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法国和欧洲的史学研究近况[*]
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2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1995年04期第115-130页
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虽然属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但我们却操同一种语言，即同一种独一无二的史学方法论的语言，这表明，知识是没有国界的。我认为，这一点是重要的。
因为，从严格的科学观点来看，我们历史学家不应被术语所迷惑。我们都以名副其实的、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研究文献，所以，我再说一遍，无论在巴黎还是在北京，我们使用的是同一种方法论语言，就此而言，我们都是学者。我们对文献进行考证和对比，有时还使用计量方法等等。但是，我们的研究与牛顿、爱因斯坦不同——让我们谦虚一些——，我们不可能像发现万有引力和化学方面的某些普遍规律那样提出历史的普遍规律。我们从事的不是，或者说很少是一种揭示规律的法则研究科学，而是以普遍的方法进行个案研究的科学，其成果主要是弄清通常具有个别性质的一些因果关系。
当然，在某些问题上，有一些因果关系的发现也具有普遍的性质，与法则研究相去不远。例如，默弗莱（Meuvret）、古贝尔（Goubert）等人对法国和其它国家的食物危机的研究表明，在从东到西的整个欧亚大陆都可看到食物危机的因果关系，它们具有相同的特点：某些时期的恶劣气候导致小麦和大米等谷物歉收，由此引起谷物价格上涨，结果是残废率上升，结婚率和出生率下降，总人口减少，最终引发粮食骚乱（这便是英文中有名的food riots）。
为了谈得详细一些并对不同学派之争作一些介绍，看来有必要先对年鉴派作某些修正，确切地说，我要怀着感激的心情，以我对自己所属的年鉴派的深厚感情，对这个学派重作评价，因为，它为自己塑造的形象或者说人们赋予它的形象太不准确。费尔南·布罗代尔虽然说过一些过于简单化的话，其实他既不排斥事件史，也不排斥事件本身。关于这一点，不妨读一下他的《地中海》的最后一部分，这部分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位大师远非排斥事件史和事件的历史学家，他只是以他独有的方式来叙述过去。当然，谁也不会否认，他对过去的叙述是以影响深远的长时段为中心的，这种数以百年计的长时段，本身就是对短时段的确切性的否定。
一般地说，谁都知道，事件可以把不那么引人注意的环境全部凝聚在自己有限的体量中。如同一颗初升的星星可以成为它周围大片乌云的中心或使之井然有序一样，事件可以用作破译深层结构的放大镜、显微镜。
一个银河系可能遮掩了另一个银河系，但是它也可以通过重力蜃景作用反映出一个强大而遥远的类星体。说得直截了当一些，关于1572年巴黎群情激昂的场景，圣巴特罗缪之夜所提供的实况远胜于那些极其珍贵的公证文书。
再则，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事件，往往造成广泛的断裂，其后果长时间地为人们所感知。在这方面，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和被理解的程度各不相同；乔治·迪比（Georges Duby）研究的1348年的瘟疫，1715年路易十四之死——请参阅布吕什（Bluche）的有关著作——都属于此类；此外还可以提及斯大林逝世这一重大事件。1348年的黑死病和路易十四之死在各自极不相同的领域中引发了巨大的变故和断裂。前者反映在人口上，自1348年到1450年，西方人口出现了灾难性的锐减；后者反映在文化领域里，我想说的是路易十四死后启蒙运动在18世纪的骤然兴起和法国在旧制度下的自由化，当然，路易十四于1715年去世、菲力普·奥尔良摄政以后出现的这种自由化，是相对的和局部的。
事件会影响城市的历史，比如，1666年的伦敦大火和1755年的里斯本地震便是如此。这两场灾祸中的冲天大火分别在两个城市中烧出了一大片空地，给城市规划大师们发挥灵感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英国的沃伦（Wren）——你们肯定都知道圣保罗大教堂——和葡萄牙的蓬巴尔（P-ombal）便是这样的大师。说到这里，我们与罗伯尔·芒德鲁（Robert Mandrou）等研究开明专制主义的历史学家走到一起了。
有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得到了正确的分析，其长时段后果得到了很好的研究，这就是1527年罗马的被围困和被洗劫。法国艺术史专家安德烈·夏斯泰尔（Andre Chastel）对此进行了研究。那一年罗马陷落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劫掠，参与劫掠的大兵是卡尔五世的雇佣军，指挥官则是一个法国人。必须承认，这位指挥官是陆军统帅德波旁（de Bourbon），他在夺取罗马城堡时阵亡。
罗马之战的原因很多。罗马惨遭洗劫之前，日耳曼人对拉丁人强烈不满，知识分子对神学家强烈不满，平民百姓对教会强烈不满，因为教会被有理无理地指责为腐败。我之所以说有理无理，是因为几位波尔吉亚（Borgia）家族出身的教皇虽然谈不上清廉，却是文艺复兴的伟大艺术的倡导者，他们在这方面远远胜过前几任教皇。尽管如此，罗马这个大城市在1527年被攻陷，毕竟是一个造成强烈震撼的灾难性事件，自此之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便是这个事件的影响之一。1527年之后的反应非常强烈，可以说是一股名副其实的反应潮流，一种悲剧式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风格， 反映出大难之后的悲观情绪， 这种风格在1540 年以米开朗琪罗为西斯廷教堂所绘的“最后的审判”达到顶点。 1527年的这一转折性事件后，孕育中的反改革运动为特伦托公会议制定教义信条作了铺垫，预示着极端天主教的巴罗克主义将达到鼎盛时期。1527年的罗马之劫也许不完全具有决定决意义，但却具有引爆性，梅迪奇王族时代文艺复兴的最后火花，就这样经由这个事件过渡到了一种新的宗教和艺术文化。这种文化略略摆脱了古代模式，宣告一种纯化了的、自我炫耀的、有时咄咄逼人的天主教教义的出现。
至于重要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正如我刚才谈及路易十四时所说的，他们在各自的门类中，都可以是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的引爆剂或适当的、象征性的（当然是简单化的）概括。
谈到人物，显然就要涉及传记和传记史问题。也许由于受到了年鉴派的影响，这类著作在法国长期被认为不值得受到称道。与此相反，盎格鲁一撒克逊历史学家在传记史学方面颇有建树，你们不妨读一读奈奇（Knecht）的弗朗索瓦一世传和邦加特内（Baumgatner）的亨利二世传。法国不久前出版了米歇尔·安托万（Michel Antoine）的路易十五传，写得很好，我在上一次讲演中提到了这部著作。传记在法国不受青睐已经有些时日了，直到1970年还是那样。它的重新崛起始于1971年，那一年出版了美国史学家肯达尔（Kendall）所著路易十一传。 此书后来被翻译成法文，算不得是上乘佳作。
传记该怎么写？这说的是具有科学性的、可供大学师生阅读的、值得训练有素的同行注意的著作。即使是乔治·华盛顿、威廉·皮特这类伟大人物，与其十遍八遍地记述他们的一生，不如写一部科学性的传记，研究一个特定的人的一个特定的方面。目前再度兴旺的传记作品所呈现的正是这种趋势。例如，在法国有几种优秀的著作，其中有的是外国人写的，讲的是一位第一流的大臣如何发财致富的故事。英格兰——爱尔兰历史学家约瑟夫·贝京（Josheph Bergin）的书写的是黎胥留的财产，文献学院的克洛德·迪隆（Cloude Dulong ）夫人写的是马札然的财产。马札然身后留下的财产价值3800万里弗尔，在旧制度下这是一笔最大的资产，超过了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储备金。别忘了，他还有规模宏大的庄园、非常漂亮的修道院、营利性的若干省政府。在他之前的黎胥留也留下了2000万里弗尔家财，他也属于传统的积聚货币致富的那一类人，这类人中既有最好的人也有最坏的人，腰缠万贯的“腐化分子”包括苏利、玛丽·德·梅地奇、孔奇尼、马札然，还有黎胥留；稍后一些的是柯尔贝。这是一个伟大人物，他的来路正当和不正当的资产也高达1000万里弗尔。
当然，正如比较史学当年对于马克·布洛克颇为重要一样，关于大人物私人财产的比较研究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有价值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18世纪结束之后，法国再也没有拥有这么多资产的掌权人物了，要找只能到法国以外去找了，热带地区有博卡萨和马科斯，而在拉丁美洲，在新大陆的伊比利亚民主国家中，任期届满时卸职的总统若不是拥有数亿美元的大富豪，简直就令人不解。在欧洲大陆上，最后一个在任上大敛其财的人是德国纳粹分子戈林。当然，拿我们的红衣主教大臣们与这个可鄙的家伙相提并论，多少有些失之不恭。不过，之所以提及戈林，只是想说他与前面提到的那些人一样，恬不知耻地大把大把捞钱，庄园、现金、名画，捎带着美女和毒品，样样都要。
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即使是约瑟夫·贝京这位杰出的学者的传记作品（他是黎胥留财产状况的传记的作者），虽然十分出色，毕竟还有意识形态的一面，他对黎胥留这位伟大的法国国务活动家持尖锐批评、彻底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一方面反映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对高卢人的憎恶，因为法国人在英国和美国通常是不被看好的，另一方面也出于他的左派的心态而敌视黎胥留，因为不管黎胥留自己作何想法，他在身后是被视为法国的民族主义甚至是天主教右翼原则的体现者的。
既然谈的是一般性问题，就有必要对回忆问题说上几句。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 把一些能勾起回忆的地方作为写作的主题，诸如先贤祠、巴黎圣母院等等。这就开创了回忆史学，菲利普·茹塔尔（Philippe Jutara ）在研究塞文山区新教徒的回忆时也曾考虑过建立这样一个学科。
当前有一种趋势（较之科学研究部门，新闻媒体中这种趋势更甚），要以回忆取代史学；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不管怎么说，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或者说是科学的一种类型（请参阅本文篇首部分），总之是一种知识，是理性，是学问。回忆则是飘忽不定的，是不受控制的舆论，是看法。回忆可以是一个卑顺而有用的女婢，服务于对过去的认识；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必定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婢。但是，只有经过史学评论慎审的、过细的修正之后，回忆才有意义。
况且，说到底，并非一切都是回忆，然而，一切都是历史，因为宇宙学告诉我们，自大爆炸（big bang）以来，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亿年，现在我们对宇宙的历史也有了一种历史观。好了，就此打住。
在法国史学思想的各个分支中（法国以外也一样），我应该在今天这个简短的讲演中，就世界史说上几句。你们可能觉得奇怪，但事情就是这样。在法国，罗伯尔·博诺（Robert Bonnaud）以他非凡的才华挑起了这个“专业”的担子，这当然是一个需要胆魄的专业，因为今天已不是博絮埃的时代了。 此外还应提到以色列史学家爱森斯塔特（Eisenstadt）和英国的历史人物学家恩斯特·杰尔纳（Ernst Gellner）。
在我看来，在爱森斯塔特和杰尔纳关于世界史，至少是关于欧亚史的思想中，有两个主题一再重现。
1）对于久远的古代，爱森斯塔强调“轴心”时代， 也就是公元前最后一千年间，确切说是公元前600—400年间，这是一个伟大的世界性思想纷呈的时代。我们只需想一想，在这段时间中，欧亚各地出现了许多伟人，他们大体上可算是同时代人，诸如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子、老子；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涌现了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多种伟大的世界性思想。这个轴心时代实实在在是一个“日子”，是一个转折。
2）史学家、哲学家、人种学家，总之， 像爱森斯塔特和杰尔纳那样的历史人种学家以世界史的眼光去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18世纪以来西方的起飞问题，也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近代化问题。在这个近代化之后，就是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多少有些疯狂的现代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神奇的变动，这个谜一般的近代化、这种有时几乎是歇斯底里的高速奔驰？爱森斯塔特等人条理不很清楚地指出，其原因与自由、宗教、民族、科学有关。
A、自由
1.欧洲（欧洲以外是日本）的封建主义准许人们享有无可争辩的多种自由。
2.在基督教世界，国家和教会长久以来壁垒分明（该由恺撒管的归恺撒，该由上帝管的归上帝），因此而造成了各种权力的自我限制。
B、宗教
在这方面，在别处肯定会提到儒教，在欧洲则应该说说加尔文教派前资本主义的给人鼓动的道德；新教思想家们，无论德国人（马克斯·韦伯）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都极力颂扬这种道德，以致于竟然忘了加尔文的原籍是法国。
C、民族
也许需要重新审视欧洲国家之间颇具竞争性的多元化。被强大的帝国或彼此竞争的帝国主义大国（法国、德国、英国等）瓜分的欧洲，也就是18世纪西方扩张时期的欧洲，生气勃勃，如果那时的欧洲是统一的欧洲，就不会如此充满活力，因为竞争是帝国主义的精灵之所在。
也许还应该提及全面走向近代化的民族的出现，这种出现是危险的，却是积极的。D、科学
最后一点，但不是无关紧要的一点，那就是科学的发展。
恩斯特·杰尔纳兼收并蓄地总结道：大概以上几条都有一点。
现在我要就历史人类学谈一点看法，这个学科确切地说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近数十年，法国人（中国人大概也一样）对这个学科谈论得很多。
我们从权力人类学谈起；旧制度——我今天的演讲涉及旧制度较多——就是君主制体系的人类学。这个学科，这个分支，或者说这个亚学科或一个学科的枝杈，对于以君主专制为主体的旧制度——在法国有波旁王朝、伐卢瓦王朝等君主政体——时期的兴趣，主要在于制度史和礼仪史等新的研究对象。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的法国和外国史学家有：恩斯特·坎托洛维茨（Ernst Kantoravicz）、科莱特·博纳（ColetteBeaune）、萨拉赫·汉利（Sarah Hanley ）、 伊夫—玛利·贝尔赛（Yves-Marie Berce）、拉尔夫·吉赛（Ralph Giesey），当然还有马克·布洛克。他们都发现或重新发现了一些人物、团体或礼仪，以前这些都与王族相关或被说成与王族相关；由于这类礼仪被认为无关宏旨，所以严肃的史学著作长期对这类人和事不予重视。例如，坎托洛维茨极为重视的国王的两个身躯和兰斯加冕时的王权问题，君王葬仪上的奇形怪状的假人，被称为王血的那种液体，在法国和葡萄牙被称为“隐匿的国王”的那种神秘人物；当然，俄国也有这种人，那就是假季米特里。坎托洛维茨的《国王的两个身躯》极为畅销，这本书指出，耶稣基督是个两重人物，既是人又是神；这本书还指出，君王的人身和不朽的王权是分离的，君王有生有死，他们拥有的王权却是不朽的；这也阐明了加佩王朝、汉诺威王朝的王朝观念，尽管那些列有序号的国王，诸如路易十三、路易十四、弗朗索瓦二世等等，只是王族中的一个普通人。法国史学家阿兰·布罗（Alain Boureau ）企图对坎托洛维茨的想法作进一步的发挥，他对一些有关国王遗体的记录作了研究，这些遗体是加佩王朝的国王，大革命中1793年，神魂颠倒的雅各宾政权掘开圣德尼修道院里的这些国王的坟墓，辨明身分并做了记录。布罗先生运气不佳，他的著作出版时恰好发生了卡邦特拉犹太人公墓被亵渎的丑闻〔1〕， 由于联想的作用，这一事件使1793年的发掘国王坟墓之举更为令人憎恶。
美国史学家伦顿·弗尔（London Fell）在他的书中， 针对上面提到的来自中世纪基督教和日耳曼部落蛮族人类学的国王有两个身躯的观念，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16世纪的王权与中世纪流传在蛮族中的关于国王有两个身躯的说法毫无关系：王权观念来自抽象的立法权，而立法权则与从罗马法继承下来的概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觉得，以这个观点看，坎托洛维茨的行情看跌。史学股票交易所里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法国的女史学家科莱特·博纳写了一本名为《法兰西民族的诞生》的书，因此而为历史人类学也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她着重对政治人类学中的一些课题作了研究。对坎托洛维茨的批评（即使是言之有理的批评）不足以驳倒博纳的研究成果。她特别强调有关特洛伊的神话对于法兰西民族的意义。她认为，法兰西民族的渊源与令人震惊的特洛伊神话有关，换句话说，我们法兰西同胞和国王的世系直接来自特洛伊之战。美国史学家乔治·郁佩（Georges Hupert）有时也用法语写作，他也着重谈到了这个臆测的法兰西人世系，但他驳斥了这种说法。其实，早在16世纪后半叶，严肃的历史学家已经比较彻底地驳斥了有关这种臆测的世系的说法。科莱特·博纳还谈到了撒利克法典，这部法典规定，法国的王位只能由王族中的男性继承，从而使王位继承具有完全反女性的特征。不过，这样一来，王位继承就有了明确的依据，从而较少引起争端，更不必说内战了。
除撒利克法典外，科莱特·博纳还谈到了克洛维斯的受洗和法兰西及魁北克的白色百合花。戴高乐曾认为，克洛维斯受洗一事使教会和利剑神秘地联接起来了。白色百合花原本是圣母玛利亚的象征，她就像贞德那样，是个纯真的少女。博纳指出，由于利用了圣路易这类虔诚的人物，使加佩家族得以从圣经中借用大卫王的神学先例，塗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此外，我们不应忘记圣米歇尔，他是整个诺曼底地区里唯一不曾与英国人合作的圣徒；他的神庙，也就是孤悬于大海之中的有名的圣米歇尔山，在百年战争中屡遭英国人的猛烈攻击，始终没有落入敌手。于是，在路易十一时期，由圣米歇尔这个人物就产生了圣米歇尔军团勋位，这也就是今天任人皆知的荣誉军团勋位的起源。
同其它地方一样，法国的历史人种学对少数人群的历史特别重视，为此投入了不少力量。这类少数人群有时被叫作“被排除者”，这个称谓被广为使用，法国的左派和右派都喜欢这样叫，如今天主教教会也这样叫。在我看来，不如按传统习惯，称这类少数人群为“边缘人群”或“少数人群”，叫他们为“被排除者”似乎不妥。因为，“被排除者”一词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即居于中心（或边缘）地位的人对“排除”应负的责任，也就是说，像蛛网中心的蜘蛛那样，位居体系中心的那些人对“排除”负有责任。妇女也被包括在少数人群之中，其实，这纯粹是少数这个词的借代意义，因为妇女在总人口中实际上是多数。关于妇女史的著作很多，著名的作者则有乔治·迪比、佩罗夫人（Mme Perrot）等。
再说说法国的人种和宗教方面的少数人群。阿拉伯人通常是穆斯林。犹太人也是少数人群，关于他们在德国占领时期的悲惨遭遇的史学著作很多，卢索（Rousso）、阿泽玛（Azéma）、贝达里达（Bédarrida）、雷蒙（Remond）等人都写过这方面的书，因此可以说，相对于某些领域里记忆丧失的情形而言，人们对犹太人问题不但保留着记忆，而且表现出一种超强的记忆。
法国的边民，诸如阿尔萨斯人、洛林人、弗拉米人、布列塔尼人、加泰罗尼亚人、普罗旺斯人、萨瓦人等等，也都是少数人群。他们都很平静，只有科西嘉人这些年一直很不安稳。蓬博尼（Pomponi ）是杰出的科西嘉史专家。这些边民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他们过去曾组成了一个环绕法国的语言的、封建的、落后于时代的圈子。北方弗拉米人中有一位享誉四方的人物姚朗德·德·巴尔（Yolande de Bar），她是卡赛尔和敦刻尔克的“女领主”。文献学院的一个女学生前不久完成了一篇关于这个非凡人物的论文。
通过这个女人的一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北部弗朗德尔这个小地方的边民所经受的痛苦。她是一个贵族妇女，18岁上就带着两个孩子孀居，1353年再婚，嫁给坏蛋查理〔2 〕的兄弟；她重建了拉莫特奥布瓦的城堡。诗人欧斯塔什·戴尚称颂她的容貌楚楚动人。她在巴黎的卡赛特（Cassette）（也许是她的家乡卡赛尔Cassel的音讹）街上有一座公馆。她与法兰西人时而为敌，时而结盟，与弗朗德尔伯爵也一样，时而敌对，时而结盟。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她造过假币，曾把两位司铎扔到井里，还谋杀了另一个司铎（其实是匪徒）；她解救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却又把他监禁起来；她杀死了法国国王的一个传令官和一位骑士，这个骑士虽享有避难权，却仍被她从教堂里揪出来处死；她被教皇三次逐出教门，她的领地两次被宣布为禁地； 她曾被理查五世囚禁， 付了18000 里弗尔赎金才获释；1395年她又因债务而被囚禁，她的城堡也被布尔哥尼人夺去；她就在那年去世。可是，她却每天做弥撒，星期五也守斋。她将钱财散给一些穷苦的女孩，让她们能嫁人，嫁给与她们一样穷的做苦工的人；总之，她做了许多“社会”工作。她为发生在她的领地上的一些私人战争进行仲裁，给予卡赛尔和敦刻尔克的居民一些特权或特许经营权。在一个走向早期近代化的地方，面对近代国家呱呱坠地的哭声，她以独特的方式体现了弗朗德尔地区的封建制。
对边民少数人群的研究也促进了考古学向深层发展。比如巴斯克地区。巴斯克的北部在法国版图内，巴斯克语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保存着新石器时代词根的语言之一。巴斯克语的刀、斧、剪这类词中，都含有石头这个词根；刀是“用来切的石头”，斧是“用来砍的石头”，剪则是“砍出来的石头”，等等等等。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学与自然科学走到了一起，成了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一门跨学科的学科。还有一些现象：巴斯克人的血型与众不同，他们的血液里有“O和负猕因子”。 这种血型与印欧人的血型不同，与流动于巴斯克以北的阿奎丹地区、巴斯克以南的加利西亚地区的那些人群的血型也不同。请允许我在这里提一下我自己的著作，在Seuil 出版社出版的《法国史》中我执笔的题为“冲突”那一卷里，我以数页篇幅从总体上论述了边民少数人群，还专门论述了巴斯克人。另一位跨学科学者雅克·吕费耶（Jacques Ruffié）也写了这方面的著作。他是历史学家，又是血液学专家，在软科学和硬科学之间、人文科学和“精确”科学之间，他架起了一座桥梁。
现在我们可以谈一谈史学范围中的文化人类学，并从这个视角来审视地中海地区，特别是该地区的荣誉观念。这里我要介绍一下皮特—里维尔（Pitt—Rivers）的有关著作。他也是一位跨学科学者，既是人种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在人种学界名气很大。我要谈的是整个地中海地区，既包括阿拉伯—基督教地区，也包括犹太教——希腊地区。这是一个非常看重荣誉的地区。尼采曾把因羞愧而脸红的人叫作“红脸动物”，说的是因得不到荣誉而脸红，因受了侮辱而脸红，就像在“熙德”〔3〕中那样，用尼采的话来说，可能就是“当羞愧时”。 这个地区盛行大家庭制，由至高无尚的母亲主持家务。这个地区盛行复仇，男子作为父兄对本集团的姑娘媳妇进行带有嫉意的保护。人类学家皮特·里维尔是一位英国——法国人，也可以说是英国——法国——西班牙人，他对表现在圣经中的这种感情进行了研究（“创世纪”第34章，关于示剑部落），他还研究了稍晚的安达路西亚地区。法国的一些优秀历史学家，如卡斯当（Castan）、阿居隆（Agulhon）、贝尔赛（Bercé）、 伏维尔（Vovelle）等人， 在18世纪法国南部的巴罗克文明中也发现了这种复仇感情。当时，该地区不仅允许为荣誉而诉诸暴力，甚至鼓励这种行为；但是男子严禁行窃，女子严禁放荡和卖淫。在地中海沿岸的这个地区里，窃贼和婊子是最恶毒的咒骂。
历史文化人类学也是印一欧人的极为广阔的领域，从印度到伊朗，从俄罗斯到日耳曼、拉丁、斯堪的纳维亚、克尔特诸国，在这个地区里，到处都可看到三类职务。乔治·迪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对此作了研究。这三类职务是：教士、贵族和农民，也就是祈祷的人、打仗的人和种田的人。乔治·迪梅齐尔用了五十多年时间对印—欧神话作了非常出色的调查，既包括欧洲（日耳曼、斯堪的纳维亚、拉丁和希腊），也包括伊朗和印度，可惜，迪梅齐尔直接授业的学生迪比松（Dubui-sson ）等人并非都能与他们的老师齐名。日本史学家吉田（Yoshida）指出，日本也存在着三类职务现象，第一类职务是教士，学者或行政官员，第二类是贵族和武士，第三类是农民。农民是从事生产的，所以负责人类自身生产的妇女也归在第三类中。你们所熟悉的日本虽然与印一欧国家没有什么共同点，但据吉田先生所说，那里同样有三类职务的区分，不过，我想说的是，当我阅读圣经时也处处发现这三类职务，尽管圣经具有强烈的闪米特人的特征，完全不属于印一欧体系。圣经里常常出现教士——审判官、士兵和收税人这类身份的人，这与迪梅齐尔所说的三类职务大体一致。但是，我再说一次，圣经里的犹太人全然不是印一欧人。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三类职务的体系在西方一直很重要，至少在18世纪末叶之前是这样。例如，法国的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正是这三个等级于1789年组成了三级会议，拉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帷幕。美国史学家拉塞尔·梅杰（Russell Major）的著作论述了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主义君主制”下的三级会议问题，不妨一读。
至于三类职务的起源， 英国历史人类学家恩斯特·杰尔纳（ErnstGellner）有所论及。三类职务的体系也许是一种文化的定式， 一种将社会生活区分为领导者、战士和农民三类的普遍倾向。这种区分在欧亚的许多地区都可见到，而且自新石器时代，从所谓的新石器革命起，就可见到。当然，这就远远超出了印一欧地区，而把整个欧亚地区都包括进去了，即使不考虑哥伦布之前的美洲，也包括整个欧亚地区。
我谈到了历史文化人类学中有关文化的一些问题，诸如法国的边民少数人群、地中海、印一欧人等等。法国的历史文化研究人员提出了文化领域里的另一个历史问题，那就是伊斯兰问题。由于伊斯兰人口急剧增加，定居在法国的穆斯林已经形成为一个少数人群，所以对我们来说，伊斯兰问题日益显得重要。安德列·米盖尔（AndréMiquel）以令人赞赏的言词提出了1200年巴格达的哈里发之后伊斯兰的衰落问题，并分析了这次衰落的原因。到了20世纪，伊斯兰实现了令人震惊的新的崛起，这次崛起与高出生率和石油的关系极大。关于衰落的原因，米盖尔从反面说起，他分析了7世纪到11 世纪之间促使伊斯兰兴起的有利因素：伊斯兰以令人着迷的言词述说神的至圣至洁的崇高伟大，从而把过去被看成既是神又是人的耶稣基督贬为纯粹的人，把他说成仅是一个预言家而已。此外，面对萨桑王朝的压迫，伊斯兰号召实现平等，这就使向往民主的人怦然心动。
在这种条件下，12世纪到19世纪间伊斯兰的衰落便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安德烈·米盖尔认为原因何在呢？第一个原因是乌姆玛〔4 〕不可能实现。穆罕默德提出的乌姆玛，是一种伟大的文化产生的一个持久不灭的幻想，它企图把宗教的和国家的组织、宗教的和国家的政治法律集于一体，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社团和社会。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想。第二个原因是妇女地位的低下。第三个原因是一系列事件：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入侵使巴格达的精英消失殆尽；15、16世纪以后，伊朗带着它的狂热首次东山再起，给阿拉伯世界造成了不利影响；最后还有11世纪至15世纪之间穆斯林西班牙的消失。第四个原因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
1）中世纪的穆斯林地中海地区拥有大量金币， 后来不断地流向更加机灵、更具活力、拥有巨大出口能力的西方。这种情形与16—17世纪的西班牙大体相同，天主教的西班牙从美洲获得大量白银，却又不断流向北欧。
2）伊斯兰世界缺乏封建制的活力。在欧洲， 封建制促成了许多雄心勃勃、咄咄逼人的大土地主集团，它们与农民建立了联系，既从事征战，又从事经营。
3）发端于16世纪的基督教文艺复兴持续了很长时间，从那时起， 世界经济重心转向大西洋和美洲，从而使伊斯兰世界——无论是土耳其还是印度、蒙古，尽管地域依然很大，囊括欧亚大陆，——变成了乡巴佬。
时至今日，石油和高出生率使阿拉伯世界再度充满活力。但是，已故纳赛尔和当今的萨达姆·候赛因的伊斯兰，还远未找到乌姆玛文明的无穷魅力，也就是中世纪早期伊斯兰——基督教文明的无穷魅力。
说了中东，再说远东，当然，对你们来说，远东一点也不远。法国的一些史学家以比较史学的眼光，对远东地区的比较文化人类学作过一些研究。我本应谈谈中国，可是我对中国一无所知，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谈一谈日本。日本在19世纪孤孤单单地独自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突进。当然，中国在20世纪也跟上来了，但在19世纪，日本毕竟是在相当孤立的状态中开始近代化进程的。对此应作何解释呢？
你们可能会说，我应该同你们谈谈西方与中国的对比，这样才更合适。这个问题确实应该谈，可是，我对中国问题实在太无知，无法对西方和中国进行比较。
那好，现在就来回答这个问题。日本的突进是如何发生的？根据弗朗西纳·希海尔（Francine Herail）夫人及其合作者的研究， 日本和欧洲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极为相似。日本在公元头一个一千年中，处在半帝国状态，采用了中国的立法制度，此时的欧洲则处在罗马法的黄金时代。从10世纪起，日本出现了封建割据，从而在遥远（离我们远，离你们并不远）的东方有了一些自由和创举（军事的、商业的、文化的），这种别具一格的封建制使日本群岛得以避免墨守天皇制的成规，不然的话，日本人的事业心就会长期受到遏制。
后来从16世纪下半叶起，出现了幕府的绝对王权主义（我们法国人对绝对王权主义这个词很熟悉，它指的是波旁王朝和17世纪的路易十四）。幕府之后，19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了明治维新，这场大革命部分地受到了西方和北美的影响。明治维新的后果，至今我们还能强烈地感受到。
在人类学和人种学之后，我该谈谈当代史学的新动向了。所谓新动向，其实现在也已经变成旧动向了。我首先要谈的是人口学。在这方面，雅克·迪巴基埃（Jacques Dupāquier）的贡献很大。我要谈的并非研究得很多的人口学本身，而是与人口学挨得很近的某些事情，也就是与儿童史有的一些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以往过多地停留在菲力普·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的引人入胜的著作上。 据他研究，成年人对儿童的爱心只是在16、17世纪之后才开始发展。有人向阿里埃斯和支持他的观点的人指出，母猴对小猴显然是有母爱的，如果说人到了16世纪才知道疼爱孩子，那岂不是说，猴子变成人之后，原有的母爱却令人吃惊地消失了，直到数万年之后才重新出现。这些阿里埃斯派的先生们不以为然，仍然坚持己见，别人说也没有用。类似这种所谓的新发现还有好多，大多涉及以往我们认为绝对不成问题的观念和事实。在相当一段时间中，这类所谓的新发现在法国成了时髦。例如，德尼·德·鲁日蒙（Denis de Rougemont）就说过，人的情欲（这里指的是男人对女人的情欲）是在17世纪才被发明的，也就是在行吟诗人时代。又如，米歇米·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男人是在16世纪被发明的， 到了20世纪末，男人将会像沙滩上的脚印一样消失。这些论调被人们非常认真地对待，居然没人报之以捧腹大笑。若是那样，它们也许早就消声匿迹了。
这些都很有趣，但并不严肃，所以，现在人们重新以严肃的态度在专著的基础上进行儿童史研究。玛德兰·伏瓦齐尔（Madeleine Foisil）出版了一部十分详尽的艾罗阿尔（Héroard）日记，两大卷，内容涉及路易十三的童年，提供了有关他的童年教育的许多珍贵的资料。享利四世对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路易十三管教很严，很粗暴，经常训斥；可是，御医艾罗阿尔对王子的教育却是亲切的、简单的、这是一种属于蒙田式的近代教育。
既然提到了国王的童年，不妨再说说波旁王朝的国王所接受的教育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幼年时代养成的保密习惯。路易十三突然将孔奇尼处死。路易十四出人意料地把富凯囚禁起来，事先不露声色，直到最后一刻才宣布。路易十五无声无息地一脚踢开了他的宠臣——首相波旁公爵。这三位国王在采取这些行动时都很年轻。最后还可以作一点补充：波旁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胡安·卡洛斯，通过严格保密的谋划，毫无先兆地把佛朗哥的同伙全都清除掉了。
关于经济史，或者说社会经济史，或者干脆说社会史，我简单说几句。城市史在法国有较大进展。我本人对农村史研究得较多，农民在我们的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著名的城市史专家有让——克洛德·佩罗（Jean—Claude Perrot），在美国则有霍亨贝格（P.M.Hohenberg）和霍伦·李斯（L.Hollen Lees）等。在这些史学家眼中， 旧制度下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一圈农舍中间一个十字架，也就是说一个圆形城堡当中有一个十字路口呢？应该说我们对城市史的看法已经比较固定了，认为西方的城市大多是高卢一罗马型的。可是，从整个欧洲来看，特别是在莱因河和多瑙河彼岸，直到公元1000至1300百年，城市的形式才最终固定下来，至今变化不大。城市大多建在河流的汇合处，主体建筑则是一些城堡。英国和美国则不同，这两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型城市。在古老的欧洲大陆上，罗马和中世纪的城市体系既广阔、灵活又坚实，足以容纳后来工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小区。在法国，像鲁贝（Roubaix）这类飞速形成的城市， 是非常特殊的例外。雅克·勒高夫（Jaeques Le Goff）也是城市史专家之一，他在Seuil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城市史》。欧洲大陆的城市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后，在北方出现了阿姆斯特丹、伦敦、汉堡等大城市，它们的出现使得热那亚、威尼斯等地中海沿岸的古老而名声显赫的城市黯然失色了。
我们的史学家认为，更具决定性的是在长达一千年时间中城市人口的增长，增长的过程持续了十个世纪，从公元1000年开始，我列举几个数字：公元1500年，欧洲只有4个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到了19 世纪中叶，这样的城市有24个。
再说说人口持续增长问题。我们的一些作者说，在公元1000年后的近一千年中，城市人口几次出现周期性的下降，例如在14世纪和15世纪，其原因是瘟疫。自此之后，欧洲人口曲线一直呈上升趋势。
可是，专题研究表明，在这一总趋势的背景下，也有若干很难解释的奇特现象。启蒙时代的那不勒斯、君士坦丁堡和墨西哥城（墨西哥城当然不在欧洲），都有人口40万到50万。这些城市的人口如此众多，无法以这些城市所具有的行政功能来解释。对于伦敦和巴黎（1559年人口为35万）来说，城市的行政功能确是人口增多的重要原因，但对于那不勒斯来说，就不大讲得通。
此外，我们的史学家们认为，旧时的西方城市并未完全与农村脱钩。1550年蒙彼利埃的成年人口总数中，20%是农民。
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城市不一定剥削农村。我特别希望强调这一点，因为即使在我的同事中，也有人持这种肤浅的，但却流传很广的看法，认为农村受城市剥削。其实，情形甚至可以说是正相反。城市对食品和奢侈品的需求，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促成了农业生产的多样化。 如果没有鹿特丹和德尔夫特等城市的市场（请参阅范德维（Vander Vee）关于荷兰的著作），荷兰的郁金香和乳酪业就不会达到我们所知的兴旺程度。
今天我谈得较多的旧制度时期也是一个发展时期，而对于柏林、凡尔赛等政治中心来说，则是初创时期。凡尔赛宫的现任总管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巴勃隆（Babelon）先生。
旧制度时期的城市，尤其是政治中心，不论是巴罗克风格的还是古典风格的，都十分重视建筑物的外墙和城里的主要街道，街道有时呈鹅掌形布局，凡尔赛、华盛顿、巴黎的荣年院所在地都是这样（请参阅布侣什的有关著作）。在这方面，我要向你们大力推荐一本书，那就是H-achette出版社出版的让—罗伯尔·比特（Jean—Robert Pitte）的《巴黎历史地图新编》。
此外，在我们的城市中，石砌的塔楼林立。之所以如此，大多出于众所周知的宗教原因，尤其是那些教堂奇多的城市，例如冈城（让—克洛德·佩罗著有专题研究），有的则是为了炫耀贵族门第，例如意大利的圣吉米涅阿诺、波伦亚等。这就告诉我们，塔楼的两大的功能是显示宗教和城市贵族。
历史学家们很关心穷人问题，这里说的是城市中的穷人，当然也关心农村的穷人，但主要还是城市贫民。贫民在城市人口中占很大比重。波兰历史学家（他也是一位政治家）布隆尼斯拉夫·盖伦梅克（Broni-slaw Geremek）的研究显示，1520—1530年间，贫民的形象有很大变化。根据维威斯〔5〕的记述， 对穷人的救助从那时起基本上不再是个人的慈善行为，尽管慈善事业总是令人鼓舞的，救助已是具有近代色彩的集体行为。虽然也采取驱赶等惩治措施，但主要是对城市贫民实行全面救助，组织他们学手艺，帮他们就业挣钱等等。这些与新教改革、城市改建、国家的诞生、近代心态的萌发等等都有联系。
米歇尔·福柯过去认为17世纪是封闭型的，现在他似乎放弃了这种看法，与自己算清了旧帐，也与启蒙时代算清了旧帐，他曾奇怪地认为，启蒙时代是压迫性的、是逆潮流而动的。这种想法也许出于自我仇恨，在代表着西方最优秀文化的一些最伟大、最杰出的作家身上，也能看到这种现象，例如蒙田、托马斯·摩尔（他恨亨利八世，而且反对英国圣公教会；他的著作是《乌托邦》），莎士比亚（《暴风雨》）。自上述这几位作家以来，自我们西方文化发现并高度评价另一个文化之后，自从1492—1540年在美洲发现了新的人种之后，就出现了上述现象。西方文化由此就不时地贬损自己了。
我们回到贫民问题上来。现在人们在搜集和研究关于沉默阶级的实录、见证等资料，也就是关于穷人的资料，其实不限于穷人，而是所有被不恰当地称作“被排除者”的人（我刚才说过，他们是处在社会边缘的人，少数人群，即未融入社会的人）。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农民问题，这里指的是那些在城市中获得了成功的农家子弟（他们是土地史和城市史之间的一种联系）。雷蒂夫·德·拉布勒东纳（Restif de la Br-etonne）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七星书社新近出版了一本关于此人的传记。贾默莱——迪瓦尔（Jamerey—Duval）也属于这类人，古尔莫（G-oulmot）再版了此人的传记。还有一位古瓦涅船长（Le capitaine Coignet）。这三个人物都是18世纪的人，此外还可提一下西班牙描写流浪汉的小说，以及德国的《淘气鬼》和《辛普里古斯的奇遇》等。刚才提到的波兰史学家盖伦梅克很重视这些作品。
我刚才说过，变成了城市居民的农家子弟是城乡之间的一种联系，这些人后来写了一些回忆录。城乡之间还有一种更加广泛的联系，法国的戴雍（Deyon）、美国已故的曼德尔斯（Mendels）写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著作。我想到了前工业化问题。兵器和钟表制造等精密行业当时依然留在城堡内，留在真正的城市里面（布卢瓦、图尔，以及瓦尔德卢瓦尔省的一些城市）。
关于早期工业化的著作很早，学术讨论会也很多。名副其实的早期工业化相当于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城郊和农村的农民（通常是妇女）在原有农庄的范围内从事纺织劳动。生产和经营都是在商人的控制下进行的，由他们提供原料（羊毛），负责产品（毯子）的销售。建立在农村早期工业化基本上的法国工业，在17世纪就向西班牙控制下的美洲大量输出纺织品，18世纪出口量更大。 波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着重论述了这一点，我刚才谈到的戴雍等历史学家，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
我不是心态史专家。过去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上层建筑，今天通常叫作心态史。说实话，心态史的概念并非始终很清晰，我们对此应该有所警觉。心态这个词缺乏严密性，多少有点像记忆，是看法。过去人们在议论打杂的女佣时说，这个女人“心态”很怪或很好。我觉得，当人们试图推进古老的思想史研究，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时，对于实际研究对象是什么，心理是非常清楚的。
再说说心智史，既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就谈谈其中的书籍史。这是心智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目前很兴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亨利—让—马丹（Henri—Jean—Martin）、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迪比格勒奈（Dupaygrenet）等人。 美国的爱森斯坦也研究欧洲史，特别是法国史，她在著作中指出，如果没有印刷术，如果不是依靠了印刷术印发了成千上万册马丁·路德的传单和小册子（德文和拉丁文），新教改革便无法想像。她使我们对新教改革的成就，比以往有了更多的了解。英、美、法等国有关图书馆的数字和资料，将会使书籍史的研究有较大的进展。巴黎国立图书馆整理出了六百万张卡片和六百万张摘录，用这些资料可以研究该馆各类馆藏的书名中所包含的九千万个词。这种研究是对自1452年古登堡发明印刷机以来的书籍史的系列研究、计量研究、历时性和同时性研究。
今天我不准备在对文化史的简短介绍中多谈艺术史，但我要说，职业历史学家们对艺术史的看法很不一样。例如，自马克·布洛克以来，农村史就一直是法国新史学的一大特色，可是，前不久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举办的一个展览，出人意料地修正了人们有关绘画史的美学价值观。这个展览的名称是“风景——农民”，它把人的历史和土地的历史置于风景画的视点中心。风景画往往比较抽象，几乎不表现农村的集体活动场景，而实际上，正是人的活动才使城市以外的景致具有人文特征，如仔细修整过的绿地、树墙等等。让农民在风景画中重新占有应有的地位，如同这次展览所作的努力那样，结果是使一批19世纪的画家得到了公平的评价。这批画家中的巴斯蒂安（Bastian）、勒帕日（Lepage）、 罗莎·蓬厄尔（Rosa Bonheur）等人，过去往往被撇在一边，得不到公平的评价。以往人们比较注意印象派、立体派和超现实主义派。这些派别的画家们对于农村的认识很差，远远比不上那些被不公正地斥为因循守旧的画家。所以说，在艺术史方面，也需要来一次修正。诚然，无需对印象主义和立体主义表示不以为然，但是对于那些力图把印象派之前或与印象派同时代的画家贬为因循守旧派的倾向，我们应该把大姆指顶在鼻尖上摇几下手掌。那些被贬的画家不愿意也不认为自己是印象派，他们的勇气有时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崇尚真实，哪怕是平淡无奇的农村景致，他们也兴致勃勃。
在第二部分中，我准备谈谈人们所说的“现在的过去”，也就是（新近的）历史对（当前的）文化的影响以及掉过头来：后者对前者的影响。
先说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我们回顾历史的方法所产生的影响，并由结果去追溯原因。以往的事件和我们对事件的看法以及对事件的回忆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贯彻始终的相互影响的关系，我更愿意把我们现时对以往事件的回忆看作是一种历史。
比方说，当今的法国人牢牢地记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对犹太人的迫害。杜维埃〔6〕审判、美国的一部新电影、 德雷弗斯事件一百周年等等，这些都在1994年中提出了诸如占领、合作、解放等最具普遍意义的问题，其中甚至也包括清洗。这些问题当然关系到二战时期的法国；但是始料不及的是，现在这些问题也牵扯到中欧与东欧，因为，中欧与东欧在漫长的战后时期之后，于1989年改换了制度，当然，制度的改变是在与1944年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发生的。占领、合作、解放、清洗这些概念，都有待历史学家进行专门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与设在巴黎的当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不完全是一回事，当然，这个研究所拥有一批非常出色的研究人员：贝达里达、雷蒙、阿泽玛等。以德国对法国的占领史为例，现在这段历史基本上是从法国出发，并以法国人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我觉得，如果把它与19、20世纪的其它占领史（如俄国对东欧的占领）进行比较研究，肯定会有新的收获。与“正确的未来战胜者”的合作（例如面对俾斯麦德国的阿尔萨斯人），即使是被迫的，显然也不同于与“可憎的未来的战败者”（纳粹德国）的合作。1945年法国的情况也可以与1988—1993年间前民主德国地区的清洗进行对比研究。我觉得，跳出法国这个圈子去进行研究，大有好处。再说一遍，马克·布洛克对比较史学很有兴趣。
我觉得，欧洲走向统一这件事，使得当前的欧洲史学正处在浪潮起伏之中。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现在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然而写一部欧洲史，却并不那么容易；不象写法国史、德国史、中国史那样可以沿着几百年或几千年间王朝更迭的线索去写。
《欧洲史》的作者迪罗塞尔（Durosselle）是位大学者，在他看来，真正的欧洲人不是卡尔五世、拿破仑这类企图用武力统一欧洲的人，希特勒当然更不是，这是显而易见的。真正的欧洲人应该说是最早的联邦主义者，例如，亨利四世时期的苏利，菲利蒲·奥尔良摄政时期和路易十五在位时期的圣·皮埃尔教士，19世纪的蒲鲁东和雨果等人。这些胸襟开阔的人物命运不佳，他们遇上了好战的、更具影响的、更具决定性的民族主义分子。意大利的欧洲主义者马志尼被俾斯麦击败；欧洲和平主义者饶勒斯的反战努力被普鲁士皇帝威廉二世的好战言论所抵消，同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对面的是希特勒。不过，从1945年以来，这种恶魔逻辑终止被制止住了，联邦主义者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队伍，欧洲终于有了雏形。
迪罗塞尔认为，当今重要的欧洲人物不是撒切尔夫人，不是戴高乐，而是让·莫内、罗伯尔·舒曼。他们虽然也是“民族主义者”，但更是“联邦主义者”。
最后谈谈新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1989年到1992年间东欧各国垮台，这使欧洲内部的一些人产生了某种怀旧情绪，比如怀恋奥匈帝国。贝朗瑞（Béranger）和贝哈尔（Behar）等历史学家已出版了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这些著作告诉我们，自1711年土耳其人被逐之后，中欧一直在日耳曼—马札尔人的统治之下，这也就是哈布斯堡王朝时期；1920—1935年间是法国人的时期，但法国人没有足够的手段推行其政策； 从1936年到1945年，日耳曼—马札尔人卷土重来，其中主要是德国人。他们建立的秩序以瓦格纳歌剧的悲剧形式重演了哈布斯堡王朝赏心悦目的情节剧。我刚才说过，哈布斯堡的这出戏上演于1711—1919年间。1945年后是俄国人的天下，一直到1989年。至于谁是当前和未来的领头人，是德国还是欧洲联盟？我们现在还看不清。
请允许我再谈谈周年纪念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也许是很奇怪的。从原则上看，这些周年纪念也许显得可笑，但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手段，能使一些历史事实深深铭刻在人民群众和中产阶级的脑海中。换句话说，周年纪念是一种普及、发展和完善历史学的手段。正因为如此，1987年纪念了加佩王朝（建立一千年），1992年纪念了美洲发现，1985年纪念了南特敕令废除，1989年纪念了法国大革命。
A.先谈加佩王朝一千年纪念。这个日子很有意义，伊夫·萨西埃（Yves Sassier）、洛布里雄（Lebrichon）等历史学家写了书， 他们认为，这个日子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是法兰西造就了国王们，还是国王们造就了法兰西？如今在我的同行中间有一种倾向，力图将法兰西说成是国王统治下的国家机器的纯粹人为的创造物。我觉得这种观点太离谱了，因为，在于格·加佩登上王位之前一千年，早在罗马帝国以前的高卢地区就有了一个国家，高卢地区后来为罗马帝国所占有。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化之后，法兰西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它依然是个拉丁国家，一个几乎完完全全的拉丁国家，它并没有扩展到真正的日耳曼地区。所以说，从地理上来看，即使地域界限不十分清晰，一个高卢—法兰西或高卢—罗马地区，肯定是早就有了雏形的。法兰西不是在随便什么地方都能建立起来的。我们民族的特性（不管后来如何在加拿大和非洲得到延续）是拉丁民族型的，或者如文献学家所说，是罗曼语族型的。肯定了这一点之后，就可以将问题掉过头来看。从罗马高卢到后罗马高卢，再到后加洛林高卢，最后为加佩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加佩王朝则在十世纪后最终建成了我们的民族。如果没有数百年间加佩王朝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请参阅《二十位国王建造了法国》一书，如果没有这个王朝的大大小小的合作者的努力，我们就不会有一个中央政权，甚至连法兰西民族是否会有也是个问题。让我们再作一个比较。美国诞生于联盟，从17世纪二十年代末到18世纪最后三十年，它最终融合了许许多多个人和盎格鲁——撒克逊的、信奉新教的社区，当然，在此之后，融合并未停止。法国形成的方式则不同，加佩王朝延续了八个世纪，也就是说，第一个王朝在地域上很广阔，在时间上很漫长，它对法国形成的贡献有时具有压迫的性质，往往是专制独裁的。这个王朝以其自认为好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官僚机构，但是，后来这套机构却使这个王朝运作不灵，在道义上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到了1789 年—1793年，王朝终于彻底倾覆。
B.另一个纪念日是美洲发现五百周年。我觉得，这个纪念活动实际上有些“变味”了。这本应是一次历史的、民众的、国际的，甚至是世界性的纪念活动，但是由于涉及两大洲，由于1492年还发生了另两个事件，而这两件事与哥伦布和美洲发现都没有直接关系，因而1992年纪念美洲发现的活动有些偏离主题。1492年，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从当地的穆斯林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格拉纳达。1492年，犹太人被赶出了西班牙。由于这两个事件也发生在1492年，所以，为纪念哥伦布的“业债”而确定的活动，因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缘故，脱离了原定的主题，偏向了属于当今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一些问题。我们由此不难看出，当今的问题对历史编纂的影响非常巨大，有时甚至过于巨大了。这一点早已众所周知。
其次，纪念1492年的活动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偏离现象，这种现象是历史科学的新成果引起的，但事实上又远离历史科学的新成果。伍德罗·波拉赫（Woodrow Borah）和皮埃尔·肖努（Pierre Chauna）所称的贝克莱学派，以数字为依据，非常严谨地指出：过去所说的16世纪对印地安人的大屠杀，事实上是病毒、细毒引起的大量死亡，其原因是美洲土著居民对于来自欧洲的传染性病毒缺乏免疫力。在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时，这种说法没有被大家认真考虑。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人们依然相信古老的黑色传说，认为西班牙征服者故意大量杀害可怜的加勒比人和墨西哥人。这种说法并非完全错误，但我认为，它只显示了很小一部分真相。黑色神话把可悲的后果归咎于西班牙人的利剑和火枪；可是，罪魁祸首却是病毒和杆菌，这些东西是没有祖国的，既不是加泰罗尼亚的，也不是加里西亚的，也不是安达鲁西亚的。但是，历史的误传并不因此而终止。会不会有人反过来告诉我们，有人故意把梅毒传进欧洲，为的是替新大陆上被征服者杀害的土著居民复仇呢？
最后，五百周年纪念活动中还出现了对于美洲大陆究竟何时发现的讨论，一些人认为晚于1492 年。 巴托罗缪·贝纳萨（BatholoméBe-nassar）是一位杰出的伊加利亚地区史专家，他认为，美洲的开发并非始于1492年，而是始于1520—1530年间，也就是在1519年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波萨罗征服秘鲁（1531—1532年）之后。贝纳萨和贝纳尔·文森（Bernard Vincent）等人认为， 即使中世纪是在1453年或1492年结束的，近代的起点也仍应是1520年。如此说来，将近30年后，也就是在2020—2030年之间，我们还得纪念另一个五百周年。
在地理大发现（美洲）之中，是否还需添上一笔，把极为出色的历史学家阿兰·科班（Alain Corbin）所说的“海岸发现”也纳入其中呢？海岸发现指的是当年西方人大批涌向大海，而今天涌向大海的则不限于西方人，更多的是涌向沙滩和海滨浴场的“古铜色”或“近似古铜色”的妇女。阿兰·科班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认为，“海岸发现”这一现象的开始和发展时期是1750—1950年之间，他已写出了一部论述这一现象的佳作。他认为，这一现象最初出于医疗目的，在18世纪五十年代，一些英国医生让患者到水温为10℃的浪涛汹涌的海里去洗冷水澡，而且还得喝下半品脱海水。阿兰·科班以他的研究对感觉史作出了贡献，吕西安·费弗尔很久以前就希望能有这样一部感觉史。当然，感觉史不是心态史，两者不可相混。
C.第二个纪念活动是（1685—1985）南特敕令废除。当然，这项纪念活动对被纪念的事件的性质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断然禁止法国的胡格诺少数派，这是一个令人憎恨的举措，对此谁也不持异议。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史学又一次显示了它的引人入胜之处。请允许我再次提及自己。我本人参与了1685—1985南特敕令废除三百周年纪念活动，我曾指出，法国应该为废除南特敕令一事自责，因为法国当时对新教徒采取了镇压的态度，而且延续很长时间。但是，法国人并非是唯一应该受到谴责的，我在一些文章中曾指出，英国人在宗教问题上也不是清白无瑕的。他们也让天主教徒，尤其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吃尽了苦头。这依然是比较史学。可是，信奉新教的法国同行对我的说法大为不满，对我进行尖刻的批评，说我把18世纪末绝对王权主义下的法国与自由主义下的英国相提并论。绝对王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确实截然不同，两者的区别应该让英国人感到荣耀。可是，荣耀归荣耀，爱尔兰的档案却不会因此而替英国人说好话。从克伦威尔到威廉·皮特，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原籍英格兰或苏格兰的新教徒地主们，几乎夺走了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全部土地。这种范围广泛的土地权的转移，可称为名副其实的耕地“废除”。所以，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时，法国的知识分子和笛卡儿主义者对胡格诺派的信仰进行攻击，恣意地滥加侮辱。英国人讲求实惠，他们把爱尔兰的罗马天主教信徒的大大小小的地产作为攻击目标。
1700年前后法国有一批富有的新教徒，他们大多是阿尔萨斯的路德派，波旁王朝大体上允许他们安居乐业。还有许多“贱民”新教徒，也就是多达百万人的加尔文派，他们主要分布在法国南部，几乎全都遭受无情的道害。
就在同一时期，不列颠诸岛上也有一些富有的天主教徒，在伦敦和兰开夏等地，当局不大刁难他们，他们可以说是被人容忍的。此外也有上百万的“贱民”天主教徒，也就是爱尔兰的“教皇派”，他们遭到了英国人最粗暴的压迫。
当时的伦敦和巴黎犹如两条恐龙，伦敦是英国国教的中心，巴黎是法国国教的中心，它们对边缘地区的少数人群施加沉重的压力。在爱尔兰受压的是克尔特—天主教少数人群，在法国受压的则是南部讲奥克语的新教徒。英吉利海峡两边在建设中央政权的过程中，都肆无忌惮地使用强制手段。这种事若发生在20世纪，我们定会大为震惊。我们不妨这样认为：南特敕令的废除确实令人不快，但此举却是近代国家的产生和民族整体形成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事当然不可能舒舒服服地完成的。
D.最后谈谈最为壮观的1789年革命二百周年纪念。索布尔派和弗朗索瓦·菲雷派相互对立。索布尔派以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为代表，体现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准确地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资产阶级的上升。 菲雷派中还有约翰·布歇（John Bosher）等人，他们更注意绝对王权主义的政治结构的腐朽，强调一般意义上的精英（包括自由主义的贵族在内）的出现和上升。因而，他们不仅看重资产阶级的上升，也非常注意识形态和心态自发的作用，尤其注意强烈的平等愿望，同时也重视对于思想团体的操纵，这些思想团体在某种意义上是共济会的前身。我们可以认为，伏维尔派在二百周年纪念的官方活动和由雅克·朗〔7〕、 古德等人组织的香榭里舍大街上的纪念晚会中占据上风，而菲雷派则更多地控制了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学术讨论，包括在欧洲的和在美国的学术讨论会。
菲雷派是否在学术上已对索布尔派取得了最后胜利呢？菲雷派“在政治上”不总是“正确”，这事也许会在今后几十年里给这一派带来麻烦。合理性并非总是能让所有的人都折服的，尽管它使不合理的东西难以存身。
（本文是1994年5月我在北京的一次讲演，保留了口语化的特点。）
[*] 原文无题，此题为编者所加。
注释：
〔1〕卡邦特拉（Carpentras）是法国南部一个小城。1990年春，反犹分子对当地公墓中的犹太人坟墓大肆破坏，震惊全国，被谴责为种族主义行径。——译注
〔2〕坏蛋查理（Charles le Mauvais,1322—1387）纳伐尔国王。——译注
〔3〕“熙德”（le cid）是高乃伊的一部诗剧。——译注。
〔4〕乌姆玛的原意是民族，后转意为“公社”、“社团”等。 ——译注。
〔5〕西班牙人文主义者（1492—1540）——译注。
〔6〕前纳粹分子疑犯，被从阿根廷引渡到以色列受审。——译注。
〔7〕当时的法国文化部长。——译注。^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2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1995年04期第115-130页
因为，从严格的科学观点来看，我们历史学家不应被术语所迷惑。我们都以名副其实的、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研究文献，所以，我再说一遍，无论在巴黎还是在北京，我们使用的是同一种方法论语言，就此而言，我们都是学者。我们对文献进行考证和对比，有时还使用计量方法等等。但是，我们的研究与牛顿、爱因斯坦不同——让我们谦虚一些——，我们不可能像发现万有引力和化学方面的某些普遍规律那样提出历史的普遍规律。我们从事的不是，或者说很少是一种揭示规律的法则研究科学，而是以普遍的方法进行个案研究的科学，其成果主要是弄清通常具有个别性质的一些因果关系。
当然，在某些问题上，有一些因果关系的发现也具有普遍的性质，与法则研究相去不远。例如，默弗莱（Meuvret）、古贝尔（Goubert）等人对法国和其它国家的食物危机的研究表明，在从东到西的整个欧亚大陆都可看到食物危机的因果关系，它们具有相同的特点：某些时期的恶劣气候导致小麦和大米等谷物歉收，由此引起谷物价格上涨，结果是残废率上升，结婚率和出生率下降，总人口减少，最终引发粮食骚乱（这便是英文中有名的food riots）。
为了谈得详细一些并对不同学派之争作一些介绍，看来有必要先对年鉴派作某些修正，确切地说，我要怀着感激的心情，以我对自己所属的年鉴派的深厚感情，对这个学派重作评价，因为，它为自己塑造的形象或者说人们赋予它的形象太不准确。费尔南·布罗代尔虽然说过一些过于简单化的话，其实他既不排斥事件史，也不排斥事件本身。关于这一点，不妨读一下他的《地中海》的最后一部分，这部分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位大师远非排斥事件史和事件的历史学家，他只是以他独有的方式来叙述过去。当然，谁也不会否认，他对过去的叙述是以影响深远的长时段为中心的，这种数以百年计的长时段，本身就是对短时段的确切性的否定。
一般地说，谁都知道，事件可以把不那么引人注意的环境全部凝聚在自己有限的体量中。如同一颗初升的星星可以成为它周围大片乌云的中心或使之井然有序一样，事件可以用作破译深层结构的放大镜、显微镜。
一个银河系可能遮掩了另一个银河系，但是它也可以通过重力蜃景作用反映出一个强大而遥远的类星体。说得直截了当一些，关于1572年巴黎群情激昂的场景，圣巴特罗缪之夜所提供的实况远胜于那些极其珍贵的公证文书。
再则，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事件，往往造成广泛的断裂，其后果长时间地为人们所感知。在这方面，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和被理解的程度各不相同；乔治·迪比（Georges Duby）研究的1348年的瘟疫，1715年路易十四之死——请参阅布吕什（Bluche）的有关著作——都属于此类；此外还可以提及斯大林逝世这一重大事件。1348年的黑死病和路易十四之死在各自极不相同的领域中引发了巨大的变故和断裂。前者反映在人口上，自1348年到1450年，西方人口出现了灾难性的锐减；后者反映在文化领域里，我想说的是路易十四死后启蒙运动在18世纪的骤然兴起和法国在旧制度下的自由化，当然，路易十四于1715年去世、菲力普·奥尔良摄政以后出现的这种自由化，是相对的和局部的。
事件会影响城市的历史，比如，1666年的伦敦大火和1755年的里斯本地震便是如此。这两场灾祸中的冲天大火分别在两个城市中烧出了一大片空地，给城市规划大师们发挥灵感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英国的沃伦（Wren）——你们肯定都知道圣保罗大教堂——和葡萄牙的蓬巴尔（P-ombal）便是这样的大师。说到这里，我们与罗伯尔·芒德鲁（Robert Mandrou）等研究开明专制主义的历史学家走到一起了。
有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得到了正确的分析，其长时段后果得到了很好的研究，这就是1527年罗马的被围困和被洗劫。法国艺术史专家安德烈·夏斯泰尔（Andre Chastel）对此进行了研究。那一年罗马陷落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劫掠，参与劫掠的大兵是卡尔五世的雇佣军，指挥官则是一个法国人。必须承认，这位指挥官是陆军统帅德波旁（de Bourbon），他在夺取罗马城堡时阵亡。
罗马之战的原因很多。罗马惨遭洗劫之前，日耳曼人对拉丁人强烈不满，知识分子对神学家强烈不满，平民百姓对教会强烈不满，因为教会被有理无理地指责为腐败。我之所以说有理无理，是因为几位波尔吉亚（Borgia）家族出身的教皇虽然谈不上清廉，却是文艺复兴的伟大艺术的倡导者，他们在这方面远远胜过前几任教皇。尽管如此，罗马这个大城市在1527年被攻陷，毕竟是一个造成强烈震撼的灾难性事件，自此之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便是这个事件的影响之一。1527年之后的反应非常强烈，可以说是一股名副其实的反应潮流，一种悲剧式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风格， 反映出大难之后的悲观情绪， 这种风格在1540 年以米开朗琪罗为西斯廷教堂所绘的“最后的审判”达到顶点。 1527年的这一转折性事件后，孕育中的反改革运动为特伦托公会议制定教义信条作了铺垫，预示着极端天主教的巴罗克主义将达到鼎盛时期。1527年的罗马之劫也许不完全具有决定决意义，但却具有引爆性，梅迪奇王族时代文艺复兴的最后火花，就这样经由这个事件过渡到了一种新的宗教和艺术文化。这种文化略略摆脱了古代模式，宣告一种纯化了的、自我炫耀的、有时咄咄逼人的天主教教义的出现。
至于重要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正如我刚才谈及路易十四时所说的，他们在各自的门类中，都可以是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的引爆剂或适当的、象征性的（当然是简单化的）概括。
谈到人物，显然就要涉及传记和传记史问题。也许由于受到了年鉴派的影响，这类著作在法国长期被认为不值得受到称道。与此相反，盎格鲁一撒克逊历史学家在传记史学方面颇有建树，你们不妨读一读奈奇（Knecht）的弗朗索瓦一世传和邦加特内（Baumgatner）的亨利二世传。法国不久前出版了米歇尔·安托万（Michel Antoine）的路易十五传，写得很好，我在上一次讲演中提到了这部著作。传记在法国不受青睐已经有些时日了，直到1970年还是那样。它的重新崛起始于1971年，那一年出版了美国史学家肯达尔（Kendall）所著路易十一传。 此书后来被翻译成法文，算不得是上乘佳作。
传记该怎么写？这说的是具有科学性的、可供大学师生阅读的、值得训练有素的同行注意的著作。即使是乔治·华盛顿、威廉·皮特这类伟大人物，与其十遍八遍地记述他们的一生，不如写一部科学性的传记，研究一个特定的人的一个特定的方面。目前再度兴旺的传记作品所呈现的正是这种趋势。例如，在法国有几种优秀的著作，其中有的是外国人写的，讲的是一位第一流的大臣如何发财致富的故事。英格兰——爱尔兰历史学家约瑟夫·贝京（Josheph Bergin）的书写的是黎胥留的财产，文献学院的克洛德·迪隆（Cloude Dulong ）夫人写的是马札然的财产。马札然身后留下的财产价值3800万里弗尔，在旧制度下这是一笔最大的资产，超过了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储备金。别忘了，他还有规模宏大的庄园、非常漂亮的修道院、营利性的若干省政府。在他之前的黎胥留也留下了2000万里弗尔家财，他也属于传统的积聚货币致富的那一类人，这类人中既有最好的人也有最坏的人，腰缠万贯的“腐化分子”包括苏利、玛丽·德·梅地奇、孔奇尼、马札然，还有黎胥留；稍后一些的是柯尔贝。这是一个伟大人物，他的来路正当和不正当的资产也高达1000万里弗尔。
当然，正如比较史学当年对于马克·布洛克颇为重要一样，关于大人物私人财产的比较研究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有价值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18世纪结束之后，法国再也没有拥有这么多资产的掌权人物了，要找只能到法国以外去找了，热带地区有博卡萨和马科斯，而在拉丁美洲，在新大陆的伊比利亚民主国家中，任期届满时卸职的总统若不是拥有数亿美元的大富豪，简直就令人不解。在欧洲大陆上，最后一个在任上大敛其财的人是德国纳粹分子戈林。当然，拿我们的红衣主教大臣们与这个可鄙的家伙相提并论，多少有些失之不恭。不过，之所以提及戈林，只是想说他与前面提到的那些人一样，恬不知耻地大把大把捞钱，庄园、现金、名画，捎带着美女和毒品，样样都要。
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即使是约瑟夫·贝京这位杰出的学者的传记作品（他是黎胥留财产状况的传记的作者），虽然十分出色，毕竟还有意识形态的一面，他对黎胥留这位伟大的法国国务活动家持尖锐批评、彻底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一方面反映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对高卢人的憎恶，因为法国人在英国和美国通常是不被看好的，另一方面也出于他的左派的心态而敌视黎胥留，因为不管黎胥留自己作何想法，他在身后是被视为法国的民族主义甚至是天主教右翼原则的体现者的。
既然谈的是一般性问题，就有必要对回忆问题说上几句。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 把一些能勾起回忆的地方作为写作的主题，诸如先贤祠、巴黎圣母院等等。这就开创了回忆史学，菲利普·茹塔尔（Philippe Jutara ）在研究塞文山区新教徒的回忆时也曾考虑过建立这样一个学科。
当前有一种趋势（较之科学研究部门，新闻媒体中这种趋势更甚），要以回忆取代史学；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不管怎么说，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或者说是科学的一种类型（请参阅本文篇首部分），总之是一种知识，是理性，是学问。回忆则是飘忽不定的，是不受控制的舆论，是看法。回忆可以是一个卑顺而有用的女婢，服务于对过去的认识；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必定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婢。但是，只有经过史学评论慎审的、过细的修正之后，回忆才有意义。
况且，说到底，并非一切都是回忆，然而，一切都是历史，因为宇宙学告诉我们，自大爆炸（big bang）以来，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亿年，现在我们对宇宙的历史也有了一种历史观。好了，就此打住。
在法国史学思想的各个分支中（法国以外也一样），我应该在今天这个简短的讲演中，就世界史说上几句。你们可能觉得奇怪，但事情就是这样。在法国，罗伯尔·博诺（Robert Bonnaud）以他非凡的才华挑起了这个“专业”的担子，这当然是一个需要胆魄的专业，因为今天已不是博絮埃的时代了。 此外还应提到以色列史学家爱森斯塔特（Eisenstadt）和英国的历史人物学家恩斯特·杰尔纳（Ernst Gellner）。
在我看来，在爱森斯塔特和杰尔纳关于世界史，至少是关于欧亚史的思想中，有两个主题一再重现。
1）对于久远的古代，爱森斯塔强调“轴心”时代， 也就是公元前最后一千年间，确切说是公元前600—400年间，这是一个伟大的世界性思想纷呈的时代。我们只需想一想，在这段时间中，欧亚各地出现了许多伟人，他们大体上可算是同时代人，诸如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子、老子；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涌现了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多种伟大的世界性思想。这个轴心时代实实在在是一个“日子”，是一个转折。
2）史学家、哲学家、人种学家，总之， 像爱森斯塔特和杰尔纳那样的历史人种学家以世界史的眼光去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18世纪以来西方的起飞问题，也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近代化问题。在这个近代化之后，就是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多少有些疯狂的现代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神奇的变动，这个谜一般的近代化、这种有时几乎是歇斯底里的高速奔驰？爱森斯塔特等人条理不很清楚地指出，其原因与自由、宗教、民族、科学有关。
A、自由
1.欧洲（欧洲以外是日本）的封建主义准许人们享有无可争辩的多种自由。
2.在基督教世界，国家和教会长久以来壁垒分明（该由恺撒管的归恺撒，该由上帝管的归上帝），因此而造成了各种权力的自我限制。
B、宗教
在这方面，在别处肯定会提到儒教，在欧洲则应该说说加尔文教派前资本主义的给人鼓动的道德；新教思想家们，无论德国人（马克斯·韦伯）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都极力颂扬这种道德，以致于竟然忘了加尔文的原籍是法国。
C、民族
也许需要重新审视欧洲国家之间颇具竞争性的多元化。被强大的帝国或彼此竞争的帝国主义大国（法国、德国、英国等）瓜分的欧洲，也就是18世纪西方扩张时期的欧洲，生气勃勃，如果那时的欧洲是统一的欧洲，就不会如此充满活力，因为竞争是帝国主义的精灵之所在。
也许还应该提及全面走向近代化的民族的出现，这种出现是危险的，却是积极的。D、科学
最后一点，但不是无关紧要的一点，那就是科学的发展。
恩斯特·杰尔纳兼收并蓄地总结道：大概以上几条都有一点。
现在我要就历史人类学谈一点看法，这个学科确切地说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近数十年，法国人（中国人大概也一样）对这个学科谈论得很多。
我们从权力人类学谈起；旧制度——我今天的演讲涉及旧制度较多——就是君主制体系的人类学。这个学科，这个分支，或者说这个亚学科或一个学科的枝杈，对于以君主专制为主体的旧制度——在法国有波旁王朝、伐卢瓦王朝等君主政体——时期的兴趣，主要在于制度史和礼仪史等新的研究对象。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的法国和外国史学家有：恩斯特·坎托洛维茨（Ernst Kantoravicz）、科莱特·博纳（ColetteBeaune）、萨拉赫·汉利（Sarah Hanley ）、 伊夫—玛利·贝尔赛（Yves-Marie Berce）、拉尔夫·吉赛（Ralph Giesey），当然还有马克·布洛克。他们都发现或重新发现了一些人物、团体或礼仪，以前这些都与王族相关或被说成与王族相关；由于这类礼仪被认为无关宏旨，所以严肃的史学著作长期对这类人和事不予重视。例如，坎托洛维茨极为重视的国王的两个身躯和兰斯加冕时的王权问题，君王葬仪上的奇形怪状的假人，被称为王血的那种液体，在法国和葡萄牙被称为“隐匿的国王”的那种神秘人物；当然，俄国也有这种人，那就是假季米特里。坎托洛维茨的《国王的两个身躯》极为畅销，这本书指出，耶稣基督是个两重人物，既是人又是神；这本书还指出，君王的人身和不朽的王权是分离的，君王有生有死，他们拥有的王权却是不朽的；这也阐明了加佩王朝、汉诺威王朝的王朝观念，尽管那些列有序号的国王，诸如路易十三、路易十四、弗朗索瓦二世等等，只是王族中的一个普通人。法国史学家阿兰·布罗（Alain Boureau ）企图对坎托洛维茨的想法作进一步的发挥，他对一些有关国王遗体的记录作了研究，这些遗体是加佩王朝的国王，大革命中1793年，神魂颠倒的雅各宾政权掘开圣德尼修道院里的这些国王的坟墓，辨明身分并做了记录。布罗先生运气不佳，他的著作出版时恰好发生了卡邦特拉犹太人公墓被亵渎的丑闻〔1〕， 由于联想的作用，这一事件使1793年的发掘国王坟墓之举更为令人憎恶。
美国史学家伦顿·弗尔（London Fell）在他的书中， 针对上面提到的来自中世纪基督教和日耳曼部落蛮族人类学的国王有两个身躯的观念，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16世纪的王权与中世纪流传在蛮族中的关于国王有两个身躯的说法毫无关系：王权观念来自抽象的立法权，而立法权则与从罗马法继承下来的概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觉得，以这个观点看，坎托洛维茨的行情看跌。史学股票交易所里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法国的女史学家科莱特·博纳写了一本名为《法兰西民族的诞生》的书，因此而为历史人类学也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她着重对政治人类学中的一些课题作了研究。对坎托洛维茨的批评（即使是言之有理的批评）不足以驳倒博纳的研究成果。她特别强调有关特洛伊的神话对于法兰西民族的意义。她认为，法兰西民族的渊源与令人震惊的特洛伊神话有关，换句话说，我们法兰西同胞和国王的世系直接来自特洛伊之战。美国史学家乔治·郁佩（Georges Hupert）有时也用法语写作，他也着重谈到了这个臆测的法兰西人世系，但他驳斥了这种说法。其实，早在16世纪后半叶，严肃的历史学家已经比较彻底地驳斥了有关这种臆测的世系的说法。科莱特·博纳还谈到了撒利克法典，这部法典规定，法国的王位只能由王族中的男性继承，从而使王位继承具有完全反女性的特征。不过，这样一来，王位继承就有了明确的依据，从而较少引起争端，更不必说内战了。
除撒利克法典外，科莱特·博纳还谈到了克洛维斯的受洗和法兰西及魁北克的白色百合花。戴高乐曾认为，克洛维斯受洗一事使教会和利剑神秘地联接起来了。白色百合花原本是圣母玛利亚的象征，她就像贞德那样，是个纯真的少女。博纳指出，由于利用了圣路易这类虔诚的人物，使加佩家族得以从圣经中借用大卫王的神学先例，塗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此外，我们不应忘记圣米歇尔，他是整个诺曼底地区里唯一不曾与英国人合作的圣徒；他的神庙，也就是孤悬于大海之中的有名的圣米歇尔山，在百年战争中屡遭英国人的猛烈攻击，始终没有落入敌手。于是，在路易十一时期，由圣米歇尔这个人物就产生了圣米歇尔军团勋位，这也就是今天任人皆知的荣誉军团勋位的起源。
同其它地方一样，法国的历史人种学对少数人群的历史特别重视，为此投入了不少力量。这类少数人群有时被叫作“被排除者”，这个称谓被广为使用，法国的左派和右派都喜欢这样叫，如今天主教教会也这样叫。在我看来，不如按传统习惯，称这类少数人群为“边缘人群”或“少数人群”，叫他们为“被排除者”似乎不妥。因为，“被排除者”一词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即居于中心（或边缘）地位的人对“排除”应负的责任，也就是说，像蛛网中心的蜘蛛那样，位居体系中心的那些人对“排除”负有责任。妇女也被包括在少数人群之中，其实，这纯粹是少数这个词的借代意义，因为妇女在总人口中实际上是多数。关于妇女史的著作很多，著名的作者则有乔治·迪比、佩罗夫人（Mme Perrot）等。
再说说法国的人种和宗教方面的少数人群。阿拉伯人通常是穆斯林。犹太人也是少数人群，关于他们在德国占领时期的悲惨遭遇的史学著作很多，卢索（Rousso）、阿泽玛（Azéma）、贝达里达（Bédarrida）、雷蒙（Remond）等人都写过这方面的书，因此可以说，相对于某些领域里记忆丧失的情形而言，人们对犹太人问题不但保留着记忆，而且表现出一种超强的记忆。
法国的边民，诸如阿尔萨斯人、洛林人、弗拉米人、布列塔尼人、加泰罗尼亚人、普罗旺斯人、萨瓦人等等，也都是少数人群。他们都很平静，只有科西嘉人这些年一直很不安稳。蓬博尼（Pomponi ）是杰出的科西嘉史专家。这些边民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他们过去曾组成了一个环绕法国的语言的、封建的、落后于时代的圈子。北方弗拉米人中有一位享誉四方的人物姚朗德·德·巴尔（Yolande de Bar），她是卡赛尔和敦刻尔克的“女领主”。文献学院的一个女学生前不久完成了一篇关于这个非凡人物的论文。
通过这个女人的一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北部弗朗德尔这个小地方的边民所经受的痛苦。她是一个贵族妇女，18岁上就带着两个孩子孀居，1353年再婚，嫁给坏蛋查理〔2 〕的兄弟；她重建了拉莫特奥布瓦的城堡。诗人欧斯塔什·戴尚称颂她的容貌楚楚动人。她在巴黎的卡赛特（Cassette）（也许是她的家乡卡赛尔Cassel的音讹）街上有一座公馆。她与法兰西人时而为敌，时而结盟，与弗朗德尔伯爵也一样，时而敌对，时而结盟。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她造过假币，曾把两位司铎扔到井里，还谋杀了另一个司铎（其实是匪徒）；她解救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却又把他监禁起来；她杀死了法国国王的一个传令官和一位骑士，这个骑士虽享有避难权，却仍被她从教堂里揪出来处死；她被教皇三次逐出教门，她的领地两次被宣布为禁地； 她曾被理查五世囚禁， 付了18000 里弗尔赎金才获释；1395年她又因债务而被囚禁，她的城堡也被布尔哥尼人夺去；她就在那年去世。可是，她却每天做弥撒，星期五也守斋。她将钱财散给一些穷苦的女孩，让她们能嫁人，嫁给与她们一样穷的做苦工的人；总之，她做了许多“社会”工作。她为发生在她的领地上的一些私人战争进行仲裁，给予卡赛尔和敦刻尔克的居民一些特权或特许经营权。在一个走向早期近代化的地方，面对近代国家呱呱坠地的哭声，她以独特的方式体现了弗朗德尔地区的封建制。
对边民少数人群的研究也促进了考古学向深层发展。比如巴斯克地区。巴斯克的北部在法国版图内，巴斯克语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保存着新石器时代词根的语言之一。巴斯克语的刀、斧、剪这类词中，都含有石头这个词根；刀是“用来切的石头”，斧是“用来砍的石头”，剪则是“砍出来的石头”，等等等等。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学与自然科学走到了一起，成了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一门跨学科的学科。还有一些现象：巴斯克人的血型与众不同，他们的血液里有“O和负猕因子”。 这种血型与印欧人的血型不同，与流动于巴斯克以北的阿奎丹地区、巴斯克以南的加利西亚地区的那些人群的血型也不同。请允许我在这里提一下我自己的著作，在Seuil 出版社出版的《法国史》中我执笔的题为“冲突”那一卷里，我以数页篇幅从总体上论述了边民少数人群，还专门论述了巴斯克人。另一位跨学科学者雅克·吕费耶（Jacques Ruffié）也写了这方面的著作。他是历史学家，又是血液学专家，在软科学和硬科学之间、人文科学和“精确”科学之间，他架起了一座桥梁。
现在我们可以谈一谈史学范围中的文化人类学，并从这个视角来审视地中海地区，特别是该地区的荣誉观念。这里我要介绍一下皮特—里维尔（Pitt—Rivers）的有关著作。他也是一位跨学科学者，既是人种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在人种学界名气很大。我要谈的是整个地中海地区，既包括阿拉伯—基督教地区，也包括犹太教——希腊地区。这是一个非常看重荣誉的地区。尼采曾把因羞愧而脸红的人叫作“红脸动物”，说的是因得不到荣誉而脸红，因受了侮辱而脸红，就像在“熙德”〔3〕中那样，用尼采的话来说，可能就是“当羞愧时”。 这个地区盛行大家庭制，由至高无尚的母亲主持家务。这个地区盛行复仇，男子作为父兄对本集团的姑娘媳妇进行带有嫉意的保护。人类学家皮特·里维尔是一位英国——法国人，也可以说是英国——法国——西班牙人，他对表现在圣经中的这种感情进行了研究（“创世纪”第34章，关于示剑部落），他还研究了稍晚的安达路西亚地区。法国的一些优秀历史学家，如卡斯当（Castan）、阿居隆（Agulhon）、贝尔赛（Bercé）、 伏维尔（Vovelle）等人， 在18世纪法国南部的巴罗克文明中也发现了这种复仇感情。当时，该地区不仅允许为荣誉而诉诸暴力，甚至鼓励这种行为；但是男子严禁行窃，女子严禁放荡和卖淫。在地中海沿岸的这个地区里，窃贼和婊子是最恶毒的咒骂。
历史文化人类学也是印一欧人的极为广阔的领域，从印度到伊朗，从俄罗斯到日耳曼、拉丁、斯堪的纳维亚、克尔特诸国，在这个地区里，到处都可看到三类职务。乔治·迪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对此作了研究。这三类职务是：教士、贵族和农民，也就是祈祷的人、打仗的人和种田的人。乔治·迪梅齐尔用了五十多年时间对印—欧神话作了非常出色的调查，既包括欧洲（日耳曼、斯堪的纳维亚、拉丁和希腊），也包括伊朗和印度，可惜，迪梅齐尔直接授业的学生迪比松（Dubui-sson ）等人并非都能与他们的老师齐名。日本史学家吉田（Yoshida）指出，日本也存在着三类职务现象，第一类职务是教士，学者或行政官员，第二类是贵族和武士，第三类是农民。农民是从事生产的，所以负责人类自身生产的妇女也归在第三类中。你们所熟悉的日本虽然与印一欧国家没有什么共同点，但据吉田先生所说，那里同样有三类职务的区分，不过，我想说的是，当我阅读圣经时也处处发现这三类职务，尽管圣经具有强烈的闪米特人的特征，完全不属于印一欧体系。圣经里常常出现教士——审判官、士兵和收税人这类身份的人，这与迪梅齐尔所说的三类职务大体一致。但是，我再说一次，圣经里的犹太人全然不是印一欧人。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三类职务的体系在西方一直很重要，至少在18世纪末叶之前是这样。例如，法国的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正是这三个等级于1789年组成了三级会议，拉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帷幕。美国史学家拉塞尔·梅杰（Russell Major）的著作论述了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主义君主制”下的三级会议问题，不妨一读。
至于三类职务的起源， 英国历史人类学家恩斯特·杰尔纳（ErnstGellner）有所论及。三类职务的体系也许是一种文化的定式， 一种将社会生活区分为领导者、战士和农民三类的普遍倾向。这种区分在欧亚的许多地区都可见到，而且自新石器时代，从所谓的新石器革命起，就可见到。当然，这就远远超出了印一欧地区，而把整个欧亚地区都包括进去了，即使不考虑哥伦布之前的美洲，也包括整个欧亚地区。
我谈到了历史文化人类学中有关文化的一些问题，诸如法国的边民少数人群、地中海、印一欧人等等。法国的历史文化研究人员提出了文化领域里的另一个历史问题，那就是伊斯兰问题。由于伊斯兰人口急剧增加，定居在法国的穆斯林已经形成为一个少数人群，所以对我们来说，伊斯兰问题日益显得重要。安德列·米盖尔（AndréMiquel）以令人赞赏的言词提出了1200年巴格达的哈里发之后伊斯兰的衰落问题，并分析了这次衰落的原因。到了20世纪，伊斯兰实现了令人震惊的新的崛起，这次崛起与高出生率和石油的关系极大。关于衰落的原因，米盖尔从反面说起，他分析了7世纪到11 世纪之间促使伊斯兰兴起的有利因素：伊斯兰以令人着迷的言词述说神的至圣至洁的崇高伟大，从而把过去被看成既是神又是人的耶稣基督贬为纯粹的人，把他说成仅是一个预言家而已。此外，面对萨桑王朝的压迫，伊斯兰号召实现平等，这就使向往民主的人怦然心动。
在这种条件下，12世纪到19世纪间伊斯兰的衰落便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安德烈·米盖尔认为原因何在呢？第一个原因是乌姆玛〔4 〕不可能实现。穆罕默德提出的乌姆玛，是一种伟大的文化产生的一个持久不灭的幻想，它企图把宗教的和国家的组织、宗教的和国家的政治法律集于一体，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社团和社会。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想。第二个原因是妇女地位的低下。第三个原因是一系列事件：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入侵使巴格达的精英消失殆尽；15、16世纪以后，伊朗带着它的狂热首次东山再起，给阿拉伯世界造成了不利影响；最后还有11世纪至15世纪之间穆斯林西班牙的消失。第四个原因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
1）中世纪的穆斯林地中海地区拥有大量金币， 后来不断地流向更加机灵、更具活力、拥有巨大出口能力的西方。这种情形与16—17世纪的西班牙大体相同，天主教的西班牙从美洲获得大量白银，却又不断流向北欧。
2）伊斯兰世界缺乏封建制的活力。在欧洲， 封建制促成了许多雄心勃勃、咄咄逼人的大土地主集团，它们与农民建立了联系，既从事征战，又从事经营。
3）发端于16世纪的基督教文艺复兴持续了很长时间，从那时起， 世界经济重心转向大西洋和美洲，从而使伊斯兰世界——无论是土耳其还是印度、蒙古，尽管地域依然很大，囊括欧亚大陆，——变成了乡巴佬。
时至今日，石油和高出生率使阿拉伯世界再度充满活力。但是，已故纳赛尔和当今的萨达姆·候赛因的伊斯兰，还远未找到乌姆玛文明的无穷魅力，也就是中世纪早期伊斯兰——基督教文明的无穷魅力。
说了中东，再说远东，当然，对你们来说，远东一点也不远。法国的一些史学家以比较史学的眼光，对远东地区的比较文化人类学作过一些研究。我本应谈谈中国，可是我对中国一无所知，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谈一谈日本。日本在19世纪孤孤单单地独自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突进。当然，中国在20世纪也跟上来了，但在19世纪，日本毕竟是在相当孤立的状态中开始近代化进程的。对此应作何解释呢？
你们可能会说，我应该同你们谈谈西方与中国的对比，这样才更合适。这个问题确实应该谈，可是，我对中国问题实在太无知，无法对西方和中国进行比较。
那好，现在就来回答这个问题。日本的突进是如何发生的？根据弗朗西纳·希海尔（Francine Herail）夫人及其合作者的研究， 日本和欧洲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极为相似。日本在公元头一个一千年中，处在半帝国状态，采用了中国的立法制度，此时的欧洲则处在罗马法的黄金时代。从10世纪起，日本出现了封建割据，从而在遥远（离我们远，离你们并不远）的东方有了一些自由和创举（军事的、商业的、文化的），这种别具一格的封建制使日本群岛得以避免墨守天皇制的成规，不然的话，日本人的事业心就会长期受到遏制。
后来从16世纪下半叶起，出现了幕府的绝对王权主义（我们法国人对绝对王权主义这个词很熟悉，它指的是波旁王朝和17世纪的路易十四）。幕府之后，19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了明治维新，这场大革命部分地受到了西方和北美的影响。明治维新的后果，至今我们还能强烈地感受到。
在人类学和人种学之后，我该谈谈当代史学的新动向了。所谓新动向，其实现在也已经变成旧动向了。我首先要谈的是人口学。在这方面，雅克·迪巴基埃（Jacques Dupāquier）的贡献很大。我要谈的并非研究得很多的人口学本身，而是与人口学挨得很近的某些事情，也就是与儿童史有的一些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以往过多地停留在菲力普·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的引人入胜的著作上。 据他研究，成年人对儿童的爱心只是在16、17世纪之后才开始发展。有人向阿里埃斯和支持他的观点的人指出，母猴对小猴显然是有母爱的，如果说人到了16世纪才知道疼爱孩子，那岂不是说，猴子变成人之后，原有的母爱却令人吃惊地消失了，直到数万年之后才重新出现。这些阿里埃斯派的先生们不以为然，仍然坚持己见，别人说也没有用。类似这种所谓的新发现还有好多，大多涉及以往我们认为绝对不成问题的观念和事实。在相当一段时间中，这类所谓的新发现在法国成了时髦。例如，德尼·德·鲁日蒙（Denis de Rougemont）就说过，人的情欲（这里指的是男人对女人的情欲）是在17世纪才被发明的，也就是在行吟诗人时代。又如，米歇米·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男人是在16世纪被发明的， 到了20世纪末，男人将会像沙滩上的脚印一样消失。这些论调被人们非常认真地对待，居然没人报之以捧腹大笑。若是那样，它们也许早就消声匿迹了。
这些都很有趣，但并不严肃，所以，现在人们重新以严肃的态度在专著的基础上进行儿童史研究。玛德兰·伏瓦齐尔（Madeleine Foisil）出版了一部十分详尽的艾罗阿尔（Héroard）日记，两大卷，内容涉及路易十三的童年，提供了有关他的童年教育的许多珍贵的资料。享利四世对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路易十三管教很严，很粗暴，经常训斥；可是，御医艾罗阿尔对王子的教育却是亲切的、简单的、这是一种属于蒙田式的近代教育。
既然提到了国王的童年，不妨再说说波旁王朝的国王所接受的教育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幼年时代养成的保密习惯。路易十三突然将孔奇尼处死。路易十四出人意料地把富凯囚禁起来，事先不露声色，直到最后一刻才宣布。路易十五无声无息地一脚踢开了他的宠臣——首相波旁公爵。这三位国王在采取这些行动时都很年轻。最后还可以作一点补充：波旁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胡安·卡洛斯，通过严格保密的谋划，毫无先兆地把佛朗哥的同伙全都清除掉了。
关于经济史，或者说社会经济史，或者干脆说社会史，我简单说几句。城市史在法国有较大进展。我本人对农村史研究得较多，农民在我们的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著名的城市史专家有让——克洛德·佩罗（Jean—Claude Perrot），在美国则有霍亨贝格（P.M.Hohenberg）和霍伦·李斯（L.Hollen Lees）等。在这些史学家眼中， 旧制度下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一圈农舍中间一个十字架，也就是说一个圆形城堡当中有一个十字路口呢？应该说我们对城市史的看法已经比较固定了，认为西方的城市大多是高卢一罗马型的。可是，从整个欧洲来看，特别是在莱因河和多瑙河彼岸，直到公元1000至1300百年，城市的形式才最终固定下来，至今变化不大。城市大多建在河流的汇合处，主体建筑则是一些城堡。英国和美国则不同，这两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型城市。在古老的欧洲大陆上，罗马和中世纪的城市体系既广阔、灵活又坚实，足以容纳后来工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小区。在法国，像鲁贝（Roubaix）这类飞速形成的城市， 是非常特殊的例外。雅克·勒高夫（Jaeques Le Goff）也是城市史专家之一，他在Seuil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城市史》。欧洲大陆的城市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后，在北方出现了阿姆斯特丹、伦敦、汉堡等大城市，它们的出现使得热那亚、威尼斯等地中海沿岸的古老而名声显赫的城市黯然失色了。
我们的史学家认为，更具决定性的是在长达一千年时间中城市人口的增长，增长的过程持续了十个世纪，从公元1000年开始，我列举几个数字：公元1500年，欧洲只有4个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到了19 世纪中叶，这样的城市有24个。
再说说人口持续增长问题。我们的一些作者说，在公元1000年后的近一千年中，城市人口几次出现周期性的下降，例如在14世纪和15世纪，其原因是瘟疫。自此之后，欧洲人口曲线一直呈上升趋势。
可是，专题研究表明，在这一总趋势的背景下，也有若干很难解释的奇特现象。启蒙时代的那不勒斯、君士坦丁堡和墨西哥城（墨西哥城当然不在欧洲），都有人口40万到50万。这些城市的人口如此众多，无法以这些城市所具有的行政功能来解释。对于伦敦和巴黎（1559年人口为35万）来说，城市的行政功能确是人口增多的重要原因，但对于那不勒斯来说，就不大讲得通。
此外，我们的史学家们认为，旧时的西方城市并未完全与农村脱钩。1550年蒙彼利埃的成年人口总数中，20%是农民。
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城市不一定剥削农村。我特别希望强调这一点，因为即使在我的同事中，也有人持这种肤浅的，但却流传很广的看法，认为农村受城市剥削。其实，情形甚至可以说是正相反。城市对食品和奢侈品的需求，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促成了农业生产的多样化。 如果没有鹿特丹和德尔夫特等城市的市场（请参阅范德维（Vander Vee）关于荷兰的著作），荷兰的郁金香和乳酪业就不会达到我们所知的兴旺程度。
今天我谈得较多的旧制度时期也是一个发展时期，而对于柏林、凡尔赛等政治中心来说，则是初创时期。凡尔赛宫的现任总管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巴勃隆（Babelon）先生。
旧制度时期的城市，尤其是政治中心，不论是巴罗克风格的还是古典风格的，都十分重视建筑物的外墙和城里的主要街道，街道有时呈鹅掌形布局，凡尔赛、华盛顿、巴黎的荣年院所在地都是这样（请参阅布侣什的有关著作）。在这方面，我要向你们大力推荐一本书，那就是H-achette出版社出版的让—罗伯尔·比特（Jean—Robert Pitte）的《巴黎历史地图新编》。
此外，在我们的城市中，石砌的塔楼林立。之所以如此，大多出于众所周知的宗教原因，尤其是那些教堂奇多的城市，例如冈城（让—克洛德·佩罗著有专题研究），有的则是为了炫耀贵族门第，例如意大利的圣吉米涅阿诺、波伦亚等。这就告诉我们，塔楼的两大的功能是显示宗教和城市贵族。
历史学家们很关心穷人问题，这里说的是城市中的穷人，当然也关心农村的穷人，但主要还是城市贫民。贫民在城市人口中占很大比重。波兰历史学家（他也是一位政治家）布隆尼斯拉夫·盖伦梅克（Broni-slaw Geremek）的研究显示，1520—1530年间，贫民的形象有很大变化。根据维威斯〔5〕的记述， 对穷人的救助从那时起基本上不再是个人的慈善行为，尽管慈善事业总是令人鼓舞的，救助已是具有近代色彩的集体行为。虽然也采取驱赶等惩治措施，但主要是对城市贫民实行全面救助，组织他们学手艺，帮他们就业挣钱等等。这些与新教改革、城市改建、国家的诞生、近代心态的萌发等等都有联系。
米歇尔·福柯过去认为17世纪是封闭型的，现在他似乎放弃了这种看法，与自己算清了旧帐，也与启蒙时代算清了旧帐，他曾奇怪地认为，启蒙时代是压迫性的、是逆潮流而动的。这种想法也许出于自我仇恨，在代表着西方最优秀文化的一些最伟大、最杰出的作家身上，也能看到这种现象，例如蒙田、托马斯·摩尔（他恨亨利八世，而且反对英国圣公教会；他的著作是《乌托邦》），莎士比亚（《暴风雨》）。自上述这几位作家以来，自我们西方文化发现并高度评价另一个文化之后，自从1492—1540年在美洲发现了新的人种之后，就出现了上述现象。西方文化由此就不时地贬损自己了。
我们回到贫民问题上来。现在人们在搜集和研究关于沉默阶级的实录、见证等资料，也就是关于穷人的资料，其实不限于穷人，而是所有被不恰当地称作“被排除者”的人（我刚才说过，他们是处在社会边缘的人，少数人群，即未融入社会的人）。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农民问题，这里指的是那些在城市中获得了成功的农家子弟（他们是土地史和城市史之间的一种联系）。雷蒂夫·德·拉布勒东纳（Restif de la Br-etonne）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七星书社新近出版了一本关于此人的传记。贾默莱——迪瓦尔（Jamerey—Duval）也属于这类人，古尔莫（G-oulmot）再版了此人的传记。还有一位古瓦涅船长（Le capitaine Coignet）。这三个人物都是18世纪的人，此外还可提一下西班牙描写流浪汉的小说，以及德国的《淘气鬼》和《辛普里古斯的奇遇》等。刚才提到的波兰史学家盖伦梅克很重视这些作品。
我刚才说过，变成了城市居民的农家子弟是城乡之间的一种联系，这些人后来写了一些回忆录。城乡之间还有一种更加广泛的联系，法国的戴雍（Deyon）、美国已故的曼德尔斯（Mendels）写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著作。我想到了前工业化问题。兵器和钟表制造等精密行业当时依然留在城堡内，留在真正的城市里面（布卢瓦、图尔，以及瓦尔德卢瓦尔省的一些城市）。
关于早期工业化的著作很早，学术讨论会也很多。名副其实的早期工业化相当于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城郊和农村的农民（通常是妇女）在原有农庄的范围内从事纺织劳动。生产和经营都是在商人的控制下进行的，由他们提供原料（羊毛），负责产品（毯子）的销售。建立在农村早期工业化基本上的法国工业，在17世纪就向西班牙控制下的美洲大量输出纺织品，18世纪出口量更大。 波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着重论述了这一点，我刚才谈到的戴雍等历史学家，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
我不是心态史专家。过去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上层建筑，今天通常叫作心态史。说实话，心态史的概念并非始终很清晰，我们对此应该有所警觉。心态这个词缺乏严密性，多少有点像记忆，是看法。过去人们在议论打杂的女佣时说，这个女人“心态”很怪或很好。我觉得，当人们试图推进古老的思想史研究，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时，对于实际研究对象是什么，心理是非常清楚的。
再说说心智史，既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就谈谈其中的书籍史。这是心智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目前很兴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亨利—让—马丹（Henri—Jean—Martin）、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迪比格勒奈（Dupaygrenet）等人。 美国的爱森斯坦也研究欧洲史，特别是法国史，她在著作中指出，如果没有印刷术，如果不是依靠了印刷术印发了成千上万册马丁·路德的传单和小册子（德文和拉丁文），新教改革便无法想像。她使我们对新教改革的成就，比以往有了更多的了解。英、美、法等国有关图书馆的数字和资料，将会使书籍史的研究有较大的进展。巴黎国立图书馆整理出了六百万张卡片和六百万张摘录，用这些资料可以研究该馆各类馆藏的书名中所包含的九千万个词。这种研究是对自1452年古登堡发明印刷机以来的书籍史的系列研究、计量研究、历时性和同时性研究。
今天我不准备在对文化史的简短介绍中多谈艺术史，但我要说，职业历史学家们对艺术史的看法很不一样。例如，自马克·布洛克以来，农村史就一直是法国新史学的一大特色，可是，前不久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举办的一个展览，出人意料地修正了人们有关绘画史的美学价值观。这个展览的名称是“风景——农民”，它把人的历史和土地的历史置于风景画的视点中心。风景画往往比较抽象，几乎不表现农村的集体活动场景，而实际上，正是人的活动才使城市以外的景致具有人文特征，如仔细修整过的绿地、树墙等等。让农民在风景画中重新占有应有的地位，如同这次展览所作的努力那样，结果是使一批19世纪的画家得到了公平的评价。这批画家中的巴斯蒂安（Bastian）、勒帕日（Lepage）、 罗莎·蓬厄尔（Rosa Bonheur）等人，过去往往被撇在一边，得不到公平的评价。以往人们比较注意印象派、立体派和超现实主义派。这些派别的画家们对于农村的认识很差，远远比不上那些被不公正地斥为因循守旧的画家。所以说，在艺术史方面，也需要来一次修正。诚然，无需对印象主义和立体主义表示不以为然，但是对于那些力图把印象派之前或与印象派同时代的画家贬为因循守旧派的倾向，我们应该把大姆指顶在鼻尖上摇几下手掌。那些被贬的画家不愿意也不认为自己是印象派，他们的勇气有时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崇尚真实，哪怕是平淡无奇的农村景致，他们也兴致勃勃。
在第二部分中，我准备谈谈人们所说的“现在的过去”，也就是（新近的）历史对（当前的）文化的影响以及掉过头来：后者对前者的影响。
先说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我们回顾历史的方法所产生的影响，并由结果去追溯原因。以往的事件和我们对事件的看法以及对事件的回忆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贯彻始终的相互影响的关系，我更愿意把我们现时对以往事件的回忆看作是一种历史。
比方说，当今的法国人牢牢地记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对犹太人的迫害。杜维埃〔6〕审判、美国的一部新电影、 德雷弗斯事件一百周年等等，这些都在1994年中提出了诸如占领、合作、解放等最具普遍意义的问题，其中甚至也包括清洗。这些问题当然关系到二战时期的法国；但是始料不及的是，现在这些问题也牵扯到中欧与东欧，因为，中欧与东欧在漫长的战后时期之后，于1989年改换了制度，当然，制度的改变是在与1944年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发生的。占领、合作、解放、清洗这些概念，都有待历史学家进行专门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与设在巴黎的当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不完全是一回事，当然，这个研究所拥有一批非常出色的研究人员：贝达里达、雷蒙、阿泽玛等。以德国对法国的占领史为例，现在这段历史基本上是从法国出发，并以法国人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我觉得，如果把它与19、20世纪的其它占领史（如俄国对东欧的占领）进行比较研究，肯定会有新的收获。与“正确的未来战胜者”的合作（例如面对俾斯麦德国的阿尔萨斯人），即使是被迫的，显然也不同于与“可憎的未来的战败者”（纳粹德国）的合作。1945年法国的情况也可以与1988—1993年间前民主德国地区的清洗进行对比研究。我觉得，跳出法国这个圈子去进行研究，大有好处。再说一遍，马克·布洛克对比较史学很有兴趣。
我觉得，欧洲走向统一这件事，使得当前的欧洲史学正处在浪潮起伏之中。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现在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然而写一部欧洲史，却并不那么容易；不象写法国史、德国史、中国史那样可以沿着几百年或几千年间王朝更迭的线索去写。
《欧洲史》的作者迪罗塞尔（Durosselle）是位大学者，在他看来，真正的欧洲人不是卡尔五世、拿破仑这类企图用武力统一欧洲的人，希特勒当然更不是，这是显而易见的。真正的欧洲人应该说是最早的联邦主义者，例如，亨利四世时期的苏利，菲利蒲·奥尔良摄政时期和路易十五在位时期的圣·皮埃尔教士，19世纪的蒲鲁东和雨果等人。这些胸襟开阔的人物命运不佳，他们遇上了好战的、更具影响的、更具决定性的民族主义分子。意大利的欧洲主义者马志尼被俾斯麦击败；欧洲和平主义者饶勒斯的反战努力被普鲁士皇帝威廉二世的好战言论所抵消，同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对面的是希特勒。不过，从1945年以来，这种恶魔逻辑终止被制止住了，联邦主义者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队伍，欧洲终于有了雏形。
迪罗塞尔认为，当今重要的欧洲人物不是撒切尔夫人，不是戴高乐，而是让·莫内、罗伯尔·舒曼。他们虽然也是“民族主义者”，但更是“联邦主义者”。
最后谈谈新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1989年到1992年间东欧各国垮台，这使欧洲内部的一些人产生了某种怀旧情绪，比如怀恋奥匈帝国。贝朗瑞（Béranger）和贝哈尔（Behar）等历史学家已出版了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这些著作告诉我们，自1711年土耳其人被逐之后，中欧一直在日耳曼—马札尔人的统治之下，这也就是哈布斯堡王朝时期；1920—1935年间是法国人的时期，但法国人没有足够的手段推行其政策； 从1936年到1945年，日耳曼—马札尔人卷土重来，其中主要是德国人。他们建立的秩序以瓦格纳歌剧的悲剧形式重演了哈布斯堡王朝赏心悦目的情节剧。我刚才说过，哈布斯堡的这出戏上演于1711—1919年间。1945年后是俄国人的天下，一直到1989年。至于谁是当前和未来的领头人，是德国还是欧洲联盟？我们现在还看不清。
请允许我再谈谈周年纪念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也许是很奇怪的。从原则上看，这些周年纪念也许显得可笑，但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手段，能使一些历史事实深深铭刻在人民群众和中产阶级的脑海中。换句话说，周年纪念是一种普及、发展和完善历史学的手段。正因为如此，1987年纪念了加佩王朝（建立一千年），1992年纪念了美洲发现，1985年纪念了南特敕令废除，1989年纪念了法国大革命。
A.先谈加佩王朝一千年纪念。这个日子很有意义，伊夫·萨西埃（Yves Sassier）、洛布里雄（Lebrichon）等历史学家写了书， 他们认为，这个日子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是法兰西造就了国王们，还是国王们造就了法兰西？如今在我的同行中间有一种倾向，力图将法兰西说成是国王统治下的国家机器的纯粹人为的创造物。我觉得这种观点太离谱了，因为，在于格·加佩登上王位之前一千年，早在罗马帝国以前的高卢地区就有了一个国家，高卢地区后来为罗马帝国所占有。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化之后，法兰西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它依然是个拉丁国家，一个几乎完完全全的拉丁国家，它并没有扩展到真正的日耳曼地区。所以说，从地理上来看，即使地域界限不十分清晰，一个高卢—法兰西或高卢—罗马地区，肯定是早就有了雏形的。法兰西不是在随便什么地方都能建立起来的。我们民族的特性（不管后来如何在加拿大和非洲得到延续）是拉丁民族型的，或者如文献学家所说，是罗曼语族型的。肯定了这一点之后，就可以将问题掉过头来看。从罗马高卢到后罗马高卢，再到后加洛林高卢，最后为加佩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加佩王朝则在十世纪后最终建成了我们的民族。如果没有数百年间加佩王朝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请参阅《二十位国王建造了法国》一书，如果没有这个王朝的大大小小的合作者的努力，我们就不会有一个中央政权，甚至连法兰西民族是否会有也是个问题。让我们再作一个比较。美国诞生于联盟，从17世纪二十年代末到18世纪最后三十年，它最终融合了许许多多个人和盎格鲁——撒克逊的、信奉新教的社区，当然，在此之后，融合并未停止。法国形成的方式则不同，加佩王朝延续了八个世纪，也就是说，第一个王朝在地域上很广阔，在时间上很漫长，它对法国形成的贡献有时具有压迫的性质，往往是专制独裁的。这个王朝以其自认为好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官僚机构，但是，后来这套机构却使这个王朝运作不灵，在道义上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到了1789 年—1793年，王朝终于彻底倾覆。
B.另一个纪念日是美洲发现五百周年。我觉得，这个纪念活动实际上有些“变味”了。这本应是一次历史的、民众的、国际的，甚至是世界性的纪念活动，但是由于涉及两大洲，由于1492年还发生了另两个事件，而这两件事与哥伦布和美洲发现都没有直接关系，因而1992年纪念美洲发现的活动有些偏离主题。1492年，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从当地的穆斯林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格拉纳达。1492年，犹太人被赶出了西班牙。由于这两个事件也发生在1492年，所以，为纪念哥伦布的“业债”而确定的活动，因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缘故，脱离了原定的主题，偏向了属于当今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一些问题。我们由此不难看出，当今的问题对历史编纂的影响非常巨大，有时甚至过于巨大了。这一点早已众所周知。
其次，纪念1492年的活动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偏离现象，这种现象是历史科学的新成果引起的，但事实上又远离历史科学的新成果。伍德罗·波拉赫（Woodrow Borah）和皮埃尔·肖努（Pierre Chauna）所称的贝克莱学派，以数字为依据，非常严谨地指出：过去所说的16世纪对印地安人的大屠杀，事实上是病毒、细毒引起的大量死亡，其原因是美洲土著居民对于来自欧洲的传染性病毒缺乏免疫力。在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时，这种说法没有被大家认真考虑。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人们依然相信古老的黑色传说，认为西班牙征服者故意大量杀害可怜的加勒比人和墨西哥人。这种说法并非完全错误，但我认为，它只显示了很小一部分真相。黑色神话把可悲的后果归咎于西班牙人的利剑和火枪；可是，罪魁祸首却是病毒和杆菌，这些东西是没有祖国的，既不是加泰罗尼亚的，也不是加里西亚的，也不是安达鲁西亚的。但是，历史的误传并不因此而终止。会不会有人反过来告诉我们，有人故意把梅毒传进欧洲，为的是替新大陆上被征服者杀害的土著居民复仇呢？
最后，五百周年纪念活动中还出现了对于美洲大陆究竟何时发现的讨论，一些人认为晚于1492 年。 巴托罗缪·贝纳萨（BatholoméBe-nassar）是一位杰出的伊加利亚地区史专家，他认为，美洲的开发并非始于1492年，而是始于1520—1530年间，也就是在1519年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波萨罗征服秘鲁（1531—1532年）之后。贝纳萨和贝纳尔·文森（Bernard Vincent）等人认为， 即使中世纪是在1453年或1492年结束的，近代的起点也仍应是1520年。如此说来，将近30年后，也就是在2020—2030年之间，我们还得纪念另一个五百周年。
在地理大发现（美洲）之中，是否还需添上一笔，把极为出色的历史学家阿兰·科班（Alain Corbin）所说的“海岸发现”也纳入其中呢？海岸发现指的是当年西方人大批涌向大海，而今天涌向大海的则不限于西方人，更多的是涌向沙滩和海滨浴场的“古铜色”或“近似古铜色”的妇女。阿兰·科班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认为，“海岸发现”这一现象的开始和发展时期是1750—1950年之间，他已写出了一部论述这一现象的佳作。他认为，这一现象最初出于医疗目的，在18世纪五十年代，一些英国医生让患者到水温为10℃的浪涛汹涌的海里去洗冷水澡，而且还得喝下半品脱海水。阿兰·科班以他的研究对感觉史作出了贡献，吕西安·费弗尔很久以前就希望能有这样一部感觉史。当然，感觉史不是心态史，两者不可相混。
C.第二个纪念活动是（1685—1985）南特敕令废除。当然，这项纪念活动对被纪念的事件的性质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断然禁止法国的胡格诺少数派，这是一个令人憎恨的举措，对此谁也不持异议。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史学又一次显示了它的引人入胜之处。请允许我再次提及自己。我本人参与了1685—1985南特敕令废除三百周年纪念活动，我曾指出，法国应该为废除南特敕令一事自责，因为法国当时对新教徒采取了镇压的态度，而且延续很长时间。但是，法国人并非是唯一应该受到谴责的，我在一些文章中曾指出，英国人在宗教问题上也不是清白无瑕的。他们也让天主教徒，尤其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吃尽了苦头。这依然是比较史学。可是，信奉新教的法国同行对我的说法大为不满，对我进行尖刻的批评，说我把18世纪末绝对王权主义下的法国与自由主义下的英国相提并论。绝对王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确实截然不同，两者的区别应该让英国人感到荣耀。可是，荣耀归荣耀，爱尔兰的档案却不会因此而替英国人说好话。从克伦威尔到威廉·皮特，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原籍英格兰或苏格兰的新教徒地主们，几乎夺走了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全部土地。这种范围广泛的土地权的转移，可称为名副其实的耕地“废除”。所以，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时，法国的知识分子和笛卡儿主义者对胡格诺派的信仰进行攻击，恣意地滥加侮辱。英国人讲求实惠，他们把爱尔兰的罗马天主教信徒的大大小小的地产作为攻击目标。
1700年前后法国有一批富有的新教徒，他们大多是阿尔萨斯的路德派，波旁王朝大体上允许他们安居乐业。还有许多“贱民”新教徒，也就是多达百万人的加尔文派，他们主要分布在法国南部，几乎全都遭受无情的道害。
就在同一时期，不列颠诸岛上也有一些富有的天主教徒，在伦敦和兰开夏等地，当局不大刁难他们，他们可以说是被人容忍的。此外也有上百万的“贱民”天主教徒，也就是爱尔兰的“教皇派”，他们遭到了英国人最粗暴的压迫。
当时的伦敦和巴黎犹如两条恐龙，伦敦是英国国教的中心，巴黎是法国国教的中心，它们对边缘地区的少数人群施加沉重的压力。在爱尔兰受压的是克尔特—天主教少数人群，在法国受压的则是南部讲奥克语的新教徒。英吉利海峡两边在建设中央政权的过程中，都肆无忌惮地使用强制手段。这种事若发生在20世纪，我们定会大为震惊。我们不妨这样认为：南特敕令的废除确实令人不快，但此举却是近代国家的产生和民族整体形成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事当然不可能舒舒服服地完成的。
D.最后谈谈最为壮观的1789年革命二百周年纪念。索布尔派和弗朗索瓦·菲雷派相互对立。索布尔派以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为代表，体现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准确地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资产阶级的上升。 菲雷派中还有约翰·布歇（John Bosher）等人，他们更注意绝对王权主义的政治结构的腐朽，强调一般意义上的精英（包括自由主义的贵族在内）的出现和上升。因而，他们不仅看重资产阶级的上升，也非常注意识形态和心态自发的作用，尤其注意强烈的平等愿望，同时也重视对于思想团体的操纵，这些思想团体在某种意义上是共济会的前身。我们可以认为，伏维尔派在二百周年纪念的官方活动和由雅克·朗〔7〕、 古德等人组织的香榭里舍大街上的纪念晚会中占据上风，而菲雷派则更多地控制了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学术讨论，包括在欧洲的和在美国的学术讨论会。
菲雷派是否在学术上已对索布尔派取得了最后胜利呢？菲雷派“在政治上”不总是“正确”，这事也许会在今后几十年里给这一派带来麻烦。合理性并非总是能让所有的人都折服的，尽管它使不合理的东西难以存身。
（本文是1994年5月我在北京的一次讲演，保留了口语化的特点。）
[*] 原文无题，此题为编者所加。
注释：
〔1〕卡邦特拉（Carpentras）是法国南部一个小城。1990年春，反犹分子对当地公墓中的犹太人坟墓大肆破坏，震惊全国，被谴责为种族主义行径。——译注
〔2〕坏蛋查理（Charles le Mauvais,1322—1387）纳伐尔国王。——译注
〔3〕“熙德”（le cid）是高乃伊的一部诗剧。——译注。
〔4〕乌姆玛的原意是民族，后转意为“公社”、“社团”等。 ——译注。
〔5〕西班牙人文主义者（1492—1540）——译注。
〔6〕前纳粹分子疑犯，被从阿根廷引渡到以色列受审。——译注。
〔7〕当时的法国文化部长。——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