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苏联在二战结束前后的对外政策
徐天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5年05期第25-31页
【作者简介】徐天新，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愈来愈看清它的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有见识的政治家看到，战争不仅使战败国遭受屈辱，而且使多数战胜国精疲力竭，失去昔日的光泽。英法最先投入反法西斯战争，却在战胜敌人之后失去一流大国地位。他们逐渐认识到，战争不一定对本国有利，不一定是争取大国霸权地位的好办法，更不是唯一的办法。而防止战争特别是防止世界大战对本国可能更为有利。由此，反对战争、保卫和平日益成为广大人民和各国政府最关切最重视的问题。
其次，战争显示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反法西斯盟国获胜虽说是战场上打败敌人的结果，但更根本的原因是盟国经济实力的绝对优势。战前，德日等国走军事强国之路。经过不长的时间，它们就在某些军事装备和军队训练方面占据了优势。在30年代后期军力大增，对外扩张连连得手，世界为之震惊。但是，单纯的军事强国难以维持长久。德日最终还是被逐出强国之林。有远见的政治家由此看到，强国之本首先在于发展科技经济。国家的安全和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已不单纯决定于军事力量的大小，而是要看综合国力的强弱。政治家们愈来愈重视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广大人民在经历困苦的战争年代之后，强烈要求把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科技用于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这样，发展经济和保卫和平就成为此后世界的主要潮流。
这两大潮流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发展变化。各国领导人如果能使自己的政策适应这一时代潮流，就会极大推动本国的发展，增强本国的地位和影响。反之，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落伍。本文将从是否适应历史潮流这一角度，探讨苏联在战争结束前后的对外政策的得失。
苏维埃俄国从成立之日起，就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和战争威胁。同时，它也要支持正义战争，推进世界革命。因此，战争和革命始终是它最关心的问题；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抗一直被强调。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改变外交政策，同英美合作共同抗击法西斯，取得积极成果。苏联从西方得到大批军火、粮食以及各种工业机器和配件，苏联军队英勇奋战，赢得极高声誉。苏联的力量和国际影响同战前相比，有了明显的增长扩大。
1943年，苏军开始战略反攻，问题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西方慌忙出来干预。在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和12月德黑兰三巨头会议上，英国提出美英军队在巴尔干登陆和东南欧各国建立联邦的问题，企图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挡住苏联向东欧的挺进。罗斯福在1944年秋也表示赞成丘吉尔提出的把军队开进希腊的计划，同意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在意大利的军队攻占巴尔干的伊斯特拉半岛和维也纳。斯大林坚决反对，但比较克制，没有用意识问题扩大事态。他据理反对，以尽快打败德国为理由，要求西方集中力量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而不应为巴尔干分散精力。他还说不能“背着有关国家人民决定他们命运”，〔1 〕彻底否定联邦计划。斯大林充分利用英美态度的差别，争取到罗斯福的谅解，最终挫败丘吉尔的计划。
在打破英国阴谋之后，斯大林有意作出许多妥协让步。1944年10月，丘吉尔访苏，直接向斯大林提出划分两国在巴尔干地区势力范围的建议。斯大林从大俄罗斯扩张主义立场出发，接受了英国首相的建议。这时，苏军已占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开始进入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苏联控制这一地区已是必然之事。但是，斯大林仍然允许西方势力进入对苏安全十分重要的东南欧地区，同意西方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享有50%、在保加利亚享有25%、在罗马尼亚享有10%的影响。苏联从中得到的回报仅是在希腊拥有10%的影响。丘吉尔对这一结果十分满意。两天后在给罗斯福私人信件中说：“我们感到这里有一种特别诚意的气氛”。〔2〕随后，英国军队在希腊大肆镇压希共领导的游击队。 斯大林表现了“非凡的克制”。1945年初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发言时说：“据我所知，没有一国政府比苏联政府更能切实地信守自己的义务，即使这样做对自己很不利”。〔3〕在西欧南欧问题上，斯大林也非常克制。 从莫斯科返回祖国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都公开要求本党交出武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苏联知道意共法共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但它向西方表明，它绝不想通过武装斗争在那里建立共产主义政权。斯大林的这些颇有分寸的作法既打破西方限制苏联的露骨企图，又维持了同美英的合作。
1945年1月，苏联应西方要求，提前发动强大攻势， 帮助阿登地区的美英军队摆脱困难。同时大军进驻波兰各个地区。斯大林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雅尔塔会议上同美英一番辩论后，终于争得了自己的要求，把1939年得到的波兰领土划归自己。为了缓解波兰对东部边界可能产生的不满，斯大林提出把波德边界向西推到奥得河和西尼斯河。美英认为，在确定西部边界之前应与波兰政府磋商。雅尔塔会议未对此做最终决定。关于波兰，还有一个未来政府组成问题。雅尔塔会议上，美苏提出由卢布林政府、流亡政府和波兰国内民主人士各出代表组成过渡政府，然后尽快举行自由选举组成正式的民主政府，苏联则坚持以卢布林政府为基础组建新政府。最后，美英让步。达成的协议宣布，卢布林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改组，以容纳国内外的波兰民主领袖”，“临时政府应保证尽速……举行自由和不受限制的选举”。〔4 〕与此同时，苏联也作出让步，接受美英提出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宣布努力“使他们三国政府的政策一致”，以援助欧洲人民“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建立他们自己选择的民主制度”。〔5〕这表明苏联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尊重西方的自由民主原则， 照顾丘吉尔所说的“荣誉问题”。这样，一个对苏联安全和利益至关重要的，但在东西方间存在巨大分歧的波兰问题，终于得到某种解决，并且基本满足了苏联的意愿。这不能不说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大胜利。获得这一成果的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在红军即将占领东欧的情况下仍愿做出让步，允许美英在东欧保持一定的影响和势力，即斯大林没有把军事力量作为决定对外政策的全部依据。
苏联同西方争执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关于建立战后国际组织问题。美国对这个问题十分热心。它提出要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由少数几个大国组成的中央机构有权使用武力制止侵略，维护和平。还主张扩大和加强国际经济和社会机构以减少引起国际冲突的社会经济根源。苏联持不同看法。根据传统理论，社会主义苏联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代绝不能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长期的全面合作。当时的苏美合作只不过是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不可能也不应该在战后继续下去。但苏联十分担心战败德国会在战后迅速再起复仇扩张，因而希望保持战时的同盟。它认为未来的国际组织应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安全机构，不涉及社会经济等其他方面的问题。它的成员国应仅限于战时与同盟国一起作战的国家，不宜扩及世界各国，以免形成对苏不利的多数。苏联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国际组织损害，要求执行大国一致的原则。在德黑兰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时，斯大林先是委婉地不同意美国方案。到会议临结束时，才同意建立世界性组织。1944年8—9月，苏美英三国代表在美国郭巴顿橡树园讨论战后国际组织的章程。苏联要求大国在所有问题包括同自己直接有关的问题上拥有否决权，要求把苏联的16个加盟共和国都列为创始国。罗斯福得知后大为震惊，认为根本无法满足苏联的要求。经过讨论，双方最后在雅尔塔会议上互相让步。苏联同意“程序事项”无需实行大国一致原则，可由七个理事国的多数票决定；在其他问题上大国仍拥有否决权。关于会员国问题，苏联也做了让步，同意由16个减为2个。 这样， 组建联合国的障碍基本被清除了。在这一时期，苏联还参加了1944 年7月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举行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同意参加将于战后组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苏联的这些行动表明，它准备在战后加入美国设计的世界政治体系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承认美国居领导地位的战后世界秩序。表明苏联不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象一战后那样把推进革命放在首位，而是要继续同资本主义国家合作，推进维护和平，发展经济的事业。
斯大林的明智决策使苏联在大战结束时，其国际地位比战前有明显的提高。苏联越过英国，以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身份登上世界舞台。苏联争得西方的某种承认和尊重，以崭新的面貌参与国际事务的安排，规划东西方的合作。这一胜利首先是苏联军民英勇战斗，击败法西斯国家的结果。它也是苏联外交政策适应时代潮流的结果。
1945年春夏随着大战的结束，国际形势发生剧变。苏联同西方的关系由相互妥协，加深合作转为实力较量，走向对抗。1945年4月， 杜鲁门接任美国总统。他更多地从美国一国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理会美苏对立可能给美国带来的恶果。他认为苏联崇奉强权政治，认为美国有力量迫使苏联按美国的解释来贯彻雅尔塔协定。他虽不指望苏联会全听美国的，但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得到百分之八十五的成功”。〔6 〕根据这一看法， 杜鲁门上台不久就向苏施加赤裸裸的政治压力。 1945年4月23日，杜鲁门第一次接见莫洛托夫时公开威胁说， 如果不能执行雅尔塔会议关于波兰的决议，不建立民主的临时政府，就会严重地动摇对三国政府（美、英、苏）团结一致的信心以及它们在将来象过去一样继续合作的决心。〔7〕苏联对美国态度的改变似乎准备不足， 十分震惊。苏联认为，当时的形势发展使自己处于比雅尔塔会议时更为有利的地位。由于红军已占领波兰，苏联可以不必履行过去在波兰问题上的让步，不必理睬西方的民主原则，不必照顾西方在波兰的利益和影响。它本应着手一步一步排挤西方和流亡政府在波兰的影响。可是，在苏联尚未开始这样做的时候，美国竟然先指责起苏联来。斯大林十分忿怒，第二天就回电杜鲁门，拒绝作任何让步。他说，卢布林政府应是未来波兰政府的“核心，即主要部分”，美要求建立“民主政府”，实质就是“不同意苏联有权利使波兰有一个同苏联友好的政府”，就是“要求我抛弃安全上的利益”。〔8 〕美苏的互相指责几乎导致两国的公开分裂。5月，美国派霍普金斯到莫斯科寻求新的妥协。 斯大林不愿同盟破裂，作了一些让步。他表示无意把苏维埃制度输出到波兰，答应从波兰政府内阁中让出4个席位给那些被排斥在临时政府之外的民主人士， 并提到可以接纳米科拉伊奇克为政府新成员之一。6月28日， 波兰组成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在21名部长中有7名是民主人士代表。7月5日， 美英鉴于波兰在苏军占领之下，只得承认这一政府。苏联凭借军事力量在波兰政府组成问题上取得了胜利。
苏联在组建联合国问题采取了较为妥协的态度。它应美国要求，决定改变初衷，派莫洛托夫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会上，苏联要求邀请波兰临时政府参加成立大会，反对阿根廷出席会议。两项均遭否决。莫洛托夫于5月初忿然回国。但在行前拜访了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 表示虽感失望，但苏联愿意合作使旧金山会议成功，即默认了上述否决。随后，大国否决权问题引起激烈争论。苏联作出让步，同意任何一个大国在表决各种争端问题是否列入安理会议程时，不拥有否决权。6月17 日，会议再次濒临失败的边缘。苏联反对联合国大会有权讨论国际关系范围内的任何问题，要求“以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为限”。20日，斯大林慨然让步，“他认为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他们应当接受美国的立场”。〔9〕苏联最终接受和参加了联合国。 这使美国关系有所改善。
5月，德国战败投降。7月17日—8月2日，三大国首脑在波茨坦聚会。会上讨论了德国问题。苏联的对德政策不同于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它不想完全控制德国东部地区。在波茨坦会议前，斯大林就同意西方军队开进红军占领的柏林，由四大国共管这个城市。会上，他又同西方达成关于管制德国的基本原则。斯大林最关心的是从德国得到更多的赔款，坚持要得到德国200亿美元赔款的一半。西方不想确定赔款总额， 只主张规定各国得到德国剩余设备的百分比。斯大林再次让了步，基本同意了西方的意见。
当讨论到波兰等东欧国家问题时，苏联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坚决要求把奥得—西尼斯河作为波德的边界线。7月21日， 杜鲁门得知原子弹试爆成功的详情后便向苏施加压力，说如果波兰拿走德国领土，“如果德国被瓜分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赔偿和其他问题”。24日，又告知斯大林，美国制造了“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10〕斯大林由此愈发感到要依靠军事力量同美国打交道。既然红军已占领了波兰和德国东部地区，苏联就坚决要求以奥得—西尼斯河为波德边界，毫不退让。美国气忿，却不得不退让。7月30日，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私下向莫洛托夫表示，美国愿意满足苏联对波兰西部疆界的要求，但希望苏联保证盟国报社记者能自由采访罗匈保的选举。莫洛托夫拒绝接受这一建议。最后，三国达成的协议宣布，波兰政府临时管辖奥得—西尼斯河以东地区。西方实际默认了苏联的要求。
1945年底，苏联作了些不大的让步。匈牙利临时政府决定于11 月4日举行民主选举。美英在11月2日就承认了它。罗马尼亚政府于1946年1月7日吸收两个反对党中的两名次要人物入阁， 并许诺尽快举行公民选举。西方于2月5日承认了改组后的格罗查政府。保加利亚于1946年举行大选。美英指责其不公正，拒不承认新成立的季米特洛夫政府，但也无力改变保加利亚的状况。
至此，苏联在东欧获得巨大胜利。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边界和政府组成问题基本都是按苏联意愿解决的。这些国家都落在苏联的直接控制之下，而西方在这些国家中的影响却大部被排除。苏联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了它在1944年苏联关于划分巴尔干地区势力范围的协议和1945年雅尔塔协议中所争到的利益。
苏联的这一胜利说明它的外交政策在雅尔塔会议后发生巨大变化。它不再把主要力量用于如何保持同美英的同盟与合作，而是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扩展自己在东欧的影响和地位。它过高估计了军事力量作用。认为红军占领了东欧国家，就有权“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它的军队所能达到的任何地方”，〔11〕他国无权干涉。苏联没看到经济因素在战后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忽视了自己在这方面的重大弱点，因而，没有能象在雅尔塔会议上那样，继续对西方作某些让步。或者说，它过高估计了自己在雅尔塔会议上的胜利，对西方在雅尔塔的让步没有给以必要的回报，反而要求更多的东西。苏联外交政策的改变也同它对形势估计错误有关。苏联认为美国在战后会很快就从欧洲撤退，认为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美国经济在战后会因找不到足够的市场而陷于危机，而英国由于战争的消耗会不断衰落下去。因此，苏联日益轻视同美英的同盟，认为它靠不住，起不了决定性作用。
苏联的这一决策是短见的，因为它不符合时代的潮流。苏联的胜利是表面的，因为这一胜利实际意味着未来的挫折与失败。它使实力强大得多的美国重新燃起对苏的疑惧，引出美对苏态度的日益强硬。美愈来愈站在英国一边联合反苏。
苏联领导人看到美英领导人态度的变化，勾起他们对西方的完全不信任。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半年就公开宣布，新的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成分”，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那些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要用武力来改变这种情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斯大林认为，第二次大战的结果证明，“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充分的生命力”。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钢铁、煤炭、石油的产量提高三倍，“只有这样才可以认为，我们祖国有了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12〕斯大林的这一演说标志着苏联对西方政策的根本转变。苏联认为同美英的合作是在战时条件下形成的，根本不可能在和平时期继续下去，当时已告结束。世界形势基本回到二战前的态势，回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彼此生死搏斗的时代。因此，苏联应象战前那样把战争和革命放在首位。莫洛托夫提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需要时可以在其他国家发动武装起义，需要时也可以发动战争”。他说：“斯大林是这样分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使一个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奴役。第二次世界大战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体系，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一劳永逸地埋葬帝国主义”，莫洛托夫还说：“人们希望过点舒心的日子，战争刚过去”，但是，“要是为了平静地生活，那还要布尔什维克干什么？那最好是社会民主党人”。〔13〕从莫洛托夫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斯大林的演讲实际是向全体苏联人民宣布，大战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可怕的，甚至是可以欢迎的。苏联人民要继续勒紧裤带，全力发展重工业扩充军备，以迎接必将到来的战争与革命，最终埋葬帝国主义。谁要是想过“舒心的日子”，关心和平与发展的问题，那就是修正主义。
西方对斯大林演说的反应十分强烈。美国民主党自由派的一位知名人士、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称它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14〕丘吉尔于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发表反苏演说，抨击斯大林的讲话。他说：“我并不接受这种想法，认为一场新的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希望的是“权力与主义的无限扩张”，“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丘吉尔醉心于战前的老皇历，号召美国及一切讲英语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十字军，以原子武器为后盾在联合国之外，共同对付苏联。斯大林立即予以回击。13日在答记者问时说，丘吉尔象希特勒那样，“从散布种族论开始”，“干他们发动战争的勾当”。假如他们能组织起“新的进军讨伐东欧”，“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象26年前一样被击溃”。 〔15〕美国政府没有公开表态支持丘吉尔，但在此事后不久就解除了主张同苏友好的商务部长华莱士的职务。这表明苏美关系在恶化。与此同时，苏美双方在德国问题上的争执日益公开化。1946年5月3日，美国通知苏联，停止把美占区内德国剩余设备转交给它，直到苏联同意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来管理时再恢复。苏联报刊展开声势浩大的抗议宣传活动。
苏美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对抗也日趋激烈。苏联曾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同美国达成协议，共同组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但到1946年，苏联拒绝批准这一协议，不参加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同年苏联政府批准第四个五年计划，把发展重工业放在优先地位，以确保自己的独立经济体系的运转和军事力量的强大。这一年下半年，苏联国内开展了激烈的反对世界主义思想运动，批判各种西方思潮。
1947年3月，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 不点名地把苏联称为“极权政体”，说它“危害着美国的安全”，宣称美国将支持各国反对把极权政体强加给他们的“侵犯行动”。杜鲁门在这里实际是向世界宣布：苏联是美国的敌人，美国将在世界各地打击苏联的“侵犯活动”。9月，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宣布以美国为主导力量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与新民主主义国家为基础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直接对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和侵略。从此，苏联同美英的合作同盟公开破裂。出现了对苏联极为不利的局面——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结盟共同对付苏联。
苏美的同盟合作转为冷战对抗，很多人说这是不可避免的。苏美双方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国家利益如此不同，在共同敌人被打败后，要继续维持同盟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不能把它绝对化。因为维持和促进战后的和平与发展不仅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对苏美双方都有利。两国可以也应该继续某种妥协合作。可惜，这不为苏美当时领导人所理解。他们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分重视各自的民族利益，因此，战时同盟很快就瓦解，而对抗迅速激烈起来。历史上，结盟国家在战争胜利后继续维持原先紧密合作的不多，但象苏美这样立即反目的也少见。这不能不说是双方领导人短见和失误促成的。就苏联而言，它走上冷战道路有一定被迫的成分，但是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失误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新的可能性——在和平与发展中崛起，通过进入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争取安全与现代化。苏联不去积极争取这一发展前景，反而批判和否定了这条道路。虽说苏联在同西方抗争中还注意了某种分寸，没有退出联合国，没有重建共产国际，没有把冷战变成热战，但是它没有继续妥协让步，协调同美英等国的关系，而是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依靠军事优势不顾对方地争夺自己的利益。它没有全力推迟分裂的发生，而是在某些方面促进冷战的到来，欢迎冷战的到来。它没有设法缓和对抗的程度，而是以孤立为光荣，同西方展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斗争，把两国的矛盾扩展为两大阵营的搏斗。
苏联走上冷战道路后，表面上取得很大胜利。它在封闭中发展了自己的独立的社会经济体系，强化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对抗中成长为超级大国。但是，代价极其巨大。苏联不得不牺牲各种利益，全力扩展军备应付冷战。使原有的经济发展畸形、体制不健全，思想僵化，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等问题更严重，使它失去了全面调整的机遇。另外，苏联还不得不在脱离世界经济体系情况下孤立发展，使原来就落后的科技经济更加落后，同西方的差距在很多方面不断扩大，最后在冷战中败下阵来。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苏联的外交没有及时跟上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它的外交政策由正确转为失误，它的国际处境由十分有利变为非常孤立和困难。最后虽然争得军备竞赛的赢家，却成为时代发展中的输家。
注释：
〔1〕葛罗米柯：《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14页。
〔2〕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第3分册， 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40页。
〔3〕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下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3年版，第819页。
〔4〕〔5〕《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8、219、216页。
〔6〕《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62页。
〔7 〕苏联外交部编：《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8年版， 第221页。
〔8〕苏联外交部编：《通信集》，第2卷，第221—222页。
〔9〕金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卷，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582页。
〔10〕《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295、353页。
〔11〕转引自尼克松：《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12〕斯大林：《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88、489、491、499。
〔13〕转引自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 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574、109、375页。
〔14〕米里斯主编：《福雷斯特尔日记》（Millis, Walter(ed.)）, The Forrestal Diaries），伦敦1952年版，第134、141页。
〔15〕斯大林：《就丘吉尔先生的演说答〈真理报〉记者问》，《斯大林文集》，第497、502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5年05期第25-31页
【作者简介】徐天新，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有见识的政治家看到，战争不仅使战败国遭受屈辱，而且使多数战胜国精疲力竭，失去昔日的光泽。英法最先投入反法西斯战争，却在战胜敌人之后失去一流大国地位。他们逐渐认识到，战争不一定对本国有利，不一定是争取大国霸权地位的好办法，更不是唯一的办法。而防止战争特别是防止世界大战对本国可能更为有利。由此，反对战争、保卫和平日益成为广大人民和各国政府最关切最重视的问题。
其次，战争显示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反法西斯盟国获胜虽说是战场上打败敌人的结果，但更根本的原因是盟国经济实力的绝对优势。战前，德日等国走军事强国之路。经过不长的时间，它们就在某些军事装备和军队训练方面占据了优势。在30年代后期军力大增，对外扩张连连得手，世界为之震惊。但是，单纯的军事强国难以维持长久。德日最终还是被逐出强国之林。有远见的政治家由此看到，强国之本首先在于发展科技经济。国家的安全和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已不单纯决定于军事力量的大小，而是要看综合国力的强弱。政治家们愈来愈重视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广大人民在经历困苦的战争年代之后，强烈要求把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科技用于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这样，发展经济和保卫和平就成为此后世界的主要潮流。
这两大潮流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发展变化。各国领导人如果能使自己的政策适应这一时代潮流，就会极大推动本国的发展，增强本国的地位和影响。反之，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落伍。本文将从是否适应历史潮流这一角度，探讨苏联在战争结束前后的对外政策的得失。
苏维埃俄国从成立之日起，就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和战争威胁。同时，它也要支持正义战争，推进世界革命。因此，战争和革命始终是它最关心的问题；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抗一直被强调。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改变外交政策，同英美合作共同抗击法西斯，取得积极成果。苏联从西方得到大批军火、粮食以及各种工业机器和配件，苏联军队英勇奋战，赢得极高声誉。苏联的力量和国际影响同战前相比，有了明显的增长扩大。
1943年，苏军开始战略反攻，问题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西方慌忙出来干预。在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和12月德黑兰三巨头会议上，英国提出美英军队在巴尔干登陆和东南欧各国建立联邦的问题，企图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挡住苏联向东欧的挺进。罗斯福在1944年秋也表示赞成丘吉尔提出的把军队开进希腊的计划，同意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在意大利的军队攻占巴尔干的伊斯特拉半岛和维也纳。斯大林坚决反对，但比较克制，没有用意识问题扩大事态。他据理反对，以尽快打败德国为理由，要求西方集中力量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而不应为巴尔干分散精力。他还说不能“背着有关国家人民决定他们命运”，〔1 〕彻底否定联邦计划。斯大林充分利用英美态度的差别，争取到罗斯福的谅解，最终挫败丘吉尔的计划。
在打破英国阴谋之后，斯大林有意作出许多妥协让步。1944年10月，丘吉尔访苏，直接向斯大林提出划分两国在巴尔干地区势力范围的建议。斯大林从大俄罗斯扩张主义立场出发，接受了英国首相的建议。这时，苏军已占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开始进入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苏联控制这一地区已是必然之事。但是，斯大林仍然允许西方势力进入对苏安全十分重要的东南欧地区，同意西方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享有50%、在保加利亚享有25%、在罗马尼亚享有10%的影响。苏联从中得到的回报仅是在希腊拥有10%的影响。丘吉尔对这一结果十分满意。两天后在给罗斯福私人信件中说：“我们感到这里有一种特别诚意的气氛”。〔2〕随后，英国军队在希腊大肆镇压希共领导的游击队。 斯大林表现了“非凡的克制”。1945年初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发言时说：“据我所知，没有一国政府比苏联政府更能切实地信守自己的义务，即使这样做对自己很不利”。〔3〕在西欧南欧问题上，斯大林也非常克制。 从莫斯科返回祖国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都公开要求本党交出武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苏联知道意共法共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但它向西方表明，它绝不想通过武装斗争在那里建立共产主义政权。斯大林的这些颇有分寸的作法既打破西方限制苏联的露骨企图，又维持了同美英的合作。
1945年1月，苏联应西方要求，提前发动强大攻势， 帮助阿登地区的美英军队摆脱困难。同时大军进驻波兰各个地区。斯大林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雅尔塔会议上同美英一番辩论后，终于争得了自己的要求，把1939年得到的波兰领土划归自己。为了缓解波兰对东部边界可能产生的不满，斯大林提出把波德边界向西推到奥得河和西尼斯河。美英认为，在确定西部边界之前应与波兰政府磋商。雅尔塔会议未对此做最终决定。关于波兰，还有一个未来政府组成问题。雅尔塔会议上，美苏提出由卢布林政府、流亡政府和波兰国内民主人士各出代表组成过渡政府，然后尽快举行自由选举组成正式的民主政府，苏联则坚持以卢布林政府为基础组建新政府。最后，美英让步。达成的协议宣布，卢布林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改组，以容纳国内外的波兰民主领袖”，“临时政府应保证尽速……举行自由和不受限制的选举”。〔4 〕与此同时，苏联也作出让步，接受美英提出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宣布努力“使他们三国政府的政策一致”，以援助欧洲人民“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建立他们自己选择的民主制度”。〔5〕这表明苏联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尊重西方的自由民主原则， 照顾丘吉尔所说的“荣誉问题”。这样，一个对苏联安全和利益至关重要的，但在东西方间存在巨大分歧的波兰问题，终于得到某种解决，并且基本满足了苏联的意愿。这不能不说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大胜利。获得这一成果的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在红军即将占领东欧的情况下仍愿做出让步，允许美英在东欧保持一定的影响和势力，即斯大林没有把军事力量作为决定对外政策的全部依据。
苏联同西方争执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关于建立战后国际组织问题。美国对这个问题十分热心。它提出要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由少数几个大国组成的中央机构有权使用武力制止侵略，维护和平。还主张扩大和加强国际经济和社会机构以减少引起国际冲突的社会经济根源。苏联持不同看法。根据传统理论，社会主义苏联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代绝不能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长期的全面合作。当时的苏美合作只不过是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不可能也不应该在战后继续下去。但苏联十分担心战败德国会在战后迅速再起复仇扩张，因而希望保持战时的同盟。它认为未来的国际组织应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安全机构，不涉及社会经济等其他方面的问题。它的成员国应仅限于战时与同盟国一起作战的国家，不宜扩及世界各国，以免形成对苏不利的多数。苏联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国际组织损害，要求执行大国一致的原则。在德黑兰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时，斯大林先是委婉地不同意美国方案。到会议临结束时，才同意建立世界性组织。1944年8—9月，苏美英三国代表在美国郭巴顿橡树园讨论战后国际组织的章程。苏联要求大国在所有问题包括同自己直接有关的问题上拥有否决权，要求把苏联的16个加盟共和国都列为创始国。罗斯福得知后大为震惊，认为根本无法满足苏联的要求。经过讨论，双方最后在雅尔塔会议上互相让步。苏联同意“程序事项”无需实行大国一致原则，可由七个理事国的多数票决定；在其他问题上大国仍拥有否决权。关于会员国问题，苏联也做了让步，同意由16个减为2个。 这样， 组建联合国的障碍基本被清除了。在这一时期，苏联还参加了1944 年7月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举行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同意参加将于战后组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苏联的这些行动表明，它准备在战后加入美国设计的世界政治体系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承认美国居领导地位的战后世界秩序。表明苏联不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象一战后那样把推进革命放在首位，而是要继续同资本主义国家合作，推进维护和平，发展经济的事业。
斯大林的明智决策使苏联在大战结束时，其国际地位比战前有明显的提高。苏联越过英国，以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身份登上世界舞台。苏联争得西方的某种承认和尊重，以崭新的面貌参与国际事务的安排，规划东西方的合作。这一胜利首先是苏联军民英勇战斗，击败法西斯国家的结果。它也是苏联外交政策适应时代潮流的结果。
1945年春夏随着大战的结束，国际形势发生剧变。苏联同西方的关系由相互妥协，加深合作转为实力较量，走向对抗。1945年4月， 杜鲁门接任美国总统。他更多地从美国一国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理会美苏对立可能给美国带来的恶果。他认为苏联崇奉强权政治，认为美国有力量迫使苏联按美国的解释来贯彻雅尔塔协定。他虽不指望苏联会全听美国的，但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得到百分之八十五的成功”。〔6 〕根据这一看法， 杜鲁门上台不久就向苏施加赤裸裸的政治压力。 1945年4月23日，杜鲁门第一次接见莫洛托夫时公开威胁说， 如果不能执行雅尔塔会议关于波兰的决议，不建立民主的临时政府，就会严重地动摇对三国政府（美、英、苏）团结一致的信心以及它们在将来象过去一样继续合作的决心。〔7〕苏联对美国态度的改变似乎准备不足， 十分震惊。苏联认为，当时的形势发展使自己处于比雅尔塔会议时更为有利的地位。由于红军已占领波兰，苏联可以不必履行过去在波兰问题上的让步，不必理睬西方的民主原则，不必照顾西方在波兰的利益和影响。它本应着手一步一步排挤西方和流亡政府在波兰的影响。可是，在苏联尚未开始这样做的时候，美国竟然先指责起苏联来。斯大林十分忿怒，第二天就回电杜鲁门，拒绝作任何让步。他说，卢布林政府应是未来波兰政府的“核心，即主要部分”，美要求建立“民主政府”，实质就是“不同意苏联有权利使波兰有一个同苏联友好的政府”，就是“要求我抛弃安全上的利益”。〔8 〕美苏的互相指责几乎导致两国的公开分裂。5月，美国派霍普金斯到莫斯科寻求新的妥协。 斯大林不愿同盟破裂，作了一些让步。他表示无意把苏维埃制度输出到波兰，答应从波兰政府内阁中让出4个席位给那些被排斥在临时政府之外的民主人士， 并提到可以接纳米科拉伊奇克为政府新成员之一。6月28日， 波兰组成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在21名部长中有7名是民主人士代表。7月5日， 美英鉴于波兰在苏军占领之下，只得承认这一政府。苏联凭借军事力量在波兰政府组成问题上取得了胜利。
苏联在组建联合国问题采取了较为妥协的态度。它应美国要求，决定改变初衷，派莫洛托夫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会上，苏联要求邀请波兰临时政府参加成立大会，反对阿根廷出席会议。两项均遭否决。莫洛托夫于5月初忿然回国。但在行前拜访了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 表示虽感失望，但苏联愿意合作使旧金山会议成功，即默认了上述否决。随后，大国否决权问题引起激烈争论。苏联作出让步，同意任何一个大国在表决各种争端问题是否列入安理会议程时，不拥有否决权。6月17 日，会议再次濒临失败的边缘。苏联反对联合国大会有权讨论国际关系范围内的任何问题，要求“以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为限”。20日，斯大林慨然让步，“他认为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他们应当接受美国的立场”。〔9〕苏联最终接受和参加了联合国。 这使美国关系有所改善。
5月，德国战败投降。7月17日—8月2日，三大国首脑在波茨坦聚会。会上讨论了德国问题。苏联的对德政策不同于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它不想完全控制德国东部地区。在波茨坦会议前，斯大林就同意西方军队开进红军占领的柏林，由四大国共管这个城市。会上，他又同西方达成关于管制德国的基本原则。斯大林最关心的是从德国得到更多的赔款，坚持要得到德国200亿美元赔款的一半。西方不想确定赔款总额， 只主张规定各国得到德国剩余设备的百分比。斯大林再次让了步，基本同意了西方的意见。
当讨论到波兰等东欧国家问题时，苏联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坚决要求把奥得—西尼斯河作为波德的边界线。7月21日， 杜鲁门得知原子弹试爆成功的详情后便向苏施加压力，说如果波兰拿走德国领土，“如果德国被瓜分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赔偿和其他问题”。24日，又告知斯大林，美国制造了“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10〕斯大林由此愈发感到要依靠军事力量同美国打交道。既然红军已占领了波兰和德国东部地区，苏联就坚决要求以奥得—西尼斯河为波德边界，毫不退让。美国气忿，却不得不退让。7月30日，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私下向莫洛托夫表示，美国愿意满足苏联对波兰西部疆界的要求，但希望苏联保证盟国报社记者能自由采访罗匈保的选举。莫洛托夫拒绝接受这一建议。最后，三国达成的协议宣布，波兰政府临时管辖奥得—西尼斯河以东地区。西方实际默认了苏联的要求。
1945年底，苏联作了些不大的让步。匈牙利临时政府决定于11 月4日举行民主选举。美英在11月2日就承认了它。罗马尼亚政府于1946年1月7日吸收两个反对党中的两名次要人物入阁， 并许诺尽快举行公民选举。西方于2月5日承认了改组后的格罗查政府。保加利亚于1946年举行大选。美英指责其不公正，拒不承认新成立的季米特洛夫政府，但也无力改变保加利亚的状况。
至此，苏联在东欧获得巨大胜利。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边界和政府组成问题基本都是按苏联意愿解决的。这些国家都落在苏联的直接控制之下，而西方在这些国家中的影响却大部被排除。苏联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了它在1944年苏联关于划分巴尔干地区势力范围的协议和1945年雅尔塔协议中所争到的利益。
苏联的这一胜利说明它的外交政策在雅尔塔会议后发生巨大变化。它不再把主要力量用于如何保持同美英的同盟与合作，而是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扩展自己在东欧的影响和地位。它过高估计了军事力量作用。认为红军占领了东欧国家，就有权“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它的军队所能达到的任何地方”，〔11〕他国无权干涉。苏联没看到经济因素在战后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忽视了自己在这方面的重大弱点，因而，没有能象在雅尔塔会议上那样，继续对西方作某些让步。或者说，它过高估计了自己在雅尔塔会议上的胜利，对西方在雅尔塔的让步没有给以必要的回报，反而要求更多的东西。苏联外交政策的改变也同它对形势估计错误有关。苏联认为美国在战后会很快就从欧洲撤退，认为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美国经济在战后会因找不到足够的市场而陷于危机，而英国由于战争的消耗会不断衰落下去。因此，苏联日益轻视同美英的同盟，认为它靠不住，起不了决定性作用。
苏联的这一决策是短见的，因为它不符合时代的潮流。苏联的胜利是表面的，因为这一胜利实际意味着未来的挫折与失败。它使实力强大得多的美国重新燃起对苏的疑惧，引出美对苏态度的日益强硬。美愈来愈站在英国一边联合反苏。
苏联领导人看到美英领导人态度的变化，勾起他们对西方的完全不信任。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半年就公开宣布，新的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成分”，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那些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要用武力来改变这种情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斯大林认为，第二次大战的结果证明，“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充分的生命力”。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钢铁、煤炭、石油的产量提高三倍，“只有这样才可以认为，我们祖国有了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12〕斯大林的这一演说标志着苏联对西方政策的根本转变。苏联认为同美英的合作是在战时条件下形成的，根本不可能在和平时期继续下去，当时已告结束。世界形势基本回到二战前的态势，回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彼此生死搏斗的时代。因此，苏联应象战前那样把战争和革命放在首位。莫洛托夫提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需要时可以在其他国家发动武装起义，需要时也可以发动战争”。他说：“斯大林是这样分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使一个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奴役。第二次世界大战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体系，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一劳永逸地埋葬帝国主义”，莫洛托夫还说：“人们希望过点舒心的日子，战争刚过去”，但是，“要是为了平静地生活，那还要布尔什维克干什么？那最好是社会民主党人”。〔13〕从莫洛托夫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斯大林的演讲实际是向全体苏联人民宣布，大战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可怕的，甚至是可以欢迎的。苏联人民要继续勒紧裤带，全力发展重工业扩充军备，以迎接必将到来的战争与革命，最终埋葬帝国主义。谁要是想过“舒心的日子”，关心和平与发展的问题，那就是修正主义。
西方对斯大林演说的反应十分强烈。美国民主党自由派的一位知名人士、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称它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14〕丘吉尔于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发表反苏演说，抨击斯大林的讲话。他说：“我并不接受这种想法，认为一场新的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希望的是“权力与主义的无限扩张”，“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丘吉尔醉心于战前的老皇历，号召美国及一切讲英语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十字军，以原子武器为后盾在联合国之外，共同对付苏联。斯大林立即予以回击。13日在答记者问时说，丘吉尔象希特勒那样，“从散布种族论开始”，“干他们发动战争的勾当”。假如他们能组织起“新的进军讨伐东欧”，“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象26年前一样被击溃”。 〔15〕美国政府没有公开表态支持丘吉尔，但在此事后不久就解除了主张同苏友好的商务部长华莱士的职务。这表明苏美关系在恶化。与此同时，苏美双方在德国问题上的争执日益公开化。1946年5月3日，美国通知苏联，停止把美占区内德国剩余设备转交给它，直到苏联同意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来管理时再恢复。苏联报刊展开声势浩大的抗议宣传活动。
苏美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对抗也日趋激烈。苏联曾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同美国达成协议，共同组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但到1946年，苏联拒绝批准这一协议，不参加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同年苏联政府批准第四个五年计划，把发展重工业放在优先地位，以确保自己的独立经济体系的运转和军事力量的强大。这一年下半年，苏联国内开展了激烈的反对世界主义思想运动，批判各种西方思潮。
1947年3月，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 不点名地把苏联称为“极权政体”，说它“危害着美国的安全”，宣称美国将支持各国反对把极权政体强加给他们的“侵犯行动”。杜鲁门在这里实际是向世界宣布：苏联是美国的敌人，美国将在世界各地打击苏联的“侵犯活动”。9月，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宣布以美国为主导力量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与新民主主义国家为基础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直接对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和侵略。从此，苏联同美英的合作同盟公开破裂。出现了对苏联极为不利的局面——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结盟共同对付苏联。
苏美的同盟合作转为冷战对抗，很多人说这是不可避免的。苏美双方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国家利益如此不同，在共同敌人被打败后，要继续维持同盟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不能把它绝对化。因为维持和促进战后的和平与发展不仅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对苏美双方都有利。两国可以也应该继续某种妥协合作。可惜，这不为苏美当时领导人所理解。他们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分重视各自的民族利益，因此，战时同盟很快就瓦解，而对抗迅速激烈起来。历史上，结盟国家在战争胜利后继续维持原先紧密合作的不多，但象苏美这样立即反目的也少见。这不能不说是双方领导人短见和失误促成的。就苏联而言，它走上冷战道路有一定被迫的成分，但是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失误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新的可能性——在和平与发展中崛起，通过进入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争取安全与现代化。苏联不去积极争取这一发展前景，反而批判和否定了这条道路。虽说苏联在同西方抗争中还注意了某种分寸，没有退出联合国，没有重建共产国际，没有把冷战变成热战，但是它没有继续妥协让步，协调同美英等国的关系，而是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依靠军事优势不顾对方地争夺自己的利益。它没有全力推迟分裂的发生，而是在某些方面促进冷战的到来，欢迎冷战的到来。它没有设法缓和对抗的程度，而是以孤立为光荣，同西方展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斗争，把两国的矛盾扩展为两大阵营的搏斗。
苏联走上冷战道路后，表面上取得很大胜利。它在封闭中发展了自己的独立的社会经济体系，强化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对抗中成长为超级大国。但是，代价极其巨大。苏联不得不牺牲各种利益，全力扩展军备应付冷战。使原有的经济发展畸形、体制不健全，思想僵化，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等问题更严重，使它失去了全面调整的机遇。另外，苏联还不得不在脱离世界经济体系情况下孤立发展，使原来就落后的科技经济更加落后，同西方的差距在很多方面不断扩大，最后在冷战中败下阵来。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苏联的外交没有及时跟上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它的外交政策由正确转为失误，它的国际处境由十分有利变为非常孤立和困难。最后虽然争得军备竞赛的赢家，却成为时代发展中的输家。
注释：
〔1〕葛罗米柯：《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14页。
〔2〕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第3分册， 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40页。
〔3〕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下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3年版，第819页。
〔4〕〔5〕《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8、219、216页。
〔6〕《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62页。
〔7 〕苏联外交部编：《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8年版， 第221页。
〔8〕苏联外交部编：《通信集》，第2卷，第221—222页。
〔9〕金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卷，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582页。
〔10〕《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295、353页。
〔11〕转引自尼克松：《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12〕斯大林：《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88、489、491、499。
〔13〕转引自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 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574、109、375页。
〔14〕米里斯主编：《福雷斯特尔日记》（Millis, Walter(ed.)）, The Forrestal Diaries），伦敦1952年版，第134、141页。
〔15〕斯大林：《就丘吉尔先生的演说答〈真理报〉记者问》，《斯大林文集》，第497、5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