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东欧演变的若干历史思考
阚思静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5年05期第41-49页
【作者简介】阚思静，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
东欧演变是一个与现实紧密相关的历史课题，它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由于发生的事件与今天相隔太近，人们对其评价免不了会掺杂过多的主观感情和功利因素的偏见，要把握住本质、贴近真理的思考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兹试择若干问题分述如下，以求教同行。
一、拓宽审视角的空间
近5年来东欧政局持续演进， 斑驳陆离的现实画卷为我们拓宽了审视角的空间。
民主德国归并西德，成为统一德国的组成部分，南联邦解体，一分为五，陷入内战；其余波、匈、捷、斯〔1〕、罗、保、阿7国开始了实质上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根本性变革。按照西方模式，政治上引进多党制，建立议会民主政体；经济上确立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和退地还主的农业损失补偿法。
依据欧洲复兴和投资银行统计数字显示，截止1993年各国私有经济创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捷克56.3%，波兰56%，匈牙利50%，斯洛伐克55%，罗马尼亚38%，保加利亚25%各国经济转轨中都出现了生产大滑坡、国民经济生活秩序严重紊乱的现象。依据联合国和欧共体的调查数据，1989—1991年的3年间， 这个地区各国国内生产总值较剧变前下降了1/3，工业生产下降40%，1992 —1994 年又分别下降了10 %和6%。农业生产较剧变前下降了20%。由于当局强行实施农业非集 体化的结果，造成了“耕者无其田，有田无人耕”的混乱局面。如匈牙利，农业合作社35.2%的土地和60%的财产被征用于退赔和补偿，使土地和财产落入非农业生产者手中。匈农业生产产值1993年比1989年下降了33%。卡达尔时代匈农业年均增长率为5.5%、人均粮食1.3—1. 4吨，名列世界第4位的优势已不复存在。波1500个大型农场解体， 人们竞相弃农经商或改行其他赢利职业，大面积土地荒芜，以致不得不从境外雇进农工来操作农业。
各国经济转轨采用的战略方式不尽相同，但无论是波兰型的休克疗法，还是匈牙利的循序渐进法都正在经历着转轨中如何摆脱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各种经济调控手段正纳入市场规则运作，西方式的市场经济模式正在逐步形成。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各国经济已经呈现复苏，国内生产总值有了微升的势头。波兰最先走出低谷，1992—1994年3 年内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2.6%，3.8%和5%；其余各国以1994年的统计， 捷、匈增幅为2—3%，斯为4.8%。（以上4国西方称之为维谢格拉德集团），罗为3.4%，保2%，阿12%。但是总的说来，上述国家都还未能达到剧变前的水平。如阿1993年人均国内产值302美元，还不及1990 年的一半。捷1994年国内产值只及1989年的82%。
不难看出，在东欧各国经济转轨趋向稳定、资本主义制度重新确立之后，经济可能会有所恢复和发展。据西方经济机构预测，这一过程只有到21世纪才能见分晓。最近，匈科学院著名院士拜莱德·T ·伊万撰文称，东欧经济“到2000年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恢复到1988年的水平。”〔2〕
最近，东欧形势发展出现新的动向，左翼政党抬头。继1993年9 月波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后，1994年5月和12月， 匈和保社会党陆续上台执政；斯洛伐克和德国东部地区社会党亦日趋坐大。昔日波、匈、 保3国取代共产党政权的“民主制度”仅3—4年的光景就先后垮台，形势发展何其迅猛！之前，各国社会党尚处于在野党或议会反对党的地位，对未来大选的前景充满沮丧和失落感。1991年笔者采访匈社会党副主席，他预测下届大选（1994年）社会党最多也只能获得与上届大选相近的选票（即8%），也有可能被极右派击败，社会党根本不复存在了。 现在形势出现了180度的转变，这对社会党说来应是始料未及的。
西方媒体曾一度甚嚣尘上，担心东欧“共产主义又卷土重来”。但未曾许久，自认杞忧，逐渐平息，断定当今社会党执政并不意味着昔日共产党的重新统治。诚然，东欧社会党虽有作为共产党人的经历，但他们早已自觉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原则，成为社会党国际的信徒，在更迭共产党政权的“剧变”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现执政的社会党把仍坚持马克思传统的共产党派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加以反对和攻击。
总之，近年来东欧复杂曲折的历程为我们展示了可资比较的多层次多方位的空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现在回过头来反思原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总结其是非得失，比起过去就有了更为丰富、更为扎实的客观基础。
二、历史的共性：先天不足
二战前，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都属于欧洲资本主义体系。他们是在怎样的情况和条件下建立起共产党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呢？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溯源有助于揭示40多年后东欧剧变诸多复杂因素前后对应的缘由。
二次世界大战中，东欧各国有的加入轴心国，有的被德意法西斯占领。战后东欧各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主要不是靠自己打出来的，而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随着苏军解放了这些国家，共产党才得以上台执政。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虽然单独领导了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但也是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大气候下取胜的。根据雅尔塔协定，上述东欧各国被划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为东欧各国共产党执政带来了先天不足的历史共性。
把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是“外来势力强加给东欧的斯大林主义”这一历史积怨一直沉淀在民族意识的深层，在1947—48年，1956年和1968年曾以不同形式的对抗力图摆脱苏联的控制，直至80、90年代之交伴随着各国经济、政治的危机而总爆发了出来。
二战前，东欧各国除捷克名列世界十大工业国之外，其余各国均属比较落后的农业国（保、南、阿、罗）或农业工业国（波、匈），政治上大都是君主立宪制或军人独裁的资本主义国家；1918年波、捷仿效西方议会制建立了共和国。因此，摆在东欧各国面前的是如何解决好在饱经战争浩劫、生产力低下、资本主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课题。东欧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哥穆尔卡、哥特瓦尔特等立足本国国情提出建立有别于苏维埃制度的新型的人民民主模式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他们接纳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各派政治势力，组建了广泛的民族民主阵线的联合政府，实行适合特定历史阶段的民主改革。1945—48年，东欧各国对人民民主模式的探索开创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一种实践，无疑都是有益的，因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但是，这种探索不能不受到当时国际局势的制约和干扰。1947年东西方大国拉开了冷战的序幕：3月， 美国总统杜鲁门开始推行针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和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与之相抗衡，9 月在斯大林操纵下成立了欧洲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斯大林敦促东欧各国只能严格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随即把桀傲不驯的铁托开除出情报局并制裁了南斯拉夫。苏南冲突国际化带来的后果是，凡不按苏联模式、坚持走民族道路的共产党领导人均被扣上“反苏”、“右倾民族主义分子”、“铁托分子”等罪名而加以清洗，从而完全堵塞了东欧各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多样性的探索途径。
战后初期，在东欧各国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是几个阶级联合组阁的政府和实行多党议会的民主政体，经济上是国有、集体、私营和小生产的多种经济混合并存。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虽是共产党一党制，但流亡国外的君主立宪势力与之相对峙，而多种经济所有制同其它国家则是相同的。为此，上述8国在政治、经济， 乃至意识形态方面都始终存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反复较量和斗争，由人民民主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按当年各国党领导人的看法，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可是，1947—1948年，东欧政局出现了突变，共产党在大选中取得了执政的地位，各国普遍建立了无产阶级一党专政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场胜负的突变进程潜藏了至今还为东欧人民所诟病的道德和道义上的危机。这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是“谁胜谁负”问题。解放初期，罗、匈、波、捷、保各国共产党在议会中仅占少数，在政府中共产党只担任若干部门部长或国家首脑（国会主席和总理）的副职。可是在1947年几乎在同一时期内各国都披露了盟军驻欧军事部门苏联当局破获的一批试图发动政变的亲西方的“阴谋集团”和“反革命集团”。涉嫌与案件有关的是一大批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甚至包括国会主席或总理，遂即有的被捕入狱，有的流亡国外，他们所在的团体也被取缔或解散。共产党组成左翼联盟在议会中开展强大的舆论攻势，迫使议会开除右派党团代表。在这样特定的氛围下，各民主党派四分五裂，被迫另行改组或停止活动自行消亡。到1949年春各国就成了一党专政（罗、匈、民德、南、阿），有的虽残存其他党派，但已名存实亡，犹如摆设（波、保、捷）。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各国学者和知名人士对这段历史秘案提出了种种质疑，公开指责当年立案缺乏有力的证据，尽管某些活动涉嫌人物有亲西方的思想内因，但所网罗的政变事实颇有人为捏造之嫌。此外，有人更进一步指出，这是共产党当年为翦除异己而玩弄的权宜之计。这些言论即使在社会稳定时期也公开见诸书报杂志。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1989年剧变前夕某些国家出现要求恢复到1945年联合政府各党派共同执政的口号，盖源于此。
第二件事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合并。1948年东欧各国几乎在同一时间实行两党合并，作为迈向社会主义转折的重大标志。东欧社会民主党产生在巴黎公社之后的19世纪70年代。最初称为工人党，90年代更名为社会民主党或称社会党，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在有的国家还取得了执政的地位。它们历史悠久、党员众多，在工会组织中拥有很大势力，其影响比后来成立的共产党要大得多。这些政党深受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熏陶和浸透，逐渐分化为改良派和革命派。一战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洲革命形势的促使下，东欧各国的马列主义者联合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先后成立了共产党，参加第三国际。1919年3月21 日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匈社会党并联合夺权，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失败后两党分裂。本世纪20—30年代，东欧共产党受共产国际左倾思潮影响，从事过激的冒险行动，旋被各国当局所取缔；除捷共仍保留合法地位外，其余各国共产党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其人数和作用远远不及取得合法地位的社会党。有的共产党人跨党加入社会党开展有限的活动。由此可见，在东欧工运历史中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源远流长。
1948年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再次采取组织上的简单合并并没有取得思想上的统一。各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全面抄袭斯大林教条主义的理论作为建党治国的指导思想，其中之一就是随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阶级斗争必然会越来越尖锐，而主要危险是来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于是他们采取“溶化”社会民主党的步骤，不断发动清查运动，把社会民主党人从各级领导班子中加以清除，乃至肉体上消灭，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时隐时现的潜伏在党内，在各个重大历史时期都以不同方式得以传播。60年代中期东欧各国着手平反社会党的冤案，并同社会党国际改善关系，随后又同社会党执政的西德建立了外交关系。以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为代表的“新东方政策”在各国党内得以滋生的土壤和气候。80年代末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新形势下复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以上情况说明，东欧共产党执政命运是与苏联国际大背景息息相关，以后的态势也脱离不了沿着这一历史共性的逻辑发展。
三、东欧与苏联
东欧各国地理上位于苏联和西欧之间，在东西方冷战加剧的形势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既要受制于苏联大国，又要面临欧洲西方强国的进攻——东欧无疑是东西方集团矛盾的一个集中点。这一特殊的共性决定了外部环境，尤其是苏联大国对东欧政局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战后，东欧各国的建设需要仰承苏联大国的支撑。苏联的经济援助和双边贸易活动为东欧增强综合国力打下了物质基础。各国约80—90%的石油、电力和能源要依靠苏联提供，各国50—60%的出口贸易也是同苏联成交的。特别是在第一、二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经援起了重大的作用。进入70年代后，一些国家逐步向西方拓宽贸易渠道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虽然有所发展，但数额有限，如匈、保两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分别占贸易总额的24.5%和12—13%，还无法摆脱封闭型的经互会市场的束缚。苏联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加大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一体化”的力度，通过“华约”和“经互会”加紧对东欧的钳制。
现在就苏联领导人执政的不同时期来加以说明：
从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 赫鲁晓夫执政的这一时期，苏共在指导思想和路线上做了重大的调整，提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论断，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当和平共处；肯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民族特点和具体历史条件的重要性；苏南关系的恢复和改善为东欧各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松了绑。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个人迷信和违法案件的秘密报告为西方授之以柄，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反共高潮。东欧各国再次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不得不承受西方反共势力的挑战和干扰。继1953年东柏林工人骚乱之后，1956年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同年10月匈牙利事件，以及1961年民德构筑柏林墙后的边境流血事件等等，都成了与苏联有关的似了未了的历史积案。
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也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议，苏联利别尔曼经济学的讨论无疑给东欧探索改革之路带来了新的希望，但这种探索是有一定限度的。勃氏推行大国霸权主义的“有限主权论”，终于在1968年8 月以明火执仗的武力镇压了捷克“布拉格之春”运动，扼杀了这个国家方兴未艾的改革运动，也给当时波、匈、保、民德等正在酝酿和实行的改革进程带来消极的负面影响。
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1987年提出“新的政治思维”。是时苏联国力衰竭，他抛弃了前任大国霸权主义的“有限主权论”，主张苏联与东欧的关系应建立在“自由选择”、“绝对平等”和“互利合作”的原则基础上，给东欧各国带来了一定宽松的政治氛围。在这特定的条件下，戈氏“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逐渐在东欧各国舆论中起了导向和催化的作用，成了东欧执政的共产党内部裂变为各种反对党派别的政治旗帜，他的“民主化”和“公开性”被利用为取代共产党政权更迭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武器。1988年6月苏共19 次代表会议到1990年7月苏共28 大期间戈氏炮制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被确立为苏共纲领和基本的政治路线，这都进一步加快和深化了东欧演变的进程。
长期以来东欧共产党领导人唯苏联马首是瞻，亦步亦趋，丢掉了民族的旗帜。前保共总书记日夫科夫在历史反思中说道：“我们曾像是被戴上眼罩的马一样反复说，社会主义只能来自俄罗斯”。所以在东欧人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往往是已被扭曲异化为苏联强加的产物。
东欧是东西方军事集团对峙的前沿。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民族潮流时起时伏，而又同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交结在一起。东欧历次重大的社会动乱无不呈现出这种盘根错节的复杂局面。东欧各党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认真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去妥善地解决问题，而是动辄依仗苏军的武力镇压，致使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改革的呼声未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有效的疏导，极大地挫伤了民族感情和自尊这种孕育着社会道德和道义危机，当时局稳定时是以隐蔽的方法潜伏着，一旦出了乱子就会像火山般地爆发出来。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布拉格之春”和民德的“柏林墙”等等历史积案不可避免地都成了1989 —1990年之交各国政治危机的引爆点。
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
1956年的波匈事件，彻底暴露了全盘照搬适合战争年代的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所造成的严重危机。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和经济竞争成了主旋律；这就促使东欧各国领导人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问题。
东欧各国中，波兰、匈牙利率先进行改革，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思想和理论上的指导原则。1958年波经济学家提出中央计划与分散管理相结合的构想，这是在吸取南斯拉夫分权型经济模式的基础上发展为集权与分散相结合的蓝图。这一构想浅尝辄止，但却为匈所认同和加以发展。60年代中期，匈牙利提出了中央计划管理同商品关系和市场作用相结合的原则，1968年1月进入全面实施。是年4月捷克斯洛伐克通过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纲领，其广度和深度都比东欧其他国家高出一筹；这场号称“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虽然被扼杀在摇蓝里，但在东欧社会主义改革史上是不可泯灭的。70—80年代，除了阿尔巴尼亚外，东欧七国先后不同程度地卷进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之中，形成不可逆转的态势。
东欧经济改革的主要思路是，要在经济领域内放宽自由权、主动权，建立有控制的市场经济，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把企业经营效益同企业和劳动者的实际利益紧密挂钩，利润成了企业的活动中心。国家用贸易制度代替由官方统配原料和产品的做法，运用利润、价格、税收、分配和汇率等经济手段来调节企业的活动，使企业生产适应国民经济计划的运转轨道，使社会主义计划变得更加灵活有效。
这里有个观念上的更新：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从事商品生产的社会，商品与货币关系的发达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改革要给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广阔的场所，运用市场的竞争机制促使当时粗放型生产已陷入枯竭困境的东欧各国经济焕发生机。总之，这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也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一大革命。
东欧改革几起几落，各国起步进展不同，改革的深浅粗细各异，经历了好几个回合。
一般说来，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各国经济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以改革最先起步的波匈为例，波在70年代头3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0 %，工业年均增长12%，农业6%，职工收入年增长7.6%； 匈在改革头 5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5%，工业7%，农业5.5%，职工收入增幅6. 5%以上。这与经改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有关，又由于当时国际贸易市场价格稳定带来了好的机遇。
1973年秋，以石油危机为征兆的世界能源危机爆发和国际贸易市场恶化，70年代后5年间各国国民收入逐年回落。波由1976年增长6.8%，以后逐年只增长2.2%，匈很勉强地停留在年增长6%；捷由年增长5. 5%下降到逐年只增长3.3%左右；罗则由11.4%下降到7%以下。是时已潜伏了以后难以逆转的经济危机。
进入80年代重振旗鼓的东欧各国改革全面铺开。波匈经济曾出现过短暂的复苏，但很快又被1983年世界第二次能源危机所冲垮。 剧变前5年，波国民收入年增长在4.9%—2%上下起伏，低于1980年的10%以上；匈在2%—1%—0.6%左右徘徊；捷也只在2%左右转；南继续负增长。7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的兆头是时已开始明朗化了。
下面仅就经济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等深层次问题探究危机的主因、内因。
（1）发展战略问题。 东欧长期仿效苏联实行的是以速度为中心的赶超战略。赫鲁晓夫在1961年宣布要在20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勃列日涅夫则在1967年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当时苏联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东欧各国尾随之后也提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波1971年提出“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战略，并于1975年12月宣布“已进入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匈1975年提出用15—20年时间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罗提出198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继而于2000年进入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都是在各国已呈现经济衰落、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所提出的发展战略。
各国高速发展战略又都是建立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方位上运转。各国不顾自然资源、科技和资金不足等条件，贪大求全地去建立以冶金工业为龙头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片面超速发展重工业是以牺牲农业、轻工和压低消费为代价的，这就造成农、轻、重之间，尤其是农业与重工业之间比例的严重失调。罗缺乏铁矿砂和炼焦煤，但硬要兴建年产一千万吨钢的钢铁工业。1951—1980年罗工业总产值增32倍，农业仅2.3倍。波在同期重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0 .5%，农业仅为1.8%。保在70年代10年中重工业年增长率为8.6%，农业仅为1.9%。农业投资从70年代的15%下降到80年代的6—9%。 食品和轻工的投资从70年代的10%下降到80年代的3—4%。据统计，剧变前10年，东欧各国甲类工业（生产资料生产）和乙类工业（消费品生产）投资比重大约保持在4:1之间；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分别为3/4和1.4。 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造成农业长期滞后，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
捷、民德原有工业基础较好，其余各国工业基础均较薄弱。实行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的发展重工业，其结果投资规模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紧张。高消耗、低效益的重工业陷入粗放型经济日益枯竭的困境，成了国民经济沉重的包袱。匈虽在60年代大力发展农业，但它对工业企业的结构改革从未动过真格。所以匈也无法摆脱上述弊端的困扰。
70年代面对世界能源危机的挑战，各国未能作出适时调整经济政策的应变措施。他们囿于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合”与“自动适合”的理论，自信计划经济本身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发生不利变化时不受影响，且误测为这场危机的影响是短暂的。直到80年代第二次世界能源危机爆发才开始醒悟，但为时已晚；问题积重难返，已乏回天之力。总之，东欧各国都未能处理、协调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2）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 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上究竟是要计划，还是要市场；是以计划为主，还是以市场为主，二者又如何有机结合，各国始终存在着争议和矛盾。情况顺利时，多向建立市场机制倾斜；情况不利时，又强调计划，向指令性计划回归。这是由于传统的产品经济观影响的结果。匈、波经改曾改变了中央指令性计划，部分地触动旧体制，但在改革中没有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为取向的经改目标，总体设想只是建立产品的自由市场，而无劳动和资本的自由市场，新旧体制长期杂陈并存，使改革一波三折。
改革进程中，企业的固有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日益尖锐。采矿、电子、冶金机械、石油工业等国有大型企业亏损面越来越大，濒临于破产的边缘。如何搞好大型国有企业成了坚持改革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各国对经营不善的亏损大企业不是向市场引导扭亏为盈，而是由国家直接包揽扶植。如匈从1973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的50家大型企业（拥有70万工人，其产量占全国工业产量的50%，占出口产量的60%）每年不惜以2000亿福林，即占国家预算开支35%的资金来补贴其生存。保全国有1／4的企业也是靠国家补贴过日子，补贴资金高达5.67亿列弗，相当于预算支出的25%。其结果严重地阻碍了企业的结构改革，也窒息了市场机制的运转，最后导致改革的停滞。这种情况在其他各国也都普遍存在。国有大企业躺在国家身上继续“吃大锅饭”，不思改革。企业重实物产量轻价值核算，产品库压剧增，生产上不去，技术更新换代慢，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1966年捷的世界名优产品占全国产品的12.1%，到1978年仅占2%；1987 年累积库压产品达6500亿克朗，为当年国家预算的3倍。
东欧各国领导人指导思想上仍保留“一大二公”的传统观念，认为越大越是社会主义，而不管效益如何。70年代保、阿又把合作社归并为农工综合体，促使集体所有制“融合”到国家所有制。各国改革尽管有过建立国有经济为主体和其他多种形式所有制为辅助的总思路，但私有化进展缓慢，收效甚微。据统计，1986年各国公有经济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保、阿99.9%，匈94.5%，民德96.5%，波81.8%，罗95.8%，捷99.4%。这种所有制关系的单一化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3）财政补贴与外债问题。改革进程中，匈、 波等国为培育建立市场机制，在不同阶段多次放开过价格，自由价格面逐渐扩大。但随着经济衰落，人民对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日增，为了安抚群众情绪和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各国长期违背价值规律，不惜实行大量的补贴政策和举借外债的办法，来稳定物价，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这种“饮鸠止渴”的短期政策不仅使改革倒退，而且更加触发了经济危机，达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80年代，各国用于居民生活资料的财政补贴均超过预算支出的30%。波仅用于食品补贴的费用由70年代占国家预算支出的20%基础上又翻了一番，高达40%以上。保的财政补贴占预算支出的33%左右。捷每年拨给农业和交通方面的补贴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5%。民德用于各种补贴的费用更是超过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总额。
在向西方举借外债方面更是惊人。1971—1981年10年中，东欧地区的外债猛增5—28倍。随后更是扶摇直上，截止1989年底， 各国外债的指数是，波为410亿美元（人均外债1055美元），匈为207亿美元（人均2000美元，居东欧国家之首），民德为184亿美元，保为110亿美元，捷为74亿美元。南1981年为201亿美元，罗1981—1985年间为140亿美元。80年代进入还债高峰期，年还债率均超过25%，波甚至高达106%， 大大超过了偿付能力。各国为了还债捉襟见肘，疲于应付，不得不乞求西方推迟还债，或被迫向西方做种种让步；罗则要老百姓勒紧裤带强行还债，当齐奥塞斯库自我夸耀已甩掉了外债包袱时，也正是自身垮台之日。
短暂的“虚假繁荣”随着矛盾的激化而烟消云散。从1987年下半年到1989年底之间，东欧各国领导人面对经济急剧恶化的形势束手无策，改革方寸大乱。波的改革屡遭团结工会的冲击而陷入瘫痪；匈的改革时断时续而无计可施；保、捷的改革尽在文山会海里兜圈子；民德的改革半途而废，甚至收紧原已放宽的某些政策；罗则转而大批“市场社会主义”，全面放弃改革；阿始终反对改革，保持封闭型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与此同时，竞相探索改革危机和寻求国家出路为宗旨的各种政治派别蜂涌而出，要求共产党下台的呼声迭起。在内外交困下，各国都把全面加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应急措施提上日程。1989年5、6月开始，各国的改革已不是沿着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途径发展而是朝着资本主义的方位逆转。
80—90年代之交，东欧各国政局风云突变，扑朔迷离，但还是有轨迹可寻的。主要是经济状况恶化，改革陷进了死胡同，各种矛盾激化已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而引起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思想方面的大动荡，导致共产党政权的丧失。
二战后，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以空前的速度增强了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它们并不是我们过去所想像的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而是具有极大的生命力；恰恰相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却偃旗息鼓，黯淡失色。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去认真思考。二战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实力超过奥地利，是名列世界前10名的工业富国；到了1989年两国对调了方位：奥人均国民收入为17,820美元，占世界第11位，而捷人均国民收入不足5000美元，跌到世界第33位。保加利亚与邻国希腊人口、面积、自然资源相当，长时期内两国人均国民收入也近似，到了80年代，保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希腊的54.8%。上述这种强烈的反差给人以启示，说明世界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需要适应时代变迁以求生存和发展的自我完善的变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 〕那种沉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和“自动适合”的理论误区里墨守成规，不思变革，其结果必然要受到优胜劣汰客观规律的惩罚。
注释：
〔1〕1992年6月19日捷克斯洛伐克分成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
〔2〕《中欧损失了十年》，见匈《民族报》，1995年5月3日。
〔3〕《马恩全集》第27卷，第443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5年05期第41-49页
【作者简介】阚思静，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
一、拓宽审视角的空间
近5年来东欧政局持续演进， 斑驳陆离的现实画卷为我们拓宽了审视角的空间。
民主德国归并西德，成为统一德国的组成部分，南联邦解体，一分为五，陷入内战；其余波、匈、捷、斯〔1〕、罗、保、阿7国开始了实质上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根本性变革。按照西方模式，政治上引进多党制，建立议会民主政体；经济上确立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和退地还主的农业损失补偿法。
依据欧洲复兴和投资银行统计数字显示，截止1993年各国私有经济创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捷克56.3%，波兰56%，匈牙利50%，斯洛伐克55%，罗马尼亚38%，保加利亚25%各国经济转轨中都出现了生产大滑坡、国民经济生活秩序严重紊乱的现象。依据联合国和欧共体的调查数据，1989—1991年的3年间， 这个地区各国国内生产总值较剧变前下降了1/3，工业生产下降40%，1992 —1994 年又分别下降了10 %和6%。农业生产较剧变前下降了20%。由于当局强行实施农业非集 体化的结果，造成了“耕者无其田，有田无人耕”的混乱局面。如匈牙利，农业合作社35.2%的土地和60%的财产被征用于退赔和补偿，使土地和财产落入非农业生产者手中。匈农业生产产值1993年比1989年下降了33%。卡达尔时代匈农业年均增长率为5.5%、人均粮食1.3—1. 4吨，名列世界第4位的优势已不复存在。波1500个大型农场解体， 人们竞相弃农经商或改行其他赢利职业，大面积土地荒芜，以致不得不从境外雇进农工来操作农业。
各国经济转轨采用的战略方式不尽相同，但无论是波兰型的休克疗法，还是匈牙利的循序渐进法都正在经历着转轨中如何摆脱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各种经济调控手段正纳入市场规则运作，西方式的市场经济模式正在逐步形成。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各国经济已经呈现复苏，国内生产总值有了微升的势头。波兰最先走出低谷，1992—1994年3 年内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2.6%，3.8%和5%；其余各国以1994年的统计， 捷、匈增幅为2—3%，斯为4.8%。（以上4国西方称之为维谢格拉德集团），罗为3.4%，保2%，阿12%。但是总的说来，上述国家都还未能达到剧变前的水平。如阿1993年人均国内产值302美元，还不及1990 年的一半。捷1994年国内产值只及1989年的82%。
不难看出，在东欧各国经济转轨趋向稳定、资本主义制度重新确立之后，经济可能会有所恢复和发展。据西方经济机构预测，这一过程只有到21世纪才能见分晓。最近，匈科学院著名院士拜莱德·T ·伊万撰文称，东欧经济“到2000年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恢复到1988年的水平。”〔2〕
最近，东欧形势发展出现新的动向，左翼政党抬头。继1993年9 月波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后，1994年5月和12月， 匈和保社会党陆续上台执政；斯洛伐克和德国东部地区社会党亦日趋坐大。昔日波、匈、 保3国取代共产党政权的“民主制度”仅3—4年的光景就先后垮台，形势发展何其迅猛！之前，各国社会党尚处于在野党或议会反对党的地位，对未来大选的前景充满沮丧和失落感。1991年笔者采访匈社会党副主席，他预测下届大选（1994年）社会党最多也只能获得与上届大选相近的选票（即8%），也有可能被极右派击败，社会党根本不复存在了。 现在形势出现了180度的转变，这对社会党说来应是始料未及的。
西方媒体曾一度甚嚣尘上，担心东欧“共产主义又卷土重来”。但未曾许久，自认杞忧，逐渐平息，断定当今社会党执政并不意味着昔日共产党的重新统治。诚然，东欧社会党虽有作为共产党人的经历，但他们早已自觉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原则，成为社会党国际的信徒，在更迭共产党政权的“剧变”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现执政的社会党把仍坚持马克思传统的共产党派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加以反对和攻击。
总之，近年来东欧复杂曲折的历程为我们展示了可资比较的多层次多方位的空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现在回过头来反思原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总结其是非得失，比起过去就有了更为丰富、更为扎实的客观基础。
二、历史的共性：先天不足
二战前，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都属于欧洲资本主义体系。他们是在怎样的情况和条件下建立起共产党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呢？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溯源有助于揭示40多年后东欧剧变诸多复杂因素前后对应的缘由。
二次世界大战中，东欧各国有的加入轴心国，有的被德意法西斯占领。战后东欧各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主要不是靠自己打出来的，而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随着苏军解放了这些国家，共产党才得以上台执政。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虽然单独领导了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但也是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大气候下取胜的。根据雅尔塔协定，上述东欧各国被划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为东欧各国共产党执政带来了先天不足的历史共性。
把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是“外来势力强加给东欧的斯大林主义”这一历史积怨一直沉淀在民族意识的深层，在1947—48年，1956年和1968年曾以不同形式的对抗力图摆脱苏联的控制，直至80、90年代之交伴随着各国经济、政治的危机而总爆发了出来。
二战前，东欧各国除捷克名列世界十大工业国之外，其余各国均属比较落后的农业国（保、南、阿、罗）或农业工业国（波、匈），政治上大都是君主立宪制或军人独裁的资本主义国家；1918年波、捷仿效西方议会制建立了共和国。因此，摆在东欧各国面前的是如何解决好在饱经战争浩劫、生产力低下、资本主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课题。东欧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哥穆尔卡、哥特瓦尔特等立足本国国情提出建立有别于苏维埃制度的新型的人民民主模式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他们接纳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各派政治势力，组建了广泛的民族民主阵线的联合政府，实行适合特定历史阶段的民主改革。1945—48年，东欧各国对人民民主模式的探索开创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一种实践，无疑都是有益的，因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但是，这种探索不能不受到当时国际局势的制约和干扰。1947年东西方大国拉开了冷战的序幕：3月， 美国总统杜鲁门开始推行针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和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与之相抗衡，9 月在斯大林操纵下成立了欧洲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斯大林敦促东欧各国只能严格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随即把桀傲不驯的铁托开除出情报局并制裁了南斯拉夫。苏南冲突国际化带来的后果是，凡不按苏联模式、坚持走民族道路的共产党领导人均被扣上“反苏”、“右倾民族主义分子”、“铁托分子”等罪名而加以清洗，从而完全堵塞了东欧各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多样性的探索途径。
战后初期，在东欧各国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是几个阶级联合组阁的政府和实行多党议会的民主政体，经济上是国有、集体、私营和小生产的多种经济混合并存。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虽是共产党一党制，但流亡国外的君主立宪势力与之相对峙，而多种经济所有制同其它国家则是相同的。为此，上述8国在政治、经济， 乃至意识形态方面都始终存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反复较量和斗争，由人民民主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按当年各国党领导人的看法，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可是，1947—1948年，东欧政局出现了突变，共产党在大选中取得了执政的地位，各国普遍建立了无产阶级一党专政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场胜负的突变进程潜藏了至今还为东欧人民所诟病的道德和道义上的危机。这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是“谁胜谁负”问题。解放初期，罗、匈、波、捷、保各国共产党在议会中仅占少数，在政府中共产党只担任若干部门部长或国家首脑（国会主席和总理）的副职。可是在1947年几乎在同一时期内各国都披露了盟军驻欧军事部门苏联当局破获的一批试图发动政变的亲西方的“阴谋集团”和“反革命集团”。涉嫌与案件有关的是一大批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甚至包括国会主席或总理，遂即有的被捕入狱，有的流亡国外，他们所在的团体也被取缔或解散。共产党组成左翼联盟在议会中开展强大的舆论攻势，迫使议会开除右派党团代表。在这样特定的氛围下，各民主党派四分五裂，被迫另行改组或停止活动自行消亡。到1949年春各国就成了一党专政（罗、匈、民德、南、阿），有的虽残存其他党派，但已名存实亡，犹如摆设（波、保、捷）。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各国学者和知名人士对这段历史秘案提出了种种质疑，公开指责当年立案缺乏有力的证据，尽管某些活动涉嫌人物有亲西方的思想内因，但所网罗的政变事实颇有人为捏造之嫌。此外，有人更进一步指出，这是共产党当年为翦除异己而玩弄的权宜之计。这些言论即使在社会稳定时期也公开见诸书报杂志。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1989年剧变前夕某些国家出现要求恢复到1945年联合政府各党派共同执政的口号，盖源于此。
第二件事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合并。1948年东欧各国几乎在同一时间实行两党合并，作为迈向社会主义转折的重大标志。东欧社会民主党产生在巴黎公社之后的19世纪70年代。最初称为工人党，90年代更名为社会民主党或称社会党，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在有的国家还取得了执政的地位。它们历史悠久、党员众多，在工会组织中拥有很大势力，其影响比后来成立的共产党要大得多。这些政党深受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熏陶和浸透，逐渐分化为改良派和革命派。一战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洲革命形势的促使下，东欧各国的马列主义者联合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先后成立了共产党，参加第三国际。1919年3月21 日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匈社会党并联合夺权，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失败后两党分裂。本世纪20—30年代，东欧共产党受共产国际左倾思潮影响，从事过激的冒险行动，旋被各国当局所取缔；除捷共仍保留合法地位外，其余各国共产党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其人数和作用远远不及取得合法地位的社会党。有的共产党人跨党加入社会党开展有限的活动。由此可见，在东欧工运历史中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源远流长。
1948年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再次采取组织上的简单合并并没有取得思想上的统一。各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全面抄袭斯大林教条主义的理论作为建党治国的指导思想，其中之一就是随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阶级斗争必然会越来越尖锐，而主要危险是来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于是他们采取“溶化”社会民主党的步骤，不断发动清查运动，把社会民主党人从各级领导班子中加以清除，乃至肉体上消灭，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时隐时现的潜伏在党内，在各个重大历史时期都以不同方式得以传播。60年代中期东欧各国着手平反社会党的冤案，并同社会党国际改善关系，随后又同社会党执政的西德建立了外交关系。以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为代表的“新东方政策”在各国党内得以滋生的土壤和气候。80年代末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新形势下复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以上情况说明，东欧共产党执政命运是与苏联国际大背景息息相关，以后的态势也脱离不了沿着这一历史共性的逻辑发展。
三、东欧与苏联
东欧各国地理上位于苏联和西欧之间，在东西方冷战加剧的形势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既要受制于苏联大国，又要面临欧洲西方强国的进攻——东欧无疑是东西方集团矛盾的一个集中点。这一特殊的共性决定了外部环境，尤其是苏联大国对东欧政局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战后，东欧各国的建设需要仰承苏联大国的支撑。苏联的经济援助和双边贸易活动为东欧增强综合国力打下了物质基础。各国约80—90%的石油、电力和能源要依靠苏联提供，各国50—60%的出口贸易也是同苏联成交的。特别是在第一、二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经援起了重大的作用。进入70年代后，一些国家逐步向西方拓宽贸易渠道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虽然有所发展，但数额有限，如匈、保两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分别占贸易总额的24.5%和12—13%，还无法摆脱封闭型的经互会市场的束缚。苏联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加大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一体化”的力度，通过“华约”和“经互会”加紧对东欧的钳制。
现在就苏联领导人执政的不同时期来加以说明：
从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 赫鲁晓夫执政的这一时期，苏共在指导思想和路线上做了重大的调整，提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论断，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当和平共处；肯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民族特点和具体历史条件的重要性；苏南关系的恢复和改善为东欧各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松了绑。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个人迷信和违法案件的秘密报告为西方授之以柄，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反共高潮。东欧各国再次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不得不承受西方反共势力的挑战和干扰。继1953年东柏林工人骚乱之后，1956年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同年10月匈牙利事件，以及1961年民德构筑柏林墙后的边境流血事件等等，都成了与苏联有关的似了未了的历史积案。
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也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议，苏联利别尔曼经济学的讨论无疑给东欧探索改革之路带来了新的希望，但这种探索是有一定限度的。勃氏推行大国霸权主义的“有限主权论”，终于在1968年8 月以明火执仗的武力镇压了捷克“布拉格之春”运动，扼杀了这个国家方兴未艾的改革运动，也给当时波、匈、保、民德等正在酝酿和实行的改革进程带来消极的负面影响。
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1987年提出“新的政治思维”。是时苏联国力衰竭，他抛弃了前任大国霸权主义的“有限主权论”，主张苏联与东欧的关系应建立在“自由选择”、“绝对平等”和“互利合作”的原则基础上，给东欧各国带来了一定宽松的政治氛围。在这特定的条件下，戈氏“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逐渐在东欧各国舆论中起了导向和催化的作用，成了东欧执政的共产党内部裂变为各种反对党派别的政治旗帜，他的“民主化”和“公开性”被利用为取代共产党政权更迭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武器。1988年6月苏共19 次代表会议到1990年7月苏共28 大期间戈氏炮制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被确立为苏共纲领和基本的政治路线，这都进一步加快和深化了东欧演变的进程。
长期以来东欧共产党领导人唯苏联马首是瞻，亦步亦趋，丢掉了民族的旗帜。前保共总书记日夫科夫在历史反思中说道：“我们曾像是被戴上眼罩的马一样反复说，社会主义只能来自俄罗斯”。所以在东欧人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往往是已被扭曲异化为苏联强加的产物。
东欧是东西方军事集团对峙的前沿。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民族潮流时起时伏，而又同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交结在一起。东欧历次重大的社会动乱无不呈现出这种盘根错节的复杂局面。东欧各党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认真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去妥善地解决问题，而是动辄依仗苏军的武力镇压，致使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改革的呼声未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有效的疏导，极大地挫伤了民族感情和自尊这种孕育着社会道德和道义危机，当时局稳定时是以隐蔽的方法潜伏着，一旦出了乱子就会像火山般地爆发出来。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布拉格之春”和民德的“柏林墙”等等历史积案不可避免地都成了1989 —1990年之交各国政治危机的引爆点。
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
1956年的波匈事件，彻底暴露了全盘照搬适合战争年代的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所造成的严重危机。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和经济竞争成了主旋律；这就促使东欧各国领导人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问题。
东欧各国中，波兰、匈牙利率先进行改革，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思想和理论上的指导原则。1958年波经济学家提出中央计划与分散管理相结合的构想，这是在吸取南斯拉夫分权型经济模式的基础上发展为集权与分散相结合的蓝图。这一构想浅尝辄止，但却为匈所认同和加以发展。60年代中期，匈牙利提出了中央计划管理同商品关系和市场作用相结合的原则，1968年1月进入全面实施。是年4月捷克斯洛伐克通过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纲领，其广度和深度都比东欧其他国家高出一筹；这场号称“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虽然被扼杀在摇蓝里，但在东欧社会主义改革史上是不可泯灭的。70—80年代，除了阿尔巴尼亚外，东欧七国先后不同程度地卷进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之中，形成不可逆转的态势。
东欧经济改革的主要思路是，要在经济领域内放宽自由权、主动权，建立有控制的市场经济，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把企业经营效益同企业和劳动者的实际利益紧密挂钩，利润成了企业的活动中心。国家用贸易制度代替由官方统配原料和产品的做法，运用利润、价格、税收、分配和汇率等经济手段来调节企业的活动，使企业生产适应国民经济计划的运转轨道，使社会主义计划变得更加灵活有效。
这里有个观念上的更新：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从事商品生产的社会，商品与货币关系的发达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改革要给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广阔的场所，运用市场的竞争机制促使当时粗放型生产已陷入枯竭困境的东欧各国经济焕发生机。总之，这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也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一大革命。
东欧改革几起几落，各国起步进展不同，改革的深浅粗细各异，经历了好几个回合。
一般说来，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各国经济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以改革最先起步的波匈为例，波在70年代头3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0 %，工业年均增长12%，农业6%，职工收入年增长7.6%； 匈在改革头 5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5%，工业7%，农业5.5%，职工收入增幅6. 5%以上。这与经改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有关，又由于当时国际贸易市场价格稳定带来了好的机遇。
1973年秋，以石油危机为征兆的世界能源危机爆发和国际贸易市场恶化，70年代后5年间各国国民收入逐年回落。波由1976年增长6.8%，以后逐年只增长2.2%，匈很勉强地停留在年增长6%；捷由年增长5. 5%下降到逐年只增长3.3%左右；罗则由11.4%下降到7%以下。是时已潜伏了以后难以逆转的经济危机。
进入80年代重振旗鼓的东欧各国改革全面铺开。波匈经济曾出现过短暂的复苏，但很快又被1983年世界第二次能源危机所冲垮。 剧变前5年，波国民收入年增长在4.9%—2%上下起伏，低于1980年的10%以上；匈在2%—1%—0.6%左右徘徊；捷也只在2%左右转；南继续负增长。7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的兆头是时已开始明朗化了。
下面仅就经济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等深层次问题探究危机的主因、内因。
（1）发展战略问题。 东欧长期仿效苏联实行的是以速度为中心的赶超战略。赫鲁晓夫在1961年宣布要在20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勃列日涅夫则在1967年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当时苏联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东欧各国尾随之后也提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波1971年提出“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战略，并于1975年12月宣布“已进入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匈1975年提出用15—20年时间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罗提出198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继而于2000年进入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都是在各国已呈现经济衰落、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所提出的发展战略。
各国高速发展战略又都是建立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方位上运转。各国不顾自然资源、科技和资金不足等条件，贪大求全地去建立以冶金工业为龙头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片面超速发展重工业是以牺牲农业、轻工和压低消费为代价的，这就造成农、轻、重之间，尤其是农业与重工业之间比例的严重失调。罗缺乏铁矿砂和炼焦煤，但硬要兴建年产一千万吨钢的钢铁工业。1951—1980年罗工业总产值增32倍，农业仅2.3倍。波在同期重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0 .5%，农业仅为1.8%。保在70年代10年中重工业年增长率为8.6%，农业仅为1.9%。农业投资从70年代的15%下降到80年代的6—9%。 食品和轻工的投资从70年代的10%下降到80年代的3—4%。据统计，剧变前10年，东欧各国甲类工业（生产资料生产）和乙类工业（消费品生产）投资比重大约保持在4:1之间；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分别为3/4和1.4。 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造成农业长期滞后，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
捷、民德原有工业基础较好，其余各国工业基础均较薄弱。实行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的发展重工业，其结果投资规模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紧张。高消耗、低效益的重工业陷入粗放型经济日益枯竭的困境，成了国民经济沉重的包袱。匈虽在60年代大力发展农业，但它对工业企业的结构改革从未动过真格。所以匈也无法摆脱上述弊端的困扰。
70年代面对世界能源危机的挑战，各国未能作出适时调整经济政策的应变措施。他们囿于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合”与“自动适合”的理论，自信计划经济本身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发生不利变化时不受影响，且误测为这场危机的影响是短暂的。直到80年代第二次世界能源危机爆发才开始醒悟，但为时已晚；问题积重难返，已乏回天之力。总之，东欧各国都未能处理、协调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2）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 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上究竟是要计划，还是要市场；是以计划为主，还是以市场为主，二者又如何有机结合，各国始终存在着争议和矛盾。情况顺利时，多向建立市场机制倾斜；情况不利时，又强调计划，向指令性计划回归。这是由于传统的产品经济观影响的结果。匈、波经改曾改变了中央指令性计划，部分地触动旧体制，但在改革中没有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为取向的经改目标，总体设想只是建立产品的自由市场，而无劳动和资本的自由市场，新旧体制长期杂陈并存，使改革一波三折。
改革进程中，企业的固有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日益尖锐。采矿、电子、冶金机械、石油工业等国有大型企业亏损面越来越大，濒临于破产的边缘。如何搞好大型国有企业成了坚持改革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各国对经营不善的亏损大企业不是向市场引导扭亏为盈，而是由国家直接包揽扶植。如匈从1973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的50家大型企业（拥有70万工人，其产量占全国工业产量的50%，占出口产量的60%）每年不惜以2000亿福林，即占国家预算开支35%的资金来补贴其生存。保全国有1／4的企业也是靠国家补贴过日子，补贴资金高达5.67亿列弗，相当于预算支出的25%。其结果严重地阻碍了企业的结构改革，也窒息了市场机制的运转，最后导致改革的停滞。这种情况在其他各国也都普遍存在。国有大企业躺在国家身上继续“吃大锅饭”，不思改革。企业重实物产量轻价值核算，产品库压剧增，生产上不去，技术更新换代慢，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1966年捷的世界名优产品占全国产品的12.1%，到1978年仅占2%；1987 年累积库压产品达6500亿克朗，为当年国家预算的3倍。
东欧各国领导人指导思想上仍保留“一大二公”的传统观念，认为越大越是社会主义，而不管效益如何。70年代保、阿又把合作社归并为农工综合体，促使集体所有制“融合”到国家所有制。各国改革尽管有过建立国有经济为主体和其他多种形式所有制为辅助的总思路，但私有化进展缓慢，收效甚微。据统计，1986年各国公有经济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保、阿99.9%，匈94.5%，民德96.5%，波81.8%，罗95.8%，捷99.4%。这种所有制关系的单一化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3）财政补贴与外债问题。改革进程中，匈、 波等国为培育建立市场机制，在不同阶段多次放开过价格，自由价格面逐渐扩大。但随着经济衰落，人民对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日增，为了安抚群众情绪和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各国长期违背价值规律，不惜实行大量的补贴政策和举借外债的办法，来稳定物价，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这种“饮鸠止渴”的短期政策不仅使改革倒退，而且更加触发了经济危机，达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80年代，各国用于居民生活资料的财政补贴均超过预算支出的30%。波仅用于食品补贴的费用由70年代占国家预算支出的20%基础上又翻了一番，高达40%以上。保的财政补贴占预算支出的33%左右。捷每年拨给农业和交通方面的补贴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5%。民德用于各种补贴的费用更是超过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总额。
在向西方举借外债方面更是惊人。1971—1981年10年中，东欧地区的外债猛增5—28倍。随后更是扶摇直上，截止1989年底， 各国外债的指数是，波为410亿美元（人均外债1055美元），匈为207亿美元（人均2000美元，居东欧国家之首），民德为184亿美元，保为110亿美元，捷为74亿美元。南1981年为201亿美元，罗1981—1985年间为140亿美元。80年代进入还债高峰期，年还债率均超过25%，波甚至高达106%， 大大超过了偿付能力。各国为了还债捉襟见肘，疲于应付，不得不乞求西方推迟还债，或被迫向西方做种种让步；罗则要老百姓勒紧裤带强行还债，当齐奥塞斯库自我夸耀已甩掉了外债包袱时，也正是自身垮台之日。
短暂的“虚假繁荣”随着矛盾的激化而烟消云散。从1987年下半年到1989年底之间，东欧各国领导人面对经济急剧恶化的形势束手无策，改革方寸大乱。波的改革屡遭团结工会的冲击而陷入瘫痪；匈的改革时断时续而无计可施；保、捷的改革尽在文山会海里兜圈子；民德的改革半途而废，甚至收紧原已放宽的某些政策；罗则转而大批“市场社会主义”，全面放弃改革；阿始终反对改革，保持封闭型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与此同时，竞相探索改革危机和寻求国家出路为宗旨的各种政治派别蜂涌而出，要求共产党下台的呼声迭起。在内外交困下，各国都把全面加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应急措施提上日程。1989年5、6月开始，各国的改革已不是沿着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途径发展而是朝着资本主义的方位逆转。
80—90年代之交，东欧各国政局风云突变，扑朔迷离，但还是有轨迹可寻的。主要是经济状况恶化，改革陷进了死胡同，各种矛盾激化已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而引起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思想方面的大动荡，导致共产党政权的丧失。
二战后，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以空前的速度增强了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它们并不是我们过去所想像的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而是具有极大的生命力；恰恰相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却偃旗息鼓，黯淡失色。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去认真思考。二战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实力超过奥地利，是名列世界前10名的工业富国；到了1989年两国对调了方位：奥人均国民收入为17,820美元，占世界第11位，而捷人均国民收入不足5000美元，跌到世界第33位。保加利亚与邻国希腊人口、面积、自然资源相当，长时期内两国人均国民收入也近似，到了80年代，保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希腊的54.8%。上述这种强烈的反差给人以启示，说明世界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需要适应时代变迁以求生存和发展的自我完善的变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 〕那种沉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和“自动适合”的理论误区里墨守成规，不思变革，其结果必然要受到优胜劣汰客观规律的惩罚。
注释：
〔1〕1992年6月19日捷克斯洛伐克分成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
〔2〕《中欧损失了十年》，见匈《民族报》，1995年5月3日。
〔3〕《马恩全集》第27卷，第4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