是经过清醒反思历史的真知灼见和客观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
三
经历了战后50年的“反思”过程，日本并未能彻底认罪、树立应有的正确的二战史观，其原因何在呢？
第一，美国占领当局留下的后遗症。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受美国的军事占领达七年之久。占领初期，美国为日本的非军事化、民主化以及经济复兴起过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随着东西方冷战格局的明朗化，美国占领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公开有意扶植日本，使日本成为远东地区阻挡共产主义势力的“防波堤”。从美国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天皇被保留，日本大小战犯也没有全面清查和惩罚，结果造成了后患。战前，天皇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有着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战后，仍然保留天皇作为“日本国及国民统合的象征”，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天皇制政府的一些官僚战后仍然掌握着政治实权。这实际上是让天皇成为没有责任的象征。既然他们的最高领袖都未受到惩罚，还有什么必要自觉清算过去的战争罪行呢？天皇的精神影响和其战争责任，是讨论日本二战史观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现代日本史学者千本秀树在其著作《天皇制的侵略责任和战后责任》中指出：裕仁虽死，但追究天皇个人和天皇制所造成的侵略及战后责任仍是当务之急。同样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需要，处理日本战犯很不彻底。美国占领当局并未认真执行严惩战犯的决议，除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外，还有许多战犯受到包庇，该起诉的没起诉，该判刑的没判刑，已判刑的被提前释放。一些军国遗臣和战犯又重新返回政界、军界、财界，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势力，他们遇有机会就跳出来洗刷罪责、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
第一，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需要。日本在60年代末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随着以后经济实力的膨胀，日本踌躇满志，利用经济外交“重返国际社会”，而且加快了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谋求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近年来，日本政府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旧敌国条款”，还派兵到海外执行“维和任务”。在这种形势下，具有强烈“大国意识”的民族主义政治势力抬头，他们力图尽快甩掉“侵略者”帽子，多方设法洗脱罪名，企图以此来重塑日本形象。殊不知，欲盖弥彰者只能惹得更加臭名昭著。
第三，狭隘民族主义心理意识的作祟。近代日本在对外扩张侵略的同时，在国内厉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这种教育的精神与日本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神国观念、天皇崇拜等思想相结合，强化了岛国“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和狭隘性。战后，日本民族的思想观念和心理趋向虽然有很大变化，但这种思想意识的影响还明显存在。就民族优越感而言，对战败不肯认输，连书刊上的用语也由“败战”改成了“终战”。某些人抱着“侵略有功论”不放，也与民族优越感的心理状态不无关系，认为日本有能力“拯救”落后民族、有能力领导亚洲的潜意识仍在作怪。就狭隘性而言，不少日本人是站在只要维护日本利益的自我价值观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因此在评价二战的性质时就出现了双重标准：对于日本侵略造成的几千万亚洲人丧生，仅用“添了麻烦”予以交账；而对于长崎、广岛在原子弹爆炸时有30万人丧生，则认为投掷原子弹的罪行比日本在亚洲的战争罪行严重得多，以此强调日本是“战争受害者”。既然不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认识日本的战争责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二战史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树立正确二战史观的过程，也是日本民族心理意识反思和自新的过程。
注释：
〔1〕〔2〕转引自1995年7月7日《人民日报》第3版。
〔3〕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1853—1972）Ⅰ， 每日新闻出版社1973年版，第179页。
〔4〕陆培春：《日本又向史实挑战》，新加坡1995年4月6 日《联合早报》。
〔5〕《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34页。
〔6〕许云樵主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869页。
〔7〕许钰：《昭南时代检证大屠杀案始末记》， 《南洋杂志》第1卷第6期，1947年4月15日出版，新加坡。
〔8〕〔菲〕格雷戈里奥·F·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541页。
〔9〕《东京审判》，军事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09页、516 页。
〔10〕F.C.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6页。
〔11〕〔14〕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资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8、 380页。
〔12〕樊亢等编：《外国经济史（近现代）》，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页。
〔13〕载1995年2月5日《韩国时报》。
〔15〕新加坡1995年1月4～5日《联合早报》。
〔16〕转引自裴仁俊：《日本右翼势力活动抬头》，韩国1995 年5月15日《东亚日报》。
〔17〕德国《明星》画刊，1995年6月22日。
〔18〕岩松繁俊：《反核和战争责任——“被害者”日本和“加害者”日本》，三一书房1982年版，第113页。
〔19〕刘大年主编：《中日学者对谈录》，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289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2期
【原文出处】《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04期第1-6页
一
尊重史实，客观地反映和分析历史问题，是产生正确历史观的前提。战后日本的二战史观不能不唤起被侵略国家和人民的痛苦回忆。
近代日本是世界列强中凶恶的一员，在明治维新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和参加14次侵略战争，其中10次是对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浩劫。尤其是1931年～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行更是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达4200余万，被日军屠杀和作战牺牲的中国民众、军人2000余万，加上负伤者达3500万人。〔1〕另一项不完全统计表明， 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 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掠夺钢铁3350万吨、煤5.86亿吨、粮食5.4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1000亿美元相当于1936年中国工业总产值的26倍，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所索要赔款总额的数十倍。〔2 〕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凶狠残暴也是世所罕见，充分显露出日本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本质。侵华日军之暴行，致使日本人在世界舆论中被称为“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3〕
二战中日军入侵东南亚，建立新的殖民统治，同样罪责难逃。日军铁蹄所至，生灵涂炭，遍野哀鸿，东南亚各国人民处在被任意宰割和掠夺的地位，全然没有日本所说的什么“共存共荣”局面出现。日本用恐怖的军事专政手段维持其统治，死在日军枪口、刺刀以及皮鞭下的东南亚人民（包括华人居民）近1000万。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印尼人400 万（印尼代表在旧金山商讨和约时透露），越南人200 万（《独立宣言》中提及），新加坡、马来亚仅华人居民被害者近十数万（《新马华人抗日史料》资料、日本《赤旗报》记者采访），以及印度150 万人（政府任命的饥饿调查委员会推算孟加拉地区的饿死人数）。〔4 〕其残暴行径令人发指，新加坡大检证（大搜捕）中至少有2.5 万名华人居民惨遭杀害，〔5〕7万余名华人被扣押。〔6〕当时华人被害者“腐尸漂浮， 腥血遍野，令人毛发悚然，恐怖景象，前所未有。”〔7 〕菲律宾大屠杀是日军在二战中制造的另一起屠杀和平居民大惨案。日军占领菲律宾后宣布，如有一名日本人受到伤害，就要处决10名菲律宾人质作抵偿。〔8〕战争临结束时，日军连续几个月有计划地屠杀和平居民和俘虏。 马尼拉日军岸防长官命令：“处决菲律宾人时，要把他们尽量集中到一处，这样可以节省弹药和体力。”10多万人惨死在这次行动中。〔9 〕除了公开的屠杀镇压以外，在东南亚的日军强征数百万青壮年劳力修建军事工程也造成大批劳工累死、病死、饿死。1942年11月至1943年10月抢修的泰缅铁路，日军强迫奴役20多万名亚洲劳工和6.5 万名盟军俘虏突击施工，有半数的劳工和1万多名盟军战俘丧生，因此， 泰缅铁路被称作“一根枕木一条命”的“死亡铁路”。〔10〕
日本在经济上采取了“竭泽而渔”的掠夺政策，提出“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的战略据点，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收归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11〕也就是说，日本搞的“大东亚共荣圈”根本目的在于掠夺东南亚的丰富资源和财富。于是，日军占领当局强制垄断各国重要经济部门，滥发“金库券”搜购战争物资，强迫新加坡等地华人居民向其交纳“献金”，还改变东南亚原有农业结构，强制种植军需作物，掠夺手段花样百出。仅发行毫无价值的所谓“南方开发金库券”一项，就从东南亚掠占了无数财富。据有关资料，从1941年至1945年战争结束，日军在东南亚发行的“金库券”从3000万日元激增到194亿日元，增加646倍之多，〔12〕结果造成物价飞涨高达100 ～2000倍，老百姓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全面崩溃。
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在东南亚占领区推行了一整套旨在服从日本统治、奴化当地人民思想的文化教育政策。一方面极力禁止任何反日的言论和书报，另一方面大肆鼓吹以日本为中心的“泛亚主义”。在学校教育中，不遗余力突击普及日语和日本文化，以“大东亚共荣圈”为课程主题，灌输日本法西斯精神、武士道精神，同时厉行“日本化”，实行日本节假日制度，用日本时间、日本纪年，举行日本仪式，强迫学生搞“宫城遥拜式”（向东京致敬）。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新殖民统治秩序，把当地青少年和居民奴化为“天皇的臣民”。
对于日本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战后受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严正审判。东京审判持续两年半之久，开庭818 次，419人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达4336件，公审370次， 审判英文记录长达48412页，真可谓指控历历，证言凿凿。长达1212 页的东京审判宣判书，列举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将法西斯头目东条英机等战犯押上了断头台，为人类伸张了正义。虽然时光的流逝使历史远去，但这桩铁案是翻不了的。
二
如上所述，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历史和罪行是不容否定的。战后以来，日本的进步力量一直为清算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而进行不懈的斗争。如历史学者家永三郎控告文部省的书刊检查，揭露其在审定教科书时歪曲、隐瞒历史事实的重大错误；著名记者本多胜一无情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不屈不挠追究本国政府责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多次表示日本“应该对战争谢罪，清算过去的历史”。〔13〕他们是正义呼声的代表，也是日本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反省战争罪行不像德国那样由国家元首在议会上进行，而是由与文部省的书刊检查作斗争的历史学家进行的。日本官方，包括日皇、历任首相和一些政界要人，对战争责任采取回避和不肯正面承认错误的态度。例如战后以来在日本执政的23名首相中，只有细川护熙前首相曾经明确承认过“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而他却因此遭到国内强烈反对，不得不改口为“有侵略行为”。今年在是否通过“不战决议”的关键时刻，日本政治家又有多次“失言”表现，甚至日本右翼势力还为“反对道歉”决议而征集到450万人的签名。这说明， 时过半个世纪，日本与亚洲国家对二战历史的认识和评价仍然有条深深的鸿沟，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尖锐的对立。
第一，承认和否认的对立。究竟是承认历史事实，不让侵略战争的悲剧重演；还是无视历史事实，一再推卸侵略罪责，这是二战史观的最根本的大是大非问题。而在这点上，日本的二战史观与亚洲被侵略国家是格格不入的。日本一些人通常采取的手法是对其侵略罪行一概否认，或者强词夺理、肆意抹煞，或者模棱两可、淡化其事。从否认的具体内容来看，又有两个方面：
一是否认侵略过程中的具体罪行，重点否认事关战争性质的重大事件和史实。对日本蓄意挑起的“七七”芦沟桥事变，竟然有人提出所谓“第一枪问题”，妄图以此把责任推向中国方面。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已有大量来自国内外的人证、物证等确凿证据，表明这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屠杀暴行，但日本一些人矢口否认，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说什么所谓南京大屠杀等是捏造出来的。日本一家有影响的杂志《文艺春秋》发表文章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的敌对势力虚构的历史。还有人在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上做文章，或者否认“那是有组织的行为”，企图减轻侵略罪责。前不久，某些势力又公然对以亲身经历证实南京大屠杀的旧军人东史郎攻击恫吓，甚至诉诸法庭。
二是公然否定整个侵略战争的性质，提出“是不是侵略战争，要留待后世史家裁判”的谬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作为其一部分的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法西斯国家德、日、意的对外侵略，他们进行的是非正义战争，这已是历史的公论。但时至今日，在日本政界人士和一般民众中，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日本对东南亚的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是保卫日本生存的“自卫战争”。这种侵略等于解放、侵略等于自卫的“侵略有理”论，人们并不难寻其版源，1941年12月8日天 皇发布的“宣战诏书”，就是如此标榜“为自存自卫计”。〔14〕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不能不引起亚洲国家的高度警惕。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回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提问时说：“重要的是日本对上次战争所持的基本态度，这个态度将决定日本未来对于可能产生的冲突所持的态度。”〔15〕可见，对战争侵略性质的确认，并非纠缠历史旧帐而是事关亚洲乃至世界的长远和平事业。
第二，有罪和有功的对立。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累累罪行，早已一笔笔记载于亚洲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上，更深深铭刻在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记忆深处。在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的今天，正是日本总结历史教训、与过去的战争罪行决裂，实现与亚洲国家真正和解的最佳时刻。然而，日本却未能这样做，国会通过的“战后决议”仍没有正视历史，也没有在决议中使用日本人赔罪时的用词“谢罪”二字。更有甚者，日本一些势力反而在今天再次宣扬“侵略有功论”。自民党鹰派首领奥野诚亮等人宣称：大东亚战争不是跟亚洲作战，而是与英美之间的战争。其结果是亚洲各国从白人的殖民统治中站立起来，取得了独立。这不仅是当年由日本取代欧美势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翻版，也是为日本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进行公开翻案。按照他们的战争史观，日本发动战争对亚洲有功，东南亚各国获得独立日本有份，简直可以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榜”改成“功劳簿”了。然而亚洲人民决不会感谢日本皇军的刺刀，“有功论”也是不值一驳的歪论。
近代史上，日本逐渐强盛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外侵略扩张、奴役亚洲邻国的过程。日本早就吞并了原来并非欧美殖民地的朝鲜和中国的台湾，在那里建立直接殖民统治数十年，难道这也是把他们从白人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东南亚国家虽然长期处于英、美、法、荷等国的殖民统治下，但日本南侵决不是为了改变他们的殖民地处境，而是为了以暴易暴，更换霸主，建立新的殖民霸权。日本在东南亚国家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早已戮穿了所谓“解放者”的假面具。所以，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虽曾与老殖民主义国家打过仗，但这并不能改变其侵略的实质。至于东南亚国家的独立，完全是东南亚人民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换来的果实。日本的侵略促使被侵略国家更坚决地奋起与新老殖民者作坚决的斗争，直到最后取得胜利。日本的侵略，只是作为反面教员产生了与其主观愿望相悖的客观作用，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在“侵略有功论”的迷雾下，日本国内的一些动向更引起亚洲国家的反感。日本内阁成员有不少人，每年去参拜供奉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去年秋天至今，日本的47个都道府议会中有18个议会通过了向战争中死难者表示追悼和感谢的决议，爱嫒县议会决议居然称亚洲国家的独立和发展，“皆赖阵亡日本军人所赐”；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中死亡的旧军人“遗族”，则付出巨额抚恤金。从1950年至1994年，日本政府共向战死者遗族提供了约38万亿日元的抚恤金，这个数字是日本向外国支付的各种赔偿费的57倍。〔16〕上述认识和做法，说明了日本仍无意正视其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有意无意地回避和掩饰其侵略的历史，这与亚洲国家在二战史观上的鸿沟难以填平，也严重伤害了亚洲国家的民族感情。日本要真正取信于亚洲人民，还得从正视历史做起。
第三，加害和被害的对立。日本在二战史观上的另一个误区是颠倒了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关系。战后，日本的一些政客往往片面强调日本是“受害者”，举出日本在战争中有200多万“殉难者”， 日本是原子弹的唯一受害国等理由。可是，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真实历史，其200多万“殉难者”“殉难”的缘由， 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亚洲的暴行，却从未正面反映，连教科书也要将“侵略”一词改用“进入”；日本在控诉原子弹灾难方面狠下功夫，但对于“日本为什么会被原子弹轰炸”的问题则避而不谈。这种片面的宣传、教育，也是日本回避和掩饰其侵略历史的别有用心的手段，其目的是使一般民众和青少年更容易接受“日本是战争受害者”的看法，否认其侵略罪行。
作为侵略元凶，日本首先是不折不扣的加害者，而日本的受害只不过是其加害的结果。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说得透彻：“我们不要再只觉得自己是原子弹的受害者。我们是受害者，但也是罪犯。我们发动了战争，才造成了投掷原子弹的原因。我们在50年中还没有接受这一事实。”〔17〕日本许多有正义感的学者也对此发表了深刻的看法。原长崎大学教授岩松繁俊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从日本人民大众来说，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却在忠于天皇、八纮一宇、灭私奉公的号召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加害于别国人民的帮凶，直接参与了对朝鲜、中国、东南亚、太平洋诸岛的侵略和暴虐行为。”〔18〕日本著名学者、前一桥大学教授藤原彰写道：“作为日本人，承认自己是战争加害者决不是愉快的事。然而，历史的事实是无法抹煞的，我们要作做的是将事实如实地、正确地告诉人们，搞清楚事情发生的原因。既然许多日本人都去过战场，更需要搞清侵略战争的史实和其中加害者的经历。这才是真正的和平友好之路。”〔19〕这些认识，无疑是经过清醒反思历史的真知灼见和客观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
三
经历了战后50年的“反思”过程，日本并未能彻底认罪、树立应有的正确的二战史观，其原因何在呢？
第一，美国占领当局留下的后遗症。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受美国的军事占领达七年之久。占领初期，美国为日本的非军事化、民主化以及经济复兴起过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随着东西方冷战格局的明朗化，美国占领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公开有意扶植日本，使日本成为远东地区阻挡共产主义势力的“防波堤”。从美国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天皇被保留，日本大小战犯也没有全面清查和惩罚，结果造成了后患。战前，天皇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有着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战后，仍然保留天皇作为“日本国及国民统合的象征”，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天皇制政府的一些官僚战后仍然掌握着政治实权。这实际上是让天皇成为没有责任的象征。既然他们的最高领袖都未受到惩罚，还有什么必要自觉清算过去的战争罪行呢？天皇的精神影响和其战争责任，是讨论日本二战史观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现代日本史学者千本秀树在其著作《天皇制的侵略责任和战后责任》中指出：裕仁虽死，但追究天皇个人和天皇制所造成的侵略及战后责任仍是当务之急。同样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需要，处理日本战犯很不彻底。美国占领当局并未认真执行严惩战犯的决议，除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外，还有许多战犯受到包庇，该起诉的没起诉，该判刑的没判刑，已判刑的被提前释放。一些军国遗臣和战犯又重新返回政界、军界、财界，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势力，他们遇有机会就跳出来洗刷罪责、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
第一，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需要。日本在60年代末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随着以后经济实力的膨胀，日本踌躇满志，利用经济外交“重返国际社会”，而且加快了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谋求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近年来，日本政府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旧敌国条款”，还派兵到海外执行“维和任务”。在这种形势下，具有强烈“大国意识”的民族主义政治势力抬头，他们力图尽快甩掉“侵略者”帽子，多方设法洗脱罪名，企图以此来重塑日本形象。殊不知，欲盖弥彰者只能惹得更加臭名昭著。
第三，狭隘民族主义心理意识的作祟。近代日本在对外扩张侵略的同时，在国内厉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这种教育的精神与日本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神国观念、天皇崇拜等思想相结合，强化了岛国“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和狭隘性。战后，日本民族的思想观念和心理趋向虽然有很大变化，但这种思想意识的影响还明显存在。就民族优越感而言，对战败不肯认输，连书刊上的用语也由“败战”改成了“终战”。某些人抱着“侵略有功论”不放，也与民族优越感的心理状态不无关系，认为日本有能力“拯救”落后民族、有能力领导亚洲的潜意识仍在作怪。就狭隘性而言，不少日本人是站在只要维护日本利益的自我价值观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因此在评价二战的性质时就出现了双重标准：对于日本侵略造成的几千万亚洲人丧生，仅用“添了麻烦”予以交账；而对于长崎、广岛在原子弹爆炸时有30万人丧生，则认为投掷原子弹的罪行比日本在亚洲的战争罪行严重得多，以此强调日本是“战争受害者”。既然不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认识日本的战争责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二战史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树立正确二战史观的过程，也是日本民族心理意识反思和自新的过程。
注释：
〔1〕〔2〕转引自1995年7月7日《人民日报》第3版。
〔3〕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1853—1972）Ⅰ， 每日新闻出版社1973年版，第179页。
〔4〕陆培春：《日本又向史实挑战》，新加坡1995年4月6 日《联合早报》。
〔5〕《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34页。
〔6〕许云樵主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869页。
〔7〕许钰：《昭南时代检证大屠杀案始末记》， 《南洋杂志》第1卷第6期，1947年4月15日出版，新加坡。
〔8〕〔菲〕格雷戈里奥·F·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541页。
〔9〕《东京审判》，军事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09页、516 页。
〔10〕F.C.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6页。
〔11〕〔14〕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资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8、 380页。
〔12〕樊亢等编：《外国经济史（近现代）》，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页。
〔13〕载1995年2月5日《韩国时报》。
〔15〕新加坡1995年1月4～5日《联合早报》。
〔16〕转引自裴仁俊：《日本右翼势力活动抬头》，韩国1995 年5月15日《东亚日报》。
〔17〕德国《明星》画刊，1995年6月22日。
〔18〕岩松繁俊：《反核和战争责任——“被害者”日本和“加害者”日本》，三一书房1982年版，第113页。
〔19〕刘大年主编：《中日学者对谈录》，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