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策动日本全面侵华的实际罪魁
——近卫文磨
孙丽娟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1期
【原文出处】《九江师专学报：哲社版》1995年03期第33-36页
【作者简介】孙丽娟：九江师专政法系
[内容提要]本文笔者经过查阅历史资料和审慎分析，认为策动日本全面侵华实际罪魁，不是东条英机等战犯，而是近卫文磨。
[关键词]策动 侵华 罪魁 近卫文磨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八年抗战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百余年来中国抵抗外国的侵略的战争无不遭受失败，抗日战争是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1945年8月15日， 德意日法西斯营垒中的最后一个堡垒——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9 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 ”战列舰上分别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历时八年的中国抗日战争，终于以日本军国主义彻底失败而告胜利结束。9月3日从此被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日本策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与它应负的历史责任，历史早就作出了结论。然而，在日本国内总有些人为侵略战争辩护，推卸侵略战争责任，妄图翻案。日本的一些历史著作，多是把侵略中国的责任推给少壮军人或军部，而把真正的侵华策划者掩藏在历史的帷幕内。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如一般舆论认为，战争狂是东条英机，杀人不眨眼的南京大屠杀祸首是松井石根、谷寿夫。他们固然是杀害中国人民的罪魁祸首，但笔者经过查阅资料与考察后认为，策动日本全面侵华实际罪魁应是近卫文磨。
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混乱与革命危机年代。三十年代，日本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1932年发生了“五·一五”事件，即由法西斯下级军官发动的企图建立法西斯专政的政变，推翻了政会犬养内阁，迈出了日本法西斯第一步。“五·一五”事件后，成立了包括军部、官僚和政党的斋藤内阁，一再对军部让步，如增加军费、扩大对华的侵略……。1936年2月26日，22 名皇道派军官率领1000余名士兵发动武装政变（即“二·二六事件”），被统制派镇压， 政变失败。统制派趁机扩大军部势力，为法西斯政权建立铺平了道路。1937年6月4日，大贵族近卫文磨亲王当首相，立即组成以力图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势力的近卫内阁。近卫内阁积极策动以“七七事变”为起点的全面侵华战争。可以说，近卫文磨首相所组成的内阁标志着法西斯政权的建立。
从1937年6月近卫文磨“法西斯内阁”到1941年10 月东条英机的“战争内阁”，在此四年多时间里，近卫文磨在日本侵华“事业”中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为何认定他是策动全面侵华的罪魁？
诚然，日本侵略中国，称霸东亚，吞并世界的野心由来已久；但由于其综合国力不足，国际关系尚无法迅速协调到有利日本的状态，还难以全面实施上述政治目标。就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一段时间，日本也只能制定有限的战争目标，以局部战争推进其“大陆政策”。直至近卫文磨上台后，由他组建的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近卫内阁”，便立即着手策动全面侵华战争。芦沟桥事变前夕，种种预兆已显示日本军国主义在华北策划一个新的重大事件，当时华北形势十分险恶，令人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近卫文磨宣称，“当时中日间已至非武力解决不可的程度。”（《日本政界二十年——近卫手记》，高夫原等译，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当日军挑起芦沟桥事变之后，近卫内阁立即提出“确保”平津地区，以控制冀察的战略目标；后几经修改、扩大，更提出了全面灭亡中国的战争目标。这一过程主要经历了“芦沟桥事变”和“上海事变”两个阶段。可见，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发动是在战争目标迅速升级，由蚕食中国领土和主权升级为全面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完成的。
在策动“七七事变”中，近卫文磨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罪责；同时更主要的是他采取了促进日本全面侵华的政策与措施。具体表现是：
近卫文磨首先控制国策研究团体——昭和研究会，并向内阁呈交了一份《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法》的文件，认为：汉口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楔子”，“为了摧毁抗战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木户日记研究会：《木户幸一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由于当时日本政府内部意见不一，近卫文磨于1938年内先后三次发表对外声明。第一次是在1938年1 月御前会议作出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遭到参谋本部的反对。因为参谋本部对侵华战争的前景心中无数，担心陷入欲罢不能的持久消耗战中，不利于对苏备战。近卫对此不能容忍，怒斥地说：“参谋本部实在太软弱！”（原田熊雄：《古园寺公与政局》第六卷，1951年出版）海相米内光政进而威胁道，“如果参谋本部不信任政府，那么不是参谋本部辞职，便是政府辞职。”（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上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出版）经过一番周折后，参谋本部被迫让步。内阁召开会议，决定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当晚近卫上奏天皇，1838年1月16日，正式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 声明称：“帝国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兴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日本外相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年）》）
第一次近卫声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一些人对此方针产生了怀疑，认为“撤销对蒋政权的承认，会使它陷入极端绝望的境地，它将拼死地同日军作困兽之斗”。（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上册）5月，近卫改组内阁， 罢免了对第一次近卫声明负有直接责任的外相广田弘毅，换上了主张日蒋继续“和谈”的宇垣一成。宇垣一上台就对海内外记者表示，中国方面在有根本变化时可以考虑和平问题。
10月日军攻占了汉口，蒋介石政府被赶到了重庆。但中国的抗战能力并没有被摧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也没有被瓦解，战争愈益显示出旷日持久的特点。这样，作为摆脱侵华战争僵局的手段，外交诱降上升为主要的策略。11月3日，近卫发表第二次声明， 一方面断定蒋政权已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另一方面却说，倘若它放弃以往的抗日容共政策，愿意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那么日本政府是不会拒绝的、老奸巨滑的宇垣以孔祥熙为对手、蒋介石为目标的诱降丑剧拉开了帷幕。日方提出了以重庆政府参加建立或合并新的中央政权和蒋介石下野等为条件。蒋介石坚决反对并撤回谈判代表。
宇垣诱降与第二次近卫声明虽遭挫折，但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与日本情投意合。他于12月18日，率其妻陈璧君、秘书曾仲鸣等人逃到昆明，次日抵河内。按预定计划，22日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即所谓《中日关系之根本调整方针》。29日汪精卫公然在河内通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汪精卫叛国投敌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声讨。汪蒋之间的裂痕再也无法弥补，日本以汪为桥梁，诱蒋投降的道路也就完全封死了。而且汪精卫继续留在河内对日本来说是危险的，因此，日本政府派陆军省的影佐祯昭、外务省的矢野征记等人于1939年5月把汪接到上海。
1939年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是否加入德、意、日轴心集团展开了争辩。大部分成员主张加入，近卫文磨是其中最坚定分子之一，他对别人的意见根本不听。
日本侵华战争目标的升级，必然导致其军事行动的升级。近卫内阁上台伊始，日本帝国主义便制造一系列事端：7月7日挑起芦沟桥事变。7月11日，近卫内阁决定向华北派兵7个师团，并发表声明称：“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为掩盖其侵略行径，近卫将“芦沟桥事变”称为“华北事变”，后又改为“中国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7月30日， 日军侵占北平和天津；11月12日占领上海；12月13日占领南京，制造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30多万无辜百姓死于日寇刀枪之下。1938年1 月，御前会议作出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并立即由陆军省军务课以首相和参谋总长的名义，用“至急、亲展、极密、暗号”专电通知侵华日军各头目。1938年10月，日军侵占了广州和武汉。至此，日军在中国投入的兵力已达24个师团，连同后勤人员共达100万人。 由于中国军民英勇抵抗，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受阻，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近卫文磨上台以后，为适应其全面侵华战争需要，又进一步推进了日本法西斯化。
首先，全面改革行政机构，健全法西斯体制。近卫内阁成立后，立即把五相会议制度化，确立了少数阁僚制定国策制度，可以使权力更加集中。而且陆、海相通过军部大臣武官现役制控制了内阁。近卫内阁又于1937年11月设立了大本营，作为最高统治机关，加强政务与军事的联系。此外，还将原来的企划厅与物资局合并，改为企划院，作为统制经济的中枢机构，积极推进了日本国民经济的军事化。
第二，制定“国家总动员法”，将日本纳入战时体制。它是在军部指导下，由企划院草拟的，其目的在于把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完全置于法西斯官僚的统治下，以实行战时总动员。军部和近卫内阁以暴力手段强迫议会通过这个反动法案，以适应战时需要。据此。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对各种物资的征用、调配和消费的调整、劳动力的统治以及军需生产的扩大，把一切人力、物力和资金都用于战争，使日本国民经济完全步入战时轨道，建立了服从于侵略战争的战时体制。
第三，制定各种法制，加强对国民经济的统治，并实行战时财政。“七七事变”后，近卫内阁就追加9700万日元的军费，8月又追加4.2亿日元。在第72次临时议会上以追加预算的形式通过20.75 亿日元的临时军费。这样，就使日本的财政完全转为战时财政。近卫内阁还制定了“产业统制法”、“输出入临时措施法”、“临时资金调整法”等等，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压制民间工业，将资本、劳动、物资都投入军需工业。1937 年陆军省向内阁提出《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 规定了1937～1941年的战争物资生产。该计划与参谋部的《战争准备计划方针》等文件相适应。
第四，近卫内阁为了实行思想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采用了残酷手段镇压民主主义和反法西斯斗争。近卫于1937年9 月强行推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向人们灌输“东亚共荣圈”、“建设东亚新秩序”等征服世界的思想。1938年又将这个运动改称为“兴亚奉公运动”，规定每月1日为“国旗饭盒日”。 所谓“国旗饭盒”就是在饭盒里只盛饭，中间放上一枚红酸梅代替菜，表面看起来如同太阳旗。与此同时，还采取各种办法激发“民族意识”，如在大街小巷到处播放内阁情报局选定的“爱国进行曲”。
第五，近卫内阁对思想、文化、娱乐活动实行严厉的战时统治。如严加检查出版物。1938年给《中央公论》杂志以禁止发行处分，理由是该杂志刊载的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中描写了日军在中国的残暴行为。为了使电影服务于侵略战争，下令禁止拍摄揭露社会黑暗、表现自由主义，直至描写恋爱的影片，也只能制作与“国家共命运”的鼓吹对外侵略，宣扬日军“英勇作战”的电影，如《上海陆战队》、《扬子江舰队》等等。在教育方面，为了适应战时体制，进一步加强军国主义教育，文部省编纂了宣扬天皇主义的《国体本义》，并把它分发给全国各个学校。同时还实施青年学校义务制，强迫80%以上男女青年入“青年学校”，培养加强国防和推进法西斯化的“骨干人员”。此外，近卫内阁还加强对民主势力和反法西斯主义的镇压。如1937年12月，借口逮捕400多名革命和进步人士， 并下令解散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逮捕东京大学教授大内兵卫军经济学者集团。河合荣治郎也遭到起诉，连他的著作也被禁止发行。
总之，大量事实表明，近卫文磨是日本策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罪魁。正因为如此，恶贯满盈的大战犯近卫文磨最后畏罪自杀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个历史教训应当牢牢记取，中日两国人民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反对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复活，反对战争这是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历史揭示的真理。
收稿日期：1995—05—04^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1期
【原文出处】《九江师专学报：哲社版》1995年03期第33-36页
【作者简介】孙丽娟：九江师专政法系
[关键词]策动 侵华 罪魁 近卫文磨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八年抗战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百余年来中国抵抗外国的侵略的战争无不遭受失败，抗日战争是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1945年8月15日， 德意日法西斯营垒中的最后一个堡垒——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9 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 ”战列舰上分别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历时八年的中国抗日战争，终于以日本军国主义彻底失败而告胜利结束。9月3日从此被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日本策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与它应负的历史责任，历史早就作出了结论。然而，在日本国内总有些人为侵略战争辩护，推卸侵略战争责任，妄图翻案。日本的一些历史著作，多是把侵略中国的责任推给少壮军人或军部，而把真正的侵华策划者掩藏在历史的帷幕内。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如一般舆论认为，战争狂是东条英机，杀人不眨眼的南京大屠杀祸首是松井石根、谷寿夫。他们固然是杀害中国人民的罪魁祸首，但笔者经过查阅资料与考察后认为，策动日本全面侵华实际罪魁应是近卫文磨。
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混乱与革命危机年代。三十年代，日本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1932年发生了“五·一五”事件，即由法西斯下级军官发动的企图建立法西斯专政的政变，推翻了政会犬养内阁，迈出了日本法西斯第一步。“五·一五”事件后，成立了包括军部、官僚和政党的斋藤内阁，一再对军部让步，如增加军费、扩大对华的侵略……。1936年2月26日，22 名皇道派军官率领1000余名士兵发动武装政变（即“二·二六事件”），被统制派镇压， 政变失败。统制派趁机扩大军部势力，为法西斯政权建立铺平了道路。1937年6月4日，大贵族近卫文磨亲王当首相，立即组成以力图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势力的近卫内阁。近卫内阁积极策动以“七七事变”为起点的全面侵华战争。可以说，近卫文磨首相所组成的内阁标志着法西斯政权的建立。
从1937年6月近卫文磨“法西斯内阁”到1941年10 月东条英机的“战争内阁”，在此四年多时间里，近卫文磨在日本侵华“事业”中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为何认定他是策动全面侵华的罪魁？
诚然，日本侵略中国，称霸东亚，吞并世界的野心由来已久；但由于其综合国力不足，国际关系尚无法迅速协调到有利日本的状态，还难以全面实施上述政治目标。就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一段时间，日本也只能制定有限的战争目标，以局部战争推进其“大陆政策”。直至近卫文磨上台后，由他组建的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近卫内阁”，便立即着手策动全面侵华战争。芦沟桥事变前夕，种种预兆已显示日本军国主义在华北策划一个新的重大事件，当时华北形势十分险恶，令人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近卫文磨宣称，“当时中日间已至非武力解决不可的程度。”（《日本政界二十年——近卫手记》，高夫原等译，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当日军挑起芦沟桥事变之后，近卫内阁立即提出“确保”平津地区，以控制冀察的战略目标；后几经修改、扩大，更提出了全面灭亡中国的战争目标。这一过程主要经历了“芦沟桥事变”和“上海事变”两个阶段。可见，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发动是在战争目标迅速升级，由蚕食中国领土和主权升级为全面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完成的。
在策动“七七事变”中，近卫文磨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罪责；同时更主要的是他采取了促进日本全面侵华的政策与措施。具体表现是：
近卫文磨首先控制国策研究团体——昭和研究会，并向内阁呈交了一份《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法》的文件，认为：汉口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楔子”，“为了摧毁抗战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木户日记研究会：《木户幸一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由于当时日本政府内部意见不一，近卫文磨于1938年内先后三次发表对外声明。第一次是在1938年1 月御前会议作出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遭到参谋本部的反对。因为参谋本部对侵华战争的前景心中无数，担心陷入欲罢不能的持久消耗战中，不利于对苏备战。近卫对此不能容忍，怒斥地说：“参谋本部实在太软弱！”（原田熊雄：《古园寺公与政局》第六卷，1951年出版）海相米内光政进而威胁道，“如果参谋本部不信任政府，那么不是参谋本部辞职，便是政府辞职。”（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上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出版）经过一番周折后，参谋本部被迫让步。内阁召开会议，决定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当晚近卫上奏天皇，1838年1月16日，正式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 声明称：“帝国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兴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日本外相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年）》）
第一次近卫声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一些人对此方针产生了怀疑，认为“撤销对蒋政权的承认，会使它陷入极端绝望的境地，它将拼死地同日军作困兽之斗”。（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上册）5月，近卫改组内阁， 罢免了对第一次近卫声明负有直接责任的外相广田弘毅，换上了主张日蒋继续“和谈”的宇垣一成。宇垣一上台就对海内外记者表示，中国方面在有根本变化时可以考虑和平问题。
10月日军攻占了汉口，蒋介石政府被赶到了重庆。但中国的抗战能力并没有被摧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也没有被瓦解，战争愈益显示出旷日持久的特点。这样，作为摆脱侵华战争僵局的手段，外交诱降上升为主要的策略。11月3日，近卫发表第二次声明， 一方面断定蒋政权已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另一方面却说，倘若它放弃以往的抗日容共政策，愿意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那么日本政府是不会拒绝的、老奸巨滑的宇垣以孔祥熙为对手、蒋介石为目标的诱降丑剧拉开了帷幕。日方提出了以重庆政府参加建立或合并新的中央政权和蒋介石下野等为条件。蒋介石坚决反对并撤回谈判代表。
宇垣诱降与第二次近卫声明虽遭挫折，但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与日本情投意合。他于12月18日，率其妻陈璧君、秘书曾仲鸣等人逃到昆明，次日抵河内。按预定计划，22日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即所谓《中日关系之根本调整方针》。29日汪精卫公然在河内通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汪精卫叛国投敌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声讨。汪蒋之间的裂痕再也无法弥补，日本以汪为桥梁，诱蒋投降的道路也就完全封死了。而且汪精卫继续留在河内对日本来说是危险的，因此，日本政府派陆军省的影佐祯昭、外务省的矢野征记等人于1939年5月把汪接到上海。
1939年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是否加入德、意、日轴心集团展开了争辩。大部分成员主张加入，近卫文磨是其中最坚定分子之一，他对别人的意见根本不听。
日本侵华战争目标的升级，必然导致其军事行动的升级。近卫内阁上台伊始，日本帝国主义便制造一系列事端：7月7日挑起芦沟桥事变。7月11日，近卫内阁决定向华北派兵7个师团，并发表声明称：“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为掩盖其侵略行径，近卫将“芦沟桥事变”称为“华北事变”，后又改为“中国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7月30日， 日军侵占北平和天津；11月12日占领上海；12月13日占领南京，制造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30多万无辜百姓死于日寇刀枪之下。1938年1 月，御前会议作出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并立即由陆军省军务课以首相和参谋总长的名义，用“至急、亲展、极密、暗号”专电通知侵华日军各头目。1938年10月，日军侵占了广州和武汉。至此，日军在中国投入的兵力已达24个师团，连同后勤人员共达100万人。 由于中国军民英勇抵抗，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受阻，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近卫文磨上台以后，为适应其全面侵华战争需要，又进一步推进了日本法西斯化。
首先，全面改革行政机构，健全法西斯体制。近卫内阁成立后，立即把五相会议制度化，确立了少数阁僚制定国策制度，可以使权力更加集中。而且陆、海相通过军部大臣武官现役制控制了内阁。近卫内阁又于1937年11月设立了大本营，作为最高统治机关，加强政务与军事的联系。此外，还将原来的企划厅与物资局合并，改为企划院，作为统制经济的中枢机构，积极推进了日本国民经济的军事化。
第二，制定“国家总动员法”，将日本纳入战时体制。它是在军部指导下，由企划院草拟的，其目的在于把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完全置于法西斯官僚的统治下，以实行战时总动员。军部和近卫内阁以暴力手段强迫议会通过这个反动法案，以适应战时需要。据此。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对各种物资的征用、调配和消费的调整、劳动力的统治以及军需生产的扩大，把一切人力、物力和资金都用于战争，使日本国民经济完全步入战时轨道，建立了服从于侵略战争的战时体制。
第三，制定各种法制，加强对国民经济的统治，并实行战时财政。“七七事变”后，近卫内阁就追加9700万日元的军费，8月又追加4.2亿日元。在第72次临时议会上以追加预算的形式通过20.75 亿日元的临时军费。这样，就使日本的财政完全转为战时财政。近卫内阁还制定了“产业统制法”、“输出入临时措施法”、“临时资金调整法”等等，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压制民间工业，将资本、劳动、物资都投入军需工业。1937 年陆军省向内阁提出《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 规定了1937～1941年的战争物资生产。该计划与参谋部的《战争准备计划方针》等文件相适应。
第四，近卫内阁为了实行思想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采用了残酷手段镇压民主主义和反法西斯斗争。近卫于1937年9 月强行推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向人们灌输“东亚共荣圈”、“建设东亚新秩序”等征服世界的思想。1938年又将这个运动改称为“兴亚奉公运动”，规定每月1日为“国旗饭盒日”。 所谓“国旗饭盒”就是在饭盒里只盛饭，中间放上一枚红酸梅代替菜，表面看起来如同太阳旗。与此同时，还采取各种办法激发“民族意识”，如在大街小巷到处播放内阁情报局选定的“爱国进行曲”。
第五，近卫内阁对思想、文化、娱乐活动实行严厉的战时统治。如严加检查出版物。1938年给《中央公论》杂志以禁止发行处分，理由是该杂志刊载的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中描写了日军在中国的残暴行为。为了使电影服务于侵略战争，下令禁止拍摄揭露社会黑暗、表现自由主义，直至描写恋爱的影片，也只能制作与“国家共命运”的鼓吹对外侵略，宣扬日军“英勇作战”的电影，如《上海陆战队》、《扬子江舰队》等等。在教育方面，为了适应战时体制，进一步加强军国主义教育，文部省编纂了宣扬天皇主义的《国体本义》，并把它分发给全国各个学校。同时还实施青年学校义务制，强迫80%以上男女青年入“青年学校”，培养加强国防和推进法西斯化的“骨干人员”。此外，近卫内阁还加强对民主势力和反法西斯主义的镇压。如1937年12月，借口逮捕400多名革命和进步人士， 并下令解散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逮捕东京大学教授大内兵卫军经济学者集团。河合荣治郎也遭到起诉，连他的著作也被禁止发行。
总之，大量事实表明，近卫文磨是日本策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罪魁。正因为如此，恶贯满盈的大战犯近卫文磨最后畏罪自杀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个历史教训应当牢牢记取，中日两国人民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反对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复活，反对战争这是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历史揭示的真理。
收稿日期：1995—05—04^