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宗教政策剖析
傅树政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1期
【原文出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1995年06期第52-57页
【作者简介】傅树政，1938年生，现为吉林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副教授。
【摘 要】 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的统一，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俄罗斯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研究苏联的历史，必须研究俄罗斯东正教。东正教在苏联战前历史中，一直处于被压制被打击的地位。卫国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改善了同宗教的关系，实现了政教关系正常化。战后，斯大林没有重回战前的宗教政策，而是继续战时的宽容宗教政策，主要是因为以东正教为代表的各宗教，在苏联当时的内政外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斯大林主观上意在利用宗教实现其大国主义目标， 客观上却开创了和平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一种新的政教关系。
【关键词】 东正教 斯大林 苏联政府 政教关系 宗教政策大牧首莫斯科牧首区
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民族的统一体，就是由早期出现的宗教统一体发展而来，是东正教使俄罗斯保持着统一思想，俄罗斯的民族意识也是东正教思想发展的结果〔1〕。由此看来， 东正教同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民族文化，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等等各方面，都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因此，要深入地研究苏联历史，必须要研究俄罗斯东正教和其他宗教，因为苏联是一个典型的东正教国家。
但恰恰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中，却是东正教和其他宗教处于最艰难的低潮时期。由于革命而在俄国产生的新的社会制度，与宗教之间产生了种种矛盾斗争，这些都成为世界宗教史中的最新问题，它为我们探索一种新型的政教关系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回顾70多年的苏联历史，俄国的东正教和其他宗教经历了一个非常坎坷的历程，这个历程大约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1. 被剥夺被镇压时期（1917～1941）；2. 政教关系转入正常化时期（1941～1945）；3. 潜在的复苏、繁荣时期（1945～1958）；4. 新的镇压时期（1958 ～1966）；5. 由宗教复兴逐步走向宗教热时期（1967～1991）。 本文阐述的内容属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苏联的宗教政策及其实施，是脱离了这个国家既定政策轨道的暂时性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行则是国内外诸多因素种种制约的结果。
一、又是一个转折点吗
从苏维埃政权建立开始的对宗教的限制镇压政策一直持续到卫国战争的爆发。就是说，苏联各宗教面临厄运已有24年的历史。如果从斯大林执政算起，对教会的镇压也已有17年的历史。对宗教实行镇压并迫使它尽快消亡一直是这个国家的既定政策，只不过国家公开公布的法令没有这么写罢了〔2〕。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之所以实行这种政策，既有党和国家的群体因素，也有他个人对宗教的仇恨因素。
但是，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宗教的政策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其标志就是1942年9月斯大林对东正教三位宗教领袖的接见。在接见中， 他赞许东正教最高宗教会议的召开和选举大牧首，并允许宗教合法活动〔3〕。至此， 苏联的各宗教终于迎来了在苏联政权下的第一个春天。卫国战争的四年对全体苏联人民来说，是一场空前的劫难，但对于苏联各宗教来说，却成了他们的“节日”。因为在苏联，他们从未有过这么好的生存环境。
1945年5月，苏军直捣法西斯德国的老巢柏林， 苏联卫国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就在举国欢庆伟大胜利的日子里，苏联东正教会的领袖们却表现出极大的忧虑。他们一方面为教会也尽了巨大努力和牺牲换取的胜利而同全国人民一样兴高采烈，另一方面却为战争结束后教会未来的命运担忧。
教会领袖们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在1944年9月， 即在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日子里，苏联联共（布）中央便出人意料地公布了《关于组织科学教育宣传》的决定，其中谈到“克服文化落后、迷信及偏见的残余”问题，要求党、团、工会和国民教育机关、文化教育部门要广泛开展对居民的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对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这个决定显然是针对宗教的，是与宗教唯心主义宣传作斗争的决议。而在战争刚刚结束不久，苏联又出版了大量的无神论宣传品，这些书刊大量充斥于市。在经济亟待恢复，人心经过战争的摧残亟待平复的时刻，政府却不遗余力地大搞无神论宣传，这不能不说有极大的针对性，对教会来说这的确不是好兆头。
政府的宗教政策是不是又将发生变化？是不是又将恢复到战前状态？等待教会的命运又将是什么？东正教会的领袖们在惊恐地预测着、忧虑着、等待着。
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的宗教政策是否将发生变化，有三件事可见端倪。
第一，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4月10日， 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了东正教新任大牧首阿列克谢及其他宗教领袖，对教会提出的要求给予了比较满意的答复。
第二，根据这次接见中宗教领袖提出的请求，斯大林批准除莫斯科已开办的神学院外，在其它城市增设8所神学院，允许设立牧师课程， 并把一个印刷机构交给教会。
第三，在这次接见中，当教会方面提出要得到一个建筑群作为教会印刷机构的场所时，苏联领导人也满足了这一要求。政府决定，把位于莫斯科近郊的宏伟的圣三一修道院归还教会。这一庞大的建筑群不仅满足了教会作为印刷场所之用，而且还容纳了迁自市内的神学院和教会学校〔4〕。时至今日， 扎高尔斯克（圣三一修道院所在地）仍是莫斯科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最大的神学院和最重要的东正教教堂都在这里〔5〕。
斯大林接见宗教领袖这一事件的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在接见中政府方面许诺的条件更是证明，说明苏联政府在战争结束后其宗教政策还未发生重大变化。战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东正教会正在实现自己庞大的扩充建设计划。东正教会原计划扩建9所神学院，至少2所神学研究院，后在建设过程中又扩大为10所神学院和3所神学研究院。10所神学院的分布是：4所在乌克兰、5 所在俄罗斯、1所在白俄罗斯；3所神学研究院分别设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6〕。但到1947年，实际上最后完成的只有8所神学院和2 所神学研究院。据说，减少扩建的原因是反教会势力的强大压力，使部分扩建计划无限期地推迟了。其次，东正教会还按计划新建或重新开放一批教堂和礼拜堂。为方便来访的神职人员和教徒，地方教区和教会还修建了宾馆和招待所。再次，为加强宗教思想的传播，给有“兴趣”的读者提供方便，教区中还增设了教会图书馆和阅览室。第四，为增强教会的影响和尽教会职责，在各教区设立慈善中心，向穷困教徒和穷人布施。信徒们经常向教会捐赠，保证了救济和布施的实施。这些活动按1929年宗教法均属非法活动，由于政府对教会政策的放宽，教会一系列计划才能得以实行。
由于宗教政策的放宽和政教关系的日益和谐，教会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自身实力增长也很快。所谓实力的增长包括：a. 神职人员队伍的扩充；b. 教徒数量的增长；c. 教会拥有财力的增加；d. 教堂和寺院的建设及设备得到改善；e. 东正教在国内外的影响不断加强。 自苏联政教关系正常化以后， 东正教徒数量的增长有目共睹。 据统计， 1947年仅列宁格勒就有东正教徒40万。战争期间和战后教徒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除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外，主要是苏联人民在饱受战争摧残和失去亲人的痛苦之后，在战后物质生活的极端困苦中，想在宗教中找到自己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在信教人中，青年人的比重上升，这体现在报考神学院考生数额上。1949～1950年，莫斯科的神学研究院共招生196名，1952年则增为400名，而列宁格勒也增到320名。据统计， 到50年代中期，苏联在校的神学院学生总数已超过2000人，此外，还有大批的校外函授生。这些学生的年龄都在30岁以下，他们毕业后可为教会服务35～40年。这些年轻人“真正感到有一颗宗教的心脏在跳动”。他们毕业后大大充实了东正教神职人员的力量，弥补了因教徒人数的增加而出现的牧师数量的严重不足。为弥补牧师的不足，教会还采取缩短学生受业时间的办法，使学生提前毕业。有时，学员仅上一个多月的课便被任命为牧师。就这样，到1953年，仅莫斯科教区就新增加3万名牧师，新增2～2.5万名主教〔7〕。至于教堂修建、重新装修、内部装饰、 圣像和壁画的修复、尖顶的粉刷等等，在各地的教堂、寺院都在普遍地进行。总之，教会迎来了苏联历史上首次的繁荣和发展时期。
二、为什么没有再次改弦更张
如果说，在战争时期苏联政府是因为特殊环境而实行特殊的宗教政策，那么战后苏联为什么继续实行战时的宗教政策而未改弦更张呢？而且，给宗教以宽松的环境而任其发展，这与俄共（布）的纲领也是相违背的。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共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公布的纲领就规定，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主张要同“各种各样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绪进行斗争”，与唯心主义、 “造神说”等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敌对的 〔8〕。在政治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教，用各种措施加速宗教的“消 亡”，显然是俄共党的根本任务之一。而且，十月革命后颁布的法令，实行的宗教政策，也完全是按俄共纲领实行的。尤其是30年代之前由国家出面策划的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战后苏联的党和国家改变了政策呢？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二点：
第一，战前的苏联国际地位尚未巩固，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时刻有被颠覆的危险；在国内，斯大林个人的地位也未完全巩固，不断发生党内斗争，这些条件要求斯大林要采取集权措施，不断加强国内阶级斗争的浓度。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的各项政策，其中包括宗教政策都出现了过左现象。而战后苏联面临的国际国内条件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打败法西斯之后苏联成为世界上两大超级强国之一；二是斯大林个人的地位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通过二三十年代的农业集体化和肃反运动，斯大林也尝到了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因此战后斯大林开始给国内各领域以有限的宽容，以换取经济的迅速恢复，其中宗教就是给予宽容的对象之一。
第二，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更加明白了将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的重要性，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便没有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更没有作为这个国家领袖的他自己的地位。而对意识形态的微小让步，只要能换来实际利益，为什么不呢？对宗教的让步就属此类。
那么，战后的东正教会对苏联国家有着什么重要价值，能为政府换取什么实际利益呢？
在内政方面，国家的安定和繁荣需要教会。因为四年的战争使人民饱受了人身摧残和心理摧残，战后又面临重建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和严重困苦的物质生活，加上失去亲人的痛苦，应该说，人民还没有从恶梦中摆脱出来。党和国家需要安定，需要斗志，需要鼓舞，在战后教徒越来越多的形势下，政府只有与教会通力合作，共同医治人民心灵的创伤，才能稳定政局，鼓起斗志，尽快恢复经济。
但是，国家需要教会，重点还不在内政，而在外交。在这方面，国家至少在三个方面亟需东正教会发挥作用。
第一，在巩固苏联在东欧设立的缓冲地带方面，亟需东正教发挥重要作用。
战后苏联对外战略的总目标，是在避免世界大战的前提下，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争夺势力范围，其中首要的是争夺临近苏联西部边界的东欧各国，对战前已占领的西部领土，也有个进一步巩固的问题。苏联希望，通过两条安全防卫地带，能够防备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夺东欧及西部地区，虽然主要靠军事占领，但光有军事占领并不能臣服当地居民，这一点已被历史证明。占领者要征服民心，制造舆论，消除占领者与被占者之间的对立，恐怕只有东正教会可以大显身手了。因为，东欧的绝大多数国家主要信仰的宗教都是东正教。大力宣传东正教的统一，进而把东欧各国的东正教会合并到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之下，最后再把这些国家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这要比赤裸裸的军事占领更易征服民心。利用宗教进行扩张是俄国统治者历来的手段，也是苏联政府早已策划好的策略。由于俄国东正教会自身也希望报效国家，在国外大显身手以扩张自己的势力，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策划吞并西部新占领土和东欧各国的东正教会工作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开始了。就在1945年4月斯大林接见东正教领袖之后不久， 俄国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总主教尼古拉（主管教会对外事务），在政府的授意下开始分别出访中东和欧洲。尼古拉出访欧洲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使西欧一部分国家的俄国侨民东正教会被说服归并莫斯科牧首区，使一部分东欧国家的东正教会也归并莫斯科。首先是匈牙利东正教会于1946年归并，随后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俄国侨民教会归并。这些成果使苏联官方很满意。但是，当时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教会仍处于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的管辖之下，独立的波兰教会也与君士坦丁堡关系密切。捷克斯洛伐克、喀尔巴阡乌克兰的东正教会则处于塞尔维亚教区的管辖之下，而西乌克兰的教区（名义上教徒超过300 万人）却在罗马的控制之下，这些是苏联官方所不能容忍的。在苏联官方的授意下，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始了新的行动。未来的列宁格勒教区总主教葛利高里（茹可夫），为此进行了艰苦的游说活动。他游说的目标先是波罗的海国家，后是保加利亚。他与保加利亚教会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战前，那时他去保加利亚曾帮助斯蒂凡大主教登上独立后的保加利亚东正教会首脑的宝座。经过莫斯科与君士坦丁堡两个教会八年的争夺，最后君士坦丁堡不得不承认保加利亚教会自我宣布的独立，这显然是莫斯科的胜利。现在他利用老关系又扩大战果，策动保加利亚东正教会靠拢莫斯科，同时又策动保加利亚的俄罗斯人教会（卡罗维茨主教区）归顺莫斯科。稍后，葛利高里又访问了芬兰教会。芬兰教会于1923年单方面断绝了与莫斯科牧首区的关系，归并到君士坦丁堡教区。葛氏的这次访问，虽然没有使芬兰教会重归莫斯科，但至少建立了苏芬教会首领之间个人融洽的关系，使君士坦丁堡对芬兰的控制削弱。同时，葛氏这次对芬兰的访问，还增进了同忠于莫斯科的瓦兰诺修道院、芬兰俄罗斯侨民教会的友好关系。至于波兰教会，访问的结果虽然没能使波兰东正教会完全归属莫斯科，但同意1924年君士坦丁堡授予的独立权无效，并恳求莫斯科大牧首授于波兰教会教规方面的独立权。此外，莫斯科还成功地说服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归并。结果，贝尔格莱德的俄罗斯主教区于1945年、布加勒斯特主教区于1948年复归莫斯科。莫斯科还于1945年派出教会使节团去捷克斯洛伐克、澳大利亚、喀尔巴阡乌克兰、满洲（中国东北）等地游说，使这些地区东正教归并莫斯科。于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一系列的外交努力之后，终于使自己形成一个庞大的宗教帝国。事实上，莫斯科牧首区也是世界东正教各独立教区中拥有教徒最多、势力最强大的教区。
俄国东正教会在巩固苏联新占领土、在东欧渗透苏联势力方面，起到了苏联国家本身无法起到的作用，东正教会成为苏联实现外交目标的特殊的、重要的力量。
第二，在对付国内和东欧民族主义、巩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方面，国家亟需教会发挥特殊作用。
战前苏联兼并了从波罗的海国家到比萨拉比亚的大片领土，战后又控制了波、捷、罗等东欧七国。在被占领与被控制的土地上，民族主义者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激烈反抗。有些民族主义者则想通过宗教独立去号召和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独立，因此，这个时期的宗教斗争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为此，苏联当局和斯大林本人对这些地区的宗教活动十分敏感和警惕。
还在战争时期，新占领区及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的民族主义抬头，有些民族主义者与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合作以反对苏联。战后，东欧各国不屈服苏联控制的民族主义者也到处起事，企图摆脱苏联。这些民族主义者的摇篮之一是加里西亚的原教仪东正教派。还在30年代，这个教派就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它本身也控制着数量很大的民族主义者和地下教区，这些地区都发生过反苏骚乱。在西乌克兰归并苏联后，这里的原教仪东正教派已成为一个很有势力的地下组织，有人称它为“第二政府”。这个教会越过了斯大林的控制而直接与罗马教廷挂钩，使斯大林非常气愤。
斯大林对加里西亚原教仪东正教派早有戒心。还在战争期间，他就以“用财物支持德国占领者”为罪名，逮捕了这个教派的主教和一批最积极的牧师，造成这个教派与苏联当局的紧张关系。战后，为缓和紧张关系，政府示意苏联东正教会出面调节。随着苏联当局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开始了用宗教手段和其他手段瓦解原教仪教派的过程。1946年2 月，苏联通过教会，对没被捕的1270名牧师进行拉拢分化，结果， 有997名牧师加入到亲苏的“东正教会重新团结行动小组”中来。这个小组在战时已筹备建立。1946年2月， 在立沃夫召开此地区东正教最高宗教会议，由于苏联当局用警察阻止反苏宗教人士参加，结果，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都赞成解散当地的原教仪教派，主张与苏联东正教会合并。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原教仪教派组织也被苏联用同样办法一一取缔，罗马尼亚是1948年，喀尔巴阡乌克兰是1949年，斯洛文尼亚是1951年。这样，作为民族主义温床的原教仪教派被逐一摧毁。苏联当局用消灭民族主义教会的办法镇压了民族主义者，看来是一招高棋。而苏联的东正教会在这步棋中无异打了头阵，为国家对付民族主义者方面立了头功。
第三，在与普世牧首区君士坦丁堡争夺世界东正教领导权斗争中，国家亟需东正教会。
世界东正教内部各大牧首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已有很长的历史，而战后莫斯科与君士坦丁堡两个教区的争夺则带有更大的政治性。苏联当局支持莫斯科成为世界东正教的新的中心，与苏联战后想把自己变成世界中心的外交目标是一致的。
阿列克谢大牧首上任不久，便出访中东，想就东正教一些重大问题与君士坦丁堡方面谈判。结果，出访未能去成伊斯坦布尔（即原君士坦丁堡），因此城属土耳其，而苏联与土耳其的关系恶化，土耳其拒绝为大牧首签证，君士坦丁堡教区也不欢迎莫斯科的客人。但阿列克谢的“朝圣”之行还是扩大了莫斯科的影响。
莫斯科欲成为东正教宗教中心的另一重大举措是筹办俄罗斯东正教会独立500周年纪念活动。1448 年莫斯科教区独立， 1948 年正是独立500周年。莫斯科还策划下次（第8届）全世界基督教会议也在此召开。这些活动得到了苏联当局的赞同。苏联的东正教会及苏联国家都想使莫斯科成为中心，这些活动当然地能提高莫斯科的国际地位。
500周年纪念活动按计划如期举行，庆祝活动规模很大， 但政治色彩要大于宗教色彩。大牧首为大会的召开发表的公开信为大会定下基调，但公开信是由苏联当局授意并批准的。为大会的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反罗马天主教味道很浓。500周年活动有其成功的一面， 即苏联东正教会向苏联当局、也向全世界证明自己作为宗教中心已具备应有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而政府则通过宗教活动达到了政治目的和外交目的。500 周年纪念活动也有其失败的一面。从宗教的观点看，当时全世界东正教四大牧首区只有两个派代表参加。其他重要教会如希腊正教会只派代表参加庆典，拒绝参加其后的活动。派代表的两个牧首区之一的安提阿，所以参加了整个会议议程，完全是因为莫斯科给了它大量的资助金。这些情况表明，莫斯科想成为世界“东正教的宫庭”的愿望还未达到。从政治观点看，苏联政府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把全世界多数东正教会都控制在莫斯科手中的目的也未达到。尽管如此，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一片反苏声中，莫斯科能召开如此规模的盛会，应是了不起的成就。
除以上三点外，战后的苏联东正教会，还在反对战争、保卫和平、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反对使用原子弹和细菌武器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苏联的外交贡献了力量。
总之，战后的苏联东正教，竭尽了全力为苏联政治和外交目标工作，由于成效甚佳，便争得了自身的生存权和潜在的发展权，争得了政府方面对宗教的宽松政策。
三、是利用还是政策的真正改变
以上论述可否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战后的苏联之所以没有再次实行战前大规模反宗教政策把教会推向深渊，主要原因是教会尤其是东正教会还有可以利用的价值，这种价值有时是国家自身也无法取代的。苏联的决策人斯大林，对教会在意识形态方面和其他方面可能造成的“危害”，与教会对国家内政外交诸方面可被利用的实际价值之间进行了权衡，结果，斯大林采取了重实利而轻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政策，这是战后苏联对宗教实行宽松政策的主要原因。
第二，战后初期，斯大林在实行和平时期一种新的宗教政策时，其本意只是想利用宗教为其外交目标和大国主义目标服务，完全没有把这种新政策当成社会主义国家对宗教应该实行的正确政策看待。但它在客观上却初步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对待宗教的先例。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它包含着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9〕。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文化就无法分开， 它所起的作用不是用一个概念就概括得了的。现在看来，斯大林完全应该从理论上总结这个时期宗教政策的变化，把宗教的暂时可用性上升到应建立的新型政教关系的高度上，扩大宗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可以利用的领域，从而变成一种多领域合作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宗教间应该是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长期的共处关系。而且，从国家的实际利益出发，国家应尽量发挥宗教（有数量很大的教徒）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可惜的是，斯大林在其战后最后几年的岁月中还未来得及或者根本不愿意仔细考虑和研究这些问题。
第三，斯大林战时和战后宗教政策的放宽，并不是斯大林想从根本上改变宗教政策。分析其原因，除他个人对宗教憎恨外，主要是他对宗教的本质缺乏科学的、全面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10〕，在哲学上认识宗教是一个问题，在现实政治中如何对待宗教又是一个问题。因此，认真领会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实质的论述，正确制定国家宗教政策，应该是苏联（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缺乏这种素质，必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斯大林在战前长期地反宗教，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宗教运动就是实例。今天苏联的解体，与苏联长期执行极左的反宗教政策是有关的。
注释：
〔1〕Sergei Pushkarev 等:Christianity and government in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reflections on the uillennium.westview Press Boulder.San Francisco.D London.1989.第14～15页。
〔2〕参见《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作者文章：《苏维埃政权初期的政教关系》。
〔3〕参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2期作者文章：《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政教关系的正常化》。
〔5〕笔者1993年在莫斯科调研时所见。
〔6〕〔7〕Dimitry Pospielovsky:《The Russian church UnderThe Soviet Regime (1917—1982)》Vol. 2.ST Vladimirs seminarvPress New York 1984. 第301页；第323页。
〔8〕《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论宗教和教会》，莫斯科1961 年（俄文版），第38页。
〔9〕王志远主编：宗教文化丛书总序。见乐峰、 文庸著《基督教知识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 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1期
【原文出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1995年06期第52-57页
【作者简介】傅树政，1938年生，现为吉林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副教授。
【关键词】 东正教 斯大林 苏联政府 政教关系 宗教政策大牧首莫斯科牧首区
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民族的统一体，就是由早期出现的宗教统一体发展而来，是东正教使俄罗斯保持着统一思想，俄罗斯的民族意识也是东正教思想发展的结果〔1〕。由此看来， 东正教同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民族文化，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等等各方面，都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因此，要深入地研究苏联历史，必须要研究俄罗斯东正教和其他宗教，因为苏联是一个典型的东正教国家。
但恰恰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中，却是东正教和其他宗教处于最艰难的低潮时期。由于革命而在俄国产生的新的社会制度，与宗教之间产生了种种矛盾斗争，这些都成为世界宗教史中的最新问题，它为我们探索一种新型的政教关系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回顾70多年的苏联历史，俄国的东正教和其他宗教经历了一个非常坎坷的历程，这个历程大约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1. 被剥夺被镇压时期（1917～1941）；2. 政教关系转入正常化时期（1941～1945）；3. 潜在的复苏、繁荣时期（1945～1958）；4. 新的镇压时期（1958 ～1966）；5. 由宗教复兴逐步走向宗教热时期（1967～1991）。 本文阐述的内容属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苏联的宗教政策及其实施，是脱离了这个国家既定政策轨道的暂时性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行则是国内外诸多因素种种制约的结果。
一、又是一个转折点吗
从苏维埃政权建立开始的对宗教的限制镇压政策一直持续到卫国战争的爆发。就是说，苏联各宗教面临厄运已有24年的历史。如果从斯大林执政算起，对教会的镇压也已有17年的历史。对宗教实行镇压并迫使它尽快消亡一直是这个国家的既定政策，只不过国家公开公布的法令没有这么写罢了〔2〕。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之所以实行这种政策，既有党和国家的群体因素，也有他个人对宗教的仇恨因素。
但是，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宗教的政策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其标志就是1942年9月斯大林对东正教三位宗教领袖的接见。在接见中， 他赞许东正教最高宗教会议的召开和选举大牧首，并允许宗教合法活动〔3〕。至此， 苏联的各宗教终于迎来了在苏联政权下的第一个春天。卫国战争的四年对全体苏联人民来说，是一场空前的劫难，但对于苏联各宗教来说，却成了他们的“节日”。因为在苏联，他们从未有过这么好的生存环境。
1945年5月，苏军直捣法西斯德国的老巢柏林， 苏联卫国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就在举国欢庆伟大胜利的日子里，苏联东正教会的领袖们却表现出极大的忧虑。他们一方面为教会也尽了巨大努力和牺牲换取的胜利而同全国人民一样兴高采烈，另一方面却为战争结束后教会未来的命运担忧。
教会领袖们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在1944年9月， 即在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日子里，苏联联共（布）中央便出人意料地公布了《关于组织科学教育宣传》的决定，其中谈到“克服文化落后、迷信及偏见的残余”问题，要求党、团、工会和国民教育机关、文化教育部门要广泛开展对居民的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对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这个决定显然是针对宗教的，是与宗教唯心主义宣传作斗争的决议。而在战争刚刚结束不久，苏联又出版了大量的无神论宣传品，这些书刊大量充斥于市。在经济亟待恢复，人心经过战争的摧残亟待平复的时刻，政府却不遗余力地大搞无神论宣传，这不能不说有极大的针对性，对教会来说这的确不是好兆头。
政府的宗教政策是不是又将发生变化？是不是又将恢复到战前状态？等待教会的命运又将是什么？东正教会的领袖们在惊恐地预测着、忧虑着、等待着。
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的宗教政策是否将发生变化，有三件事可见端倪。
第一，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4月10日， 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了东正教新任大牧首阿列克谢及其他宗教领袖，对教会提出的要求给予了比较满意的答复。
第二，根据这次接见中宗教领袖提出的请求，斯大林批准除莫斯科已开办的神学院外，在其它城市增设8所神学院，允许设立牧师课程， 并把一个印刷机构交给教会。
第三，在这次接见中，当教会方面提出要得到一个建筑群作为教会印刷机构的场所时，苏联领导人也满足了这一要求。政府决定，把位于莫斯科近郊的宏伟的圣三一修道院归还教会。这一庞大的建筑群不仅满足了教会作为印刷场所之用，而且还容纳了迁自市内的神学院和教会学校〔4〕。时至今日， 扎高尔斯克（圣三一修道院所在地）仍是莫斯科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最大的神学院和最重要的东正教教堂都在这里〔5〕。
斯大林接见宗教领袖这一事件的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在接见中政府方面许诺的条件更是证明，说明苏联政府在战争结束后其宗教政策还未发生重大变化。战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东正教会正在实现自己庞大的扩充建设计划。东正教会原计划扩建9所神学院，至少2所神学研究院，后在建设过程中又扩大为10所神学院和3所神学研究院。10所神学院的分布是：4所在乌克兰、5 所在俄罗斯、1所在白俄罗斯；3所神学研究院分别设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6〕。但到1947年，实际上最后完成的只有8所神学院和2 所神学研究院。据说，减少扩建的原因是反教会势力的强大压力，使部分扩建计划无限期地推迟了。其次，东正教会还按计划新建或重新开放一批教堂和礼拜堂。为方便来访的神职人员和教徒，地方教区和教会还修建了宾馆和招待所。再次，为加强宗教思想的传播，给有“兴趣”的读者提供方便，教区中还增设了教会图书馆和阅览室。第四，为增强教会的影响和尽教会职责，在各教区设立慈善中心，向穷困教徒和穷人布施。信徒们经常向教会捐赠，保证了救济和布施的实施。这些活动按1929年宗教法均属非法活动，由于政府对教会政策的放宽，教会一系列计划才能得以实行。
由于宗教政策的放宽和政教关系的日益和谐，教会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自身实力增长也很快。所谓实力的增长包括：a. 神职人员队伍的扩充；b. 教徒数量的增长；c. 教会拥有财力的增加；d. 教堂和寺院的建设及设备得到改善；e. 东正教在国内外的影响不断加强。 自苏联政教关系正常化以后， 东正教徒数量的增长有目共睹。 据统计， 1947年仅列宁格勒就有东正教徒40万。战争期间和战后教徒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除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外，主要是苏联人民在饱受战争摧残和失去亲人的痛苦之后，在战后物质生活的极端困苦中，想在宗教中找到自己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在信教人中，青年人的比重上升，这体现在报考神学院考生数额上。1949～1950年，莫斯科的神学研究院共招生196名，1952年则增为400名，而列宁格勒也增到320名。据统计， 到50年代中期，苏联在校的神学院学生总数已超过2000人，此外，还有大批的校外函授生。这些学生的年龄都在30岁以下，他们毕业后可为教会服务35～40年。这些年轻人“真正感到有一颗宗教的心脏在跳动”。他们毕业后大大充实了东正教神职人员的力量，弥补了因教徒人数的增加而出现的牧师数量的严重不足。为弥补牧师的不足，教会还采取缩短学生受业时间的办法，使学生提前毕业。有时，学员仅上一个多月的课便被任命为牧师。就这样，到1953年，仅莫斯科教区就新增加3万名牧师，新增2～2.5万名主教〔7〕。至于教堂修建、重新装修、内部装饰、 圣像和壁画的修复、尖顶的粉刷等等，在各地的教堂、寺院都在普遍地进行。总之，教会迎来了苏联历史上首次的繁荣和发展时期。
二、为什么没有再次改弦更张
如果说，在战争时期苏联政府是因为特殊环境而实行特殊的宗教政策，那么战后苏联为什么继续实行战时的宗教政策而未改弦更张呢？而且，给宗教以宽松的环境而任其发展，这与俄共（布）的纲领也是相违背的。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共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公布的纲领就规定，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主张要同“各种各样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绪进行斗争”，与唯心主义、 “造神说”等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敌对的 〔8〕。在政治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教，用各种措施加速宗教的“消 亡”，显然是俄共党的根本任务之一。而且，十月革命后颁布的法令，实行的宗教政策，也完全是按俄共纲领实行的。尤其是30年代之前由国家出面策划的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战后苏联的党和国家改变了政策呢？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二点：
第一，战前的苏联国际地位尚未巩固，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时刻有被颠覆的危险；在国内，斯大林个人的地位也未完全巩固，不断发生党内斗争，这些条件要求斯大林要采取集权措施，不断加强国内阶级斗争的浓度。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的各项政策，其中包括宗教政策都出现了过左现象。而战后苏联面临的国际国内条件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打败法西斯之后苏联成为世界上两大超级强国之一；二是斯大林个人的地位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通过二三十年代的农业集体化和肃反运动，斯大林也尝到了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因此战后斯大林开始给国内各领域以有限的宽容，以换取经济的迅速恢复，其中宗教就是给予宽容的对象之一。
第二，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更加明白了将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的重要性，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便没有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更没有作为这个国家领袖的他自己的地位。而对意识形态的微小让步，只要能换来实际利益，为什么不呢？对宗教的让步就属此类。
那么，战后的东正教会对苏联国家有着什么重要价值，能为政府换取什么实际利益呢？
在内政方面，国家的安定和繁荣需要教会。因为四年的战争使人民饱受了人身摧残和心理摧残，战后又面临重建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和严重困苦的物质生活，加上失去亲人的痛苦，应该说，人民还没有从恶梦中摆脱出来。党和国家需要安定，需要斗志，需要鼓舞，在战后教徒越来越多的形势下，政府只有与教会通力合作，共同医治人民心灵的创伤，才能稳定政局，鼓起斗志，尽快恢复经济。
但是，国家需要教会，重点还不在内政，而在外交。在这方面，国家至少在三个方面亟需东正教会发挥作用。
第一，在巩固苏联在东欧设立的缓冲地带方面，亟需东正教发挥重要作用。
战后苏联对外战略的总目标，是在避免世界大战的前提下，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争夺势力范围，其中首要的是争夺临近苏联西部边界的东欧各国，对战前已占领的西部领土，也有个进一步巩固的问题。苏联希望，通过两条安全防卫地带，能够防备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夺东欧及西部地区，虽然主要靠军事占领，但光有军事占领并不能臣服当地居民，这一点已被历史证明。占领者要征服民心，制造舆论，消除占领者与被占者之间的对立，恐怕只有东正教会可以大显身手了。因为，东欧的绝大多数国家主要信仰的宗教都是东正教。大力宣传东正教的统一，进而把东欧各国的东正教会合并到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之下，最后再把这些国家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这要比赤裸裸的军事占领更易征服民心。利用宗教进行扩张是俄国统治者历来的手段，也是苏联政府早已策划好的策略。由于俄国东正教会自身也希望报效国家，在国外大显身手以扩张自己的势力，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策划吞并西部新占领土和东欧各国的东正教会工作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开始了。就在1945年4月斯大林接见东正教领袖之后不久， 俄国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总主教尼古拉（主管教会对外事务），在政府的授意下开始分别出访中东和欧洲。尼古拉出访欧洲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使西欧一部分国家的俄国侨民东正教会被说服归并莫斯科牧首区，使一部分东欧国家的东正教会也归并莫斯科。首先是匈牙利东正教会于1946年归并，随后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俄国侨民教会归并。这些成果使苏联官方很满意。但是，当时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教会仍处于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的管辖之下，独立的波兰教会也与君士坦丁堡关系密切。捷克斯洛伐克、喀尔巴阡乌克兰的东正教会则处于塞尔维亚教区的管辖之下，而西乌克兰的教区（名义上教徒超过300 万人）却在罗马的控制之下，这些是苏联官方所不能容忍的。在苏联官方的授意下，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始了新的行动。未来的列宁格勒教区总主教葛利高里（茹可夫），为此进行了艰苦的游说活动。他游说的目标先是波罗的海国家，后是保加利亚。他与保加利亚教会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战前，那时他去保加利亚曾帮助斯蒂凡大主教登上独立后的保加利亚东正教会首脑的宝座。经过莫斯科与君士坦丁堡两个教会八年的争夺，最后君士坦丁堡不得不承认保加利亚教会自我宣布的独立，这显然是莫斯科的胜利。现在他利用老关系又扩大战果，策动保加利亚东正教会靠拢莫斯科，同时又策动保加利亚的俄罗斯人教会（卡罗维茨主教区）归顺莫斯科。稍后，葛利高里又访问了芬兰教会。芬兰教会于1923年单方面断绝了与莫斯科牧首区的关系，归并到君士坦丁堡教区。葛氏的这次访问，虽然没有使芬兰教会重归莫斯科，但至少建立了苏芬教会首领之间个人融洽的关系，使君士坦丁堡对芬兰的控制削弱。同时，葛氏这次对芬兰的访问，还增进了同忠于莫斯科的瓦兰诺修道院、芬兰俄罗斯侨民教会的友好关系。至于波兰教会，访问的结果虽然没能使波兰东正教会完全归属莫斯科，但同意1924年君士坦丁堡授予的独立权无效，并恳求莫斯科大牧首授于波兰教会教规方面的独立权。此外，莫斯科还成功地说服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归并。结果，贝尔格莱德的俄罗斯主教区于1945年、布加勒斯特主教区于1948年复归莫斯科。莫斯科还于1945年派出教会使节团去捷克斯洛伐克、澳大利亚、喀尔巴阡乌克兰、满洲（中国东北）等地游说，使这些地区东正教归并莫斯科。于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一系列的外交努力之后，终于使自己形成一个庞大的宗教帝国。事实上，莫斯科牧首区也是世界东正教各独立教区中拥有教徒最多、势力最强大的教区。
俄国东正教会在巩固苏联新占领土、在东欧渗透苏联势力方面，起到了苏联国家本身无法起到的作用，东正教会成为苏联实现外交目标的特殊的、重要的力量。
第二，在对付国内和东欧民族主义、巩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方面，国家亟需教会发挥特殊作用。
战前苏联兼并了从波罗的海国家到比萨拉比亚的大片领土，战后又控制了波、捷、罗等东欧七国。在被占领与被控制的土地上，民族主义者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激烈反抗。有些民族主义者则想通过宗教独立去号召和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独立，因此，这个时期的宗教斗争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为此，苏联当局和斯大林本人对这些地区的宗教活动十分敏感和警惕。
还在战争时期，新占领区及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的民族主义抬头，有些民族主义者与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合作以反对苏联。战后，东欧各国不屈服苏联控制的民族主义者也到处起事，企图摆脱苏联。这些民族主义者的摇篮之一是加里西亚的原教仪东正教派。还在30年代，这个教派就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它本身也控制着数量很大的民族主义者和地下教区，这些地区都发生过反苏骚乱。在西乌克兰归并苏联后，这里的原教仪东正教派已成为一个很有势力的地下组织，有人称它为“第二政府”。这个教会越过了斯大林的控制而直接与罗马教廷挂钩，使斯大林非常气愤。
斯大林对加里西亚原教仪东正教派早有戒心。还在战争期间，他就以“用财物支持德国占领者”为罪名，逮捕了这个教派的主教和一批最积极的牧师，造成这个教派与苏联当局的紧张关系。战后，为缓和紧张关系，政府示意苏联东正教会出面调节。随着苏联当局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开始了用宗教手段和其他手段瓦解原教仪教派的过程。1946年2 月，苏联通过教会，对没被捕的1270名牧师进行拉拢分化，结果， 有997名牧师加入到亲苏的“东正教会重新团结行动小组”中来。这个小组在战时已筹备建立。1946年2月， 在立沃夫召开此地区东正教最高宗教会议，由于苏联当局用警察阻止反苏宗教人士参加，结果，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都赞成解散当地的原教仪教派，主张与苏联东正教会合并。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原教仪教派组织也被苏联用同样办法一一取缔，罗马尼亚是1948年，喀尔巴阡乌克兰是1949年，斯洛文尼亚是1951年。这样，作为民族主义温床的原教仪教派被逐一摧毁。苏联当局用消灭民族主义教会的办法镇压了民族主义者，看来是一招高棋。而苏联的东正教会在这步棋中无异打了头阵，为国家对付民族主义者方面立了头功。
第三，在与普世牧首区君士坦丁堡争夺世界东正教领导权斗争中，国家亟需东正教会。
世界东正教内部各大牧首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已有很长的历史，而战后莫斯科与君士坦丁堡两个教区的争夺则带有更大的政治性。苏联当局支持莫斯科成为世界东正教的新的中心，与苏联战后想把自己变成世界中心的外交目标是一致的。
阿列克谢大牧首上任不久，便出访中东，想就东正教一些重大问题与君士坦丁堡方面谈判。结果，出访未能去成伊斯坦布尔（即原君士坦丁堡），因此城属土耳其，而苏联与土耳其的关系恶化，土耳其拒绝为大牧首签证，君士坦丁堡教区也不欢迎莫斯科的客人。但阿列克谢的“朝圣”之行还是扩大了莫斯科的影响。
莫斯科欲成为东正教宗教中心的另一重大举措是筹办俄罗斯东正教会独立500周年纪念活动。1448 年莫斯科教区独立， 1948 年正是独立500周年。莫斯科还策划下次（第8届）全世界基督教会议也在此召开。这些活动得到了苏联当局的赞同。苏联的东正教会及苏联国家都想使莫斯科成为中心，这些活动当然地能提高莫斯科的国际地位。
500周年纪念活动按计划如期举行，庆祝活动规模很大， 但政治色彩要大于宗教色彩。大牧首为大会的召开发表的公开信为大会定下基调，但公开信是由苏联当局授意并批准的。为大会的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反罗马天主教味道很浓。500周年活动有其成功的一面， 即苏联东正教会向苏联当局、也向全世界证明自己作为宗教中心已具备应有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而政府则通过宗教活动达到了政治目的和外交目的。500 周年纪念活动也有其失败的一面。从宗教的观点看，当时全世界东正教四大牧首区只有两个派代表参加。其他重要教会如希腊正教会只派代表参加庆典，拒绝参加其后的活动。派代表的两个牧首区之一的安提阿，所以参加了整个会议议程，完全是因为莫斯科给了它大量的资助金。这些情况表明，莫斯科想成为世界“东正教的宫庭”的愿望还未达到。从政治观点看，苏联政府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把全世界多数东正教会都控制在莫斯科手中的目的也未达到。尽管如此，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一片反苏声中，莫斯科能召开如此规模的盛会，应是了不起的成就。
除以上三点外，战后的苏联东正教会，还在反对战争、保卫和平、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反对使用原子弹和细菌武器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苏联的外交贡献了力量。
总之，战后的苏联东正教，竭尽了全力为苏联政治和外交目标工作，由于成效甚佳，便争得了自身的生存权和潜在的发展权，争得了政府方面对宗教的宽松政策。
三、是利用还是政策的真正改变
以上论述可否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战后的苏联之所以没有再次实行战前大规模反宗教政策把教会推向深渊，主要原因是教会尤其是东正教会还有可以利用的价值，这种价值有时是国家自身也无法取代的。苏联的决策人斯大林，对教会在意识形态方面和其他方面可能造成的“危害”，与教会对国家内政外交诸方面可被利用的实际价值之间进行了权衡，结果，斯大林采取了重实利而轻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政策，这是战后苏联对宗教实行宽松政策的主要原因。
第二，战后初期，斯大林在实行和平时期一种新的宗教政策时，其本意只是想利用宗教为其外交目标和大国主义目标服务，完全没有把这种新政策当成社会主义国家对宗教应该实行的正确政策看待。但它在客观上却初步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对待宗教的先例。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它包含着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9〕。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文化就无法分开， 它所起的作用不是用一个概念就概括得了的。现在看来，斯大林完全应该从理论上总结这个时期宗教政策的变化，把宗教的暂时可用性上升到应建立的新型政教关系的高度上，扩大宗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可以利用的领域，从而变成一种多领域合作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宗教间应该是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长期的共处关系。而且，从国家的实际利益出发，国家应尽量发挥宗教（有数量很大的教徒）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可惜的是，斯大林在其战后最后几年的岁月中还未来得及或者根本不愿意仔细考虑和研究这些问题。
第三，斯大林战时和战后宗教政策的放宽，并不是斯大林想从根本上改变宗教政策。分析其原因，除他个人对宗教憎恨外，主要是他对宗教的本质缺乏科学的、全面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10〕，在哲学上认识宗教是一个问题，在现实政治中如何对待宗教又是一个问题。因此，认真领会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实质的论述，正确制定国家宗教政策，应该是苏联（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缺乏这种素质，必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斯大林在战前长期地反宗教，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宗教运动就是实例。今天苏联的解体，与苏联长期执行极左的反宗教政策是有关的。
注释：
〔1〕Sergei Pushkarev 等:Christianity and government in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reflections on the uillennium.westview Press Boulder.San Francisco.D London.1989.第14～15页。
〔2〕参见《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作者文章：《苏维埃政权初期的政教关系》。
〔3〕参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2期作者文章：《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政教关系的正常化》。
〔5〕笔者1993年在莫斯科调研时所见。
〔6〕〔7〕Dimitry Pospielovsky:《The Russian church UnderThe Soviet Regime (1917—1982)》Vol. 2.ST Vladimirs seminarvPress New York 1984. 第301页；第323页。
〔8〕《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论宗教和教会》，莫斯科1961 年（俄文版），第38页。
〔9〕王志远主编：宗教文化丛书总序。见乐峰、 文庸著《基督教知识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 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