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东亚系统洞穴文明史论
张敬秀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1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呼和浩特)1995年04期第84-89页
【作者简介】张敬秀 内蒙古大学
内容提要：在人类远古300多万年漫长历史混沌阶段，洞穴、 林野的的作用显著，不像后来科学、技术那样越来越起主要的作用；远古蒙昧阶段工具亦不如后来所起作用显著。“洞穴文明史”即那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史。文中以东亚系统为典型，论述了诸如“洞穴与林野的历史场”；远古人类“穿过几百万年时空隧道”；“远古人类对活动场所随机地精心选择”；以“手足功能的结合”之人类体能适应自然条件；而到“洞穴文明的晚期演化场”才出现了半地下坑穴半地上建筑的住处，此前数以百万年计的人类则住在了天然洞穴之中。在中国和日本都留下了丰富的洞穴文化遗迹，而且由东亚各族远古穴居活人对死人的纪念——墓穴，这种普遍而长久的埋葬习俗之沉重负担，反证了东亚远古洞穴文明的普遍意义及其深远影响。
关键词：东亚系统 洞穴文明 史论 历史场 300万年 随机选择 体能 墓穴
1.洞穴与林野的历史场
在洞穴文明阶段，人类历史是婴幼儿阶段，刚脱离动物，只会用脚在洞穴周围地带直接地活动，很少利用交通工具（包括活物）延伸脚的活动范围；直接用手攀缘采集林中果叶，或用手挖掘块根，投掷石器，“抓捕”食物，或手执木棒、石器，挖、筑洞穴，居息其中，以防雨、防兽侵扰。所以人类对初始的环境——石室林野，体察入微，一直充满了恋情和回忆。世界历史名著《世界征服者史》的下述追溯和注释很有意思，是一个关于人类群体起源的美妙传说：
“当时，哈剌和林有两条河，一名秃忽剌（Tughla），一名薛灵哥，汇流于合木阑术（Qamlanchu）之地； 两河间长出两棵紧靠的树……两树中间冒出个大丘，有条光线自天空降落其上；丘陵日益增大。……每天晚上都有道光线照射在那座丘陵30步周围的地方，最后，宛若孕妇分娩，丘陵裂开一扇门，中有五间像营帐一样分开的内室，室内各坐着一个男孩，嘴上挂着一棵供给所需哺乳的管子；帐蓬上则铺有一张银网。部落的首领们来观看这椿怪事，畏惧地顶礼膜拜。……考虑到这些奇迹，大家一致同意，必须从五子中推选一个当他们的首领和君王……他们发现，不可汗品貌秀美，才智出众，胜过别的诸子，而且，他通晓各族的语言文字。”注曰：“参看拉施特对不可汗（Būgū Khan ）的叙述（见前，第54页，注④）：‘（他）是古代一个伟大的君王，受到畏吾儿和[其他]很多部落的敬重，他们说他是一棵树生的。’（赫塔吉诺夫译，第139页。）马可波罗也知道这个传说， 他说：‘他们[指畏吾儿人]称，最早统治他们的国王，不是人生的，而是树浆在树皮上所结的，叫做esca的一个树瘿所生。’（别奈代脱，第73页。）”〔1〕 这段史料，反映的是一个普遍传说的对真实国王的虚构故事。正因为是对“多少带有传说性的第一个畏吾儿汗”的尊敬，后人们已不能用真实的人为其父母，而要用最神圣的物源为其父母。其父母既然是树，那么这人类群体是从森林中变来的，所居之处则是丘和林中的“石室”，即山洞（丘——小丘、小山或土山）。在世界各地发现的人类史物质和精神文明遗址中，洞穴、山洞、丘、坡等环境、居处彼彼皆是；林野传说很为生动，如有巢氏的巢，既然是巢，字中有果有木说明人之初将其结在树上者为多；燧人氏钻木取火，随机演化发明了对人类有着最伟大意义的火，同木有着如此神圣的关系，说明林木在人类初始阶段随地可见、可用。
“‘上古皆穴居，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天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处，古之遗俗也’。”后来南方由巢居演变为‘干栏居’，北方则发展为半穴居及屋，而北方少数以游牧为主，多为毡包。”〔2 〕洞穴居息意味着，人类各个群体初始直接活动范围，相对而言固定在一个不大的周围地带。因为，尽管“人”之初手脚的直接功能比现在的人们灵活、健壮，如攀缘、奔跑功能很强，但是毕竟手脚直接触及范围比起后来的人类延伸得太小。当初经常活动范围只不过洞穴周围几里或数十百里，比如追赶野兽，如果超过一天路程不归，洞穴里的婴幼儿危险更大，如果背上孩子们奔跑，则更不能致远穷追。所以，其见闻范围决定了认识的极其有限，如认识洞穴周围的山川、林木、风沙、动物种类的具体形象、植物的各种样子，等等。
当初，一个一个群体多居于山麓、丘边、原野中的坡地上，因为山麓有洞穴可居息，有林果、动物可食，又面向原野，在一两天的路程内可下山锻练围猎的功能，然后及时返回山脚下、坡之上的洞穴中；如果是太远的深山老林，就不便于发挥体能、围猎的功能。生活中也学会了制造简单粗石器。
2.穿过几百万年时空隧道的远古人类
洞穴文明是个漫长的人类史阶段，从几百万年到一万年前，经历了猿人、古人、新人三种进化过程。发现最早的是375-335万年和300 万年前的东非猿人（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距今290万年前的1470 号人（肯尼亚特卜纳河以东地带），是早期猿人的最早代表——包括其人所制石器，有了原始“语言”；距今170 万年前的“能人”化石（坦桑尼亚奥杜伟峡谷出土），7号、13号、8号化石标本为其代表； 距今100-50万年前，晚期猿人化石在亚、非、欧皆有发现，如爪哇猿人、利基猿人（非洲）、海德堡人（欧）；距今40-4 万年的古人——早期智人化石就更多了，如“尼安德人”是其代表，打制石器技术已标准化和精细化；5-4万年的“新人”（晚期智人）各大陆皆有，如法国的“克罗马农人”；新人在各处逐渐形成黄、棕、黑、白种等各个现今的人种。
东亚系统中的洞穴文明阶段，漫长而完整。如：距今250 万年的“东方人”（1986年10月到1987年春在我国云南省元谋县相继发现，有牙齿化石和伴生的三趾马动物群、骨器等化石；1988年3月14 日在元谋县城西北小河村附近，发现了其祖先——人猿超科头骨化石）； 距今175万年前的“无谋人”，已学会用火；距今180 万年前的山西西候渡古人类遗址中的旧石器和用火遗迹。距今60 -50 万年产的蓝田猿人化石（1964年陕西省发现）；40-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化石和众多的伴生动物化石（1929年北京周口店发现），还有石器、骨器等文化遗物，遗迹表明已会用火。距今40-30万年前的“龙潭洞猿人”完整的头盖骨化石及文化遗迹（1980年11月在安徽省和县发现）；20万年前的“大荔人”化石（1978年在陕西发现的世界上最完整的头盖骨）；10万年前的“许家窑人”（1977年山西省阳高县出土），制造了细石器文化。华南有广东省曲江县的马埧人，华中有湖北省长阳人，山西省还有丁村人。丁村人生活在太行山西边的汾河流域，石器仍然是丁村人的主要工具。3-1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西安“半坡人”、四川“资阳人”、“河套人”（内蒙古乌审旗的萨拉乌苏河岸和宁夏灵武县）和“柳江人”、“麒麟人”（广西柳江县和来宾县）。
3.远古人类对活动场所随机地精心选择：自然条件和人类体能——手足功能的结合
这些远古人类居住地，大多在山洞、半波、高原、丘地。最典型的是内蒙古的土默特平原和阴山交界处的“大窑文化”遗址（山麓地带）、北京山顶洞文化遗址、西安半坡文化遗址，还有贵州黔西观音洞的遗迹在一定程度上同北京人相似，当然还有更早的元谋文化遗址——是高原地带，这些是当初的适合的选址。如北京人生活的地方，“在周口店附近……，那一带的气候一般地说可能要比现在温和湿润。当时的地形跟现在也相差不太大，北边是高高的群山，连接着北京的西山；西边和西南是蜿蜒起伏的山丘。在高山上生长着冷松、云杉等针叶林，山上都生长着桦、栎、松、柏等针、阔叶等杂木林和灌木丛，直到山沟。山上山下，都生长着丰茂的野草。凶猛的剑齿虎和其他一些肉食的虎、豹、熊等野兽，聚生于森林中，出没于山野间，威胁着北京人的安全。那里还生长着身体庞大的大象和犀牛。成群的硕弥猴跃攀于树林间，寻找着果实。北京人也在树林里寻果实充饥，采集丰富时就储备起来。肿骨鹿和梅花鹿是北京人打猎的主要对象。周口店的东南是一片广阔的平原，这里有成群的野马、野羊。每年秋末冬初，有成群的肿骨鹿从远方来到这里。在西山的北面，气候比较干燥，沙多水缺，那里生活着骆驼和鸵鸟，它们有时也来周口店附近活动。北京人住在龙骨山的天然山洞里，这里可以避雨，防野兽。……有一个时期山下涨大水，淹没了山洞，北京人只得暂时转移出去，以后再回来。”〔3 〕“渔猎是山顶洞人的主要经济部门。他们猎取最多的，是兔、赤鹿、斑鹿、野猪、羚羊、獾、狐狸等大小野兽。他们还能捉到鸵鸟和其他鸟类。他们捕捞的鱼类中，有长达一米以上的青鱼。他们捞取河蚌。他们还要采集植物果实和块根作为辅助的生活资料。……山顶洞，长约12米，宽约8米，面积为90 多平方米，可容十几人居住。洞里自然分‘上室’和‘下室’。上室在洞口处，是他们的住室。下室在洞的深处，是他们的墓地。山顶洞周围的广阔地区是供他们狩猎、捕鱼、采集的生活基地。”〔4〕可见， 远古人群在漫长的历史随机发现中，精心地选择自己的住处和周围自然环境的。这样适宜他们居住的条件不是到处连片地存在的，所以越往远古越苛严地选择环境——因为远古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太差；这种自然条件决定，远古各个群体之间很分散。再如，“大窑文化”遗址选得也不错：那时内蒙古阴山山麓树木较多，兽类很多，大窑村在山麓和土默特平原边沿不远（现今呼和浩特市东北角入山不远处）；平原上草木茂盛——那时的蒙古高原气候比现在温和湿润，大黑河从大窑村的山沟中流过，经平原流入黄河。漠南各族的远古祖先，选择了这样一块宝地，平时在村子附近的山坡上制造石器，捕捉鸟兽，采集林果，有时到平原上较大规模地围猎，往返路程也不过百里远近——当时善奔跑、体力健壮的人们一日路程。说明中华民族的各族远古祖先同种同源，从自身到环境的选择全息相似；这当然不是互相间有意联系好的模式，而是分散居处中随机耦合的；当然这种随机耦合体现了一种确定性，因为北京人和大窑人同处于一个纬度，由于气候和林草丰度也差不多，所以一种必然性就寓于上述随机偶然性中了。只是后来农牧分工和气候变化等各种原因耦合，又随机地分化出农业定居系统和游牧系统两种文明。甚至，后来的西伯利亚和美洲的部落，也是上述黄种人为主演变而成的，只不过那种突变性的北迁、东移，相对于东亚大陆本源的黄种人固定居处的各群体来，突变迁移是交叉、歧变出去的，随机性更大。“美国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美洲印第安人是10万年前由北京猿人在蒙古高原演变而成，然后逐渐迁徒到东北，经白令陆块进入新大陆的。”〔5〕
远古人类群体，即使居处平原，也只能在其中的高地上挖穴、找洞；当然更不能在山沟底部洞聚穴居，因为洪水在远古成为人类最大的可怕威胁，留在了人们的传说回忆中。如西方（相对东亚而言）宗教的“创世纪”中的诺亚方舟传说等，皆是人类历史婴幼年阶段巨大的心理恐惧及其解救的反映。
4.东亚大陆远古文明“住房”——洞穴文明的晚期演化场
虽然，在洞穴文明阶段的未期，人类群体建了简陋的住房，但是相对于洞穴文明300多万年的漫长时期， 晚期几万年的“住房”史仅仅够得上过渡期，开始转型的历史，是洞穴文明同“大河农业文明”开始交叉的的某些征兆而已。“人们建造了成批的简陋住房，基本上结束了穴居野处的生活。那时的房屋残迹有不少保存下来，如西安半坡和宝鸡北首岭发现的各有40多座，洛阳王湾7座，陕西庙底沟2座， 临夏马家湾7座。房屋的样式有方、圆两种，通常是半地穴式的方形房屋。一般说来，早期原始社会的人们都住在天然山洞里。在氏族制度产生之后，人们仍掘穴栖身或开始搭一些窝棚之类的住处。所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蚊。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和‘因丘陵掘穴而处’，大体上反映了人们开始建造房屋的情况。后来经过不断改进，才建成母系氏族社会的那种住房。”〔6〕关于洞穴文明给予人类群体“烙印”之深， 再如东亚文明很重要的发现——嘎仙洞及碑文的发现，体现了游牧文明系统对远古人类洞穴居处的依恋，是人类历史初期的洞穴文明之曲折反映，潜意识显现出来的远祖回忆和纪念方式。
5. 东亚侧翼日本洞穴文明遗迹
东亚系统侧翼的日本与东亚系统中心相似：“遗址发掘表明，原始日本人居住在天然洞穴，岩石阴遮处，也在丘陵的斜坡、高地、湖沼周围建造住穴，过着‘冬则宿穴，夏则住巢’的生活。”〔7〕如1950 年日本枥木县安苏郡葛生町的石灰岩裂罅中，发现了下颚骨、上腕骨、大腿骨等六件人类遗骨化石，其所处地层为更新世中期，取名为‘葛生猿人’；在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先后在静冈县的浜北市根坚的石灰岩洞，大分县圣岳洞穴，大分县岩户遗址，冲绳县岛尻郡县志头村港川等地，发现了人类的骨盘、头骨、髂骨、大腿骨、上腕骨、智齿；在岩户遗址，不仅发现了人骨，而且还发现墓，是约2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墓和人骨；港川人是1.8万余年前的原始日本人。距今1万年左右时的日本历史，被称为日本的绳纹文化时代，如长崎福井洞穴、泉福寺洞穴、新潟县谷洞穴、小濑泽洞穴的遗址被发现了， 在爱媛县的久万川彼岸断崖西南侧，是一个能避风雨的岩石隐蔽处，这是原始人相当理想的居住处，在遗址的相当于1.2万年前的第9层位中，发现了叶形石枪、有舌尖头器和细隆纹陶器，这是日本最早的陶器；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成员，住的是竖穴——竖穴的规模不断发展变化，早期绳纹竖穴多呈圆形平面或方形平面的小竖穴，如静冈县池平遗址、青森县赤御堂贝冢遗址发掘的竖穴，圆形平面直径在1.5至3米之间，只能住几个人；绳纹中期以后竖穴逐渐增大，如滋贺县番面遗址发现一边为4 米的方形竖穴；而在属于绳纹后期的京都府浜诘贝冢中，则发现一边为8.3米， 另一边为5.8米的长方形竖穴遗迹。早期竖穴内没有炉灶，炉灶在屋外， 中期以后竖穴有炉灶，旁置陶体以装水或保存火种；中期以后一般10余户竖穴组成一个居住遗址群。〔8〕绳纹时代前期的竖穴， “方形居处在关东地方特别卓著，东海地方以西没有比它更卓著的。在中期，逆转于前期而圆形居处占了近70%，后期和晚期圆形和方形居处混合存在。”〔9〕
6.东亚洞穴文明的历史积淀——墓穴的象征和纪念中的历史烙印
东亚系统墓穴考古发现体现了人类群体一直对远古洞穴居住的依恋。活着的时候洞穴居息，因而死后亦洞穴存放尸体，活着的后代给自己的祖先再造一个阴间洞穴世界，以示纪念；直到很后的今天之土葬遗风，一些人虽然住上了楼房，但食古不化的意识积淀，还是要创造一个“洞穴”阴间世界，以示自己对古风的尊孝；至于活人的地位、金钱，则加上程度不等的纸张等做的陪烧物来显示，虽然活人住的楼房之类变成了纸张等做的楼房模型陪葬，但大都一烧了之，而祖先遗骨还像远古那样在洞穴中存在。这种风俗习惯说明，东亚远古人类群体洞穴文明基因之积淀深厚，这人类群体的早期基因是本是源，洞穴比起楼房之类的模型纸火来是深层序列；纸火之类的表层序位则是随时代变化而有很大变化的，如平房纸火变为楼房纸火，马车纸火变为汽车纸火，等等。当然，现在提倡火葬的结果，骨灰入洞穴者应逐渐减少，但从东亚文明几千年、几万年的长过程衡量，以洞穴安葬祖先是时期长、人数众多的主体风俗，说明东亚系统第一个文明阶段——洞穴文明对人类历史整个过程的烙印之深。
日本历史上有一个被考古学所称的“古坟时代”，时间是公元3 世纪后半期到7世纪后半期，大约是日本原始公社瓦解、 国家产生以及“部民制”存在的时期，相当于我们所称的洞穴文明晚期到农业文明早期这种过渡阶段（洞穴文明、大河文明等阶段，在各民族史上具有随机性，不完全同步性，但是东亚文明史上总体趋向、顺序性是随机确定的）。这个时代比日本考古学上所称的绳纹时代和弥生时代前进了，但是从其坟墓的形制上可以看出，这个从洞穴文明脱胎出的人类群体，对以前远古人类群体居息活动场所纪念之强化。前期古坟的代表是前方后圆坟，埋葬的主体部分是粘土椁或者竖穴石室；一到中期古坟，前方后圆坟的外形出现了巨大的显著变化，而主体部分还是竖穴式石室；后期古坟，传入朝鲜半岛流行的坟墓式样，主体部分的构造向横穴式石室变化。〔10〕
至于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国历史上墓葬就更多了：“宝鸡北首岭已发现当时墓葬400多座，西安半坡有250多座，华县之君庙近60座，洛阳王湾70余座。……横陈村的几座合葬墓……是在大墓坑中依次挖了几个小坑，在各小坑中分别埋葬尸骨。”总之，如不管具体样式的变化，中国历史上的墓大都是坑穴式的；少数例外也有，如：“在兰州刘家坪的墓葬，用树枝将尸体略为遮掩之后，再在上面盖土。所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这种葬制。”〔11〕
相对于大多是坑穴墓葬来，其它形式的少数葬式还有树葬、瓮葬、野葬、水葬、火葬，等等。但是从中、日、朝的大多数坑、穴式墓葬来看，东亚文明系统对人类远古洞穴文明的依恋和纪念，是最为执着的，留给今人的重压也是相当深沉的。
7.东亚大陆各族穴居、墓葬的普遍意义
“根据田野考古报告，我们知道殷代一般住房是在地面上挖一个地穴，穴周加培低墙，然后立柱盖顶，出入口有斜坡或土附。这种形式的住房，考古工作者认为就是
。《诗经·大雅·緜 》说：‘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复就是字的假借。”〔12〕说明殷代及其前代——如夏朝及此前和传说时代，洞穴分散居处的文明已开始向大河定居农业文明过渡，上述殷代住处的半地下坑穴半地上建筑是很好的证明。
正因为人类的交通工具（当然还有手制的其它工具）决定了人类居息、活动的范围大小，又决定了见识之宽广的不同程度，所以远古人类不发达的交通工具——腿脚的直接支撑和移动，而不是后来腿脚的延伸替代物如马车之类（包括手的延伸替代物——其它工具等），决定了东亚系统远古的洞穴居息（相应的小范围活动的历史舞台、分散的历史联系形式——各个群体的分散性），于各东亚系统民族起源史上的普遍性——洞处穴居及对其纪念的普遍性。
史载，我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五大系统中的肃慎民族系统（肃慎、揖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族， 即创造过巨大的清帝国的满族等的远古族源），“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13〕。另一大系统的东胡民族系统（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即缔造过世界上最大帝国的蒙古族等远古族源，亦有对洞穴文明的纪念之烙印——土坑墓穴；前述鲜卑嘎仙洞及其碑文的纪念意义亦引人注目。再如匈奴系统，如1953年、1955年和1956年，先后发现了辽宁省海城县大屯的古墓，辽阳亮甲山的土坑墓和锦西市寺儿堡的一处断崖文化遗址；1958年发现的辽宁朝阳县十二台营子青城短剑墓，是在柏山北坡高地上的三座古墓，还有1958年发现的锦西乌金塘东周时的古墓，考古学者认为是东胡文化遗址。〔14〕这些发现显示出，直到青铜器时代，人们对山、洞、墓穴的依恋，东胡系统各族像远古时一样地背依山、坡，面向草原，继续其狩猎以及游牧业。甚至直到铁器时代的匈奴，据近数十年来国内外考古工作者在漠北的诺颜山、内蒙古及其它地区发掘的数百个匈奴墓葬，体现其对远古祖先洞穴文明的纪念或基因积淀，不像某些民族的水葬或掷于火中的焚灭，等等。
（收稿日期：1994年12月20日）
注释：
〔1〕[伊朗]志费尼著《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 翁独健校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64页和68-69页的注〔16〕。
〔2 〕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北方民族文学艺术与中华文化课题组：《北方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社，1980年版，第317页。
〔3〕”〔11〕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 1976年版，第8-9、43-50页。
〔4〕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32-33页。
〔5〕吴持哲《关于美洲印第安人起源的几个问题》，1995年第1期《内蒙古大学学报》。
〔6〕前揭《中国史稿》第1册，第67-68页。
〔7〕〔8〕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4、98-100页。
〔9〕〔10〕横田健一编《日本史概论》日文版， 创元社股份公司1978年版，第28、42-43页。
〔12〕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第3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987页。
〔13〕内蒙古蒙古语言文学历史所历史研究室、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1页。
〔14〕林干著《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 -5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1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呼和浩特)1995年04期第84-89页
【作者简介】张敬秀 内蒙古大学
关键词：东亚系统 洞穴文明 史论 历史场 300万年 随机选择 体能 墓穴
1.洞穴与林野的历史场
在洞穴文明阶段，人类历史是婴幼儿阶段，刚脱离动物，只会用脚在洞穴周围地带直接地活动，很少利用交通工具（包括活物）延伸脚的活动范围；直接用手攀缘采集林中果叶，或用手挖掘块根，投掷石器，“抓捕”食物，或手执木棒、石器，挖、筑洞穴，居息其中，以防雨、防兽侵扰。所以人类对初始的环境——石室林野，体察入微，一直充满了恋情和回忆。世界历史名著《世界征服者史》的下述追溯和注释很有意思，是一个关于人类群体起源的美妙传说：
“当时，哈剌和林有两条河，一名秃忽剌（Tughla），一名薛灵哥，汇流于合木阑术（Qamlanchu）之地； 两河间长出两棵紧靠的树……两树中间冒出个大丘，有条光线自天空降落其上；丘陵日益增大。……每天晚上都有道光线照射在那座丘陵30步周围的地方，最后，宛若孕妇分娩，丘陵裂开一扇门，中有五间像营帐一样分开的内室，室内各坐着一个男孩，嘴上挂着一棵供给所需哺乳的管子；帐蓬上则铺有一张银网。部落的首领们来观看这椿怪事，畏惧地顶礼膜拜。……考虑到这些奇迹，大家一致同意，必须从五子中推选一个当他们的首领和君王……他们发现，不可汗品貌秀美，才智出众，胜过别的诸子，而且，他通晓各族的语言文字。”注曰：“参看拉施特对不可汗（Būgū Khan ）的叙述（见前，第54页，注④）：‘（他）是古代一个伟大的君王，受到畏吾儿和[其他]很多部落的敬重，他们说他是一棵树生的。’（赫塔吉诺夫译，第139页。）马可波罗也知道这个传说， 他说：‘他们[指畏吾儿人]称，最早统治他们的国王，不是人生的，而是树浆在树皮上所结的，叫做esca的一个树瘿所生。’（别奈代脱，第73页。）”〔1〕 这段史料，反映的是一个普遍传说的对真实国王的虚构故事。正因为是对“多少带有传说性的第一个畏吾儿汗”的尊敬，后人们已不能用真实的人为其父母，而要用最神圣的物源为其父母。其父母既然是树，那么这人类群体是从森林中变来的，所居之处则是丘和林中的“石室”，即山洞（丘——小丘、小山或土山）。在世界各地发现的人类史物质和精神文明遗址中，洞穴、山洞、丘、坡等环境、居处彼彼皆是；林野传说很为生动，如有巢氏的巢，既然是巢，字中有果有木说明人之初将其结在树上者为多；燧人氏钻木取火，随机演化发明了对人类有着最伟大意义的火，同木有着如此神圣的关系，说明林木在人类初始阶段随地可见、可用。
“‘上古皆穴居，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天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处，古之遗俗也’。”后来南方由巢居演变为‘干栏居’，北方则发展为半穴居及屋，而北方少数以游牧为主，多为毡包。”〔2 〕洞穴居息意味着，人类各个群体初始直接活动范围，相对而言固定在一个不大的周围地带。因为，尽管“人”之初手脚的直接功能比现在的人们灵活、健壮，如攀缘、奔跑功能很强，但是毕竟手脚直接触及范围比起后来的人类延伸得太小。当初经常活动范围只不过洞穴周围几里或数十百里，比如追赶野兽，如果超过一天路程不归，洞穴里的婴幼儿危险更大，如果背上孩子们奔跑，则更不能致远穷追。所以，其见闻范围决定了认识的极其有限，如认识洞穴周围的山川、林木、风沙、动物种类的具体形象、植物的各种样子，等等。
当初，一个一个群体多居于山麓、丘边、原野中的坡地上，因为山麓有洞穴可居息，有林果、动物可食，又面向原野，在一两天的路程内可下山锻练围猎的功能，然后及时返回山脚下、坡之上的洞穴中；如果是太远的深山老林，就不便于发挥体能、围猎的功能。生活中也学会了制造简单粗石器。
2.穿过几百万年时空隧道的远古人类
洞穴文明是个漫长的人类史阶段，从几百万年到一万年前，经历了猿人、古人、新人三种进化过程。发现最早的是375-335万年和300 万年前的东非猿人（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距今290万年前的1470 号人（肯尼亚特卜纳河以东地带），是早期猿人的最早代表——包括其人所制石器，有了原始“语言”；距今170 万年前的“能人”化石（坦桑尼亚奥杜伟峡谷出土），7号、13号、8号化石标本为其代表； 距今100-50万年前，晚期猿人化石在亚、非、欧皆有发现，如爪哇猿人、利基猿人（非洲）、海德堡人（欧）；距今40-4 万年的古人——早期智人化石就更多了，如“尼安德人”是其代表，打制石器技术已标准化和精细化；5-4万年的“新人”（晚期智人）各大陆皆有，如法国的“克罗马农人”；新人在各处逐渐形成黄、棕、黑、白种等各个现今的人种。
东亚系统中的洞穴文明阶段，漫长而完整。如：距今250 万年的“东方人”（1986年10月到1987年春在我国云南省元谋县相继发现，有牙齿化石和伴生的三趾马动物群、骨器等化石；1988年3月14 日在元谋县城西北小河村附近，发现了其祖先——人猿超科头骨化石）； 距今175万年前的“无谋人”，已学会用火；距今180 万年前的山西西候渡古人类遗址中的旧石器和用火遗迹。距今60 -50 万年产的蓝田猿人化石（1964年陕西省发现）；40-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化石和众多的伴生动物化石（1929年北京周口店发现），还有石器、骨器等文化遗物，遗迹表明已会用火。距今40-30万年前的“龙潭洞猿人”完整的头盖骨化石及文化遗迹（1980年11月在安徽省和县发现）；20万年前的“大荔人”化石（1978年在陕西发现的世界上最完整的头盖骨）；10万年前的“许家窑人”（1977年山西省阳高县出土），制造了细石器文化。华南有广东省曲江县的马埧人，华中有湖北省长阳人，山西省还有丁村人。丁村人生活在太行山西边的汾河流域，石器仍然是丁村人的主要工具。3-1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西安“半坡人”、四川“资阳人”、“河套人”（内蒙古乌审旗的萨拉乌苏河岸和宁夏灵武县）和“柳江人”、“麒麟人”（广西柳江县和来宾县）。
3.远古人类对活动场所随机地精心选择：自然条件和人类体能——手足功能的结合
这些远古人类居住地，大多在山洞、半波、高原、丘地。最典型的是内蒙古的土默特平原和阴山交界处的“大窑文化”遗址（山麓地带）、北京山顶洞文化遗址、西安半坡文化遗址，还有贵州黔西观音洞的遗迹在一定程度上同北京人相似，当然还有更早的元谋文化遗址——是高原地带，这些是当初的适合的选址。如北京人生活的地方，“在周口店附近……，那一带的气候一般地说可能要比现在温和湿润。当时的地形跟现在也相差不太大，北边是高高的群山，连接着北京的西山；西边和西南是蜿蜒起伏的山丘。在高山上生长着冷松、云杉等针叶林，山上都生长着桦、栎、松、柏等针、阔叶等杂木林和灌木丛，直到山沟。山上山下，都生长着丰茂的野草。凶猛的剑齿虎和其他一些肉食的虎、豹、熊等野兽，聚生于森林中，出没于山野间，威胁着北京人的安全。那里还生长着身体庞大的大象和犀牛。成群的硕弥猴跃攀于树林间，寻找着果实。北京人也在树林里寻果实充饥，采集丰富时就储备起来。肿骨鹿和梅花鹿是北京人打猎的主要对象。周口店的东南是一片广阔的平原，这里有成群的野马、野羊。每年秋末冬初，有成群的肿骨鹿从远方来到这里。在西山的北面，气候比较干燥，沙多水缺，那里生活着骆驼和鸵鸟，它们有时也来周口店附近活动。北京人住在龙骨山的天然山洞里，这里可以避雨，防野兽。……有一个时期山下涨大水，淹没了山洞，北京人只得暂时转移出去，以后再回来。”〔3 〕“渔猎是山顶洞人的主要经济部门。他们猎取最多的，是兔、赤鹿、斑鹿、野猪、羚羊、獾、狐狸等大小野兽。他们还能捉到鸵鸟和其他鸟类。他们捕捞的鱼类中，有长达一米以上的青鱼。他们捞取河蚌。他们还要采集植物果实和块根作为辅助的生活资料。……山顶洞，长约12米，宽约8米，面积为90 多平方米，可容十几人居住。洞里自然分‘上室’和‘下室’。上室在洞口处，是他们的住室。下室在洞的深处，是他们的墓地。山顶洞周围的广阔地区是供他们狩猎、捕鱼、采集的生活基地。”〔4〕可见， 远古人群在漫长的历史随机发现中，精心地选择自己的住处和周围自然环境的。这样适宜他们居住的条件不是到处连片地存在的，所以越往远古越苛严地选择环境——因为远古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太差；这种自然条件决定，远古各个群体之间很分散。再如，“大窑文化”遗址选得也不错：那时内蒙古阴山山麓树木较多，兽类很多，大窑村在山麓和土默特平原边沿不远（现今呼和浩特市东北角入山不远处）；平原上草木茂盛——那时的蒙古高原气候比现在温和湿润，大黑河从大窑村的山沟中流过，经平原流入黄河。漠南各族的远古祖先，选择了这样一块宝地，平时在村子附近的山坡上制造石器，捕捉鸟兽，采集林果，有时到平原上较大规模地围猎，往返路程也不过百里远近——当时善奔跑、体力健壮的人们一日路程。说明中华民族的各族远古祖先同种同源，从自身到环境的选择全息相似；这当然不是互相间有意联系好的模式，而是分散居处中随机耦合的；当然这种随机耦合体现了一种确定性，因为北京人和大窑人同处于一个纬度，由于气候和林草丰度也差不多，所以一种必然性就寓于上述随机偶然性中了。只是后来农牧分工和气候变化等各种原因耦合，又随机地分化出农业定居系统和游牧系统两种文明。甚至，后来的西伯利亚和美洲的部落，也是上述黄种人为主演变而成的，只不过那种突变性的北迁、东移，相对于东亚大陆本源的黄种人固定居处的各群体来，突变迁移是交叉、歧变出去的，随机性更大。“美国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美洲印第安人是10万年前由北京猿人在蒙古高原演变而成，然后逐渐迁徒到东北，经白令陆块进入新大陆的。”〔5〕
远古人类群体，即使居处平原，也只能在其中的高地上挖穴、找洞；当然更不能在山沟底部洞聚穴居，因为洪水在远古成为人类最大的可怕威胁，留在了人们的传说回忆中。如西方（相对东亚而言）宗教的“创世纪”中的诺亚方舟传说等，皆是人类历史婴幼年阶段巨大的心理恐惧及其解救的反映。
4.东亚大陆远古文明“住房”——洞穴文明的晚期演化场
虽然，在洞穴文明阶段的未期，人类群体建了简陋的住房，但是相对于洞穴文明300多万年的漫长时期， 晚期几万年的“住房”史仅仅够得上过渡期，开始转型的历史，是洞穴文明同“大河农业文明”开始交叉的的某些征兆而已。“人们建造了成批的简陋住房，基本上结束了穴居野处的生活。那时的房屋残迹有不少保存下来，如西安半坡和宝鸡北首岭发现的各有40多座，洛阳王湾7座，陕西庙底沟2座， 临夏马家湾7座。房屋的样式有方、圆两种，通常是半地穴式的方形房屋。一般说来，早期原始社会的人们都住在天然山洞里。在氏族制度产生之后，人们仍掘穴栖身或开始搭一些窝棚之类的住处。所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蚊。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和‘因丘陵掘穴而处’，大体上反映了人们开始建造房屋的情况。后来经过不断改进，才建成母系氏族社会的那种住房。”〔6〕关于洞穴文明给予人类群体“烙印”之深， 再如东亚文明很重要的发现——嘎仙洞及碑文的发现，体现了游牧文明系统对远古人类洞穴居处的依恋，是人类历史初期的洞穴文明之曲折反映，潜意识显现出来的远祖回忆和纪念方式。
5. 东亚侧翼日本洞穴文明遗迹
东亚系统侧翼的日本与东亚系统中心相似：“遗址发掘表明，原始日本人居住在天然洞穴，岩石阴遮处，也在丘陵的斜坡、高地、湖沼周围建造住穴，过着‘冬则宿穴，夏则住巢’的生活。”〔7〕如1950 年日本枥木县安苏郡葛生町的石灰岩裂罅中，发现了下颚骨、上腕骨、大腿骨等六件人类遗骨化石，其所处地层为更新世中期，取名为‘葛生猿人’；在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先后在静冈县的浜北市根坚的石灰岩洞，大分县圣岳洞穴，大分县岩户遗址，冲绳县岛尻郡县志头村港川等地，发现了人类的骨盘、头骨、髂骨、大腿骨、上腕骨、智齿；在岩户遗址，不仅发现了人骨，而且还发现墓，是约2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墓和人骨；港川人是1.8万余年前的原始日本人。距今1万年左右时的日本历史，被称为日本的绳纹文化时代，如长崎福井洞穴、泉福寺洞穴、新潟县谷洞穴、小濑泽洞穴的遗址被发现了， 在爱媛县的久万川彼岸断崖西南侧，是一个能避风雨的岩石隐蔽处，这是原始人相当理想的居住处，在遗址的相当于1.2万年前的第9层位中，发现了叶形石枪、有舌尖头器和细隆纹陶器，这是日本最早的陶器；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成员，住的是竖穴——竖穴的规模不断发展变化，早期绳纹竖穴多呈圆形平面或方形平面的小竖穴，如静冈县池平遗址、青森县赤御堂贝冢遗址发掘的竖穴，圆形平面直径在1.5至3米之间，只能住几个人；绳纹中期以后竖穴逐渐增大，如滋贺县番面遗址发现一边为4 米的方形竖穴；而在属于绳纹后期的京都府浜诘贝冢中，则发现一边为8.3米， 另一边为5.8米的长方形竖穴遗迹。早期竖穴内没有炉灶，炉灶在屋外， 中期以后竖穴有炉灶，旁置陶体以装水或保存火种；中期以后一般10余户竖穴组成一个居住遗址群。〔8〕绳纹时代前期的竖穴， “方形居处在关东地方特别卓著，东海地方以西没有比它更卓著的。在中期，逆转于前期而圆形居处占了近70%，后期和晚期圆形和方形居处混合存在。”〔9〕
6.东亚洞穴文明的历史积淀——墓穴的象征和纪念中的历史烙印
东亚系统墓穴考古发现体现了人类群体一直对远古洞穴居住的依恋。活着的时候洞穴居息，因而死后亦洞穴存放尸体，活着的后代给自己的祖先再造一个阴间洞穴世界，以示纪念；直到很后的今天之土葬遗风，一些人虽然住上了楼房，但食古不化的意识积淀，还是要创造一个“洞穴”阴间世界，以示自己对古风的尊孝；至于活人的地位、金钱，则加上程度不等的纸张等做的陪烧物来显示，虽然活人住的楼房之类变成了纸张等做的楼房模型陪葬，但大都一烧了之，而祖先遗骨还像远古那样在洞穴中存在。这种风俗习惯说明，东亚远古人类群体洞穴文明基因之积淀深厚，这人类群体的早期基因是本是源，洞穴比起楼房之类的模型纸火来是深层序列；纸火之类的表层序位则是随时代变化而有很大变化的，如平房纸火变为楼房纸火，马车纸火变为汽车纸火，等等。当然，现在提倡火葬的结果，骨灰入洞穴者应逐渐减少，但从东亚文明几千年、几万年的长过程衡量，以洞穴安葬祖先是时期长、人数众多的主体风俗，说明东亚系统第一个文明阶段——洞穴文明对人类历史整个过程的烙印之深。
日本历史上有一个被考古学所称的“古坟时代”，时间是公元3 世纪后半期到7世纪后半期，大约是日本原始公社瓦解、 国家产生以及“部民制”存在的时期，相当于我们所称的洞穴文明晚期到农业文明早期这种过渡阶段（洞穴文明、大河文明等阶段，在各民族史上具有随机性，不完全同步性，但是东亚文明史上总体趋向、顺序性是随机确定的）。这个时代比日本考古学上所称的绳纹时代和弥生时代前进了，但是从其坟墓的形制上可以看出，这个从洞穴文明脱胎出的人类群体，对以前远古人类群体居息活动场所纪念之强化。前期古坟的代表是前方后圆坟，埋葬的主体部分是粘土椁或者竖穴石室；一到中期古坟，前方后圆坟的外形出现了巨大的显著变化，而主体部分还是竖穴式石室；后期古坟，传入朝鲜半岛流行的坟墓式样，主体部分的构造向横穴式石室变化。〔10〕
至于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国历史上墓葬就更多了：“宝鸡北首岭已发现当时墓葬400多座，西安半坡有250多座，华县之君庙近60座，洛阳王湾70余座。……横陈村的几座合葬墓……是在大墓坑中依次挖了几个小坑，在各小坑中分别埋葬尸骨。”总之，如不管具体样式的变化，中国历史上的墓大都是坑穴式的；少数例外也有，如：“在兰州刘家坪的墓葬，用树枝将尸体略为遮掩之后，再在上面盖土。所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这种葬制。”〔11〕
相对于大多是坑穴墓葬来，其它形式的少数葬式还有树葬、瓮葬、野葬、水葬、火葬，等等。但是从中、日、朝的大多数坑、穴式墓葬来看，东亚文明系统对人类远古洞穴文明的依恋和纪念，是最为执着的，留给今人的重压也是相当深沉的。
7.东亚大陆各族穴居、墓葬的普遍意义
“根据田野考古报告，我们知道殷代一般住房是在地面上挖一个地穴，穴周加培低墙，然后立柱盖顶，出入口有斜坡或土附。这种形式的住房，考古工作者认为就是
。《诗经·大雅·緜 》说：‘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复就是字的假借。”〔12〕说明殷代及其前代——如夏朝及此前和传说时代，洞穴分散居处的文明已开始向大河定居农业文明过渡，上述殷代住处的半地下坑穴半地上建筑是很好的证明。正因为人类的交通工具（当然还有手制的其它工具）决定了人类居息、活动的范围大小，又决定了见识之宽广的不同程度，所以远古人类不发达的交通工具——腿脚的直接支撑和移动，而不是后来腿脚的延伸替代物如马车之类（包括手的延伸替代物——其它工具等），决定了东亚系统远古的洞穴居息（相应的小范围活动的历史舞台、分散的历史联系形式——各个群体的分散性），于各东亚系统民族起源史上的普遍性——洞处穴居及对其纪念的普遍性。
史载，我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五大系统中的肃慎民族系统（肃慎、揖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族， 即创造过巨大的清帝国的满族等的远古族源），“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13〕。另一大系统的东胡民族系统（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即缔造过世界上最大帝国的蒙古族等远古族源，亦有对洞穴文明的纪念之烙印——土坑墓穴；前述鲜卑嘎仙洞及其碑文的纪念意义亦引人注目。再如匈奴系统，如1953年、1955年和1956年，先后发现了辽宁省海城县大屯的古墓，辽阳亮甲山的土坑墓和锦西市寺儿堡的一处断崖文化遗址；1958年发现的辽宁朝阳县十二台营子青城短剑墓，是在柏山北坡高地上的三座古墓，还有1958年发现的锦西乌金塘东周时的古墓，考古学者认为是东胡文化遗址。〔14〕这些发现显示出，直到青铜器时代，人们对山、洞、墓穴的依恋，东胡系统各族像远古时一样地背依山、坡，面向草原，继续其狩猎以及游牧业。甚至直到铁器时代的匈奴，据近数十年来国内外考古工作者在漠北的诺颜山、内蒙古及其它地区发掘的数百个匈奴墓葬，体现其对远古祖先洞穴文明的纪念或基因积淀，不像某些民族的水葬或掷于火中的焚灭，等等。
（收稿日期：1994年12月20日）
注释：
〔1〕[伊朗]志费尼著《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 翁独健校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64页和68-69页的注〔16〕。
〔2 〕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北方民族文学艺术与中华文化课题组：《北方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社，1980年版，第317页。
〔3〕”〔11〕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 1976年版，第8-9、43-50页。
〔4〕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32-33页。
〔5〕吴持哲《关于美洲印第安人起源的几个问题》，1995年第1期《内蒙古大学学报》。
〔6〕前揭《中国史稿》第1册，第67-68页。
〔7〕〔8〕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4、98-100页。
〔9〕〔10〕横田健一编《日本史概论》日文版， 创元社股份公司1978年版，第28、42-43页。
〔12〕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第3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987页。
〔13〕内蒙古蒙古语言文学历史所历史研究室、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1页。
〔14〕林干著《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 -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