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座界碑
王觉非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2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1995年04期第111-114页
【作者简介】王觉非，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世界历史研究会会长。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至今，已过了整整半个世纪。50年来，世界许多地区，风云变幻，战火纷飞，有好几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又笼罩在人们头上，幸而几次电闪雷鸣之后，大战的暴风雨并未袭来。
从第一次大战结束到第二次大战爆发，其间不过20年；从1914年第一次大战爆发到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计算，总共也不过31年。有人说，这两次大战有其连续性，当中不过是短暂的间歇，可以称之为20世纪的“三十年战争”。〔1〕但从第二次大战结束到现在的50年中， 世界人民已走过了险象环生的雷区，从今天的形势来看，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虽不能说已完全消除，但可以说越来越小则是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座界碑，即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后世历史学家当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可能会写上这样的副标题：“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自相残杀的战争”。不过这样的可能性不会自发地变为现实，要完全消除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还要靠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
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都有其客观的起因，关于这方面，各国学者已写了不计其数的著作加以探讨，此处毋庸赘述。我们只想指出，那些引起大战的客观条件，有些已逐渐消失或减少，有些因素的残馀，仍以不同形式继续存在，对此应加估计和分析。
资本主义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导致第一次大战的基本原因，也是引起第二次大战的重要因素。如伯恩斯所说：“两次大战都是由于权力均势遭到威胁而突然发生。”〔2〕
实际上，以前由于世界各地区互相孤立，缺乏密切联系，而各地区又都有其不同的发展条件，所以世界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性是不可避免的。从大的方面来看，东、西方文明的对比就显示出，东方文明原来远远走在西方的前面，但16世纪以后，西方赶了上来，并把东方抛到了后头。在西方，各国的发展过程也是此长彼消，起伏不定。从16世纪起，先后由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占据霸主地位，各该国本身的经济、军事力量虽也在不断发展，但往往由于别的国家发展更快，相比之下，它原来的优势就会丧失。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再次证实了，“历史上的大规模战争……直接或间接地都是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果”。〔3〕
二战以后，国际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仍非常显目；老的资本主义强国，势力日削，美、苏两国则称雄一时，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但80年代后，苏联解体，世界由两霸对峙走上了多极化，不平衡的发展似乎继续以新形式在展开。世人近来又将注意力转向了亚洲、太平洋地区，这里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世界经济发展中心，16世纪以前是地中海地区，16世纪以后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现在，有人说，新的世界发展中心已开始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了。
然而，二战以后的50年，不平衡的发展现象，表面上和以前无多大差别，实质上已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年来，这种新因素更趋明显。它表现在：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世界各地区的交通联系、经济交往日益密切；现在的不平衡现象，实质上是在原来世界各地发展不平衡基础上，逐渐趋于平衡的特定阶段的特定形式。拿中国及亚洲、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来说，其经济发展速度虽大大超过了欧、美各经济发达国家，但在经济发展中，却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以及产品、管理人才等。反过来，中国的产品、资金、劳动力也越来越多地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这就是说，中国及亚洲、太平洋地区其他经济快速增长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包含了世界性的经济发展成份在内。就拿我们开会的苏州地区为例，到1995年8月初， 苏州已有107家跨国公司或财团前来投资， 在苏州的合资及独资企业达7,000家。香港一家公司，在浒墅关开发区独立投资近4亿美元，只经过4 个月试生产，其产品已于不久前启运销往欧、美。〔4〕可见， 即使苏州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不是单纯地区性的，而是具有国际性的了。类似这样的资料，举不胜举。
但美国有些人，仍以霸权主义老眼光看待问题，他们对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惊慌失措，唯恐威胁到他们的霸权地位，因此想方设法去加以遏制；在最惠国待遇、关贸总协定等问题上，处处设置障碍；人为地制造国际紧张气氛。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他们自己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同时它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谐调发展，有悖于时代精神。
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像以前任何一次大规模战争一样，发动战争的人，都抱着掠夺和奴役别国人民的目的。古代、中世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发动战争的人的目的，无非是开疆拓土，抢占别国的土地；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时，波斯的大流士一世， 派遣使者到希腊各城邦，要求献出“土地和水”。然而掠夺土地并不能满足侵略者贪得无厌的野心。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东征途中， 听说世界广袤无垠时，不觉潸然泪下，别人问他为何伤心，他说，当你听说，世界是如此的无边无际，而我们又不能将之一一征服时，怎能不黯然神伤！〔5〕
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后，列强又展开了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斗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纷纷到非洲、亚洲及其他地区抢占殖民地，瓜分世界。二战前夕，希特勒叫喊要争取德国人的“生存空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则妄图将亚洲广大地区纳入它的控制之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二战结束后初期，大国的扩张势头仍十分强劲。但所有抢占势力范围的企图，都以失败而告终。一百多年来，西方列强用血腥手段建立起来的殖民体系也土崩瓦解。亚、非、拉美的殖民地，一个接一个争得了独立；殖民主义者不得不把早先吞下去的殖民果实，一个一个地吐了出来。在今天，不管哪个大国，如果再想把别的弱小国家，强迫占领为殖民地，不但已全不可能，而且对各该国也将非常不利，早在一百多年前，英国的保守党领袖狄斯累利就曾主张英国从殖民地撤回，并把殖民地说成是“我们颈上的磨石”〔6〕，现在磨石正在卸下， 他们还想重新将之套在头颈上吗！
不过，殖民主义者似乎并不想洗净他们手上的血污，而是以别的伎俩，移花接木，以隐蔽手法，继续染指别国事务，以保持其殖民主义的影响。对他们的搅乱国际和平环境的行为，不能不警惕。
民族主义是以前产生国与国之间矛盾和纷争的主要因素之一。自中世纪以来，民族国家逐一形成，由于各民族的传统、信仰、风俗习惯、政治体制等各不相同，不断发生冲突和争战。二战以后，民族主义仍然是引起国际争端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和以前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同，现在的特点是，各国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在亚洲、非洲、欧洲、以及美洲许多国家内部都有这种现象。最突出的是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战乱；它包含着民族的、宗教的、地域的，多种复杂因素，杂乱纠葛，甚为棘手。
各国的内部纷争，虽然大都只具有局部冲突的性质，但每一个局部冲突的背后，几乎都隐藏着大国的身影。如不善加处理，就有使冲突蔓延扩大的危险。
在世界历史上，意识形态的分歧，宗教信仰的不同，也常常成为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诱因。中世纪时，十字军东征；穆斯林的扩张；欧洲天主教诸国与新教诸国的冲突，都是打着宗教的旗帜，以上帝或真主的名义进行的。自从19世纪中叶共产主义诞生以来，资产阶级领导人，在共产主义“幽灵”面前，坐卧不宁。二战前夕，希特勒也以消灭布尔什维主义相号召。二战后初期，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世界几次处于以意识形态为导火线的大战边缘。
自从前苏联内部开始“解冻”并解体；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际间，以意识形态分歧而引发的紧张局势，大大缓和了。世界不再以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敌、我的标准。不过，由意识形态分歧而产生的猜忌和敌视，仍以各种不同形式残留在国际关系中；有些大国的政客，仍不时用各种名目为幌子，以达到其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干涉别国内政的目的。
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宗教信仰的不同，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强求统一。各国人民在反抗压迫，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本应互相支援。早在19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中就已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但各国人民政治上的解放，主要应依靠自身的力量。别国人民只能从道义上、舆论上加以支持。如果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对别国进行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军事的干涉，那将不仅造成国际紧张局势，而且还会带来反效果，使有关国家人民争取民主的进程复杂化。
两次大战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即使以数字计算，已令人震惊不已，更何况每一个数字都包含着牺牲者和他们亲人的惨绝人寰的悲痛。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等，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事实，将是人类历史上永远抹不掉的最阴森可怖的篇章。但造成这些滔天罪恶的罪魁祸首，却往往只是少数人；最初扣动扳机的只是一支手。所以，大战的爆发虽然有多种条件，但专制独裁暴君的丧心病狂行为，则是战火点燃的直接因素。二战结束后，德、意法西斯及日本军国主义专制制度都已崩溃，世界其他地区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全世界只有少数极权主义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力量并不强大，不足以挑起大规模战争，但也孕育着发动地区性武装冲突并导致战火蔓延的危险。
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国际斗争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为了某种狭隘的利益，插手地区冲突，甚至煽风点火，以图从中取利。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第二次大战前夕，一些大国，为了民族私利，纵容侵略者的教训，应该记取。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些大国的领导人对侵略者的纵容姑息，甚至幸灾乐祸，显然是导致大战终于爆发的重要诱因。当德国法西斯攫取政权，已向邻国发出战争威胁的时候，欧洲各大国的领导者仍在勾心斗角，耍弄手腕，企图把侵略者的矛头指向别国。他们不但对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6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听之任之，而且当希特勒德国对莱茵地区实行军事占领时，仍拒绝加以干涉；西班牙内战发生后，英、法也拒绝支持西班牙共和国。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 张伯伦和达拉第本来企图把“祸水东引”，结果却是养虎遗患，害了自己。在张伯伦等人“绥靖政策”影响下，直到1939年，英国仍很少人了解希特勒是什么人？他的意图是什么。〔7〕甚至当战争已正式爆发后， 张伯伦在向全国的广播中，对希特勒的侵略计划仍讳莫如深。〔8 〕在这样的环境下，斯大林也与希特勒德国于1939年8月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显然是想把希特勒的注意力引向西方。当战争已经爆发约一年之后，1940年7月斯大林接见英国驻苏大使时，仍声称， “他并不认为德国的军事胜利威胁了苏联以及它与德国的友好关系。”〔9〕事实上， 这时希特勒正在积极计划扑向苏联并将它毁灭。〔10〕邱吉尔在战后写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书中说：“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大战更容易制止的了。”〔11〕本来可以轻易制止的战争，由于各大国领导人彼此倾轧，对侵略者则一味纵容，致使世界终于陷入空前的浩劫。殷鉴不远，不应忘记。
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以各种形式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并总结经验教训，避免让大战的灾难再次重演。当此之时，在日本却有一小撮政客，顽固地为侵略战争辩护；为战争刽子手招魂。这些人的言行不但完全无视事实，而且也有意复活战争毒素，世界各国，包括日本的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对这些公然为大战罪行辩护的人，痛加谴责。各国政府也应制订法律，对那些蓄意宣扬战争的人，严加惩处。
为了保证新的世界大战的灾难不再重演；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自相残杀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应共同努力！
（在江苏省世界历史研究会“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报告。1995年8月，苏州。）
注释：
〔1〕P.H.M.Bell,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urope 1986.M.Beaumont,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78pp.1-3.
〔2〕E.M.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4卷，1988，第184页。
〔3〕R.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981p.93.
〔4〕《扬子晚报》，1995年8月3日。
〔5〕Plutarch.On the Tranquility of the Mind,cf.E.M.Burns,The Western Civilization,1993,p.195.
〔6〕R.Blake.Disraeli,1969,pp.450、665.
〔7〕M.Howard,A Thirty Years War?The Two World War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Sixth Series,Ⅲ,1993,p.178.
〔8〕K.Feiling.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1970,p.416.
〔9〕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10卷，207—208页， 引自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兴亡史》（下），1992，第1097页。
〔10〕威廉·夏伊勒，上引书。
〔11〕温斯顿·邱吉尔：《不需要的战争》，1991，第1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2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1995年04期第111-114页
【作者简介】王觉非，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世界历史研究会会长。
从第一次大战结束到第二次大战爆发，其间不过20年；从1914年第一次大战爆发到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计算，总共也不过31年。有人说，这两次大战有其连续性，当中不过是短暂的间歇，可以称之为20世纪的“三十年战争”。〔1〕但从第二次大战结束到现在的50年中， 世界人民已走过了险象环生的雷区，从今天的形势来看，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虽不能说已完全消除，但可以说越来越小则是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座界碑，即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后世历史学家当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可能会写上这样的副标题：“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自相残杀的战争”。不过这样的可能性不会自发地变为现实，要完全消除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还要靠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
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都有其客观的起因，关于这方面，各国学者已写了不计其数的著作加以探讨，此处毋庸赘述。我们只想指出，那些引起大战的客观条件，有些已逐渐消失或减少，有些因素的残馀，仍以不同形式继续存在，对此应加估计和分析。
资本主义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导致第一次大战的基本原因，也是引起第二次大战的重要因素。如伯恩斯所说：“两次大战都是由于权力均势遭到威胁而突然发生。”〔2〕
实际上，以前由于世界各地区互相孤立，缺乏密切联系，而各地区又都有其不同的发展条件，所以世界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性是不可避免的。从大的方面来看，东、西方文明的对比就显示出，东方文明原来远远走在西方的前面，但16世纪以后，西方赶了上来，并把东方抛到了后头。在西方，各国的发展过程也是此长彼消，起伏不定。从16世纪起，先后由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占据霸主地位，各该国本身的经济、军事力量虽也在不断发展，但往往由于别的国家发展更快，相比之下，它原来的优势就会丧失。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再次证实了，“历史上的大规模战争……直接或间接地都是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果”。〔3〕
二战以后，国际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仍非常显目；老的资本主义强国，势力日削，美、苏两国则称雄一时，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但80年代后，苏联解体，世界由两霸对峙走上了多极化，不平衡的发展似乎继续以新形式在展开。世人近来又将注意力转向了亚洲、太平洋地区，这里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世界经济发展中心，16世纪以前是地中海地区，16世纪以后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现在，有人说，新的世界发展中心已开始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了。
然而，二战以后的50年，不平衡的发展现象，表面上和以前无多大差别，实质上已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年来，这种新因素更趋明显。它表现在：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世界各地区的交通联系、经济交往日益密切；现在的不平衡现象，实质上是在原来世界各地发展不平衡基础上，逐渐趋于平衡的特定阶段的特定形式。拿中国及亚洲、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来说，其经济发展速度虽大大超过了欧、美各经济发达国家，但在经济发展中，却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以及产品、管理人才等。反过来，中国的产品、资金、劳动力也越来越多地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这就是说，中国及亚洲、太平洋地区其他经济快速增长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包含了世界性的经济发展成份在内。就拿我们开会的苏州地区为例，到1995年8月初， 苏州已有107家跨国公司或财团前来投资， 在苏州的合资及独资企业达7,000家。香港一家公司，在浒墅关开发区独立投资近4亿美元，只经过4 个月试生产，其产品已于不久前启运销往欧、美。〔4〕可见， 即使苏州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不是单纯地区性的，而是具有国际性的了。类似这样的资料，举不胜举。
但美国有些人，仍以霸权主义老眼光看待问题，他们对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惊慌失措，唯恐威胁到他们的霸权地位，因此想方设法去加以遏制；在最惠国待遇、关贸总协定等问题上，处处设置障碍；人为地制造国际紧张气氛。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他们自己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同时它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谐调发展，有悖于时代精神。
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像以前任何一次大规模战争一样，发动战争的人，都抱着掠夺和奴役别国人民的目的。古代、中世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发动战争的人的目的，无非是开疆拓土，抢占别国的土地；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时，波斯的大流士一世， 派遣使者到希腊各城邦，要求献出“土地和水”。然而掠夺土地并不能满足侵略者贪得无厌的野心。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东征途中， 听说世界广袤无垠时，不觉潸然泪下，别人问他为何伤心，他说，当你听说，世界是如此的无边无际，而我们又不能将之一一征服时，怎能不黯然神伤！〔5〕
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后，列强又展开了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斗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纷纷到非洲、亚洲及其他地区抢占殖民地，瓜分世界。二战前夕，希特勒叫喊要争取德国人的“生存空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则妄图将亚洲广大地区纳入它的控制之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二战结束后初期，大国的扩张势头仍十分强劲。但所有抢占势力范围的企图，都以失败而告终。一百多年来，西方列强用血腥手段建立起来的殖民体系也土崩瓦解。亚、非、拉美的殖民地，一个接一个争得了独立；殖民主义者不得不把早先吞下去的殖民果实，一个一个地吐了出来。在今天，不管哪个大国，如果再想把别的弱小国家，强迫占领为殖民地，不但已全不可能，而且对各该国也将非常不利，早在一百多年前，英国的保守党领袖狄斯累利就曾主张英国从殖民地撤回，并把殖民地说成是“我们颈上的磨石”〔6〕，现在磨石正在卸下， 他们还想重新将之套在头颈上吗！
不过，殖民主义者似乎并不想洗净他们手上的血污，而是以别的伎俩，移花接木，以隐蔽手法，继续染指别国事务，以保持其殖民主义的影响。对他们的搅乱国际和平环境的行为，不能不警惕。
民族主义是以前产生国与国之间矛盾和纷争的主要因素之一。自中世纪以来，民族国家逐一形成，由于各民族的传统、信仰、风俗习惯、政治体制等各不相同，不断发生冲突和争战。二战以后，民族主义仍然是引起国际争端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和以前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同，现在的特点是，各国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在亚洲、非洲、欧洲、以及美洲许多国家内部都有这种现象。最突出的是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战乱；它包含着民族的、宗教的、地域的，多种复杂因素，杂乱纠葛，甚为棘手。
各国的内部纷争，虽然大都只具有局部冲突的性质，但每一个局部冲突的背后，几乎都隐藏着大国的身影。如不善加处理，就有使冲突蔓延扩大的危险。
在世界历史上，意识形态的分歧，宗教信仰的不同，也常常成为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诱因。中世纪时，十字军东征；穆斯林的扩张；欧洲天主教诸国与新教诸国的冲突，都是打着宗教的旗帜，以上帝或真主的名义进行的。自从19世纪中叶共产主义诞生以来，资产阶级领导人，在共产主义“幽灵”面前，坐卧不宁。二战前夕，希特勒也以消灭布尔什维主义相号召。二战后初期，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世界几次处于以意识形态为导火线的大战边缘。
自从前苏联内部开始“解冻”并解体；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际间，以意识形态分歧而引发的紧张局势，大大缓和了。世界不再以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敌、我的标准。不过，由意识形态分歧而产生的猜忌和敌视，仍以各种不同形式残留在国际关系中；有些大国的政客，仍不时用各种名目为幌子，以达到其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干涉别国内政的目的。
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宗教信仰的不同，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强求统一。各国人民在反抗压迫，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本应互相支援。早在19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中就已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但各国人民政治上的解放，主要应依靠自身的力量。别国人民只能从道义上、舆论上加以支持。如果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对别国进行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军事的干涉，那将不仅造成国际紧张局势，而且还会带来反效果，使有关国家人民争取民主的进程复杂化。
两次大战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即使以数字计算，已令人震惊不已，更何况每一个数字都包含着牺牲者和他们亲人的惨绝人寰的悲痛。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等，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事实，将是人类历史上永远抹不掉的最阴森可怖的篇章。但造成这些滔天罪恶的罪魁祸首，却往往只是少数人；最初扣动扳机的只是一支手。所以，大战的爆发虽然有多种条件，但专制独裁暴君的丧心病狂行为，则是战火点燃的直接因素。二战结束后，德、意法西斯及日本军国主义专制制度都已崩溃，世界其他地区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全世界只有少数极权主义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力量并不强大，不足以挑起大规模战争，但也孕育着发动地区性武装冲突并导致战火蔓延的危险。
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国际斗争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为了某种狭隘的利益，插手地区冲突，甚至煽风点火，以图从中取利。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第二次大战前夕，一些大国，为了民族私利，纵容侵略者的教训，应该记取。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些大国的领导人对侵略者的纵容姑息，甚至幸灾乐祸，显然是导致大战终于爆发的重要诱因。当德国法西斯攫取政权，已向邻国发出战争威胁的时候，欧洲各大国的领导者仍在勾心斗角，耍弄手腕，企图把侵略者的矛头指向别国。他们不但对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6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听之任之，而且当希特勒德国对莱茵地区实行军事占领时，仍拒绝加以干涉；西班牙内战发生后，英、法也拒绝支持西班牙共和国。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 张伯伦和达拉第本来企图把“祸水东引”，结果却是养虎遗患，害了自己。在张伯伦等人“绥靖政策”影响下，直到1939年，英国仍很少人了解希特勒是什么人？他的意图是什么。〔7〕甚至当战争已正式爆发后， 张伯伦在向全国的广播中，对希特勒的侵略计划仍讳莫如深。〔8 〕在这样的环境下，斯大林也与希特勒德国于1939年8月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显然是想把希特勒的注意力引向西方。当战争已经爆发约一年之后，1940年7月斯大林接见英国驻苏大使时，仍声称， “他并不认为德国的军事胜利威胁了苏联以及它与德国的友好关系。”〔9〕事实上， 这时希特勒正在积极计划扑向苏联并将它毁灭。〔10〕邱吉尔在战后写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书中说：“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大战更容易制止的了。”〔11〕本来可以轻易制止的战争，由于各大国领导人彼此倾轧，对侵略者则一味纵容，致使世界终于陷入空前的浩劫。殷鉴不远，不应忘记。
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以各种形式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并总结经验教训，避免让大战的灾难再次重演。当此之时，在日本却有一小撮政客，顽固地为侵略战争辩护；为战争刽子手招魂。这些人的言行不但完全无视事实，而且也有意复活战争毒素，世界各国，包括日本的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对这些公然为大战罪行辩护的人，痛加谴责。各国政府也应制订法律，对那些蓄意宣扬战争的人，严加惩处。
为了保证新的世界大战的灾难不再重演；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自相残杀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应共同努力！
（在江苏省世界历史研究会“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报告。1995年8月，苏州。）
注释：
〔1〕P.H.M.Bell,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urope 1986.M.Beaumont,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78pp.1-3.
〔2〕E.M.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4卷，1988，第184页。
〔3〕R.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981p.93.
〔4〕《扬子晚报》，1995年8月3日。
〔5〕Plutarch.On the Tranquility of the Mind,cf.E.M.Burns,The Western Civilization,1993,p.195.
〔6〕R.Blake.Disraeli,1969,pp.450、665.
〔7〕M.Howard,A Thirty Years War?The Two World War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Sixth Series,Ⅲ,1993,p.178.
〔8〕K.Feiling.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1970,p.416.
〔9〕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10卷，207—208页， 引自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兴亡史》（下），1992，第1097页。
〔10〕威廉·夏伊勒，上引书。
〔11〕温斯顿·邱吉尔：《不需要的战争》，1991，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